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所带来的启示

苏共亡党所带来的启示（精选6篇）

1.苏共亡党所带来的启示 篇一

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内外因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同时一定要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第二，必然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

第三，把发展放在执政第一位，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分离或对立，并应始终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只有不断在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改革开放确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让人民能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而不是一昧地把改革成本推向社会，改革成果被少数人享有。

第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改变了以往的显性的方式，利用改革过程中所伴随着的矛盾激化，以民主、科技等方式为诱惑、以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试图西化，分化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第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队国家化。“枪杆子里出政权”以“军队国家化”为幌子，是要党交出军队，最终将会使党使去政权基础。

第六、应突出法治和监督，党政职能分开，党必须做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持这一领导方式，就要求党的一切组织、一切成员、一切活动，都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力，都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绝不能以党代国，以党代法，要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强化宪法和法律意识，带头执行宪法和法律，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执政党必须接收党外监督；如果没有党外监督，法治就成为空谈，也容易走上腐败，堕落之路，并遂渐成为少数利益群体的代言人。作为执政党，应胸怀坦诚地接受各方监督。既要接受党内监督，更要接受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第七、加强党风建设

1、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发展党内民主，民主与集中要有机结合，并由此推广到国家的民主。

八、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改革步伐，不能拖也不能太快，从试点到铺开，循序渐进，一定得有群从基础，改革要能为广大人民带来利益，而不能为少数人所独享，同时把改革成本推给大众。

6、始终保持威权政府

2.苏共亡党所带来的启示 篇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实施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很繁荣,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负面的影响也同样存在,而这影响正是导致了日本经济的流动性过剩。在那个时期,中国和日本的银行管理制度都很放松,这样的管理制度得到一派的赞美声,两国的银行业都改变了以往的管理风格,不再采取小心谨慎的作风,而是采取了技术解救的政策,用克鲁格曼的话说就是,人们对于银行的绝对信任导致了日本银行业踩在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引线上,道德风险造成的最终成本由纳税人承担了。日本在政策上的一错再错,解决不了危机造成的残局。当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危机的泡沫严重性时,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法,提高银行利率,进行宏观调控。其次从财政政策入手,对土地税制的强化问题,通过拉低地价,正式开始挤压泡沫。针对这样的社会情况,在农业方面,日本通过由农业协同组合设立信用部和农村中央金库等措施。这样的措施不仅在经济方面为农业进行产业化转变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保障,使产业化的实现取得了基本保障,这样的金融基础是必不可缺的。同时金融体制也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变化,在农村初步建立起四大金融结构,分别是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有了这样强大的体系的支持,地方性的农业组织也随之改革深化,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农业的产业化进程也加快了步伐。

吉林省农业的自然状况是农业经济发展情况的基本条件,它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处于中纬度亚洲大陆的东部,吉林省水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春夏两季气候正适合农作物生长,春季气温上升较快,干燥,而夏季天气热且降雨集中,雨热同季,适宜一年一季的农作物生长,吉林省农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以及地理位置处于我国的中北部,具有交通便捷的优势,这对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各个地方的物资交流,对农村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吉林省的农业不仅具有以上的特点,与其他省份的农业发展情况还具有不同的特点:种植业比重高,以粮食生产为主;在粮食种植面积中以玉米为主;商品粮基地数量多,商品粮生产的形式也形成区域化、大规模的特点;粮食商品率水平高,人均占有粮食量水平同样也很高;吉林省是畜牧业大省,玉米资源是吉林省的畜牧业基础,它的发展速度快,为吉林省的农业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吉林省要想进行产业化转变,稳定的金融体系作后盾是必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合作经济日渐衰弱,导致在进行产业化转变的过程中,农村信用合作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再具有很强的力度。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无法再发挥主导作用。只有重新建立服务于农业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实现产业化,这不仅是首要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日本,通过由农业协同组合设立信用部和农村中央金库等措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这一系列的措施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金融基础及资金保障。我们吉林省可以学习日本采取的措施同样建立四大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即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这四大体系不仅可以进一步完善我省的农业组织体系,更主要的是可以对产业化的进程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根据吉林省自身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采取适合我们的政策,首先要调整信贷政策。吉林省的农业贷款所需求的担保条件很严格,这样阻碍一部分担保条件弱的贷款农民,额度上也有严格的限制,这样的情况都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进程,在以后的进程中,应改变政策,对其进行调整,才能更好地加快产业的进程。政府的扶持是产业化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

从总体上看,吉林省农业组织处于初期阶段,农业组织需要进一步发展,形式上需要不断地创新。为了解决这样的情况,政府必须给予支撑,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有效的

解决问题。吉林农业合作组织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需要地方政府在发挥主动性的同时辅之以宏观调控对其扶持的。吉林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先后确立了“一稳两转”、“四转战略”和“三大一强”的指导思想,

在思想上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在实践中带动产业化的发展,为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5月,吉林省委召开了全省农业产业化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确定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总体思路,通过政府强有效的政策支持,使农业组织发展得到有力的保障。

3.苏共亡党所带来的启示 篇三

关键词：苏联解体；执政能力建设；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同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大的执政党，两者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我们的党建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很多都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到今天，我们面临着很多苏共党建传统模式和改革时代的共同问题。所以，苏共的兴衰经验对当前我们党的执政建设依然有很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永葆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要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新趋势，制定正确的战略，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思考，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二是要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探索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

二、高度重视党群关系，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落到实处

当前，我们的党群关系存在着一系列的新问题。一是思想隔阂问题影响党群关系沟通。二是利益矛盾影响党群和谐关系。三是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向心力在下降。四是社会贫富和社会不公削弱党群关系。五是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影响党群关系。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们要构建良性互动的和谐党群关系，探索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的有效思路和现实对策。重点一是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兴衰，关系到党和政权的存亡。二是以政党监督为重点，健全完善群众监督机制。发挥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等参政、议政方式进行政党监督的作用；建立健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逐步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完善反映人民意愿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健全群众监督机制。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邓小平同志把“三个有利于”当作检验我们改革成败的标准，这同样是检验共产党执政兴衰的高度概括。我们的新中国建立已经6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30年了，我们不能总拿今天的生活和解放前那个黑暗的社会比，也不能总是拿“带水分”的经济指标和不切实际的人均收入数字来说服老百姓，而是要在经济全面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让人民自己感受到衣、食、住、行等实际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政治权利的提高，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

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防止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

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出现了特权阶层，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国外学者评价苏联时就认为，前苏联是世界上最官僚化的国家之一，上层苏维埃官僚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可以看出，共产党并不是天然的能防止特权阶层出现的，必须有制度的的约束和监督才行，因此，“要规定一些必须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对于如何防止出现特殊利益集团，首先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次是破除“官本位”的影响。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必先更新思想观念，真正树立人民是主权者的观念。三是从制度上看，凡是在人民中间影响不好的制度、措施，能改的立即改，不能立即改的要明确改的时限和目标。实行真正的干部任期制。形成能上能下的风气。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又是顺利实现“十二五”规划各项战略目标任务的重要保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夯实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地位，这才是“王道”。

参考文献：

[1]张志明.中央党校学员关注的党建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4.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篇四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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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列宁时期，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斯大林则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最后集全部权力于自身。列宁逝世前建议把 27人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至100人。因为具体操作者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反而给了他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取得对反对派绝对 优势的机会。列宁本意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措施，反而因为党内力量平衡被打破，加速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

其实，领导人之间，包括与列宁之间，就某个问题发生争论，甚至激烈争论，都不奇怪。这是每个对事业负责的共产党人的正常举动。而且，领袖的认识发展 也有一个过程。斯大林却把列宁神化为明察秋毫、一贯正确的导师，把自己塑造成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忠实战友和学生，而谁反对过列宁则成为重大罪名。

赫鲁晓夫（资料图/图）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办法惊人相似：先是就事论事；接着上纲上线，扣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疮疤，特别是把对方曾与列宁争论的情况都抖搂出来，说明他们一贯反对列宁；然后剥夺职权直至肉体消灭。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党内思想分歧和矛盾异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哪些同阶级斗争有联系？哪些没有联系？即便有阶级立场问题，也要把思想和行为区分开。把党内正常争论夸大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滥用对敌斗争手段搞“以言获罪”，必然使理论探索无法进行，并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既然全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在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这样诉说大家的怨气：“书记处做了大量工作，可您却说，我们都是黑狗、笨蛋……我们中有谁没有被您骂过呢？”而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烈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包括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后者也支持勃列日涅夫，双方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提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戈尔巴乔夫当时反应失态，从没人敢这样当面公开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苏联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最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自毁苏共的万里长城时，依托的仍是苏共授予他的一言九鼎的总书记权力！他利用自己的提名权和最终拍板权，轻而易举地排除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持反对意见者，而启用雅列夫科夫一类从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支持自己。

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他们认为：问题就出在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上。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也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

随着苏共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时，“最大危险”已在孕育中了。当叶利钦蛮横地禁止共产党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层和广大党员竟万马齐喑，无人挺身而出救党于危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向春/图）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共却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呢？

其实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等设想，俄共便想从余粮征集制直接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粮价的1/4，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到极大震动。正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中小国有企业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

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也遭遇种种曲折和非议，但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做到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说，如同“天上掉下林妹妹”，更助长了不思进取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最多时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要靠进口，农业就不会真正发展了。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而那些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希望借机改换门庭、公开搞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关键时刻纷纷出手拔掉苏联这个重病者的输液、输血和输氧管，使后者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邢广程总结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十大失误：“

一、把脉失真。

二、战略失本。

三、理论失魂。

四、改革失稳。

五、高层失和。

六、用人失准。

七、对内失信。

八、对外失慎。

九、大局失控。

十、应对失狠。”当一个大党大国的改革，已经沦为他国喝彩声中的“戈氏单人秀”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不奇怪的。

心中没有人民者必被人民抛弃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脱离群众和腐败。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民主。但在苏共那里，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上级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党员负责；只在意领导意见，却可以无视党员群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全党的“我们的事业”，必然在一般党员眼里变成与己无关的“你们的事业”。因此，在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出现的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工作效率低等现象，有作风和管理机制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也是民主缺失的一种畸形表现形式。

同样，一些苏共领导人口中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把人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心中并没有装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他们的一般的需求、痛苦和欢乐，更没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苏式社会主义更主要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为和美国争霸继续要求人民长期做出牺牲，群众难以接受。当然，如果大家同甘共苦、一起过紧日子，抵触情绪会小一些。可过度集权的必然发展，就是要为其领导基础——听话的下级提供更多利益和特权，以保证其“忠诚”。

于是，一方面，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不需排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特供商店获得美味佳肴和进口商品，对群众的困窘缺乏亲身感受，也不会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感。有的还在酒足饭饱之余，批判老百姓向往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资产阶级思想”。

原苏联高级外交官舍普琴科曾这样描述这类领导干部：“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斗争；它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显然，这种言和行的高度脱节，对于苏共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带有颠覆性的。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当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理想信念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斯大林受专制思想影响较多，但仍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投机性更多一些，但与之接触过的西方政治家，对其信仰也没有怀疑。他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抓住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

最后，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予以废除。到19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议程：

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

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

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但也就是这同一时间，邓小平和中共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而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对别人谈到当时的总理柯西金进行的经济改革时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背景就是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1968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捷克“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后，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共也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苏联解体5年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曾就“你怎么看苏联各个时期”做过一个民调，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最好。谈得最多的，是这个时期建了16亿平方米住房，80%的家庭分到新房，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还有低廉的物价、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

但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赞成者只有36％，反对者却占42％。人们对这个时期最反感的，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正受到严重破坏。权贵阶层不仅盘根错节，利益共享，而且不以享有规定特权为满足，还要合法非法地大肆侵吞、占有和挥霍国有资产，引起党员群众的不满和讥讽。

有位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地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邻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寓意是很深的。尽管人们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富裕了，但相对剥夺感更强烈了。而叶利钦以反腐败、反特权旗手的面目出现，便成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前兆。

叶利钦在坦克上演讲（资料图/图）

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

因此，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际，反思中共兴党、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对比中，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论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5.《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年祭》专题片 篇五

《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年祭》专题片共分为“苏联最后的日子”、“把自己推向灭亡的政党”、“被‘休克’的国家”、“阿尔巴特街的迷墙”四个部分，全景式地展现了苏共亡党及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以记录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的亲身经历，讲述20年前那场“世纪大悲剧”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并通过深入的理性分析和理论思考，揭示了苏共执政70多年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迅速垮台的历史教训。

在当前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观看此片后，党员干部反响强烈，普遍认为受到了一次非常生动的警示教育，《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提醒我们每个共产党人，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性宗旨，时刻保持党员先进性和党的纯洁性；要进一步增强居安思危意识，创先争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进一步立足工作岗位，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改进作风，扎实工作，全力推动公安工作更快更好发展。

本网讯 7月5日下午，自治区纪委监察厅直属机关党委根据自治区纪委《关于开展“清廉为政、永葆纯洁”主题教育的通知》（桂纪发〔2012〕15号）要求，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观看了《苏共亡党亡国20年祭》党内教育参考片。该片分“苏联最后的日子”、“ 把自己推向灭亡的政党”、“ 被„休克‟的国家”、“ 阿尔巴特街的迷墙”四个部分，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一些亲历者的诉说、全景式地揭示了苏共执政70多年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迅速垮台的深刻历史教训。

观后，机关各支部组织党员开展了“认真吸取苏共失败教训，居安思危，切实加强机关党的建设”的大讨论。大家认为，要防止出现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那样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党要管党，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一致表示，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党员干部，肩负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的纪律的重要职责，任务神圣而光荣，要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坚定信心，进一步增强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永远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

6.苏共亡党所带来的启示 篇六

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政治意识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拥有85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其中。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趋利性和差异性也必然反映到党内来。理想信念的淡漠，价值观念的多元，已经十分明显，在是与非、荣与辱、优与劣、利与弊、得与失等等方面的评价尺度上也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这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一些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四化的信心，对人民群众的信用。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密切相联；同时，党的执政能力又是具体的、实在的，它与8500万党员的素质、形象紧密相连。每一位党员就是构成执政能力的“细胞”，只有一个个这样的“细胞”康健，执政能力才能提高。

因此，我们应从这样的视角看待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的侵蚀，时刻谨言慎行，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以历史为鉴，永葆党的纯洁性，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党的纪律约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群众路线

我们要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坚决反对“四风”，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必须践行宗旨，乐于奉献。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干部贪腐，脱离群众，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最后历史证明一个腐朽的政党是必将被人民所抛弃的。作为执政党的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及时反映群众的意愿，真正在与广大群众的交心交友中增进对群众的理解和与群众的血肉感情。从财政监督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讲，就是要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单位的财务管理状况及执行国家重大财税政策的有关情况，听取一线群众有关国家财税政策改革的意见建议，了解基层群众的具体诉求，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三、珍惜和平与安定，积极进取奋斗

我们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团结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只有国泰民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历史和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最彻底、代表中国最广泛阶层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政党。当前我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好、社会变化最大、人民最有幸福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