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读后感

社会学读后感（共8篇）

1.社会学读后感 篇一

浅谈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工作09级2班卢厚玉2009443513

宗教上认为不休不歇的、有系统的俗世职业劳动，是制欲的高技术并且是重生与纯正信仰的最确实、最彰显的证据；而这个宗教思想，对于本文所称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人生观之扩张，必然成为想象中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

摘要：纵观历史，各学派研究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原因的分析各有千秋，但总体上而言，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思维领域来解析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然而，韦伯标新立异，大胆的从宗教思想为源头来解说资本主义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间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西方特有的思想基础——宗教作为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这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更是引起了人们从新思考的机会，整本书以反复辩证的思维构架阐释了韦伯的思想。

关键词：理性 天职 预选说 制欲 出世

一、前言

自从西方社会学课堂上学习了关于韦伯的一些概论，便被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所吸引，所以很想找一些关于他的专著以便更深的了解他的思考，在次我选择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了更好的读懂这一本名著，我选择了现任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研究所教授顾忠华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作为敲门砖，而后再进行原著的详读。此教授对韦伯的这本名著做了详细而深刻的理解透析，并结合中国的宗教历史与西方宗教历史的一个比较，让我们中国人更好的揣摩西方宗教史，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基于地域、历史背景、宗教信仰等差异，我们在理解韦伯的这本书时会有很多阻碍，我们不能够清楚地理解当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西方具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自我的理解就大大减少了，整体思维也比较模糊，更多的是基于对韦伯观点的一个肤浅了解并加以理解。理解作为韦伯的研究方法，基于他的这个研究背景，我也是采用理解的方式去学习这本书，带着这样一个思考“韦伯是如何将‘宗教’作为一个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来打破以往传统的以经济、政治、文化等为主导思维的研究方法”，带着这些思考，我开始了翻阅导读部分。

二、韦伯笔下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

顾忠华教授对于韦伯所认识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综述：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各政治体制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现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顾教授不仅对韦伯的思想做了详细的分解并且还加入了很多对西方宗教的一个发展认识做了说明，方便我们读者了解韦伯的思想。

在此，必须声明两点来对韦伯思想误解的澄清：

第一，肯定有许多人认为韦伯把宗教作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种背离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唯心的论断，在韦伯此书的前言则声明了，他只是为了区别其他研究者的惯常思路从另外一个新的而且是特别的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从而打破人们普遍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研究模式，他并不否定这些观点，只是在此观点上增加了宗教对社会的特殊影响力，只是有增无减，更全面的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哪些因素起到了影响力，他不是站在唯心立场上谈的，而是强调了人的精神力量，关注人的主观思维。

第二，他所指的资本主义是有时间、地域的限制的。时间是指16、17世纪，为了区别韦伯的资本主义和现在的功利资本主义，所以在时间上加以区分，避免把韦伯所指的资本主义混淆于现在的功利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样，就颠覆了韦伯的研究宗旨；另外，地域限制在西方，虽然在同时间上其它地区如中国、印度等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但是却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也显示了在特定区域特定因素所起到的特别作用是唯一的。这也是韦伯为什么看中西方宗教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导读主要阐释了韦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思考的方向，他阐释了韦伯的整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个思维路线，结合韦伯的原著，将原始的思维和后人的理解将两本书结合来看，从中取舍，总体呈现了一个辩证的思维，反复论证宗教在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路程上的影响力，以下做简要概括及自我分析：

（一）韦伯的两个思考“为什么、是什么 ”

我们现代社会与以往的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所不同，而改变这种生活的力量什么，而且为什么资本主义仅仅只在西方得以发展，韦伯开篇阐述了西方文明在其科学、宗教、历史学、艺术、建筑、教育、经济行为的经营行为上都表达了其理性色彩，并高于其他国家，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系统的、专业化的管理体系，即理性化的社会形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两个思考就更加引入了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特殊因素在特定时代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引起了韦伯的思考。从开篇引入了此书的研究主题，也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二）宗教关系于社会分层

韦伯一开始便分析了天主教和新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从在校学生所学专业以及毕业生就业倾向两者来区别宗教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天主教教徒主要从事手工业行业的工作，而新教徒更多的愿意从事高技术和管理行业，从这两种职业倾向做对比，从中可以看出，所受宗教教育环境不同，其心理精神特征、职业选择不同，随着宗教信仰的区分，择业的不同，渐渐的社会分层就出现了，这也主要说明了宗教对一个人的价值倾向和精神需求的一个引领作用；另外，还有个现象需要说明，一般人没有机会从事政治行业的人则在经济行业内取得突出成就，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划分；宗教与宗教之间必然都存在着某种联系，对社会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另外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体现了一种发展经济的理性主义，从而来区分新教与其他宗教在其社会行动中的理性差异。

（三）何为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看来对财富的无线贪欲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不择手段的获利行为是功利主义的象征，否定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性色彩；资本主义分为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传统的单靠降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率，而现代资本主义是基于理性的计算和管理来提高效率，获得利益。现代人将资本主义视为只懂得获利、逐利、赚钱，这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误解，韦伯谈到努力赚钱、无休止的劳动存在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以及任何境况下的所有人，每个人都想过上富裕的生活，所以这对资本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任何企业，如果不利用机会获利，其必将销声匿迹，所以，在社会的竞争状态下，只有靠员工们辛勤的劳动、合理的理性组织经营，永不停歇的获取利润才会生存下去，但必须一切的获利行为是合理的，合理的管理、计算这才是对资本主义以真实的评价。资本主义精神强调“理性”二字在任何行为中发挥作用。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经营上的数量、规模、类型、形式和方向上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先进之处，资本主义以其丰富多样的经营方式如海外贷款、康曼达、公司、银行等方式获取资本，再将资本投入企业，来回赚取利润，但通过扩张殖民地、强取豪夺的方式是背离韦伯思想之外的，而且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沦丧，不管怎样，资本主义在西方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赢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磨灭的作用。

（四）韦伯主要从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

韦伯来阐释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宗教伴随的变化来阐释宗教的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而得出宗教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地位。路德把《圣经》中的职业翻译为“天职”，包括蒙召和身份两重含义，上帝召唤人们并给与指定的身

份，按上帝安排从事世俗的工作，代替了以“命令”、“劝告”等强行色彩，旨在说明把职业看作是上帝的旨意，只有坚守岗位，才会被上帝喜欢，眷顾。从而韦伯得出世俗的工作在路德的阐释下成为了一种神圣的旨意，使人们安于生活，辛勤劳作，把工作视为天职，从而促进了经济生活的发展；加尔文的“预选说”，并非人类为上帝存在，而是人类乃为上帝存在；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在宇宙中拣选了一小部分“选民”，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救赎、拯救，并且是从古以来就内定了的，无法改变，而其他人都是被定了罪的，无法获得永生；至于哪些是选民谁也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想通过无休止的劳动和高尚信仰来获得选民资格，从而表现都很尽善尽美，只为获得选民资格或者来认定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还发展了“邻人爱”的思想，在个人内心孤独的压力下，主动采取的特殊组织形式，获得内心的慰藉，从而促进了组织的出现及壮大，即出现了资本主义形势下的企业管理组织等形式的集合体，集体劳作创造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来势汹汹，发展迅速。另外韦伯主要对当时社会宗教基础包括加尔文宗、虔敬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教派来阐释宗教在社会生活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五）韦伯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中宗教的影响进程：入世制欲主义

即确立了宗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总所起到的作用后，接着论述宗教是制欲的，随着讨论了宗教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通过不断的查阅资料，推论、理解宗教的各种行为，人们由以往住在教堂的牧师或教主为神的化身，传达神的旨意，他们不出去工作，只需要普及神的光辉就能获得永生，这也是入世的代表；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教的改革，教主或者牧师都需要出去工作，并且把工作或任务看做是上帝的旨意，视工作为一种天职，只有人们尽善尽美的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人才可能获得好的生活，达到赎罪，就渐渐演变成为出世的，经过历史演变宗教不断改革，最后的论证结果是制欲的并且是出世的资本主义精神。

（六）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思想概述

综上所述，韦伯所要验证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是如何发挥影响作用，并且论述了宗教伴随资本主义发展中自身的演变过程，两者的相互关联性，偏偏在那个时代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里发生了世界性的新兴声音，开创了当代社会的新局面，资本主义也在这样的历史推动之下茁壮成长并在或多或少的颠覆了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现在所评论的往往是韦伯视野之外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给予现在西方社会的评价是基于功利主义社会的看法，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面貌，并不等同于韦伯的出世制欲资本主义精神，现在资本主义也是对韦伯理性资本主义的偏离，面对这样的社会，而韦伯呼吁不要只是以篇概全否定真正的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在韦伯眼里，一个真正的劳动者是有集中精神的能力、高度责任感、精算的经济头脑、提高业

绩的冷静的自制和借鉴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劳动本身为目的和资本主义所必须的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宗教教育最有可能克服传统主义。韦伯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事例来说明真正劳动能跟着所具有的能力。而当代社会也有许多像他这这样的人，利用理性管理来赚取利润，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这些人又会把钱投入到慈善事业，回馈社会，这些企业都会利用捐赠与教会保持和睦关系，从而获得上帝的恩宠，这也许就是当今西方世界慈善事业如此发达的有原因，是因为宗教信仰所驱使，也是他们生活的一种价值取向。

三、总结

韦伯这一伟大学者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发展，这是一大创举，也是从另外一种独特的切入点，让我们打破传统思维方式，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大家之作确实是需要有必备的基础为前提的，他在文章中摆出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谓是用心之作，他并且克服了诸多困难查阅他国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毅力、恒心的过程，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写不出这样的巨作。看书也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为了读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精华，我需要看三本书来达到我想要的目的，通过导读部分，我整体了解了这本书的中心是什么，而后两本的仔细阅读，才更了解到韦伯的理解方法是如何做到的，这一个循序渐进的研究过程，需要有一套严密的论证结构思维和丰富的知识构建，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实在佩服。

在看这书前，我也曾视韦伯是唯心的视角来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但为什么却成为一本世界性名著，带着一种疑惑来读此书，但是韦伯在开篇做了简明的澄清，他主要是在挣脱常理的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进入特殊视角“宗教”领域，这也是常人不敢轻易踏入的研究领域，必然会招致唯物史观的批判，但韦伯却做到了合理，并且论证的恰到好处，这也是一种创新，但是，在我看来，韦伯从小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教育下的家庭，他的母亲本身就是基督教徒，这也许就是宗教在韦伯这样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影响，这也只是我个人看法而已，总之，韦伯这样的先进思想需要我们学习，用心领会这样一个独特视角。现在社会学发展正需要这样的独特理论来跳出传统的模式，也是社会进去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M]，李修建、张云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3]（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二）[M]，李修建、张云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2.社会学读后感 篇二

一个“大兴学习之风”的学习型政党, 必然会从中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学者型官员”。上海人民非常怀念的老市长汪道涵先生, 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代的部级“学者型官员”的典范。2007年, 在汪老仙逝2年的时候, 香港出版缅怀文集《老先生》。据“辞源”、“辞海”词意:“年高学博者称老先生”。

在汪老当市政府顾问的时期, 我曾几次在福州路30号他的秘书办公室里, 见到过他。他微笑亲和, 儒雅慈祥。每个目睹他风范的访客, 无不顿生仰慕之情。

这是一个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信仰真理、待民亲和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也给上海各级政府官员中倡导学习儒雅的风尚, 起了垂范的作用。

受此熏陶的现任市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 就是一个既有丰富实践, 又有深厚理论功底的中年学者型官员。不过, 春节前当朋友向我推荐新上任的沙部长新著《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概论》, 我还是马上流露出惊奇之态。

对于经济学专著, 我想起我们1977年考大学的时候, 是把于光远所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作为唯一的辅导书。后来, 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接着, 又读了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等。基本都是学者们撰著的。那么, 一个政府官员, 又是搞党务统战工作的, 怎么会写一本纯经济学方面的书呢?这本经济学著作又与上述提到的那些经典理论著作有什么不同呢?

花了一周的时间, 通读了一遍。我找到了答案, 内心充满着欣喜。这本近38万字的专著, 是出版于2012年1月, 同年6月第2版。是他2008年以来担任市商务委主任时期, 从上海实际出发, 从流通和贸易产业出发, 从实践工作经验出发的硕果。“在商言商”, 沙部长用学术研究与产业管理紧密结合的新途径, 独创了这本资料详实、观点鲜明、既有历史、又有现实的新颖产业经济专著。对读者具有十分具体的指导意义。

诚如本书前言所说:市场体系建设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 是市场机制运行和配置各类资源的重要载体。虽然在市商务委, 熟悉和掌握不少相关数据和资料, 但沙部长不畏艰辛, 敢于抓住这一重要和复杂的问题, 进行理论阐述和实践探讨, 还是需要一定勇气和智慧的。

本书立足于上海, 又放眼全国, 并借鉴国际相关经验, 对未来中国市场体系建设的发展趋势, 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并大力推荐:“在书中, 作者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哪里, 我们要到哪里去’三个关键问题, 深刻揭示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 国家继续走向繁荣复兴、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上海读者, 也曾在市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工作五年, 又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里搞研究十年的我, 非常深悟他提出的在加快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要处理好“四大关系”的重要性。这四大关系即是:“源头”和“码头”的关系, 市场“载体”与市场“主体”的关系,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系。

本书的篇章安排逻辑结构十分严密。共九章。第一章是总论。从第二章到第八章依次先后论述了“商品交易市场、电子商务市场、会展市场、金融市场、产权市场、文化市场、技术市场”等, 内容十分丰富, 有的篇章还提供了一些生动的案例。最后第九章, 是谈“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作者也谈到: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涉及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内容, 希望在不久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又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 其中, 仅要素市场的发展回顾和展望, 就能写本非常厚实的巨著。如:上海的股票市场建设与发展, 是波澜壮阔的, 如能单独列一章, 读者是非常期望的。当然, 对一些市场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作为深刻教训, 如能揭示得更为鲜明, 则对后人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从本书扉页上, 我进一步熟悉新上任一年还不到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长, 是文理兼通的工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 具有丰富的共青团、外交、党务、行政、部门管理等资历。既当过区委书记、区长, 又当过委办主任和市政府副秘书长。近年来, 从周边朋友无意中的谈及, 虽未与沙部长谋面, 但早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捧读他的著作后, 更为十分敬仰。《中国警官走进美利坚》的作者, 谈到他多年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任职时, 时任公使参赞的沙先生对他的指导和帮助, 两人遂成为亲密朋友;在市商务委的党派朋友更是十分赞赏沙领导对她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

3.童年社会学读后感 篇三

儿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儿童社会化，即根据儿童不同阶段的年龄特点，研究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相互影响，寻求最佳的调适方法。帮助儿童在家庭、学校、社会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自我意识，学会正确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逐渐认识并掌握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为他们日后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与儿童社会学关系最密切的是儿童生理学、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

儿童社会学从社会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对儿童产生的生理、心理影响，对儿童施以良好的教育，从而促使儿童健康地成长。

4.《现代社会学理论》读后感 篇四

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也是一门集大成的理论体系，它集合了从哲学发展分化出众社会科学以来的一切方法论和论述支点，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扁平放置到“社会”这个领域中，认为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还是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它们论述的对象，在其横截面上都发生在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来讲，对“社会”这一概念的认知，的确是社会学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支点，也给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场域。

马尔科姆·沃特斯的这本《现代社会学理论》并非现代社会学的前沿成果展示，反而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学生教材。当然这并不能成为质疑该书的理论价值的理由。因为对于中国理论界而言，社会学是一门最有价值的引进理论系统，对于中国建国以后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及其体系构建，包括教育教学、应用对策系统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而这本教材也系统全面的向国内学者展现了这个西方当前最庞大也最具人气的学科类型的内在结构和学术价值。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为绪论，是对全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背景的预览，介绍了一些一般性的理论常识，如提出了“社会是什么”这样一个初始命题，从而揭开了关于社会的几大流派的基本理论立场，用两大维度来划分社会的本质类型，即主观与客观、个体与集体。主观个体则主张社会是行动构建的，主观集体则主张社会是功利的；客观个体主张社会是功能的集合，客观集体主张社会是一种结构。两大维度和四大基本框架划分出的社会本质论类型有行动主义、理性主义、结构主义与系统论四大流派，囊括了以韦伯、马克思、涂尔干、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众多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体系。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就是介绍这四大流派的基本观点细节。第六章到第九章是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题，文化与意识形态，权力与国家，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分化与分层。如果说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本体论和认识论，讲的是西方学者是如何认识社会，在他们眼中的社会是什么，那么

第六章到第九章就是系统论，是说有关于社会这个系统，其中有哪些子系统和子问题需要个别对待，这些子系统对于整个社会理论体系具有哪些填补作用。最后一章谈的是社会理论的发展前景，谈到了一些初露端倪的新领域和新思路，如要融入实证主义或追求宏大理论体系之辩，目的是要让社会理论与现时代社会结构与形态越发契合，并在巨大的转型运动与频发的现代社会危机中能够以更为敏锐的视角发现问题的症结，从而予以明智的诊断。

这本书在阅读上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即要突破的是大量的理论背景，因为是一本给西方社会学专业大学生进行基础教育的示范性教材，而且社会理论又是西方理论界的原创，因此穷尽式的汇集了西方社会理论学家，包括一些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与历史学等方面的大师。而每一个学者的理论体系都是独立而自给自足的，因此将他们按照某个特定为主题安排在一个维度上，的确是作者总揽全局的理论视野和功底决定的。一本教材必须要有大量的常识系统储备，而更重要的是呈现在整个作品中清晰而理性的逻辑结构，而不是大量学者及其观点的堆砌罗列，这种清晰的逻辑结构才具有示范性和引导作用，让大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能够形成内在的常识结构和逻辑，有利于自行培养成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多角度判断、发散联想的学人，而不是简单的知识容器。尤其是对于社

会理论这种拥有着庞大繁复的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知识信息系统、逻辑系统与结构模式的构建和塑造，通过对各个学者基本观点的介绍和评述，展现出整个社会理论的博大精深和整体价值。

这本教材读过两遍之后，虽然不能说对整个西方社会理论体系了如指掌，但是基本的框架是可以领略到的。从最直观的道理来思考，社会是个体的人组成的，因此从外部形态来看，社会是人群；而人群区别于兽群的特征，就在于人具有理性，因此社会又可以看成是具有理性行动的人群；而从宏观来看，社会是具有若干功能的，如发展，协调，综合管理，因此社会又是一个具有各种功能的有机体，如动力系统与公平分配系统两大支柱功能。社会不是扁平的、整齐划一的，而是有层次和差序结构的，这种层次和结构才能保证社会发挥各种功能的动态性和时效性，从而形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总之，这本西方大学生的教材，对于国内学者和学人来说，不可谓不受益。知识的储备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一本书所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启示，包括每一个观点、知识片段配比的内在逻辑结构，这对于读者是最重要的。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庞大的、包括万象的理论，其内在的知识和理论含量是浩如烟海的，如果不掌握一定的逻辑结构和主题串联，恐怕光是各个理论家的观点就很难掌握。而且一本大学生教材也的确是需要有一条或几条线索来支撑，而不能是知识的堆砌。否则，再精读这本书多少遍，也只能培养出一些凌乱知识的容器，而不是独立思考、大胆假设、思维发散的学人。读书如此，学习社会理论更是如此。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让你的脑子变成那本书，而是最大限度的理解书的作者并超越他。否则，我们看书就没有任何意义。

5.《法学的社会学启蒙》读后感 篇五

清末沈家本法律改革以来，中国逐步探索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和知识体系，其间虽然多有曲折，现代法治的理念与制度也逐渐被国人接受与认可。尽管如此，由于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并无直接对应的概念与理论，由此导致，无论是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智识经验中，都缺乏合适的概念工具与理论经验来处理与现代法治遭遇形成的经验与感受。因此之故，国人在接受现代法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困惑和不理解。本书试图在法律专业研究之外，结合具体事例和论著，用一般人文知识界熟悉的语言来阐述‘法律是什么’‘法律学问的特质’以及‘现代法律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演化而言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这是泮伟江教授专著《法学的社会学启蒙》（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封底的一段充分说明该集子核心主旨的文字。

该集子是作者“结合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就如何理解法律与社会，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性，什么是陌生人和陌生人社会，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相对比较自由，又比较持续的思考”（第13页），汇集十余年写就的系列文章而成的。可以说，这些文章基本上均是作者在面对和处理正处在“一个不断涌现出各种新的经验可能性的时代”的当代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时所作的理论思考和努力，即“寻找合适的概念和工具，来帮助我们观察中国人当下的生存处境，表达我们身处此种丰富而复杂的生存处境之中的生活感受”（第314页），确实是“同辈法律学人中所给出的最为出色的观察”（周林刚所作序言“内在于我们的陌生人”，第1页）的成果展示。

或许是缘于自己近二十年的司法改革参与、观察与思考之故，此次拜读这本专著给我印象最深并促发延伸思考的还是其中的具有理论创见意义的“陌生人社会命题”（注：周林刚教授将该专著的两个主要理论创见分别概括为“基本的法律生存经验命题”和“陌生人社会命题”，参见周林刚所作序言“内在于我们的陌生人”，第10页）及其对司法改革的理论启示价值。“陌生人是一个具有丰富潜能的概念。处于不同时代处境的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问题意识，而揭示和挖掘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某种方向的潜能，将其理论化，从而发展出适合自身社会与时代需要的陌生人理论”（第272页）。作者就是有感于“既有的各种概念和工具，在观察和处理不断涌现出来的这些新现象和新经验的可能性与限度”（第315页）之际，基于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的历史处境与经验感受（例如，个人需求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超大规模陌生人群治理问题；人际交往地理空间的根本性突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日常生活的现场互动关系之外，变成高度抽象和复杂的陌生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关系，等等，第235-236页），在充分吸收西方陌生人研究的丰富养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范畴。

正如周林刚教授在“序言”中所说，“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中，熟人社区才是社会，陌生人则作为异类处在社区/社会的边缘甚或外部；而一个大规模陌生人社会，或者说系统分化的现代社会，熟人社区则是点缀在陌生人社会海洋中的岛屿。在前者，熟人社区似乎自我构成；在后者，熟人社区以陌生人社会为前提才得以构成和维系。在前者，熟人社区是透明的，陌生人则是神秘的；在后者，反过来，陌生人关系是透明的，熟人社区反而是神秘的”（序言第6页）。

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熟人/陌生人所处地理空间、熟人/陌生人关系所发生的领域、熟人/陌生人社会中个人之间关系的维系机制，等等，均存在着差别。就个人之间的维系机制而言，熟人社会靠的是“个人之间的人格信任机制”，而陌生人社会靠的是“个人对法律系统等抽象大型基础设施的信任”（第237页）。

如果说传统的、小规模的、礼治型熟人社会尚可以依赖个人的“诚信品格”“人格保障”等非制度化、个殊化因素来保障和维系，那么，现代的、大/超大规模的、法治型陌生人社会则必须仰赖于制度化、普遍化、可预期的法律规则体系，方能良性、有序、高效地运行。

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的关键含义并不是由大量陌生人共同生活组成的社会，而是整个社会中，用以为个体生活提供参照的基础性框架，是以陌生人为典型形象而构造出来的”（第271页）。在我看来，此种“基础性框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依法治国决定》）。

作者立足于适应超大规模陌生人群治理需求和法律承担功能新变化（即在“纠纷解决”的功能之外，承担起建立远程陌生人相互信任机制的新功能，第237页）的考虑，提出了未来深化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着力点：基层法院要更加下沉到基层中去，进一步发展出深耕基层社区的“不存卷”的具有“准司法”性质的“人民法庭”，将其做大做强；进一步建设上诉法院机制，尤其是明确规定上诉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判，乃是一种“法律审”，以区别于初审法院的“事实审”功能；若二审法院兼顾“事实审”，则将二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将高院定位为纯粹的“法律审”的终审法院，承担法律适用之统一化功能（第238-239页）。

可以说，作者的上述司法改革建议至少可作以下几方面的延伸解读与思考：

一是破除“简单的中央/地方模式”，“进一步发掘出司法权双重属性的理论意义”（序言第3页），合理建构多元的司法机构体系和科学处理中央——地方关系（例如，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省级高院规则制定权的分配；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改革探索的关系，等等）。就多元司法机构体系构建而言，可以借鉴英国的治安法院体系和普通法院体系并存的做法，构建“准司法”的“人民法庭体系”和“标准司法”的“法院体系”。就司法改革中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言，正如强世功教授所说，“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区域差异大、发展层次不平衡。尽管全国的法官在适用同样的法律，但是却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法律对应的问题也根本不同。基层法院与高级法院完全不同，上海法院与甘肃法院完全不同，知识产权庭与普通民事庭也完全不同。在这种格局下，司法改革应当尊重差异化和多元化，给地方法院自主权，不应当搞一刀切”（参见强世功：“再论法律共同体：超越与重构”，载《财经》2013年第32期）。

二是重新构建审级制度。作者的前述主张尽管与《依法治国决定》的规定，即“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和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并不完全一致，但至少有一共同点：合理区分不同层级法院的功能，改变目前四级法院均不同程度地承担“认定事实、解决纠纷”功能的局面。

三是准确定位省级高院的规则生成功能。张谷教授指出，“在实践当中，明显存在一种‘司法上的联邦主义’倾向，其原因有五点：民事立法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离不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只能满足操作性方面的部分需求，省级高院的审判指导意见则发挥拾遗补阙或司法解释先导的作用；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舆情民俗不同，往往有不同的需求；正义的实现要求‘同案同判’，裁判标准的统一往往缓不济急，能做到哪一级算哪一级，聊胜于无；四级两审制在民商事审判中赋予省级高院‘事实上的终审权’”。此种“司法联邦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据就在于，“地方法院（主要是高级人民法院）之间对民事法律的不同理解，客观上有助于民事案件解决的‘意见市场’之形成”“不同的意见经过竞争、博弈，最终趋于达成共识，再上升到中央一级的立法”“这也许是中国法律，特别是民事法律，自主地去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参见张谷：“对当前民法典编纂的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6.组织社会学中的社会学想象力 篇六

关键词：社会学想象力,科学管理主义,新制度主义,决策分析学派

一、组织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 社会学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的视角就成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 “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 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 (米尔斯, 2001) 。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组织社会学, 以组织现象为研究对象, 组织和个体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组织社会学分析的切入点, 也即组织社会学发挥其社会学想象力所在的主要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必然使得在本文中放弃传统的那种文献梳理方法, 而换以一种或许较为狭隘的理论比较法。

二、组织社会学的几个理论流派中的社会学想象力

吉布森早在1966年就写过一篇关于组织理论中关于人的本性的文章。他提出组织中的成员是不诚实的, 而且组织本身创造了鼓励不诚实行为的条件。他将已有的关于组织中人的本性的研究分为三类:机械主义的传统、人本主义的挑战和现实主义的综合。机械主义传统将组织中的人视为对组织忠诚的、始终如一的, 无个性和可塑造性的个体。人本主义的挑战则提出, 人是组织结构中具有意识的一种独特元素, 人本身具有结构性的需求而且个体之间是具有差异的。现实主义的综合的关键特征就在于将人看做为组织中诸多相互依赖和互动着的变量中的一种, 人是在组织的情境中采取行动的 (吉布森, 1966) 。

可见, 组织社会学对于组织中人的定位和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本文主要以组织社会学的科学管理主义、新制度主义和决策分析学派为分析对象, 以它们关于组织中人的看法为切入点, 从中洞见组织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想象力的具体体现。

(一) 科学管理主义

科学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泰勒, 他探索了如何通过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出职能化组织原理。一般人认为泰勒是个效率主义者, 他的管理思想本质是一种物本管理, 泰勒把工人看成是靠金钱刺激积极性的“经济人”, 而看不到在物质之外还有社会、心理因素的“社会人” (谢水明, 2002) 。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提倡用精确的科学管理方法代替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 认为程序化、非人格化的机械动作, 可以将员工偷懒与懈怠的可能降到最低限度, 主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密切合作, 要科学教育、培养、训练工人, 他认为杜绝管理不当造成的浪费、消除怠工, 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 (马俊峰、邓俊英, 2005) 。可见, 在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主义那里, 组织中的个人是完全理性的个体, 组织中的个人就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工人就愿意按照通过科学方法测量和设计出来的方式进行劳动和生产。因此, 在科学管理主义这里, 组织中个人的能动性是十分低的。

(二) 新制度学派

自20世纪40年代起, 组织开始受到制度学家的关注, 并且逐渐成为制度领域的研究重点。最早将新制度主义引入社会学组织研究领域的是西尔弗曼, 他认为组织的环境不仅应该被定义为是资源的提供系统和产出的目标系统, 而且应该被定义为是组织成员的意义来源 (郭毅、徐莹, 2007) 。

迈耶通过对美国各州教育体制非常相似这种现象的观察, 提出了组织中的制度趋同命题, 认为组织结构本质上反映的是制度化的规则内容;另外, 很多制度一旦被制定出来以后就成了摆饰, 从本质上讲是与组织的内部运作过程处于“松散连接状态”。为了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迈耶又提出了合法性机制这个重要的分析概念, 强调合法性机制可以在无形中迫使组织接受特定制度环境中所要求的具有合法性的行为模式 (迈耶、罗恩, 1977) 。

迪马久和鲍威尔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组织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发展, 提出有三种机制导致了组织在结构、制度以及行为上的趋同, 分别是强迫性趋同机制、模仿性趋同机制和规范性趋同机制 (迪马久、鲍威尔, 1983) 。

托尔博特和朱克分析了美国各州采纳公务员制度的情况, 发现当大多数州都逐步接受了公务员制度之后, 模仿其他城市的做法则成为公务员制度得到采用的根本原因 (托尔博特、朱克, 1983) 。也就是说, 当一种制度被社会上大多数组织采用后, 往往会形成一种观念制度的力量, 使得这个制度得到维持和沿用 (周雪光, 2003) 。

总之, 制度学派强调组织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产物, 或者是复杂的关系模式的产物, 组织同样也是文化规则的理性化的产物, 这种文化规则为组织的建立构建了独立的基础 (涂洪波, 2006) 。

可见, 在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那里, 组织中的个人被隐匿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是对组织的制度场域的关注, 然而, 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无视个人的存在, 因为它将被视为人们主观认知中的一种结构。组织制度学派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人的认知来解释制度。个人不再是经济人假设中的那种完全理性的存在, 制度对人具有一种常常是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约束力, 个人是无法做到完全理性的。不过, 个人的能动力也不是完全空白的, 而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 是会运用一些诸如将检查、评估等活动仪式化的策略的。

(三) 决策分析学派

决策分析学派中的个人具有高度的能动性, 是作为决策行动者的存在。决策行动者所表示的真正含义在于, “它认定一个行动领域之中的所有个体总是在始终不断地推测他们的同伴……在这一领域中, 每个人都被设想成积极的存在者。” (费埃德伯格, 2005)

李友梅指出组织决策分析的最初假设是:“个体在工作中的行为从来不会被完全限定;为了达到其个人的目标而追求理性决策的个体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人们只有使自己站在一个寓于已定情境和已定约束中的行动者的立场上, 才能比较恰当地运动理性决策或游戏规则这样的术语。” (李友梅, 2009)

因此, 决策分析学派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组织中的行动者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认识, 行动者的理性是一种情境中的理性, “理性始终是文化性的理性, 而且理性始终是情境性的理性和以经验为依据的理性。” (费埃德伯格, 2005)

三、小结

可见, 每个理论流派对于组织中的个人的看法和定位是存在差异的, 而这即是每个理论流派社会学想象力之体现。在科学管理主义那里的个人是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相似的个体, 是可以被作为科学的实验对象来对待、可以被科学的方法和设计所操控的, 因而其能动性是很低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尽管很少提及组织中的个人, 然而制度本身的存在却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 并且内化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因而, 个人都是制度存在的载体, 受制于无形的认知结构, 个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 但在面对制度要求和组织实践的矛盾和冲突时, 个人还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而决策分析学派出现的基础就在于它看到了组织中的个人是具有决策能力的个体, 其理性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具有实践性的一种情境理性。而行动者的能动性则是十分高度的, 维持和争取扩大自己的自有余地才是行动者真正在乎的事情。每一个行动者, 都会根据具体情境和游戏规则来计划自己的行动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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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水明.人本管理:泰罗科学管理的本质[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1) .

[4]马俊峰, 邓俊英, 陈志良.重新解读泰罗科学管理原理[J].学术论坛, 2005, (10) :1-5.

[5]郭毅, 徐莹.新制度主义:理论评述及其对组织理论的贡献[J].社会, 2007, (27) :14-40.

[6]John W.Meyer, Brian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2) :34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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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涂洪波.制度分析:对新制度主义的一种解读[J].广东社会科学, 2006, (6) :95-100.

[11]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篇七

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阐述的问题深刻，对现代社会的变化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和冷漠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有关价值和威胁等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更不必说什么明显的社会科学问题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就不同了：“价值既不是普遍公认的价值，又不是普遍被感到受威胁的。许多个人的不安状态无以明确表达，许多公众的不适状态不再成为社会问题。„„不安状态和冷漠状态正是我们时代的根本特征。”

当今“人的首要危险”就在于当代社会本身难以驾驭的力量，同时伴随的是造成异化的生产方式，政治统治的控制技巧，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一句话，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生活条件和目的所发生的普遍性的转变。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没有沿着传统社会学思维方式,而是一反常规,独辟蹊径地提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种心智的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当时,这一全新的思想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突破社会学理论平面化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米尔斯指出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三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历史理论，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混淆；二是倾向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第三个倾向是对当代社会问题和问题的经验研究。

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方式。如：

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研究，其过程必须是从事件和历史以及这两者在社会中相互交错等问题出发，而最后又回到这些问题中去。

1、一个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其中的基本构成是什么？它们又如何相互关联？该社会的结构和其他社会的类型有何不同？该社会结构中的每个特性对于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化起着怎样的作用？

2、该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何等地位？它发生变化的机理是什么？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占有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我们所考察的每个特征都联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特征是如何影响历史，又如何被历史所影响的？而该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和其他时期有何不同？创造历史的根本方式有哪些？

3、该社会和该历史时期中哪类人占了上风？哪类人将占上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挑选和组成的，是如何得以解决或受到压迫的，又怎样变得敏锐或变得迟钝的？观察该社会、该历史时期人们的行为和性格可以揭示出哪种类型的“人性”？所考察的社会中每一个特征有怎样的“人性”涵义？

其中的思考层次性多么清晰，逻辑明确，值得借鉴。

“人只有把自己放进他所处的历史时期里看待，才能理解他本人的经历，才能评价他自己的命运；人只有了解所有和他有关的人的机会，才能认识他自己的机会——这种观点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首要成果。”

以我的理解，米尔斯认为个人必须了解历史，从而理解社会和处于社会之中的自我，并通过这种了解来决定什么才是个人的价值观。有了这种理解，个人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中，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通过这种参与，他就可以解决“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从而解决“坏境中的个人困惑”。按照米尔斯的理论，每一个个体都是都必然要去参与，社会也需要

这种参与，如果孤立于社会，某种程度上说就远离了真我。

“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再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没有这种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自己，也无法认清他们的社会角色。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提供一种洞察力，使人们得以看清影响的社会的种种无形的力量，以及它们使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它使人们认识到“坏境中的个人困惑”可能来源于社会的不正常工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与自己有着同样“困扰”的人时，这时候就会形成“困惑”还是“论题”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社会给予了个人去解决困惑的机会。即使没有改变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来，无法消除困惑，人们由此了解的社会“价值”，从而改变个人“价值”。或者，个人与社会“价值”都因之变化。在米尔斯看来，这种“参与”必要而又积极。“相比较于个人，社会是一独立存在的实体。社会优先于个人，个人的一切都是源于社会，并且在这个实体性的社会中才能表达，才是有意义，有效的。”、“真正影响社会的团结和变迁的是结构层次或社会集体层次的现象”。

米尔斯从社会研究同时具有“学术性”与“政治性”双重性出发，分别对“形形色色的实用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认为“研究价值的实用性”无法保证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可能会因偏颇将社会引向未知；“自由主义的实用性”由于其分散的关注点、过分强调“事实调查”、推崇混乱的多元主义使其无法全面地观察社会；“保守主义的实用性”直接为“科层组织”所利用。逐渐的，随着“科层制”现象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化”、“程序化”进一步压制了思想的自由本质。拥有第五章中“科层制气质“的组织沦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而

第六章“科学哲学”中，作者认为社会研究不因改被“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所限定，提倡：“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

8.《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篇八

第一种偏向：

宏大理论。作者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例，转述社会系统的主要内容，以示证明其语言长篇大论的晦涩和难懂。作者认为这只是对概念的组合和分解。由此作者提问?宏大理论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词还是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答案是：有价值的东西有，不过埋藏得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为问题变成：当宏观理论中排除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什么呢? 我们不敢妄下结论和判断，但是我们可以从宏大理论中发现一些让我们有点迷惑的问题：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化合控制手段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呢?这是帕森斯没有回答的问题，原因在于他静止的看待问题，无法解释社会变迁，也就是说没有历史观的思维方式?迷惑二：是什么东西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呢?答案不止一个，那是因为各种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程度和类型有深刻的差异。实际上，根据不同整合方式我们可以构想出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而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过分强调共享价值的单一效果，缺乏系统系的经验研究，当我们把这种宏观理论放在历史的真实上，会发现该理论的概念是多么无关痛痒。

不过，总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并非只有一个。

第二种偏向：

抽象的经验研究。抽象的经验研究是对方法论的抑制。研究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固步自封在阐述、解答问题的武断认识中，仅仅局限于程序式的研究步骤中。就其研究结果而言，经常堆积成繁多而琐雪的细节上，却对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忽略了任何值得研究和确信的东西，除了形式，什么都没有。简单说，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式的教条主义方法)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这种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他们仅仅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其问题、内容和领域。 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此类研究花费昂贵，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在研究时常常考虑提供经费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这些利益集团的问题是分散且大量的。对此类研究的简单相加的总和，绝不可能达成对于国家的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就学术而言，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他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渡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 假如真的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我们的情况真的是糟透了：就其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

第三种偏向：

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要评判社会科学各种学派中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必须先确认各种政治价值和学术论题，因为只有知道它是谁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把问题陈述清楚。 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能从自己信仰的东西里推导出应该如何行动。现在不管社会科学家自己是否真得愿意，或是真得知道什么结果，投身社会研究并出版成果的人要合符道德的行动，并且一般地也要涉及政治。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社会科学家随波逐流，没有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判断。其实这种选择不会让人太人心烦意乱，因为大多数研究着都是为大公司、大集团利益直接服务。研究也就同样被科学家和其他人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运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研社会科学不必然与科层常规和意识形态林提有关，这种相关包含在社会科学的多样化和混乱之中。我们必须搞明白政治意义是什么? 政治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的适用性，由于美国社会中经常出现分散的研究，对于事实调查的癖好，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多元主义含混的因果关系的信仰。导致这些社会科学家经常与具有权威的部分或组织相处在一起，在这个时候研究者往往被利益集团掌握，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掩盖事实的评判，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希望每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新适用性。保守的适用性或是叫旧的适用性，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口号;而新的适用性是指为在经济、政治、军事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组织的大制度目标而服务。自由主义更成为一种福利国家对社会服务的行政管理，人们在现代工业中的工作是在等级制度下完成，生活节奏和常态是用理性与非理性，高效与低效来形容，很多人更像是马克思所说的“被异化”的人或是韦伯所说的在“铁笼里”的人。然而，这些利益组织和团体却正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同样的是，美国的学术职业不能使人满足于学术生活，这一职业的声望一直未能与所付出的经济上牺牲相适配;学者们的生活往往一团糟，而许多学者的不满足由于发现远不如自己聪明的人却在别的领域获得声望和权力而加剧。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允许他们采用新的实用性，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转换，也不必有政治上的罪责感。

第四种偏向：

科层制气质。米尔斯说，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并且将会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度相当程度上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的方法;它能够吸引大批人的眼球在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提供给他们前程光明的工作。科层制的政治含义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其实看上很简单，由于社会科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就不可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行业。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费用更高，它们将遭到剥夺。因此只有社会科学家以集体性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行全面监控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会真正实现自主。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制组织，他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 如今抽象经验主义已经为科层组织所用，尽管它自然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意义有时也被作为意识形态。如果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共享一种学术上的双方垄断甚或成为支配性的研究风格，他们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的政治前景构成巨大威胁。

第五种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