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共8篇）

1.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篇一

金晶 林春颖

韩国的女性文学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从20世纪代韩国现代小说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韩国女性文学大多表现女性对父权家长制的从属，这种从属在作品中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如女性是男性的性欲工具、女性必须寄生于男性、女性被社会疏离和法律地位严重低下等。这时期的女性文学虽指出社会上存在女性遭遇不公正对待的问题，但因为作家的创作没有脱离传统的女性观，因此没能为女性指出正确的活动方向，作品的结局大都与现实妥协。当然，个别小说也主张应该改变不利的社会条件，但这只是特例，没能发展成普遍的社会观念。

20世纪20年代宣传自由恋爱的小说和写实主义小说风靡一时。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20年代的金明顺、金一叶、罗惠锡，30年代的朴花城、白信爱、姜敬爱、崔贞熙、金末峰，50年代的康信哉和朴景利，六七十年代的吴贞姬：朴婉绪，以及80年代的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等。这时期产生了一批留学东京的新女性，她们崇尚自由恋爱，挑战父权家长制社会的妻妾制度，提倡女性解放。因此可以说，传播开化思想是2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流。

进入30年代，女性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女性文学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占据了自已的一席之地：、要正确理解30年代的女性文学必须联系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惨淡的社会现实与反抗意识，另一个是女性意识在社会上的普遍推广。这时期的女性文学在内容上深刻地揭露了这个特殊时代严重的绝对贫困问题。

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后， (论文范文 ) 美国文化在韩国登陆，与此同时，西欧思潮和现代性也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这时期的小说与以往不同，倡导女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独立，这无疑加速了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六七十年代，吴贞姬的小说表现出“非小说”特征，旧的小说形式与富于现代性特征的内容有机结合，这成为小说的新鲜看点。

80年代的女性文学重视刻画庸常生活中的女性心理，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描绘了繁复生活中女性心理上的倦怠和孤独。

到了90年代，女性文学开始从根源上颇有深度地触及女性的个体性和欲求的问题。殷熙耕的《妻子的箱子》《她的第三个男人》，全镜瀵的《幻与灭》，孔枝泳的《存在即是流泪》，李惠敬的《唱歌的女人，不唱歌的女人》，金广淑的《和镜子有关的故事》，吴受妍的《看待事物的七种方法》和郑贞姬的《即将被忘却的午后》等作品大胆地、赤裸裸地展示“性”的问题，作家主观阐释女性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最大幸福，严肃而深刻地思考女性的主体性问题。本文将以20世纪90年代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剖析“性”“母性”和“女性的主体性”。

一、重解“性”

90年代以前的韩国女性作家虽也涉及性的问题，但是或美化或夸张。进入90年代，这个问题开始被更详细、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殷熙耕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以创作大胆著称。在小说《她的第三个男人》中，殷熙耕赤裸裸地描写主人公的性与爱，细腻地描绘了女性的羞耻心和羞愧感。小说主人公“她”和一个已婚男人维持了8年的不正当关系，她精神上自我蔑视，悔恨自己对情人妻子的嫉妒，甚至对情人的爱也使她感到倦怠，连本应满足的男女之欢都莫名地折磨着她。痛苦的她想清算这种生活，但似乎这已经成了习惯，最终也没能果断地结束这种生活。小说中的“她”曾为爱不顾一切，然而被婚姻这个社会契约击溃，对她来说，男女之欢已像毒瘾一样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她寻求爱情的.真谛而不得，只能在“习惯”中彷徨：爱情蒸发了，剩下的只有“习惯”了冗繁、烦躁和倦怠的安逸。这也是现代人的世纪末心理。在小说里，爱的行为沦落为不伴随任何责任的、一种普通的心理欲求。从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基于爱情的性行为才正当”的价值观被打得粉碎。

一、重解“母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母性的释义也不断地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50年代的6・25战争等历史悲剧迫使韩国的母亲在无衣无食的条件下为了家人必须付出极度艰辛的劳动，承受无法言语的痛苦。到了六七十年代，以越南战争为契机，韩国的产业化初见端倪，韩国社会号召年轻女性为了家人和家庭走出家门，走进工厂。就这样，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廉价劳动力，从事杂活苦役。韩国社会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实力，不断通过大众传媒向女性灌输“只有牺牲自己和献身才能保住家人，国家才能崛起”的思想。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对女性来说优先考虑自己是不道德的，甚至为自己着想都是罪恶的。80年代韩国的民众意识抬头，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随之悄然复苏，赵海一的小说《冬季女人》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冬季女人》转变了女性看待“性”的视角，给所有女性的思想注入了新鲜空气。它让女性明白女性也可以开放地对待“性”，母性的释义也不再只是传统的“牺牲和献身”，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更具主体性，要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可谓一次思想变革。

如上所述，女性和母性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那么，90年代的母性在文学作品中是怎样的面貌呢?从殷熙耕的《贫妻》中可见一斑。

我是单身女人。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上班。剩下的时间是自由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读书，写字，听音乐，随心所欲。但外出是不允许的……

《贫妻》中丈夫“我”偷看妻子的日记，作家殷熙耕借丈夫的眼睛读妻子的内心。这段日记的作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日常生活跟所有为人妻的女性没什么两样，要说不同只有一点：她坚持每天写日记。日记是她的内心独白，在日记里，她记录循环往复的家庭琐事，倾诉想脱离庸常生活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家当成工作单位，把已婚的自己看成独身女人，她在日记中把自己客观化，把孩子、丈夫和自己的生活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这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返照，同时也可看出现在女性爱护家庭和家人的新方式。

三、寻找自我

更多内容请访问：中国大学网 《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

2.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篇二

日本历史上共有两次汉文学的兴盛期, 即平安时代 (794—1192) 和江户时代 (1603—1868) 。平安时代的宫廷贵族十分推崇中国文化, 汉诗文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的主要标志, 《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代表了当时汉文学的成就。平安时代的汉文学作家主要是男性, 因为当时限于男性使用汉字, 女性大多使用假名用以记录内心情感和人生体验, 如著名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江户时代的汉文学更加繁荣, 在当时的日清贸易中大量的中国书籍随船运往日本, 这些书籍对日本的诗歌、文艺理论、小说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日本的汉诗和汉文小说的创作更趋成熟, 有些作品甚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渐渐淡出。19世纪末西方的各种思潮与文学流派传入日本, “文学史”就是西洋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日本传统学术的一种新兴产物。日本的汉文学有一千余年的历史, 汉文学史的历史却只有一百多年。当时日本从西方引入“文学史”的概念, 开始尝试以西洋史学的方法对日本文学、日本汉文学以及中国文学进行梳理与总结, 文学史的出现标志了日本的文学研究已经跨入近代学术的体系。

尽管日本的汉文学全部是用汉字书写成, 但它是日本人独立创作的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 因此属于日本文学作品而不是中国文学。日本汉文学史的泰斗芳贺矢一认为, 所谓日本汉文学史是指日本人所创作的中国文学的历史, 它是日本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 日本的汉文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研究日本国文学的学者排斥汉文学, 认为汉文学作品用汉字写成, 并非属于日本本国作品, 另一方面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并不将汉文学作品纳入研究视野。芳贺矢一在《日本汉文学史》中明确提出, 日本的汉文学是属于日本文学的。他举例说一个国家的文学是可以用他国的文字记录的, 比如英国的弥尔顿就是用拉丁语写作, 但是他的诗属于英国文学。芳贺矢一在《日本汉文学史》序言中说“一部作品融入了作者的性格、作者的境遇、作者的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日本的汉诗文理所应当属于日本文学, 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应当将汉文学纳入其中, 否则日本文学的研究是不全面的。”冈田正之在他的《日本汉文学史》中也表示, “汉文学对日本人的性情志气影响之大是不争的事实。汉文学传到日本以后, 日本民众与之朝夕接触, 在漫长的岁月中接受它的影响。”由于芳贺矢一、冈田正之等对于日本汉文学的积极倡导, 20世纪初期日本开始陆续出现日本汉文学史的专著。

昭和三年 (1928年) 日本富山房出版了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 这是日本出现的第一部汉文学史专著, 在日本汉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芳贺矢一 (1867—1927) 是日本最早在大学里开设汉文学史课的教授, 此书是芳贺矢一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佐野保太郎等人根据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授课讲义及部分手稿整理出版的。全书分为总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五部分, 至江户时期为止。总论、上古、中古、近古部分主要是依据明治四十一年的讲课记录, 除佐野保太郎的笔记以外, 还参考了高木武、大冈保三、柚利淳一三个人的笔记。近世部分是根据明治芳贺矢一的手稿和四十二年佐野保太郎的笔记。佐野保太郎对全书的引文的出处逐一进行了校对。全书论述了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兴盛的过程, 引证丰富, 尤其重视日本汉文学对国文学产生的影响。芳贺矢一将纯粹用日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定义为“纯国文文学”, 并从总体上探讨了汉文学对纯国文文学的影响、汉文学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汉文学对镰仓室町时代文学的影响。他认为, 以《万叶集》为代表的奈良文学, 以《源氏物语》、《枕草子》为代表的平安朝文学, 以军记为代表的镰仓时代的文学, 其实只是一半的日本文学, 另一半的日本文学则是由汉文学构成的。他谈到日本历代的国文学都受到汉文学的影响, 从对日本民众的实际影响来看, 汉文学比纯国文文学更大, 因此如果不研究汉诗文, 就不可能完全地研究日本的国民文化, 汉文学研究对国文学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继芳贺矢一之后, 日本出现的第二部汉文学史著作是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此书昭和四年由日本共立社出版, 后经山岸德平、长泽规矩也修改增订, 昭和二十九年吉川弘文馆再版。这部书也是冈田正之在东京大学的授课讲义, 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在内容上比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更全面充分, 但是时间上只写到室町时代。此书从汉字和汉书的传来发笔, 记载了上下千余年的日本汉文学史, 其中最出色的部分是第一篇中的推古朝的遗文、怀风藻的来历与作者、汉文学的影响。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后来再版, 由他的学生长泽规矩也负责校订, 就在校订工作马上要完成, 全书即将付梓出版的时候, 战争爆发了, 出版就此搁置下来。直至昭和二十九年才由吉川弘文馆出版。这部重新修订的《日本汉文学史》后附有山岸德平和长泽规矩也二人共同撰写的《日本汉文学史研究资料解说》。后来的研究者将芳贺矢一的《汉文学史》与冈田正之的《汉文学史》并称为日本汉文学史的双璧。

昭和七年 (1932年) 岩波书店出版了小野机太郎的《日本汉文学史》。全书分为四部分, 即前言、汉学初始至奈良朝时代、平安朝时代、五山时代, 所述内容非常简略。六年后 (昭和十三年, 1938年, 安井小太郎的《日本汉文学史》由日本富山房出版, 此书名为《日本儒学史》, 前半本是《日本儒学史》, 后半本是《日本汉文学史》。安井小太郎的这部《日本汉文学史仅写三期:上古、近江奈良朝及平安朝、镰仓时代。此书叙述的形式采用列传体, 这种形式其实并不适合表述汉文学的发展变化。

此外, 山岸德平昭和六年 (1931年) 还写有《日本汉文学史》, 神田喜一郎的《日本汉文学》于昭和三十四年 (1959年) 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昭和三十二年户田浩晓的《日本汉文学通史》由武藏野书院出版, 相对此前出现的日本汉文学史, 户田浩晓的这部《日本汉文学通史》是在时间跨度上最完整的第一部汉文学史。全书自大和时代一直写到明治大正时代, 对日本汉文学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全书分为六个部分, 即序说、大和时代 (宫廷文学时代) 、平安镰仓时代 (贵族文学时代) 、吉野室町安土桃山时代 (僧倡文学时代) 、江户时代 (儒者文学时代) 、明治大正时代。

昭和三十六年 (1961年) 日本评论社出版绪方惟精的《日本汉文学史讲义》。全书共分五章, 即大和时代 (宫廷文学时代) 、平安时代 (贵族文学时代) 、镰仓室町时代 (僧侣文学时代) 、江户时代 (士人文学、儒者文学时代) 、明治大正时代。作者在自序中称, 写作此书的初衷是有感于当时日本了解研究汉文学的人数激减, 芳贺矢一、冈田正之等前辈开创的汉文学史研究几乎断流, 作者对此深感遗憾, 于是决定写作此书, 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的汉文学。此书的特点是所述时代齐全, 自大和时代直至明治时代都有所涉及, 但是内容比较简略, 个别地方超出了日本汉文学史的范围。作者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自序中谈到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汉文, 日本的汉学一直存在着经学和文学未分化的状态, 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本书除文学方面的记载以外, 对经学方面也多有记述。

市川本太郎的《日本汉文学史概说》昭和四十四年 (1969年) 由日本东洋学术研究会出版。内容由大和时代写至江户时代, 前有市川本太郎的序、后附有日本汉文学史年表。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首次附载了汉文学史年表。

3.20世纪英文戏剧流派及动态 篇三

自然主义的影响

19世纪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Ibsen)和欧洲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文艺思潮对英美戏剧发展影响深远，不但使之突破了传统表现形式的束缚，也使其在揭示人与外部、与自身冲突等主题上有了新的发展深度。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实际上是承接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Modernism)创作。自然主义戏剧热衷于表现人类同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其人物往往被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剧作家像科学家那样通过直观的观察、精确的剖析来研究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社会现象，关注“真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日常生活中的相对事物”从而再现“人生片段”。这种情况下，戏剧的情节被淡化，语言更加趋向平实，自然生动，人物平民化，结构上基本上摆脱了传统戏剧那种剪裁整齐、布局考究的模式。这种趋势随后来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和象征主义(Symbolism)思潮一起对后来的戏剧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表现主义的技巧

自然主义小说和表现主义戏剧无疑是上个世纪前30年代美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其中以尤金·奥尼尔(Eugene O課eill)为领军人物的美国戏剧更是为美国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对德国表现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具体运用使他的剧作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别具一格，成为后来很多艺术形式效仿的蓝本。表现主义戏剧受柏格森(Bergson)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Freud)心理分析的影响，不满足于对外部事物如实的刻画，而是追求内心世界的展示，力求“让外部意象折射、反映内部世界”，因此在场面调度(Mise-en-scene)上锐意革新。

在尤金·奥尼尔的成名剧《琼斯皇帝》(The Emperor Jones)里，剧作家刻画了一个受白人统治理念毒害很深的黑人，他曾获罪入狱，然后出逃，在他人的帮助下到西印度群岛的土著居民中靠欺骗迷信的当地人获取了他们的信任，他称自己是魔术师，诓骗土著人说只有一枚“银弹”(a silver bullet, 本剧原名The Silver Bullet)才能取他性命，结果他成为当地人的皇帝，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后来当地人在一位白人的煽动下起来造反追杀他，迫使他最终逃入丛林，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灵魂，后因迷路被追兵银弹所杀。全剧时间跨度仅为一天。

奥尼尔把主人公Jones的宫殿布置成白色，而让他的宝座为耀眼的红色，这样突出了他对白人统治的向往和追求和对自己种族的背叛；红色的宝座则突出了他的勃勃野心和原始的冲动。贯穿全剧始终的还有开始时低沉的酷似心脏跳动的鼓声，鼓声随着Jones野心的驱使逐渐加快，毫无停顿直至Jones的生命终结。这一声觉形象有着丰富的象征含义，突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狂乱不安，是人物心理世界的一个外部体现。

在人物塑造方面，奥尼尔的人物有时已经超越了现实范畴，而抽象成了一种符号。比如《毛猿》(The Hairy Ape)中的以扬克(Yank)为代表的司炉工们，他们长满胸毛、面部表情凶狠、小眼睛上面生长的是全部向后倾斜的眉毛。这哪里是一般意义上的体力工人，分明是当代猿人的翻版或是出现返祖现象的人。他们刻板、冷漠，成了凶狠野性的代表，成了机械文明的牺牲品，已不再有人的特性了。而白衣飘飘的米尔德丽德(Mildred)则成了轻浮虚伪的白人社会的不合时宜的代言人。

象征主义的尝试和

现实主义的回归

如果说奥尼尔把表现主义技巧发挥到极致，那么紧随其后的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则试图把表现主义的技巧进一步抽象成象征主义的表达手法。奥尼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仰仗和他同时代的伟大的舞台指导和制片人以及演技高超的演员。遗憾的是很多现代制片人并不按照田纳西的舞台指导去做，因此他戏剧中有很多象征的成分，没有应有的梦幻色彩，而是趋于现实。田纳西的代表作是《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和《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田纳西的剧有大量的舞台指导，是更适合“读”的戏。在《玻璃动物园》中主人公Laura和Tom让他们的母亲很失望，前者跛脚而极度羞涩，缺少自尊和信心因而很难有自己的事业和爱情，后者离群索居，事事不愿参与，对现实冷眼旁观。而母亲又是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人，对一双儿女的要求非常不合实际。

剧中玻璃动物园中的独角兽是如同Laura一样的动物，非常腼腆，象征着Laura 所有的烦恼和压抑，而它角的缺失则是女主人公跛脚的象征。整个玻璃动物园是这一家人无法适应现实、所有的梦幻都是脆弱不堪一击的象征。

当奥尼尔和田纳西的尝试丰富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后，美国的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使英文戏剧重新回到现实的轨迹中来，不是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被放弃了，而是被运用得更加含蓄和自然。人物脸谱化的趋势弱化了，米勒更侧重的是在普通状态下对普通人心理变化的揭示，夸张的红、白、黑和鼓声被更加真实的橘黄、幽蓝和缥缈的笛声代替，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荒诞主义的主题

20世纪英文戏剧又一大繁荣时期是在50年代以后，英国的贝克特(Samuel Beckett)、品托(Harold Pinter)、奥斯本(John Osborne)等推出了很多风格独特、主题新颖的剧作。尤其是以前两者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Theatre of the Absurd)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异化的主题探索和对戏剧传统的摒弃。

《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无疑是这一派戏剧的代名词，全句只有两幕，时间跨度两天，两个似乎没有任何背景、但似曾相识的流浪汉Vladimir和Estragon一边在路边闲谈，一边做着些平淡无奇的动作，如脱靴子、吐痰、谈《圣经》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曾尝试上吊，但第一幕中树枝没能禁得住，树很细，只有四五片叶子，第二幕中绳子又断了。似乎他们在等待一个叫戈多(Godot)的人，但第一天就在这样无休止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一幕结尾时一个孩子告诉他们Godot今天不会来了，但明天一定会来。第二天几乎一样，中间穿插的不同人物是路过的一主一仆，还有一个孩子和一条狗。结尾时他们似乎还要等待Godot，但他还是可能不来，他们可能上吊，也可能失败，一切似乎就在这无休止的状态下一如既往，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动。

Estragon: I can't go on like this.

Vladimir: That's what you think.

Estragon: If we parted? That might be better for us.

Vladimir: We'll hang ourselves tomorrow. (Pause) Unless Godot comes.

Estragon: And if he comes?

Vladimir: We'll be saved.

Vladimir takes off his hat (Lucky誷), peers inside it, feels about inside it, shakes it, knocks on the crown, puts it on again.

Estragon: Well? Shall we go?

Vladimir: Pull on your trousers.

Estragon: What?

Vladimir: Pull on your trousers.

Estragon: You want me to pull off my trousers?

Vladimir: Pull ON your trousers.

Estragon: (Realizing his trousers are down) True.

He pulls up his trousers.

Vladimir: Well? Shall we go?

Estragon: Yes, let's go.

They do not move.

全剧的这种没有高潮起落，只有平淡和重复，没有启示只有等待，都明显暗示了生活的乏味和无望。Godot似乎是上帝，但他并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唤，而且似乎并不存在，这照应了尼采“上帝已死”的预言。荒诞戏剧挖掘的是人严重的异化感和精神危机。荒凉的路边和春天里的秃树无一不昭示着这个世界是现代荒原这一主题。在语言的表现手法上，该剧人物对话自相矛盾，毫无逻辑和连贯性，停顿比比皆是，深刻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凄凉和绝望。

实验主义的尝试

多数评论家认为英国的品托(Harold Pinter)承袭了贝克特荒诞派戏剧风格，但品托本人并不认同，这也许是因为他大量创作时期恰是英文戏坛各种实验尝试比较纷繁复杂的时段，因此任何一种标签化(labeling)的归纳都是对他创作天才的否定。他在自己的剧作中尤其是对语言进行了比贝克特更大胆、更揭示内心的加工，人物的语言是胁迫性的，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倾轧、不信任和互相占有的欲望。尽管很多人并不习惯他这样赤裸裸地揭示人性的阴暗，但这样的对话的确是20世纪后期部分现实生活的写照，因此他对于人性的探讨和社会现象的关注是有前瞻性的、预言性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详见《新东方英语》2006年1、2月合刊)

英文戏剧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田纳西、米勒和贝克特成功剧作的鼓舞下，在当代继续进行着更大胆的尝试。在新传媒如电影、录像、歌剧、摇滚及其他音乐形式的影响下，英文戏剧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环境剧(Environmental Theater)在演出形式上突破舞台和观众的空间局限，演员可以和观众互动，这样有很多部分是即兴的。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是谢克纳(Schechner)的《酒神在69年》(Dionysus in 69)和贝克(Beck)的《现代伊甸园》(Paradise Now)。

结语：异彩纷呈的趋势

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英文戏剧已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了，很多有影响的非英语原创作品也被翻译成英语。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不拘泥于国度、语言、种族；对于当代的英文戏剧，时间还没有沉淀出流派之分，或者流派一词应该退出评论舞台。

4.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篇四

“西方文学理论名著导读”准备篇目（20世纪前部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诗学》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贺拉斯《诗艺》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朗吉努斯《论崇高》（见《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圣•奥古斯丁《忏悔录》（节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圣•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节录）（《西方文论选》上卷）但丁《致斯加拉大亲王书》、《论俗语》（《西方文论选》上卷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卡斯特尔维特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西方文论选》上卷 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锡德尼《为诗辩护》“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序》（《堂吉诃德》，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布瓦洛《诗的艺术》（《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莫里哀《〈太太学堂〉的批评》（《西方文论选》上卷）布封《论风格》（《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狄德罗《论戏剧诗》《画论》（《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或《狄德罗美学论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莱辛《拉奥孔》 人民文学出版社；《汉堡剧评》（节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维柯《新科学》（节选）（《西方文论选》上卷）歌德《歌德谈话录》“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 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 黑格尔《美学》（节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西方文论选》下卷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雪莱《为诗辩护》（《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雨果《〈克伦威尔〉序》（《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斯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西方文论选》下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艺术哲学》（节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托尔斯泰《艺术论》（《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恩格斯《致斐•拉萨尔》《致敏•考茨基》《致玛•哈克纳斯》（《马克思主义文论选》，高等教育出版社）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 克罗齐《美学原理》（1902年出版）（节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

（注：加黑者为重点篇目）

5.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篇五

一、单选题（共 10 道试题，共 40 分。）

1.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 A.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 B.“零度状态”的叙述 C.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

D.D、重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

正确答案：A 2.诗界革命的滥觞起于（）A.黄遵宪 B.梁启超 C.康有为 D.谭嗣同

正确答案：A 3.《一地鸡毛》的作者是： A.刘恒 B.方方 C.刘震云 D.池莉

正确答案：C 4.首先提出“言文合一”的是 A.胡适 B.梁实秋 C.黄遵宪 D.李叔同

正确答案：C 5.《迷舟》的作者是： A.格非 B.苏童 C.余华 D.莫言

正确答案：A 6.《枣树的故事》的作者是： A.孙甘露 B.格非 C.叶兆言 D.苏童 正确答案：C 7.新创办的（）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又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这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A.《小说林》 B.《热风》

C.《大众文艺丛刊》 D.《文学杂志》

正确答案：A 8.先锋小说家拒绝意义，拒绝深度模式的最初动因是： A.革命

B.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 C.赚钱

D.迎合读者

正确答案：B 9.（）首先提出，“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的作用是沟通思想、传授知识，因此文字一定要为群众所懂得。A.梁启超 B.黄遵宪 C.裘廷梁 D.陈荣衮

正确答案：C 10.拥有最多的读者的“先锋作家”是： A.格非 B.苏童 C.余华 D.莫言

正确答案：B

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在线作业一

二、多选题（共 10 道试题，共 30 分。）

1.下列选项中是《团圆》中的人物的是： A.王芳 B.王复标 C.王东 D.小虎

正确答案：ABC 2.下列作品中，作者是苏童的是： A.《妻妾成群》 B.《褐色鸟群》 C.《米》

D.《我的帝王生涯》

正确答案：ACD 3.在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新民”目的，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等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传奇剧本。A.《劫灰梦传奇》 B.《新罗马传奇》 C.《侠情记传奇》 D.《回忆春柳》

正确答案：ABC 4.“小说界革命”在创作上的另一反响就是“谴责小说”的出现，其主要代表作包括（）A.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 B.刘鹗的《老残游记》

C.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D.曾朴的《孽海花》

正确答案：ABCD 5.下列选项中属于旧红学中“索隐派”的特点的是：（）

A.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或清朝政治的的小说 B.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寓意

C.“阐证本事，寻求书中物事和历史上的物事的关合”之处 D.“拿证据来”考证结果

正确答案：ABC 6.巴金的作品常常出现“突变式的革命英雄”，下列选项中属于这类人物的有： A.李冷 B.吴仁民 C.李佩珠 D.吴养清

正确答案：ABCD 7.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公开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用“三大主义”正式向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即（）

A.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 B.推倒雕琢的阿议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C.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D.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正确答案：BCD 8.属于苏童作品的是（）A.《罂粟之家》

B.《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C.《妻妾成群》 D.《红粉》

正确答案：ABCD 9.下列属于胡适的文学改革的主张的是：（）A.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B.情感者，文学的灵魂，文学之无情感，如人之无魂

C.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D.不用典，不讲对仗

正确答案：ABCD 10.以下哪些是巴金的作品（）A.《憩园》 B.《寒夜》 C.《父与子》 D.《一个女人》

正确答案：ABCD

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在线作业一

三、判断题（共 15 道试题，共 30 分。）

1.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2.刘恒1987年发表的《风景》在评论界反应热烈，这个中篇也被当作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A 3.在接受《随想录》文本过程中，读者普遍认同、肯定其文化思想史意义或文学史意义。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A 4.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5.从《灭亡》到《爱情的三部曲》的《电》，巴金完成了对于理想英雄的人格神话的建构。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6.刘震云1986年发表《 狗日的粮食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A 7.创造社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尊自我，重主观，讲神会，崇天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推崇文学创造的“直觉”与“灵感”。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8.《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在狂热地参加斗争运动之后，也曾一度对前途感到幻灭，但最终仍突然从幻灭中觉醒，又继续沿着革命的道路走去。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9.文革结束后，巴金复出文坛。此后，他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创作中那种满蕴着忧国忧民情绪，猛烈地批判社会锢疾的个性特征。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10.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最早的指向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11.巴金创作中的这种浪漫主义倾向在抗战初期的作品如《火》第一部、第二部中并未彻底改变，只有到了创作《火》第三部以及长篇小说《秋》，他的风格转换才最后完成。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A 12.《寒夜》《第四病室》这些作品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简单地张扬政治的反抗与破坏。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A 13.1907年，新创办的《小说林》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又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这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14.“谴责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包括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曾朴的《孽海花》等。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B 15.陈荣衮提出白话文是 “维新之本”的主张。A.错误 B.正确

正确答案：A

6.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篇六

点击次数：0发布日期：2010-3-4发布单位:网院技术部【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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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论文主要考察同学们阅读和分析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包括审美鉴赏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因此论文不要求同学们有高深的理论水平和完美的文字表达，形式可以灵活，但要有一定的论述，不能写成简单的读后感，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去阅读，去体会，去写作。、一、总体要求

1、选题范围：在教材提到的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中任选自己喜欢的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运用本课程中所学的分析方法，选择一个教材和课件未曾分析的角度，写一篇2500字以上的小论文。为引导同学们准备期末论文，教师将给出一些参考题目，但这些选题仅供同学们参考。（参考选题见第3页）

注意：

1）一定要运用本课程中所学的基本方法，一定要以影视文本为中心进行分析，要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受，不要写成作品的简单概述。

2）选题要求是教材《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吴晓东著，北大出版社，2002版）提到的20世纪外国文学作家或作品，超出选题范围者一律以零分处理。

2、不要抄袭、剽窃任何网上或其它现成资料，自己写作，一旦发现，即以作弊论处。

3、引用的数据、观点等，要注明资料出处，如某个杂志的某篇文章，作者及年月日等，或某部著作、作者、出版社、出版年及页码；网络上的文章权威性不够，最好不要直接引用，如果非要引用（比如知名学者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也要注明网址出处。

4、论述要有理有据，不能光下结论没有证明。提出的观点要和对作品的分析结合起来，做到自圆其说。

5、论文篇幅最低不能少于2500字，最多不要超过5000字，否则不能及格。

6、上交论文一律要求为打印纸稿，A4纸打印，要有封面（注意：要用网院提供的标准封面），写明学号和姓名，所在教学中心地址，封面除分数一栏外，其余都要求打印填写。注意：不要发电子文档，否则没有期末成绩。

7、按时提交。论文完成后，按时交到所在教学中心，然后由所在中心统一上交到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1、确定题目。“选对了题目，等于论文完成了一半。”选题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论文的价值，也关系到研究的成败。所谓“选对了题目”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课题有研究的必要性，二是指课题有研究的可行性。因此同学们在开始写论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题目，题目不能过大或过小，要做好论题的限定工作，把所要论述的问题集中到一点上，有利于深入分析，广征博引，把问题谈深谈透，把文章写得更有深度。

2、文章开头。一般开门见山，亮明观点。也可以从一个问题谈起，然后再到其它问题。

3、文章的论证。不能光有观点，没有论证，一定要有论证的过程。要做到层次清楚，思路明晰。

4、结尾呼应。论述的总结性段落，要以简要的几句话作结。

5、材料引用。引用时要明白引用该材料的必要性，并且要注意材料的可靠性，一定要注明出处。

三、论文格式

(一)论文的总体构成格式应当符合规范。一篇完整、规范的论文通常要由以下项目构成。

1、封面：封面的内容除分数一栏不填写之外，其余项目都要求填写。

2、题目：应准确概括整个论文的核心内容，简明扼要，让人一目了然。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3、中文摘要：内容摘要要求在200－300字左右，应简要说明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尤其是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语言力求精炼、准确。在本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3-5个)。

4、正文：是课程论文的主体。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选题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但必须观点鲜明，言之成理，论据可靠，论证严密。

5、参考文献：一般列于文末（通篇正文之后）。

文献是期刊时，一般书写格式为：作者、篇名、期刊名、年月、卷号、期数、页码。

文献是图书时，一般书写格式为：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月、版次、页码。

（二）论文的具体格式示例如下：

题目：（字体加粗、居中）

姓名：＃＃＃学号：＃＃＃（姓名、学号均居中）

【内容摘要】（空两格）

【关键词】（空两格）

正文（空两格）

（三）论文打印要求

1、字体：宋体。

2、字号：包括题目、标题和正文字号。正文字号一般要求小四号或者五号，题目和标题要求宋体加粗。题目字号以三号为宜。

3、行距：1.5倍行距。

4、字体颜色：黑色。

5、所有上交论文一律要求为打印纸稿，不接受电子文档。封面除分数一栏外，其余都要求打印填写。

四、参考选题

【说明】下面的选题仅供大家参考，是否选择这些题目写论文和期末成绩高低无关，请大家选题时一定要选自己感兴趣且熟悉的题目来写，只要是教学范围内（《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专题》中提到的20世纪外国文学作家或作品）都可以，角度不限。

1.现代社会的寓言：细读《变形记》

2.浅议乔伊斯《尤利西斯》中意识流手法的运用

3.论《局外人》中的荒谬感

4.人是不可战胜的——浅析《鼠疫》中的里厄形象

5.《嫉妒》的叙事革命

6.《第二十二条军规》与黑色幽默

7.论《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叙事策略

8.论卡尔维诺寓言中的童话思维

9.析《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形象

10．他人即地狱——浅析萨特《间隔》中的存在主义

11.《日瓦戈医生》与知识分子的命运

12.极端的年代——细读《日瓦戈医生》

五、评分标准

本课程论文按以下标准进行评分：

0分：抄袭剽窃，或选题超出老师指定的范围。

60分以下：论点不明确、论证不清晰或没有论证、结构没有呼应、材料没有出处或不可靠，论述语言不通顺。

7.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篇七

关键词：城市史,近代史,现代转型

From a modest start in the 1970s,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field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On the basis of the increasingly availability of source materi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theories,the past three decades saw a substantial reassessment of China’s Republican era(1911-1949).

1 Beyond the Revolutionary Paradigm and the Anti-urban Stance

Originally,scholarly priorities were focused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n the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ountryside wher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d achieved its first success.In the two Republican-era volumes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the 1911-1949 period was seen as one of destructive disintegration of an old,predominantly rural,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presided over by a corrupt and ineffective Nationalist state.Accordingly,the Republican era was often perceived as a passing moment epitomized by political corruption,student movements,and revolutionary parties,a confused interregnum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Since 1980s,the scholarship has broken away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aradigm and the anti-urban stance of the Maoist era,and viewed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creasingly as part of a continuous transition during which China modified its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adapted to new roles in world affairs——sometimes with considerable success.[1]The research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early Republican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towards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s,cultural history and so on.

Particularly,cities,as the locus of modern and vibrant centers of 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change,have received a growing interest in both China and abroad.Actually before the1970s,cities and urban life were not of major interest to scholars research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perhaps because,as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 suggested,scholars were“bemu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Maoist revolution came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seem?ingly(though only seemingly)bypassed the cities as agents of change.”[2]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74,Elvin and Skinner asserte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ities in China,and launched studie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ties.As they indicated,“China’s first encounter with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ok place in the cities;it was in the cities too,that Chinese efforts at moderniza?tion began.”

2 Remaking Chinese C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from the last decade of the Qing dynasty(1644-1911)through the republican era(1911-1949),saw a major effort to remake Chinese cities,which before had been treated mainly as hubs for trade and seats of central government.Thethrusts of reformist efforts concentrated in a few spheres,above all,remaking the urban spatial regime(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and sprucing up the city and its people(sanitation and public hygiene).[3]Drawing on Western models as well as established Chinese institutions,urban reformers began to apply modern city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and sought to remake Chinese cities clean,healthy,safe,orderly,efficient,productive by promoting a new type of orderly and productive urban community.This kind of urban transformation,with both physical and social manifestations,has been acquiring historians’earnest concerns.

Since the 1980s,some studies have crossed the old chronological boundaries like 1911,and centered o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when Chinese administrators and entrepreneurs attempt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and/or take advantage of the new urban culture developing in the foreign-run areas of the treaty ports.[4]

Some scholars have investigated a much broader range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physical,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city,for instance,Michael Tsin’s on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Kristin Stapleton’s on urban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in Chengdu,Frederic Wakeman’s on the Shanghai police,Ruth Rogaski’s about Bureau of Public Hygiene in Tianjin,Brett Sheehan’s on banks,and Shi Mingzheng’s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warlord Beijing,and other researches about public utility companies.These studies,mostly focusing on one aspect of a specific city,artic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stitu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cities,and make diversified evaluations of urban reformist projects.

Besides,certain amount of works puncture the modern fa?ade and present a much more complex view of republican Chi?nese cities.Beyond male-dominated elites,some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sojourners and migrants from the countryside,and women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statuses.Others explore urban culture through tourism,newspapers,popular novels,pictorials,radio broadcasting,movies,and other popular forms of entertainment.They attempt to uncover connections between urban popular and consumer cultures,and issues whose significance extends beyond the city itself,such as nationalism,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a changing society,and Chinese modernity.

3 Shanghai as a Research Focus

Among the existing works on modern Chinese cities,research on Shanghai has flourished since the 1980s.As China’s largest city with its economic and cultural dominance,it has become a singular focus.Marie-Claire Bergere’s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 connects Republican China’s faile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s financial elites and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5]Jr.Parks M.Coble’s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refutes the Maoist thesis that the Nationalist regime was bourgeois in class composition.[6]Concerning the lower level of Shanghai society,Emily Honig’s 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 shows that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in Shanghai was conspicuous only by its absence.[7]Elizabeth J.Perry’s Shanghai on Strike examines the divis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to levels of skill and groups of common places of origin and explor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uch divisions in affiliations with the Nationalists versus the Communists.[8]

Other scholars devote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tension and political unrest that troubled the city for most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Po-shek Fu,in 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presents typologi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choices made by Shanghai writers living under Japanese military occupation.[9]Jeffrey N.Wasserstrom,in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analyzes the symbolic mediation of collective political protests.[10]How the city was administered and whether it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s masterfully explored by Frederic E.Wakeman in Policing Shanghai,1927-37.[11]How the newly ascendant Guomindang regime established control of this complicated city via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from 1927 to1937 is the subject of Christian Henriot’s informative study,Shanghai,1927-1937:Municipal Power,Locality,and Modernization.[12]On the other side of law and order,Brian Martin studies the Green Gang,[13]and Gail Hershatter analyzes the world of Shanghai’s prostitutes.[14]

There are important studies of Republican Shanghai’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like 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15]On merchant organizations,Joseph Fewsmith and Bryna Goodman examine respective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ch groups in Republican society.[16]

Besides,Shanghai Sojourners contains discussions of many important aspects of Shanghai’s social,political,and cultural history and draws together new research findings made by several of the scholars named above.[17]Lu Hanchao’s Beyond the Neon Lights unforgettably describes the housing projects known as Stone Portals(shikumen)as a locus for the daily life of Shanghai urbanites.Leo Oufan Lee,in Shanghai Modern,remaps Shanghai’s cultural geography,marking out the intricate relations between city and coloniality in the1930s and 1940s.[18]In Shanghai Splendor,Wen-hsin Yeh sketches the rise of a new maritime and capitalist economic culture among Shanghai's middle class,and uncovers the socio-cultural dynamics that shaped the people and their politics.[19]In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1922-1943,the contributors,representing the disciplines of film,literature,and ethnomusicology,seek to redefine concepts of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20]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have also received attention.For instance,Carlton Benson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nci,a popular storytelling genre,and Jin Jiang dissects the rise of the Yue Opera actress in a changing urban public culture,both to highligh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Republican Shanghai.[21]

Together these micro-histories of Shanghai offer a kaleidoscopic view of China's leading metropolis as the major sit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y present a multi-layered,diversified,cosmopolitan urban fabric interweaving the new and the old,the modern and the traditional.To certain degree,these works have reflected a growing integration into Chinese studies of not-sonew developments in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as well as growing access to Chinese archives,which has facilitated a burgeoning of research on topics that were previously largely inaccessible.

However,Shanghai cannot represent the full range and diversity of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ities,in Joseph W.Esherick’s words,lies“beyond Shanghai”.Esherick’s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correspondingly examines other cities like Tianjin,Changchun,Chengdu,Hangzhou,Beijing,Nanjing,Wuhan and Chongqing,seeking to address,in a comparative way,issues that affected modern cities in China and the world.[22]And as researchers from history,political science or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se authors obviously directed much attention to social manifestations,but gradually,some of them have started to turn to spatial practices for their evidence.

4 The Issue of Urban Space

Since the 1990s,the issue of urban space has been advanced as part of the agenda for research in modern China.For instance,Shi Mingzheng deals with the public spac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Beijing’s transformations.He argues that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reforms transformed urban space,and the interplay of official and private forces–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entry and merchants–shaped the outcome.[23]

Regard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space as a crucial factor to the formation of urban identity in Republican Beijing,Dong Yue scrutinizes spatial and administrative transformations of Republican Beijing,the pattern of power relations revealed in the struggle among different forces to control urban spaces,and statesponsored projects to construct new public,symbolic,and ceremonial spaces.In conclusion,she develops the concept of“recycling”,which describes and theoretically frames a primary mode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that came to characterize Republican Beijing.[24]

Besides,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mbolic legitimacy of a capital city,Charles Musgrove delineates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used to plan the Nationalist Nanjing,the aesthetic experiments used to construct it,the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s used to make official spaces seem sacred and etc.His intention i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legitimacy was the product of conflicts,rather than the unanimity under the charisma of the late Sun Yat-sen.[25]

In addition to capital cities,Peter Carroll investigates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Suzhou’s intellectual,physical,and social urban spaces as government officials,business elites,and common citizens strove to remake a traditional city into a vibrantly modern and distinctly Chinese urban center.[26]There are also studies exploring the changing urban landscapes in cities like Hangzhou,Ningbo,Chengdu,Xiamen,Dalian and so on.

These studies,taking the changing urban landscape as a new forum for discussions,have considerably engaged new developments in cultural history and urban studies.Informed by Michel Foucault’s problematization of disciplinary power,many of them examined the city as a site of both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and correspondingly presented diversified and complex pictures of the internested physical,intellectu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with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ities.

5 Conclusion

8.20世纪美国文学英文版 篇八

关键词:正典;性文学;道德认同

中图分类号:I3/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127-05

性文学是着力于对性欲、性爱、性行为和性心理进行艺术审美并深度表现的文学作品。艺术审美是就性文学的创作动机而言,深度表现是就性文学的艺术效果而言。20世纪性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两性关系的间离对峙,及其由此产生的性漂泊与情爱虚拟化状态(包括性爱缺失无归宿、性爱游移不确定、性爱自慰与逃逸、性爱极端与病态等),丰富而深刻地表现了性观念转变过程中必然的矛盾冲突,及其由此而形成的道德困惑,反映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调整两性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性道德严重滞后于性文学现实发展的失衡状态。

在刚刚走过的100年里,性文学与文明进程相生相伴,产生了大量表现性主题的作品。“性”作为性别的联结点,在两个性别共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存在,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自然无法回避“性”及由“性”造成的各种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学涉“性”是一种逻辑的必然,而且文学史也证明了“性”与文学的密切联系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1]249

费尔巴哈说:“性关系可以直接地看为是基本的道德关系,看为是道德的基础。”[2]572文学与道德的相关性使我们确信:伦理思想完全可以以艺术的方式加以表达。艺术是一系列道德公式通过感性外表而得以传递的寓言诗。西方著名的现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就曾说过,每个民族在其古代都以诗来教化,都以讲故事为主要的道德教育方式。历史上最早的道德言说方式是史诗——说故事,这可以从“荷马教化了希腊”这句话中得到验证。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伦理学家因为痛心于现代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技术与情感、智慧与良心的割裂与对抗,痛心于物质的进步与道德的滑坡之间的巨大落差,反身求助于艺术,求助于人类诞生时那个完善的“原点”,希望重新点燃艺术精神之火,来照亮这个日趋灰暗颓废的社会,温暖世人冷漠孤寂的心灵,及至重新塑造一代“全面发展的人”。而艺术本身的颓废与不景气使人看不到拯救的希望,所以罗素出语:“艺术的最后灭绝可能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了。”[3]202

笔者认为,伦理与人的统一,更多地保留在真正的诗性艺术中。也就是说,艺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是人与道德和谐一致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我们思考性文学伦理与道德重建的基本前提。

一、世纪回目:文学审判的道德固守

探究西方文明史可以发现,历史上的性一直是长期游移于阴影中或是隐藏于各种伪装之下的一种真实生活状态,直到人类的主动意识终于允许人们来诠释性时,最早的光亮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后来才出现在了语言清晰的伦理学以及再后来的性学中。曾经的道德尚能容忍涉性文艺自生自灭,但性的文学表白却触动了现代法律的神经,合法身份的取得自然地成为道德认同的基础。英国律师蒙哥马利•海德在《西方性文学研究》明确表示:法律不应该,也不可能限制文化中庸俗低级的东西。人类生机勃勃的好奇心直接关注到诞生和死亡,即人类的开端和结束。……倘若我们的文化不仅在性方面,包括性虐狂方面(从弗洛依德起,它就被认为是人性欲的一部分)继续堕落下去,我们就应该找到新的方法,而不能囿于书检法以致束手无策。如果我们希望人们的思想有更多的自由并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同时又解脱种种羁绊,使我们的文化更新并发扬光大,那么,我们对性文学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根本改变。[4]9

1857年英国通过淫秽出版物法案(坎贝尔法),1873年美国通过康斯托克法,一直到1959年再行修订,引发了文学史上的百年诉讼大战。以英美为中心,西方多国都有过刑诉案例。在19世纪后半叶只是间断性发生,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第一次高峰,并以六十年代第二次高峰为终结。

1928年,英国出版商因发行《孤独的井》被起诉,理由是书中对女子同性恋的描写。次年,纽约法官也认为该书为性反常者辩护。于是一部受读者和批评家们高度赞扬的小说,在认同其艺术价值的前提下被法庭判定为淫书而遭到销毁。检察总长汤姆斯•因斯基姆得出的仲裁结论是:“虽然这部书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健康的,不需要批评的,但哪怕其中只有一句话有淫诲的涉嫌,也会使整部作品划进淫秽范畴而被销毁。”[4]16从中不难看出,在这个艺术创新的年代,正统与反叛直接交锋,卫道士们借助法律的力量实施着“道德的不道德性”。

早在1920年《尤利西斯》只发表了前四章,就曾受到英国评论界的非难,而美国法院对邮寄书商明确裁决:禁止发行并处罚金50美元。1933年,纽约南区法院《尤利西斯》案胜诉,约翰•伍尔西法官的审判成了影响历史的判决,在新世纪首次明确了性文学需要修正我们以前的完全的排斥。高级法院汉德法官对希林克法(1868年案例)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检测一本书是否诲淫色情,最恰当的应该看全书的效果。《尤利西斯》尽管其中粗俗、亵渎及猥琐之处不少,经测试读者反应并不产生挑逗淫欲的效果,从而使评价的“摆钟”回到正常的位置。

1957年,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及其他》在旧金山的诉讼案获胜是新转折的起点。1960年,英国中央刑事法庭陪审团审理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企鹅出版公司组织了名律师和由35位名作家、评论家、神学家、社会学家、出版商、名教授组成的庞大专家阵容,最终使法庭认同该书“以科研、文艺价值着眼,都与公众有益”,宣布企鹅出版公司无罪。之后不久,1961年,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在美国顺利获准发行。1963年,克莱兰《范妮•希尔回忆录》联动五月花出版公司及戈尔德书店应诉的胜利,彻底结束了“宁要道德,不要文艺”(康斯托克语)的正统性道德的霸权时代。

西方人对性如同对政治上的敌对阵营一样,诚惶诚恐,时刻处于一种极度的惊恐之中。他们害怕战争,对工党、布尔什维克主义统统感到惧怕。最可笑的是,他们对铅印的文字也怕得要命,对向来英勇无畏的西方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奇怪而屈辱的心态,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状态。

然而,改变毕竟还是发生了,先前的官司再不打了。性与爱结合的理想时代的理想爱情似乎离我们远去,情与爱也越来越微薄渺茫。凡俗男女的爱情演变成利益交换的妥协,或者成醉生梦死的迷乱,游戏的态度成为一种潇洒和时尚。性即是艺术,而且如同漂亮女人和坏男人一样在这个时代很畅销,因为他们深懂商品社会的游戏规则。刚刚解放了的性很快膨胀为另一种灾难。

二、第三次启蒙:20世纪性文学的伦理背景

20世纪的性文学历经百年风雨,无论其所受青睐还是遭到谴责,都积淀为西方文化的性规范的一部分,并且势必与浪漫爱情和家庭关系联结起来。性观念的精髓已植根于人们的生活、渗入到个体的生命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伦理中的道德固守。

西方文化对待性行为的伦理态度主要受基督教性敌对倾向的影响,按圣•奥古斯丁的观点:除非是夫妻为生殖所必需,其他一切性行为的正当性都令人怀疑。这种观念造成了整个社会中对性的过分敏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19世纪末开始的霭理士、弗洛伊德、福科、金西等学者的性学研究和女权运动共同完成了第三次性启蒙。1913年,美国出现第一个从事避孕服务和宣传的诊所,性与生育第一次大分离,传统的性观念被打破。所以弗洛伊德总结说:“性道德之所以有改变的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避孕法的发明;第二,妇女的解放。”[5]196生殖技术的进步,使得二者的彻底分离成为可能。欢悦成为性行为的主要目的。然而,生殖与性的分离正在改变人们的性道德,导致生育与家庭的分离,从而造成家庭关系的变化。而现代生殖技术又使婚姻关系丧失,未来的两性关系将变得扑朔迷离,导致古典的性伦理意识日渐淡漠,社会的性秩序失去平衡,何谓善、恶已经没有了社会共识,人们难以找到可以遵循的道德准则。

20世纪持续发展着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性革命得以深入展开的催化剂。大凡革命都是爆炸,而爆炸又往往会毁掉比原定目标更多的东西,传统道德大厦的倾覆便是这场革命的必然结果。一切已成功的变革走得太远了,往往演变为目标的反面。这个世界正在女性情感的作用下摇摆,女性创作的高度繁荣和性意识超前的文学表现正体现了这个时代伟大的女性精神,这种精神正震荡着人类,促使了一种全新的性生态环境的形成。女性作家的创作成为百年文坛靓丽的风景,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曾经指出:“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回到自己的身体。”[6]193而多少年来,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可言说的,“身体被幽禁、被妥善保存着,完整如初地冷藏于她自己的镜中”。[6]191因为男性掌握家庭经济权力,可以随意对妻子进行性虐待和性掠夺,并屡屡以食物作为充满病态快感的奖惩方式。而弱势女子惟有默默地忍受男性施加给自己的性暴力,成了可以任意买卖的物品,供人泄欲的工具。女性写作反转旧时代里“生为女人不是人”的女性悲剧,蕴含的正是对男权秩序的颠覆,建立两性关系式中的女性爱欲主体,在两性共有的世界里,放逐男性到性关系的边缘,找回女性自身的爱欲模式。

譬如美国“甜蜜野蛮”派女作家代表,罗丝玛丽•罗杰斯1976年创作的《狂野之爱》,通篇描写性诱惑、性器官的自我抚摸、发情叫春的呻吟和本能宣泄。杰尼•克伦茨(著有《邪恶的爱情谎言》)也是构思色情情节和床上戏的能手。在她们看来,躯体是“我”的,和“我”的躯体相守,才能确证个体存在的可能。作为女性作家,在她们解除了性对于他者的依赖之后,女性的个体属性得到强调和张扬。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观念,女作家们大胆妄为地在她们作品封面上标上“色情历史传奇”、“奶头屁股史诗”等字样,而且变本加厉地炒作。这股文学浪潮的出现正是美国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的呼声高涨之时,但是女性解放或者是性解放到了极致时,负面效应也自然而生。相比而言,“甜蜜”的小说比“血腥”的小说更虚假,也就更不道德。

艺术的职责之一在于揭示人活着的一刻同周围环境的关系。由于人类总是在旧的关系中争斗不休,因此艺术总是先于“时代”,而时代本身又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活的生命欲望。“对人类来说,这种人与其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就是生命本身。日复一日,一切事物的关系都在暗暗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说,艺术作为揭示和获得完美关系的形式,是永远不会陈旧的。”[7]181以情感为支点的文艺伦理学最接近生命伦理的实质,它将道德还原为人的生命感受,把道德与人的生命本体相连,而不是游离于生命本体之外。也正是从这点上,性文学对此作了有效地矫正和虚拟化实践,引导并保持了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历史真实的一面。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会认同莫瑞斯的观点:“不是文明的发展铸成了现代的性行为,而是性行为铸成了文明的形态。”[8]28

三、道德认同之路:20世纪性文学的价值回归

在20世纪初,劳伦斯以其写作中对性的执着与坦诚,唱响了第一曲性的赞歌。战后的“迷惘”中,米勒展示出了性文学的大家手笔。活跃于世纪中叶的杜拉斯以世界“情人”的放纵,书写出一个天才女人的巨大魅力。六十年代后道德封闭解冻,昆德硬是将毕达格拉斯“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的传统改写成了福柯“灵魂是肉体的监狱”。耶利内克2004年“意外”获诺贝尔文学奖,让性文学走出了在圣洁与肮脏之间徘徊的尴尬,透过她的作品放射出“一个黑色太阳的光”。

在日益精致的工业文明背景下,文学以反叛姿态表现的是一些原始的和潜伏在人性中的野蛮情绪。许多文学作品倾向于表明远古的穴居人仍活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只是压制了自己的原始情绪才逐渐获得文明的面纱,有时这种情绪还非常强烈,需要某种程度的满足才行。如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表明远古的野蛮本能和丛林呼声不仅深藏于我们的灵魂之中,还会在我们身上复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则通过动物隐喻表现了同样的主题。说到底,文明只是一种装饰,许多人只要稍加诱惑,内心的野蛮本性就会被激发起来。这种情绪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中,所以它为作家提供了虽然有点危险、但很有吸引力的创作素材。爱伦•坡曾说,没有一个作家真的敢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全部写出来,因为这会把他笔下的纸点燃。就是说,即便是最坦诚的作家,仍会压抑自己本性中的某些不道德的、颓废的、病态的和残忍的无意识成分。性在社会文化里是不允许公开宣泄的,只有那些偏执于虐恋、同性恋、性暴力、性倒错的作家,为了标示反叛的决绝才会不顾一切地暴露自己的灵魂,从而用那些病态的、不道德的东西来满足心理同样不健康的读者。那些一流作家的性文学虽然也涉及这些内容,但其表现形式和价值取向却是缘于艺术的审美。

作为小说形式、方法与技巧的激进革新者,劳伦斯因在小说中对性行为进行正面赞赏,使他的作品在他生活的年代受到了严厉查禁,也受到了同时代作家及评论家的指责和批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受到了女性主义毫不留情的质疑和抨击。尤其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穿插的大段性爱场景描写,为劳伦斯赢得了淫秽小说家的“桂冠”。哲学家福柯认为,劳伦斯的断言会引起未来时代的人们陷入性困惑之中——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要去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究性行为如此真实的实际状态。康妮与狩猎人梅勒斯热烈的性关系、一幕幕性交场境,经由艺术点化变成一种人性最自然最真实的表现,从侧面烘托了主人公对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沉闷荒凉景色发自内心的深深绝望与忧惧。从这点来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正是由于性描写和大环境的完美结合而成为由历史背景、思想内容与小说技巧三者互相影响而构成的杰出作品。

如果说劳伦斯的作品尚留有诸多传统的观念和表现形式,后继者米勒的精神反叛突出体现为对传统的不屑一顾。作为反叛,他抓住了“性”。他把带有自传性的成名作命名为《北回归线》即“Tropic of Cancer”,一是cancer具有巨蟹星座之意,米勒也出生在巨蟹星座下,他认为蟹横行无羁;二是因为cancer还有“癌”之意,表明美国式的西方文明已病入膏肓。他接受了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启示性观点,探寻艺术及生活上的自由之路,在生活的自我迷失中用艺术去重建自我。另一方面,米勒将性问题置于突出地位进行展现,似要表明人性受到文明的压抑而正在变态地发泄,尤其是“殉色三部曲”更明确了这一立场,反映了人性从机器文明中逃回自然、逃回原始世界的强烈愿望,这可以说是在现代文明中的一种返朴愿望。

传奇女性杜拉斯在《厚颜无耻的人》、《广岛之恋》、《情人》等多部作品中,把她情感生活里绝望的爱情故事一次次重演。“情人”形象的变异其实就是作家心灵欲望的符号化表达。杜拉斯想要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老年生活,为读者留下刻骨铭心的爱情神话。同样身处法兰西浪漫氛围中的昆德拉,用道德破坏性极强的“性”去消解人伦关系的两极冲突,以超越道德的眼光去探究生命的存在,像《慢》的主题所揭示:“把道德判断悬置,这就是小说的道德”——意即要在不断地改变之中树立一种人性化的性道德,好让人们去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塑造自己。所以昆德拉作品中的人物不仅背叛婚姻更拒绝生殖,由此而揭示了既承继希腊传统又为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所倡导的“只注重个人选择”的自由伦理社会的可能图景。

在上世纪末性文学高峰阶段的耶利内克,其主要作品《逐爱的女人》、《钢琴教师》、《情欲》、《贪婪》和新作《死亡与少女》都以“性”为切入点。她又因对变态、赤裸裸的情欲近乎恶作剧式的戏仿被指责为有伤风化,被冠之以“红色的色情女伯爵”的头衔,小说里也的确充斥着负面词汇和消极表达。在她的作品中,人们所期待的温馨的爱被残酷地从两性关系中剥离殆尽,只剩下赤裸裸的肉欲和强暴,留下一幅幅灵与肉被蚕食、吞没的恐怖图景。在她的笔下,所有的女性都带有受虐的胎记,被还原为耻辱的符号。如此的直露和反叛引发评论界的道德归罪是一回事,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却有着性文学走进正典的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

结语

今天的一切性存在盲目而痴迷,寻求自我才是性文学的真正动机。因此,寻找的方式也趋向于多样化:异性爱、同性恋、自恋、正常的抑或是乱伦的,都是性。每一个人都在性经历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那个未知的自我——唯一未知的东西正深深躲在充满情欲的灵魂之中。但自我寻求总又关涉他人,一如霭理士所说:“要知道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和饮食冲动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满足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帮忙,讲到另一个人,我们就进到社会的领域,讲到道德的领域了”。[9]5这一段话具有普遍的意义,是对性冲动的伦理本质的科学表述。文学中作家自证式的“性表演”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境,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曾经爱情的恬美足音,变作今天性欲迷乱的舞步。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性,就如同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都有其各自的韵律与节奏。虽有乱伦与变态的错乱纠缠,纯洁的圣母依然是心中的偶像。到头来道德的不道德与不道德的道德搅浑了性世界,色情和淫秽成了标示人的生命活跃程度有益的刺激。当把性和性刺激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接受了3000年来一直在竭力否认一个事实:男人和女人彼此需要。性爱完成了对文明的破坏并且获得了满足,而文明也不再压抑性爱,维持其自身的完整。也许,这就是性文学对于我们最终走出性迷失的启迪。

参考文献:

[1] 彭晓辉.性科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C].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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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蒙哥马利•海德.西方性文学研究[M].刘明,等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5]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M].杨东雄,译.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4.

[6]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黄晓红,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 D•H•劳伦斯.在文明的束缚下[M].姚暨荣,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8] D•莫瑞斯.裸猿[M].周兴亚,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