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新闻

述评新闻（精选8篇）

1.述评新闻 篇一

新闻类期刊国庆专题策划述评

《新闻记者》 2009年第12期 字数：3234 字体： 【大 中 小】

在中国新闻类期刊的崛起中,专题策划可以说是新闻类期刊开拓市场的一个法宝。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创刊的《新周刊》,便因出色的专题策划奠定了其在中国新闻类期刊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里,笔者通过分析纪念新中国诞生60周年的专题报道,考察新闻类期刊进行策划的一些特点。国庆60周年报道,并没有“独家”的性质。而这也就恰恰更能体现各家期刊在专题策划方面的实力与匠心。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覆盖全国市场的6种知名度较高的新闻类期刊: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广州的《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和香港的《凤凰周刊》。就笼统的意义来说,这些期刊的读者定位均指向高收入的知识分子和白领,但由于风格定位方面的迥异,导致读者年龄层次和性别上有进一步细分。例如,《三联生活周刊》力求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新闻,强调生活的理念;《中国新闻周刊》秉持宏大叙事的报道模式,以大背景,大视角,大事件来解读时事政治;《新周刊》被誉为“中国最具煽动性的周刊”,擅长制造时尚概念;《南方人物周刊》则把人物报道作为对各种资讯题材的统一表达方式,通过关注人物的命运展现社会动态、折射时代背景。上海的《新民周刊》则有一种温和的海派气息,不偏不倚、沉着稳重,实行海纳百川的传媒操作模式;《凤凰周刊》则声称坚守“客观立场、多元视角和国际语境”,打造华语圈最令人瞩目的政经新闻。通过国庆60周年的专题报道,各新闻类期刊的精彩纷呈的比拼,可以考察他们如何秉承自己的鲜明风格。

一、《三联生活周刊》:做有文化的新闻

《三联生活周刊》从2009年初便推出“共和国60年重访历史系列报道”,数位资深记者历时6个月,亲访6位共和国建国元勋的家人或身边工作人员,重现6大城市1949年政权交替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态,真实再现共和国诞生的辉煌历程。

这个系列报道包括:《“进城之始”,1948～1949年的沈阳》《“旧都重生”,1949的南京》《“通衢活力”,1949年的武汉》《“民族资本蜕变”,1949年的上海》《“商埠新传奇”,1949年的广州》《“从北平到北京”,1949年的北京》。这组报道通过对细节的发掘,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60年前对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对团结各界社会力量管理城市、管理国家的思考。这种回顾,或许对于60年后的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2009年8月31日第32期开始,《三联生活周刊》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特刊,包括《1999年后军事发展加速度——2009阅兵猜想》《独家采访全部主创人员——〈建国大业〉诞生记》《百年从屈辱到崛起的25个文本——中国》《25位代表见证“全国人大”制度演进——人民》。

在新闻类杂志中,《三联生活周刊》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文化性与新闻性并重,擅长使文化具备当下的活力,使新闻具有历史的品格,这生动地体现在其主编朱伟曾提出的内容定位有关“新闻、文化、生活”这三者关系的描述中:“选择新闻为由头,通过文化、历史的角度队新闻的透视,达到提炼生活的目的。”国庆60周年的报道策划凸显了这个内容定位。他们动用了很大的报道力量,以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城市变迁为基点,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管理的回顾,为我们展现了新中国政权建设60年的风风雨雨。这两个系列报道的大手笔大策划,不露痕迹,视角独特,文本厚重,深度与广度并举,把并不是“独家”的新闻做出“独特”处理,体现了三联的风格和特色,可圈可点。

二、《中国新闻周刊》: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2009年8月31日起连续推出6期“新中国60年系列报道”:《新中国60年系列报道之理想中国》讲述李大钊、方志敏、陈独秀等先贤们的新中国畅想。社论版登出《共和国?再出发》的社长言论,指出此次系列报道的目的。《新中国60年系列报道之民主中国》讲述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社论版刊出《“官话”为何要清理》,提出常态的政府之责任及基本职能。《新中国60年系列报道之财富中国》讲述60年来中国人民获得财富、失去财富、恐惧财富、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的历史。社论版刊出《谨防大国企的挤出效应》,提出关注经济结构问题的迫切性。《新中国60年系列报道之自由中国》讲述了中国人民为了追求自由幸福走过的60年艰辛之路。社论版刊出《打破部门主义的新闻出版体制》,提出传媒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扮演的角色,认为言论自由永远是最重要的自由。《新中国60年系列报道之开放中国》讲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发展。社论版刊出《一个甲子:完成的和未完成的》,提出现代化的艰辛与迫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意味深长。《新中国60年系列报道之希望中国:给未来中国的九封信》邀约9位当今中国和华人社会知名人士,写下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思考和希望。社论版刊出总编辑寄语《为自己为中国让我们希望》,给人们期待,给人们勇气。

一般来说,目前新闻类周刊的专题策划有三种类型:一是对新闻的整合和梳理;二是自己做的调查报道,三是对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引导和前瞻性的构想。《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系列报道中,把这三种类型结合得顺理成章,其中既有对60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梳理,也有对其中历程的调查采访,更有创意的是国民对未来中国的期望,点面结合,富有深度,涉猎广泛,秉承其一贯的大背景、大视角、大事件报道的传统,整个叙事方式非常恢宏,而且每一期的报道配有社论,表明杂志的立场,体现了其“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办刊宗旨。

三、《南方人物周刊》:记录普通人的命运

地处岭南的《南方人物周刊》,看来没有上述两家期刊那样的气势磅礴,但同样有其特色。他们推出两期有关报道,包括2009年9月21日第38期的《共和国60年最美丽12人》,以共和国60年来最美丽的12女性的角度来梳理中国60年的历史脉络。而2009年9月28日第39期的《60人的中国梦》则选择60位普通中国人为采访对象,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通过回答同样的7个简单问题,来展现自己的梦想。

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办刊宗旨的《南方人物周刊》,宣称本着“平等、宽容、人道”的理念,关注那些“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类的向善力量和深遂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在《南方人物周刊》的这组报道中,“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专题策划带给我们的是作为时代主角的“人”,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怎样思考,他们如何行动。这些“人”的思考和行动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引领着读者的思考。

这也是我们一直熟悉的《南方周末》的味道,这就是我们一直熟悉的《南方人物周刊》味道,也就是“人”的味道。他们记录的,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领袖和精英,但也没忘记那些在社会边缘挣扎的普通人。

四、《新周刊》:另类体现新锐

《新周刊》在10月1日出版了自己的总第308期。这一期《新周刊》,大红的封面,丰收的油画,契合了其封面专题《青春——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六代人的青春影像》的内容。

这六代人的代表分别是:1949~1959年,王蒙的“必须快乐的青春”;1959~1969年,张贤亮的“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1969~1979年,陈丹青的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喜,感慨“幸亏年轻”;1979~1989年,查建英“疯狂寻求各种新鲜的可能性”的激情燃烧的青春;1989~1999年,老愚讲述他卖给市场的青春,是“生命中最长的季节”;1999~2009年,蒋方舟说她的青春“不曾历经沧桑”,但已经过早地觉醒。

每一个10年都配有一篇那个年代的“青春纪事”。黑白的照片记录着逝去的岁月,历历在目。《新周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描述我们的祖国,“青春”总是让人心潮澎湃的人生一段,有遗憾,也有美好的回忆,给与我们向前的力量,走向美好,共和国就这样走过六代人的青春,继续向前。

五、《新民周刊》:不事张扬,以小见大

《新民周刊》的国庆60周年报道,也秉承了海派媒体的风格,冷静,理性,润物细无声的风格。他们没有在封面做专题,而是在“特稿”板块中从8月中旬连续7期设立“建国六十周年系列报道?新四世同堂”专栏,其中包括:《柳氏六十年:惯看秋月春风》:讲述上海的知名电影家族柳氏家族,与共和国的历史息息相关的荣辱与共;《何氏家族:走出寄啸山庄》,讲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何祚庥院士家族,跟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历史;《茅氏家族:太阳照常升起》,茅以升、茅于轼的家族,见证一个古老而动荡的国度逐渐走向现代化;《十三亿分之一:张至璋大陆寻父》:张至璋的故事折射出60年来的历史印迹和社会变迁;《家族之树常绿》:作家程乃珊讲述程家的新版“红楼梦”;《资氏:沉默是一种大爱》,金融实干家资耀华一家的银行业和新中国的故事;《母爱,让我们离散》,上海梨园大师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茨走过共和国60年;《从贫二代到好三代》,讲述百年建筑世家张氏家族的奋斗史。另外,国庆前出版的第38期封面专题是《大阅兵,看门道》,同期还有一个特稿,是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撰稿的《共和国诞生前夜,我们回来了》。

《新民周刊》的策划,从家族的变迁讲述共和国走过的60年,讲故事,讲爷爷,讲奶奶,讲爸爸妈妈,讲自己,讲新中国的成长,坎坎坷坷,娓娓道来,冷暖自知,不事张扬,小处见大。

六、《凤凰周刊》:彰显“独立意见”

香港凤凰卫视主办的《凤凰周刊》对大陆新闻事件的报道一向以来有其自己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共和国60周年的报道中,该刊并没有专门的策划报道,笔者收集了一下2009年4~10月的该刊杂志,罗列一下有关“国庆”的报道:

2009年4月25日总第325期,封面故事讲述“长安街政治史中国第一政治地标‘大修’1949~2009”。北京的长安街变迁,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2009年7月25日总334期,封面专题为《解密大阅兵1949~2009 阅兵武备大点验》,包括6篇报道:“解密2009大阅兵”“国庆阅兵武备大点验”“世界最大最严谨的方阵”“谁会成为大阅兵典上的客人?”“中国阅兵演进史”“一部意识形态演进史”。其中有一些在内地媒体上看不到的消息,如“揭秘阅兵保障费用”等。2009年9月5日总338期,其“鲜时事”栏目(重要性仅次于其“封面故事”栏目)中有一篇《60周年国庆安保全面升级》文章,在“文化”栏目中有一篇《内地200部影视剧“献礼”成潮》。2009年9月15日总339期“鲜时事”栏目中有两篇有关国庆主题的报道:《香港国庆观礼团名单解读》《60周年国庆台湾嘉宾名单出台?——300台胞受邀国庆观礼》。

从《凤凰周刊》的有关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本杂志以独家新闻及其内幕为我们提供的“独立意见”,与其他新闻类周刊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此。选材独特、视野独到、立场独立,以一种客观的姿态“重视记录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民主和法制发展进程”。这是该刊一贯的风格,也是其被政商两界关注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新闻类期刊同质化的竞争还不是特别激烈,所以上述新闻期刊在专题策划中都有比较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也跟他们十几年的品牌累积相对应。作此分析,或许能给新闻类期刊今后的策划做一些参照,受一点启发。■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2.述评新闻 篇二

从“融合新闻”研究论文的数量来看, 以“融合新闻”为主题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共搜索到125篇相关文章。相关搜索显示, 从2006年开始, 已有零星论文以“融合新闻”为主题进行研究。2008年, 有关“融合新闻”的研究文章迅速增加。2008年相关文章有17篇, 2009年有22篇, 2010年有17篇, 2010年稍有下降。2011和2012年数量又有所提高, 分别是21篇和24篇。2013年至今, 相关论文9篇。从整体来看, 对于“融合新闻”的研究呈上升的趋势。

从“融合新闻”研究论文的内容来看,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目前, 对“融合新闻”进行研究的话题主要集中于概念、特点、类型、变化、前景、兴起必然性 (原因) 、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实施策略 (内容组织重构、报道创新) 等方面。

从研究方法上看, 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个案研究的方法, 注重对“融合新闻”在具体实践中的运行进行探讨。

相较于西方, 我国学者对“融合新闻”的相关领域研究时间较晚, 其中人民大学的蔡雯教授属于早期涉猎该领域的国内学者之一, 其研究成果相对系统和成熟。她的研究成果涉及融合进程中新闻传播的变化、新闻传播模式的变革、融合进程中的媒介组织重构以及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人才的培养与媒介素养教育等。她的研究结论为学界认可和引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相关概念

关于“融合新闻”, 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 从广义讲, “融合新闻”即Convergence Journalism, 指由于数字技术发展, 媒介之间彼此的界限逐步消解, 新闻传播业务走向融合的状态;从狭义上看, “融合新闻”也称为“多样化新闻” (Multiple Journalism) , 主要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生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不同的媒体集中在一个信息操作平台上, 进行统一的策划, 媒体之间互相协调、补充, 根据自身及受众特点对新闻信息分类加工, 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2

美国“背包记者”先驱人物Jane Stevens给出如下的定义:“融合新闻是文本、照片、视频段落、音响、图表和互动性的集合体, 它以非线性结构呈现在网站上, 各种媒介的内容相互补充而不重复。……媒体在制作融合新闻时要充分利用网络新闻的另两大特征———提供背景和保持传播的延续性, 为其提供充足的背景信息”。3

“融合新闻”的精髓就是要让新闻报道从传统的樊篱中突破, 将报道范式整合重构, 针对目标群体制作新闻产品, 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新闻报道方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总结特点有三:立体、个性及互动。4

二、研究的重要问题及其创获

(一) “融合新闻”产生的原因

“融合新闻”在我国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 (1) 数字技术的成熟。首先, 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 技术催发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媒介融合;其次数字技术直接导致“融合新闻”的产生。5 (2) 传媒集团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改变新闻业务流程, 深层次开发新闻资源, 达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正是“融合新闻”所具备的。 (3) 新旧媒体走出“瓶颈期”的必然选择。媒介融合促使新旧媒体实现共享和整合,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 (4) 取胜注意力经济的新支点。融合新闻不仅满足受众个性化的需求并优化了新闻的表达和发行方式, 因此它为媒体在注意力经济上创造了新支点。

(二) 从不同角度认知“融合新闻”

目前国内学者大致从应用学、传播学以及受众的角度来研究“融合新闻”。

从应用学的角度来说, “融合新闻”是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1) 信源结构与传播主体发生逐渐转变, 传者受众一体化成为趋势; (2) 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发生变化, 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共享、流程再造; (3) 传播渠道与信息载体发生变化, 立足于各种新技术的传播终端羽翼日渐丰满。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 以5W模式来研究“融合新闻”的居多。 (1) 传播主体。“融合新闻”对人才的要求很高, 不仅需要高层次管理人才和全能型记者编辑, 草根记者的媒介素养也有待提高; (2) 传播内容。首先是信源的变化, 草根化的趋势很明显, 其次对新闻内容的生产整合要求颇高; (3) 传播渠道。多种创新型传播载体的搭建, 让各类媒体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 (4) 传播对象。为满足受众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需要“融合新闻”生产出为其量身定制的新产品, “融合新闻”通过崭新的媒体产品形态开拓和满足受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丰富了内容和渠道选择; (5) 传播效果。于传播者而言, 不同媒介形态的信息搭配传播更易于实现传播目标, 于受众而言, 对新闻事件认知的过程更便捷、认知程度更深。

最后, 是从受众的角度来研究的。 (1) 共赢式发展。各种媒介资源共享, 取长补短,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2) 多样化发展。从不同角度和形式对同一新闻产品深度加工, 使资源再生而非同质化, 吸引受众; (3) 个性化发展。“融合新闻”制作的新闻产品以“内容为王”满足受众不同的需求, 将有限的受众市场“无限化”; (4) 内容与载体的分离式发展。“融合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内容产品的生产进一步与传播载体分离, 载体的使用将完全服务和服从于内容; (5) 先“分众”再“聚众”式发展。先从社会大众中“分”出有相同个性和文化特征、有相同价值追求和生活模式的小族群, 再通过传播渠道将其“聚”在一起, 便会得到目标传播群体; (6) “一站购齐”式发展。“融合新闻”尽可能将多种服务项目打包, 方便受众, 为其提供“一站购齐”式服务。6

(三) “融合新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融合新闻”走到今天, 面临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点: (1) 媒介垄断加大。尽管各媒体传播新闻的方式和载体不尽相同, 但基于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的特性会不同程度地导致信息源垄断, 传媒所有权集中, 新闻业务和集团利益失衡导致公信力下降; (2) 传播效果不理想。制作过程难度加大, 报道内容的精准定位对“身兼数职”的传播者要求相当高, 且一个环节出问题会影响全局, 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3) 新闻工作者压力过大。“融合新闻”对“全能型编辑”的要求甚是严格, 记者在重大压力下会逐渐失去工作热情, 一味追求利益, 丧失职业道德; (4) 新闻职业化程度下降。网络媒体、“公民新闻”的兴起给新闻监管工作提出巨大难题, 新闻规范化、法律化和职业化程度降低。7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 有学者提出以下对策: (1) 加大体制改革, 消除妨碍媒介融合及“融合新闻”发展进程中的行业壁垒和规制障碍; (2) 加强资源整合, 打破传统媒介体制与管理的限制和流程, 在全方位的技术运用和所有形态的媒介介质基础上整合并建立新流程; (3) 加快人才培养。一是高层次管理人才, 具有多种媒介工作经历且具备管理才能, 懂新闻、懂技术并擅长策划。这类人才主要从长期积累而具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里发掘。二是全能型记者编辑, 技术全面, 集写稿、编辑、拍照、摄影于一身。这类人才可以通过对现有新闻工作者进行技术培训获得, 也可在高校开设相关专业, 从学生中着手培养。

三、研究的缺失及研究期待

从总体上看, 国内对于“融合新闻”的研究较分散。基于我国国情、体制等原因, 对于“融合新闻”实践层面的研究难度较大。研究大都侧重于描述案例和现状, 后期研究还有待上升到学理层面。今后在研究“融合新闻”的过程中, 可以尝试跨学科研究, 打破只在本学科领域内探索研究的框架。例如, 在媒介内部资源整合和体制改革中, 新闻采集与载体是分离的, 团队成果不为某一个载体所独有, 载体的使用以传播整体效果最优化为目标。这在管理学中是一种复杂的网状组织结构。如此, 我们可以从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为切入点进行跨学科研究, 以期寻求新的突破。

注释

11 冯上斌.融合新闻:从“单一”走向“多样”[J].新闻传播, 2010 (2) .

22 冯艳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融合新闻[J].科技信息, 2009 (19) .

33 Stevens Jane.What is a Multimedia Story?Knight Digital Media Center, 2011-4-5.

44 王菲.媒介大融合[M].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

55 黎娜.从受众视角看融合新闻的特点及发展[J].青年记者, 2009 (6) .

66 佟欣.融合新闻如何重塑传媒公信力[J].传媒观察.2010 (6) .

3.专业技术工作述评 篇三

在政治思想方面，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导思想，坚持改革、发展和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维护领导、团结同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工作任劳任怨、以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前提，以增强理论知识和提高业务技能为基础，坚持走临床和社会工作相结合的道路。

在临床工作中，本人深切的认识到一个合格的神经外科科医生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通过订阅大量业务杂志及书刊，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经常参加院内外举办的专业学术会议，从而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储备。现在可以独立完成脑出血、颅脑损伤等高级别手术，并对脑肿瘤、脑血管病、神经介入治疗有较好的认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近患者，贴近临床，不断在临床实践中去完善所学的理论知识，为广大病患服务。认真书写病志及医疗文书，及时向上级医师反应临床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从未出现过医疗事故或差错，受到了广大患者及同事们的好评，并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参与组建了“爱心病房”，为伤员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

在科教研工作中，积极努力，认真备课，认真授课，临床实习和带教工作有生有色，对刚接触临床工作的学生，关怀备至，使他们更有兴趣去学习、探索。积极从事教改课题的研究，积极参与PBL授课及组织讨论，并有一项关于外科实习教学的科研项目。

4.个人工作述评 篇四

本人现于鞍钢集团朝阳鞍凌钢铁有限公司能源动力厂发电作业区担任安全管理一职，主要负责作业区的安全、环保、职业健康、治安保卫等相关事宜。自工作以来经历了发电作业区的建设、投产及改扩建，并从中获取了一定的经验。为自己开展安全管理工作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有位经验丰富的同事曾经说：“安全员，要腿勤，眼尖。”正因为这句话，更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安全管理人员，我每天深入现场查看工作环境，了解设备状态，职工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整治安全隐患266项，避免了人身伤害的事故的发生，从而减少了企业的不必要损失。带领全体岗位人员进行危险源辨识，环境因素识别，其中危险源119项，环境因素242项。

为提高职工安全意识，每年组织两次作业区级安全培训。专项技能培训如煤气及有毒有害气体相关的作业技术知识，恒流式逃生器、空气呼吸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共计5次。每年组织至少两次作业区级综合事故应急演练，涵盖：生产安全事故、人身伤害事故、消防、防汛、防重大自然灾害等内容。每月开展班组级事故应急演练共计20个班次。

为完善作业区安全管理制度，承接或独立编制了

再有，本人对此组织人员参与国家，省，公司，厂级安全活动，如“消防知识竞赛”，“控烟知识竞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安康杯”竞赛等活动中，作业区涌现加了“安全生产标准化红旗班组”、“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岗位”等。

5.新批评理论述评 篇五

作者：王宏飞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 年第 14 期

摘;要：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史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影响颇深。本文依据赵毅衡编撰的《新批评文集》,从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新批评对诗歌语言的研究、细读法以及这一理论的局限着手,对新批评进行研究述评。

关键词：新批评;本体论;诗歌语言;细读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01

新批评这一文学理论得名于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兰色姆,他所写的《新批评》,这本书的许多观点来自于理查斯和艾略特。新批评可以说是英美现代文学史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影响深远。这一理论之所以叫新批评,是由于对旧批评进行了反驳,其中的旧批评有两个：一是作者中心论,把文学研究变成作家生平、传记和考订,作品反而成了作家传记的零件;二是把文学作品当做时代经济、宗教、政治状况的图解。新批评以文学文本词语及其关系为中心,倡导文本细读的批评理论,从文本内部着手研究。

一、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新批评的理论是指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文学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作品的内在构成等问题的理论;方法论指的则是新批评的指导方针。两者显然是相互联系的,方法论是从基本理论推演出来的。[1]新批评比较注重对文学文本本身进行形式主义批评,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文学作品,文学研究应该以作品研究为中心,从而对作品的构成、语言、意象等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新批评将“本体论”作为它的批评术语,兰色姆在《世界的形体》中首次提出了文学批评应着眼于诗的“本体”理论,进行局部的和整体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关心阅读者的个人感受、作者的背景、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形势等外部问题,而是主张应该进入作品内部,全面又细致地对作品的内容、形式、结构等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新批评的这种理论和方法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加深对作品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二、新批评的诗歌语言研究

新批评理论主要适用于诗歌这种文学作品类型,在诗歌的语言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新批评家是把诗与文学作品等同来看待的。诗人在创作时设法找到新的形象以表达体会到的感情,最后逐步把这一行行模糊组合起来的词汇构成诗歌。瑞恰慈又把语境的范围从传统的“上下文”意义扩展到最大限度,不仅是共时性的“与我们诠释每个词有关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情”,而是历时性的“一组同时复现的事件”。[2]

艾伦·泰特的“张力”说,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外延（extension）与内涵（intension）的概念,用以对待诗进行语义学的诠释。外延指的是词的本义,内涵则指词的引申义。“张力说”将外延与内涵的前缀“ex”和“in”去掉,创造出新词“张力（tension）”,并指出诗歌的意义在其张力,研究诗的张力就是研究其丰富的语言。

“反讽”这一手法也普遍应用在诗歌的语言之中,实际上,诗的语言就是反讽语言。瑞恰慈认为,“反讽”能使通常相互冲突排斥的对立面达到平衡。新批評将诗歌的感染力归结为修辞结构的胜利,要想读懂一首诗的真正意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识别诗中的反讽手法。诗人常常用反讽的手法揭示诗中的意象,从而营造意境。

三、细读法

所谓细读法 ,就是要求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从细节着手,耐心揣摩、仔细推敲文学作品的语言和结构。[3]主张对作品进行仔细推敲,从语言及其结构中寻找线索,对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词语都反复研读、推敲。新批评的细读法主要适用于诗歌批评,由于一首诗是一个独立主体,它的内在结构具有张力,语言充满反讽、悖论和含混,因此适用细读法。

新批评的追求目标是在文本的“内部”,但是又不能涉及情感,这样看来似乎对诗歌的语言更有可研究性。新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批评方法,它要求运用隐喻、反讽、含混、悖论、张力等概念和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理解,从而将作品中的真正含义和神韵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诗人总是把平常的现象写得不平常,如丁尼生的诗歌《泪水,无端的泪水》的头一节：

泪啊,无端的泪,我不知道它为了什么

泪啊,它来自神圣的绝望的深渊

这里“无端的”和眼泪的痛苦含义有着冲突,“绝望的深渊”是表明绝望的情感,和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不相容的,这就有反讽的意味,而“神圣的”和“绝望的深渊”也有冲突,这也是一种反讽。又如古诗《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的首联：“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读起来像是在交代这样一个事实：黑夜即将过去,情人不在身旁。但是稍微推敲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悖论：来是空言,可得知是没来,既然没来又何来的去呢？第二句解开谜题,梦为远别,去绝踪应该是在梦里。

作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新批评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细读法这一方法过于专注对文本的自身研究,导致其忽略了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联系,比较孤立、片面,不仅割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还破坏了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不利于文学规律的总结和创作实践,从而这一理论从六十年代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其他理论超越。

注释：

[1]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2页。

[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3页。

[3]王一川,《文学批评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66页。

参考文献：

6.当代国外党刊述评 篇六

在全球分布情况

了解世界党刊的分布, 对掌握世界各国政治传播的现状、当代政党报刊的特点, 在学术上是有意义的。当代, 就分布地域而言, 党刊在全球的分布范围比党报 (大洋洲未见党报创办的记载) 更广, 世界各大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党刊。

前苏联和东欧地区 (部分) 的党刊情况。在15个独联体成员国中,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9个国家无党刊。

俄罗斯联邦境内, 党刊数量不多。1991年8月后, 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 改为非党刊物《自由思想》。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俄罗斯保守党和复兴党没有党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同盟主要刊物有《公社》、《警钟》、《意志》、《健康思想》、《呼声》、《窗口》、《个人》等。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出版刊物《基督教民主联盟公报》。俄罗斯绿党出版刊物有两种:用于信息发布的《绿线》和月刊《绿十字架》。立宪民主党 (人民自由党) 办有出版物《立宪民主党人》。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是该国的唯一政党, 机关刊物是《政治对话者》。

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办有机关刊物《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公报》和《自由土地报》, 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办有出版物《共和国通报》。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办有党的出版物《社会民党人报》和《人民与权利》月刊,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劳动民主党无党刊。

立陶宛政党中, 立陶宛萨尤季斯办有机关刊物《复兴》及俄文出版物《和睦》, 立陶宛劳动民主党办有出版物《特萨报》和《政治》杂志。

斯洛伐克政党无党刊。

捷克境内,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办有刊物《新报》, 公民民主党办有党刊《捷克日报》。捷克社会民主党、捷克人民党无党刊。

匈牙利政党中, 除匈牙利社会党办有月刊《社会评论》外,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小农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等政党均无党刊。

主要发达国家的党刊情况。日本社会党办有中央理论刊物《社会党》 (月刊) 。日本共产党办有党刊《前卫》 (月刊) , 还办有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工运等方面的刊物。日本民主社会主义党 (民社党) 办有机关杂志《革新》 (月刊) 。

德国社会民主党既办有党的普及性刊物《前进报———社会民主党人杂志》, 还办有理论刊物《新社会》。

英国工党办有理论刊物《新社会主义者》 (《New Socialist》, 1981年9月创刊) , 工党左翼周刊《论坛报》 (《Tribune》) 1937年创刊。《新政治家》 (《New Stateman》) 是工党左翼的刊物, 内容比较空泛, 知识分子气味较浓。

美国境内, 党刊极少。美国共产党办有理论刊物《政治月刊》,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办有理论刊物《社会主义论坛》。

德国境内, 基督教民主联盟办有机关刊物《德意志月刊》, 德国共产党办有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杂志》 (双月刊) ,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办有党刊《空想与实践》 (月刊) , 65∶90联盟/绿党办有党的普及性刊物《绿党》 (月刊) , 德国社会民主党办有理论刊物《新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刊情况。朝鲜劳动党办有党刊《勤劳者》 (月刊) 。

越南共产党机关刊物是理论和政治刊物《共产主义》杂志, 月刊, 原名《学习》杂志, 2001年设电子版。

老挝人民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是《新曙光》杂志, 1985年3月22日创刊。

古巴共产党无党刊。

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党刊情况。办有党刊的有:日本共产党、缅甸共产党 (办有不定期出版的《人民政权》) 、美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 (办有理论性杂志《我们的旗帜》)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办有刊物《新报》) 。

长期执政的政党的党刊情况。无党刊的有:冈比亚人民进步党、科摩罗进步联盟、毛里求斯工党、澳大利亚工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等。

办有党刊的有:新西兰工党、马拉维大会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塞舌尔人民进步阵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等。

业务情况

印刷语种。一般是以一种印刷语种出版, 也有以两种语言出版的, 如马拉维大会党的机关刊物《马拉维新闻》, 用英语和契切瓦语出版。西撒哈拉的波利萨里奥阵线有两种刊物:一为法文周刊《自由撒哈拉》, 二为英文月刊《撒哈拉新闻》。

出版周期。国外党刊的出版周期不一, 至少有半年刊、季刊、双月刊、月刊、周刊、半周刊等8种出版周期。

月刊:日本民主社会主义党 (民社党) 机关杂志《革新》, 葡萄牙社会党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葡萄牙》等。

半月刊:柬埔寨奉辛比克党的《奉辛比克》半月刊, 法国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战斗》等。

双月刊:南非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明言》, 英国工党的理论刊物《新社会主义者》等。

季刊:芬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杂志》,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理论刊物《海怪》等。

周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简称法塔赫) 的《盘石》, 布基纳法索人民阵线的《非洲十字路口》等。

半周刊:只有1家, 是南非因卡塔自由党的《伊兰加》。

半年刊:也只有1家, 是巴西民主运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巴西民主运动党杂志》。

不定期:加蓬民主党机关刊物《对话》, 墨西哥统一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杂志等。

其他: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理论刊物《社会主义论坛》每年3期,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时事政治》杂志每年出刊21期, 挪威工党机关刊物《现实与前景》每年出刊16期。

发行量。国外党刊大多没有公布发行量。在公布发行量的党刊中, 发行量一般比党报的发行量低。

朝鲜劳动党党刊《勤劳者》声称有30万份的发行量。

南非因卡塔自由党的《伊兰加》发行量12.56万份 (1991年) 。巴西劳工党发行的《全国公报》发行量6万份。马拉维大会党机关刊物《马拉维新闻》发行量1.53万份。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时事政治》杂志每期发行14万份。英国工党左翼周刊《论坛报》发行量约6万份。日本社会党理论刊物《社会党》每期发行约4.5万份。日本民主社会主义党机关杂志《革新》发行量约2.7万份。挪威工党机关刊物《现实与前景》发行量为2.7万份。英国工党的理论刊物《新社会主义者》发行量1.1万份 (1988年) 。斯里兰卡平等社会党机关杂志《社会主义国家》每期发行约l万份。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理论刊物《时代》发行量为1万份。芬兰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社会主义杂志》发行量为0.5万份。葡萄牙社会党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葡萄牙》发行量为0.5万份。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社会》 (月刊) 每期发行0.3万份。

国外党刊与党报的比较

总体而言, 当代国外党报与国外党刊相比, 前者更偏重新闻报道, 后者更偏重理论性阐述;前者出版周期比后者短, 时效性比后者强;在影响力方面, 后者比前者更为默默无闻, 几乎都没有进入所在国的主流报刊行列, 其刊登的文章极少被转载或党外读者知晓, 从这个意义上讲, 后者比前者更寂寞。

《各国民族民主政党手册》收录了73个国家的147个政党, 其中执政党75个, 在野党72个。在这147个政党中, 只有30个政党有党刊, 约占总数的20.4%, 约占五分之一的少数。在这147个政党中, 22个政党有机关报, 约占总数的14.97%。可见, 有党刊的民族民主政党数量, 多于有党报的民族民主政党数量。

《各国社会党手册》收录了55个国家的64个社会党, 其中只有26个政党有党刊, 约占总数的40.6%, 占少数。在这64个社会党中, 30个社会党有机关报, 约占总数的46.9%。可见, 有党刊的社会党数量, 少于有党报的社会党数量。

以上各国民族民主政党加上社会党, 共211个政党, 其中有党刊的政党共56个 (约占总数的26.5%) , 略多于有党报的政党数量 (52个) 。各国民族民主政党、社会党的56家党刊, 加上6国共产党的6家党刊, 国外党刊的数量至少有62家 (约占总数的28.6%) 。

综上所述, 可得出一个结论:国外党刊的存在, 与国外党报一样,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也不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必须有的工作部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社会党手册》, 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2].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民族民主政党手册》,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3].钟清清主编:《世界政党大全》,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7.专业技术工作述评 篇七

本人长期来从事公司的安全、生产、车辆技术管理工作，在汽车运用专业技术方面主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2000年3月，儋州公司购进一批桂林大宇GL6120客车，在使用过程中多部车辆出现横拉杆断裂情况。针对这一断裂现象，本人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横拉杆发生断裂的层面、部位、裂痕等方面进行比较细致的检查，发现横拉杆芯靠近空气弹簧下支架的地方都有明显的碰撞痕迹，原因是：①横拉杆的安装高度接近与前左右气包座和车厢减振摇杆前支座在同一平现上，这是厂方的设计问题；②原横拉杆的杆芯部分杆壁过薄，这是质量问题。建议厂家对横垃杆进行如下技术改造：①将横垃杆接头改为垂直下弯，避免横垃杆被撞击断裂问题；②将横拉杆改为厚壁空心管，增加有效管壁厚度。

二、2004年8月，儋州公司安凯HFF6900K55型客车的发动机在使作一段时间后，上油的现象就日趋严重，到底是何原因？我通过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检查后，发现该车的空气滤清器（敞开式）在安装设计方面不合理，位置设在靠近后左轮胎上部。因此当车辆在路况较差的路面行驶时（如黄土路），容易把该车后轮带起的灰尘吸入空气滤清器中，造成发电机磨损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于是我一方面要求驾驶员在车辆收班后对该车空气滤清器进行及时的清理。，不仅节约了车辆的维修成本和运行油耗，通过对机械部位的改也提高了维修队伍的技术含量、锻炼了队伍的整体素质。

8.《雷雨》主题研究述评 篇八

一.阶级主题

传统观点往往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进行解读, 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划分作品中人物的阶级成分, 从阶级矛盾的角度切入文本。

第一种观点认为曹禺用“雷雨”的形象来象征资产阶级的崩溃, 而《雷雨》的主旨则是揭示资产阶级的罪恶。

白宁在1935年所做的报道即持这种观点, 他称颂剧本作者用娴熟的艺术技巧生动的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 “暴露着他们淫恶的丑态”。[1]白梅则认为剧本暴露了资产阶级“金钱”掩饰下的罪恶, 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婚姻和伦理制度表示着不满, “象征着大时代的来临”。[2]白梅和白宁的评论很简短, 也没有很详细地进行叙述, 但却是最早提出“资产阶级罪恶说”这一主题的。

胡叔和将注意力放在周鲁两家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上, 把“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3]生活所形成杂婚和通奸局面, 当做这场灭绝人伦的大悲剧的形成原因。而辛宪锡则对文本进行细读, 指出, 侍萍、繁漪的爱情婚姻悲剧, 周萍、周冲、四凤的爱情悲剧, 鲁大海的身世之痛和事业失败 (罢工被镇压) , 矛头都指向周朴园。周朴园 (甚至他的继承人周萍) 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代表, 大家从血泪中看到周朴园的真实面貌, 周朴园因此被亲人抛弃, 众叛亲离, 成为孤家寡人。他的下场, 说明了《雷雨》的主题:“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罪恶, 必然激起人们的觉醒与斗争, 它无法避免衰亡的命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最后集中到一点, 就是资产阶级不配有好的命运”。[4]

“资产阶级罪恶说”这一主题有着它的道理, 这种解读从文本出发, 看到了周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属性, 更看到了周朴园这一形象的个性特征。周朴园在哈尔滨承包工程时有意放水淹死小工, 从而克扣保险费, 矿上工人罢工时毫不犹豫的下令开枪打死工人, 镇压罢工则软硬兼施, 收买其他几个工人代表, 开除不合作的代表鲁大海, 同时在自家会客室里接待政界人物, 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说, 作为一个资本家, 周朴园身上带有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味, 是一个手腕高超、魄力十足的资产者。这种说法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了鲁大海和周朴园之间的冲突上, 但工人罢工并不是《雷雨》的主要冲突, 周朴园和繁漪、繁漪和周萍、周朴园和鲁侍萍之间的冲突, 在剧中占有重要位置, 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罪恶可以概括得了的。因此, 这种说法有它的局限性。

“反封建”是继资产阶级罪恶说后比较普遍的说法, 在传统教科书中也大多采用这种说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看到了周家的经济属性, 而且看到了周朴园本身的封建性, 尤其是他与繁漪之间的矛盾, 向来被认为是封建冷酷势力与追求自由人性的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周扬最早提出反封建这一主题。他认为生产上周朴园是一个懂得榨取、压迫和欺骗工人的方法的资本家, 但在家庭里他是一个顽迷专制的的家长, 而“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 [5]杨晦也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人物”, 属于所谓的“官商”:“官”者, “自然是一种封建势力, 不过却往往到国外镀过金的”;“商”者, “却多半是洋商, 或准洋商的买办之流”[6]。

朱栋霖从周朴园“这个伪善而又专横冷酷的封建家长”日常生活中对妻儿感情上、心灵上的压迫与控制, 看到了封建主义对人和人性的毒害与扼杀。在朱栋霖的论述中, 繁漪、周冲、侍萍、四凤等对周朴园的反抗都是反封建的个性解放, 不同的是前两者是精神上人性与个性解放的追求, 而后两者是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人的生存追求, “无论是人的精神要求的遭扼杀还是人的自然本性遭贱视, 其源盖出于罪恶的封建势力”, “ (《雷雨》里) 响彻着对封建主义的悲愤控诉和对个性解放的热烈响应与追求”[7]。钱理群进一步说, “一切恶果都是封建主义造成”[8], 除了四凤、周萍、侍萍、繁漪、周冲, 甚至周朴园本人也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反封建”主题, 相对于“资产阶级罪恶说”更有依据一些。首先, 从曹禺的生平来说,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家庭中, 他的父亲对孩子们非常严厉, “我在家最感到害怕的, 就是吃饭。父亲总是在饭桌上教训子女”, “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 十分可怕”[9]。其次, 曹禺本人的创作谈也支持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曹禺就说“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一说法“可以追认”[10], “周朴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 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人们”[11], 他在1980年杭州讲学时也说“写《雷雨》是为了反封建”, 在构思时“只有一个反封建思想”, “我心中反封建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12]后来他虽然说他写《雷雨》时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 也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 但评论家说《雷雨》有反封建主题时, 他也“承认他们说得很对”。[13]最后, 无论是“资产阶级罪恶说”还是“反封建”说, 依据的主要是周朴园及周家的阶级划分, 周家在经济上是资产阶级, 然而在思想统治上却是封建家长制。从文本来看, 他极力用封建淫威来压制繁漪的个性, 要求她做一个“服从的榜样”, 对他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维持, 都是封建性的体现。相对于从经济上来划分周朴园为无恶不作的资产者, 将他当做封建大家长来看待, 更能够深入的揭示他的本质。

田本相则认为《雷雨》“所反映的是‘五四’前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关系, 它彻底地否定了那个人吃人的社会, 昂扬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亮色”。[14]他分析了《雷雨》的几个主要矛盾, 其中周朴园同繁漪的矛盾, 反映着封建势力的禁锢压迫和资产阶级对爱情、家庭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斗争;而鲁侍萍、四凤等同周朴园的矛盾, 则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阶级人民同剥削阶级势力的斗争;而鲁大海同周朴园的矛盾, 是工人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因此, 《雷雨》是极其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 它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级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而不是简单的反封建或者是反资本主义。

剧中复杂的矛盾斗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种写法持称颂态度。司马长风把《雷雨》定义为“富豪之家的伦理大悲剧”, 对作者的批评毫不留情:“他太聪明, 有如一个透明的水晶球, 站在那里两只眼睛向四面八方打招呼, 博取喝彩。……可以说《雷雨》是一部多面投机的作品”。他“面面俱到, 广拜神佛”, 最后反而“弄得多面不讨好”[15]。具体说来, 他认为, 曹禺既要争取观众, 又要敷衍南京政府当局, 还要应对上海文坛的左派势力。但是反共的评论家指斥他秉承中共意图写作, 左派评论家斥责他抱着“悲天悯人的心境”玩弄小资产阶级情调, 认为鲁大海形象扭曲了工人阶级代表形象。因此, 司马长风批评了曹禺在创作时无动于衷, 用“贫弱”来形容《雷雨》。

同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 蓝棣之的观点则比较奇怪。他用其症候式批评的方法解读《雷雨》, 说“这是一个延续和连续两代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和无产阶级姑娘的恋爱悲剧故事”, 他认为与其说是暴露资产阶级的罪恶, 不如说是暴露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思想形态的罪恶。周朴园并非这一罪恶的制造者, 他反而是受害者。“这恰恰不是两代资产阶级分子‘始乱终弃’的故事, 正好相反, 是两代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 一往情深而不可得的恋情。”[16]这种翻案式的做法观点是比较新颖, 但推论并不严谨, 有着过度阐释的嫌疑, 常常用道德批判代替文学批评, 而且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落后性。比如说, 他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工业界的骑士”, 是一个儒家家庭的合格“父亲”, 他对“任性”的繁漪的态度是出于关心和责备。这种封建家庭的“父亲”在五四时期就被当做压抑民主和个性的罪魁祸首打倒, 反而得到了作家的称赞。

二.命运主题

《雷雨》中的命运观也是自从文章诞生以来就有人不断关注的。研究者围绕着《雷雨》是否有着命运观念或宿命论思想以及这种是何种命运观念、该如何评价等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部雷雨全都是巧合”[17], 曹禺在叙述自己的创作时说, “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鬼神, 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明显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 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 “ (冲突) 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 希伯来人的先知们咱它为‘上帝’, 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 近代的人抛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 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 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恰当的命名, 也没有能力来表现它的真实相”。 (《雷雨》序) 这对“主宰”存在的肯定, 相当程度上成为后来人论述命运主题的一个依据。

刘西渭最早提出《雷雨》里有命运观念。他认为剧中最有力量的是一个隐而不见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但是, 这种观念绝对不是作者替天说话, 文中所谓的报应也并非天意, 这种命运并不是形而上的努力, 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18]也就是说, 由于剧作对现实的把握, 令人们感到造成悲剧的不是命运, 而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 但剧作还是表现了命运观念的。

此后, 《雷雨》的命运观问题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讨论和关注, 张庚虽然对作品否定过多, 但还是就曹禺的《〈雷雨〉序》展开评论, 说曹禺有着“自己的哲学———宿命论”, 但这种哲学与他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产生了矛盾, “如果他的创作方法战胜了他的世界观, 他的剧作是要更其深入和感人的。不幸的是也像他的故事一样, 那不可知的力量战胜了他的创作方法。”[19]这种“由传统中传留下来的”“宿命论”导致了《雷雨》的失败。周扬也说宿命论这个“Sub-Text (潜在主题) ”, 干涉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 从而“大大地降低了《雷雨》这个剧本的思想意义”[5]。

吕荧很重视《雷雨》序言中的“主宰” (也就是命运) , 首次提出“这一主宰是《雷雨》的主题”。而且“显示主宰的‘残忍’的意义要更强于所谓的‘暴露大家庭罪恶’的意义”[20], 这种将命运主题当做《雷雨》主题的观念是比较有见地的, 可惜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 并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刘正强将曹禺的命运观念当做他世界观的缺陷。剧中人物的悲剧, 除了因为与困难奋斗的失败外, “还有一种命运的权利可以支配人的行动, 不幸的发生, 好像是注定了的”[21]。这种神秘性和宿命色彩, 给作品带来不良的影响。建领、君圭也认为侍萍回到周公馆的情节是体现了“命运的规律”[22]。

李树凯从曹禺写《雷雨》的创作谈出发, 虽不否认写作的指导思想中有一定的唯物论的思想成分, 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无法抗拒的唯心主义的‘天意’即宿命论思想”[23], 《雷雨》更是毫无疑问的带着宿命论的思想。

相对于前人大多把《雷雨》里的命运观念看做负面的消极的成分, 新雨肯定了“命运观对于《雷雨》具有一种质的限定性”, 而且命运观并不等于宿命论。在他看来, 《雷雨》中的命运观不是在命运之下诚惶诚恐和消极顺从, 而是一种积极抗争的激越之情, 正是这种命运观使得《雷雨》“超出一般社会问题剧而获得一种能够具有哲理性的深沉意蕴”[24]。新雨对《雷雨》中命运观的这种理解非常新颖, 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也有不少研究者并不认为《雷雨》中存在着命运观念。甘竞、徐刚强调, 《雷雨》本身并不存在宣扬宿命论的问题。曹禺并没有把命运的力量作为事件发展的主宰, 只是“通过偶然性事件”[25]来表现生活中已经产生和必然产生的悲剧而已。而《雷雨》的悲剧结局是由于人物不同性格的冲突造成的。

陈丁沙则明确否定了“《雷雨》的思想主题流露着一种宣传宿命论的观点”这一说法。他认为作者的“神秘的看法”、“主宰”等与宿命论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 作者并不是为了写上帝主宰人的命运, 而是为了情感上揭露出残忍的现实, 作品在客观上也不存在宣传宿命论的嫌疑, 而“作品中的人物有宿命观念, 绝不等于作品本身或作者本人也具有宿命观念”。[26]

钱谷融进一步说道, 曹禺的创作谈并不足以判定《雷雨》里存在着命运观念, 因为这些说法是作者“事后追加上去的”, 并不是在创作构思中就存在, 而且即便是作者创作前就存在这种意识, “作者的主观意图还不等于就是作品的客观思想”[27], 我们要想得到《雷雨》的主题, 还是应该从文本出发, 而作者是否有命运观念姑且不论, 《雷雨》这一作品客观上是没有命运观念的。钱的这篇文章, 可以说是关于《雷雨》中命运主题的总结。

三.其他主题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雷雨》的基督教色彩和宗教主题。曹禺虽然不是基督徒, 却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据他说, 他从小时候就常到教堂里去, 很早就接触到《圣经》,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 我对巴赫的宗教音乐也有过接触。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回事, 也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 好像是东撞西撞, 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 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28]基督教的各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曹禺的思想和创作, 他的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着学者对《雷雨》的宗教主题研究。

宋剑华认为“《雷雨》所显示的客观效果, 正是人生中‘善’与‘恶’两大势力间的激烈征战, 以及‘上帝’ (在作品中体现为自然力) 所作出的公正裁决”[29], 具有明显的宗教主题。他从结构模式、中心人物、环境布局三个方面, 探讨了基督教对《雷雨》的影响。宋剑华提取了《雷雨》中的二十二对矛盾, 得出的结论是《雷雨》的矛盾结构模式是“体现了‘上帝’的意义”。他还用基督教的“原罪”和“报应”思想对《雷雨》进行解读。击杀周朴园的儿子, 让他承受疯妻的打击, 是上帝对周家的原罪施以灭族进行严厉的制裁。作品中心人物周朴园的性格发展体现了人性战胜了兽性, 周朴园的灵魂也由邪恶走向忏悔,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在环境布局上, 则是用“雷雨”、“教堂”及“巴赫的宗教音乐”将宗教色彩直接表现出来。宋剑华把雷雨当做“天意”, 认为它是“上帝”发怒惩恶劝善的呈现, 读者从这劝善惩恶的行为中, “得到了‘愿望’的满足和心灵快感”, 从而得出“弱小者的悲剧, 能够唤醒强暴者的忏悔意识, 使人间充满‘和谐’与仁爱”的结论。这个观点有点天真, 却不失新颖。

曾广灿、许正林也从宗教的角度看到了忏悔意识和原罪情结, “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 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 就好像是周朴园深蕴内心的长长的忏悔祷文”[30], 对序幕和尾声做出了新的解读, 并详细用基督教的原罪与赎罪、罪孽与报应思想解析了剧中人物形象的行为和命运。

王烈耀从《雷雨》的整体结构———用序幕和尾声将所讲述故事隔在十年之外, 看到了作者“悲悯之心”给了作品中所有人物的“普爱”或“泛爱”精神, 并明确指出“曹禺只是从精神层面, 并没有以‘信仰’的方式接受着基督教思想中的‘罪’与‘爱’的观念”[31], 这与许正林的“它不是属于基督教的, 而是属于基督教意识的”[32],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白薇抓住文中的男性话语 (以周朴园的视角) 和女性话语 (以繁漪的视角) 的不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雷雨》进行解读。“女性的无言 (如侍萍) 或非理性言语表达 (如繁漪) 都不可能成为批判社会与文化的自觉力量, 批判的语言中不存在男性主体话语之外的真正的异质话语”, 当周朴园良知浮现, 实现救赎后, 又成为新的理性的言说者, 而女性则再一次成为“失语人”。因此, 《雷雨》中最具完整意义的第一叙事主角是周朴园, 文本真正的主题是“宗法制度中人 (=男性) 的变异与救赎的悲喜剧”[33], 换而言之, 也就是男性失去话语权与重新获得话语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