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舞的特点

民族舞的特点（共8篇）

1.民族舞的特点 篇一

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及其风格特点.[摘要]我国民族声乐是以民族语言为基础，以行腔韵味为特长，并与形体表演浑然一体的情，声、字、腔相映生辉的综合演唱艺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是世界声乐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文重点研究的是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及其风格特点。

[关键词]民族声乐 发展 风格特点

我国民族声乐是以目前我国音乐(艺术)院校中民族声乐专业为代表的，既不同于民歌、说唱、戏曲的演唱，又是在继承并发扬了这些传统演唱艺术精华与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欧美声唱法的歌唱理论和优点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精神特征的新民族歌唱艺术。中华民族声乐自上世纪20年代逐步形成，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包容了浓郁的民族特色的演唱艺术。其特有的艺术魅力一直深受中国人民喜爱，在今天也将带着它独特的风格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一、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一)继承

我国传统声乐艺术有着灿烂的历史，其时间绵延之长、形式内容之丰富、文化内涵之深刻，在世界声乐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声乐演唱艺术经过了对传统民歌、诗经、楚辞、乐府歌舞大曲、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等的继承和创新，开始逐渐从众多的音乐艺术形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专门的声乐演唱艺术形式。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欧洲传统声乐艺术开始传入我国，这种新的歌唱艺术形式的出现，使我们的民族演唱艺术更为丰富。我国民族声乐是在传统民歌、曲艺、说唱、戏曲中发展起来的，一直以来它的演唱方式深深扎根于民间音乐的沃土之上，演唱内容深刻体现着不同时代人民的心声，从而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1、民歌

民歌是与劳动人民联系最为密切、表现人民现实生活最为直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以质朴的语言、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音乐形象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生活、劳动、斗争和情感等方面的内容。由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民歌的种类和演唱形式非常丰富，称得上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大音乐工作者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民族特色的新的音乐体裁，如秧歌剧、新歌剧等。

2、曲艺、说唱

曲艺是我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一种说唱艺术。主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内容，因此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一直以来特别受到大众的欢迎。说唱的种类也很多，且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如：“京韵大鼓”、“河西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陕北道情”、“四川清音”、“四川鱼鼓”、“东北二人转”等，它们在润腔、歌唱技法、演唱风格、发音部位及咬字吐字等的运用上，为民族声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推动了民族声乐的发展。

3、戏曲

中国戏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戏剧艺术。它是由原始的戏剧形式“参军戏”、“杂剧”、“大戏”等发展而来的，随着我国戏曲剧种的不断成熟，相互借鉴、吸收，在表演技巧和演唱方法上逐渐总结出用嗓方法，比如戏曲常称的“真嗓”、“大本嗓”或“小嗓”，即“真声”与“假嗓”。出现了不少有关演唱方法的理论文献，表演中强调以声传情，讲究语言运用中的语气、声调、语势，以达到语言的感人。由于地域环境的影响，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北方嘹亮、豪放，南方婉转、细腻等。民族声乐继承了戏曲这种雅俗共赏的特点，并在表演、声腔、吐字、内涵、韵味、技巧、声音的装饰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融合提高。使民族声乐日臻完美。

中华民族声乐对传统声乐艺术的继承是经过扬弃后继承的。同时它还需要吸收、借鉴欧洲声乐技法，学习姊妹艺术唱法，才能使这门艺术得以蓬勃发展。

(二)借鉴与创新

20世纪初以来，西方音乐逐渐渗入我国。学堂乐歌、歌舞剧、艺术歌曲等，一度盛行于我国的音乐生活中。新式音乐学府的出现，新式音乐教育的普及。西洋歌唱形式和方法的传入。为我国声乐文化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港台地区及日本、东南亚地区的流行音乐广泛传播，为民族声乐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元素和审美情趣。

1、教学机构的建立

以美声为代表的西方歌唱方法在我国的传播，得益于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特别是1927年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建立，使美声(Bel Canto)作为一种歌唱方法纳入了中国音乐院校的教学课程，并在实际的音乐生活中产生着作用。这些院校先后聘请在华的外籍声乐教师，教授美声唱法。这在不同程度上对民族声乐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促进了我国民族声乐在教学体制、教学管理和教学形式等方面的发展。

2、歌唱家的贡献

20世纪初，西洋音乐和西洋唱法传入我国，新的声乐作品大量出现，郎毓秀、斯义桂、喻宜萱、周小燕等歌唱家，通过独唱音乐会或教学班，将新创作的歌曲和新编的民歌全部纳入音乐会和教学实践，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声乐理论和作品，为我国民族声乐的更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鲁艺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富有民族风格的民歌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等。从而使民族声乐更贴近民众，受人民喜爱。同时也形成了感情纯朴、韵味各异的演唱特色。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精神的贯彻，使得新民族歌曲不断涌现，民族歌手深造争先恐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民族声乐的歌唱水平和表演技巧。

3、音乐留学生归国及土洋之争

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一批卓有成就的声乐人才赴国外学习，并先后回国，从事美声演唱和以西洋唱法为基础的声乐教学。与传统方法相比，在唱法、表演、教学等方面展开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激烈碰撞。在这次激烈的碰撞中，土洋之间彼此了解、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使民族唱法在声音圆润通畅、声区统一、共鸣腔体打开、音域扩大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并且在声音技法、理论创新、艺术实践、人才培养、艺术处理、审美标准等方面，都促使了民族声乐向更科学、更多样、更系统的方向发展。

二、风格特点

任何一个民族的演唱风格。都与该民族的语音特点、语言习惯、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审美理念等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音韵特点，更是决定歌唱艺术特色的直接因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表现民族情感的语言，不同的语言特点就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演唱风格。

(一)声乐特点

1、音色自然、甜美、富有表现力

音色是民族声乐重要的审美原则。我国民族音乐注重对作品意境的描绘和表现，民族唱法追求音色的甜、脆、圆、亮，要求声音自然、结实、明亮，特别是与民族语言结合中讲究咬字、吐字的清晰准确，行腔圆润。代表了我国传统的审美情趣。我国近现代众多民族歌唱家如郭兰英、王昆、李谷

一、彭丽媛、张也、宋祖英、郭颂、吴雁泽、胡松华、蒋大为、阎维文、吕继宏、王宏伟等，无不具有此特色。

2、演唱个性的多元化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各个民族都形成了特有的演唱风格：一方面表现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上，我国南方青山绿水，演唱表现出清秀、柔美的特点。北方四季分明，则表现出高远、粗犷的特点。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民族语言的影响上。我国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在演唱中推广普通话以外，其它少数民族如：回族、藏族、蒙古族、维族、壮族、苗族、高山族、彝族等民间演唱团体都采用本民族的语言演唱，形成了“原生态”这种新型的民族声乐种类。每个民族中也由于歌手自身的个性而体现出多样的演唱特点。演唱个性化表现出民族音乐的成熟和它所特有的丰富内涵。

3、歌唱语言的艺术性

我国民族声乐特别强调歌唱语言的艺术性——“字正腔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字为腔之质，腔为字之文。”指的就是传统声乐理论中所谓的“字正腔圆”。民族声乐十分注意发声与咬字的协调，要求在字准、字正的基础上，塑造动人的声腔，使歌唱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要求“出字真、行腔圆、归韵清、收音准”：“字正者，吐字清新，发音准确也：腔圆者，行腔委婉圆润，合调也”。字音清楚，送音有力，语义明确。字正字真是吐字的基础，腔圆则是指演唱者元音响亮、甜美圆润、音质饱满。腔圆是在字正的前提下，使声音流畅而完美，富有艺术感染力。歌唱者只有做到“字正腔圆”。演唱艺术才能真正达到声腔委婉、圆润、饱满、准确、清晰、不折、不倒的境界。

(二)审美特点

1、音韵美

在我国丰富的歌唱语言中，音韵美是传统声乐作品和声乐表现独有的美学特征。行腔韵味是民族唱法的魅力所在，是歌唱艺术创造的核心。是歌唱家心灵的再现，是主观情思与客观意境的高度统一。歌唱是音韵美的直接体现，传统声乐的润腔技法中，讲究“字是骨头，韵是肉”，即在舒展的行腔中蕴含着饱满、鲜活的音韵动态。加上音乐丰富的变化手段能升华成洋溢着音乐美感的动人唱腔和形成浓郁醇香的行腔韵味。歌唱者根据旋律的音高、力度、音色进行表现，并能运用滑音、抖音、颤音等装饰性手法和各种不同的呼吸换气变化等对音乐旋律进行修饰，使旋律能达到完美的表情效果。在我国浩如烟海的优秀民族歌曲中。民族特色的音乐与民族特色的语言高度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明亮优美的曲调。也产生了独特的音乐美感。

2、唱腔美

声腔之美就是歌唱时以语言为中心，按自己特有的审美习惯和歌唱技巧对唱腔进行润饰和美化。是歌唱家情感和个性特色的结晶。韵味的体现要靠歌唱家对声腔的仔细揣摩，将民族语言*****有的音韵动态生发出来，并能根据词意中人或物的具体情感、神态，从声腔、旋律、节奏、音色以及气息变化等方面，取得连贯协调，还要对歌曲所表现的声音基本形象及音色、唱腔等进行精雕细琢，使演唱获得婉转而有情致。悠然而又神往的艺术效果，给观众以无穷回味，达到“韵在情深处，妙在不言中”之意境。

3、意境美

意境之美就是歌唱者的行腔韵味所达到的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使观众不但有声腔之美的回味，还能通过联想产生犹如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我国传统的艺术审美情趣也常常以意境高下、真切感人来衡量艺术表现的成败。正如传统声乐理论中讲：“音律美则音响感人，有意境则神色俱佳，重音律不重意境者，乐技，重音律有意境者，唱家之本领也”。意境寓于韵味中，韵味又白意境出。

总之，我国民族声乐文化历史久远，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通过不断的继承、借鉴、吸收和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丰富的演唱形式、优秀的艺术作品、丰厚的理论文献、科学的训练方法、妙不可言的风格特点在内的方法和体系。通过对民族声乐的发展和风格特点的研究，对于更好的诠释和弘扬民族文化，理解和演唱民族声乐作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民族舞的特点 篇二

一、民族唱法的发声特点

我国的民族唱法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开始了对发声技巧的教学与研究, 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秦青“声震林木, 响遏行云”的雄威以及韩娥“余音绕梁, 三日不绝”的神妙。古人对美妙歌喉的赞语有很多形容, 如“莺声燕语”、“细若游丝”等, 刻画了声音的圆润、细腻与娓娓动听。还有像“声音之道, 畅发天地”、“一声唱到触神处, 毛骨悚然六月寒”等等。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古时的演唱就已经达到了一种上下贯通、灵活自如、出神人化的境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 民族演唱风格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 在声音技巧上还借鉴了外国声乐艺术中科学的发声、共鸣、气息等方法, 从而使民族演唱风格无论是艺术表现力还是在歌唱技巧上都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第一, 民族唱法在用嗓、共鸣、吐字、行腔等方面的丰富变化, 都离不开气息的灵活运用。民族唱法历来强调“气发于丹田”、“发于丹田者自耐久”、“善歌者必先调气”等, 其用气方法与美声唱法所主张的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它采用以腹式呼吸为主的胸腹联合式呼吸法, 对声带的使用较重, 音质坚实、明亮, 重视咬字吐词。但为了适应不同的语言色彩、情感变化和风格特点, 在气息的控制与运用上又具有灵活性、特殊性与多样性。

第二, 和美声唱法相比, 在共鸣腔体的运用上, 民族唱法在共鸣器官的使用上比较适度, 咽腔开得并不是很宽。同时, 其共鸣腔与共鸣重心的调整也比较灵活, 整体的共鸣型号要比美声唱法小一些, 有利于用亲切如诉的声音形象来刻画民族声乐的语言和旋律的韵味, 使音色形成多种变化, 具有以情带声、以情传声、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形神兼备的歌唱艺术特点。

二、民族唱法的韵味

民族唱法独特的韵味通常表现在咬字、行腔与音乐风格等方面。

1、咬字

“以字为主”是民族演唱风格的主要特点。这种演唱特别腔圆”、“字里传情”、“依字行腔”、“腔随字走”等原则。由于我国传统唱法非常注重咬字, 因此民族唱法本身还有一整套独特的训练方法, 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 都强调字的“劲头”、“口力”。例如“字在嘴里的劲头就像大猫叼小猫一样”、“擒字如擒虎, 每字如圆珠, 咬字千金重, 听者自动容”等等。所以说, 学点戏曲对于歌唱者, 尤其是民族歌唱者来说是非常重要与有益的。我国很多民族歌唱家都是学过戏曲的, 如郭兰英、李谷一、李玲玉等等。

2、行腔

行腔是指演唱乐曲旋律时夸张了的一些装饰音、倚音、滑音等处理, 俗称“拐弯”。这种旋律的“带腔性”是我们华夏音乐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民族唱法非常讲究歌唱的“韵”, 常用韵味的浓淡来衡量歌手的歌唱表现力, 而“腔”又是组成韵的关键。我国民族唱法的润腔丰富多彩, 如装饰音润色润腔法、旋律进行的连腔润腔法、断腔润腔法、音色变化润腔法、力度变化润腔法以及用节拍和速度的变化来润色和处理唱腔等等。以情润腔、润而生味的唱腔音色技巧, 是形成民族声乐韵律的抑扬顿挫、增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3、音乐风格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因此各地区、各民族在风土人情、审美情趣、语言习惯、性格特点与演唱内容上也各有差异, 从而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唱风格。民族风格的声乐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北方的民歌高亢明快, 如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江南的民歌细腻柔和, 如歌曲《茉莉花》、《太湖美》等;高原民歌高亢挺拔;黄河下游的民歌舒展自如;牧区草原的民歌自由辽阔。这些风格特色, 是中华民族独特韵味的丰富因素, 也正是这种风格上的差异, 才促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歌曲目和多种多样的用嗓方法。作为一名演唱者要想很好地完成一部民族声乐作品, 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做到唱什么像什么, 因为民族歌唱不能脱离其民族的语言特点、民族个性与民族的演唱风格, 如果脱离了这几点, 就谈不上民族歌唱了。

结束语

3.对民族思维方式特点的探索 篇三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要使中国哲学史研究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服务，就需要考察中国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而思维方式的特点又集中地反映在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因此，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就成了哲学史工作者所关注的首要课题。新近出版的冯契同志所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着力勾划体现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逻辑，即中国古代哲学“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对推动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自三十年代起，我国哲学界就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中国古代哲学是伦理型的，认识论不占主要地位。冯著不同意这种看法。它指出，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四个：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如果把认识论狭义地理解为前两个问题，便会觉得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不占主要地位，因为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人象西方休谟、康德那样提出认识论问题。但如果对认识论作广义的理解，便可知道上述四个问题是中西哲学反复讨论过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也并非对前两个问题不关心，例如从孔墨直到庄子都讨论了感性和理论思维的关系。而欧洲近代虽较多地考察了前两个问题，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曾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后两个问题。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是与辩证法和逻辑学联系着的，是与伦理学和美学联系着的。正是在较多较长期地考察上述后两个问题上，显示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又有人主张中国哲学是“重人生而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冯著认为这也不符合实际。因为从逻辑思维领域来说，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都已建立了形式逻辑科学和提出朴素的辩证逻辑原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人比较仔细地研究了形式逻辑，而中国人对于形式逻辑的研究在《墨辩》中虽有很高的成就，但后来却被冷淡了。相反，朴素的辩证逻辑却得到了长期的发展。如《老子》提出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的否定原理，《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荀子提出的“辨合”、“符验”、“解蔽”的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先秦所形成的朴素辩证逻辑的雏型，不仅得到后世的哲学大家如张载、王安石、王夫之、黄宗羲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使天文、历法、音律、农学、医学等许多门科学得到了辩证方法的指导。我们可以从冯著上册中讲到的《礼记·月令》、《黄帝内经》和下册中所讲到的张衡、刘徽、贾思勰、沈括这些著名科学家身上，看到辩证法运用于具体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此相关，作者认为，在自然观上，西方长期以原子论的形式出现，而中国则比较早地发展了类似物理学中的“场”的思想的气一元论。至于《墨经》的具有经验论和原子论倾向的自然观，也和它的形式逻辑一样长期被湮没了。以上是中国古代哲学在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问题上显示的特点。

关于培养理想人格的问题，冯著指出：西方哲学较多考察了伦理学上的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而中国古代哲学较多地考察了自觉原则和“为学之方”(道德的教育和培养)。这在先秦表现为孔子开创的儒家所提倡的仁智统一学说。同时，人的自由也是美学问题。在这方面，西方较早地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而中国则比较早地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先秦的荀子和庄子已奠定了言志说和意境理论的基础。

冯著的上述见解，是作者研究了中外哲学史、逻辑史、科学史、文学史、美学史的大量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具体地描绘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个性”——注重辩证思维。这将有助于我们从中发扬自己的优点，克服缺点；学习西方哲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

二

为能体现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冯著在方法论上也有不少突破前人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一节里研读其哲理，更可以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揭示和具体分析之中，领略其对辩证方法的运用。

如何正确地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这是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固然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历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呆板、机械、简单的推演，而是人类活生生的认识过程中展开的矛盾运动。因此，在哲学史研究中，不能对党性原则作片面的、肤浅的理解，必须进一步把握哲学发展的辩证法，逻辑地展示哲学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提出了比较全面具体的哲学史定义：哲学史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可以说，这个定义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的统一。

冯著把这个定义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把钥匙。

该书认为，首先，要注意哲学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但作者同时又指出，社会实践制约和推动哲学的发展，往往是通过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这两个中间环节而实现的。例如在先秦社会大变革时期，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古今礼法之争制约着哲学上的天人名实之辩。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因此推动哲学前进的首先是科学和生产的进步。关于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冯著不是象一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那样，在讲时代背景时孤立地叙述一下科学的发展概况，也不是一般地讲一讲无神论反对有神论，而是把这个问题熔铸于科学方法论之中。作者认为，科学方法论是哲学和科学的交接点和纽结。书中指出了墨家的形式逻辑方法和荀子的辩证逻辑方法是两种层次的逻辑和方法论，着重分析了辩证逻辑的方法与具体科学发展的关系。作者正是在对战国时的《黄帝内经》、《礼记·月令》，东汉时张衡的天文学说、魏晋时刘徽《九章算术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等科学名著中贯串的科学方法的详细阐述中，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哲学擅长辩证思维的特点，并为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关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一难题，作了一些突破。

其次，研究中国哲学史要注意考察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先秦哲学表现为“天人名实”之辩，两汉哲学表现为“或使莫为之争”，魏晋哲学表现为形神之辩和有无动静之辩，宋明哲学表现为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等。冯著通过捕捉和表现各个时期的哲学围绕哲学基本问题而表现的不同特点，从而为我们描绘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的生动图景。

又次，研究中国哲学史要透过历史上互相更迭的哲学体系来揭示中国哲学是通过怎样的矛盾斗争而达到具体真理的曲折过程。作者把这个过程比喻为一串圆圈，认为先秦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第一个大圆圈，这个圆圈是这样构成的：孔子尊重人的理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加以夸大和绝对化，导致唯心论的先验论；墨子注重经验，反对孔子的先验论，基本上是唯物论；《老子》企图超越先验论和经验论，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否定原理，但对感性和理性都持否定态度，走向了唯心论。之后，《管子》用直观唯物论克服了《老子》的唯心论，是唯物论的唯理论；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是唯心论的唯理论；他们和早期法家的唯物论都是独断论。《庄子》用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惠施和公孙龙哲学也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对立。后期墨家进而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最后由荀子对天人名实之辩作了比较正确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随后，韩非和《吕氏春秋》各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把荀子的辩证法作了片面的发展；《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阐述了客观辩证法，这对主要阐述主观辩证法的荀子是一个发展，但《易传》是唯心论，开了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的先河。由此揭示出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直观唯物论和唯心辩证法这些人类认识的必要环节是如何在先秦哲学中展开的，使人看到中国古代哲学在遵循人类共同思维规律过程中所表现的特色。

为了探研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本书十分注意抓住各个时期哲学论争的中心和每个重要哲学家对哲学论争的中心而提出的宗旨。作者没有采取列传式的写作方式，也不把每个哲学家的思想分成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几个方面，这就避免了把古代哲学家描述得千人一面、古今雷同的可能。如冯著认为，先秦时期，围绕天人名实之辩，孔子贵仁，墨子主兼爱，孟子道性善。这是他们在人道观上各自标榜的宗旨。他们的哲学体系就是对自己的宗旨进行阐明和论证而形成的独特的概念结构。只有阐明了每个哲学家思维的特点，才能对整个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作出综合的科学的考察。

抓住了哲学家的宗旨，使冯著呈现了论史结合的面貌。打开上册的目录，就有别开生面之感。各节的标题迥然各异，如墨子一节，用了“墨子及儒墨之争——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对立”的标题；庄子一节，冠以“‘万物一齐，孰短短长’——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而这些哲学家的宗旨在先秦哲学发展中的地位，我们又可以从每章的标题中看到。本书上册由“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儒、墨、道、法诸子的兴起”，“百家争鸣的高潮”，“先秦哲学的总结”四章构成。从“诞生”、“兴起”、“高潮”、“总结”四个方面的层层递进中，先秦哲学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跃然纸上。

三

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如作者所说，前辈和时贤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能进一步阐明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和思维发展的逻辑规律，从而真正成为恩格斯所期望的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的有力手段。冯著正是把握了时代的这一脉搏，因而作出了一些新的探索。它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这们学科，已从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当然也是十分需要的)，进而开始转向综合的整体研究的趋势。

本书还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纯化”，明确了与中国思想史的界碑，因而也有利于促进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关系，近来讨论颇为热烈。有些搞思想史的同志对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满意，认为是把哲学史的内容“泛化”，写成了思想史；而有些搞哲学史的同志认为，既然有了中国哲学史，再有中国思想史就是多余的了。其实，这个争论可能与没有很好地确定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关。

恩格斯说：“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53页)冯著正是抓住以往哲学留下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成果，来探索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由此使人想到，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是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区别。

从意识形态发展的普遍根据来说，哲学史反映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多半是间接的，往往是通过中间环节即政治思想(以及伦理思想)来实现的。而思想史很重要的部分即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不仅与哲学史相联系，而且还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如经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艺术思想史、宗教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相联系。因此，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对思想史的关系要直接得多。

从意识形态发展的特殊根据来说，哲学史主要是研究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而展开的认识的矛盾运动，揭示历史上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这是因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而理论思维的形成，又必须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范畴以及由此构成的哲学命题来表现。所以，哲学史与科学的理论思维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而思想史则可以说是主要研究围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而展开的各种社会意识、时代思潮的矛盾运动。所以，思想史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各自开拓出新的发展方向。冯著在区分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实例。

当然，本书也并非十分完美，正如作者在本书开头语中所说的，他是用“粗线条来描绘”，故有些颇有新意的观点尚未充分展开，使人有不满足之感。某些哲学家的史料的征引还可更丰富一些。另外，书中一些观点也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但是，作为对民族思维方式特点的一种探索，作为用辩证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的一种尝试，冯契同志的这一论著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特点 篇四

（文章摘自：http:///）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内涵外延等方面都与一般的文学有着不同之处，其具体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性

这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最主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它是指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各民族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虽然作品表现的主要是作家个人的文化底蕴、文学内涵、创作技巧和个性化的思想认识，但作家在本民族生活环境中成长，不可避免地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耳濡目染，浸淫其中，民族文化成为其深层意识的组成部分，在作品中总是以各种方式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如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刺祖先为西域色目人，他本人生长于中原和江南，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教育，擅长诗词和篆刻书画，但他的某些诗词中却仍有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的风味。

5.云南少数民族建筑特点介绍 篇五

傣族竹楼最具有代表性。竹楼是采用干栏式建筑形式，房屋离开地面，建筑在柱桩上，下部架空。上层住人，下层关牲畜和放置东西。竹楼都背负青山、依山而建，具有防潮、通风散热、卫生舒适、防避虫蛇之害的特点。因就地取材、以竹为楼，梁柱、墙壁、屋面、楼梯、楼面都是取竹而建，俗名竹楼。云南少数民族竹楼的起源和诞生存在有许多的传说和故事，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人因地制宜、旧地取材、适应环境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用竹建造的傣家竹楼充分体现出轻盈、灵巧、别致、实用，极富民族特色和风情。傣家人于村寨旁种植许多高大茂密的竹丛，生机盎然，掩映着土灰色的竹楼建筑，富有诗情画意。

苗族的吊脚楼通常建造在斜坡上，分两层或三层。最上层很矮，只放粮食不住人。楼下堆放杂物或作牲口圈。两层者则不盖顶层。一般以竹编糊泥作墙，以草盖顶。在凯里苗族山寨，居住的是吊脚楼。苗族大多居住在高寒山区，山高坡陡，平整、开挖地基极不容易，加上天气阴雨多变，潮湿多雾，砖屋底层地气很重，不宜起居。因而，苗族历来依山傍水，构筑一种通风性能好的干爽的木楼，叫“吊脚楼”。

傣族曼飞龙塔始建于傣历565年（公元1204年），相传是由三个印度僧人设计，又由勐龙头人和高僧祜巴南批等人主持建造的。在西双版纳地区，曼龙飞塔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雄伟的宗教建筑。不但在国内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各族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缅甸、老挝、泰国的小乘佛教的信徒中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每年均有成百上千的信徒不远千里前来朝拜，虔诚地敬献上自己心爱的礼物，表达对佛祖的祟拜和敬仰。

6.民族舞的特点 篇六

摘要：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具体体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传统性、文体交融等特点，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以及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中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特点；发展墩向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14-04

Guizhou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into Traditional Sports

??XU Yi-fen??

(Physicai Education Dept，Guiyang College，Guiyang，Guizhou 550008，China)Abstract：Guizhou minorities traditional spo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It has been the national wisdom and spirit of then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specific expression.The features of it aredistinctive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blend.It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modernization driving of our country and popular fitness activities and improving theoverall quality of Chinese nation.Key words：Minority；Traditional sports features；Trends

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而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在一定范围所开发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它深刻反映着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特征、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

贵州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17个世居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这些少数民族创造和参与的民族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大多喜闻乐见，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格和民族性格，竞争勇猛而不粗野、情绪饱满而含蓄内向、妙趣横生而不庸俗，突出了身体活动的技巧性、艺术性和娱乐性。

一、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着传统的延续、继承，许多优秀项目世代相传，魅力无穷，深受各族人民喜爱，对贵州传统体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如苗族的划龙舟，舞狮；彝族摔跤，赛马；侗族抢花炮、斗牛、武术；瑶族的瑶拳，打陀螺；水族的狮子登高，踢毽等。笔者在此选择了其中在贵州影响力大，与贵州渊源深远的项目加以探析。

(一)竞渡

龙舟竞渡是中国典型的民俗体育赛事之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贵州苗族少数民族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由于贵州黔东南苗族同胞多靠水而居，舟船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劳动生产中逐渐形成赛龙舟的体育活动，形成独特的龙舟文化。如台江、施秉的苗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清水江，生活中的部分来源是依靠清水江，便产生了对清水江的信仰，每年端午前后均举行盛大的龙舟竞赛活动。

苗族龙舟长二十余米，宽一米，它由三根形直完整的杉树，挖成槽捆绑而成，中间一根长二十三米为母船，两侧每根各长为十米为子船，龙头，龙须由一根二米长的水柳术雕刻而成，上涂金、银、红、绿、白各种颜色，犹如麟片熠熠耀眼，一对龙眼炯炯有神，弯弯的比角，昂首向天，可谓神彩奕奕，栩栩如生。划龙舟由鼓头锣手和水手组成，鼓头是龙舟上的指挥，是全寨推选出来最有威望的人，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担任打锣手、水手共三十八名，由寨子里的骠悍青年担任，比赛中水手每人手持一支一手掌宽的一米五长的扁担形木浆，身披蓑衣，头载斗笠，以示祈雨，比赛场面十分激烈，使人振奋，使人向上，的确是一项赛体力，比技术、比智慧、练勇敢的体育活动，是贵州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较为引人瞩目的一类，同时，也深得各族人民青睐。

(二)斗牛

贵州少数民族的斗牛，起源于黔东南和黔南苗族的民间传统节日活动。如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从江、榕江一带，斗牛时，斗牛场一般设在村寨外的平地里举行，平地四面有山紧紧围住、四周的延缓的山坡供无数人驻足观看，斗牛场地通常还插有高牌、旗帜。四周山上，旌旗飘荡，特别美观，斗牛以两牛为一组，各由其主人牵牛进场，然后呜炮示威，两牛登场后，则相互用角相抵，胜负从中确定。胜者由牛的主人牵牛绕场一圈，鸣炮呼号以示庆贺，这种传统体育活动浸透了风土习俗，充分反应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

(三)舞狮

舞狮是贵州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一项传统娱乐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蕴藏着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思想和情感。

松桃苗族人民的舞狮是山两名青年扮演用彩布做的雄狮，前有一名手持绣球的武士逗引，后有一笑眯眯的大头佛“伴随“，在锣鼓声中进行跌扑、翻滚、跳跃的表演，动作逼真，观众随舞狮者一起强烈的全身心地投入到舞狮的世界，更为精彩的是高空舞狮，在场地中间重叠起九张或十二张大桌子，最上面那张桌子四脚朝天。“狮子”在“笑脸佛“的逗引下，从下一张桌子钻过，再翻到上面一张桌子，一直爬到最高。“狮子”踩着那四脚朝天的桌子脚尖上，表演各种惊险高难动作、妙趣横生、舞狮最初是为了祭祀神，驱除灾祸，而苗族人民则视之为一项欢庆丰收，预兴旺的体育娱乐活动，松桃苗族的高空舞狮，是力量、技巧、意志和勇敢的综合表演，并在历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作为贵州苗族的代表性项目登台表演，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贵州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形式多样和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纵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以看出所具有的明显特点。

1、地域性。一定的地域是一个民族长期繁衍生息的空间条件，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民族体育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地域的影响，贵州省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从某个侧面反应了某一地区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风尚，各个地区少数民族由于受到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斑斓多姿而又各具特色的民族体育项目，而这些项目，又是当地人群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技能，如生活在清水江畔的苗族，传统体育“划龙舟”是特定地理环境里人们生存需要和谋生手段，保留着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烙印，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内容伴随着地方民俗文化的演进沿袭至今。

2、传统性。贵州省少数民族体育自产生以来始终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信仰相联系，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众多项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过锤炼、优化而升华，继承和发展。形成特具内容、时间、地点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苗族的芦笙会、四月

八、花山节、吃新节、鼓藏节，侗族的多耶祭萨、花炮节等，以及新办的中国凯里国际芦笙节，中国黎平侗族鼓楼艺术节等，都包括有诸如赛马、斗牛、斗马、跳芦笙、赶鸭子、抢花炮、赛龙舟、斗鸡等比赛项目。

3、兼融性。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兼具文体融为一体的特点。例如：苗族的上刀山、瑶族的打陀螺、侗族的抢花炮、布依族打铜鼓、壮族的抛绣球等运动项目就把竞技、舞蹈、艺术、音乐、体育融为一体，这些项目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娱乐、健身的特点和艺术欣赏价值，在其独特的运动方式中注重民族感情、民族精神，以民族风格将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自然融合，令参与者与观赏者同时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使少数民族体育更富有魅力和活力，使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达到满足，人们在这些活动中直接得到情感抒发。

二、贵州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体育方面的体现，也是最富于民族特色、最能反映少数民族个性和群体气质的文化领域之一，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合理的传承和更新，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与发展已成为我们探讨的重要内容，为此，笔者认为，立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取向中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再作一些必要的努力。

(一)以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

加强民族传统体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大力开展多部门、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功能价值、训练方法和竞赛规则、社会化与产业化途径、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配套研究，逐步建立起民族传统体育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走向健康科学的轨道，为贵州省民族传统体育更快走向世界打下坚定的理论基础。

(二)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道路。

要用科学规律指导少数民族体育的普及与提高，用科学原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整理和提炼，促使从民风、民俗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科学化是我省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方向，在科学化的过程中，贵州省少数民族体育将从更新中得到升华。

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是少数民族体育走向规范化的重要标志，组队参加每隔四年举办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节奏推向高潮，而大量民族项目规则的制定，则为民族体育的推广和交流奠定了基础，使少数民族体育发展形成规范化。

受一定经济、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贵州少数民族体育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打破封闭状态，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化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民族传统体育将逐渐打破民族地域间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而使其具备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

(三)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学校体育中

学校作为文化传播的重点基地，更是体育文化传播的摇篮，从欧洲的各种球类活动到门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无不是以学校为载体全面推广和普及，作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贵州民族传统体育更应如此，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学校，将之作为民族文化进课堂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其载体作用，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这一途径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将民族传统体育作更深入的整理、改进和创新，让这些新的文化知识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同时，也得到新的发展。

(四)将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现代体育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特点，将使它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可使不同地区的人民普遍拥有适合各自生存环境，简单易行易开展的体育活动，从而使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人口遍及全省各地，民族传统体育突出的娱乐性和健身性，可使全民健身活动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中进行，从而达到身心愉快，强身健体的目的，可以预见，民族传统体育之花将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越开越鲜艳。

(五)要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

充分利用各种新闻传播媒体，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让全国及世界各族人民认识、了解并参与，坚持小型多样，业余自愿的办法，结合农业节令，民俗节日和乡村文化站的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体育项目活动，同时也可举办邻县，邻省民族体育项目的邀请赛、对抗赛，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和参与到民族体育活动中来，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增强各民族身心健康的重要活动。

结 语

体育是人类针对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的文化，而任何体育的研究，都应当立足于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来开展。贵州各民族的传统体育作为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充分地说明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的文化都有其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衡量文化时是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完全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民族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的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正是由于如此，我们应当认识到：贵州各民族所创造的绚丽多姿的体育形式，蕴涵着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民族情感的强化，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以及全面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推进，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贵州少数民族体育之花，一定会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下，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7.民族舞的特点 篇七

关键词：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

体育旅游资源是体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的有机结合, 是一种把体育旅游活动作为吸引旅游者的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 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 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自然与社会的实体物。体育旅游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活动。它既包含了娱乐、社交、经济功能, 同时也是深厚的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其中就包含了很多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有表现生产生活的、有表现民族风情习俗的、有反映宗教祭祀活动的、有满足民族文化娱乐的、有训练军事武技的,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有学者根据其内容、目的及表现形式的不同, 将其分为六大类型:以竞技为主要目的的竞技类, 具有较强艺术审美特性的舞蹈类, 以游戏娱乐为主的游戏类, 庆祝节日盛会的节会类, 以展示为主的表演类和具有保健养生功效的养生类。

而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就是提供给游客观赏或让游客直接参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具有娱乐、健身和经济活动等多重功能。它是在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而成的, 与各民族的生存区域、生活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积淀息息相关, 因而充满了神秘、原始、粗犷、淳朴的生活情趣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对参与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同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 也具有较高的开发和保护价值。

一、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的特点

(一) 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由于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生存区域、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文化的差异, 导致体育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军事、民俗、文化崇拜、文化生活等因素有关, 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省, 有55个少数民族, 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木里藏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县。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且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器械、不同娱乐方式和竞赛规则, 风格各异, 大都有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民族性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如表1所示,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有押加、赛马、摔跤、“赛牦牛”、跳歌庄、射箭、格吞等项目, 凉山彝族自治州有射弩、磨秋、斗牛、斗羊、摔跤、陀螺、披毡舞等项目。这些项目充分体现了其民族性和地域性。

(二) 传统性和适应性

传统性和适应性是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生命力和实用性的体现。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该地区人类社会行为的历史积淀, 是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中适应环境、改造自然的行为技艺的凝练。这些传统体育项目有的源于生产生活的需要, 有的源于宗教祭祀活动的需要, 有的源于文化娱乐的需要, 也有的源于训练军事武技的需要。各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继承、发展和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使之始终保持着可用于健身、娱乐、生存的特点。民族传统体育能穿越历史保存至今, 这正说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对技术和运动量要求也不尽相同, 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参与活动, 达到娱乐、放松以及健身养生的目的。还有的项目不受时间、地点、环境以及器材的限制甚至徒手练习也可, 因此, 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给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这也突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适应性特点。这种适应性特点正是民族传统体育蕴含强大潜能的根源所在, 也是其得以继承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 多元性和多样性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 面积30.21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60.14%。各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具有地方特色和带有浓郁民族气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据统计,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数量在300个以上, 仅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发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就有数十种 (见表2) 。

(四) 多功能性

现代旅游活动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注重高娱乐性、高享受性与高参与性。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作为一种旅游资源, 集娱乐、健身、艺术、参与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其多功能性使其正好符合现代旅游活动的发展趋势。游客在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时候, 可以放松身心、愉悦心情、锻炼身体、欣赏艺术, 亲自体验民俗风情, 过一次异乎寻常的生活。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是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的良好资源。

二、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四川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当地政府一直将旅游业作为当地的龙头产业来抓, 开发了众多高品质的旅游景区, 如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螺髻山自然保护区等。目前依托连绵不断和得天独厚的户外运动资源, 阿坝州户外运动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 阿坝州成功开发了不少项目, 承接了多项国际赛事, 如四姑娘山的攀冰, 理县毕棚沟徒步穿越, 孟屯河谷野营探险, 九寨扎如沟攀岩, 岷江漂流, 四姑娘山、三奥雪山、雪宝顶的登山大会, 九寨沟国际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 亚洲摩托车技巧赛和小金四姑娘山汽车拉力赛等等, 以登山攀岩、野营生存、攀冰滑雪、徒步穿越、自驾车游为主的山地运动“火”遍全州。此外, 利用各少数民族同胞多彩的民族节日盛会, 吸引广大游客到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观赏民族传统体育风情的旅游活动也日益受到关注。如凉山州彝族的“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项目。

景区开发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以表演项目为主, 目的是让游客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而让游客参与其中的项目较少。根据现有及正在开发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可分四种类型 (见表3) 。

三、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与建议

(一) 改变观念, 重视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业的发展

当前, 民族传统体育旅游的发展时机已经成熟, 极具开发潜力, 必须重视其开发。要充分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的巨大价值及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促进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化发展。

(二) 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合理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

在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过程中, 应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在保护生态环境和风景名胜资源的前提下, 合理开发和管理, 不能因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就破坏自然环境, 要使开发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 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 大力加强民族体育旅游市场的规范化管理, 重视安全保障问题

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 突出各地特色和文化优势, 吸引消费者积极参与;加强规范化管理, 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严格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四) 加大宣传力度, 加快民族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通过各种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用专业的设计包装扩大影响力。在对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 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养更多的懂旅游、懂经营管理、懂民族体育文化的专业人才。

未来将是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应该大力挖掘和保护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 发展有地区特色的旅游产业, 努力开发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 促进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柳伯力, 尧燕.体育与旅游结合的机理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 (3) .

[2]邓凤莲, 于素梅.中国体育旅游资源分类和开发支持系统及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8 (8) .

[3]王瑛.四川省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 (7) .

[4]刘义峰, 费郁红.黑龙江省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发展的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08 (10) .

8.民族舞的特点 篇八

【关键词】清代 云南 民族地区 义学

云南古代教育形式跟内地一样不外乎有三类：学宫、书院和义学（社学）。官学是国家培养知识分子的主要造士之所，因此又叫“学宫”，书院本是藏经讲学之所，后来演化为传播学术思想的地方，也是为准备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义学是古代一种免费义塾，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地租，其性质属于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启蒙教育。其中清代义学教育在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较之边疆几个省份，同时期云南义学发展更有代表性，更具发展特色和持续发展能力，一度成为“馆学林立”的繁荣景象。义学对稳定边疆，开化夷民，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与内地接轨都起到深远的影响。而且义学的普及，提高了人口素质，加强了汉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打破了民族地区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使教育走向了大众，拓宽了社会教化的受众面。研究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探讨其大众化教育的模式和特点，对今天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清代云南义学的产生背景

云南是边疆少数民族杂居的省份，地处边疆，当时在汉人看来属于“蛮夷”之地，民族多，文化落后，封建等级森严，而且少数土司对平民接受教育不能认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族子弟很少能享受初级教育。清代初期，云南义学教育在民族地区的推行只是针对土司子弟的教育，这实际上是沿袭明制，还进行了具体地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将义学教育强加于土司子弟，这是对民族地区上层统治者一种强迫性教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是以教育土司子弟，造就服从中央，遵循封建社会伦理的新土司。因为土司一般采取世袭制度，而在清朝中后期，由于改土归流及其社会政治的变革，对民众进行教育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义学便承担了这种任务。义学不再是只对土司子弟的官学教育，而是以慈善抑或是一种接近于免费教育的形式推广到了大众层面，从而使精英教育深入至基层社会，清政府要求“不得以夷倮而忽之，更不得以夷倮而拒之。如有土目头人阻挠不许向学者，立即究处。” 表现了清政府将义学推广至平民阶层的决心。所以说义学打破了民族地区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使教育走向了大众，拓宽了社会教化的受众面。

二、清代云南义学的演变与发展

义学是蒙馆的一种，蒙馆是古代启蒙教育的学习组织。蒙馆有三类，一类是一家或几家人联合设塾，延师教子的，叫做教馆或坐馆。还有一类是教师在家设馆教子弟的叫做家塾或私塾。第三类是由地方开明乡绅共同出经费，在公众的地方设塾，延师教一些贫寒子弟的，叫做义学或义塾。义学兴起于元代，义学的基层组织以社为主，也叫社学，在农村以每10家为一社，设社长“以教劝农桑为务”，在村民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社学一所，择师农隙之余教弟子《孝经》《小学》等。清初，政府令每乡设社学一所，主要是官办性质，后难以普及，于是义学就逐渐兴起。

（一）明朝云南社学发展是清代义学产生的基础

明朝是云南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学校向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延伸，各种办学层次也在更多的人群中推广。洪武十五年（1382年）当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下旨：“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馆，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凤俗” 。于是就在各府、州、县陆续建立了学校，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各一人，并按府四、州三、县二设置不同的数量的训导，专司各地的学校教育。同时，明朝政府下令“在各地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在十五岁以下送入读书”，这种初级的社学开始在云南境内一部分地区向边远地区深入。据《云南通志.学校志》记载，到了万历年间，昆明城外县份就有社学达二十七所。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镇也拥有了数量不等的“社学”。进入学校学习的学生有从内地迁移到云南的汉族子弟，也有少数白族、彝族、纳西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子弟，由此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民风习俗也渐渐接近汉族文化，也过汉族人的春节，教学内容也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书籍。云南布政使周正在巡视澂江时看到当地的文化景象时也已感到跟内地的差别在缩小，并题：“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醇”。在过去汉族官吏的眼中，认为“蛮夷”之地是“礼教”所莫及的地方，而在大力兴办社学后，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大大提高了，文化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与繁荣，当时由于建水文化较为发达，而拥有“小南京”的称号，在《滇略》中在描写汉、白、彝族、纳西等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情况介绍时就提到：

“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妥埒矣！……

人文日渐兴，其地夷、夏杂处，然亦蒸蒸化恰，淳朴易治，庶几所谓一变至道者矣。”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政府通过在云南内地推广学校教育，使中央文教政策在民族地区获得了成功，起到了加强内地与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

（二）改土归流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义学对社学的取代

土司制度从元代开始实施以来，得到中央王朝的大力推行，在明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一种针对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统治方式。土官可以世袭，并且拥有对地方的统治权力。清代统一边疆以来，深感土司制度的劣根性，土司对当地经济文化控制权使得中央王朝的政策不能很好的贯彻，已经成为清王朝实现对边疆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直接统治的绊脚石，因此改土归流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雍正年间，在今滇、黔、桂、湘、鄂、川等省，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官及其世袭制度，改用流官，可土流参治，逐渐以流官代替土官，到乾隆时期，许多土司被废，改为流官。其实，元、明以来之所以要设立土司制度，目的是利用土司来帮助清朝中央政府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而在中央王朝渗入到民族地区实施统治之时，土司很自然要被抛弃，这是清政府民族统一的最终目的。而利用流官来统治蛮夷地区，可以使中央的文教政策在边疆得以很好贯彻，可以扩大内地儒家文化与当地落后文化的融合力度。这种变化客观上为义学教育的实施推广创造了条件。义学教育也适时改变民族地区的教育现状。因此，可以说，改土归流是民族地区义学教育产生发展的客观条件。

社学和义学，都属于初等教育，清代城乡各地都有开设，社学设在汉人地区，义学设在民族地区，而且义学是在最初民间私塾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义学的受众面是更为广泛的下层平民子弟。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载，清代云南在楚雄府广通县城和蒙化厅城内过去都存在过社学，后来都已“久废”而被改为义学。社学一般在府、州办学，学校是在官办主导思想下教学，义学设在离城镇边远处的乡村，具有地域分布广，办学数量多、灵活多样的特点。而且义学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收取的田产地租以及地租利息，这对很多离城镇较偏远的地区义学办学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持。所以清代云南地区义学完全取代了社学的作用，义学数量一度有866所，这在全国来说也是不低的。由于从其性质讲，社学为官办，义学是官办民助形式，由于义学学校经费很困难，所以在云南有些地区如陆良等地义学也沦为半义半塾的形式，学生也不是完全的免费教育，要缴纳一定的敬师费。

三、着力推进官办民助是清代云南义学教育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查建义学檄》保障了学田制的贯彻落实，为义学解决了办学基本条件

至乾隆时期，云南义学在陈宏谋任布政使时，比前朝有了很大发展。陈宏谋到了云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开化教育，这段时期义学发展与陈宏谋有很大的关系，他在视察各地时，发现当地土司、头人侵吞田产（学田）的现象非常严重，义学赖以生存的田产、收入在流失，造成不少学馆关闭，所以他就以官府行为分别向全省各地发出了著名的《查建义学檄》。此檄文一发，各州县闻风而动，整顿旧学，创建新义学。当然一些地方仍借口“夷多汉少，无庸设学”。有的声称公产不多，无法维持，要等上司拨款才能办学。有的则以无教员、无生童为理由来搪塞。针对这些当地官员敷衍塞责，贯彻不力的现象，又发出施令《查设义学第二檄》和《查设义学第三檄》对办义学的重要性、办法、经费、校舍、师资等要求都一一详细阐明。同时又以官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定《义学规条议》，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规范云南义学办学，并躬身力行，为云南义学的发展真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乾隆时期，云南义学遍布乡村空前繁荣，一度达到了极盛。

（二）陈宏谋带头拨“养廉费”的助学义举，为义学集聚了更多的办学经费来源

清代在学校教育制度上因袭明代，官学体制在中央层面上有国子监、宗学、旗学；在地方有府、州、县学，还有分布在乡村的社学与义学。私学根据程度大致分为启蒙教育的私塾和专经教育的经馆，还有高度官学化的书院。从教育对象看，义学面对的的是大众底层，是面向所有归化苗民、夷人子弟的普及教育形式，这标志着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的重大转变。清代云南地区义学较之全国来说获得良好发展态势， 不仅得力于中央王朝政策倾向力度的加强， 而且还归功于任职于边疆的一批封疆大吏对边疆地区民族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当时任云南布政使的陈宏谋就是有爱国心和极力发展义学教育的、有责任感的官吏。在他的大力提倡之下，开创了民间力量来捐助义学的办学风尚。云南义学的经费主要靠官府拨给，但在陈宏谋等官员的影响下，身体力行为义学办实事，他率先做出表率，他从自己的“养廉费”中拨出经费，捐资促办义学。例如陈宏谋曾为当时的呈贡的11个区，其中52所义学捐出1252两白银（布政使司养廉费），让他们买田置地，收租，永供义学束修。在1735-1736年间，他在职权管理范围内，让布政使司重新印书，印制了教材《朱子治家格言》《圣谕广训》散发到各地义学，减轻学校的负担。在他的重视之下，多渠道通过民间捐资形式来筹措经费。捐助形式大体有捐田、捐资、捐粮、捐房等，而捐助的名目也是纷繁多样。如在广南府客民王善捐建义学一所，建盖义校舍六间，维西厅土把总捐买田一百八坵， 给义学作为学田； 康普女千总送旱地三块， 年收京斗租谷一十二石， 供给义学束修。所以，在陈宏谋的督办下，清代云南各界无论是地方官员、土司乡绅对义学发展都积极出资捐助，蔚然成风。在乾隆初期，在陈宏谋任期之内，云南就兴建了651所义学，而且每所义学都得到一定数量的捐置的田产，“以充馆谷”，一时间云南在各府，各州的城乡都兴建起了大量的义学，形成“学馆林立”，一度达到了义学数量为683所，这是在陈宏谋任期内实现的，由此可见，陈宏谋对清代云南义学发展功不可没。

（三）《办学条规》规范了义学老师的聘用管理，确保了义学师资质量

清代官府对义学老师的选聘和使用十分重视。雍正元年（1736）三年清政府议准云南威远地方、东川土人等处建立义学，选延塾师，先令熟蕃子弟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讲圣谕广训，俟 熟悉后再令诵习诗书。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应需经书、日用，令该督抚照例办给，俟熟蕃学业有成，令往教诲生番子弟，再俟熟习通晓之后，准其应试《清通考》，可以见到官府重视义学的程度。在清代《办学条规》记载对义学老师择师很严，并定有严格的奖惩制度。

四、清代云南义学的社会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义学是清政府在民族地区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重要举措，通过这种方式，清政府将自己的统治思想不断的渗透至边疆民族地区，汉文化也由于义学的实施而进入民族地区，加快了中原民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速度，同时也促进了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云南地区社会文明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清代云南各民族地区进化过程不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社会形态并存，在极为落后的条件下，义学教育也在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同时兼容了各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同时，通过义学这一特殊教育形式，云南这样的民族地区逐渐接受了儒家思想，而中原地区也接受了民族地区各富特色的民俗文化。在大一统的思想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不断渗透，加速了中原文化与民族地区的文化不断整合、融合。而义学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在教育部发展民族地区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全面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质量，提高办学硬件设施水平。由于清代云南义学官办性质显著，使民族地区大众教育形式有很好的办学渊源。尤其在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今天，研究义学发展的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今天国家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政府力量集中投入，其作用不可小视。同时加大民族院校多元化办学，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办好高校民族预科班。加大民族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真正让普通民族子弟能接受到大众化优质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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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良县志.

［6］云南古近代学制 [M].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

［7］于晓燕.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8］教育部民族民族地区教育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