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历史剧剧本

中国近代史历史剧剧本（共8篇）

1.中国近代史历史剧剧本 篇一

一．名词解释

1.《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后颁布。主要内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了农民平分土地的原则；在农村设立兵农合一的乡官制度；废除封建买卖婚姻。纲领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具有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精神，但带有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实际上并没有实行。2.太平天国起义

1851年至1864年（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由洪秀全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侵略势力造成的深重灾难，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危机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它坚持斗争14年，势力扩及18省，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4.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1905年孙中山在组织同盟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5.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6.长征

长征，指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7.一二九运动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8.持久战

与“速决战”相对。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通常是战略上相对劣势的一方采取的战略方针。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了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相结合的方针，逐步消耗、削弱敌人，从总体上不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9.三三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与抗战，不但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将之付诸于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三三制”政权，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制度，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整风运动

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整风运动。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了“左”倾错误，但“左”倾错误的思想影响并没有肃清，抗日战争以来党又发展了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整风既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运动实现了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1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在辛亥革命后，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1912年3月8日由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4年5月1日因大总统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而被取代。1916年6月29日为大总统黎元洪所恢复。

二.简答题

1..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当代青年如何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的启示 ⑴.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⑵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

⑶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⑷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⑸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今天，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深刻认识到五四精神的重大历史意义。为了发扬爱国主义......弘扬爱国精神......（1）我们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自觉担当起社会历史责任。我们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勇于解放思想;我们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保持开放心态;我们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发扬创新进取精神。

（2）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目的在于弘扬五四精神，肩负历史使命，就是要树立理想，立志报国；要勤奋学习，勇于实践；要在实践中锻炼品格，磨练意志，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做人；要守时守信，做文明的公民；既有理想，又要着眼于现实，从身边事、力所能及的事做起；要勇于奉献，尽管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不再需要为追求光明和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仍应得到弘扬。

(3).爱国精神所给予广大中国革命青年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包括救国救民的奋斗精神、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以及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等等 2.如何实现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首先，团结是一个民族有生机、有力量的首要条件，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敢于以小小的扶桑三岛，悍然发动对中国侵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内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中国人被讥为“一盘散沙” 其次，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唯一有能力领导好中国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核心和中流砥柱，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抗日战争的历史，还证明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上，落后就要挨打。当年中国很落后，所以列强敢于侵略中国，日本敢于发动侵略战争。今天，我们仍应该看到，在国际上，以美国右翼政治势力为代表的，一些不高兴看到中国繁荣富强起来的反华势力依然存在，他们支持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的图谋，肆意干涉我国的内政、妄图破坏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启示

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②

一、认识国情根据国情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并不断根据实际适时地调整政策。

二、在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他们谋求利益。

三、认识中国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断地提高执政党的理论修养使党能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此就必须认真学习和体会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及其国内背景，并联系实际，就钓鱼岛事件及南海问题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一、（1）(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及国际国内背景)日本侵华有三大方面的原因: a.日本方面。日本国内矛盾重重，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严重，这些不稳定因素促使日本想要通过战争转移民众注意力。

日本资源匮乏。日本地狭人稠，当本国的能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它就开始对外扩张，掠夺财富，依靠侵略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来达到维持国内的稳定的目的。武士道精神。练武之人成为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指挥着日本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统治阶级的“胜利之路”，书写了世界历史上一段残酷的战争记忆。

天皇制。日本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君主立宪政体。这种保留封建残余的政治制度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根源。日本国民从小便被灌输“天皇是至高无上的”这样的思想，以至于日本天皇亲自宣布战争结束，日本战败时，还有日本国民不相信。而战场上所有的日本士兵都被教导成“为天皇而战”的战争机器。

明治维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

世界经济危机。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而日本国内资源匮乏，不能像美国那样靠拉动内需缓解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福泽谕吉力主“进行东洋政略，使国内人心转而外”。法西斯主义。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法西斯主义抬头。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后，随后成立的内阁完全听命于军部，标志着日本建立法西斯体制。在经济危机之后，日本国内矛盾激化。民族极端主义、极端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使日本选择用对外侵略扩张和独裁统治转嫁国内矛盾。

b.中国方面。中国国内战乱多年，并未统一安定，此时入侵可以减少阻力。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土地面积是世界第三，各种资源相对丰富，人口数量世界第一，对于面积狭小、资源短缺、劳动力不足的日本是个很大的诱惑。

中国经济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至中期，各个军阀纷纷归顺国民政府，红军也被赶到边缘的西北地区很难作乱。此时，中国的经济进入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日本政府不能坐视中国做大、做强。而中国的繁荣也使其成为日本征服世界的第一个目标，因此在占领东北之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以实现其征服世界的野心。

汉奸。汉奸的存在为日本人的侵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严重打击了中国军民一致抗日的激情。汉奸残害了大批的中国百姓，是中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伤痕。中国内战。日本侵华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正在进行内战。而当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蒋介石仍没有足够地重视日本的侵略，甚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为日本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使日本在战争初期迅速占领了一批城市。

c.国际方面。国际各国不是与日本同盟，便是自己也身陷战争，分身乏术，或是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

（2）关于目前时局与钓鱼岛、南海战备问题的建议

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涉及中国主权领土问题，不存在中国屈服的可能性，中国不会坐视其邻国侵占而臵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者担负。我认为现在最为至要至要的任务，就是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臵更大规模的进攻（无论是扩大领土争端，还是增强帝国主义的军事存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很快就要到来。为着把我国海防之发展放在更为巩固、更为有力的基础上，为着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侵略行径或大举进攻给以坚决有力的粉碎，我军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行动，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我军彻底消灭敌人的条件。就具体情况和布臵似宜如下：

（一）美日虽非全力军援南海之敌，但仍企图完全陷我入两头作战之被动地位，我现在如能马上展开钓鱼岛对日作战行动，的确对于越、菲等国是直接震慑，并能够打开目前困难之局面。但在目前敌情与驻日美军、美第七舰队现有力量的条件下，如攻钓鱼岛，难保必引起美国之强大增援，两路夹击，将陷于不利。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二）此时，因美日菲越已沆瀣一气，且在美军全力增援日敌遏制中国业有完全可能，南海问题没有解决，钓鱼岛问题亦不能速决。故我军似宜直出南海以利变化敌情，即在南沙群岛一带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给美日敌后策应以严重的威胁。南沙群岛之地形地势，有聚歼敌主力之可能。为了使作战行动成熟起见，第一期似宜以南沙群岛一片地区就地整训待命，并作战斗之准备，随时打击菲越进攻，或南沙诸岛礁海域的袭扰兵力。同时注意政治攻势，争取东盟各国和美日菲越国家中间同我们友好，或业已认清帝国主义之阴谋野心和从新殖民主义的压迫中觉醒起来的大部人民。这自然是积极的防御。

（三）加强我沿海兵力和火力部署，布臵积极防空，要估计日敌向我东海进犯、强占我钓鱼岛，或在我钓鱼岛礁采取直接行动之可能。似此，如有必要，我军待机直击钓鱼岛礁，迅即布臵积极防御，设臵有关军事机构、导弹部署、哨所或营房驻军，以及建立战时后勤补给线奇袭登岛和攻打增援部队必须确有把握，若日敌在我军抵达前驻岛作战，而我军不能迅速展开，则可采取分割围困、伏击打援的办法断敌后路。若因美

5.习近平中国梦 中国梦的曲折发展道路及如何实现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首先，中国近代史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等一系列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

其次，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其中有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都失败了。无疑，其进步的主张和失败的教训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的未来提供了历史的范例。当然，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就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自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再次，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的推动、十月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人民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此，在中国共产人的推动和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当然，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实现了两次党外合作，分别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大革命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众多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克服了党内“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指导地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第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自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自此，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有益的探索，也经历了诸多挫折。这为邓小平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变化，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一个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个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指导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针，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四个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从而为不断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中国人民在解救自身苦难、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曾经寻求过多种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才使国家和民族出现了生机和希望。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进入新世纪，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这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变。抓住这个主心骨，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真正抓住国际国内的各种机遇，迎接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挑战。

第三，必须始终跟上时代潮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民族是否振兴，不仅要从纵向上作历史的比较，更重要的是看在横向比较中是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时代的前列。当今世界，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升华。这种加速奔腾的潮流，既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中华民族要保持生命之活力，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必须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紧密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政治发生的变化；以敏锐的眼光，及时捕捉反映世界潮流的最新趋势；以正确的战略策略，把握住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关系，努力取得和保持在世界舞台上主动和领先的地位。

第四，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生机勃勃和国泰民安的局面。

改革、发展、稳定，是关系中华民族大局的三枚棋子。发展，是中华民族活力之所在。发展是硬道理。“5.31讲话”还进一步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又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够得到实现。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稳定，是中华民族治国之要。历史上，种种内忧外患，次次社会动荡，无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大伤中华民族的元气。面向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

第五，必须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也需要把中华民族所有爱国同胞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人越多越好，心越齐越好，力量越大越好，阻力越小越好。所以，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第六，必须把远大理想和阶段任务结合起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新的“三步走”战略。

2.中国近代史历史剧剧本 篇二

一、近代中国学习西学属于被动性的学习

在近代中国, 学习西学的主要群体是包括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内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本身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 他们的思想活动对国家和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有些甚至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政策的决策。因此, 近代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西学的态度必定会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整体而言,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基本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 中西之间一直有贸易关系。在交往过程中, 中国士大夫也发现这些来华贸易的西方人具有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习俗。然而, 虽然有少数士大夫对西方各国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解, 但根本没想过去对西方人的文化进行学习和关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 为防备英国发动战争, 林则徐才开始了解外国情况, 组织翻译西文书报。这是中国士大夫接触西学的开始。在鸦片战争惨败后, 林则徐等一些士大夫认识到了西方在武器方面的优势, 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学习西学的主张。然而, 这一正确主张虽然得到一些士大夫的赞同, 但从整体而言, 绝大多数士大夫依然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沉重打击下, 一些士大夫又不得不捡起二十年前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 开展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虽然一些士大夫开展了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 但更多的士大夫并不接受, 而是诋毁西学, 反对中国学习西学, 并抨击中国的学习西学者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 对学习西学活动和事业进行冷嘲热讽, 阻挠学习西学的各种活动。

1895年,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给“蕞尔小国”的日本, 震惊了整个中国, 以往那些反对学习西学的士大夫才意识到学习西学的重要性, 因而纷纷上奏折提倡学习西学, 重新振作。康有为等一千多举人发起的“公车上书”标志着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走上了学习西学之路。然而, 西学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猛烈冲击又使一些士大夫的这一急促转向产生了种种忧虑和不安, 并转而对西学产生警惕, 进而反对, 最终导致了维新运动的失败。

1900年, 中国惨败给八国联军, 中华民族日益衰落。在民族存亡之际, 包括所有士大夫在内的整个中国不得不再次承认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反对学习西学者从此几乎绝迹。

由此可见, 近代中国转向学习西学的士大夫的每一次增多, 都是中国在战争方面不断惨败之后的结果, 中国学习西学活动从提出主张到付诸实践也是在战败的打击下才实现的, 而且学习西学的内容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也是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才提出的。也就是说, 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活动的每一次激烈变化都是受到中国战败于外国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显示出了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

学习西学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活动, 这就要求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学习西学, 这样才能使学习西学的活动取得更快更好的效果。但遗憾的是, 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的消极被动性的特点使学习西学活动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因此严重延缓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政府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新事业, 因此它的顺利、快速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积极和大力的支持。然而, 在近代中国, 清政府对学习西学活动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总的来说, 清政府的消极态度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林则徐等人就提出了中国要“师夷长技”、学习西学的主张。然而, 这并未引起清政府的注意。1861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 清政府不得不设立总理衙门, 处理全部洋务事宜。次年创立同文馆, 培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人才。然而, 这只是学习外国语言。从1866年起, 清政府才相继在同文馆添设算学馆、化学馆、格致馆和医学馆, 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这算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开展学习西学的活动, 此时离林则徐等人学习西学的主张已有二十多年之久。然而, 清政府的下一次主动开展学习西学的活动则要等到三十二年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但是, 学习西学的变法运动刚刚开展了一百零三天, 就被慈禧太后镇压取消了。1901年, 在惨败给八国联军后, 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慈禧太后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提出采用西学的主张。至此, 在中国门户被打开了六十年之后, 清政府才真正走上学习西学的道路。可见, 清政府在开展学习西学活动方面是非常消极的。

2. 不大力支持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虽然清政府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的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保持默认态度, 但并不予以积极和大力支持。如1871年, 曾国藩等奏准派幼童留学美国, 先后派遣幼童120名, 计划留学期限为15年。由于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结果清廷在1881年下令撤回全部留学生。又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等洋务派提出修建铁路以增强国家实力的主张, 但朝廷却在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下未予以支持。正是因此, 李鸿章等洋务派对清政府这一消极态度屡屡表示不满和愤慨。正是由于清政府不积极和大力支持洋务运动, 洋务事业只能举步维艰。

3. 不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

在近代中国, 由于受“华夷之别”等传统观念影响, 绝大多数官员、士大夫不仅拒绝与洋人接触交往, 而且反对学习西学, 反对、讥讽并阻挠洋务派等学习西学者的活动。清政府没有认识到学习西学活动的重要性。因此, 不仅不积极鼓励人们积极接受并学习西学, 有时反而是接受反对学习西学者的主张, 使得近代中国反对学习西学者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致使西学传入中国几十年以后, 大多中国人对西学依然是没有太多认识, 中国学习西学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也非常少。

由此可见, 在近代中国, 清政府既不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又不大力支持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 也不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 反而有时是接受反对学习西学的主张。这就使西学难以在中国深入传播, 使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其实, 拥有最高权力和威望的清政府如果对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有所认识, 那么它就完全有能力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并对洋务运动鼎力支持, 也能够排除来自反对学习西学者的反对压力, 并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 要求官员们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这样, 西学就会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传播, 并大大地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 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三、只强调学习技艺, 忽视人文精神的学习

在现在看来, 与传统的社会相比, 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存在依赖于两个基石:发达的物质生产和自由的社会精神。因此, 近代落后国家要想从落后走向发展和先进,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就必须积极努力学习西学, 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社会经济, 为国家社会建立现代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而且必须学习西学中的某些社会人文思想, 以造就人们的自由的现代思想意识, 为国家社会建立现代社会提供精神基础, 也为现代社会的持续存在和稳固提供保障。因此, 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也必须如此。但是,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基本上只强调学习西方的技艺, 而忽视了人文思想精神的培养。

在近代早期中国学习西学的主张者看来, 西方列强只是在枪炮、轮船、机械制造等技艺方面比中国强大, 而西学优于中学之处也在于此, 因此他们主张学习有关技艺的西学, 并付诸实施。

近代早期中国学习西学的主张者的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当时中国人首先是在战争中发现外国人在兵器方面的优越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 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学习也不断增多, 但他们对西方强大原因的理解也只停留在技艺方面。这种情况可以从洋务运动以及时人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观点得到反映。冯氏的这一主张后来被发展成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想, 这可以看做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基本主张。

不仅如此,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也对他们所认识到的西方列强强大的其他原因进行“技艺性”的理解。近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官员提出学习西方的某些社会制度, 要求中国在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但是, 他们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 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官员积极学习西学, 但清政府却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 经常不采纳学习西学的建议, 造成了朝廷上下“上下不同心”的局面, 使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难以开展。为了使政府与他们在学习西学方面“上下同心”, 他们提出设立诸如议院等以供朝野上下一起商讨、决定国策。 (二) 一些积极学习西学者通过对西方社会考察发现“西洋立国有本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 看出西方列强强大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制度, 因而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可见, 近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是从强国的角度提出的。因此, 从根本来说, 他们的变革制度主张也只能算是一种强国的“技艺”。张之洞在维新运动期间把“西政”纳入到“中体西用”的“用”的范畴就说明了这一点。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的制度改革也是如此。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只是从强国的角度对西学中的西方制度进行“技艺”式的理解和利用, 而没能真正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作用, 没有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生是西方人从他们自身需要获得社会权利的目的的结果, 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则使人们有了不断获得社会权利的自由, 并由此造就出社会的自由精神。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未能认识到西学中的人文思想精神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密切关系, 不懂得自由的社会精神是西方社会制度形成与存在的原因, 从而忽视了对西学中人文思想精神的学习, 他们也就不可能意识到要从西学中寻找出造就人民大众的自由的社会精神的学说, 以使国人培育出争取社会权利的自由思想精神。

3.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篇三

摘要:儒学虽在近代中国渐逝了官学地位,但还是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儒学仍然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以及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关键词:儒学;近代中国;历史角色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22

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从西方引进新的思想、主义、学说,如启蒙思想、进化论、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这些理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和社会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它们却无法实现近代中国人民富国强的愿望,因而,它们最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的发展中取得重要地位。虽然部分中国人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明确体认到儒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但也找不出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充足理由来。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仍以顽强的力量支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

一、儒学依旧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

生活准则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最简单,最起码的社会公德。中国近代社会是动荡转型的社会,人们为了维持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总是要遵守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来规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吸收历史与现实的文明基础之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等问题经过长期深入思考而发展起来的,对人们的生存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其发展到中国近代社会时过2 000多年的积淀,已溶汇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习惯里,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随时在起着作用。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是,在政治上排孔而“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1]363。这足以表明,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消灭,也不意味着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再也不起什么作用。而恰恰相反,孝敬父母、信用、诚恳,学识与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廉洁、勤劳、仁爱、修养、民族凝聚力等儒家思想,正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已根深蒂固,甚至一些批孔的英雄也难以逾越,比如,鲁迅长期供奉着他母亲赠予的无爱情的婚姻,20年不敢有爱的追求。再如胡适,他曾鼓吹全盘西化,但他也不得不遵循母意,跑回老家与从未见过面的小脚女人结婚。在教育上,人们还是尊孔子为师,比如,1917年11月,毛泽东在主持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开学仪式上,还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记有: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1]103。这些都说明,儒家的思想并没有随其官学地位的逝去而被人们彻底抛弃,在新的社会公德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儒家思想还是担当着生活准则的角色。即使当时进步思想家们在新公德观的建设中,也没有无视儒家思想所担当的生活准则角色。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公德的建立依然是以家庭为基础,在当时,与之最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是儒家思想,所以近代进步思想家们在新公德观的建设中,还是看中了儒家思想。他们提出了正确而又科学的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既反对复古守旧,又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既要批判中国传统道德,又要借鉴吸取西方道德文化。为此,他们都反对建设新道德中照搬西方的错误倾向。孙中山也不赞成形式主义地去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他说:“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243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他提出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孙中山审察了“固有的道德”的社会功用后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2]242。“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2]243。孙中山所强调的“固有道德”,就是儒学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已从道德范畴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政治哲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对此十分赞赏:“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2]247这就是说,中国近代社会新道德的建设要吸取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继续担当人们生活准则的角色。其实,时至今日,我们仍遵循着儒家的许多生活准则。

二、儒学是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由一个主权国家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近代109年时间里,中国遭到了列强六次大规模的侵略: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中日战争。前五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被列强割占了15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掠夺了13亿两赔款白银。危害更大的是,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体质,损害了中国发展近代经济的潜力,降低了中国人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剧了社会动荡,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难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不但原有产业迅速衰落,近代工业也难以顺利成长。但是,中华民族是不甘屈辱的民族,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反抗,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产生了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打击外国洋枪队,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军,邓世昌撞击日本军舰,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全民族抗日战争等英雄业绩。虽然前五次反侵略战争都失败了,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不屈不挠、大无畏意志精神和英雄气概,以及为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富强而斗争的民族精神。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也就是该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以及民族成员对整个民族依恋不舍的向心力。无论民族内部各族系、各阶层之间发生过多么严重的歧异与分裂,只要有优秀文化的传统存在,终究会由离散到聚合,由动荡到稳定,由对立到协作,结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民族。具体地说,民族凝聚力是通过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心理、民族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理想等许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它是统摄人心、团结族类的纽带。在中国近代社会达此要求的文化只能是儒家文化。《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3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13的思想。这种“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发展并永远兴旺发达的思想基础,是民族生命的源泉。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天下大一统之义,并热烈赞美大禹统一中国的功绩;孔子作《春秋》,主张“华夷一家”,这一思想经其弟子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的提升,再经《春秋》公羊学派的倡导,在战国时期加速向“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发展。“天下大一统”观念是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的源泉。儒家所强调的宽厚仁慈,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与人格,成了激发人们爱国爱民、齐心奋进的力量和人生追求。这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有利于协调人们的心理和行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儒家经典中还包含着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如:“与人为善”,“诚信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在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上,如:“志存高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并且把个人、集体、国家联成一体,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动荡不定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群体价值,协调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精神使近代中国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那样沦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或国家的解体——虽军阀割据迭起,但还是形式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国近代社会推动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正是这“血浓于水”的亲情思想,使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势力能够众志成城,以“御侮”思想促成民族团结共同抗日,以“义勇”思想动员群众进行反日武装斗争,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鼓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思想激发人们在反日斗争中发扬注重人格情操与民族气节精神,使绝大多数民族成员决不屈服,坚持抗争到底,最终取得民族独立。

三、儒学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

近代中华民族脊梁是指那些为拯救中华民族出离水深火热之地而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的人,他们大多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作为国人人生哲学轴心的儒学发生动摇,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新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空缺,不知何以安身立命,于是痛苦莫名,不得不四处探索,但是新的民族主体信仰始终建设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多数近代知识分子,依旧以儒家的思想为精神支点。

清末维新变法领导人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赴欧考察,写了《欧洲心影录》,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应将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宝”发扬光大,同时,吸取国际文明之精华来扩充中国文明。他引用近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导师蒲陀罗的话:“你们中国有绝大的责任,就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自己的文明,又拿中国的文明补助西洋文明,叫做互相化合的一种新文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把本国文明发扬光大。好像子孙继承祖先遗产,要保住他,发扬光大,因为他有民族特质。你们中国确实可爱可敬。我们法国祖宗在蒙昧时期,你们中国已出现了许多哲人。我近来读些中国哲学译本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份传家宝才好”[4]35。这足以体现了儒学对梁启超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指出:“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5]这表明儒学促使梁漱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转变。1924年在广州召开首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孙中山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思想,自尧、舜、禹而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思想来发扬光大的”[6],并且孙中山多次强调,他致力于中国革命,所持三民主义,是承袭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孙中山赞扬孔子、孟子是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并且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特有的最完备的政治哲学,必须作为“国宝”来捍卫。

即使批孔的中共优秀领导人,也把儒学作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支点。《礼记•礼运》中提出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把共产主义引入中国的桥梁,是“五四”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目标。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构想中国未来社会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同思想作为择取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评判标准。陈独秀首先把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他提出要破除“国家偶像”,他说:“我想各国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与真正和平的幸福,这个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7]155他希望中国人“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世界大同”[7]431。李大钊认为“今日的民主,乃是一步一步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过程,今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求独立民主,救贫苦大众,而未来理想,乃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8]。青年毛泽东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希望实现“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大同圣域”[1]89。恽代英认为,共产党人要具有孔孟倡导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百姓福祉,必不可自居高大地位,不肯牺牲。郭沫若说,他就是因为信仰儒家的大同理想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两者是相通的。年轻的郭沫若写了《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虚构了马克思向孔子请教的对话,表明双方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小品中表现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孔子设想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马克思最后对孔子说:“我想不到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9]于是得出结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结合起来。郭沫若还说:“我的想法是,在个人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应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取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生产力增加,使物质分配平等,使各人的精神得以遂其全面发展。”[10]郭沫若又表示,要发扬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为了人民大众,应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在大众未获得发展个性、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11]。抗日战争时郭沫若写过《屈原》剧,宣传爱国主义,他认为屈原是一个爱国儒者。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多方面赞扬孔子儒学。

毛泽东好读古书,经、史、子、集,稗史、笔记,无所不读,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颇有研究。他倡议:“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因此,他以身作则,常常在讲话、著作中用儒家经典语录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以至于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传统思想,而非外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少数论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之手已发生了变形,不再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更有甚者则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这些论点虽有偏颇但也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四、儒学是中国近代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无论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基于儒学的强大传统力量,在创建自己的政治学说时,都要把儒家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儒学在近现代中国,成了反动统治者复古与镇压革命的有力工具,最典型的是袁世凯利用儒学大搞帝制复辟。北洋军阀制造尊孔读经的逆流,并非单纯为了提倡“尊孔”和“读经”,而是利用孔学的某些主张,为自己复辟和复古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他们凭借儒家的“克己复礼”、“大一统”、“定于一”思想实现其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梦想。更让人气愤的是,袁世凯竞利用孔子的大同思想,为媚敌卖国寻找借口。袁世凯借用《孟子•离娄上》中的“小国师大国”,天下为公为大同的思想,制造“文明无国界”的谬论,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民切实承认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的不平等条约,顺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以上这些说明,他们把儒学的消极作用发挥到了极点,并把儒学融入到封建军阀专制主义与封建买办专制主义政治之中,成为其反动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主要是用孔子学说及其传统力量稳定其统治;因为孔子学说本身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这是反动势力对儒学的利用,那么批孔的进步势力又怎样呢?

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运动中一般都要批孔,但又都离不开儒家传统。众所周知,太平天国时洪秀全曾激烈反孔,但是太平天国“天朝田亩”的理想又部分来源于儒家的“大同”理想,并且太平天国走上被儒家思想消极面吞噬掉(如其等级制度绝不亚于清王朝)的道路。康有为曾为维新变法而抨击儒家纲常名教,但却打着孔子的旗号进行改革,并且最后走上尊孔保皇的旧路。孙中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曾尖锐批判儒教“束缚人心”,要对其“扫除净尽”;但孙中山也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并对其进行了部分改造,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社会主义者是近代中国最彻底的批判儒家糟粕者,同其他革命阶级一样,也逃不出儒家思想这一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者既要与儒家封建思想作斗争,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时,他们又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借用儒家思想的外壳,找到了某些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如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者就是以儒家的“大同”思想为桥梁来认识与接受它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要尊重历史又不颂古非今,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国粹主义。这就使社会主义者与儒学这一重要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某些批判继承关系,吸收儒学的优秀部分,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儒学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中国近代进步势力对儒学的这种既批判又脱不开的矛盾情况说明,在中国近代社会,传统儒学虽然在政治上辉煌不再,但其思想在生活中及社会实践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儒学虽在中国近代社会逝去了官学地位,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其他思想替代不了的作用,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使其服务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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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l990:146.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初中历史中国近代史知识点总结 篇四

1.洋务派的口号、代表人物;洋务派为“自强”“求富”创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P29-30

(1)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讠斤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2)口号和创办的主要企业：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如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等。

(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4)船政学堂的内容要结合乡土历史。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北：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P35：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P37：18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

3. 武昌起义。

北P41： 19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士兵打响起义的第一枪。占领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P42：此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

4.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北P40：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旗帜。

P43：1911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北P43：辛亥革命胜利意义：清朝的统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崩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6.陈独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北P45：在陈独秀的率先倡导下，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

5.中国近代影响历史的演讲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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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叶燮曾提出，“才、胆、识、力”是人才成长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才”，其一就是“口才”；这里的“胆”，更是在强调人在社会交往中敢于说话、在大庭广众前敢于演讲的“胆”。

演讲作为一门口语艺术，曾经绵延了数千年，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名人名家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年代，有种族信仰之分，才性禀赋之别，但是作为叱咤风云、各领风骚的历史代表、时代精英，他们都以演讲的真谛拨动过无数听众的心弦，激励人们刻意进取，壮观前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语言杰作，导引人们审视历史，品味人生。同时，这些名人的演讲技法高绝，风格独具。要么高屋建瓴，气势逼人；要么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要么慷慨激昂，热烈奔放；要么低回舒缓，委婉急怨；要么奇序多变，机智敏睿；要么推理严密，华章显志；要么简洁明快，直截了当……他们留下的一篇篇演讲，是历史音符，时代的证录，艺术的绝唱，文化的结晶

中国近代社会时局动荡，思想文化相当繁荣。这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数仁人志士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了相当精彩的演讲。

三民主义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列强割据，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有志青年、爱国志士都在寻求救国良方。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但都相继失败，在这时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庆会上进行的一场演讲提出的“三民主义”，无疑为混沌中的中国送来一缕阳光。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父孙文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包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此纲领历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是有所改变和发展的。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十六次讲演的纪录。〈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

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十六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三民主义的要点如下：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以治理国家。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06年12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在这次演讲上提出的三民主义成为我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产生了深刻影响。纵然三民主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绝命演讲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民主革命主要分为两大派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也进行过非常有意义的合作，但无奈两党之间的差异，技师是在《双十协议》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人在暗杀一些爱国分子，在此过

程中李公朴先生牺牲了，众人愤慨，在此情况下闻一多先生进行了震惊中外的《最后一次演讲》。

”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众所周知，在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殉难的追悼会上，面对反动派的无理取闹，肆意捣乱，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作了一次震憾全国的即席演讲。演讲结束后，闻一多先生也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害，那一次演讲也就成了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虽然闻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但其浩然正气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与后来者，使他们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奋力拼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敢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和平的新中国。演讲中，闻一多先生在严厉声讨反动派的无耻罪行和卑劣行径的同时，也高度颂扬了李先生为民主与和平而献身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号召广大民人民站起来，一起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其无论是在演讲的思想内容还是在演讲的语言技 巧上，都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演讲，是值得探讨的。语言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正是闻一多先生富有激情的演讲激起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国民党反动派才没有继续嚣张下去。国民党虽然暗杀了闻一多先生但是也无法减少先生演讲的影响。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口号了。在中国无论你问谁，他们都会表示听说过这句话。这句口号诠释了“中国梦”，它的目标就是重振这个国家曾经拥有的实力与繁荣。60年来，国家提出了许多口号，这句话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充满自豪地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是对孙中山在1894发出的“振兴中华”呼喊的回应，是一个民族积聚已久的内心的声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这句震撼世界的名言事实上具有宣言性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副主任卢洁说。

“民族独立是新中国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才会是那样的激动人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说，“它是新中国此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有了这一条，才谈得上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自主地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才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预示着新中国的成立，成为中国60年来最具号召力的口号，正是这次演讲很好的激起人民投入新中国的建设热情。演讲的魅力由此显现。

巩固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迅速发展，对外交往也逐渐增多，外交成为关键。但在此时许多亚非国家认面临着殖民的威胁，为促进亚非国家的独立，万隆会议在此时召开。这对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和推进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积极发展意义重大。

万隆会议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召开的。在29个与会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参加美国拼凑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国家，有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有与我建交、对我友好的国家，有未与我建交、对我不友好甚至敌视的国家。这些对会议的顺利进行带来难度。尤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为维护旧的强权秩序，千万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活动。虽然多数国家坚持反帝反殖的正义立场，但也有相当部分国家宣扬西方观点。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轨、步入歧途和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关头，周总理先后发表了三次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在会下广泛而深入地做工作，以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合情合理的切实主张、亲切友好的坦诚态度和妥善解决问题的客观公正立场，感动了与会者，赢得了人心，连有些对我不友好的国家的代表也为之心悦诚服。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当面称赞周总理“在会上的每次辩论中都获得胜利”，“取得比任可其他与会者都要大的成功”。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6.中国近代史历史剧剧本 篇六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张书林

我们先看看她的提纲：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影响

一、清廷官僚体系的变化

二、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

三、社会各阶层与战争的关系

1．士

2．民

3．新阶层的出现

四、错失良机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

一、变局论

二、新旧之间

第三节 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

一、洋务三十年

二、变与不变之间

从这个提纲我们可以看出，她特别看重两次战争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向近代社会转型方面，对于具体的战争经过只是略微提一下，也不象我们的教材一样特别注重消极面，而是运用马克思那个著名的双重作用来指导分析。下面我们将各节合并，看看都有哪些“新知识”。

一、清廷官僚体系的变化

她在这一部分中说了这么几点：

1】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她引了耆英的观点——代表皇帝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就曾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官民深刻的矛盾，老百姓不支持国家以及国家军队；敌人武器过于强大，而中国的武器太弱。耆英的话不无道理，尽管他没有看到制度对比的巨大差距，没能看清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态势，但他看到了敌强我弱的现实，看到了“我弱”背后的深刻根源。

2】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办理对外交涉，即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五口通商大臣”。它并非专职，起初由两广总督兼任，以后转由两江总督负责。其名义上是处理“通商事务”，但实际上是办理外交事务。这是近代外交的一个起点。

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批现代化的官僚机构——总税务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陆续成立。

这些变化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也是清政府为融入世界所做出的努力，不论它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启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腐朽的旧官僚体系不得不适应这新的调整和挑战。

二、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

关于倾销商品、农产品商品化加强、传统手工业没落与教材说法相同，她另外说了一些现象：

同样是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内部曾经长期受压制的另一批手工业行业却意外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因为市场需求大，诸如土法造纸业等制造 1的产品是机制品无法完全取代的，所以土洋长期并存。（2）一些传统工艺的手工业因较少受到外国商品的竞争或者具有民族特色而得到了继续发展，如抽纱、织袜、制发网、制草帽、制钨、制肠衣、制砂、制珐琅等。但它们大多由包买商组织生产，单个家庭劳动以及手工工场形式较少。（3）那些逐渐依附于国际市场和能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手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制茶业、丝织业以外，在磨坊、酱园；缫丝、轧花、制裘、毛笔、中药加工、木器等行业中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中某些行业还开始运用机器进行生产。

这和我们原来的一致性认识大不相同。

三、社会各阶层与战争的关系

1．士

说的就是我们教材所说的“新思想”。

2．民

就是人民反抗的原因过程。

3．新阶层的出现

说的是买办的出现及其作用，我们教材没有，全文附录：

《南京条约》废止了广东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这为外商在中国的经济入侵大开便利之门。为了对中国市场进行产品倾销，外国商人开始在中国本土雇佣一批中间人，继续沿用商馆中“买办”的名称。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雇觅及延请买办等事宜，由外商和中国人直接商议，中国的地方官员不得干预。买办的身份与性质从此完全取决于外商，其含义与以往已截然不同。

“买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利益集团，是洋行业务的实际代理人。他们代表洋行经营钱财的进出和保管，也参与业务的经营和商品的交易事宜。买办集团因为有洋人的支持，势力迅速壮大，“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经济力量加强，使他们的势力不可避免地向政界蔓延，他们或与官员相往来，或捐钱做官。受到高额利润的诱惑，官员也逐渐向买办阶层中渗透，像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子沈昆山、禁烟督办柯逢时的儿子柯纪文、翰林院的编修江霞公等后来都成为买办。买办由此成为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有力工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买办这一中介，中国也获得了更多的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买办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时代价值和意义。19世纪60年代以后，买办“于土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运行和业务的代理逐渐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买办制度”，对中国半殖民地化影响深远。

四、错失良机

说的是清政府没有吸取战败教训发愤图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他们将《南京条约》看做是“万年和好”之约。

2】吏治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

3】一部分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在华扩张的部门得到发展，但清朝没有借此机会吸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发展近代工农商业。

4】直至1861年，以低级官员斌椿为首的中国外事团队才走出国门，出使泰西。从他们留下的出游笔记中，还看不出“觉醒”的意味，只有对西国繁荣的欣羡。至于那些“清醒”的士大夫们，其认识也停留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层面上，对于腐败的清廷和衰败的专制制度没有本质上的认识。

我们的教材给人的印象是“新思想”影响了清朝，其实这是夸大了它的作用，高考屡次考，也有夸大的嫌疑。

五、变局论

这是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影响，以下几个要点提请大家注意：

1】陈旭麓先生说：“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含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即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这个观点很可以命一个选择题，甚至大题的一部分。

2】几个典型的变局论者及其有关数据，也可以命题。

近代较早提出“变局”思想的是黄遵宪，他认为道光年间的中国已是面临数百年来的大变局；同治年间，丁日昌认为日益扩大的中西之间的接触是千载未有之变局；郭嵩焘也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局面称之为“此又自古以来夷祸之一变局也”；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具有代表性。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先知先觉的士大夫纷纷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内外危机和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之中。但是，这种认识在甲午战争之前还不占据多数。有学者统计，1861—1900年间，意识到并深深忧虑于“变局”的人不少于37位，而慷慨激昂反对西学并诉诸文字的士大夫恐怕不止于此的50倍或者100倍。虽则37人成不了思想主流，但这毕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思想启蒙力量。

3】关于变局的有关应对建议。

第一，他们认为清政府首先应该重视洋务，以此借鉴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振兴本国社会经济。只有实力增强了，才能避免耻辱。其次，要重视外交，以积极的态度与西方国家沟通，在外交上秉承“诚实之道”。曾国藩谈国际外交时，引用孔子的话：笃是厚道，敬是慎重，忠、信是诚实不说假话。后来，王韬、郭嵩焘相继引用这四个字作为他们标榜的“诚实外交”准则。这与“夷夏之辨” 的外交策略已截然不同了。

第二，进一步加强“自强”的观念，把西方的侵略看做对中国的一种磨炼。王韬提出，西方数十国聚集于中国，非要使中国变弱，而是要磨砺中国，使中国变强。李鸿章则认为，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就应创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些思想对于洋务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洋务运动就是“变局”思想的一次实践。

第三，“变局”思想加速了士大夫们将“吸收西学”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首先是江南制造局以及京师同文馆等机构翻译的西学著作增多。据学者统计，江南制造局1868—1879年共出版翻译的西书98种，销售达31111部。此外，傅兰雅、丁韪良等外国传教士也受聘成为清廷官员，翻译了一批外国著作。其次，国内出现了一批初步反映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在许多点上开了早期改良派的先声。再如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具有强烈的经世之意。还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其思想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反映了正在分化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其中《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论说最能反映时代的要求。

六、新旧之间

这一部分说的就是洋务派与顽固派，有四点值得注意：

1】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关。其职掌按所办事务的国别和性质分为五股，即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分别管理各国外交事务，同文馆和总税务司是其下属机构。20世纪以后，它演变为外务部。可以说，总理衙门是新旧分化在政府机构变动上的体现。

2】新旧分化形成的一群较为开明、敢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官员，给衰落中的晚清政府带来了新活力，促成了晚清历史上的“同治中兴”。

3】曾国藩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他长期受到理学熏陶，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内忧外患的切身体验之中逐渐将西方的一些思想融入了自己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不触动清王朝专制本质的改革方案。曾国藩认为中国处于大变局中，只有提高应变能力才能稳定清王朝统治。他提出“整顿吏治”、“挽回人心”是历朝巩固统治的根本。主张裁汰冗员、力主戒除官场疲弊的恶习，提倡爱惜民力，重视人才。

4】冯桂芬1861年写成名著《校邠庐抗议》，书中较全面地表达了改革大局的政治见解。

冯桂芬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不拘泥于传统先贤之道。他发展了前人的“变易”思想，提出初步的进化观点。他正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落后，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应向西方学习。

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冯桂芬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师夷长技”的层面上，他认为应“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来补救中国的不足。因此，他十分重视和欣赏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化学以及工农业机器生产，认为中国应该学会“自强”，应全面发展经济、军事，应裁汰冗员、整顿漕运、河务、盐务等衙门，反对以八股为准的科举取士，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上的落后。冯桂芬的思想是“中体西用”的学术基础。

七、洋务三十年

变局论、新旧之间讲的是洋务运动的背景，洋务运动的内容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1】这些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使用新式机器进行生产，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

2】洋务派对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并非真的屈服，此后还不断与列强在各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变成了对外求和、承认和遵守不平等条约。曾国藩的“守定和议，绝无更改”，便是洋务派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这一方针表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整体的对外心态。

3】两点肯定评价。

在国力衰微、落后于人的情况下，洋务派不轻言战争，也是一种较为现实的策略。在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含有一些比较合理的因素，如开放通商口岸、公使驻京等，是中国走向世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洋务派的外交很可以成为一个命题的亮点。

八、变与不变之间

这是总的关键性的评价，我们大都知道，兹引最后一段：

7.中国近代史历史剧剧本 篇七

然而, 封建体制强调中央集权而限制地方实力发展的劣根性矛盾和满汉之间固有的国内民族矛盾, 使“洋务运动”湮灭在甲年海战战败的硝烟中。甲午战败, 老大封建帝国被刚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满三十年的东夷小国所败, 证明在封建体制内拯救国家危亡是行不通的, 对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救亡图存, 维新变法与立宪、革命, 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

可是, 认识到社会变革之必要, 仍然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血腥的过程。1898年戊戌变法, 以六君子被杀害而告终。但是变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 不仅在一般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封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其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 也给封建最高统治者变法维新才得以“图存”的巨大压力。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不啻给慈禧太后及其势力以民心可用的讯号。由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入侵, 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 其直接后果是中国史上最大的一笔对外赔款和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沦丧, 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 正因为有恶劣的后果, 也带来了新的开端, 甚或说是有利于制度变迁的可喜变化, 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开始认识到改变国体、发展资本主义新政改革的迫切性。1901年1月29日在西狩的归途中慈禧太后发布上谕, 将盲目排外之臣如载勋、载漪、载谰、英年、启秀、徐桐等或自尽、或赐死、或监禁、或正法、或革职等等, 于是曾在朝中享有强大权势的守旧力量几被“芟除殆尽”, “转为国家权力结构里奄奄一息的一方”, 其结果是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臣进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出现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更为重要的是朝中士大夫再无明目张胆反对政治改革者, 甚至出现“群臣争言新政”的局面。无论是出于自保、亦或是真诚地认识到变革的需要, 这种政治气氛显然是新政改革的必要基础。正如因慈禧太后西狩而得宠的岑春恒所言:“朝廷自庚子之变, 知内忧外患, 相迫日急, 非仅涂饰耳目, 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 首以自强为询……辛丑回銮, 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清末立宪运动就此兴起。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 清末出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导的宪政运动。

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导的宪政运动, 得到了清末广泛存在的各种政治团体与政党支持, 包括清八旗组织在内的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都参与到了宪政运动之中, 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幸的是, 倡导宪政运动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先后逝世。封建统治的继承者, 对不断发展的宪政运动持消极对抗的态度, 缺乏政治权威的统治集团无法及时将社会变化的情势和人民的意愿予以制度化, 加速立宪进程, 导自了三次大规模的开国会请愿活动。满请封建统治者在请愿活动中威信尽失, 最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夺取了引导社会变革的主导权。“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 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

因此, 辛亥革命胜利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清末各种社会政 (下转327页) (上接263页) 治力量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不存在“速胜”之虞。

同样, 纵观世界历史, 辛亥革命也不存在“速败”之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 不能因此认为辛亥革命“速败”了, 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轨迹, 不断地延续着革命的使命。纵观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封建斗争, 没有一国的革命是一蹴而就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从独立战争开始, 直到南北战争解放黑人宣言的实施, 其反封建斗争才基本结果。英、法、德亦如此。英国资产阶级政体的确立, 始于1640开始的议会斗争, 其间经过内战、克伦威尔统治、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到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发动光荣革命, 前后经历了四十四年。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巴黎起义攻占巴土底狱开始, 三年后废除君主立宪, 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经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专制、热月党人统治, 到拿破仑帝国建立、波旁王朝复辟, 直至1848年欧洲革命, 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基本结束。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阶段发育最充分, 外有英美法资产阶政革命的熏陶, 内有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的启蒙, 资产阶级革命发端于欧洲革命, 在19世纪60年代经过三次王朝战争, 建立了普鲁士帝国, 经过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 严格地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其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基本告一段落, 而希特特封建法西斯主义, 更是封建思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翻版。亚洲的日本, 虽然明治维新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日本的社会实质是以封建武士为主体的封建法西斯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 日本现代资本主义政体的真正建立, 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自民党结束其长期执政才开始的。因此,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看, 中国的辛亥革命没有“速败”, 它只是按照自身的轨迹在不断地运行和发展。我们今天反对的一言堂、家长制等官僚主义作风,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延续。辛亥革命是伟大的, 其后一百年在辛亥革命精神的鼓舞下, 中华仁人志士不断探索,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奋斗, 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 改革开放, 在第二、三、四代领导人的领导下, 在辛亥革命跨入第二个百年之前, 中国重新崛起, 迈入了世界第二大国的序列。展望末来, 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很底,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有辛亥革命伟大精神存在, 有辛亥革命后一百年不屈奋斗精神的鼓励, 在辛亥革命后第二个一百年中, 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 我们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能力和我们优秀文化传统与日月同辉, 光照世界。

摘要：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了在封建体制内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此路不通。于是,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相继走上历史舞台, 在封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倡导下, 清末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立宪运动。但是继任的封建统治者对不断发展的宪政运动持消极对抗的态度, 缺乏政治权威的统治集团无法及时将社会变化的情势和人民的意愿予以制度化, 加速立宪进程, 导自了三次大规模的开国会请愿活动。满清封建统治者在请愿活动中威信尽失, 最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夺取了引导社会变革的主导权。“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 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

关键词：封建体制内探索,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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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近代教会女校的历史评价分析 篇八

【关键词】教会女校 消极影响 积极作用

教会女校是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会学校设立的目的是培养和造就为西方列强服务的人才，进而让列强控制整个中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同时，教会女校客观上对尚无女子学校教育的中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近代教会女校的积极作用

（一）为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提供了机会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女子学校教育。到1907年，学部才拟定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但是仍然对女子入学做了种种限制。直到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才从制度上保证了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1844年，英国人阿尔德塞在宁波创办了第一所女校，中国的教会女子教育从此开始。早期教会学校的开办，打破了千百年来女子不能接受学校教育的陈规，给许多贫穷家庭的女子提供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女子走出闺阁，冲出封建礼教樊笼接受教育，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迈出了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教会女校作为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为中国人自办女校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教会女校在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管理等方面虽然不够完善，但它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采用西方的年级学习制和班级授课制，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开设了自然科学、外语、音乐、体育等一系列新式课程，为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为后来中国自办女子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女校改变了以往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引进了西方的启发式教学。在师生关系上，教会女校的师生关系融洽，如同母女，这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在教会女校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在借鉴传教士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经元善于1898年在上海开办了第一所中国自办女校——经正女学堂。

（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教会女校尤其是教会女子大学培养了一批优秀女性人才，她们是中国第一批能够自立的女性，在教育界、医学界、慈善界等诸多领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教会女校毕业的学生大都刻苦耐劳，勤勉敬业，对社会服务具有浓厚的兴趣，具有较强的职业意识，大都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她们的成就不是“妻以夫贵”，而是靠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在当时大学女毕业生还不多的情况下，教会女校培养出的众多女性人才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工作、科技工作及其他领域有较大的贡献。

（四）对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启蒙作用

教会女校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妇女开始觉醒，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获得自身的解放和自由。首先，教会女子大学的创办，培养了一批职业女性，她们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证实了妇女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这对于激发妇女的自我意识，促进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贡献。其次，教会女校不招收缠足的学生，它还通过宣传教育，使在校学生认识到缠足对身体和心理的危害，主动放弃缠足，对改革中国封建陋俗起到了示范作用。另外，教会女校宣传“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倡导男女婚姻自由，对解放中国妇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中国近代教会女校的消极影响

（一）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在中国开办的所有教会学校包括教会女校，都是由外国人管理，没有向中国政府注册，它们不受中国法律法规的约束。教会女校建立了一个从教会幼稚园、教会小学、教会中学直至教会大学的教育体系，独立于中国政府教育系统之外，这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严重侵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掀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巨大压力下，教会女校不再把宗教列为必修课，大部分学校不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教会被迫任命中国人为校长，但经济大权仍由传教士控制，部分教会女校对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并未全部设置，因此，教育权并未真正收回。1953年，新中国完成了对教会学校的接收工作，教会学校全部改为公立，中国的教育权全部收回。

（二）教会女校进行宗教教育，麻痹了中国人的思想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宗教课是教会女校的必修课。学生除了必须学习宗教课程之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在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的影响下，不少青少年学生加入了教會。教会女校向中国学生大量灌输宗教思想，企图磨灭中国人民的斗志，这无疑是一种奴化教育，麻痹了中国人的意识，不利于中国人民奋发向上，以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抗争和救国运动时，教会女校的学生反应都比较淡漠。这一方面与女性温和柔顺的性格以及学生富裕的家庭条件的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教会女校的宗教教育消磨了学生的反抗意识和爱国情感，致使学生的政治意识淡漠。

三、结语

教会女校的办学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传教，扩大宗教势力在中国妇女中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配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然而教会女校带来的实际效果与传教士最初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教会女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教育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应该予以肯定，但也不能评价过高。毕竟这并不是教会办学的初衷，而仅仅是一种意外的客观效果。

【参考文献】

[1]陈列.略论教会教育的目的与实质[J].教育评论，1993（06）.

[2]赵启重.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