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成功原因分析

企业投资成功原因分析（精选8篇）

1.企业投资成功原因分析 篇一

私募股权融资缔造了太多的企业发展神话，其中，比较典型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蒙牛股份、无锡尚德、永乐电器、雨润食品、中星微、千橡互动、国人通信、盛大、百度、携程、阿里巴巴、掌上灵通、前程无忧、易趣、卓越网、空中网、分众传媒、太平洋人寿、联想、卡森实业、平安保险、民润、李宁公司、金蝶软件等。

案例1——无锡尚德

尚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以及光伏发电系统的研究，制造和销售。尚德公司于被PHOTON International评为全球前十位太阳电池制造商，并在进入前6位。205月，尚德在全球资本市场进行了最后一轮私募，英联、高盛、龙科、法国Natexis、西班牙普凯等投资基金加盟，这些公司用8000万美元现金换得尚德公司7716万股权。年12月，在纽约交易所挂牌，开盘20.35美元。筹资4亿美元，市值达21.75亿美元，成为第一家登陆纽交所的中国民企。施正荣持6800万股，以13.838亿美元身价排名百富榜前五名。无锡尚德成功上市中，私募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案例2——盛大网络

3月盛大网络获得软银亚洲4000万美元注资，成为当时中国互联网业最大规模的私募融资，205月13日，盛大网络成功登陆纳斯达克，2005年7月软银亚洲撤出盛大，兑现5.6亿美元，从4000万到5.6个亿，不到3年，投资收益高达1400%。

案例3——携程网

10月，携程网吸引IDG第一笔投资，3月吸引软银集团第二轮融资，月引来美国卡莱尔集团的第三笔投资，前后三次募资共计吸纳海外风险投资近1800万美元。月10日，成立仅仅4年多的创业型公司携程网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携程网也随即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二轮海外上市的一个成功典范。

2.企业投资成功原因分析 篇二

关键词：对外投资,越南,TCL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下,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相对新奇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前,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973—1978年、1985—1989年、1991—1997年间,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3次大发展的浪潮;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大潮又起, 中国站到了这一波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潮头上,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暴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成功经验, 也有失败教训, 有必要对此加以总结。

单位:亿元、亿美元

资料来源: (1) 2006—2009年《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 及2010年第一、三季度季报; (2)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第107—109页; (3)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注释: (1) 2009年TCL公司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占比下降是因为遭遇全球金融危机, 而国内经济几乎一枝独秀。 (2) 由于人民币汇率连年升值, 以人民币计算的海外销售收入低估了以东道国货币计算的海外销售收入增幅。表中2007—2009年香港及海外销售收入徘徊在人民币165亿元—167亿元之间, 2009年比2008年略有减少, 2006—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依次为7.9718元、7.6040元、6.9451元和6.8279元人民币兑1美元, 2006—2009年TCL集团实现海外销售收入按美元折算依次为31.44亿美元、21.89亿美元、24.01亿美元、24.28亿美元, 2008、2009年连续增长, 2008年增幅9.7%。

中国家电产业产量和出口量已经连续数年高踞世界之冠, TCL跻身中国家电及信息产业骨干企业多年, 彩电、DVD等主导产品位居世界同行前列。根据2008、2009年《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援引Display Search数据统计, 2008年TCL多媒体已经名列世界第五大电视生产商, 在先进的液晶 (LCD) 电视领域排名也不断提升, 2009年其液晶电视全球市场份额排名由2008年的第八位提升到2009年的第七位;而根据Techno Systems Research Co., Ltd.数据统计, 2007—2009年间TCL公司DVD产品年销售量均为全球第一。到2010年, TCL集团手机销量排名全球第七, 旗下阿尔卡特品牌手机在拉美市场占有率已位居第四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 。2009年末, TCL集团资产302亿元, 2010年第三季度已达482亿元, 2009年全年营业收入总额近443亿元, 无论是资产还是营业收入规模都足够巨大, 且国际化程度甚高, 2006—2009年企业销售收入中海外收入占比最低也接近40% (参见表1) , 其年度经销商大会吸引的海外合作伙伴动辄超过40个国家, 海外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大洲, 涵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 海外直接投资实践已逾10年, 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兼具, 该公司的经历更具借鉴意义。而在TCL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实践中, 越南又是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一、越南市场概况和TCL的成功

(一) 越南经济与消费市场概况

由于连续数十年战争影响, 越南经济曾长期停滞。1970—1980年间, 越南GDP年均增长率仅2.8%, 1980—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4.1%;1986年开始实行革新开放以来, 越南经济增长较快。如表2所示, 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9年, 越南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009年更是全世界仅有的12个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IMF, WEO Database) 及《国际金融统计》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数据, 2000—2009年, 越南GDP总量 (按美元现价计算) 从311.96亿美元上升到971.8亿美元, 人均GDP (按美元现价计算) 从402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723美元, 2009年进一步上升至1132.6美元。至此, 越南已经跻身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属于中低收入国家。

越南自然条件优越, 又是世界第13人口大国, 未来可望享受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根据其最新人口普查数据, 2009年4月1日人口近8580万, 比西欧头号人口大国德国还多约500万, 且人口正处于“黄金结构”时期, 劳动年龄人口 (15—59岁) 占66%, 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多近1倍, 目前全国劳动人口4380万, 占总人口的51.1% (中国驻越使馆经商处援引越南人口统计数据) , 且在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下越南国民勤奋程度在全世界位居前列, 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普及教育的传统使得越南劳动人口识字率高达96%。因此, 越南的人口红利是实实在在。种种条件决定了越南经济增长前景较佳, 被列为高盛公司所称“金砖四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缩写为“BRIC”) 之后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以及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所谓“展望五国” (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 缩写为“Vista”) 之首。

2009年越南国内商品零售和服务业市场总收入为1197.5万亿越盾, 比2008年增长18.63%, 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为11.75%。按当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17065盾折算, 2009年越南国内商品零售和服务业市场容量约合701.73亿美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6.8310元折算, 约合4793.5亿元人民币, 与2009年湖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13.7亿元) 大体相当, 高于毗邻的广西、云南两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分别为2790.7亿元和2051.1亿元) 。对于正大力竞逐高端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 越南市场的优点还在于经济高增长和人口结构年轻造就了越南消费者强烈的追逐时尚消费品倾向, 众多海外越侨生活方式的示范效应;越南房地产价格较高, 使得众多消费者自觉无望圆住房梦而将收入中较大份额投向可贸易品消费……这一切进一步强化了越南消费者追逐时尚的倾向, 以至于在电子产品消费方面, 越南大城市与中国市场几乎同步。TCL越南公司总经理王成当初刚到越南时就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 早在2007年越南家电市场上便到处可见液晶电视;而根据《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报》, 该年度TCL销售的1501万台彩电中液晶电视也只有126万台, 占总销量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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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92—2001年数据为这段时期年均增长率。 (2) 2003年以来越南经济增长率虽然低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 但在东盟国家中领先, 只是因为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才显著推高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2010年4月) 》, 第155—160页。

(二) 中越之间长期历史渊源为中越经贸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

越南文明开化源出中国, 越南古典官方正史《大越史记全书》将传说中的泾阳王禄续定为越南始祖 (相当于轩辕黄帝在中国的地位) , 而泾阳王禄续就是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之子, 当今越南政府当作始祖每年举行官方祭祀的“雄王” (传说建立了“文郎国”) 是泾阳王禄续之孙, 灭亡文郎国建立瓯雒国的安阳王蜀泮则是被秦国灭亡的古蜀国王子。除上述传说色彩浓郁的人物和政权外, 越南可确认的最早政权是秦朝建立的象郡地方政府 (辖区涵盖今日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中部) , 上千年里一直是中国郡县, 通行汉文, 汉化程度大大高于当时中原王朝羁縻统治下的漠南漠北和西域 (即今天的内外蒙古、西藏和新疆) , 目前汉语借词约占越语词汇60%, 在某些领域占70%~80%, 王勃这样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埋骨越南。五代十国期间, 越南方才脱离当时割据岭南的南汉政权而自立, 但历代君主和实际执政者往往出自闽粤桂三省人士。率领越南军民赢得抗击蒙古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陈国峻 (1213—1300, 因受封兴道王而又名“陈兴道”) 就是福建移民建立的陈朝宗室, 他精通汉文, 用汉文所著兵书诗文已成为汉语言文学的财富, 其麾下有大批逃亡而去的原宋军官兵。

越南经济最发达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也是明清之交由河仙 (今越南坚江) 、东浦 (今胡志明市和同奈省等地区) 等汉人自治政权开拓、建设起来的。其中, 目前TCL越南公司总部和工厂所在的胡志明市和同奈省, 本来是康熙十八年 (1679年) 逃亡的明朝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及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士卒及眷属3000余人开拓的, 越南南方阮氏政权将其安置在这片当时属于真腊 (柬埔寨) 的荒地自治, 借助他们防御真腊和暹罗, 镇压各派敌对力量, 并开发这片蛮荒的土地。这个早期中国最大的移民集团开荒垦殖, 将这片地方开发成整个越南的谷仓, 他们建立的华人城市堤岸 (Tai-Ngon) 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大米市场, 特别是原明朝高雷廉总兵陈上川, 在越南南方生活36年, 率领逃亡明朝军民垦殖开发, 传播中国文化, 为越南阮氏政权拓土保疆, 战功赫赫, 最终得授都督高职, 死后赠辅国都督, 封“上等神”, 享春秋二祭, 受到当地华越人民长久缅怀仰慕。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本来仅仅割据南方半壁江山, 又一度失国, 最终得以复国并进而一统北方, 湄公河三角洲汉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全方位支持功不可没。二战刚刚结束时, 胡志明号召越南人民全国起义争取独立解放的檄文也是用汉语白话文写作的。直至二战之后五六十年代, 越南方才全面改用拉丁化“国语字”, 近年来要求全面恢复汉文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 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人缘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越南市场。

地域相连、文化相通决定了越南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居民跨国经商的热点, 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 越南历代政权也往往着意招揽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中国居民, 以至于越南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在贸易和采掘、冶炼等产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至少从后黎朝起, 越南便积极吸引华资华工开发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 “各镇金银铜锡诸矿, 多募清人开采” (越南阮朝《大南实录》卷三十五) , 太原宋 (送) 星银厂、交趾都龙银矿、兴化蝎嗡银厂等就是当时越南规模较大的华资企业。某些华资矿山及其附设的冶炼厂员工人数极多, 根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四十三记载, 有些华资矿厂“佣夫” (即雇佣工人) 上万。考虑到当时中国国内满清政权因害怕汉族人民聚集反抗而严厉限制、禁止在明朝已有长足发展的矿业开发, 即使素来号称“英明”的康熙、雍正诸帝也不例外, 海外投资对保留、发展中国矿冶技术和组织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当前中越经贸概况与TCL在越南市场的成功

目前, 越南是中国增长较快的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入运行和不断深化, 又为中越经贸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在贸易领域,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1991年中越贸易额仅3200万美元, 1995年便突破10亿美元达到10.52亿美元;2000-2008年, 中越贸易从24.66亿美元增长至194.64亿美元,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高潮、越南对外贸易总体萎缩的2009年仍逆势上升至210.5亿美元, 占越南当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1254亿美元的16.8%, 中国连续6年位居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是其最大进口来源地。2010年前9个月, 中越贸易又同比猛增44.1%, 达到206.3亿美元。

在投资领域,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管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2003年末至2009年末, 中国在越南直接投资存量从2873万美元增长至7.285亿美元, 在东盟10国中名列第四, 仅次于新加坡、缅甸、印尼。但考虑到存在未申报投资, 而且以人民币进行的对越投资也较为容易脱离政府申报体系监测, 相信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实际规模大于上述官方统计数据。越方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越方统计, 截至2008年末, 中国累计在越直接投资合同总额21.98亿美元, 到位资金10.92亿美元, 而《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上2008年中国在越直接投资存量为5.2173亿美元, 越方统计数据是中方数据的2.09倍。《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上2009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流量为1.1239亿美元, 而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统计的2009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额为2.1亿美元, 是中方数据的1.87倍。

在工程承包领域, 凭借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在越南承揽的项目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 已经扩展到了大型电站、化工、水泥、路桥、造船、房地产等行业, 截至2008年12月, 中国企业累计在越南签订承包工程、设计咨询和劳务合作合同额达105.9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50.1亿美元。

在国际旅游领域,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国际旅游客源, 2008年中国赴越游客达65.01万人次。与此同时,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近年来越南国民赴华旅游人数日增, 中国成为越南国民出国旅游的首选地。

对于TCL公司而言, 越南是其海外直接投资生产第一站, 1999年TCL便到越南设厂生产彩电。当年越南国内市场彩电需求量为65万台左右, 其国内生产能力已超过300万台。在这样一个拥有将近4倍过剩产能、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TCL历时不久便站稳了脚跟。从2001年开始, TCL越南公司年年盈利。2009年底笔者赴越南参观考察期间, 据TCL越南公司总经理王成介绍, 该公司有员工300余人, 年产彩电30万台 (越南目前全年彩电销量160万台~180万台) , 工厂与贸易合计, 年营业收入3000余万美元, 彩电市场占有率在越南已经连续数年名列前三名, 在越南市场属于知名品牌。虽然由于公司要保护商业机密的缘故而无法获得更多更详尽数据, 但从这些情况来看, 我们已经足以判断, TCL公司在越南的经营堪称成功。那么, 其成功经验何在?

二、国际化经营路径决策是成功的首要条件

首要的成功因素当属关于国际化经营路径的战略决策正确, 即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以自有品牌开辟海外市场, 在出口业务已经奠定了良好基础之后方才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在海外直接投资时又从新建投资而不是并购起步。TCL公司不仅在其海外直接投资第一步在越南用自有品牌销售、生产, 就是此前1996年兼并香港陆氏公司彩电项目, 也开创了国企兼并港资企业并使用国有品牌之先河。目前, 代工贴牌生产在TCL彩电生产中所占比重不高, 2006、2007年分别占TCL集团彩电总销量的24.8%和15.6%, 占2008年TCL集团彩电总收入的7.93%。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肇始于出口的国际化自然扩张过程, 至少在中国企业占优势的制造业领域, 最稳妥可行的跨国经营发展途径应当是先出口再投资, 在投资中又应当先做自有品牌的绿地投资, 在积累了实力和经验之后再开展跨国并购。然而, 在近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大跃进中, 有太多的中国企业把顺序弄反了, 自有品牌和自主研发尚未具备足够的竞争力, 甚至连出口业务都没有多少经验, 就企图一步登天, 通过海外收购取得现成的知名品牌和研发能力。殊不知研发能力是一种动态的能力, 品牌价值是一种动态的价值, 缺乏自主开发先进核心技术的收购方很难令拥有自主研发先进核心技术的被收购企业心服口服, 收购方入主之日可能就是研发团队骨干开始流失之时;二流、三流品牌对一流品牌“傍大款”式的收购必定会导致后者在其消费者眼里贬值, 当初联想收购IBM PC后, IBM的美欧客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大量流失, 未能实现“1+1>2”的效果, 收购后的联想在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排名不升反降。至于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 更是彻底失败。即使不考虑东道国政府会严厉限制高技术转让 (如1990年2月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勒令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限期退出收购美国MSMCO航空公司) , 在无关国家安全的纯民用产品领域, 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都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在塑造核心竞争力方面, 最费力的自主开发道路才是最有效的道路。TCL这种在起步阶段貌似费劲的老派作风不仅给其带来了更好的品牌效应, 而且已经显示出了增进企业稳定性的作用, 即使TCL后来在欧洲的跨国并购一时失手, 2005、2006年分别亏损3.2亿元、19.3亿元, 也能在两三年里完成复苏反弹, 2007年起便恢复盈利。

与此同时, TCL在越南开展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也是正确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潮中, 某些中国企业已经陷入“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的误区, 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海外并购在他们眼里似乎已经不是可供选择的手段之一, 而是目的本身。然而, 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有贸易和直接投资两项选择, 对于制造业厂商而言, 只有在东道国国内市场或其所在自由贸易区市场容量较大、经济增长较为迅速且进口壁垒较高时, 或是有潜力成为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时, 在这个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就地生产才是合理的, 否则就应选择国内生产, 然后对其出口。根据上述原则, 在中国家电业这样的成熟产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决策时, 越南的基本面因素决定了它是一个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

如上文所述, 在发展中国家中越南电子产品消费市场容量较大, 经济增长较快, 有潜力成为出口导向型生产组装基地。而且越南进口壁垒较高, 削减速度也低于其他主要东盟国家。如表3所示, 2008年越南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11.79%, 比亚太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6.95%) 高70%, 高于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拉美成员国, 在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的东盟国家中仅次于泰国, 特别是越南高关税项目甚多, 截至2007年, 越南税率超过20%的高关税项目多达1880项, 占关税税号总量的20.7%, 超过泰国 (1619项和19.5%) 、马来西亚 (1384项和13.3%) , 更远远多于中国 (467项和6.1%) , 为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方中高关税项目最多的成员。2009年, 越南工商部又提出发展国内市场计划和“越南人使用越南货”运动……正是上述基本面因素决定了将越南作为中国家电业这样的成熟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是一个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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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PECC) 等, 转引自宫占奎:《APEC进程20年——茂物目标视角分析》, 载于中国APEC研究院:《亚太经济发展报告·2009》,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三、两面夹击下的产品开发策略

产品开发战略是TCL这样的制造业企业立身之本, 在越南市场上, TCL面临日韩企业和越南本土企业的两面夹攻, 这种遭受夹攻的处境也是其他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普遍遭遇的问题。

在中高端市场, 中国产业面临的是发达国家同行的疑忌和狙击, 而他们比中国起家早, 基础雄厚。纵向比较, 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成就堪称辉煌:2008年电子工业实现销售收入6.3万亿元, 是1949年的127万倍, 产业规模居国内工业部门首位, 制造业规模居全球第二, 彩电、程控交换机、计算机、手机、显示器、影碟机、磁性材料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众多家电产品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然而, 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国家, 1950年4月28日政务院决定成立电子工业管理局, 标志着新中国电子工业开始白手起家, 而此时电子工业在国外已有50年历史, 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受了23年全面贸易封锁, 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方才解除。在中高端市场, 先发优势赋予中国电子工业的发达国家竞争对手广泛的利益。具体到单个企业, 这种对比相当鲜明:

日韩消费电子工业主导企业普遍比中国家电企业起家早, 基础雄厚。即使不谈日本企业, 仅就起步晚于日本企业的韩国公司而言, 在这方面相对于中国企业的优势也很明显。韩国LG公司前身金星电子有限公司 (Gold Star Electron Co.Ltd) 1958年已经成立, 而且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技术、销售市场, 当时中国则正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全面贸易封锁, 1958年刚刚开始在“一五计划”基础上全面展开电子工业基础建设, 20世纪80年代消费电子产品才成为中国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 一批骨干企业到那时才诞生。海尔集团前身是在1984年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技术成立的青岛电冰箱总厂, TCL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 (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和香港耀和电业有限公司合资) 成立稍早, 也是直到1981年方才成立, 比LG公司前身设立晚23年, 1984年中国电子工业部方才决策全面加快彩电国产化。LG早在1978年便在美国设立韩国第一家海外销售公司, 产品出口更早;中国直到1980年整个电子产品出口额才仅有1000万美元, 海尔冰箱1987年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招标中拿下第一份国际招标合同;TCL直到1999年才进入越南市场, 比LG赴美设立海外销售公司晚21年。

由于起步较早且多年来苦心经营, 日韩企业在品牌知名度、生产、研发等许多方面占有突出的优势。在主流的平板电视领域, 日韩骨干企业占有上下游一体化的优势, 本公司或本国企业控制着液晶面板 (占液晶电视成本70%以上) 等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 并因此而赢得了相当大的品牌优势。相反, 中国企业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 2008年我国液晶面板进口额高达441亿美元, 即使在国内市场上, 内资品牌整机也往往要以采用某种日本品牌液晶面板相标榜, 在海外市场上在这一点上更缺乏底气。尽管我国彩电产量早已高居世界第一, 出口规模巨大, 但国内产量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外资企业, 彩电出口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 即进口元器件组装成成品后出口, 2009年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彩电占出口总量的81.8%、出口总额的87.2%。日韩企业也努力维持自己在上游关键零部件领域的垄断优势, 对向中国转移液晶面板等生产能力态度极为保守。直到2008年,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 日本家电厂商几乎全线亏损, 夏普等厂商才开始与中国企业洽谈转移部分液晶生产线。

在低端市场, 东道国天然愿意扶植的越南本土厂商也对TCL等中国厂商构成了挑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追求国家工业化。1996年越共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2001年越共九大确定三大经济战略重点, 即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中心, 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地位, 建立市场经济的配套管理体制。在日常工作中, 越南政府也发起了“越南人使用越南货”之类运动, 力求为国货创造更有保障的国内市场。同时, 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国家, 越南本土厂商也足以获得一定生存发展空间。在多项运营成本方面, 后发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天然占有优势;而由于中国彩电生产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不高, 大量元器件外购, 这样, 在理论上, 越南等意图“赶超”的海外厂商在利用外购元器件方面与中国厂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利用日韩元件时尤其如此。事实上, 越南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本土厂商也已经开始模仿TCL产品, 从中国进口元器件组装家电和多媒体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TCL在越南市场的产品开发策略没有也不可能采取单纯的价格竞争策略, 因为倘若TCL不能向消费者提供独有的附加价值, 而是一味打价格战, 只能陷入亏损泥淖无法自拔。

TCL首先是确保在采用新技术方面不落后于日韩竞争对手, 三星刚刚推出超薄电视, TCL就立刻在越南市场推出5款超薄产品。由于越南消费者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相当追逐时尚, 这一点至关重要。低估东道国消费者对最新技术和商品的追逐欲望、消费能力, 出于延长过时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提高其总体收益率的目的而不输出自己拥有的最先进商品, 这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厂商进入发展中东道国时常犯的失误。20世纪90年代, 当时全球最大白色家电制造商惠而浦公司通过并购策略进入当时中国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彩电四大产业, 由于低估中国消费者对国际先进产品的消费欲望, 惠而浦没有引进当时自己拥有的全球最先进的全无氟冰箱成套技术, 而是让合资企业延续生产原有产品, 结果彻底失败。惠而浦1995年2月购入北京惠而浦雪花电器有限公司60%股权, 注册资金为2900万美元, 惠而浦参股投资折合1740万美元, 仅仅两年之后的1997年11月, 惠而浦便不得不将自己持有的这部分股权以200万美元转让给雪花公司, 与初始投资相比亏损89%。TCL没有犯类似错误, 投放越南市场的产品大体与国内市场同步。

除此之外, TCL在越南市场的产品开发策略还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成功:

其一是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附加功能。将多种功能集成到一件产品中, 这一点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无论是山寨手机, 还是TCL这样的大品牌, 都是如此。TCL在越南市场推广的产品基本上与国内市场同步, 没有重蹈当年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仅销售落伍产品的覆辙, 产品的许多功能在越南市场推出时独一无二 (如电视机下的旋转底座等) , 受到越南消费者喜爱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二是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越南是个消费者追逐时尚蔚然成风的国家, 对于流行的商品, 消费者即使囊中羞涩, 也希望能赶上流行风尚。TCL产品开发者注意到了当地消费者的这种微妙心态, 其开发的一些产品能够让消费者以尽量低廉的成本获得时尚功能, 或者获得“鱼目混珠”式的心理满足。笔者见到过TCL越南公司销售的一款显像管 (CRT) 电视, 虽然不是时尚的液晶电视, 价格也比液晶电视便宜很多, 但正面看去外观非常像液晶电视, 正契合越南消费者即使收入不高也要撑台面的心态。

四、成功的自主品牌战略

在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成功的产品开发基础之上, TCL在越南市场的品牌战略顺风顺水, 取得了较大成功。不仅彩电销量连年位居越南市场前三名, 在2009年10月20日举行的2009中国 (广东) —越南经贸洽谈会上, 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 (Pham Gia Khiem) 也称赞TCL是越南知名的国际家电品牌, 希望TCL能在越南获得更大的发展。

假如没有其他佐证, 此语也许可以理解为仅仅是东道主的客套话, 但越南航空时尚刊物上的广告、当地大城市闹市区主流家电商场中的标价等表明范副总理的话并非客套。要判断一个品牌的市场地位, 从商场给予的营业面积、安排的促销小姐素质和商品标价这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来。2009年11月, 在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闹市区笔者实地走访过的嘉成、高峰 (CAO PHong) 等3家当地主流家电商场中, 商场给予TCL的营业面积与松下、三星、东芝、LG等知名品牌基本相当, 安排的促销小姐比较漂亮, 笔者当场抄录的商品标价也表明, 同档次液晶电视产品, TCL售价通常低于松下、东芝, 高于LG (参见表4、表5) , 而如前文所述, LG历史比TCL长得多。TCL在2009年越南家电市场广告投入名列第四, 前三名均为日韩企业;假如不是一开始就以自主品牌打开海外市场, 现在TCL在越南的品牌战略将落入尴尬境地:多投入等于为人作嫁, 少投入又不利于打开市场。

相比之下, 就笔者2009年11月同时在越南市场考察所见, 联想品牌在越南市场境况明显较差。虽然在胡志明市闹市区家电商场外也能看到联想的大幅室外广告牌, 与索尼、三星、东芝、LG等并列, 但家电商场里面给联想电脑安排的营业面积和位置都明显不如宏碁、华硕等其他大中华区电脑品牌, 标价也不如这些主要竞争对手。最令人悲哀的是, 联想完成收购IBM PC已经是2005年5月的事情了, 联想继续有偿使用IBM品牌也是有期限的, 但历时4年半之久, 在越南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上, 联想品牌依然无法摆脱IBM拐棍, 在国内只打联想品牌的产品在这里仍然要打“IBM-LENOVO”品牌。在越南市场之外, 收购IBMPC的“傍大款”式品牌战略固然在短期内较快地提升了联想在西方市场的知名度, 却不能实现“1+1>2”的效果, 令联想在经营收购得来的Thinkpad品牌时倍感掣肘, 以至于联想改动一下Thinkpad笔记本多年一贯的黑色就招来了消费者的抨击, 以至于联想对Thinkpad笔记本任何无关紧要的小改动都会被消费者视为Thinkpad笔记本换主之后品质下降的表现, 在长期内更令联想自有品牌难以摆脱IBM品牌阴影而自立。《华尔街日报》文章曾如此评价:“联想集团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能力在中国这一核心市场之外成功扩展业务”, “一场炫耀性收购可能会吸引媒体的关注, 但却会进一步减少公司的现金头寸”, 几乎可以看做是对联想收购IBMPC失策的指责。

单位:万越南盾

注释: (1) 本表数据系笔者本人于2009年11月20日下午走访胡志明市嘉成家电商场时记录。 (2) 表格中数据第一项为型号, 第二项为标价。 (3) 当时越南盾对人民币汇率为1元兑2600-2700越南盾。

单位:万越南盾

注释: (1) 本表数据系笔者本人于2009年11月20日下午走访胡志明市高峰 (CAO PHong) 家电商场时记录。该商场拥有16家连锁店, 除3家在北方外均位于胡志明市, 据经理庄鸿泰先生介绍, 年营业收入约5000万美元, 笔者走访的店面地址为胡志明市第五郡第七坊阮智芳街。据笔者观察, 此地商业设施较多, 人流量也较大, 应属当地繁华地段。 (2) 表格中数据第一项为型号, 第二项为标价。

联想与TCL一样是中国知名企业, 两家企业涉足的行业多有重叠之处, 两家企业总收入中海外收入占比都在50%左右, 两家企业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第一个国际标准是2008年6月被正式接纳为ISO国际标准的“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 (闪联) 系列标准”, 而这项标准就是TCL、联想等企业联合发起的“闪联”制定的。在两家企业各自的当家行业里 (联想在电脑业、TCL在家电业) , 联想在国内同行中的江湖地位似乎还高于TCL。就进入海外市场而言, 联想起步也早于TCL, 前者1990年就在美国和法国设立了公司, 1992年初又在硅谷设立研发实验室;而TCL直到1999年方才迈出跨国经营第一步, 到越南设厂生产。在这种情况下, 联想品牌经营实绩较差, 不能不归咎于其过度依靠并购国际知名品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决策。

托国家强有力反危机政策之福, 联想已在2009/2010财年第二季度 (2009年9月30日结束) 扭转了连续3个季度亏损的不利局面, 但当季其49%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 且在海外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仍均存在大额亏损, 其跨国经营战略尚难称成功, “傍大款”战略的负面效应更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联想集团CEO杨元庆曾表示, 联想将继续专注于创新的竞争力建设, “让我们的产品有别于那些把PC做成大宗商品的竞争对手”;其志可嘉, 但要做到这一点,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坦途, 已经取得民族电脑工业象征地位的联想尚需摆脱“傍大款”战略的负面效应。

五、在东道国创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与公共关系

劳工权益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和企业经营管理有着潜在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由于以下原因, 这种潜在影响迄今尚未完全显现: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强, 致使通货膨胀损害实际收入等因素激发工潮的几率低于绝大多数国家;“和为贵”的国民性格使得中国劳工在不满企业待遇时较少选择直接抗争, 而是选择“用脚投票”;国内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总体供过于求, 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 进一步迫使员工直到2010年“加薪潮”之前很少采用激烈手段处理劳资关系问题;现行干部考核体制激励政府官员在劳资纠纷中更加倾向于资方, 且政府拥有强大行动能力“摆平”社会问题, 包括各类群体性事件;我国法律尚未明确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劳工权益保护机制;不存在独立工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国内多年来资方力量占有较大优势。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企业管理层缺乏在不同环境下处理劳工权益问题的经验, 但上述因素在许多国家并不具备, 导致劳工权益有较高几率引发政治暴力风险。在近年来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中, 东道国和第三方对中国投资者无视、恶化劳工权利问题的指责也在增多, 中国对非洲投资遭遇的这类指责尤多。在赞比亚、津巴布韦的中国投资矿产开发项目, 都因为工资、工作条件等问题发生过劳资冲突, 2010年10月赞比亚更发生了中资煤矿经理开枪打伤12名工人的恶性事件……凡此种种, 不仅西方主要媒体为此大肆指责我国企业, 而且一度成为某些东道国 (如赞比亚) 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话题。其他类别的政治性风险通常都在各国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内, 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转移和规避, 但由于劳工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通常不能向官方机构投保, 只能由企业自我防范。

与此同时, 某些东道国国民行使权利的热情高涨而履行义务的意识相对淡漠, 容易形成极端的群体性行为, 也从相反的方向构成了在此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政治性风险,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下文简称“上汽”) 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案因无法驾驭该公司工会而最终彻底失败, 成为迄今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失败案例。

由于以下多种因素, 与中国相比, 越南堪称工潮高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虽然高于其他同类发展中国家, 却不能与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 抵御输入性通货膨胀等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 劳工群体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波动性相应较大;相关法规比较倾向于劳方;国民性格相对冲动……1992年—2001年间, 越南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8.6%, 2002年—2009年历年涨幅分别为4.1%、3.3%、7.9%、8.4%、7.5%、8.3%、23.1%和6.7%, 预计2010、2011年分别为12%、10.3%;为维持出口价格竞争力, 越南政府表现出了较强的本币贬值倾向, 但这又进一步加大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这样的高通胀环境下, 为了维持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 工人们很容易诉诸罢工手段以争取加薪。根据我国台湾驻越南代表处提供的越方统计资料, 2007年全年越南共发生罢工400余起;而《华尔街日报》援引的越南官方统计表明, 2008年一季度越南发生罢工300次左右, 比上年同期记录的103次高几乎两倍。尽管越南新《劳动法》规定, 工人如非法离开工作岗位, 很有可能要向雇主赔偿损失, 罢工事件总体上仍有增无减, 不少在越外资企业深陷罢工困境, 台资企业遭遇罢工最多。如2010年4月2日, 与TCL越南工厂同样位于同奈省 (Dong Nai) 的台资企业宝成皮鞋工厂 (Pou Chen) 就发生上万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抗议, 要求假日上班应该增加工资和加发奖金;罢工工人甚至向不参加罢工的同事丢掷虾酱和猪血。

置身这样的环境, TCL越南公司要想正常运转, 在东道国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至关重要, 特别是要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就笔者在TCL越南工厂实地考察情况来看, 在企业内部, TCL给予越南员工的待遇按当地标准衡量属于较好待遇, 估计对当地员工的人格也比较尊重, 因为该厂中层干部中越南当地人不少, 而且不止一位当地中层干部 (包括其人力资源部经理阮德维) 是从有一定知名度的台资企业辞职过来的。

在企业外部, TCL越南公司向越南贫困地区中小学捐赠较多, 除了现金之外, 还包括不少TCL生产的IT产品, 用于捐赠接受者的教学。相信此举不仅有助于增进TCL与越南社会的关系, 而且有助于潜移默化地培养未来的TCL客户。令人感兴趣的是, TCL越南公司还出现了一些派遣来的中国员工与当地居民联姻的事件, 这些跨国婚姻应当有助于加深该公司员工对越南当地的了解, 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东道国关系。

六、TCL在越南和全球市场的未来挑战

在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同时, 无论是在中短期还是在长期, TCL在越南市场也都面临多种挑战。就当前来看, 该公司需要应对的主要经营问题和风险有两项, 其一是向上提升, 突破高端的日韩企业、低端的越南本土企业的两面夹击, 巩固和提升在越南市场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的地位;其二是规避汇率风险, 防止经营成果被汇率风险吞噬。就中长期而言, TCL还需要小心应对越南这个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复杂心态, 处理好在东道国的公共关系, 避免政治性风险。同时, 需要因应自身条件、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海外竞争对手策略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提升对在越子公司的职能定位。

(一) 突破两面夹击, 实现结构升级

突破高端的日韩企业、低端的越南等后发国家本土企业的两面夹击, 关系TCL发展战略全局。为此, 除了继续巩固和提升下游最终产品的品牌形象之外, 不仅TCL公司, 整个中国大陆家用电器行业必须掌握液晶面板等上游基础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通过实现上下游一体化而增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TCL公司已经在液晶模组和高世代液晶面板两个环节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但由于海外同行竞争策略和国内地区间无序竞争, TCL和整个中国大陆家用电器行业提升结构的努力能否成功, 还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 需要政府采取并坚持强有力的调控措施。

从实施情况来看, TCL的液晶模组项目成功几率较大。第一条生产线已于2008年12月成功实现产品下线, 2009年2月开始量产;第二条生产线2009年4月正式量产;第三、四条线于2009年7月正式量产;第五、六条生产线于2009年11月中旬实现量产。随后产量一直稳步增长, 截至2009年12月底总产量已突破197万片, 2010年产能规划达到567万片, 预计模组项目届时将实现规模效益。

不确定性较大的是注册资本100亿元、投资总额高达245亿元的生产8.5代液晶面板的TCL华星光电项目。这个项目一旦成功, TCL的面板-模组-整机垂直一体化战略就将大功告成, 成为国内第一家掌握了液晶电视完整产业链的家电企业, 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能力都可望实现飞跃。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也得到了政府的扶持。2009年11月成立的华星光电项目本身就是TCL集团和深圳市国资委直管企业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深超科技”) 各承担50亿元资本金而设立的, 双方各自承担的资本金已经全部到位, 深圳市和广东省又于2010年7月向华星光电发放了15亿元财政补贴。问题是海外液晶巨头本来一直对中国大陆实行技术封锁, 拒绝向中国转让高世代生产线, 而在京东方、TCL等中国大陆内资企业在高世代液晶面板领域开展高强度投资后, 他们纷纷宣布要在中国大陆投资建设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以至于到2009年底国内各地准备上马的7.5代以上生产线一度多达8条, 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 而当时全球运行的7.5代以上高世代生产线总数不过12条。这些此前一直拒绝向中国转让高世代生产线的海外巨头之所以如此一反常态, 其用意是搅局, 抑制中国大陆内资企业的成长, 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完全有可能让他们的图谋得逞。因此, 为避免中国大陆在液晶面板生产研发领域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无法自拔, 沦为海外巨头的提款机, 我国中央政府需要在这个领域实施强有力的调控。所幸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 并从去年开始将地方政府审批面板生产线项目的权力收归中央, 截至本文定稿时, 原计划上马的多条8代线项目只批准了龙飞光电、京东方和华星光电3个项目, 其他项目迄无结果。但在有关海外巨头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游说下, 高世代液晶面板产能无序扩张的压力始终存在。

(二) 规避汇率风险, 防止经营成果被汇率风险吞噬。

与其他同类后发发展中国家相比, 越南具有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治稳定性明显较强的优势;但与中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 越南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不够, 其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通货膨胀、汇率等指标波动较强, 给在越外资企业经营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 以至于越南在2008年一度爆发“高通货膨胀+资产市场崩盘+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危机风潮。而就其内部因素而言, 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危机、资产市场泡沫及其破灭都来自越南盲目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 越南政府不仅将投资规模提高到了不合理的程度, 2002—2006年, 越南投资占GDP比重始终在33%以上, 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40.6%, 而且辅之以持续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高的投资规模削弱了财政稳定性, 刺激了进口增长失控,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给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更吹起了资产市场泡沫;越南为弥补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和投资-储蓄缺口而大幅度放宽外资政策, 特别是对进入金融服务市场的外资政策宽松程度远远超过中国, 进一步加剧了资产市场和汇率的波动性。

更突出的是, 经过2008年危机风潮冲击, 越南仍然未能彻底改变其盲目高投资的偏颇, 2009年全社会投资额达704.2万亿越盾, 同比增长15.3%,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8%, 其河内—胡志明市高速铁路计划耗资接近全国60%的GDP, 这个项目2010年刚刚被国会否决, 一口气建设8座核电站的计划又粉墨登场, 而且政府仍打算再次向国会提交河内-胡志明市高速铁路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新的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阴影正在逼近越南。

2000、2001年, 越南经常项目收支分别拥有10.92亿美元和6.83亿美元顺差;从2002年开始, 越南货物贸易收支和整个经常项目收支均转为逆差, 且逆差规模日益扩大。2003—2008年, 越南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从19.31亿美元上升至107.87亿美元, 贸易逆差从25.81亿美元上升至127.82亿美元。虽然因从2008年5月起遭受危机风潮冲击而被动紧急压缩进口, 使2008年下半年起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有所好转, 2009年全年经常项目逆差和贸易逆差分别下降到了74.40亿美元和83.06亿美元, 其中2009年一季度一度出现了经常项目收支和贸易收支双顺差, 但从2009年二季度起就恢复了经常项目收支和贸易收支双逆差, 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2009年二季度至四季度, 其经常项目逆差依次为22.34亿美元、37.08亿美元和42.84亿美元, 贸易逆差依次为26.53亿美元、33.77亿美元和46.04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 从2009年三季度以来, 越南国际清偿能力日趋削弱, 目前已经下降到了危险的境地。一般说来, 一国外汇储备至少应当足够满足3个月进口需求;而如表6所示, 从2009年三季度起, 越南季末外汇储备已经连续低于当季进口额, 即使加上特别提款权等其他储备资产, 采用更宽松的“总储备减黄金”指标衡量越南的国际清偿能力, 这项指标也从2009年四季度起就低于当季进口额了。2010年以来, 由于美国奉行宽松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实绩较好的东亚经济体货币普遍对美元升值, 其中人民币自6月19日与美元脱钩以来已经升值2%以上, 印度和印尼卢比升值5%以上, 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升值幅度更达到10%左右;但在新的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阴影笼罩下, 越南盾对美元汇率反而表现疲软。

单位:亿美元

注释:进口数据系按CIF方式计价。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2010年9月, 第1376-1377页。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Sep.2010, pp.1376-1377)

由于东道国货币汇率波动性太强, 与国内厂商仅仅面临人民币汇率风险不同, 在越中资企业面临双重汇率风险:一方面, 是越南盾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 由于越盾币值极不稳定, 越南货币替代 (currency substitution) 现象相当普遍, 包括TCL在内的在越外资企业广泛使用美元计价结算;但中资企业这样做又要面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为了有效应对上述汇率风险, 除了企业自身要开展相应安排之外, 我国政府也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为本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创造有利条件:

首先, 如果能够广泛推行人民币计价结算, 相信将能大幅度降低TCL之类海外中资企业的汇率风险, 而此举在越南这类毗邻中国的发展中东道国又是可行的。本来, 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增长较快、拥有众多海外越侨 (因而侨汇收入较高) 的国家, 越南货币替代现象一直较为显著。2003年至2007年6月, 外币存款占越南流动性 (M2) 比重在19.6%~24.3%之间, 占存款总额比重在23.6%~30.6%之间, 外币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在21.1%~24.9%之间, 上述指标在全世界属于较高水平。由于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数一数二的贸易伙伴, 越南货币替代的特色之一就是购买人民币较多;人民币近年来兑美元升值, 进一步升值的前景广受看好, 进一步激励了越南企业和居民持有人民币的动机。目前, 除中资银行外, 汇丰越南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办了人民币贸易结算等项业务。

其次, 为了规避汇率风险, 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另外一种普遍做法是重视在东道国和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在负债中多选择东道国本币贷款, 实现资产负债币种结构对称, 从而化解货币错配风险。1996年, 美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外部资金存量中有47%来自东道国;1995年, 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融资流量的45%来自东道国。为此, 政府需要通过外交等各方面努力, 让中资企业在越南海外东道国获得更便利利用当地金融市场的权利。

(三) 与时俱进, 及时调整、提升在越子公司职能定位

从长远来看, TCL在越南还面临定位和职能升级问题。目前, TCL越南工厂仅仅是一个组装厂, 就笔者在同奈省TCL工厂现场考察所见, 所用元件基本上都是国内产品, 组装成品销售基本上也限于越南当地市场。根据越南目前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水平和宏观经济稳定性, 这一经营策略是正确的。同时, 中国政府也有责任推动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加快削减对华经贸壁垒, 排除“越南人使用越南货”之类运动对正常国际贸易的过度干扰, 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但任何东道国对外商投资利益的期望都是会与时俱进的, 更不用说越南这个东道国拥有一个行动能力较强且全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政府;假如采取上述经营策略时间太长, 外资公司可能会因滞后于东道国的期望而导致与东道国关系恶化。同时, 日后随着越南基础设施改善, 越南工厂从仅仅面向越南国内的组装厂提升为面向越南国内外市场的组装基地也会具备经济可行性。

TCL在越南的主要竞争对手中, 截至2009年末, 松下工厂也仅限于供应本地市场, 年产能60万台电视机的三星工厂已经有部分出口。假如TCL的外国竞争对手大规模利用越南一类国家的廉价劳动、土地成本开展组装, 然后供应海外市场, TCL若不及时跟进, 其竞争力将蒙受损失。在这方面, 鉴于同奈省TCL工厂设计年产能为60万台电视机, 而目前实际年产为30万台, 留出了较大的余量;日后若要从仅面向越南国内的组装厂提升为面向越南国内外市场的组装基地, 当会便利许多。

(四) 有效处理东道国公共关系

处理东道国公共关系是任何跨国公司永久的挑战。如上文所述, 迄今TCL在越南与当地社会的公共关系和劳资关系总体上比较和谐, 越南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总体良好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中国企业在越南的经营。但作为历史上脱离中国自立的国家, 越南社会和政府历朝历代对中越关系的感情都颇为微妙, 这一点并不因中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彻底改变, 两国之间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激烈的争端, 包括战争。即使在现代, 越南也曾经大规模迫害华人华侨, 剥夺其财产。越南南北统一前, 南越当局对华侨实行强迫同化政策。1956年规定, 凡在越出生的华侨一律为越南籍。次年, 宣布废除华侨身份证, 禁止华侨与中国国内来往;限制华侨从事鱼肉、杂货、木材、碾米等11种行业, 禁止用华语讲课, 解散侨团, 封闭侨校和侨报纸等, 致使数万华侨离开南越。北越政府对华侨华人起初尊敬爱护, 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强迫华侨入籍, 并推行了其他限制华人的措施。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 次年越南政府即要求南方华侨仍按南越政权时强加于华侨的国籍登记, 随后又对华侨施加种种苛刻限制。1977年, 越南当局在毗邻中国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方针, 将华侨华人成批赶回中国境内。1978年, 又以“强化改造”为名大面积掠夺、迫害华侨小商贩, 华侨工人家庭也未能幸免, 华侨华人财产被掠约30亿美元, 许多华侨倾家荡产, 无以为生, 甚至家破人亡, 不得不纷纷逃离越南。在持续数年的越南难民外逃风潮中, 100多万难民离开越南, 60%以上为华侨华人, 其中, 25万人死亡, 27万人逃到中国, 40多万人流落世界42个国家和地区。

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越关系已经正常化, 但两国在南海问题上仍存在领土争端。越南既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 利用中国的市场、投资、技术装备和人才发展经济, 与中国联合对抗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压力, 又担心过度依赖中国而丧失独立自主。由于存在这种敏感心态, 在越中资企业与当地社会、政府和员工之间的小摩擦也有可能迅速放大, 西方国家和越南国内政治敌对派的蓄意操纵还有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事实上, 西方国家和越南政治敌对势力正是企图利用中国投资摩擦 (如中铝投资的越南西原铝矿项目) 、领土争端等问题挑动中越矛盾, 离间越南政府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如2009年6月被捕的越南知名政治敌对派、胡志明市律师黎功定在给海外敌对势力的文件中就声称, “应当充分挖掘西原铝矿开发和南沙、西沙问题”, 为迎接推翻越南政权的机会——“将发生于2009年底或2010年初”的“千载难逢之机”做好准备。对于这些潜在政治性风险, 在越中资企业不可漠然视之。

一般而言, 密切的经贸往来有助于增进两国关系, 但其他条件不变, 经贸往来规模越大也意味着发生摩擦的概率增大。如何处理好与东道国的公共关系, TCL等中国跨国公司需要持之以恒地不断探索、总结。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TCL等中资公司要在越南增进东道国公共关系, 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增强对越南合作伙伴 (包括越南员工、销售商等) 的激励, 巩固企业在东道国社会的根基。这种激励未必全部要采用物质激励手段, 也包括精神激励;这种精神激励可以来自中国企业和政府, 也可以来自越南政府。如越南工商部已于2009年根据越共中央政治局36号决议向57名在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越南商人授予荣誉称号, 如果中资公司能为其越南员工、越南合作企业争取赢得越南政府的荣誉表彰, 可望收到显著效果。

其次, 力争参与对越南党政领导干部和经济、文化舆论精英的培训项目, 为企业在越南政府内部培育更广泛、稳固、可持续的人脉, 提高防范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安全系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吸引力, 发展中国家官员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资助和本国政府出资赴华考察、学习、培训的项目日益增多。某些培训项目相当深入, 如2009年越南推行了旨在进一步加强中越政治合作和培养中高级领导人才的“165计划”, 其内容为越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政府经费资助、派遣管理干部赴华培训汉语和攻读学位,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承担了部分培养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中资企业如能以适当方式参与, 甚至发起这类培训项目, 并将受训者范围逐步扩大至经济、文化舆论精英, 对在东道国赢得良好社会环境将有较长时间的积极影响。

第三, 将公司从对越南教育的捐助从初等、中等教育扩大到高等教育领域, 包括以设立奖学金等形式资助越南学生赴华留学。作为发展中国家, 越南比较重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根据越南教育培训部统计, 从2000年至2009年10月末的近10年间, 越南利用财政或根据协定出国留学的人员有7000多人, 其中出国攻读博士者2029人, 硕士1598人, 实习生626人, 大学生2786人, 平均每年派出留学人员700多人。2008—2009学年, 越南教育培训部派出留学人员1000多人, 其中700人系政府资助的公派留学生, 出国攻读博士、硕士或参加实习生培训。2008年, 越南教育培训部又制定了《2008—2020年培养高等院校教员达到博士程度》计划, 提出要在10年内培养2万名博士作为骨干力量, 其中38%派往国外培养, 15%由国内外联合培养。在此背景下, 已有多个国家到越南举办教育展, 以吸引越南留学生。美国在吸引越南留学生方面收获巨大, 美国驻越大使迈克尔·米查拉克 (Michael Michalak) 2007年8月上任后到2009年初, 仅仅1年多时间, 越南在美留学生数目就翻了一番, 约有1.3万人;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 美国在越使领馆共向越南留学生发放了9000多份签证。通过吸收外国留学生, 美国从各国获得了长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相比之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极为重视, 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 吸引招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就学则相对滞后很多, 只能算是一个接受留学生的小国, 在华外国留学生人数远远不能与我们派出的留学生人数相比。笔者前几年接受国家外文局委托课题时就发现当时我国1年接受墨西哥公费留学生仅有14人, 而墨西哥是人口近亿的拉美第二经济大国;2009年末在美中国留学人员接近10万人, 美国在华留学人员则只有2万人。这种人员交流不对称的结果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内普遍严重缺乏“知华派”, 以至于许多拉美国家与中国政府开展外交谈判时需要中方派出翻译支持, 经贸争端也因缺乏了解而频频发生。为此, 国家近年已经加大了吸引、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力度, 如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签署的《联合声明》就提出今后4年美国向中国派遣10万名留学人员。企业如能以适当方式参与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 并将其与选拔、培养在东道国子公司本土管理干部等结合起来, 将可望收获多方面效益。中国吸收越南留学生较多, 早在2004年, 越南就有20多所大学与中国4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到2009年, 在华学习越南留学生有12000人, 其中广西、云南两省区吸收越南留学生成绩较为突出, 云南的越籍留学生已有1400多人,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越南留学生人数在2009年已分别超过500人、470人;在越中国留学生有2000人。纵向比较, 我们吸引越南留学生已经不少, 但横向比较, 仍少于韩国、日本和美国, 表明在这个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企业可以与有关省区政府和部门、高校就此开展合作。

种种条件决定了越南经济增长前景较佳, 被列为高盛公司所称“金砖四国”之后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以及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所谓“展望五国”之首。

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 越南历代政权也往往着意招揽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中国居民, 以至于越南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在贸易和采掘、冶炼等产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

TCL公司不仅在其海外直接投资第一步在越南用自有品牌销售、生产, 就是此前1996年兼并香港陆氏公司彩电项目, 也开创了国企兼并港资企业并使用国有品牌之先河。

在发展中国家中越南电子产品消费市场容量较大, 经济增长较快, 有潜力成为出口导向型生产组装基地。

事实上, 越南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本土厂商也已经开始模仿TCL产品, 从中国进口元器件组装家电和多媒体产品。

TCL在越南市场推广的产品基本上与国内市场同步, 没有重蹈当年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仅销售落伍产品的覆辙, 产品的许多功能在越南市场推出时独一无二。

TCL越南公司要想正常运转, 在东道国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至关重要, 特别是要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劳资关系。

就中长期而言, TCL还需要小心应对越南这个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复杂心态, 处理好在东道国的公共关系, 避免政治性风险。

政府需要通过外交等各方面努力, 让中资企业在越南海外东道国获得更便利利用当地金融市场的权利。

3.一个不成功的海外投资案例分析 篇三

背景介绍

中国平安高调入主富通集团

2007年11月27日，中国保险巨头之一平安保险集团敲响了进军海外的号角，斥资约18.1亿欧元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欧洲富通集团（Fortis Group）9501万股股份，折合约富通总股本的4.18%，一跃成为富通集团第一大单一股东。这一收购名噪一时，它不仅意味着中国保险公司首度投资全球性金融机构，也可能成为中国保险机构保险资金运用的经典创新。

平安保险参股时的富通集团业务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三个部分，与平安的保险、资产管理和银行三大业务支柱架构相吻合，便于平安借鉴富通综合金融平台的经验。此外，富通集团拥有323亿欧元的市值（截至2008年2月29日），是欧洲前15大金融机构之一，在200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列位第14，在商业及储蓄银行类别中更高居全球第二位。

平安保险集团在参股富通集团后表现非常活跃，2008年4月平安保险集团与富通集团签署协议，拟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资产管理公司。但最终由于市场环境及其他状况影响，这桩交易胎死腹中。2008年6月，平安保险集团最终将持股比例锁定在4.99％，平安持有富通股份总额为1.21亿股，总投资额达238亿元人民币。

然而好景不长，金融危机下平安保险集团所加盟的富通集团成为受危机波及的第一批金融企业。中国平安自从2007年斥资18.1亿欧元收购了富通集团4.99%的股权以来，截至2008年9月底富通集团的股价下跌幅度超过了70%，2008年第三季度平安保险集团季度报表出现净亏损人民币78.1亿元，而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6.2亿元。导致平安集团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富通集团的投资计入人民币157亿元（合22.7亿美元）的减值准备。这一笔让中国平安当初为之兴奋的海外投资，目前已经宣告彻底失败。

富通集团股权重组一波三折

作为金融危机首轮波及的金融企业，富通集团的股权出售方案一波三折。2008年9月29日，富通集团宣布，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政府为挽救富通集团达成协议，分别出资40亿、47亿和25亿欧元，购买富通集团在各自国家分支机构49％的股份，以增强富通集团的资本实力，三国政府同时为富通集团内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2008年10月份比利时政府控制了富通集团，以避免其陷入破产。同时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政府牵线下决定将富通在荷兰的分支机构出售给荷兰政府，将比利时部分资产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作价200亿欧元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根据协议还将创建一个控股公司吸收富通的问题资产。

这一做法产生的后果是根据交易协议，富通估价仅为每股1欧元（1.29美元），远远低于2007年同期14欧元的股价。交易后的富通将给股东们留下一个穷困潦倒的控股公司，持有小规模的国际保险业务、现金和不良资产。因此这一决议遭到了股东们的激烈反对。2008年12月，比利时法院裁定富通的交易重组必须进行特别股东表决。而且比利时调查法官怀疑时任比利时首相的莱特姆涉嫌秘密向法官施加影响，在公众压力下，莱特姆首相被迫于2008年12月辞职。2009年1月，比利时政府就交易重新进行谈判，允许富通保留在比利时银行和保险业务的股份。

2009年2月11日，富通集团股东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这次股东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对比利时政府处理富通股权的议案进行表决。最后富通集团的股东们以微弱的优势否决了比利时政府作价200亿欧元将富通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的交易，迫使比利时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这才有了3月7日比利时政府和富通集团就分割富通资产与法国巴黎银行达成的新协议。

中国平安海外战略遭到重创

富通集团股权重组中各个股东之间的较量实质上是比利时政府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博弈，其中也包括富通集团的大股东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自2008年9月以来，富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比利时政府主导的。其实，摆在比利时政府面前只有三种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让富通自生自灭；第二个选择是注入更多现金将其收归国有；而第三个选择便是与法国巴黎银行重新商谈交易，给富通股东更好的收购条件。由于富通背负了太多债务，如果任由其自生自灭，富通破产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富通股份为比利时普通投资者所广泛持有，出于稳定民心的考虑比利时政府不可能采纳第一种选择。而第二种选择将富通收归国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比较冒险，而且在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大潮下大有违反经济规律之嫌，因此比利时政府最愿意看到的境况就是第三种选择，即推动富通集团与巴黎银行的联姻。

从比利时政府与法国巴黎银行几次达成的协议看，比利时政府的意图在于将富通集团下属的富通银行的绝对控股权转让给法国巴黎银行，同时以捆绑的形式再将富通剩下的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尽可能多地抛售出去，通过这种方式寻求自己在金融危机下的脱身。最有可能帮助比利时政府实现这一意图的便是法国巴黎银行，因为通过收购富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便获得了富通银行的绝对控股权，法国巴黎银行可以将吸储业务扩展到比利时和卢森堡，从而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银行。而且对于比利时政府捆绑出售富通集团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的交换，比利时政府势必还将对法国巴黎银行控股下的富通银行提供担保（例如目前协议中对持结构性产品的最终损失提供最高达15亿欧元的担保）或者其他方面的便利（比如目前所承诺的允许富通银行在未来3年内发行由比利时政府承销的高达20亿欧元的股票）。

如果该协议得以实现，那么富通集团业务将由原来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三个部分缩小成为仅剩下保险业务。平安保险集团先前计划的通过购买富通股权实现与富通集团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三大业务实现互补的算盘彻底落空。而且，即便重组后的富通集团仅剩下保险业务，这一业务也面临着仅剩杯羹的危险。因为富通比利时保险公司计划与法国巴黎银行控股下的富通银行签署有效期到2020年的分销合作协议，这使法国巴黎银行和富通集团在汽车和住房保险领域的合作可能性增加，富通的保险业务未必能做到独挡一面。

反思与选择：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企业海外拓展策略

毫无疑问，平安保险集团投资富通集团已经为一个失误的投资决策。鉴于平安在富通的投资大部分已被冲销，该公司在这桩投资上已没有多少可再失去的了。要想在同比利时政府的博弈中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平安必须认真地分析比利时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和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据此找出切入点以提高自己在决策过程中的筹码。其实，除了在重组计划中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平安也可以适当地寻求比利时政府的经济补偿。此外中国平安要从富通投资案中摆脱出来的急迫心情令人理解，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展现出自己的冷静和耐性，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平安集团在2009年2月份的富通集团股东大会上已经通过投否决票反对比利时政府处理富通的协议，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强调公司治理的欧盟国家，许多制度都强调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加重了股东、董事和管理层等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公司董事、审计师和法律顾问等在公司的监督管理、制约管理层方面发挥更大、更直接、更积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平安集团必须重视利用各项法律或者公司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比如通过运用股东诉讼制度中股东直接诉讼（股东直接诉讼是指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基于股份所有人地位向其他侵犯自己利益的人提起的诉讼。此处侵犯自己利益的人包括股东所在的公司及董事或其他股东）和股东代表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民事责任及实现其它权利时，具有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的诉讼）等等工具为自己维权。

透过平安集团投资失误的案例，我们有必要反思中国金融企业的海外拓展策略。金融公司海外投资的类型包括海外实物资产投资和海外金融资产投资。海外实物资产投资是指金融企业通过购买海外的土地、房产，设立或者购买企业等实物资产的方式进行投资，通过开发或经营获取投资收益。海外金融资产投资是指金融企业通过投资海外的传统金融工具（外国政府国债、公司债券、与国外保险同行进行资金拆借、股票等等）和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合约、期货期权合约、资产支持衍生债券等等）获取投资收益。由于每一种投资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我国金融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应当认真论证投资项目的安全性、收益性、多样性和流动性。简单地说，参与海外投资的时候对金融企业而言安全性是出发点，流动性（投资项目的变现能力）是基础，多样性是手段，通过保持金融企业资金投向的分散性和资金运用的多样性来降低海外投资的整体风险。在满足安全性、流动性和多样性以后，金融企业再去考虑收益性，做到先求资金保值，再求资金增值。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金融企业的海外投资还应该特别重视谨慎性和长期性。国外许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面临着各种困难，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公司并购的契机。而且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际资产、人力等相关价格普遍下降，这也可以为中国企业实施海外扩张战略节省不少成本。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许多中国企业的发展时间不长这一现实。由于大部分中国企业只有二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短的发展历史，与海外许多百年老店相比，中国金融企业不仅在自身产品、产业层面等方面还不具备世界范围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企业在管理经验、流程、资本、人才、制度和企业文化等更多层面上，更不具备海外扩张的综合本领。冒然地进行海外并购，只会使企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金融企业，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另一方面则要量力而行，客观实际地制定海外扩张战略，积极稳妥地实现海外扩张。

4.房地产投资成功案例分析 篇四

成功例子1：半年时间净赚6万

姓名：郭小姐

年龄：约38岁

职业：某贸易公司部门主管

投资经过：郭小姐是广州本地人，收入较稳定，于底以24万元购入南北广场(位于宝岗大道)约58平方米，一房一厅的中高层单位。当时郭小姐付了12万元的首期，做了按揭，月供仅1300元/月。当新屋装修并配齐家电后，郭小姐就委托中介放租作长线投资，以1800元/月的价格租赁给某位白领人士，租赁的年回报率高达9厘。

到了今年3月，南北广场大部分单位的成交价就已经突破5100元/平方米的关口，郭小姐亦委托中介以30万元成功售出其单位。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郭小姐经过中介公司一租一卖就净赚了近6万元。

地产中介建议：美联物业的人士认为，像郭小姐这样的案例，的确需要确定一个理性的投资策略，其物业的所在地段必须容易出租，具备一定的升值潜力，平买平卖更容易收回成本。

成功例子2：前期租赁后期自住

姓名：黄先生

年龄：55岁

职业：已退休

投资经过：黄氏夫妇已经退休了，现居住在广州老城区某小区位于6层的单位内。现黄氏夫妇的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近1万元，除可以支持两位老人家的日常开支，还有一部分的闲置资金可作投资用途。

由于房产投资风险较低，所以中介的销售人员建议黄氏夫妇可为自己未来生活作长线投资：首先对于已退休的黄氏夫妇来讲，近几年上6楼仍能胜任，但是过多几年可能会吃力点，所以销售人员推荐其购入地段较好，租赁市场活跃，小区环境良好，配套设施齐全的高档物业，前期可作租赁用途，后期可作自住用途。

去年年中黄氏夫妇以92万元购入帝景苑138平方米的大户型三房单位，装修并配齐全屋家电后，现以7000元/月的价格租赁给某位外籍人士，租赁的年回报率接近9厘。

地产中介的建议：美联物业的人士说，像黄氏夫妇这样的投资者，购买居家型的房产，估计到新楼盘的发展潜力，除现能为投资者带来收入，以后业主亦能自住，这样的投资策略更为适合资金充裕的保守型投资者。

高房价下投资房产有四招

尽管目前房价较高，但投资者如果能把握市场风向，依然能成为投资房产的成功者。

一看：银行

普通买房人看市场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看银行对买房贷款的态度，银行手松，说明市场看好;银行手紧，说明市场风险加大。银行的态度比专家的话真实、准确、可信度更高。

二看：机会

投资房地产要善于“抓机会”。如果一个能把楼盖完的房地产商搞“内部认购”，因为手续还没办完，所以便宜，您愿不愿尝试一下呢?同时要学会买预期，比如知道楼盘附近有一条方便的路要建，最好是在它动工之前买。

三看：买最便宜的

不同的商人，有不同的营销手法，贵的房子并不一定就是好房子。有的发展商认为高价卖50%就能得到通过薄利多销卖90%的效果。因此，买房人选择买房时，买同一地区品质差不多的房子中价格最低的，相对抗跌力更强一些。

四看：养房成本

5.企业投资成功原因分析 篇五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美国的一次艺术品拍卖现场，拍卖师拿出一把小提琴当众宣布：“这把小提琴的拍卖起价是１美元。”还没等他正式起拍，一位老人就走上台来，只见他二话没说，抄起小提琴就竟自演奏起来。小提琴那优美的音色和他高超的演奏技巧令全场的人听得入了迷。

演奏完，这位老人把小提琴放回琴盒中，还是一言不发地走下台。这时拍卖师马上宣布这把小提琴的起拍价改为１０００美元。等正式拍卖开始后，这把小提琴的价格不断上扬，从２０００美元、３０００美元，到８０００美元、９０００美元，最后这把小提琴竟以１００００美元的价格拍卖出去。

同样的一把小提琴何以会有如此的价格差异？很明显，是协作的力量使这把小提琴实现了它的价值潜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团队莫不是如此。如果只强调个人的力量，你表现得再完美，也很难创造很高的价值，所以说“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在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在冠军争夺赛中那场惊心动魄的胜利恰恰证明了这一点。8月11日，意大利排协技术专家卡尔罗•里西先生在观看中国女排训练后认为，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赵蕊蕊。可在奥运会开始后中国女排第一次比赛中，中国女排第一主力、身高1.97米的赵蕊蕊因腿伤复发，无法上场了。媒体惊呼：中国女排的网上“长城”坍塌。中国女排只好一场场去拼，在小组赛中，中国队还输给了古巴队，似乎国人对女排夺冠也不抱太大希望。

然而，在最终与俄罗斯争夺冠军的决赛中，身高仅1.82米的张越红一记重扣穿越了2.02米的加莫娃的头顶，砸在地板上，宣告这场历时2小时零19分钟、出现过50次平局的颠峰对决的结束。经过了漫长的艰辛的20年以后，中国女排再次摘得奥运会金牌。

那么，中国女排凭什么战胜了那些世界强队，凭什么反败为胜战胜俄罗斯队？陈忠和赛后说：“我们没有绝对的实力去战胜对手，只能靠团队精神，靠拼搏精神去赢得胜利。用两个字来概括队员们能够反败为胜的原因，那就是忘我。“

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弟子们面面相觑，无法回答。释迦牟尼说：“把它放到大海里去。”

6.企业投资组合分析 篇六

企业的营销活动大部分都涉及资金和盈利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投资在企业营销活动中处于特殊地位。首先营销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如产品、销售渠道、促销策略和定价等，它们相互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往往是矛盾的、不平衡的，只有通过资金的综合平衡和效益分析，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调整、平衡，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营销策略。其次，企业市场营销因素组合可以形成各种经营方案。合理方案的优选，应从多方面衡量、评价。但其中最重要是看其占用资金和实现盈利的多少，这就与投资问题有关。另外，产品作业是企业经营的主要对象，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对已提供市场的产品，按产品市场寿命周期制定相应措施，作出发展、维持现状、收缩或淘汰、退出市场的不同决策，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指标。同时要对新产品开发和投放市场的时机作出决策，以适应市场的需要。这些同样需要资金的保证。

西方企业把投资问题与经营决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对重大的经营活动都要进行认真分析，论证其投资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经济效益，并在此基础上分配资金、决定投资。这就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应用，是西方企业业务投资组合计划的具体反映。它是在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企业面临的发展机会和挑战的前提下，明确企业当前和未来的经营方向，提出希望达到的目标，在需要与可能的基础上，研究制订可行的经营方案。可行方案应该有多个不同的组合，以便比较和进行全面评价，并从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在对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时，需要运用投资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一旦决策既定，即应付诸实施。为此，要落实到有关责任部门和人员，制订实施的规划和期限要求，形成指导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

以产品投资组合计划为例，西方企业广泛运用产品寿命周期法和盈亏分析法来确定产品的投资组合计划。产品寿命周期是指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所经历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产品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根据产品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并相应地做好财务计划，保证资金及时、合理的投入。

在投入期，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少，产量低，成本高。为了使用户了解产品，需要花费较多的广告推销费用。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扩充流动资金，增添设备。这一阶段的产品是投入多、产出少，企业获利少，甚至可能亏本，需要筹措一定资金给予支持和保证。

在成长期，随着市场扩大，产品产量迅速增长，成本、价格会下降，企业能开始获利。但为了适应市场成长、扩大批量，企业还要继续投入设备和流动资金。因此，仍需要较大量的资金投入。有的企业不得不以贷款来维持成长。

在成熟期，市场成长速度放慢到有所下降，生产量的增长缓慢，市场占有率相对稳定，已不再需要新的投资、产出大于投入。这是该产品获利的黄金时代。

在衰退期，市场需求、销售额和利润速度下降。市场上已有新的替代产品出现，逐步取代原有产品。这时虽不需要新的投入，但产出有限，已不是企业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企业能否有效地掌握投入资金的对策，取得好的产品资金效果，提高资金运营效率，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也是企业业务投资组合计划的任务。

多产品的生产企业，要正确地决定资金投入对策，还必须研究产品结构，研究企业各种产品的投入、产出、创利与市场占有率、市场成长率的关系，然后才能决定对众多产品如何分配资金。这是企业产品投资组合计划必须解决的问题。企业组成什么样的产品结构？总的要求应是各具特色，经济合理。因此，需要考虑以下因素：①服务方向；②竞争对手；③市场需求；④企业优势；⑤资源条件；⑥收益目标。

在如何评价和确定企业的产品合理结构，并与投资决策相结合的问题上，西方各国企业的领导者和经营管理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形成了不少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从企业实用性考虑，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人员提出的四象限评价法较为直观和实用。有关四象限法的分析和做法，在本书已有介绍，这里从略。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对有众多产品的企业来说，如何根据各个产品的地位和趋势决定取舍，区别急缓，分配资金，制定合理的产品投资组合计划，使企业有限的资金得以有效地分配和使用，以取得最佳的资金效益。因此，企业经营战略，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就是资金分配和使用，以取得最佳的资金效益。因此，企业经营战略，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就是资金分配的战略决策。企业业务（产品）投资组合计划的作用，就是引导企业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于所选择的项目。

如何正确评价、决定企业是否进入某项新业务，以及正确地决定对各个事业部的资金分配额，就需要测定新业务活动的投资利润率。只有明确了投资利润率的各种静态和动态的决定因素和计算方法，企业才能对经营战略各个方面（包括业务投资组合计划）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投资收益的分析评价方法很多，按其是否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可分为静态法和动态法。前者是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分析评价方法。静态法中最基本的方法，有投资报酬率法和投资回收期法。

1．投资报酬率法

它是通过计算平均每年净收益与平均投资额的比率，来进行投资决策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报酬率=年平均净收益/平均投资额

在选择投资方案时，应选择投资报酬率高或满意方案。

2．投资回收期法

它是一种根据收回原始投资额所需的时间长短来进行投资决策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投资回收期（年）=原始投资额/每年现金净流入量

现金净流入量包括由于投资使企业增加的盈利额和收回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回收期越短，反映资金收回速度越快，在未来期内承担的风险越小。因此可用投资回收期的长短作为选择投资方案的依据。

静态分析法计算比较简单，但不精确。对短期投资方案作粗略评价时，此法简易实用。但国外常用的是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动态分析法。

时间价值是资金的一个重要特性。把钱存入银行，可以获得利息而增殖。用于投资，可以获得利润报酬而增殖。随着时间的推延，资金的增殖越大。因此，资金具有时间价值的特性。西方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多数来自于资本市场或银行。企业只有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对投资或收益进行比较，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所以，西方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多采用动态分析法。

动态分析法很多，应用也很灵活，最基本的方法有：

1．净现值法（Net Present Value简称NPV）

它是目前国外评价投资方案经济效益的最普遍、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净现值是指投资方案未来的净现金流入量的现值同它的原投资额的差额，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式中：

i——贴现率；

KF——原

投资额；

Kt——t期的净现金流入量。

当净现值大于零、等于零、小于零时，分别表示投资收益之现值大于、等于、小于投资额。凡净现值为正数说明该方案的投资报酬率大于所用贴现率，表示方案可取；反之，则为不可取。净现值越大，说明投资的经济效益越好，在投资额相同的情况下，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为最值方案。

2． 内部收益法（Internal Rate of Return简称IRR）

内部收益率是反映投资获利最大可能性的指标，它是指投资方案在使用期内净现金流入量现值等于原投资额的利率。可通过下式求出：

式中：

Kt——t期的净现金流入量；

KF——原投资额；

r——利率，也即内部收益率。

只要计算出来的内部收益率大于投资贷款利率，则投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显然，内部收益率越大，说明获利能力越强。

投资效益分析方法还有很多，这里不作专门介绍。在企业营销活动中，如何确定合理生产规模问题，不仅关系着投资的规模，也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故合理确定生产规模是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问题。

企业合理的生产规模的确定，是在产品选型和市场需求已经确定和弄清的基础上，运用盈亏分析法，分析经济规模界限，然后再择佳确定的。无论是原有产品的调整或新产品的投放，都与投资效果有关。

企业经济规模界限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尤为重视。它研究销售量与成本之间的演变关系，以盈亏平衡点为界，找出经济规模临界点和经济规模区间。企业在营销策略中，产品的售价是根据产品的市场寿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相应变化的，而其成本也因产量的增减而随之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从它的演变关系中，找出较为理想的生产规模区间，即经济规模区间，从而可以防止产品生产的盲目性，避免投资无效益的严重后果。

经济规模区可以由下列公式求出：

P（X）·X—CV（X）·X—F=0

式中：

X——产品产销量；

P（X）——单位产品销售价格数函；

CV（X）——单位产品可变成本函数；

F——产品固定成本。

上式一般为一元二次方程，其解必两个实根X1和X2。即盈亏临界点，两点之间即是经济规模区。

当产品规模小于X1或大于X2时，企业均处于亏损区。产品规模在X1与X2之间为经济规模区，Xm为最大利润点，即最佳的生产规模。但有时因条件限制，不能达到这一理想产量，可以在这个经济规模区内选择合适的产量。

7.企业投资成功原因分析 篇七

中央企业投资是指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资委”) 管辖下的国有企业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或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方式向境内外的其他单位或特定项目进行投资, 以期在未来获得投资收益的经济行为。

中央企业投资按投资方式不同分为实物投资与证券投资, 按投资形成的企业拥有权益不同分为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 按投资投出资金的回收期限长短分为短期投资 (1年以内) 和长期投资 (超过1年) 。

二、近年来中央企业投资亏损的案例归纳

自2004年底中航油投资巨亏事件曝光以来, 中央企业的投资项目逐渐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 不少中央企业非但没能从中航油投资失败案例中吸取教训, 反而出现了重蹈覆辙的现象。现将近年来中央企业主要投资亏损情况列表如下:

三、中央企业投资亏损的问题归纳

1.未获批准, 越权投资

一些中央企业未严格遵照国资委、发改委等部委颁布的投资相关法规条文以及本企业的投资监督管理有关规定, 更有甚者出现了没有获得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 就超越权限进行投资的行为。

2.草率决策, 仓促实施

一些中央企业在对被投资单位或投资项目基本事实了解并不充分的情况下, 便草率做出投资决策, 而后仓促实施, 进而导致项目后续不能正常运行, 形成骑虎难下的“半拉子工程”和事实上的损失。

3.超越程序, 无视风险

一些中央企业基于抢占市场的考虑或存在侥幸心里, 超越程序、无视风险做出决策, 导致项目后续实施过程各项未提前预计的风险直接转变为问题暴发出来, 使得项目产生巨亏。

4.忽视行权, 疏于管理

不少大型中央企业“重投资、轻管理”的观念根深蒂固, 直观地表现为企业对投资管理不重视、不关注, 没有履行好对投资企业管理、监督的职能, 取而代之的是放任或信任被投资企业“自由发挥”, 最终造成国有财产流失。

四、中央企业投资亏损的原因

1.项目立项、调研不全面

一些中央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未将基础工作做扎实, 并且没有从政策法规支持性、市场环境适应性、技术可行性、效益回报可靠性、风险可控性以及自身能力匹配性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进行深入细致地调研。调研的结果往往使投资项目成为了“只能上不能下”的唯一选择, 活活将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2.决策过程不规范

有的中央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会想法设法绕开规定的决策程序, 不经过国家有关部委或集团公司总部的批准、备案就擅自投资, 直接影响到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另外,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以及企业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 可能导致投资方的高层管理者因为过多地考虑其自身利益, 对项目的投资决策产生过多地干扰和不好的影响。

3.投资规划、管理混乱

不少中央企业在公司总部层面没有设立明确的投资归口管理部门, 在投资过程中未能形成系统的投资规划。另外, 在决策作出后, 有的中央企业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上存在着巨大的管理漏洞, 使得成本未得到有效控制, 最终造成投资失败。

4.监督失效

由于一些中央企业尚未真正建立起权责分明、制约有效、科学规范的监督检查体系, 导致监督标准不明确, 监督力度各不相同。同时, 监督机制缺乏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相互制衡, 往往表现为:大家都在管, 但谁也管不好, “错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且非常普遍。

5.后评估环节缺失

投资项目采用后评估环通常是为了确定预期目标是否能够达到, 项目主要效益指标是否能够实现;查找项目成败的深层次原因, 及时反馈信息, 总结经验教训, 以提高新项目的管理水平;对项目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但该环节在很多中央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往往是缺失的。

6.问责机制不健全

一些中央企业的投资责任追究体制缺失或是形同虚设, 对投资失败所发现的问题处罚较轻, 并且一般都不会追究直接责任人。更有甚者, 一些中央企业在做出处罚决定后并不急于落实, 而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导致处罚决定不了了之, 成为一纸空文。

五、避免中央企业投资亏损的对策建议

1.完善决策机制, 加强制度约束

投资是集项目的开发、评估论证、决策、监督实施、运作管理和后评估六位一体的闭环管理, 每一个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其中, 决策的制定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与此同时, 制度缺失或将制度束之高阁, 则是造成决策无法得到保障的重要原因。因此, 必须要落实决策涉及到的各项制度, 包括内控制度、论证制度及后评价制度等。特别要确保决策失误问责制度和纠错改正机制落实到位, 以此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2.推行全面风险管理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风险防控水平, 促进企业稳步发展,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资委于2006年发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要求各中央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企业内部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在该项工作的具体推行过程中, 如何避免形式主义, 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显得尤为重要。

3.强化全过程管理控制

强化对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管控, 需要在前期加强对投资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 确保论证充分, 决策科学;在投资过程中, 严格遵照集体决策意见组织实施, 确保规范运作;在投资后期, 加强对后评估工作的组织, 总结经验教训, 确保及时改进。

4.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

国资委于2004年8月23日正式出台了《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 要求加大对高风险投资业务审计的力度。因此, 中央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必须要有内部审计的部门介入, 通过审计查找问题, 堵塞管理漏洞, 防范经营风险, 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目前, 投资审计已成为了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的重要内容之一。

5.严格执行责任追究, 确保惩罚到位

要想改变责任追究形同虚设的状况, 应严格落实投资的问责制度, 严肃处理违规投资、盲目决策、缺乏论证、疏于管理的行为, 坚决追究一把手的领导责任、主管领导和相关人员的直接责任, 确保惩罚到位, 维护投资管理制度的严肃性。

在实施责任追究过程中, 尤其要解决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 要本着追究从严、宽严适度的原则, 严格区别违反投资行为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不同性质, 采取相应的追究手段进行责任追究。

摘要：近年来, 媒体不断披露出国资委管辖下的中央企业自2008年前后发生的投资失败案例。这些大型中央企业的投资屡屡触礁, 损失惨重, 造成了企业业绩的大幅度下滑。本文通过梳理中央企业投资巨亏的案例, 查找出现巨额亏损方方面面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为今后中央企业在投资时避免重蹈覆辙、更好地开展投资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央企业投资,亏损,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陈浩淼.对中央国有企业决策机制探索[J].经管空间, 2011, (4) :73.

8.成功投资的秘密 篇八

林奇的这一定位，并不是仅仅出于谦逊，而是因为他真的相信成功投资的根本在于基本的理性和常识，而非某些只有天才才能理解的深奥原理。本书所反映的，是他一以贯之的“战胜华尔街”的认知。作为一名真正的投资大师，林奇将金融工具和投资理论化繁为简和深入浅出进行诠释的能力，也的确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如果是一位投资的初学者，本书毫无疑问是引领其走上正确道路的最佳“指南”之一。

作为一名职业投资者，必须指出，应该考虑到中美資本市场客观存在的差异。如2009年当A股上证指数反弹到近3400点时，国内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基金的净值已回到股指此前5000点时的水平。国内公募基金这种远远超越中小股票投资者的长期业绩表现很难在书中找到解释。国内的投资者生搬硬套书中提出的一些投资原则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是一本更适合美国投资者的“指南”。

显而易见，在林奇看来，历史和常识并不矛盾，历史首先就是常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同时还是构筑理性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在他眼中，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成长史，但这一角度以往却无人涉及。因此林奇在书中开创性地从资本成长的角度重现了美国股市以及美国上市公司的成长史，这样前所未有的解读揭示了在美国崛起过程中资本、股市及那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和传奇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这些内容构成了全书的主体部分，也成为该书区别于林奇其他著作最鲜明的特色。

可以理解林奇所展示出的深刻历史感。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从事十年以上专业资产管理工作的人，都会对时间之于投资回报无可替代的意义形成深刻的体会。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对历史的兴趣和感受必然是与日俱增的，因为他已经深知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人，不仅仅需要了解当下股市，更需要了解股市历史、上市公司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乃至资本成长的历史，因为所探寻的有关投资的真知灼见就蕴含于这些历史之中。

必须承认，当历史进入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开始滞后于欧美。就市场经济而言，即使考虑到已经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仍然无法否认美国在过去的200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庞大和最为成功的市场经济体系，其证券市场更是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交易的核心市场。考虑到市场经济诸多规律的普适性，了解美国股市的发展史和美国资本的成长史无疑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林奇眼中已经成为历史的美国工业时代的种种情态，在当下的中国却还是方兴未艾。如“美国品牌的兴起”、“工业时代的暴发户”和“垄断和反垄断”这些内容，国内读者都可以在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中轻而易举地找到极其相似的命题。

既然被誉为“历史上最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林奇更擅长的还是对美国股市的主角——美国上市公司的分析。和其他著作不同，林奇在书中从历史的维度详细描述了上市公司从诞生到终结的生命历程，中间贯穿以苹果电脑等美国知名上市公司成长的案例为线索。国内读者以此框架来分析A股上市公司，想必应该得心应手。此外，对于经常为“买入还是卖出”所困扰的很多投资者而言，这种历史维度的分析显然更具有对投资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