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其人其书

庄子其人其书（精选3篇）

1.庄子其人其书 篇一

其实, 他原本是最应该、也最有可能成为一名歌唱家的。

梅兰芳8岁时拜京剧名角朱小霞为师, 朱一番考察后无奈叹道:“祖师爷没赏你这碗饭吃呵!”当然朱小霞这次算是看走了眼, 不过他走的这道收徒程序并没错——此为从前梨园界收徒的第一道程序, 即每有人欲拜师学艺, 师傅第一便是考察其“祖师爷是不是赏你这碗饭吃”, 亦即你是不是唱戏的料?如果不是这块料, 师傅会劝你趁早断了此念头, 另谋别的活路与人生, 省得误时误事、浪费生命。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 最要靠天赋, 或者一大半要靠天赋的恐怕就要算是唱戏了——唱歌大体也如此, 虽说后天的学习与训练也很重要, 但是因为一个人的嗓音条件与乐感, 基本都要靠天生, 所以其对于一个人艺术前途和最终水平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吴振立天生一副男中音的嗓子, 且乐感特好, 一般歌曲, 过耳几乎就可模唱, 且中学时代他就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这一过人天赋。那是一个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种浑厚、忧郁和苍凉风格的俄罗斯民歌几乎是那时的“流行歌曲”, 吴振立唱起它们来每每得心应“口”, 学生时代的他, 为此就成了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的歌手。只可惜那本不是一个田园牧歌的时代, 吴振立与千万同龄人一样, 不管你愿不愿意, 人生篇章注定都是要被“另起一段”的。

吴振立人生被“另起”的一段将在“广阔天地里”书写。作为一名城市的文艺青年, 他一夜之间便获得了一个时代群体的共同称谓——“知青”, 从省城南京来到了百里之外的一个叫陈笪里的偏僻山村, 且在那儿一待就是十二年。他尽管还唱歌, 还练声, 甚至还曾寻得机会参加并通过了专业文艺团体招收独唱演员的考试, 但是因为家庭出身等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原因, 其成为一名歌唱家的道路最终还是掐断了, 他在人生这被“另起一段”的十二年中, 不得不又多次另“起一行”:他自学过外语, 当过民办教师, 教过小学, 还教过中学, 所教学科是语文, 并不是音乐。尽管他此时的歌名早已走出了那个叫陈笪里的山村, 以至在该村所在的白马公社, 甚至该公社所在的溧水县, 都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不过那时许多人都知道的是, 白马有一个叫“吴抖”的知青歌唱得很好听——那里的村民, 只会直着嗓子唱山歌, 他们哪里知道这唱歌还有什么“美声”“民族”唱法, 更不要说什么共鸣、颤音等技巧, 但是他们听吴振立唱歌, 只觉得他似乎与众不同, 每每遇着歌中的长音和拖音, 似乎总是颤颤的、抖抖的, 且颤得人心动、抖得人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很舒坦, 于是他们便送给他一个外号“吴抖”, 以至于在吴振立当年插队的地方, “吴抖”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吴振立”, 甚至有的人只知道“吴抖”, 不知道“吴振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本人大学毕业后有幸被分配到吴振立生活过的那块土地上工作过一年时间, 就在那一阶段, 吴振立的一件书法斗方, 在第二届全国中青展上荣获金奖, 《中国书法》杂志发表了它, 我从杂志上看到后被其深深打动, 忍不住拿给周围人一起欣赏, 没想到有人竟从作品旁的作者照片一眼认出:“这不是吴抖吗?!”此时, 那里的人们似乎已忘了那个叫吴振立的南京知青, 他们只记得那个“吴抖”, 当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通, 这个在他们想来成为歌唱家最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吴抖”, 回城后仅仅时隔数年, 怎么就成了一位书法家了呢?

如果说成为书法家, 确是吴振立人生中的“另起一段”, 其实在这“另起”的“一段”外, 还有“另起一段”——说起来虽有点像绕口令, 但确是事实。

吴振立是在1978年回到南京的。回城后他从一名乡村教师一夜之间又成了一名干货调味品公司的职工——这不又“另起”了“一段”吗?其间, 他很快便从普通职工, 做到公司的仓库主任, 正当许多人觉得他正可将这人生“另起”的段落谋划成篇、缀成文时, 没想到他又“另起一段”了。且这一次, 是他自己主动“另起”的, 而从前的“另起”都是被动的, 而恰恰这一点让许多人不解。

此时他已年愈不惑, 他当然知道中年改行是人生一大忌, 更知道如果将这个仓库主任当下去, 或许下面就是部门经理、副经理、总经理……一切都不能说没有可能, 至少可以为家庭稳稳地挣得一个小康生活。然而, 如果人生真的沿着这样的路数书写下去, 最后的结局又全然可知, 而一个可知结局的人生终究又有多大的意义呢!于是从北京领回了“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金奖回来的吴振立, 毅然选择了辞职, 选择了为自己的人生“另起一段”, 与此同时, 他也酝酿着在自己书法艺术之路上“另起一段”。

吴振立在二届中青展上的获奖作品是一件颜体行书斗方, 写在一纸粗糙的手工元书纸上, 无论是笔法、章法还是总体风格, 都深得颜体行书精髓, 当然也有一定个人特点的呈现, 应该说其的确是一件书法杰作。记得当年《中国书法》杂志发表的展览综述中, 在点评到本届展览的获奖作品时, 曾给予极高评价, 其中有一句大意我至今仍清楚记得: (获奖作品和作者) 代表了当今全国中青年书法家的现有最高水平和一个阶段的艺术取向。然而, 吴振立竟然打算放弃获得如此高评价的艺术风格, 决定另辟蹊径, 寻得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 也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吴振立真的又一次为自己的艺术人生“另起一段”了!

这让许多看好他、喜欢他的人几乎痛心疾首。一段时间里, 各种善意的质疑、提醒和恶意的猜度、讥讽, 一齐向他袭来, 但他不为所动。这不能不说既充分显示了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理想追求的坚定和执著, 更表现了一种勇气和魄力。

苏东坡说:“学书当学颜。”此话当然道出了颜书在中国书法中的崇高地位, 以及其对于一个书法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 一个现象或曰事实, 又明显共存于过去的书法史上和当今的书坛, 即学颜者如过江之鲫, 一不小心便会囿于其中, 泯灭风格, 失去自我。书法说到底是“心画”, 是我笔写我心, 再漂亮的“颜体”, 终究是“颜体”, 如何写出属于自己, 属于我的“体”, 这是历代有追求的书法家都梦寐以求的。吴振立当然也一样!

同样是苏东坡的这句“学书当学颜”, 其当然也道出了一个学书的秘诀, 那就是真正以颜书为基础和起点, 是可以在书法艺术之途上走得更远的。吴振立的书法实践和今天所取得的书法成果, 似乎又一次证明了苏东坡此语的正确性。吴振立不囿于颜书, 但是并不是完全放弃颜书——事实也无法完全放弃——而是以颜书为起点, 广泛临习各种古代碑帖, 从中吸取对自己艺术有用的营养, 仅凭本人了解, 从秦汉石刻、简帛, 到汉魏碑石、摩崖, 书体从篆隶、到真书、章草等, 他无不认真临习过, 然后下溯明清, 尤其对金农、八大、石溪、谢无量等诸家法帖, 皆揣摩推敲, 去粗取精, 为我所用, 终于使自己的笔下风格豁然为之一变, 也让熟悉他书法的人眼前一亮。在时隔几年后举办的“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中, 他的一件行书手卷, 并再次获奖。这无疑标志着他在书法艺术道路上主动“另起一段”的一次极大成功。

毋庸讳言, 吴振立书法取法较多的汉魏碑版和金农、八大等, 相对于中国书法艺术来说, 也可谓主流之外的“另一段落”, 也是二王、颜柳等诸家之外的“另一单元”, 发现他们需要眼光, 取法他们则更需要勇气和胆力, 形成自己风格更需要智慧, 而在这三方面吴振立无疑是都具备的, 所以他成功了。

在此我并不想、也无力就吴振立书风及其形成过程, 以及其书学意义进行解析和评价, 我想就此指出和强调的一点是:他这种在艺术道路上, 努力扬弃、另起一段的精神, 无论如何都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得识吴振立先生已近三十年, 这些年来, 他一直都处在对书法艺术的不懈追求中, 同时也一直处在对自己艺术的不断否定之否定中, 从来不曾停止, 其结果是他的艺术越来越炉火纯青。其可谓有目共睹、世有公论!其地位似乎越来越成了中国当今书坛这一座貌似巨大的森林之处的一棵大树——因为他一直不曾进入这座森林的中心区域和高要地带, 尽管与他同辈的那一拨成长起来的书法家, 已多为“主席”、“副主席”, 至少是“常务理事”、“理事”、“博导”、“教授”之类, 而他仍一样不是, 仍旧一如既往地日日骑一辆电动车穿行于南京的大街小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 就其曾经参与者的数量及其来自社会阶层的广度来说, 戏曲、书法恐怕是要排在数一数二位置的——目不识丁的乡间老农、城中贩夫, 往往也能来上两句有板有眼的西皮、二黄, 而书法的情形大体上也差不多。这话或许在今天的许多人那儿难以想象, 因为要参与到书法活动中去, 至少你得能识会写几个字吧?其实真是未必。从前的乡间, 每到过年时, 各家各户写春联贴春联, 几乎成了每一个中国乡村中的一场特殊的书法展览和书法比赛, 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农夫, 往往也参与其中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一番, 虽然他们说的未必在路上, 但是其参与热情似乎并不比那些秀才先生差。但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事实是, 中国书法曾经有着如此广泛的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 但再看一下历代留下姓名的书法大家、名家, 似乎都是非学士大夫, 即达官贵人, 甚至还不乏帝王将相, 一个没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文化体量的人, 无论你的书法实际水平达到了多高程度, 也是难以获得时代认可和被历史记住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北朝碑版摩崖, 唐人抄经, 有些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高, 可谓不言自明, 但是它们的书者, 已完全被历史失落和遗忘;至于人们将《灵飞经》算在钟绍京名下、《瘗鹤铭》算在王羲之名下, 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历史的马太效应, 事实上它们十有八九的真正书者, 都是某位无名小道或下层书生。

不可否认, 这就是中国书法几千年来的人文背景。

2.善璋其人其书 篇二

每次见到善璋都让我想起“谦谦君子”这一称谓。善璋总是给人一种温和、谦让、文质彬彬的印象。这种品质，现在已不多见了，所以，和善璋交谈会是一种享受，很符合 “如沐春风”这个成语所表达的那样。在学习书法上，我是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态度的，而善璋就是我主要的书法老师之一，虽然因为时间关系受到他的教导有限，但他对我每次的指点都让我受益匪浅。

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崇敬古代名家之余，我也喜欢很多现当代书法家，善璋的书法作品就属于我喜欢的一类。我常翻读他的书法图册，每次都有所心得。在流行“作怪”的今天，我尊敬善璋一直恪守正道的作风，通过艰苦寂寞的探索，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平实稳健的创作态度。我说“作怪”，其实是今日书坛出现的时代现象，和影视界、文学界乃至所有学界都在搞的“炒作”一样。而其他界别的炒作多依靠媒体宣传，书法既不具有表演性、故事性和娱乐性，又不能参与某种社会问题的探讨，很难广泛地吸引人们的眼球，所以只有在字本身的形式上“作怪”。把出奇当作创新，以丑为美，以其怪来博取众人的眼球。一时书坛盛行“丑”风，审“丑”观替代了审美观，在传统的书法审美体系之外另辟蹊径，要在怪字、丑字中另树一个“美”的标准。还有一类是故意追求朴拙，却不知古人的朴拙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朴拙，有如老树盘根，深山巨石，有道是“大象无形”，因其人生历练之老，学问积累之富，下笔时随心所欲，自然而然地达到了朴拙的境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朴拙”，只不过是一种浓墨的涂写，在笔划间透露不出一点儿文化信息，毫无沧桑感与震慑欣赏者心灵的人生历练。种种书法界的“奇观”，其实是书法界面临着一个“身不由己”的局面而造成的。何来此说？因为别的艺术门类都需要有一定的禀赋及外在的训练，而书法却是最简单的游戏，只要有笔有纸，老少咸宜，人人都能抒发其闲情逸趣。在华夏大地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普及化程度相比，书法艺术的认知度大大高于其它。因此，书坛竞争的激烈要远远超过其他界别，要书坛不“作怪”也难。

可是，善璋却不为种种潮流所动，他的字，可说笔笔有出处，横竖撇捺皆有渊源。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政协会上，我向启功老师请教书法时，启功老师以他特有的幽默，笑着说：“书法和绘画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如果有人说你的画像谁的画，那不是夸你而是损你哩，要是别人说你的字像谁的字，那可是对你的夸奖。”由此可见，临摹碑帖对于研习书法者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善璋在临摹上肯定有过艰辛的努力，比较全面地汲取了古人的精华。然而，他的书法作品又极具现代性，其现代性表现在点画的活泼、张力和弹性上；他的字，可说是用活了古人笔墨，是古人笔墨的现代化。

书法，是全人类各民族艺术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门类。其它艺术门类（如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都有各民族自创的形式，唯有书法，属中华民族独有。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至今不衰，并且发扬光大，就在于三千多年来我们使用的汉字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汉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基因。书法艺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有数千年历史，名家辈出，精品夥陈，这是书法艺术赖以创新的雄厚基础，是民族共同的财富。

前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听到宁夏的吴善璋被选为中国书协的副主席，也增加了我对中国书法界的敬意。我想，中国书法界还是有眼光的。宁夏地理面积只有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600万，而善璋能在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书法家中脱颖而出。善璋是我们宁夏艺术界的骄傲

3.《援助的死亡》作者,其人其书 篇三

事实上，莫约的人生经历在当代非洲并不特别。在当代非洲，有许多人都像莫约这样。这是一批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多边组织工作的非洲精英，一个特殊的来自非洲大陆的知识精英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对于当代非洲的发展进程来说有着喜忧参半的复杂影响。一方面，这一群体提升了非洲知识精英在当代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有助于推进当代非洲政治与文化精英的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这一精英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当代非洲政治与文化精英大量流失的过程。丹比萨·莫约也大体上属于当代海外非洲裔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优秀者。莫约的异人之处，在于她对当代非洲发展道路有着独立的批判性思考，对西方主流理论有反思的勇气，她的理想和追求是“找到一种治愈非洲痛苦的持续解决办法”。

作为一名经济学博士和实际工作者，莫约长期关注非洲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对非洲自上世纪90年代初普遍实行多党制后的发展进程与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援助有深入的研究。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困扰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其他新兴地区从谷底走向经济繁荣时，为什么非洲却失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涉及众多复杂领域的难题。在经过多年的深入细致的调研与实证研究后，她将批判的目光聚集到了持续数十年的国际对非援助。她对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援助政策的有效性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并开始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2009年，她在企鹅集团出版了专著《援助的死亡》。莫约给自己的书名上加了一个由两个尖锐问题组成的副标题：“为什么援助不起作用？非洲的出路在哪里？”这表明作者其实是要透过对非援助政策失效及其原因的分析，来探讨非洲国家未来发展的新思路、新出路。

本书在英国出版后，很快引起国际学术与舆论界的关注。莫约的富于批判性的观点十分明确而清晰。与近年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无端指责中国的对非政策、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掠夺非洲资源的观点相反，莫约在书中专设“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一章，详细而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对于非洲发展的特殊意义，包括中国为什么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非洲发展的新机会，为什么中国的对非政策不同于西方。她认为，非洲国家应该大力鼓励中国继续在非洲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因为这将为非洲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莫约的写作风格也是本书引起关注和畅销的原因之一。作者语言犀利，观点鲜明，再辅以一个非洲女儿对于自己国家和人民深挚的关爱感情色彩，因而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事实上，非洲并非不需要援助，如果援助是平等的、互利互惠的，如果援助能成为增强非洲发展能力的手段，那么援助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