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共8篇）

1.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 篇一

内容预览：

丘逢甲的一首爱国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1896年5月，台湾被日本强占一年后，诗人代表当时台湾岛上四百万同胞，写的这首以《春愁》为题的小诗，仅仅四句计二十八字，字字是血和泪写成的。丘逢甲（公元1864年—1912年），台湾彰化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8年）进士，曾任清政府工部主事。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您好，您是本站注册会员，您的权限不够，这篇文章要求升级成本站的收费会员才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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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 篇二

关键词：解放战争,群众观,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到1950年6月)通常是指从抗日战争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大陆范围内的战事基本结束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边区政府到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广泛积累群众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方针完成了从以农村为重点转移到以城市为重点的转变,党的群众观也随之丰富与成熟,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党的群众观的核心思想最终形成,为中国革命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对此后各个时期的群众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内外状况

1945年随着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和美国地面部队进入冲绳,以及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并在中国东北全境、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等地区对日军予以重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军投降。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问题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抗战期间,由于国共两军的战争形势的不同,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处在或者接近日占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位置,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则处于大后方,远离东部地区,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

国民党政府凭借其执政者的地位,以中国战区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只有国民党军队才能接受日军的投降,中国共产党所属的八路军等地方武装则不得接受日军的投降的命令。国民政府迫于战后全国呼吁和平建国的呼声,邀请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在重庆召开会议,共商国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接受国民党的邀请,派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代表团奔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商讨建国等诸多事宜。由于无诚意进行商谈的国民党政府并未对谈判之事做先期准备工作,也未料到毛泽东能亲自率代表团赴重庆谈判,因此谈判的很多细节、议案大多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之后双方进行讨论,这才使谈判得以顺利完成。最终双方讨论、协商之后,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关乎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上表明了国共双方的基本态度。

由于国民党撕毁协定,主动进攻解放区,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战争从1945年8月到1950年6月共历时4年10个月,在1946年6月之前属于战争准备时期,即序幕时期,之后属于正式交战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出于全局的考虑,将出于不利战略地位的国民党军队通过铁路、公路等手段抢占有利战略位置,以接受投降的名义进驻日占区;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整体上布局。国共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在东北,先后都派出重兵出关以抢占有利位置。在谈判期间,除去各自调动军队外,也有一些军事冲突,其中规模较大的冲突有“上党战役”等。

战争全面开启后的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阶段。战争开始之初,国共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差距十分明显。国民党军凭借自身的绝对优势,向中国共产党所属的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战争开始前后的整体布局,并认真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战略方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运动战,极大地消耗了国民党军队,并予以重创,迫使国民党由全面进攻战略改为重点进攻战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在被动的情况下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取得战争初步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主动出击,争取更大的军事主导权。依靠中共中央的布局以及各个解放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的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品字”形阵势,同时与解放区的内线部队相配合,同国民党的军队形成了战略相持的局面。

从“三大”战役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和渡江战役的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战场上已无有效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取得战场上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观的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观是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群众观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而成的。这一时期党的群众观主要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群众路线等,主要通过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著作中得以体现。

毛泽东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信念之后,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提出“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人”[1]4,表明是劳动群众创造了社会财富。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再次阐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的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1,毛泽东从投身革命就非常同情中国的劳苦大众,他立志要救国救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要求参加革命的同志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1944年他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5年他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群众观的精髓。

1946年中国又陷入了内战,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1949年他又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毛泽东高喊“人民万岁”,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根本路线,内容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根本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1004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员干部的言论和行为,都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坚持群众路线的关键在于一切依靠群众。早在1928年党的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就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3]390。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是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899

处理群众关系是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指出一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还要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同胞、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和海外华侨等,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提出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坚持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坚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倡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观的意义

1.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观的确立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的群众路线活动,支援和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为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指导下的党的群众观,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能力。反之,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支持和拥护党的领导,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2.为党的群众观的发展夯实了理论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群众工作的指导原则,不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还在祖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解放战争时期的群众观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其中的科学原理和精神实质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理论基础,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3.为群众路线的开展提供了基本工作方。中共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正确权力观,立足本职,鞠躬尽瘁,做好人民的公仆。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各级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坚持群众路线,关心人民疾苦,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加强基层干部的作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反对官僚主义、敷衍塞责,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参考文献

[1]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忆毛主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甲午战争时期命丧中国的日本间谍 篇三

伪装成“商人”与“和尚”的日谍被押赴刑场

甲午战争的决定性战场是在海上进行的。战前，清政府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这4支舰队中，日本人最看重的是北洋舰队。为一举消灭中国北洋舰队，日本间谍倾巢而出，侵华谍报活动的焦点集中在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和上海等地，天津和烟台因为是北洋海军的活动基地，因而成为日谍活动的重点地区。而上海是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指挥基地，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目的是调查清政府在上述地区之兵要地志与备战情报，为日军入侵朝鲜和登陆辽东的图谋做准备。

1894年夏，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召见炮兵大尉根津一，对中国开战问题征询意见，然后命令根津一秘密潜入上海，进行临战的谍报活动部署。

根津一是当时日本侵华谍报活动的重要头目之一，与另一重要头目荒尾精齐名。1894年7月底，根津一来到上海后，秘密找到早已潜伏在此的8名日本间谍，并给他们下达了秘密潜入战地、直接搜集战地情报的命令。这8个人中，有来自汉口乐善堂的藤岛武彦、田锅安之助，也有来自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向野坚一。

得到上级指令后，这几个野心勃勃的日谍立即分头行动。然而由于清政府已加强了对日本间谍的侦缉和抓捕措施，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此行算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最先落网的间谍是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1894年8月初，两人奉根津一的命令前往奉天和辽阳一带进行侦察。为了掩护身份，他俩化装成湖北商人的样子，准备搭乘一艘法国轮船去营口。由于受到战争影响，这艘法轮推迟了开航日期，于是，两人就在法租界里的一家旅馆内住了下来，等待轮船起航。凑巧，就在二人住宿期间，略带日语的口音被人认出并被搜捕，其间谍身份被确认后，由清政府引渡到上海道台衙门，于9月被处决。

接下来被清政府抓获的是藤岛武彦。本来他是奉根津一的命令经华北、东北往朝鲜，去迎接日本第一军。根津一要求他利用沿途路经各地的机会搜集中国军队情报，然后充当向导帮助日本第一军进军中国东北。

鉴于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装扮中国商人失败的教训，藤岛武彦化装成中国和尚，为了不露出马脚，他还专程前去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受戒，同时与另一个叫高健武夫的间谍接头。当时，高健武夫已奉根津一的指令，于1893年11月以和尚身份从日本直接潜入普陀山法雨寺受戒。由于高健武夫所持的是日本冈山国清禅寺海宴和尚的介绍信，所以法雨寺住持对他的到来深信不疑，以礼相待，还特准高健武夫在法雨寺坐禅。

藤岛武彦与高健武夫秘密接头后，按照根津一的既定部署，藤岛武彦先在法雨寺学习一些佛门礼节，熟悉佛门规矩后再回到上海，然后再与根津一共同北上。

但是，藤岛武彦是个地道的武夫，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完成既定使命。这个在中国骄横已久且早已成习性的日谍分子，根本没有耐心去学习佛门的清规戒律，整日里老是烦躁不安，急于“建功立业”；同时由于他平时大酒大肉惯了，寺中清淡的饮食早让他忍无可忍，不久他就擅自离开了普陀山法雨寺。

这个性格暴戾的日本间谍刚从宁波踏上返上海的归途，就与同船的一个中国和尚发生了口角，情急之中口不择言，用日语咒骂中国和尚，还挥舞拳脚动了手，对方马上识破了他日本人的身份。在众人的帮助下，喊来了水警。水警审讯时，藤岛武彦再次露出日本武士的凶相想动武，水警遂搜查他携带的物品，其间谍身份暴露无遗，束手就擒。

之后，藤岛武彦被押解到浙江巡抚衙门。在审讯中，藤岛武彦先是硬顶着不理睬、不开口，后来实在憋不住，一开口便用日语大骂泄私愤。巡抚衙门中众衙役见他嘴硬，索性给他用刑，外强中干的藤岛武彦只几招便受不了刑讯，不仅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还供出了在法雨寺与高健武夫接头的事。这样，藤岛武彦日谍罪状确凿，被斩首示众。又由于藤岛武彦的供认，高健武夫很快也原形毕露，随即被当地衙门逮捕，并解往杭州，随后也与藤岛武彦一样走上断头台。

高健武夫死前曾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对藤岛武彦出卖同伙的愤恨心情，诗云：

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复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附与断头机上霜。

这些外强中干的日谍们，一副武士道的模样，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大义凛然”，其实，他们一旦到了狗急跳墙的时候，也会干狗咬狗的勾当。

走上不归路的三崎羔三郎

1894年10月24日深夜，辽东半岛金州城以东海面，一支日本舰队悄悄地接近了海岸，舰队上满载日本第二军的官兵，为首的正是日本的大山严大将。他们此行目的就是进攻辽东半岛，一举拿下清政府的“龙兴之地”。

为了侦察从金州到辽阳一线中国军队防守情况，大山严决定派出6名军事间谍秘密登陆。这6名军事间谍中，有4名是根津一在上海招的人选，即藤崎秀、大熊鹏、猪田正吉、向野坚一，另外两名是从武汉招来的间谍，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

夜色苍茫之中，这6名日本间谍乘坐水雷艇在金州海岸登陆，然后分成3个小组活动，不过这其中的5人都被清军抓获并正法，仅1人侥幸生还。

在这几个葬身辽东的日本间谍之中，有3人是来自荒尾精门下的“高足”，其中的山崎羔三郎还是个为日军方立下过大功的人物，曾经显赫一时。

山崎羔三郎出生于玄洋社，这玄洋社是日本第一个真正的谍报机关，在中国专门开展间谍活动。山崎羔三郎来中国后，曾在日本人开的乐善堂和上海贸易所做过事。1894年6月，他在山东以壮丁的身份偷偷地混进中国的运兵船，一起和中国军队来到朝鲜汉城。

到汉城后，山崎羔三郎随即冒充一名在神户的华侨药材商，混入中国军队在牙山的防御阵地进行侦察。几天后，由于一时疏忽，他外出洗澡时把军事地图和指南针放在自己住的房子里，结果刚巧有人误入他的房间，发现了他的间谍身份。于是，光着身子的山崎羔三郎还没享受完热水澡，就被中国军队捆了个五花大绑。

然而在押解途中，狡猾的山崎羔三郎借口需大便，要求松绑。谁知刚一松绑，山崎羔三郎就乘押解士兵大意，夺刀杀了押解士兵逃脱。他一口气跑到日军龙山旅团司令部，汇报了有关牙山中国军队阵地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及时修改了作战计划，得以在牙山成欢驿战斗中将中国军队击败。山崎羔三郎因此立下大功，受到日军参谋部嘉奖。

同年8月14日，日本第一军开始了进攻平壤的准备，山崎羔三郎再次受命潜入平壤地区进行侦察。有了前一次在牙山的教训，山崎羔三郎不敢再随身携带军事地图和指南针，而是根据生活常识判断清军阵地的方位角度，比如说，虱子的头常常朝着北方摆动；再比如，菜根靠北的部分纤维质比较密集，一棵树树叶长得茂盛些的那一方为南边，中国民居的门大都是坐北朝南等等，他的生活知识积累和判断基本上都比较正确，从而能在不带工具的情况下弄到中方的不少情报。

日军攻陷平壤后，山崎羔三郎的间谍行动受到日军司令部的极大关注。就在战争期间，他被召回设在广岛的日军大本营，受到了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接见。立下大功的山崎羔三郎被当场任命为第二军军副，并再次受命随第二军登陆辽东。当他离开广岛时，玄洋社的头目平冈浩太郎、进藤喜平太等都以他为荣，集体为他送行。

但是，踌躇满志的山崎羔三郎这次终于走上了不归路，就在他在金州登陆的第三天，终于落入了中国人民张开的恢恢天网。狡猾的山崎羔三郎虽经过细致的化装，但在碧流河渡口，还是被清军骑兵统领依克堂阿的一名部下发现，这名部下与山崎羔三郎有过一面之交，曾被其殴打过，记忆尤深，随即报告统领，山崎羔三郎马上被逮捕，随后被斩首于金州城外。

“超级爱国者”被斩首于金州城

钟崎三郎是日军大山严大将派出的侦察从金州到辽阳一线中国军队防守情况的6名军事间谍中颇有“成绩”的一位，他在甲午战争之前曾为日本军队立下过战功，受过嘉奖。

1894年3月，钟崎三郎再次受日本海军军令部委派，化名为左钟武，装扮成药材商人，前往中国的渤海湾一带剌探北洋舰队动向。他和日本海军大尉泷川具也一起驾驶小船，暗地里测量渤海湾沿岸的水深，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水文资料。

同年夏，由于甲午海战迫近，日本开始撤走天津侨民。当时钟崎三郎与另一间谍石川伍一没有随轮船回日本，而是跳下轮船准备潜回天津城内，继续收集北洋海军的情报。在跳下轮船的混乱中，钟崎三郎与石川伍一失去联系，后来石川伍一被天津衙门逮捕并正法，而钟崎三郎却侥幸逃出天津，转道山海关地区。他一路收集中国军队驻防与调动的情报，然后南下到了上海，携带情报迅速返回日本。

钟崎三郎的“成绩”得到了日本参谋本部的认可，他获得的山海关地区中国军队布防的情报消除了日本军队的一个情报盲点，从而受到日本陆军的表彰和嘉奖。11月4日，钟崎三郎被召到日军广岛大本营，身穿中国式服装晋见明治天皇，并受到嘉奖，同时还被称为最神勇的“超级爱国者”。随后他奉命随日本第二军行动，前往中国的辽东半岛，直接受大山严大将的指挥。

历史是公正的。当钟崎三郎再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终于走上了不归路。他在金州登陆后的第三天，在碧流河渡口，被清军骑兵搜查时发现并逮捕。

随后，钟崎三郎与前面所说的三崎羔三郎一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斩首于金州城外，大大灭了在华日本间谍的嚣张气焰。

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军事间谍案

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日本间谍在华进行了大量的间谍活动。由于天津和烟台是中国北洋海军的活动基地，因而成为他们的重点活动地区，其中天津就是日谍石川伍一收集情报的重要地点。

1884年，年仅18岁的石川伍一来到上海，投到驻华武官海军大尉曾根俊虎门下，开始了其间谍生涯。之后，他与另一日谍高桥谦结伴活动，深入到中国的江苏、浙江、江西、广西、广东、河北、河南等13个省，进行间谍活动。1886年，两人在汉口时归入荒尾精门下。1890年起，石川伍一先后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关文炳和井上敏夫领导下，专门给日本海军收集情报，着重点是勘察和研究中国黄海沿岸可供日军登陆的地点。1893年后，他独自来到天津，以日本洋行职员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间谍活动。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一年，石川伍一的间谍活动取得极大突破，被同行们啧啧称赞。

这年2月的一天，一个清兵来松昌洋行兑换英镑，因英镑在店里是受控制的货币，店里的职员马上拒绝了。但是在一旁的石川伍一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认为这是难得的自寻上门的好机会：可以通过此人打入清军内部。于是便出面特准换了英镑给他，两人从此一回生，二回熟。石川伍一通过金钱开路，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施舍给这个清兵，并很快弄清了这名清兵的身份，他叫汪开甲，是清军驻天津护卫一营的一个弁目（清军中的低级武官）。除用金钱俘虏了汪开甲，石川伍一还发现汪开甲是一名好色之徒，于是就把他带到了一家日本人在天津开设的妓院去玩乐。

当时，日本特务机关玄洋社在汉口、上海、天津和朝鲜的釜山都设有妓院，这些妓院的排场奢华至极，灯红酒绿，受过特殊训练的妓女用尽浑身解数来“招待”客人，很多人沉迷于这里的花天酒地中。而操纵这些妓院的日本间谍，对比较重要的顾客的弱点和隐私，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利用这些来攫取他们想要的情报，从而大获成功。

于是，石川伍一把汪开甲带到一家日本妓院去尽情玩乐。这个家伙哪里见过这等酒池肉林，一头扎进了脂粉堆中销魂去了。临分手时，汪开甲带着几分醉意，感激地对石川伍一说：“石川兄，我带您去见一个人，有没有兴趣？”“谁？”石川伍一心里一动，汪开甲把嘴巴对准石川伍一的耳朵轻声道：“刘芬，这人的舅舅有能耐！是我们大清皇朝的李中堂。”石川伍一惊喜万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的情报。

当晚，在汪开甲的引见下，石川伍一结识了李鸿章的外甥刘芬。刘芬当时担任军械局书办。经过一番交谈和观察，石川伍一凭着多年的经验，认定刘芬是一个贪色又贪财的小人，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和关系，能够掌握大量的军事情报。石川伍一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他首先给刘芬送去一件价值昂贵的古董，接着，石川伍一依样画葫芦，将刘芬带到天津的日本妓院去浪荡。果然，几个回合，刘芬便成了石川伍一忠实的耳目，他不断为石川伍一提供情报，而每次都是要求以财色作为回报。

1894年7月，石川伍一顺利地从刘芬那里得到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获悉中国北洋舰队将派出“济远”、“广乙”、“操江”3舰护送租用的英轮“高升”号出发，运送精锐的950名陆军士兵去朝鲜仁川，于是他马上把清军这一行动连同军舰的具体开航日期，用密电告知日本海军。

获取了中方的重要情报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右亨于7月23日率舰队从日本佐世保军港出发，驶向朝鲜的西部海岸，进入临战状态。7月25日，在仁川港外丰岛海面，“高升”号运兵船突然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的围攻，船只很快被击沉，“高升”号上950名精锐清兵全部丧生。同时，参加护送的北洋军舰也损失惨重，“广乙”舰被击毁，“操江”舰被日军俘虏，只有“济远”号突出重围，逃回旅顺口。

8月1日，日本从天津撤走侨民。而日本海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使石川伍一兴奋到几乎疯狂，此刻他非常自信，傲视一切，他不甘心就此收手，决心继续潜伏，伺机创造更大的“功勋”。当天深夜，日本侨民的船只开船后，石川伍一与另一特工钟崎三郎化装成中国人由船上跳下。结果，在混乱之中，他与钟崎三郎失去联系。石川伍一孤身一人悄悄潜回天津城内，投宿到一家客栈。次日清晨，酣睡了一夜的石川伍一起床后，当他打开房门时，一队守在门外的清兵一拥而上，将其生擒。石川伍一一边反抗，一边质问：“冤枉！为何抓我？”

原来，“高升”号事件后，清军获悉情报泄露，对内部进行了排查，特别是与日本人有过来往的人都是这次排查的重点对象。而刘芬、汪开甲二人平时常去日本妓院的事，自然是纸包不住火，他们勾结日本人的罪行很快被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侦知，最先落入法网的是汪开甲，其被捕后供出了刘芬。刘芬被捕后，还不知是自己泄的密葬送了“高升”、“广乙”、“操江”3舰和近千名精兵良将。任如升将刘芬的审讯结果马上向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报告。结果，成了惊弓之鸟的石川伍一，被天津衙门抓获。

自此，石川伍一间谍案是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军事间谍案。1894年9月20日是个令人吐气的日子，石川伍一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间谍，终于被押赴刑场，验明正身后，按国际法枪毙。而中国人的败类刘芬、汪开甲则由刽子手砍头示众。石川伍一间谍案后，清政府对日本间谍才开始有所警惕并加以重视，但此刻为时已有点晚了，清政府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拥有日谍身份的汉奸刘雨田罪该万死

刘雨田是大连金州普兰店人，很早就同日本在华间谍拉上了关系，他在甲午战争中给日军充当间谍，不折不扣的卖国行径最终导致他走上断头台。

甲午战争期间，刘雨田向日军提供了大量有关辽东沿海地区的情报，为日军打败中国北洋海军立下过犬马之功。战后他深知自己罪行累累，生怕国人制裁他的汉奸行径，遂跟随日军去了日本，被日军参谋本部保送到日本的人善邻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班当汉语教员，同时协助日军参谋本部兵要地志课绘制辽东半岛地图，成为重要的日本间谍，他还改了日本名字叫“龟山雨田”，娶了一房日本妻子。

日俄战争爆发后，刘雨田再次出任日军的向导，带领日军从貔子窝猴石湾登陆，经普兰店直捣金州，顺利地切断了俄军的后路。战后，刘雨田获得了日军参谋本部以天皇名义颁发的赏赐，同时他还被授予军神铜像一尊、礼服一套、勋六位“金鹞勋章”一枚，并在普兰店获得了一大片土地和菜园。

刘雨田后来还数次参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以他的中国人面孔，蒙蔽了很多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因而多次获取重要情报，好几次中国军队遭受日军的重创均是由于他提供的情报。刘雨田一生卖国，罪恶滔天。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刘雨田自认为近几年隐蔽较深，没有明显的公开活动，以前的一些行为虽有卖国嫌疑，但还不至于被判死罪。因而日本撤退时，他没有走，妄想继续潜伏下来。不过，中方有关部门通过对中国军队几次大战失利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好几次与刘雨田有着蛛丝马迹的联系。再经多次秘密调查，终于撕破了刘雨田的画皮，他的汉奸嘴脸终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随后，刘雨田被逮捕处决。

4.抗日战争时期的小故事 篇四

抗战小故事

鬼子来的时候，顺子正在睡大觉。两个鬼子把顺子从房里一直拖到房外。藤田正坐在院子里，后面的二狗子弯着腰像哈巴狗似的跟藤田说着什么。见顺子被拖了出来，二狗子马上挺直了腰板，走到顺子跟前，一把揪住顺子的衣襟说，这房子藤田大队长要了，你就***给我滚蛋。于是两个鬼子二话没说把顺子又拖到了院外。

顺子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尘土，心里把藤田、二狗子这些王八蛋的祖宗十八代都操了个遍，便径直走向河边的土庙。土庙里平时这会儿阿山早就在放鸭了，但昨天鬼子一进村鸭子就被抢了个精光，现在土庙里静悄悄的。

顺子晃悠悠地进了土庙，看见阿山傻楞楞的靠着柱子坐着，便笑着说，阿山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昨天的鸭子给了多少钱。阿山说，你小子知道什么，那些鸭子我是攒钱娶媳妇用的。顺子“嗤”地笑了一声说，你媳妇就是二狗子他妹子吧?我估计现在正跟那些鬼子享乐呢。阿山猛地扑了上来，把顺子摁倒在地，掐住了顺子的脖子说，你瞎说，再说我就揍你。顺子想爬起来但被阿山摁得实实地，便气咻咻地骂道，你***是男人就该揍鬼子去，把我摁在这干什么。阿山松了手，重新又坐回原处，你难道也算是男人，把房子轻轻松松的让给了别人，要换是我死也赖在那。顺子听了突然滔滔大哭起来，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娘死的时候说了，房子就是根，无论走到哪儿，都没有自己家的房子亲近，要是房子没了就跟死了娘没啥两样，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就把房子给抢过来。阿山觉得没趣，就自顾自个儿睡觉让顺子唠叨去。顺子哭着闹着，渐渐便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偏西。顺子见阿山还睡着，便出了土庙，在自家的院前转悠了几圈，正犹豫着想进院子。二狗子刚好哼着小调从院子里出来撒尿，一眼瞧见是顺子，马上抓住了顺子的胳膊，你想进来是吧?好，我带你进去。二狗子死死地掖着顺子的胳膊进了院子，刚松手两个鬼子就把他推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二狗子在一旁笑着说，你家的房子我早看上了，这里是全村的风水宝地，只要住在这儿，我就等着升官发财了!二狗子说着得意地一摸光头，转身进屋跟藤田喝酒去了。

顺子一拐一拐地出了院子，又回到土庙，见阿山还在呼呼睡大觉，想起二狗子那得意样儿，愈发的气恼，便狠狠地踢了阿山一脚。阿山一下子从地上窜了起来，见顺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禁不住想笑。顺子气得冲阿山直嚷，阿山，你***一点出息都没有，只知道成天睡大觉，有种的话就跟我一块去把房子给烧了。阿山说，去就去。

顺子和阿山从土庙里拿了一大堆的蜡烛油和香油，阿山又从自家的草房载了几车的干草，掩进了顺子家院子的墙角。见院子里的灯已经熄了，便悄悄地在墙的四周铺了很多的干草，顺子又搬了几块大石和几根木柱抵住了房门。一切准备就绪，顺子和阿山分头开始点火。火苗一下子窜得老高，顺子和阿山相对一笑，操着小道一路跑回了土庙。

等回到土庙，远处已是火光冲天，鬼子乱成了一团。顺子瞧着火光直乐，这把火烧得好!这些狗日的不是说我们家的房子好吗，那就让他们多住住呗!阿山点头说，火烧的好，但家也回不成了，听说沿着河往上游走，有人专打鬼子，我们到那去。于是顺子和阿山离开了土庙，往河的上游走了。

5.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完 篇五

姓名：南海南学号：0921010218指导老师：张波

序言：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发扬抗战民族精神，不失爱国灵魂，强国才能御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珍爱和平，立足发展

摘要: 抗日民族精神极大地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关键词：爱国主义团结自强不息

前言：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的艰苦的伟大的斗争，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于战败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在党的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儿女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总动员，是近代以来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和抗争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抗日民族精神极大地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团结精神及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险。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通电中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结一致，同仇敌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民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积极为前线捐款捐物。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等一致拥护国共两党抗日。宋庆龄接受中国中央建议，从上海移居香港，于1938年6月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少数民族的贡献。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有很多少数民族指战员，如白族周保中和满族赵尚志等。河北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在与日本侵略者奋战中战斗870多次，歼敌3.76万余人，战果累累。台湾的高山族人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也都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颂歌。

抗战期间，广大海外侨胞怀着对中华民族解放的热切期望，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海外华侨组织了各种救亡组织649个。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头三年，华侨捐献的款项能够购买各种飞机200多架、救护车1000多辆。io华侨中有4

万多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奔赴抗日战场。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外侨胞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这期间，深深展现出了不畏强敌、舍身报国的献身精神。

在常年抗战中，无数的国人宁死不屈，以身殉国，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吉鸿昌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浩然正气；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国民政府军陆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在进入缅甸对日作战中殉国；东北抗日联军赵一曼的临死不惧，从容就义；冀中深南县王家铺村村民的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正因为那么多人的不畏强敌、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日本面对的不再是少数人，而是拥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的整个中华民族！正如《义勇军进行曲》唱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用砖石垒起来的长城，在炮火的轰击下或许会坍塌，但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和不屈脊梁筑起的长城，却是任何强敌都摧不垮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们只能遭到失败的命运。

:3：始终贯穿抗战精神的还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由于艰苦奋斗，使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形成了一种清正廉明的作风，出现了一片新面貌。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6.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 篇六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毛泽东、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

“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成为苏区动员民众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升官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

1940年5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5位参议员访问延安时，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了欢迎晚会，“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十二时才散会”。

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星期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

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通过秧歌把民众动员起来，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成为延安中共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

曾留学欧洲的朱德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侯，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可见，中共领袖对交际舞会的喜爱与热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中共领袖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新华社“星期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

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中共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毛泽东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 《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江青（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尽管王实味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业余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经历了“王实味**”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

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 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八路军将领朱德、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

朱德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延安时期的自由与民主 作者：邢小群

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何方，回忆1938年他在延安的学习、工作经历，令人回味。

一集合就唱歌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后，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

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不同特色的报告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被请来做报告。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时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我们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就将起军来了？实际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达，各种会上对毛泽东的介绍仍然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我们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墙报与直接写信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重要内容。墙报上的意见，领导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

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对120师调来的人，还再给他们发一套。我说，这本来已经是山头主义了，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解释。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作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我们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他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

人和人是平等的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泽东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扣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主席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

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李德和李丽莲

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著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恩（笔名华夫）。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他生活上的“毫末细节”。

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正值三十出头，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据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最终组织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年青农妇。

肖月华是出身贫苦的广东姑娘，长得虽不怎么漂亮，但为人厚道，当时在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身边工作。肖月华也是一位老革命，17岁那年由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绍入团。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华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与李德一起过了。也是据索尔兹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其实，丁女士此言差矣！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由组织上定夺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给李德生了个皮肤黝黑的儿子后，连毛泽东也调侃李德：“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后来，毛泽东还一直记得李德、肖月华夫妇这个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泽，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随夫婿抵达延安，毛泽东初次见面便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不顾王安娜脸上的惊愕神色饶有兴味地寻根刨底。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以后，毛泽东才抚掌笑曰：“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这种组织上介绍乃至一手包办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剧。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别恋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丽莲之后，肖月华最终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诉，毛泽东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不过，毛泽东最初也想做“和事佬”，毕竟这是桩涉外婚姻，尤其还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人有牵连。但肖月华去意已决，经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肖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为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离婚后的李德与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转为中共党员。但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李德便于1939年8月奉命返苏，留给李丽莲的是无限惆怅与清泪涟涟。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曾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国的李德则于1974年去世。

郑律成与丁雪松

另一对“跨国婚姻”是丁雪松和郑律成。1918年生于重庆巴县的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20世纪70年代末先后出使荷兰和丹麦，此前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朝鲜处副处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等职。

丁雪松幼年失怙，父亲丁开科英年亡故，家中生活十分清贫，主要靠母亲做手工活、摆小摊苦度光阴。丁雪松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重庆文德女中，她才华出众，唱歌、弹琴、舞蹈无师自通，成绩名列前茅，屡获教师好评。丁雪松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年初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在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时任学生会副主席、俱乐部主任。她是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与同龄的异国青年郑律成相识并相爱的。丁雪松说：“1938年初，我到了延安。那是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咏之城，到处回荡着嘹亮的歌声。”“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抗大’女生队的几个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初次见到一个体型瘦削，腰杆笔挺，眉宇间显得英俊而刚强，身穿黄色军大衣的人。他是我们队长赵玲的客人郑律成——来自朝鲜的一个革命青年。后来在我担任队长以后，又常常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有时穿着灰色的军装，有时穿件褐色的茄克。当他在晚会上出现的时候，他的节目很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把口琴系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铃，脚下踏着打击乐器，一身而三任。我想这也许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当时延安这样简朴而热烈的晚会上，不正需要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有着各种艺术才能的青年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么？有时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1918年生于韩国全罗南道一个贫寒家庭的郑律成，原名郑富恩，是著名作曲家，国际主义战士。郑律成的3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33年春，15岁的郑律成和一批青年志士从朝鲜木浦登上了“平安九”轮船，来到中国南京，进了朝鲜在华抗日团体所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1937年9月，郑律成在李公朴等人的帮助下，和爱国青年—起奔向延安。他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经邓小平签署命令，被中央军委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郑律成的另一代表作品是《延安颂》，正是这首被誉为“用心抒写世界上所有争取和平的人们”的作品，成了他和丁雪松喜结良缘的“媒人”。1937年秋，到延安不久的郑律成，就想写一首优美、战斗、激昂的歌曲来歌颂延安。193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延安城里大会结束后，郑律成和“鲁艺”的几位朋友站在北门外山坡上，眼前是唱着歌、呼着口令的青年男女踏着整齐的步伐奔向各自宿地。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天，传遍山野田间，郑律成的心和整个延安城一起沸腾，他要求身旁的女诗人莫耶给他写个歌词：“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丁雪松这样回首往事：“在延安的 9 一个晚会上，我见到了郑律成，他和女高音唐荣枚同志合唱他刚谱就的《延安颂》„„郑律成当时是抗大的音乐指导，我任抗大女生队队长，他常到我们队来教唱歌。我们就这样结识了，以后，我们常在一起漫步、聊天，无话不说。”（丁雪松《〈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

丁雪松于1941年12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差不多同时，她与郑律成结婚。此前，郑律成一度在政治上受到某些人的“怀疑”（怀疑为“特务”）。由于他写了《延安颂》等有影响的歌曲，才保留了党籍。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央批准，丁雪松与郑律成去了朝鲜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后，丁雪松和郑律成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鲜国籍并转为朝鲜劳动党党籍，长期留在朝鲜工作；二是两人分手，从此各奔东西；三是郑律成随丁雪松回中国。后经周恩来批准，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两人相继回到中国。1950年9月初，郑律成不愿在祖国受难的时候离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最终他让丁雪松带着7岁的女儿先行回国。1950年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人们纷纷撤离战火笼罩的平壤，郑律成扎上干粮袋，装上火柴和盐，准备背着77岁的老母亲撤离平壤。此时，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派吉普车把郑律成母子送过了鸭绿江，随后乘火车匆匆赶到北京。郑律成于 1976年病故，丁雪松现已是91岁高龄。

李敦白与魏琳

由李先念、王震介绍，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中共的著名国际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姑娘。他在延安则是和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魏琳原名蒋琳琳，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熟悉鲁迅先生《日记》和《书信集》的朋友都会依稀记得一位名叫蒋抑卮的人物，他便是魏琳的祖父，与鲁迅有长达30年的交往情谊。正因为蒋抑卮是鲁迅留日的挚友，于是有人穿凿附会地将魏琳说成是“浙江绍兴东浦人”。其实，蒋抑卮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从蒋抑卮到魏琳，蒋家在杭州已繁衍5代，实为杭州郡望。

虽然出身金融巨贾，但由于战争，魏琳的生活依然颠沛流离。1942年她从上海著名的教会中学中西女中毕业考入沪江大学。据魏琳回忆，这时，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模糊的”。1943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不满20岁的魏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她这样写道：“出于反对日寇占领上海这样一点非常浅薄的爱国想法，更主要的是为了脱离大家庭，逃避现实、追求新鲜，追求所谓的‘不平凡、不空虚’的生活，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到国民党区去了。”“1943年，我经江西到成都。又于1945年3月到了重庆，上国民党的中央大学。在外文系二年级借读”。在这里，魏琳读了《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一类报刊书籍，对社会发展规律、国民党的统治及解放区的民主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被吸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1946年2月25日，由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委员会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中共方面急需大批英语翻译人员，周恩来指示：要在半个月内从重庆、成都的大学中挑选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学生，作短期培训后，准备在有美方人员参加的国共整编军队时担任中共方面译员。“因为是要给美国人当翻译，坐的是美国人的飞机。登机前，我们都改了名字。我原名蒋琳琳，改了母亲的姓，叫魏琳。飞机经过北平飞到张家口，聂荣臻同志接见了我们”。魏琳这样回忆道。

在张家口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里，学员享受营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训练班学员编成几个小组，自学为主，教员辅导，并请国际友人李敦白、美国记者库莉训练听力，还邀请聂荣臻、罗瑞卿、姚依林、马辉之、杨春圃等领导同志到班上作报告。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1945年夏天，他随美军踏上中国大地，来到西南边陲云南省昆明市。从那一刻起，24岁的青年李敦白便开始书写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李敦白成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美籍党员，他曾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纽约时报》亲切地叫他“中国女婿”，“四人帮”则诋毁他是“美国特务”。在华35 年间，李敦白曾两次入狱，在狱中度过了近一半的时光。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因“斯特朗间谍案”在西柏坡入狱，他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指示，破坏中国革命”，1955年4月4日获释，毛泽东、周恩来向李敦白当面道歉。然而，后来中国人再次犯错，而且是同样的错——

“文革”初期李敦白身为北京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人物，一度在北京“红得发紫”，但却被四人帮诋毁为“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而遭逮捕。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将李敦白软禁。1968年2月21日，又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至秦城监狱关押，于1977年11月19日出狱，前后监禁长达9年8个月零1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称：李敦白“曾利用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说服邓接受了我的60分钟采访。这在西方新闻界的来往中，是唯一的一次。”（《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敦白在昆明时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处理民间事务。这使李敦白有机会看到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听到底层百姓的痛苦呻吟，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传颂一时的“朱毛”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二战结束，李敦白却不想回国，他想方设法让自己滞留中国。李敦白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通过地下党的帮助，李敦白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的秘书、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英文名辛西娅）。未几，宋庆龄先生介绍李敦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任职，负责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从此脱离美军。廖梦醒点燃了李敦白的“延安梦”：“别回去了，与我们在一起。留在中国，到延安去。”于是李敦白奉命前往武汉“联总”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此期间，李敦白利用职务之便给了中共一份丰厚的“见面礼”：1946年春，李利用美国记者的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准确情报，将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发动进攻的机密告诉了中共。后来，见到周恩来时，李敦白投奔延安的想法还得到了周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李敦白将和纽约一个救济组织的代表普莱丝小姐一起奔赴北平，准备从那里搭乘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但此计划却遭到了美军的拒绝，连叶剑英出面也无济于事。叶剑英提议让李敦白去张家口，那里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在筹建英语广播，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工作。当地最高指挥官聂荣臻也要求李敦白留下。

李敦白与魏琳的爱情种子便是在张家口播下的。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爱情种子顽强地发芽并开花结果。李敦白与魏琳是名副其实的“师生恋”。李本是有妻室之人，只是1945年离开美国时，他的第一次婚姻便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临近崩溃。李敦白毕竟是洋人，在昆明时也“鬼 11 混过几次，与一些吉普女郎搂抱亲嘴”。尽管适逢燕尔之喜的老朋友李先念将军在延安已经豪情满怀地向其承诺：“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后，我就是武汉市的市长，到时候你就可以过来生活，我帮你找个当地最漂亮的女孩做老婆。”但是李敦白似乎等不及，他也无法习惯没有女人的日子。在收获爱情果实的秋季来临之前，即便是对魏琳动情之后，李敦白在感情上也一再“出轨”。他首先迷上了刚回延安不久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养女孙维世：“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与孙维世同岁的李敦白倒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敢造次唐突。李敦白哪里知道，这位后来成了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夫人的孙维世，连青年林彪都为之心旌摇荡，足见其风采魅力。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长女，著名话剧导演艺术家、戏剧翻译家，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时，孙维世亦于1968年10月14日惨死狱中，年仅47岁。李敦白的感情漂泊，直到魏琳对其最后“锁定”才宣告结束。从相爱到波折、到花好月圆，两人终成眷属，李敦白在回忆录里写得很翔实：

那时，每天晚上我都从电台送她回家，一路欢声笑语。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深深爱上了她，直到她突然割断我们之间相恋的可能。“我们不能再接近了”，她说，因为她在等未婚夫从布拉格回来。于是我的自尊心阻止我再做进一步的表示。不久我便离开张家口，远远离开了她。但就在我动身去延安的那天，我察觉到，其实在她内心深处，并不像外表所表现的那般抗拒。她在我床头放了一副亲手织的手套，还附上一张深情的字条：“这副手套是我为你织的”，她用英文写道，“我会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

我还是很难做到不露声色„„魏琳终于递给我一张小纸条。其实我一直在等着她某种形式的拒绝，因此当我看到她那张挽成结的纸条上写着“我们必须谈一谈”时，心立刻沉了下去。我几乎可以肯定，她要告诉我的是：我们之间必须保持距离„„

那天吃完午饭，我便按照她的指示，忧伤地坐在房间里等她。她进门后，径直走到房内另一头的椅子上坐下。我坐在炕上，等她开口。“我们必须谈谈”，她说，“我再也受不了这样子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也不好”。这正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怎么了？”我问。她哭了起来，大颗的泪珠从圆脸上滚下来。她用手捂住泪眼，啜泣着说：“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同时爱上两个人。” „„

当我们手牵手走出那个小房间时，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一旦魏琳改变心意，爱情便势如破竹。

1947年10月，我和魏琳结婚。

按照规定，我们向组织提出申请„„婚礼很喜庆。一帮朋友自发布置了我的房间，婚礼就在那里举行。廖承志发挥漫画天分，画了一幅巨大的画像：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对魏琳丰满的身姿垂涎欲滴，上端还题了两句打油诗：“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

7.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器工业 篇七

一、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创立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南北方各根据地都有大小不等的兵工厂、所。其中闽浙赣地区比较典型。闽浙赣省、县级苏维埃政府内都设有地雷部。除了生产地雷、手榴弹外, 这些兵工厂还产少量迫击炮弹, 修理枪械, 同时还能复装子弹[1]173。中央苏区的兵工厂发展迅速, 到抗战爆发前夕, 工人已由最初的百余人发展到五六百人之多。

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供应困难的问题, 早在1937年10月21日, 毛泽东在关于设兵工厂制造枪炮问题致周恩来、朱德、彭雪枫电中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 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 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予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工作人员, 准备在延长设兵工厂造枪。”[4]181938年10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 在关于“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部分中强调要“提高军事技术, 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 准备反攻实力”[2]751。为此, 1939年6月, 八路军后勤部在裹坦县上河村设立了负责军工生产的第六科, 科长为曾任八路军总部通信科科长的刘鹏, 统一领导原归属各师分管的各军工修械所。

同时又以太行军区的军工厂、所为基础, 汇集太岳、冀南、冀鲁豫的一部分军工人才, 在山西榆社县韩庄建立总部修械所, 主要生产步枪。对外称“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此外, 还在总部建立了铁工厂, 主要生产手榴弹。不久, 八路军后勤部又将第六科扩大为军工部, 部长仍为刘鹏, 驻地由裹坦县上河村迁往黎城县赤峪村。对外则称“武昌部”[3]104。1940年4月, 又任命曾任赣东北红军兵工厂政治委员的刘鼎为八路军后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原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事实上, 在抗日战争初期, 晋冀鲁豫地区的兵工厂、所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已有的七座兵工厂中, 四座叫所, 即一所、二所、三所和四所, 均为步枪制造所。三座叫厂, 即柳沟铁厂、下赤峪复装弹厂、实验厂。共有职工2566人, 一所是闻名遐迩的黄崖洞兵工厂, 因位于水窑山中, 也称水窑兵工厂。”[1]70

相比于八路军而言, 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发展则更为困难和曲折, 统一的军工部门的存续时间只有半年左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也相继撤离根据地北上抗日, 仅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游击战, 这使得原本已有一定规模的兵工事业受到了重大挫折。而新四军从1937年10月接到改编命令, 到次年1、2月完成改编, 4月10日刚集中完毕即奉命开赴战场, 正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当年所说:“我们军队改编、开进、作战中间没有停过。由于一年来没有相当时期的整理, 就使我们不能从容的来进行建设工作。”[5]33同样, 这也使新四军很难在此期间恢复或新建一个比较齐备、完善的兵工系统。

皖南事变以后, 重建后的新四军部于1941年1月28日在苏北盐城成立, 陈毅任代军长。为了在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下坚持抗战, 新四军加强了对军工生产的领导, 在盐城成立了军工部, 部长韩振纪, 副部长孙象涵、吴思梦、程望[6]289。军工部下辖机械加工、手榴弹、子弹、铸造、零件、木工、修械等七个军工厂。在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城进行“清乡”时, 为了坚持生产、减少冗员, 新四军军部于8月决定撤销军工部, 并将各工厂收缩转移, 主要人员、设备则被充实到第1、第2、第3各师[7]436。

二、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管理

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成立时, 还是延续红军时期的管理方式, 工厂相当于连队, 下设班排的组织, 早出操、晚点名, 集中进行政治学习。生活待遇也与部队相同, 实行供给制, 外加一点津贴, 最高津贴每月9元, 学徒1.5元[1]82。这种管理制度和工资待遇很难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要完成大量的生产任务是难上加难。为了消除这种部队管理方法的弊端, 军工部于1940年5月发布了关于工人待遇的新规定:“穿着部分仍实行供给制;伙食和津贴部分发给货币工资, 每月最高40元, 最低18元, 形成半供给、半工资制。”[1]83到6月, 军工部又制定颁发了《军工部工厂规则》, 包括总则、作息时间、劳动纪律、待遇、特别守则、奖励与惩罚、时间等[1]82。这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的实施, 收效良好,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 总部军工部的生产,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进步。

三、根据地兵工人才的来源及培养

从事兵工生产, 人才是重中之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大都远离城市, 兵工厂厂址也都位于环境艰苦、生活恶劣的大山之中。各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成立之初就极度缺乏技术人才。一位《大美晚报》的记者对根据地的兵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后这样写道:“这个工厂建立至今仅一年左右, 工厂召集了大批的职工和技术工人, 但其中称得上熟练工人的不过八人而已。”[8]145在技术工人和干部的培养上, 所有的兵工厂在建立之初, 基本上都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很多工人和管理干部被派到工厂的时候, 完全不懂得如何从事兵工生产, “大批精明干练的人才就是这样‘逼上梁山’, 逼出来的”[1]1。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对兵工生产的需求量迅速增多, 兵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这就需要大批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

1939年2、3月份,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就兵工人才紧缺问题先后致电左权及毛泽东同志, 希望中央能多派些熟练工人支持兵工生产[4]156。为此, 左权于1940年9月发出了关于“建立培养军工干部学校”的指示, 军工部经过研究后, 认为目前直接建立学校的条件尚不成熟, 决定先在军工部下面成立干训队 (包括干训队和通讯队两部分) , 并抓紧为以后建立军工干部学校创造条件。干训队学员除来自抗大特科大队, 还有冀中军区抗大三团及冀中地方上选拔的学员, 共约100余人[1]79。1941年5月, 军工部在河北省涉县看后村成立了太行工业学校, 由时任军工部长的刘鼎兼任校长。由于该学校成立时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 学员基本上是边打仗, 边学习。1943年9月20日, 因太行根据地财政困难和反蚕食斗争的需要, 八路军总部决定停办太行工业学校。该校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 共培养了400多名中级工业管理和技术干部, 其中大部分被分到了太行山地区的黄崖洞兵工厂和延安兵工厂, 对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兵工生产和兵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军工生产技术的改造与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的军工生产条件差、技术落后。但就是在这种既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又缺少成熟生产条件的情况下, 工人们利用最简陋的生产工具, 以顽强的钻研精神, 不断解决兵工生产上的技术难点, 保证了兵工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具体表现为:

第一, 改进炼铁技术。由不易切削方炉、坩埚炼铁, 发展到炼出可以切削制造炮弹的土窑式火焰焖火炉炼铁法[1]173。第二, 制造出无烟火药。八路军兵工企业创立之初所制造的炸弹使用的是黑火药, 但黑火药的威力小, 杀伤力有限, 尤其是在兵工厂研制出掷弹筒所用的炸弹后, 对火药的质量要求更高了。为了完成军工部下达的研制出威力更大的无烟火药的任务, 兵工厂的技术人员王锡嘏、王华南等同志, 克服了客观条件的不足, 自力更生地发明了制造硫酸的“缸室法”和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 基本解决了火药的质量问题[1]79。第三, 步枪生产制式化。针对太行地区四个步枪厂所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等问题, 军工部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经过反复研究, 终于在1940年7月底设计出了一款制式化步枪“八一式”步马枪。该枪吸收了“捷克式”、“三八式”、“老套筒”、“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 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1]71。第四, 掷弹筒的成功试射。我军在与日军进行近距离山地战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敌人掷弹筒的火力压制而造成人员伤亡。军工部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关于“敌人有掷弹筒, 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 组织技术人员克服了掷弹筒生产实际困难, 于1941年4月试制成功了第一批掷弹筒及炮弹, 弹筒口径50毫米, 射程最远达700米[1]73。到同年6月, 兵工厂共生产50炮筒225门, 同月又造出首批炮弹550发。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 不久就达到了每月生产两三千发炮弹的能力[9]344。

据不完全统计, 在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共计制造新枪9758支, 修枪约万支, 生产掷弹筒2500门, 修炮约千门, 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 手榴弹50万枚, 掷弹筒弹19.8万发。此外, 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1]87。新四军的军工生产方面, 至抗战胜利前夕, 全军拥有各类军工厂46个, 员工近万名。能够制造武器弹药32种, 共修造步枪4000多支, 迫击炮698门, 各种平射炮80门, 制造刺刀3.7万把, 手榴弹91.3万多枚, 地雷10.2万多个, 以及各种子弹和炮弹[3]437。在生产枪炮支援部队作战的同时, 抗日根据地的兵工企业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 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此后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军工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了众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刘鼎.根据地兵器工业发展状况[M].人民出版社, 1956.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3].后勤综述.大事记[M].解放军出版社, 1994.

[4]后勤工作文献 (2) [M].解放军出版社, 1997.

[5]项英.项英将军言论集[M].集纳出版社, 1939.

[6]施昌旺.新四军往事[M].济南出版社, 2005.

[7]新四军战史[M].解放军出版社, 2000.

[8]长野朗.游击战·游击队[M].东京和泉书院.

8.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 篇八

中国国民党晋察冀邻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自三十五年二月至三十六年八月）

甲、接收开办

（一）本任于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接任一部工作人员分由重庆、西安辗转入区，四月到达石门开始办公，嗣经商承骆特派员美奂，于五月间迁移保定，接收前任物品，仅大小木质印信两颗及名单一纸，至办公物品及有关文卷册籍等，均付阙，如故，实际上等于新成立。

（二）晋省移交五台等七县有关编制、人事、经费等表册，但无党员名册；察省移交蔚县、阳原二县，手续比较完全；冀省移交井陉等七县表册，既欠完整，人事亦多不符。

（三）各省移交县，奉部令，均自三十五年七月正式移归本区指挥，经费仍由该各该省领，发生补费由本区领发。

乙、视察督导

（一）分区视导

（1）张书记长伯鲁，负责井陉、平山、灵寿、行唐等四县及井陉矿区，于上年九月二十三日由保定出发到石门后，因保定定县被匪围攻、铁路破坏即驻石门，长期督导上列四县及晋东之五台、繁峙、盂县等三县工作，至本年三月八日始行返部。

（2）张委员耀庭，负责涞源、阜平、曲阳等三县，并调查曲阳被控案件，于上年八月十四日，由保定出发，同月二十四日返部。

（3）刘委员耀宗，负责蔚县、阳原、广灵、灵邱、浑源、应县等六县，于上年十一月五日，由保定出发，十二月七日返平，即驻平督导。

（4）徐科长震乾，负责五台、繁峙、盂县等三县，于上年七月十三日，由保定出发，九月七日返部。

（二）普遍视导

主任、委员于上年八月五日，由保定出发，拟经由石门、太原而至大同，视导平汉、正太两线，曲阳、阜平、行唐、灵寿、平山、井陉、井陉矿区及晋东之盂县、五台、繁峙，雁北之浑源、应县、广灵、灵邱，再折返保定而至北平，视导涞源及驻平之蔚县、阳原，到达石门后，适值正太路被匪破坏，太原、大同之行未果，乃折返保定而至北平，本年八月，平绥车通，始完成雁北视导工作。

（三）各县述评

(1)一般的：

A、优点：工作情绪热烈，有冒险犯难之精神能确实把握难民、义民，对于肃奸工作异常积极。

B、劣点：各书记长水准太低，不谙法治，普遍党务工作不熟悉。

（2）个别的：

A、晋省各县：因阎锡山有其特殊作风，各县党务颇难开展，即征收党员，亦须利用会社秘密进行，一切均受限制，成绩自难表现。

B、察省两县：颇能配合军政从事绥靖工作，地方情形渐入常轨。

C、冀省各县：工作精神热烈，行唐及矿区党部、党政配合最好，成绩亦佳，井陉、曲阳、平山党政均欠调协。

丙、人事之调整与加强

（一）本部人事

自三十五年四月即行健全，如附件（一）。

（注：附件一为晋察冀邻区特别党部委职员姓名简历册，简历册构成包括编号、职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出身、学历、入党时间、党政字号、到职日期、核定等级、月支薪俸等，共有人员26人，均为男性，年龄最小的28岁，最大的52岁，籍贯以河北占大多数。主任委员：荆宪生；委员4个：赵连登、刘耀宗、张耀庭、司振东；书记长：张伯鲁；秘书：吴玉如；第一科科长：苏政中，第二科科长：李明智，第三科科长：徐震乾，第四科科长：张文耀。）

（二）县级人事

晋察冀三省移交本区各县人事多不健全。晋省移交人数较多，惟广灵、浑源、应县均无书记长，系由干事代行职务；察省移交阳原、蔚县两县，仅各书记长、干事各一人，但各该县均经收复，需人恐多；冀省移交各县最多，职员三人，实际上不敷分配，本任接管后，即分别加以调整与加强。未收复县份，即按中央发款人数编组；已收复县份，则按实际需要加强组织，其溢额人员之薪给，一部由县自筹，一部由区补助，曲阳、井陉党政不调协，全部或局部改组，各新作人选均系就地取材，由原管省党部推荐或征得其同意，各书记长人选，如附件（二）（略）。

（三）健全人事管理

本部及各县，均无人事法规可资遵循，人事管理甚感困难，经向中央及同级党部索要法令、规章，大致完备，择其适用者先发印发。各县任用审查、救济抚恤、异动表报等均已步入正轨，计送审委职员已达二十二人，其余未送审者，或因战役伤亡被俘异动太大，或因交通阻隔邮递困难正继续办理中，抚恤案件已核转者十六人，手续不合令饬补办者七十三人，呈请救济者十四人。

丁、扩充县区单位

（一）建立阜平县党部

阜平县乃共匪冀西老巢，人民所受毒化最深，该县党务至关重要，乃本任接收时，该县并无党部组织，经向各方积极物色，该县同志刘化亭、耿金星等负责筹备，设筹备处，于定县一面调查旧有忠贞同志纳入组织，一面吸引流亡在外之优秀青年人入党，并负责抚辑难民、调查情报工作，于本年四月间筹备成熟，正式成立县党部。

（二）筹设直属井陉煤矿区党部

井陉煤矿为华北有名矿区，在全国亦占重要位置，其产量仅次于开滦，品质优良，除供机器燃烧外，可以炼焦为炼钢必需品，内有工人七千余名，职员四百余人，该矿党务过去系由井陉县领导，因能力及人事关系成绩欠佳，经呈准中央，设一直属区党部，于九月十六日派本部科长张文耀同志前往筹备，加聘矿区同志申立体等六人为筹备员，并经本部张书记长伯鲁数度亲往指导，于十月间正式成立筹备处，该处成立后，对于训练党员、征收党员、调解纠纷、协助成立工会不遗余力，曾两度蒙中央嘉奖。

戊工作概要

查本会所辖各县大部为匪盘据，仅有少数新收复区，一切工作均系依据部颁绥靖区党务工作方案进行，谨择要分述于后。

（一）组织

本区所辖十六个县党部、一个直属区党部、五十三个区党部、十八个直属区分部、一百九十四个区分部，如附件（三）、（四）（略）。

（二）训练

所属各县区，先后共办党员培训班五班，干部训练班二十六班，共匪自首分子管训所一班，共计受训七百八十五人，如附件（五）（略）。

(三)宣传

各县区对宣传工作，曾在困难环境中仍尽最大努力，举凡歌咏、演剧、讲演、标语、壁报、刊物、小册子等，均能利用机会，应有尽有，如附件（六）。（略）

（四）整理党籍

因各县多未收复，整理党籍殊感棘手，经一年之进行，其逃来我区同志，均已整理完竣，身陷匪区同志之党籍，尚未整理清楚。

（五）征收党员

本区环境已如上述，我控制区之民众为数甚少，农工份子因不能脱离生产，大部为匪控制，不能逃来我区，故征收党员质与量均受影响，经各单位努力结果，新征党员本年一至六月份一一一九人，七、八月份三六二人，连同旧有党员，已达五四一七人（上年征收者列入旧党员内），若以我控制区人数作比例，量的方面并不算少，但质的方面，农工份子占少数，不符规定，此亦环境使然，无可如何，如附件（七）之一、二、三、四（略）。

（六）民众团体之建立与运用

已收复地区，各种民众团体多已健全成立；未收复区，虽亦有成立农工妇商等会者，然均徒具形式，主要者为同乡会，各民众团体中均已建立党团，确能掌握、发生领导作用，尤以井陉煤矿产业工会，系经本部张书记长伯鲁及井陉矿区党部书记张文耀，协同社会部专员马浩筹备成立，选出理监事，本党党员占绝对优势，不但平时劳资调协、生产增加，而在矿区保卫战中亦尽最大努力，曾蒙中央明令嘉奖，各同乡会对于救济难民及历次战役受害同志及公教人员介绍职业等，均能竭力以赴，故本区各县难民，虽不免备尝艰辛，尚无冻馁致死情事发生，各同乡会奔走呼吁之力有足多者社团统计如附件（八）（略）。

（七）配合军政工作

（1）保定区

A、共匪于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发动五万之众围攻保定本部及涞源县党部，全体同志参加构筑城防工事，历时半月，完成城壕及内市沟防御工事。

B、涞源县党部策动难民组织武装还乡队，协助唐县参加保定南王京一带保卫工作。

C、共匪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二次攻势，涞源还乡队编入满城保警队，参加南奇村保卫战，孤军奋战达两昼夜，与敌以重大打击，后全部被俘。

（2）定县区

A、共匪于第一次围攻保定时，同时围攻定县，我曲阳、阜平两县党部，组织工作队协助地方清查户口、肃清奸宄，曲阳领导之还乡队并参加守军作战。

B、共匪于本年一月二十日，二次围攻定县，我曲阳、阜平两县会同安国、唐县党团人员，负责补修城防工事、清查户口及城内治安动员民众工作，二十八日，城陷，随同九区专署突围来保，中途被匪截击，损失奇重，计曲阳工作同志被俘六人、死亡二人，阜平被俘三人、伤亡二人，两县文卷公物全部损失。

（3）石门区

A、行唐县党部

该县原驻新乐北之东长寿车站，配合军政工作成绩斐然，迭经配合地方武力向县境以内突击，斩获颇多。两次定县战役，该部驻地连遭匪攻屹然未动，嗣奉石门军区令撤至正定北之新安，协助当地政府开展工作并负保卫新安一带任务，共匪于四月八日发动石门攻势，该部协助行唐、新乐、灵寿、正定等县地方武力，作战达两昼夜，嗣奉令撤至正定城内继续作战，十二日城陷，该部工作人员除秘书杜子俊及服务员贾冠军脱险到石外，其余书记长以下全部被俘遇害。

B、灵寿县党部

该部原驻正定城内，协助正定开展工作，并储备干部建立武力，积极筹划复员工作。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协同县府进驻正定之曲阳桥刁桥一带，十月进入该县之同下村，并曾推进至距县城七里之木佛村，正在编组保甲绥靖地方之际，被数倍之敌围攻，不得已仍撤回曲阳桥一带整训。本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又经两次激战，该县武力损失殆尽，乃撤至正定城内从新收容整补。四月正定战役，贾书记长孝先亲率队作战，城陷被俘，除执委杜荣学、高敬文二人事先因公到石，其余同志无一幸免。

C、井陉县党部

该县系收复县党务，工作成绩甚佳，协助政府建立地方武力二千余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组训宣传、救济慰劳等工作，均积极推行，各机关团体及地方武力均受党的领导，乡镇保长及小学校长等几全为党员充任。本年四月十七日拂晓，被数倍于我之匪围攻，书记长王克谦率全体工作同志协助守城，孤单苦战，卒以石门，国军自顾不暇、援应断绝，被匪攻陷，党工同志自书记长以下大部殉职或被俘虏。

D、井陉煤矿区党部

该矿除原有少数矿警外，经常驻有河北省保警第十总队一个营兵力，总队长孙国桢驻矿指挥石门，被攻，驻军奉令撤出，仅余矿警，毫无战斗能力，一时群龙无首心惶惶，该部张文耀事先因公赴石未及赶回铁路即被遮断，筹备员申立体等乃发动同志工人首脑组织指挥部指挥作战，自十六日被攻至十八日，一二两矿相继陷落，矿中党团员及矿警卫出一部，沿途复遭数度截击，书记张文耀在石门，一面收容我井行灵矿逃石员工救济抚慰，一面领导残存同志参加石门保卫工作，该书记担任石市动员委员会肃奸组侦讯股长，破获匪案一百四十三件。

E、平山县党部

该部原驻石门，于三十五年十月配合县府进驻该县之南北沙，十二月一日被匪马龙部围攻，二日撤至获鹿之李村，石门被攻，该部会同部队固守百尺竿防地达三日之久。嗣奉三军三十二师令，随军撤至石门以西大郭村飞机场附近之马村，会同驻军九六团组织石门第三守备区民运工作委员会，该部书记长任组训股长，协助守军保卫机场，幸无伤亡。

（4）晋东区

A、盂县县党部

该部于本年四月初，协同国军及县政府进入县境，不旬日收复县城，开辟村庄四十七个，该部协助军政从事肃奸策反、清查户口、建立地方武力等工作，正在开展之际，而围攻井陉、石门之敌移师西指围攻阳泉、平定、寿阳，该县陷于孤立，经协助部队一度策应，阳泉国军作战败退，寿阳、宗艾地方嗣转太原，难民随同逃来者四五千人，经该部奔走营救，并在平募款一千余万分发难民，此役公私物品尽行遗失，交通员张国荣、吴振玉迄无下落。

（5）晋东北区

A、在大同保卫战中，我广灵、灵邱、浑源三县党部，协助守军构筑城防工事，并组织工作队担任清查户口、宣传慰劳、肃奸等工作。

B、应县县党部

该县为收复县，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被匪二万余围攻，该部发动民众组织慰劳肃奸后援等会，并从事构筑城防工事，协助防守达四十九日之久，孤城得以保守。

（6）察南区

查察省划归本区者仅蔚县、阳原两县，各该县党部均系于三十五年十一月进入本县公开活动，因传主任之领导得宜，党政军已形成一元化密切配合，收效甚大，由党政军全组推行地方行政工作队，对于干部训练、教育复员、编组保甲、清查户口、肃正思想、铲除奸匪、宣传慰劳等同力合作，现已步入正轨，乡镇保甲长及小学校长、教员等几全为本党同志。

以上各项不过述其概要，本区所辖各县区工作同志一般文化水平，虽不甚高，然均意志坚定、不避牺牲，各县地方武力多由党部策动而成，并有党员发生领导作用，是故每次战役，我党工人员均能发挥最大效能，从未有军队未撤、党部先退者，但其伤亡亦较其他机关为大，一年以来，我十七个单位伤亡、被俘、失踪者已达八十一人，参加部队者尚不在内，如附件（九）（略）。

己调查工作

（一）工作布置:

(1)布置情报网：

将本区所辖地区划分为五个分区、一个直属据点、一个秘密据点，分区以下设五十八个据点，如附件（十）。

（在此插入附件十原文）

附件（十）：

一、各分区据点之变更与负责人之调整

第一分区：蔚县、阳原、（分区设蔚县）负责人前为郝倬，自五月起改派温培兼任。

据点：（一）蔚县：(1)蔚县县城（2）西合营、暖泉、白乐保、北水泉。（二）阳原：（1）阳原县城（2）揣骨疃、八马坊、辛堡。

第二分区：浑源、广灵、灵邱(分区前设浑源现住大同)，负责人前为刘瑄，自五月起改派张裕学兼任。

据点：（一）浑源：（1）浑源县城（2）水磨町、王庄堡、桃山村。（二）广灵：（1）广灵县城（2）直峪、南村、房庄子。（三）灵邱：（1）灵邱县城（2）固城镇、上泰镇、鹅鸭泉。（四）应县：（1）应县县城（2）大穗稔、罗庄。

第三分区：阜平、曲阳、行唐（分区前设东长寿现暂设保定），负责人派刘化亭兼任。

据点：(一)阜平：（1）阜平县城（2）王快镇、董家村、龙泉关。（二）曲阳：（1）曲阳县城（2）灵山镇、党城、下河镇。（三）行唐：（1）行唐县城（2）上碑镇、口头镇。

第四分区：井陉、平山、灵寿（分区前设井陉现设石门），负责人派张文耀兼任。

据点：(一)井陉：（1）井陉县城（2）南障城、微水、井陉煤矿（支沙口据点取消）。（二）平山：（1）平山县城（2）洪子店、郭苏镇、南店镇（回舍镇据点取消）。（三）灵寿：（1）灵寿县城（2）慈峪、陈庄、西岔头。

第五分区：繁峙、五台、盂县（分区前设阳泉现设榆次），负责人派史晋书兼任。

据点：(一)繁峙：（1）繁峙县城（2）大营镇、沙口镇。（二）五台：（1）五台县城（2）河边村、大峪口。（三）盂县：（1）盂县县城（2）清城镇、北镇、香河。

直属据点：涞源县（现设涿县），负责人由妥静波兼任。

二、建立王快镇秘密据点

延安收复后，奸匪毛泽东、朱德及其中央机关大部均窜驻阜平，该县目前已形成奸匪政治、军事中心，特在该县王快镇建一秘密据点，由阜平县孙瑞亭同志负责，并令该县情报员刘志山协助之，最近孙同志化装商贩，由阜平秘密来保报告工作，为加强工作效率，曾对其进行个别训练，对匪我目前斗争形势紧急任务，进行工作的各种方式方法、交通联络、秘密通讯技术，特别是对毛泽东厨役刘从文之收买与利用，以及其个人生活工作之保证均予详细指示，孙瑞亭同志已于七月十五日衔命化装复潜回阜平该地工作。（附件十原文结束）

（2）建立特情：

争取共匪、动摇干部及匪区商民等，先后建立特情三十二名如附件（十一）（略）。

(3)加强交通联系：

在保定设电台一部，在石门利用平汉北段护路司令部电台，在太原大同利用晋室电台，在北平利用青年团电台，经常通报，并在各据点设交通员五十五人如附件（十二）（略）。

（二）工作成果

一年以来，收到情报五五四件，发出四三○件，如附件（十三）（略）、专报四件，另有整理完成之专报汇编等共六种，随同本报告一并附呈。

庚、肃奸工作

一年以来，由本部直接破获共匪案件四起，各县破获二十七人，本部科长兼井陉煤矿区党部书记张文耀，在石门参加肃奸工作，共计捕获潜伏共匪一四三人，共匪向各县自首者七四人，详情另有专册附呈。（略）

辛、经费收支概况

（一）本部经常费支出，月为一四一三○○○元，上年度尚可勉强维持，本年物价高昂，办公费不敷甚巨，截止八月底，已超支三千余万元，如附件（十四）、（十五）（略）。

（二）各县区：

A、各县经费仍由原管省党部领发，每县每月仅二万元，值此物价高昂，各县无不亏累。

B、直属井陉煤矿区党部，中央不发经费，系由西部统筹支给，实销实报。

外附:

共匪二次清算斗争专报一册

毛泽东到阜平专报一册

奸匪经济文件汇编一册

共匪晋察冀辖区学校组织调查表一份

我方武力调查表一份

一至六月份调查工作报告一份

肃奸工作报告一份

下面选录其中原文一件：毛泽东到阜平专报一册

毛泽东秘密到达阜平县南湾村专报

一、毛泽东到达阜平之经过情形：

（1）毛泽东及其党政军民各高干眷属，于四月十六日，由五台山经过五（台）阜（平）交界之长城岭，驮轿二十四乘；于四月十八日，到达阜平城西九十里印钞石村之益寿寺。事前，聂荣臻曾派载重汽车三辆、小卧车两辆及伪晋察冀军区警卫团之一个连，前往印钞石村警戒欢迎。毛泽东来时，带有一二○师三五八旅亚五、亚六两团护送，四月十九日，到达阜平城东十七里之李家工村（聂荣臻司令部所在地）；二十日，由该村乘汽车到达阜平城南五十里之南湾村（城南庄西南十里，北临胭脂河，南靠马头山），稍事休息，于四月二十四日，即去阜平城东三十里之南峪村（伪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刷总部所在地）及县城东南之转路头村（伪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所在地，主任舒同）视察；四月二十六日，又去县城东北二十五里之史家寨（伪晋察冀行署所在地，主任杨耕田）视察，二十七日，由该村返回南湾村。

（2）南湾村周围，由伪晋察冀军区警卫团担任警卫，该团分驻于桃园村（南湾村南十五里）、温塘村（南湾村五里）、上下庄村（南湾村南三里）、城南庄镇（南湾村北二里）、沟漕村（南湾村北二十五里）、瓦渣村（南湾村西十五里）及李彦庄村（南湾村西北二十里），团部则设于城南庄镇，所有南湾村三十里以外之居民，一律禁绝入境。

（3）毛泽东像貌及日常生活情形：

身体高大，长脸，面容黑瘦，留背头，背稍驼，牙根发黑，每日晨七时起床，早餐前常散步村边及住宅附近，上午九时开始办公，室内贴有伪晋察冀边区军用地图及全国情势分析图，办公时不断与南湾村北六里易家庄村伪新华广播电台通话，晚十时到十二时听各地广播后就寝。

（4）聂荣臻时于夜间乘小型吉普，由李家工去南湾村与毛泽东商议军事。

（5）毛泽东于“五一”劳动节，曾去南湾村南五里之温塘村出席纪念大会，对与会之奸伪各分区司令员政委各行署主任等高级干部作以下指示：

①加强党政军民各级干部之思想领导与群众之团结合作。

②指示伪晋察冀边区之土地改革穷人翻身运动做的不够彻底，即继续开展二期清算斗争运动。

③全边区党政军民及一切物力、财力应紧急动员起来，俾于本年五、六、七三个月当中，对平汉（特别是平保段）、同蒲、正太、平绥、津浦各路及华北各重要城镇，发动反攻以巩固扩大其华北根据地。

④积极策划、布置、发动二次进取石（门）保（定）之军事行动。

二、情报来源及有力证明

（1）刘进昌（伪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教导团第一营营长），乃本党刘文星同志之叔父，返家时向刘文星谈出毛泽东此次（五一大会）召开高干会议及对目前形势的分析与指示。

（2）毛泽东厨役刘从文（阜平县王快镇人，现年三十八岁，“七七”事变前，曾在本村开设饭馆，手艺很好，事变后，由奸伪王快区公所动员委员会主任李柱子，介绍给聂荣臻做饭至今，已有十年，聂以该人最为可靠，遂献于毛泽东）于本年五月五日由南湾村（毛泽东住地）回家，并托刘文星为其代买厨刀。

（3）刘文星为本室工作员，彼于欢饮之后谈出以上各种消息。

（4）据最近由王快逃亡来保之耿灌章同志报告，彼于正定失守后，为买纸烟，曾与伪晋察冀军区生产科员项应全（现年三十六岁，在抗战期间曾充萧克之特务员，胜利后升任现职）同去正定，彼忽见我方一破旧报纸载有毛泽东由东北佳木斯到达阜平一项消息，当彼以此询问项应全时，项表示异常惊讶，并谓“国民党的特务工作真厉害，怎么他们就知道了呢？”，并嘱耿同志勿透露此项消息。

（5）南湾村附近岗哨森严，任何人非有通行证，不得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