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分析

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分析（共7篇）

1.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分析 篇一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当前中国周边问题主要是朝韩问题、缅甸问题和巴基斯坦地区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美国“上兵伐谋”战略的产物。

关于朝韩问题，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核扩散上，但戴旭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更加关注南北韩的的统一和朝美建交问题，以及建交后的朝鲜政治走向。考虑到朝鲜的综合国力，美国真正惧怕的不是核弹，而是东亚力量格局的改变。核试验只是朝鲜外交战术的虚晃一枪，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高谈判价码，以为未来国家开放创造和平环境。

缅甸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想改变其国家政权，换成亲美的，从而威胁中国的马六甲海峡通道，其他的问题都是表象。

现在有些人在设想中美未来开战会怎样，但在戴旭先生看来，中美直接开战只是一种想像。大国的较量目前都在上兵伐谋的层面上，在很多的地方暗中角力。例如在中亚。关于印度，印度对几乎把印度洋当作“印度湖”来控制。为了印度洋的海上油路，需要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

关于台湾问题，戴旭先生预料台海不会有大问题。原因之一在于陈水扁，他从上台之前就喊着要台独，到现在已经要卸任了，还没有胆量真独立。可见陈水扁实际上是想牺牲自己的政治信用，来为民进党趟路。民进党的真正意图是把持政权，而不是台湾独立。原因之二在美国，美国现在主要忙的是伊拉克和伊朗，无暇东顾，因此中美关系在5~10年之内不会破裂。台湾问题的解决，应当靠多管齐下。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思想一直以来就是远交近攻，对华真正友好不太可能。日本遏制中国的动机是最强的，但这个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否会酿成真正的不安定，取决于其他不安定因素的发展。

戴旭先生认为，中国缺乏顶层设计和长远战略。“韬光养晦”的指导思想公开之后，不仅大国放手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连一些撮尔小国也敢打上门来。孙子兵法说的是“先胜而后战”，“谋定而后动”，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英国和日本，在崛起之前就有了明确的国家战略，对国家的陆权海权有了详细地分析和明确的定位，并且集合全国人民之力来有计划地稳步地实现。反观印度，其国家战略长期以来就是国际投机，因此难有大的发展。国家战略确定后，是军事战略的制定。戴旭先生认为，中国应树立“蓝色国防观”，向海洋和天空迈进。空军上校戴旭先生应邀到乌有之乡书社，作了题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的讲座。

2.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分析 篇二

一、湖南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1、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是我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区域。而“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出台,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从构想大步走向现实,也为各省市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指明了方向。就湖南而言,湖南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商品输出地和货运枢纽, 如湖南的安化作为南北两条茶马古道的中心起点,自隋唐以来,湖南的瓷器、茶叶、丝绸伴随着悠悠驼铃运送到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湖南作为沟通南北、 连贯东西的大通道,拥有湘江、洞庭湖等多条黄金水道,为开展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湖南的区位优势和交通设施,仍然发挥着连接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因而,湖南应该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潜力,继续在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2、提升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对湖南来说,“十三五”时期将是湖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湖南篇章的关键时期。而这个阶段湖南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技术、市场、 资源,在国内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情况下,只有主动融入国际市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才能在更广范围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 这就需要湖南主动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在抢抓机遇中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科学发展。而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是不仅可以弥补资源约束瓶颈带来的弊端,而且可以作为提升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3、经济新常态下湖南经济转型发展寻求发展动力创新的需要

2014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速度放缓和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湖南整体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据湖南省统计局数据,2014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元,进出口总额为200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高达103亿美元。可见,外向型经济对湖南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经济新常态下湖南经济转型发展仍然需要高度关注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从而为湖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湖南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关注外部市场,而扩大开放是最重要的途径。转型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外部市场环境,这是因为,当前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不太明显,因而,转型发展必须关注国际市场,而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是最便利,也是最合理的选择。此外,推动转型发展要要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这就要求必须寻求国际伙伴开展相关合作。

第二,深化湖南改革要扩大开放。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到底如何改,如何改得更有效, 这就需要有战略的眼光,具有国际视野,而借助开放来推动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创新,是争取改革取得更大成效的重要选择。

第三,发挥湖南综合优势要扩大开放。湖南有着区位、人文、资源、产业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如何释放这些优势,不仅需要湖南自身企业充分把握湖南综合优势,而且更需要吸引国际上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以此推动湖南的综合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二)可行性

1 、 区位优势

湖南处在中三角、长三角、珠三角的结合区域位置,地理位置十分优越。2013年,习总书记视察湖南时提出了“一带一部”战略,更是为湖南的区域定位与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凸显了湖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如今,湖南拥有了海、陆、空完善的立体交通格局,尤其是京广高铁、沪昆高铁(将开通)、渝厦高铁交汇于长沙,使得长沙成为国内最核心的铁路枢纽之一。而密布的高速公路网,也使得湖南境内形成了三小时经济圈, 当前,湖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5000公里,居全国第四。此外,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位列中部第一。岳阳城陵矶亿吨大港通江达海,与世界各港口直接相连。这样的区位条件以及交通优势,使得湖南可以快速实现通江达海,走出去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

2、资源优势

湖南历史悠久、物产丰饶,素有“有色金属之乡”、“花炮之乡”、“鱼米之乡”、“非金属矿产之乡”等美誉,这些资源优势既是湖南走出去发展的重要支撑力,也是湖南吸引众多海内外企业投资的基础。如中亚几个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活必需品大部分依赖进口,这为湖南农产品、工程机械等优势资源拓展市场提供了空间,在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过程中,可以做到资源优势互补,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提高湖南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另如湖南拥有益阳黑茶、古丈毛尖等符合清真食品标准的农产品资源,相关符合标准的企业600多家,在全球20亿清真产品消费者的市场当中,湖南完全可以借助与中亚穆斯林国家搭建的清真产品合作销售平台销售,其市场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3、产业优势

近年来,湖南注重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形成了基础扎实且完备的产业体系,涌现了数十个年产值过千亿元的支柱产业,如湖南形成了工程机械、 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钢铁冶炼、有色加工、文化创意、食品烟草、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等一大批优势产业,这些产业目前也成为湖南走出去发展的几大产业之一,尤其体现在与东盟国家、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过程中,湖南的产业优势十分明显,也成为支撑着整个湖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典范。因此,借助湖南的产业发展优势,加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力度,不仅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还可以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4、科技文化优势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自古以来湖南都是人才辈出之地,人文优势十分明显,拥有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商学院等一批拥有特色学科且优势明显的科技与教育资源,对于开展产学研结合,推进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是十分有利的,同时,湖南近几年也加快了研发投入,2013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R&D项目5769个,比2008年增加了3404个,年均增速为28.8%, 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有效地支撑了湖南优势产业的发展,为湖南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更大的支持。

5、人缘优势

一是侨联资源广泛。近年来,湖南省侨联利用侨联广泛的人脉资源与商务资源,联合商务厅推进湖南与港澳等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2013年1月省侨联、省商务厅与香港裕华国货共同签订了《促进湘港两地经贸合作项目框架协议》,湖南与香港等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此也建立了长期的经贸合作关系,促进了湖南与周边地区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双赢,在湖南省引进的外资中, 侨港澳资占2/3以上。另外,近年来,湖南省外侨办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湖南发展相结合,大力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先后参与了中意三年行动计划,中俄两江流域合作、中德可持续发展对话,促成了中意设计中心、中意技术转移中心、亚欧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等一批国际机构落户湖南。同时,为湖南企业赴境外开展业务提供便利,促进了湖南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如今,长沙机场的航线网络已经辐射港澳台及韩日、东南亚等118个大、中城市,更加有利于湖南开展“引进来”与 “走出去”。

二是商会“搭桥”。商会作为搭建政府与企业平台的重要载体,在湖南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香港湖南商会、 台湾湖南商会、泰国湖南商会、老挝湖南商会、越南中国商会湖南企业联合会等陆续成立,借助这些商会的有效资源,为湖南主动融入与商会所在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提供了重要载体。此外,在与东南亚地区开展国家经贸合作的过程中,基于广大华侨较深的血脉,与湖南的民间往来也愈发密切,对于密切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撑。

因此,湖南的区位、资源、科技文化、产业优势以及人缘优势对开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有着重要的功用,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并通过经贸合作来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二、湖南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成效与问题

(一)主要成效

一是经贸合作规模进一步扩大。近年来,尽管受到国际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但湖南的外贸、引资、 对外投资 规模都实 现了稳步 增长 。 近五年来 (2009-2014),湖南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09年的101.5亿美元到2014年突破300亿美元,全省实际利用外资从2009年的45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02.66亿美元,两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

二是招商引资质量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湖南通过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大力承接产业转移,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户湖南,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有131家来湘投资,总数居中部第一,其中尤其是上海大众、广汽菲亚特、蓝思科技、富士康、欧姆龙、 台达电子等一批战略项目的相继落户,带动了湖南汽车、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开放平台建设进一步夯实。湖南目前已经拥有了2个综合保税区(衡阳综合保税区和湘潭综合保税区),6个国家承接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13个国家级园区、80家省级及省级以上园区等开放平台,平台数量在中西部地区位列前茅,同时,还推进了长沙、衡阳、郴州、永州“内陆无水港”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是对外经贸活动实效进一步增强。如2014年12月湖南省贸促会与长沙市人民政府等联合主办了湖南(台湾)经贸文化跨年活动周活动,2015年6月湖南省商务厅和省外事侨务办公室联合主办了 “非洲国家驻华使节湖南行”活动等重大经贸合作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湖南的开放度和影响力。

(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湖南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既面临不少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

机遇主要有四点:第一,有利的因素在增加。尽管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大,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互利共赢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资源、 市场、技术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也由此促进了经贸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广,有利的因素在增加;第二,国际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推进,使得湖南开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潜力更大; 第三,习总书记关于湖南“一带一部”的定位要求,为湖南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国家也会就开放型经济给予较大的支持和鼓励,这为湖南开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第四,湖南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提供了基础。

挑战主要有四点:第一,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汇率变动频繁,人民币升值压力大,扩大出口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新兴经济体复苏进程放缓,将削弱各国参与经贸合作的动力,此外,国际贸易壁垒的增多增大了国际经济合作的难度;第二,传统的劳动力低成本等生产要素优势不再,直接降低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如当前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工人月薪约500美元,但位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印尼约300美元、越南约250美元,甚至还有一些国家低端加工行业的工人月薪还不到100美元,如柬埔寨、孟加拉国等;第三,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开展合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对湖南如何在开放合作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提出了新的考验,如以湖南与俄罗斯开展经贸合作来说,距离远、水运不便、公路运价高,而且湖南大部分对外投资企业对投资区域政策不熟、信息不灵、资金不畅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湖南与中亚的经贸合作进程。第四,是国际复杂的安全形势制约合作发展。如中亚地区是冷战后出现的一个独立政治空间,以其独立的地缘政治地位、重要的能源经济价值和特殊的宗教文化,愈来愈成为世界大国角逐的焦点,由此对该区域开展经贸活动构成巨大挑战。

(三)主要问题与障碍

一是外贸依存度低,外资利用比重低。2014年湖南外贸依存度仍然不到10%,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省会城市长沙的外贸依存度也只有8.6%,大大低于同处于中部的合肥、南昌、武汉等省会城市。2014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10位,中部六省第3位,但其进出口总额仅列全国第21位,中部六省第5位;与此同时,利用外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到5%,占全国比重也很低,种种数据表明,湖南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量少, 同其他区域相比较差距明显,潜力还有待挖掘。

二是经贸合作的企业主体不够强。湖南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涉及的企业缺乏龙头,带动力不强。缺乏龙头带动的结果是,湖南与其他区域相比较,缺少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像河南富士康电子信息产业 (一家企业进出口近300亿)、重庆5+6+800笔记本产业集群(5大品牌商、6大代工商、 800家零部件厂商)、西安三星电子等具有带动效应的大产业。

三是发展不够快。2007年湖南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16位,2014年后退了两个位置,即排名第18位,而且湖南外贸依存度一直以来都在8%以下,增长速度不快,远远低于邻省,如2014年江西外贸依存度超过15%。与此同时,湖南进出口总额在中部几个省份当中排名最后,总体来看,外贸发展速度不快。

四是平台承载聚集能力弱。如2013年全省80个省级以上园区利用外资仅占全省总量的36.6%, 有40%的园区利用外资为零,13个国家级园区利用外资仅占全省总量的20.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80个省级以上园区进出口总额仅占全省总量的45%,有30%左右的园区进出口为零,这种迹象表明,平台虽已构建,但其效应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五是外贸结构不优。在湖南的出口商品当中,传统产品仍然占据很大一部分,如钢铁、有色等产品比例达到30%,而且主要是资源输出型,附加值相对也较低,而附加值高的一些服务贸易,其进出口额在全国排名中等偏后。与此同时,近年来,受整个世界贸易环境的影响,湖南工程机械领域的出口呈现下滑的趋势,如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华菱钢铁等骨干企业的出口均呈现不同程度下滑。此外,湖南经贸合作中,仍然以日本、美国等经贸合作为主,而中东、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开拓。

六是开放型政策扶持力度小。目前整个全省开放型政策扶持的力度很小,在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力度还不够。

三、加快湖南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提高湖南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认识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让全社会高度认识到加强湖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性认识。坚持政府带头引导和努力推动湖南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拓宽开放领域。与此同时,经贸合作相关管理部门要在转变职能中提升效能,着力优化政务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广大从事经贸合作的主体提供优质服务。

此外,行业协会要搭建企业开展经贸合作的平台,密切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国外的联系,推动企业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相关企业要紧跟国际经贸合作的趋势,出台战略规划,立足自身优势做好战略定位,不断推动企业对外经贸合作活动跃上新的台阶。

(二)合理利用国内外经贸合作平台

湖南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需要一些平台和载体,从当前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建设的一般规律来看,湖南目前要重点利用好的省内和省外一些经贸合作平台。

一方面,利用好省外构建的经贸合作平台。如利用异地商会、海外联谊会、老乡会等搭建的沟通平台,密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通过这些平台,可以凝聚在省外的湖南乡亲和关心湖南发展的人士,推动世界了解湖南,促进湖南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异地商会和老乡会等社会资源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的过程中,需要与各方沟通和协调时,要适当鼓励政府部门积极做好相关协调和沟通工作,适度允许政府部门相关人员为经贸合作工作开展做好牵线搭桥、综合协调等各方面的联络与服务,争取利用省外各种经贸合作平台取得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利用好省内自有的经贸合作平台。充分利用省台联、省侨联、省贸促会、省外侨办等政府和行业协会搭建的外经合作平台网络,加强与湖南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网络,借助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沟通渠道,密切与合作方的联系,提高经贸合作的效率。如新阶段可以强化侨务引智引资工作,利用省侨联和省外侨办搭建相关外经协作平台,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推动经贸交流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加强经贸合作主体建设与完善

新阶段,要把对内开放合作与对外开放合作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寻求经贸合作发展机会。这就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开展经贸合作的企业主体建设,并做好相关区域平台的完善。

一是加强企业主体建设。积极探索经贸合作的新途径、新方式。如三湘公司走在对外经贸合作的前列,计划在香港组建金融服务平台,为内地企业开展经贸合作服务,政府对于这种在经贸合作进程中起引领和主导的企业应该大力鼓励并予以支持,推动企业在对外经贸合作中的主体作用发挥。

二是完善经贸合作的省内区域平台。区域平台对实现区域间联动、辐射带动效益十分明显,当前湖南自身的区域平台主要有四个,即长株潭、湘南、湘西、环洞庭湖四大区域板块,这几大板块都已经上升为国家级战略,要遵循国家及战略的有关指导建议, 加快平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二是园区平台。园区作为招商引资的重地,要科学规划,完善配套,为国际经贸活动开展提供更多的实务支持,尤其是举行园区招商引资会、参加各种展览会,大力推进园区作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三是功能性平台。重点推进岳阳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和长沙临空产业园的建设,打造通江达海、辐射全省、对接全球的水上和空中通道。加快各地综合保税区申报进度,大力推进长沙、衡阳、郴州、永州等地的“内陆无水港”建设。

(四)加快转变进出口贸易发展方式

一是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发展。要发挥优势互补的原则,更加注重进出口均衡发展,扩大贸易规模。 大力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大自主产品出口力度,尤其是要抓好湖南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 如机电产品、深加工农副产品、烟花鞭炮等特色传统优势产品,扩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出口。同时,通过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急需设备,倒逼科技创新,促进出口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二是更加注重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在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湖南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尤其要强调的是,在当前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作为“文化湘军”的湖南,要加快具有比较优势的动漫、影视、出版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出口。

(五)充分发挥各种社会资源、中介组织的作用

湖南人遍布世界各地,活跃在世界各国(地区)经贸领域,已经积淀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如在泰国有十多万湖南人、香港有二十多万湖南人,新阶段要依托这些社会资源,借助有影响的商协会等中介组织、驻外商务机构、境外投资中介机构等,大力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全面深化与日韩、东盟、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传统区域的经贸合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湖南企业在香港开展经贸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新阶段要借助香港的海外平台,加强与香港官方和民间中介机构合作,在香港或海外举办招商引资及市场开拓活动,深化经贸合作。与此同时, 应积极争取一些国家级、国际级重要经贸合作节会在湖南举行,如矿博会、中拉峰会,以此提升湖南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有针对性地为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提供契机。

(六)着力于经贸合作重点突破

一是要做好重点市场突破。湖南要迎接好“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做好经贸合作区域的准确定位。 现阶段湖南要大力拓展与东南亚、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要增强湖南新兴产品在东盟市场的竞争力,鼓励省内企业在东盟建设一批产品展销中心、售后服务网络和区域辐射范围大的批发市场。与此同时,应注重与“一带一路” 沿线周边国家和地区、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还应充分利用国家层面的合作交流机制,积极参与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稳步推进湖南与相关地区的项目合作,帮助湖南优势产业和技术在俄罗斯拓展市场,开展合作。

二是要做好重点产业的突破。湖南在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上具有强有力的优势,应将这些产业作为开展经贸合作的重点产业,争取在这些产业上取得重点突破。

三是要争取重点经贸合作项目的突破。要坚持务实招商、理性招商的原则,严格招商引资项目筛选,坚持“招商选资”标准。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湖南要积极依托中亚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资源富集优势, 完善对外投资政策措施,鼓励湖南优势企业,如路桥、房建、水电、冶炼等企业开拓中亚市场,寻求央企湘企联手等合作方式到中亚国家争取双边合作项目和中国资金援建项目,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争取重点项目落地,并结合出口信贷、对外援助等,带动设备、建材、劳务出口。

总之,要通过多渠道面向重点市场、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开展经贸合作,突出合作实效,狠抓项目落地,切实提高对外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效益。

(七)加强对经贸合作的政策支持

一是做好政策配套工作。目前,国内一些省份已经明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实施意见,湖南应顺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潮流,由省商务厅牵头抓紧制定或完善《关于进一步发展湖南开放型经济的实施意见》,加大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专项资金规模,各市州要根据自身实际,做好各市州的开放型经济专项资金,以此健全国家、省、市甚至县四级政策支持体系,如长沙市作为省会城市,可以参考中部地区的武汉、合肥、南昌等省市的做法,设立1000-3000万左右专项资金扶持开放型经济发展。

二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湖南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的体制机制,加强商贸、科技、文化、教育、旅游、金融等部门之间政策、资源的统筹协调,建立部门联系会议制度、重大项目和重大活动会商制度,形成开放合力,不断提高外经贸合作水平。

三是缓解经济发展环境的瓶颈制约。一方面为缓解投融资制约,帮助外贸型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为降低流通成本(2013年湖南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约为19%,大大高于全国17%左右的平均水平),要通过减少进口关税保证金、加快出口退税速度等方面出台具体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流通成本。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为各省市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湖南作为中部省份,一直以来外贸依存度都比较低,新阶段亟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为湖南带来的新机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争取在经贸合作主体建设、经贸合作平台利用、经贸合作方式深化、经贸合作政策支持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为湖南打造成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提供支撑。

3.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分析 篇三

张洁/主编

2015年1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关于周边安全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五年。系列报告秉承研究的动态性和前瞻性，宏观总结周边安全整体形势，重点分析热点问题的新变化与新特征，并对下年度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进而通过学术积累探索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规律，为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报告认为，在2014年，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大国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二是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虽然年底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解决;三是俄罗斯被迫转向亚太，加快与中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四是印度新政府对华实施经济上合作、战略上平衡的双轨政策，中印合作关系稳定而有限度。

海上安全仍然是周边形势中的聚焦点。一方面，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仍处于对峙中，中韩在黄海海域出现低烈度的渔业执法纠纷，南海摩擦多方位爆发，共同构成影响地区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地区安全、尤其是海上安全的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新协议的签署以及新共识的达成，为中国构建新的海洋秩序丰富了内容，奠定了基础。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一项对外大战略，已经从倡议的提出步入到务实的推进阶段。这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战略，但首先在经济合作领域发力，它以互联互通为支撑基础，以周边国家为起点和重点，在2014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对此，周边国家反应不一，有积极欢迎或参与的，有怀疑与观望的，也有抵制甚至是破坏的。

综合安全与经济双维度的发展，可以看到，2014年，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掌控海上问题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双轨并行，中国周边大战略呼之欲出。这是本年度周边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征。

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来自美日及其同盟体系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挤压;二是管控海上安全、构建海洋新秩序;三是推进“一带一路”要面对的相关的外部压力。对此，中国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内制定详细计划，对外积极宣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取决于寻求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和战略对接，也取决于大国间的博弈与合作。

本评估报告共分为四个版块，包括总篇、“一带一路”与大国因素、“一带一路”与区域因素、“一带一路”与热点问题。

总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阐述，包括战略定位、内涵和实施路径等;二是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首先回应了上年度“评估”对2014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预测，其次对比研究了中国周边四组大国关系的变化与特点，分析了南海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的新动向，再次，重点归纳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现状、主要大国和各次区域对“一带一路”的回应、战略对接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对2015年的周边安全形势作出了预判。

第二个版块是“一带一路”与大国因素。报告选取了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四个国家，分别研究了它们的亚太战略、对华关系以及对 “一带一路”的看法与回应。

第三个版块是“一带一路”与区域因素。报告分别考察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四个次区域，一方面是保持研究的延续性，对各次区域在2014年度的安全形势进行总结，二是评估了区域内各国、尤其是重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回应、战略对接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四个版块是“一带一路”与热点问题。报告选择了三个功能性议题，即非传统安全、南海问题、投资的环境整治风险，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4.中国周边安全状况分析 篇四

当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谓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中国相邻或是相近地区的安全形势问题了，而是在全球以及空天范围内只要对中国有重大安全影响的问题都已是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所以，本次分析是以全球为背景，讨论中国所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方面的安全威胁，以及所能应对的措施。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虽有增强，胆不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时有激化，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明显特征，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依然任重而道远。

传统安全威胁方面：

一．海洋方面

海洋方面的安全问题，是我国面前的最大安全问题。海洋航道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生命线，各大国的海洋军事化更是我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方面，所以，我国在进行海洋外交的同时，打造强有力的蓝水海军已成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

太平洋方向：

1.东北亚安全形势。朝鲜核危机对中国关于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一个严峻挑战, 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没有半岛的安全, 就无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因此, 中国正竭尽全力促成朝核问题的多边会谈, 然而成效不大。虽然如此，然而朝核问题更多是中美两国进行利益角逐的砝码。朝鲜面临的国内及国际环境相当恶劣，只能求助于中国；美国虽然极力打压朝鲜，然而却非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能冒着与中国开战的风险而出兵朝鲜。然而，朝核问题却影响到我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也得谨慎处理。

2.东海安全形势。东海问题，主要是中日之间对东海的利益争夺问题，中日两国在东海有众多的利益冲突点，岛屿争夺，海底资源的开发争夺等问题，极易导致局部的军事冲突。同时，日本是我国的重大安全威胁，也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军事及政治前沿。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极易导致自发性的民间对抗，而且历史遗留问题非但未得到妥善解决，日本方面还不断挑起争端。日本的台湾政策，美军基地，极右势力无一不是我国防范的对象。5月初，我军穿越日本公海进行军事演练的后续**仍在，今日东海的矛盾问题开始升级，双方都在暗示用局部武力的可能性。虽然，中日经济的相互的依存性增加，然而中日两国远不是经济交往就能改善关系的。不过，日本的安全政策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的，关系到美国的利益时，美国也绝不会让日本为所欲为的，所以中日的全面冲突可能性不大，局部军事行动却极易发生。

3.台海安全问题。台湾问题，是我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也是中美、中日爆发全面冲突最大可能因素。时至今日，中国仍未统一，台湾问题不得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痛。台湾问题的解决无论对于我国的政治或是军事发展都有巨大的战略性利益。然而，台湾问题也正是美国困扰中国的最主要问题，台湾岛内虽有台独势力，但问题能否解决远非台湾能左右的，而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博弈。美国是当今超级大国，绝对实力虽有所下降但相对实力任然是绝对领先的；中国虽有快速进步，但同美国还有全面的差距，所以当下我国没有实力来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更谈不上不干涉台湾问题。中国无法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同美国谈判的资本，同时台湾又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甚至能以武力来防止大陆强硬解决。当前，台湾的政治还算稳定，马氏的不独不统策略也目前的各方利益，然而台湾问题不是日久就能让所谓的历史趋势能自然解决的，大陆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同台湾的联系，争取最终能和平解决，同时要加快自身的发展，加强军事建设，做好因台湾问题，而同美国日本及岛内台独势力进行局部或是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4.南海安全形势。南海是极重要的战略通道，对保持国内稳定和长治久安具重要意义。但现在中国南海已经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目前，周边许多国家不仅对岛群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且还占领了大部分岛礁，对其附近海域进行疯狂的资源掠夺。中国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南海形势目前非常严峻。南沙有500多个岛礁，中国只控制其中4个，现在他国这加速南海资源。南海水域日益呈现国际化、同盟化的趋势。从国际惯例来看，国际法尊重先占为主的原则，谁先占领并实行有效的管理，谁就拥有较大的主导权。如果从传统海疆线原则基础上后退，可能将最终推翻传统海疆线的原则，南沙群岛各占领国和主权拥有国之间就会展开平等谈判。这样下去，南沙可能永远回不来。所以，在南海为完全国际化前，我国应进行局部军事行动，捍卫我国的当前利益，用军事外交来保障政治与和平外交。

印度洋方向：

印度洋上的马六甲海峡承担着我国绝大部分的经济航道，然而印度作为南亚大国一向把印度洋当做自己的内海，对于我国海军护航行动都严密监视度洋北部的弧形战略地带是一条重要但却充满冲突和利益纠纷的地缘战略弧。随着全球能源需求量和海上贸易的逐年递增，该区域将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而且还将因为区域内根深蒂固的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成为世界上冲突爆发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印度洋上巨大的利益关切，造成了以印度和东盟国家为首的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担忧和疑虑，“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洋地区甚嚣尘上。结果，中国在巴基斯坦援建的瓜达尔港、在缅甸修建的公路等，尽管是基于互利共赢的经贸目的和发展援助计划，但印度却囿于其传统的“印度主义”战略思维，从安全和战略视角来曲解中国与其他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关系，以至于有人炮制出了所谓中国旨在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毫无疑问，对中国印度洋战略意图的曲解和战略猜忌，给中国在该地区维护正当合法的国家权益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也造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维护海洋权益过程中，中国还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有效维护自身海洋利益的海上投送力量。虽然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具有保卫自身远洋利益的实力。实际上，当今中国尤为需要一支“蓝水海军”来维护能源安全和航运安全，以及为“和谐海洋”秩序提供强大的力量保证。

陆地方面：

陆地边界领土争端不断得到解决，90年代以来，中国已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目前只剩下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而问题也主要在我国西南方向。

阿富汗是中国西部一个重要邻国，目前，北约在阿富汗驻扎大约3万部队，其中包括1.2万多美军。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北约第一次在中国西部邻国长期驻扎数万部队。目前，驻阿富汗美军由于受到反美武装的袭击，疲于奔命，正要求北约增派更多的部队。北约部队在阿富汗主要进行维和和重建。大量现代化飞机驻扎在阿富汗大型空军基地。一旦需要，北约任何大型作战飞机可起降阿富汗，对亚太地区构成战略威慑。印度为了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正加强军事力量的发展，尤其努力提高远程导弹部队的作战能力。印度已研制成功射程3000多公里的“烈火”弹道导弹，一旦开发成功5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将可以威慑整个亚太地区。1月10日，印度首次成功地用一枚火箭把3颗卫星和一个返回式太空舱同时送入太空，意味着印度已掌握了一箭多星技术。未来印度很可能继续拓展技术潜力，争取一枚火箭运载更多的弹头、打击更远的战略目标。印巴冲突仍是中国周边安全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核与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两国今后在克什米尔再起冲突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而且与我国存在领土争议，其安全威胁不得忽视。

空天方面：

虽然国际上反对将空间军事化，在空间安全问题上，美国一直以独往独来、不受任何约束为前提，为此，一再拒绝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关提案，使裁军谈判陷入僵局，至今没有下文。人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曾经提出的关于“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的草案如果通过，全世界有希望就此达成新的国际法律文书，这将对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和维护外空的和平与安宁带来新的希望。然而，近阶段美国却悍然部署空天战机，给全世界带来实质性的军事。为此，我国为自身的防御，不得不加紧对空天作战的防御甚至是进攻的研究与准备。

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方面：

5.目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篇五

一、在东亚，朝鲜半岛局势十分紧张，韩国就所谓的“天安号”事件，与美国一起举行了一起针对性明显的军事演习。而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地区安全的战略缓冲，因而半岛局势的紧张不仅会破坏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势必会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再者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如前段时间日本就在我国钓鱼岛附近逮捕了一名我国的船长并迟迟不肯放人，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的“鹰派”外交部长前原诚司又公然捏造中日外长早已就“东海问题”会谈达成一致，并公然指责中国“中国稀土出口停滞”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甚至表示钓鱼岛属于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总结近期的东亚形势，中国在东亚地区遭受美、日、韩三方面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

二、在南亚半岛，印度一直把中国视作对手而非朋友。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并拥有核武器，而其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恰恰就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而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上的竞赛愈演愈烈，也威胁了我国的西部形势。

三、在东南亚地区，东盟多国与我国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而我国在南沙群岛的实际占领区并不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非法在我国领海采集油气的做法也是严重损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近期越南又在东盟峰会上向外界表示越南计划重新向外国军舰开放金兰湾。而无论是那个国家使用这个港口都必将对南海局势产生影响。

四、在西部地区，泰国政局不稳，多次出现红黄对峙，而缅甸发生**大量难民逃亡中缅边境，种种事件也影响了我国局势的稳定。

五、北亚的俄罗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和影响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近年来中俄关系友好，但俄罗斯在复兴之后是否会如以前一般咄咄逼人，还是未知之数。

六，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美国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谐在对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及对华施压的政策不会改变，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加与蒙古的全面关系。

面对以上国际周边安全形势，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

（1）国内实行民主，保障人权，改善民生，努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 ；

（2）与美国改善关系，与日本谈判解决争端，与俄罗斯、欧盟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与印、越、朝、韩等国家改善关系，以谈判和对话的方式解决领土、核化等争端；（3）加强区域合作，谈判解决争端，坚持和平共处；

（4）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强国防建设，提升军事实力，保持对敌对势力足够威慑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足够实力。

（5）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范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要时时警惕、处处防范。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也是一种财富，它可以鞭策我们努力奋斗，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我国立于不败之地。提高国家的实力靠的是中央正确领导，更要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努力为中国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6.周边热点问题分析与中国安全 篇六

摘要：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复杂的地缘关系决定了中国安全环境的严峻性。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形势跌宕起伏。通过柴宇平教授对周边热点问题分析,加之从影响我国安全稳定的因素进行了说明和对比,提出若干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加新的变数，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究其原因，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因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周边的整体安全环境可谓喜忧参半，总体上呈现“北稳”、“西热”、“东闹”之势在内容上,这次形势与政策的报告会主要有下面几个主体内容: 第一,对周边影响我国安全稳定局势的因素进行分析，阐述我国目前可能面临的威胁与挑战。第二,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思考，提出解决的办法，及时迎接与化解挑战。第三,对现在面对的情况简单作一个总结。总之，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安全与稳定面临巨大威胁，所以，中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保障我国安全。

关键词：中国，周边热点，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中国的国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中国国界线长约为22千米，海岸线长18000多千米。陆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有6个，照这样的海陆位置,按现在的形势分析,中国的周边环境是相当复杂的。除此之外，在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中中国周围有6个；世界上宣称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中国周围有4个；国际上极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五个地区中也有四个在中国周围。如此复杂的地缘关系可知中国安全环境的严峻性。

中国周边环境安全形势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现阶段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处于亚洲通往欧洲的要道上，并且因为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较大影响。就中亚自身来讲，一方面政局不稳，内部冲突不断，对我西部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如最近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爆发的大规模的骚乱，就有向周边地区蔓延之势。另一方面，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都是国家的安全隐患。此外，美国正不断加强对里海、中亚石油及其战略通道的控制，并以反恐为由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是对中国西部安全的严重威胁。俄罗斯与中国安全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两国的共同边界长达4300公里。俄罗斯不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还拥有超强军事力量，依然是个军事强国和核武器大国，因此是影响中国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后，中俄邦交迅速实现了正常化，也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中俄不断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关系稳步向新的高度和深度发展。但中俄间仍存在一些干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问题。随着中俄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反而增加了。俄罗斯不断加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在稳步发展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存在。

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长期以来，朝鲜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一直在秘密研制核武器，使得本来就微妙的朝鲜半岛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也增大了我国维护东北安全稳定的压力。朝鲜拥有核武器，将直接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破坏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并势必造成有关国家的连锁反应，不但促使美、俄竞相部署核力量，而且会给韩、日等国研发核武器提供借口，使半岛成为“核弹火药桶”。

日本与中国安全

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稳步发展，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依然不容乐观。首先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对侵华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之后是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与我国争夺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权益，从而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与美国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军事合作，力求在与中国的斗争中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日本在中国周围的一系列动作是我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我们应当高度警觉。

印度和中国安全

作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印度不断加强自身军事实力，以实现其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梦想，并把中国作为其实现大国梦的最大威胁。近年来，中印关系虽然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大障碍。首先，边界争端是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首要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领土存在争议，并在1962年发生过边界战争。边界问题事关国家的根本利益，又直接涉及国民的民族感情，从根本上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少印度人认为，中国是一大潜在对手，中国的强大是对印度的威胁。因此，印度不断加强其军事实力，这使得中国的西部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隐患。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印度虽然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但却在暗中支持**集团分裂活动，企图以此增加向中国施压的筹码。

南海问题与中国安全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邻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显著增多。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国家非法侵占南中国海我国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东南亚国家的行为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从战略上看，南海地区在国际海运航道上的地缘战略优势和丰富资源，是中国未来海军建设和潜在能源供应的重要基地，关乎中国的崛起。围绕南海水域、岛屿的主权争夺愈演愈烈，并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的态势，已经成为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制约因素。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与中国安全。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具有深远性。台湾问题使我国一直存在卷入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对国家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困扰。随着国民党2008年大选的获胜，台海局势出现了缓和的有利局面，两岸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美国与中国安全

美国虽然不是我国的周边国家，但美国在东亚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影响最大。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中国的邻国，而且是最大的邻国”。在中国东南，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通道，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已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构成了三道岛链防线。美国在我国周边地区密集的军事部署更使我国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需严密关注、高度警惕、正确应对。

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加快谋划“大周边战略”，区分陆地与海洋的不同情况，统筹各大地缘方向，针对地区热点，技巧性地解决。此外，针对外界对南海问题的炒作与曲解，宜适时明确界定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底线”。

7.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分析 篇七

伴随着全球化日益加剧,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涉外企业, 以其国际化的办公环境、丰厚的薪酬等诸多因素受到越来越多毕业生的青睐。但是调查显示, 近年来由于种种因素, 在华外资企业的员工跳槽率超过了30%。1个中原因尚不明晰, 但缺乏相应的跨文化能力而最终导致员工流失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将跨文化能力培养纳入高校课程, 培养能够与当今国际化社会相适应的新型跨文化人才势在必行。我国跨文化教学近年来发展迅速, 但由于没有提出具体的培养策略, 我国的跨文化教学并未得到有效的展开2。有些学校虽然开设了跨文化的相关课程, 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指导, 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3。另外, 近年来很多相关研究大多是围绕培养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或是探究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策略, 未必能够解决学生面对国际化环境遇到的实际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 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 已成为外企的聚居地和应届毕业生求职的宝地, 而目前尚未有针对该地区外企员工跨文化能力的调查及基于此提出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策略。因此, 本文基于INCA的跨文化能力量表来测量与分析这一地区涉外企业员工跨文化能力, 提出相应的培养策略, 为开设相关培训课程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和实证性研究支持。

2文献综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全球化的深入, 跨文化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 而是更多地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不少学者在前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基础上, 尝试对跨文化能力进行测试。从八十年代至今, 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了不少跨文化能力测试工具及理论, 具体方法包括个人访谈、调查问卷、个人经历日志、局外人观测报告、同伴互测报告等等。2004年, 欧洲八所高校联合项目研究开展“INCA”项目, 随后发布“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试”理论与操作手册, 尝试提出一套将主观体验和客观观察相结合的新的测量工具和方法4。近二十年来我国许多学者也开展了大量跨文化研究。胡文仲、孙有中、许立生、张红玲教授等对欧美跨文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阐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过去三年中陆续出版了跨文化系列丛书, 引进和指导国内跨文化理论研究与教学活动。近二十年来, 我国共有20个公开发表的文献建构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5。

本次调查与研究所依据的INCA测试工具6从六个维度来评估跨文化交际能力, 即“对不确定性事物的容忍度”、“行为的灵活度”、“跨文化交际意识”、“知识发现技能”、“对差异性的尊重”以及“移情能力”。其中, “对不确定性事物的容忍度”是指在遇到不确定和不明确的事物时, 能够接受它并且积极地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行为的灵活度”是指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情景来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跨文化交际意识”指能够识别不同的语言习惯, 不同的外语技能和其对话语认知的过程, 并且能够协商出适合跨文化沟通的规则。“知识发现技能”是指能够习得一个文化的新知识和其实践本领, 并且能将学得的知识、态度和技巧运用到实时的沟通和交流中去。“对差异性的尊重”指的是对非本民族的文化持一种好奇、开放、愿意去接受的心态, 能够暂时放下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念, 去认同其他文化。“移情能力”是指能够让自己站在别人的观点、动机、思维方式和感受上去回应他人。

这一模型从“动机”、“知识”和“行动”三个层面来评估这六个维度。总的来说, 处于“动机”水平的人遇到跨文化问题时有意愿去处理问题, 对这样的人来说大多数时候能够避免短期的跨文化障碍, 然而, 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往往是临时想起来的、不成体系的。他们缺乏处理这类问题的系统的、原则性的方式。处在“知识”层面的人属于跨文化能力中等水平者。这类人在遇到跨文化问题时能够运用简单的原则来处理问题, 而非依靠即兴的、零散知识所得出的应对方式。处于“行动”层面的人属于高水平的跨文化者。这类人能够运用策略性的、原则性的方式来处理跨文化问题, 并且往往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在众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试工具中, INCA是近年来较为客观、同时又较容易操作的一个。它融主观、客观测量角度为一体, 分层细致, 但同时具有深度和广度。

3研究设计

3.1研究课题

此次主要基于INCA框架的六个维度, 按照其三个评估层面, 逐条评估被调查的中外员工跨文化能力, 发现他们在跨文化环境企业中的优势和劣势, 为今后从实际出发制定跨文化培养策略、培养能够在跨文化环境中自如工作的跨文化人才提供实证性研究支持。

3.2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成员实地走访了南京、无锡、苏州等多家涉外企业, 包括培训机构、外资企业、高校等地 (少数采用电邮方式) , 共发放问卷46份, 其中21份为中文卷, 25份为英文卷, 实际回收有效问卷46份。并对4名中国员工和9名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印度、菲律宾、孟加拉、西班牙等国的外国员工进行了深入采访, 实际回收有效访谈卷11份。

3.3调查方法与问卷设计

此次研究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调查问卷, 第二部分是采访卷。调查问卷共计15个小题。其中, 前14题为客观选择题, 最后一题为开放性问题。

第1、9、11、13小题根据INCA第一条考察被调查者“对不确定性事物的容忍度”;第12、14小题根据INCA第二条考察“行为的灵活度”;第2、3、6、7小题依据INCA第三条考察“跨文化交际意识”;第4、8、10小题依据INCA第四条考察“知识发现技能”;第5、9、11小题依据INCA第五条考察受调查者“对差异性的尊重”;第11小题根据INCA第六条考察“移情能力”。采访卷是在迈克尔·拜伦提出的“跨文化经历自述”问卷7的基础上, 结合此次调查的具体情况, 而设计出的一份操作可行性较强的问卷。被采访者需要说出在跨文化环境中遇到的问题, 当时的反应, 之后的做法, 以及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当时的感受和想法的。

4数据分析

下面就测试的INCA六个维度的结果逐条分析。

首先是第一条关于对不确定性事物的容忍度的测试。当被问及“对于一些外国人 (中国人) 生吃蘑菇、芹菜、茄子等各种蔬菜 (吃蛇、老鼠或者虫子) , 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时, 42.2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我明白他们这样吃或许有某些理由, 但我真的不喜欢, 也不会和他们谈论这方面的话题”, 28.89%的人选择了“这样吃真的好吗?如果有机会我也尝一尝”, 而26.67%的人选择了“我和我的朋友也这样吃, 没必要大惊小怪”。因此, 当面对饮食方面的不同时, 大部分中西方涉外企业员工能够“容忍”这一差异的存在, 然而却选择了逃避这一问题, 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理解这一差异在不同环境下的合理性。在整理分析了采访卷后, 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大多数中外员工在首次遇到自己不能确定的跨文化现象时, 第一反应通常是“震惊”、“无法理解”, 大多数人会通过直接沟通或者询问朋友的方式去试图解决问题, 然而, 多数情况是沟通无效或者朋友告诉他们这很正常、习惯就好, 因此, 最后大多数人会适应他们遇到的那类文化差异, 然而事实上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原因。

其次是第二条关于行为灵活性的测试。针对“在一些涉外宴会上老板要求你也劝外国人喝酒, 但你并不喜欢这样喝酒, 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 41.3%的中外员工选择了“不好意思拒绝, 所以去劝一两杯以示礼貌”, 39.13%的受调查者选择了“我不喜欢但也不会拒绝喝, 因为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外国客户, 一起学习酒文化”, 仅有23.91%的人选择了“一开始就拒绝, 告诉他们你不会喝酒”。这一问题中“但你并不喜欢这样喝酒”假设了被调查者面对的是一种不符合他们认知习惯的文化, 而大多数人虽然会适应情况去劝酒, 但是仅仅是出于礼貌, 只有少部分人是出于学习、了解的心态, 还有极少数人会不顾情形直接拒绝。同样, 在回收的11份有效访谈卷中, 仅有极少数人在最后能够提出解决相应跨文化问题的策略。

在第三条关于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测试中, 当问及“你愿意学习英语, 以便用英文和外国人交流吗?”这一问题时, 79.5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是的, 英文流利能帮助我更好地融入那个国家, 我正在学习英文”, 没有人选择“不, 我认为没有必要学英文, 因为大多数同事中文都讲得很好”。受采访者中, 有一个员工遇到了因英语不流利而对外界环境产生敌意的同事, 该受访者能够积极地去帮助这位员工学习英语, 克服语言障碍, 实现顺利的沟通。由此可见, 大部分中外员工在这一维度方面都显示出了较高的跨文化水平, 在面对跨文化交际障碍时, 能够灵活地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 并且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媒介语言, 甚至主动去帮助有沟通困难的同事学习媒介语言, 使得交际能够顺利进行, 基本达到了“行为”的层面。仅有极少部分人选择回避, 这些人在这一维度上基本属于无跨文化交际意识。

第四条关于知识发现技能的测评中, 针对“你会向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直接发问, 以此来增长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吗”这一问题, 82.6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是的,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同样也通过其他的信息资源来全面了解文化现象, 例如媒体、网络、从朋友那里听说事情等”, 其次是选择“我总是会毫不犹豫直接向他人发问来获得知识、他们的建议和支持”, 有15.22%的人选择这一选择项。同样, 在访谈中, 在遇到不理解的文化现象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能够从家人、朋友、网络等处去学习不同的文化。有几名受访者能够在进入跨文化环境前, 就从各方去学习和了解他们将要面对的不同文化, 达到了“行为”的水平。因此, 从这一维度方面来看, 绝大多数的中外员工都能够达到“知识”水平, 少数能够达到“行为”的水平。面对不同的文化, 他们能够主动地去从多个方面学习、了解新的知识、实践。

第五条是关于尊重差异性的测试。对于问题“如果你发现所谓的‘关系’即‘人脉’在外国社会或涉外机构 (在中国) 非常重要, 你将如何处理”, 大部分被调查者显示出了较高的水平, 高达59.09%的中外被调查者选择了“主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从而获利”。仅有11.36%的人选择了“痛恨‘关系’, 坚持‘不去拉关系’并对‘关系户’予以反击”。可以理解, 选择后者的人也许是出于一些正义、原则等因素而不去“拉关系”, 然而, 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说, 这一做法显然是不适合融入当地文化的做法, 毕竟在集体主义社会、重视“血缘关系”历史的中国社会, “关系”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这一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此, 从这一维度上来说, 少数被调查者对于差异性的处理能力较弱, 然而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够主动去适应不同的文化, 摈弃一些成见, 发现差异的合理性, 甚至积极地去利用它。

第六条关于移情能力的测试。针对“你有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外国女同事为了更好地照料家庭、支持丈夫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你对她的辞职有何看法”,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知识”层面上的做法, 即“认为她的辞职时合情合理的, 但不免为她感到遗憾”以及“能够理解她, 但是如果我是她的话, 我不会那样做”。选择这两项的人分别占受调查者总人数的17.4%和45.65%。由此可见, 在面对因不同文化心理产生的不同做法时, 大多数受调查者能够站在他人的动机、思维角度去理解其做法, 做出“能够理解”或者“认为是合理”的回应, 尽管“不免为她感到遗憾”显示了选择者并没有真正很好地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其次, 有28.26%的人选择了“尊重她的选择并认为那是明智的, 毕竟对女性来说家庭美满才是最重要的”, 选择这一选项的人显示出了较高的移情能力, 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行为的动机、所处文化的差异等因素, 作出符合当事人心理的回应。相反, 仅有8.7%的人选择了“不能理解, 同事对女性应以家庭为重的传统观念感到反感”, 选择这一选项的人在面对跨文化差异时, 显示出了较弱的移情能力。

5讨论与总结

通过对问卷和访谈卷的数据分析, 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首先, 被调查的中外员工绝大多数在“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尊重差异性”这两个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行为”水平。也就是说, 当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沟通时, 绝大多数人能够灵活的、有策略的采取不同的方式, 完成沟通;同样, 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体系时, 大多数被调查者能够适应, 并且去利用它, 从而获益。

其次, 受调查者在“知识发现技能”这一维度上普遍处于中等的“知识”水平。也就是说在面对跨文化障碍时, 大多数人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去了解问题背后的文化原因。仅有少数人会在遇到问题前先去学习当地文化, 从而在遇到问题时自如的解决, 这些人达到了较高的“行动”水平。

最后,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在“对不确定性事物的容忍度”、“行为灵活性”和“移情能力”这三个维度上仍处于无能力或者较低层次的“动机”水平。也就是说, 在面对他们不理解的文化现象时, 他们通常选择坚持己见、逃避, 有些也尝试去理解, 但最终往往失败。根据INCA的测评框架和测评标准, 此次调查南京及其周边涉外企业员工的跨文化能力在不同维度显示出不同的水平。水平最高的是“交际意识”、“尊重差异性”这两个维度, 水平中等的是“知识发现技能”维度, 水平最低的是“对不确定性事物的容忍度”、“行为灵活性”和“移情能力”这三个维度。因此, 今后高校可以着重训练学生对不确定性事物的容忍度、面对不同文化的行为灵活度和移情能力, 加强学生学习不同文化知识的技能,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交际意识和最终差异性的意识, 全面而系统的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跨文化背景的环境中去。

此次调查也存在一些缺陷, 比如问卷设计的问题还存在一些不严谨的地方, 调查的样本涉及发范围还不够全面。然而, 此次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能够为今后高校开展跨文化能力培养课程、为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能力培养策略提供第一手数据。

参考文献

[1]张亚明, 王竞一.在华外资企业员工流失问题初探[J].发展, 2008 (9) :118.

[2]张红玲.以跨文化教育为导向的外语教学:历史、现状与未来[J].外语界, 2012 (2) :3-7

[3]张蔚.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以IN-CA模型为例[D].浙江:浙江大学, 2011.

[4]Peng R, Wu W, Fan W.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intercultural compet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5 (47) :143–157.

[5]付小秋, 顾力行.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型构建二十年[J].中国外语教育, 2015 (3) :11-17.

[6]INCA project.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sessment[OB].On-line at www.incaproject.org.Accessed 29.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