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11篇）

1.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一

推行管理审计是搞好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

自1932年英国人罗斯编写的<管理审计>出版以来,管理审计理论在不少西方国家已有较大的发展,管理审计实力也有一定的`应用.在我国,至今为止管理审计理论仍不充分,管理审计实务就更谈不上得到应有的重要和应用了.

作 者：黄玉明  作者单位：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刊 名：广西电业 英文刊名：GUANGXI ELECTRIC POWER 年，卷(期)： “”(10) 分类号：F239 关键词： 

2.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二

一、样本选取与指标选择

本文选取河北省的19家上市公司 (剔除了ST、PT和部分数据不全的公司) 作为DEA有效性分析的研究对象, 目的是确保研究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相似, 保证实证结果的可比性。本文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各公司2013年的年度报告。

具体的样本公司如表1所示。

参考已有的对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有效性进行评价的做法, 确定备选的输入指标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高管持股比例等11个指标。备选的输出指标为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和资产负债率等16个指标。

二、河北省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有效性评价

1. 因子分析。

获得备选输入和输出指标的数值后, 按照因子分析与DEA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先进行第一阶段的操作, 即用SPSS17.0软件分别对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做因子分析。

在备选输入指标的因子分析中, 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结果表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性差异, 表明这11个备选输入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后, 得到5个公因子, 这5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4.414%, 即它们两个能够代表原来信息的84.414%, 因此, 完全可以用新产生的5个公因子的值代替原有输入指标进行后续运算。

有11个指标在5个公因子上的得分如表2所示。

在备选输出指标的因子分析中, 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结果表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性差异, 可以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提取出的4个公因子解释了原变量方差的82.143%, 可以作为新变量代替原有变量进行分析。这4个公因子的得分如表3所示。

2. 用DEA计算相对效率和规模效益。

将表中的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数据输入处理DEA问题的专用软件DEAP-2.1。DEAP2.1软件求解结果如表4所示。

三、评价结果及建议

根据评价结果, 各地级市划分为高效区、中效区和低效区三类:

高效区是指crste为1的上市公司, 中效区是指crste为0.75以上的上市公司, 低效区是指crste低于0.75的上市公司。

从表2~3所示的DEA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2013年河北省这19个上市公司中, 建新股份、先河环保、常山药业、常山药业、沧州大化、三友化工、天威保变、老白干酒、威远生化、华北制药、福成五丰、开滦股份、唐山港、庞大集团和长城汽车等15个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达到了DEA有效, 属于高效区, 即这15个上市公司在2013年都处于“用现有投入获得大产出”, 即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支持公司业绩的理想状态。说明以这19个上市公司作为参考集合进行相对效率评价时, 这15个上市公司的表现良好。

恒信移动、凌云股份、风帆股份属于中效区。恒信移动技术效率达到1, 但不能达到规模效率, 这说明它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技术投入”已经到位, 但是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 该公司可以考虑减少人、财、物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以缩减规模。凌云股份和风帆股份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没达到1, 说明两家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的表现欠佳, 一方面通过措施来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 两家上市公司应该考虑增加资源的投入扩大规模。

只有晨光生物的crste小于0.75, 属于低效区。它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没有达到DEA有效, 这就意味着其没能充分发挥公司治理水平以支持业绩。晨光生物应该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作出改善, 由于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相应的还应该缩减资源的投入。

参考文献

3.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三

“秘密与神秘滋长的地方，堕落与欺诈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美国著名法学家布兰代斯曾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电灯是最好的警察。”证券作为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主要流通商品，它与普通商品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它价值的虚拟性。收益的未来性和不确定性必然导致投资者自身对某种证券产品价格的未来高低走势做出主观判断，而判断的依据就是其所能获得的关于该种证券的各种信息。因此，资本市场的运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信息获取、加工、处理并反映在证券价格上的过程。由于资本市场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即如果证券的购买者无法区别收益好、价值高的证券和低品质的劣质证券，便不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收益好、价值高的证券，而是选择购买低品质的劣质证券，那么金融货币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应然发生。大多数国家将信息公开制度写入证券法律制度，以阻止逆向选择的发生，并将之视为现代证券市场的基石。

但是，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违犯信息披露义务的案例司空见惯。某些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通过隐瞒利空信息、披露虚假信息、延迟重大信息、分割利好信息等方式，欺骗、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决策，大股东或内部人不公平地事先获得重要信息，进而规避、降低风险，将风险转嫁给小股东;或者非正常地刺激投资者兴趣，造成股价非正常上涨，谋取不当利益。如杭萧钢构（600477）在安哥拉住宅工程合同的信息披露方面严重违反有关证券法规，被证监会定性为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在人为操作下造成该公司股票连续多日非正常上涨。

因此，证交所必须持续监督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质量，信息披露必须真实、准确、及时、完整;义务人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假不其然，证券市场到处充溢着欺诈的迷雾，谎言与秘密横行，最大受害者将是中小股东，他们的信心将被摧残、积极性将被消磨，最终将导致整个证券业遭到毁灭性破坏。

高管应扮演好上市公司忠善“守护人”角色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高管利益与公司利益的不一致导致 “代理成本” 和道德风险的出现，一些公司高管、大股东“挪用”、“撂荒”公司的交易机会，寻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如凯迪电力（000939）为控股子公司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违规关联担保，迪康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长期占用*ST迪康（600466）土地款项高达1.7亿元;享有“资本玩家”之称的原深圳明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益明，在违法收购明星电力（600101）股权并取得较大份额后，为偿还收购之债和银行贷款，以挪用、非法侵占、倒账等“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给该公司造成巨额损失。

交易所必须通过公开谴责的方式持续督导上市公司高管依法扮演忠善“守护人”角色，平衡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在公司内部设计、建立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公司法》应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法律价值归于实然。

另外，经理人作为公司最核心的管理层顶端，为了不让其成为逃避经营风险的保位者，必然要对其实施长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和竞争模式。通过培植完善的征信市场和信用警示制度，逐渐建立起竞争性、淘汰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强化经理人的职业品格与道德标准。首先，忠信是经理人必须秉持的品格。高管必须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为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而勤恳工作、谨慎行事;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牺牲公司利益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牟利，应坚守职业道德，个人利益为公司利益“让道”。言而归之，高管人员不得放弃、怠于履行职责或滥用权力，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其次，善意是经理人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我国法律或应借鉴美国内华达州高等法院關于“商业判断规则”判例所确定的判别标准，为高管合法、合理地经营公司提供范式。

打碎“花瓶”式独立董事的荣誉光环

公司内部各阶层利益的博弈及矛盾的持续激化，致使原有监管人权力形骸化，监管部门形同虚设。1992年“凯德伯瑞报告”首次提出“独立董事”概念。根据我国公司、证券法律规定，我国上市公司必须聘请具备法定资质的法学家、企业家、律师、注册会计师或金融专业人员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应就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事项，如公司重大决议、签署的重要合同、红利分配方案等事项独立、客观、真实地发表意见。

由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施行较晚，关于独立董事的选聘方式、薪酬、标准等方面还很不完善:如独立董事的权责不清晰，导致独立董事就重大事项发表意见时经常受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干预;在灰色利益的诱因下，有些独立董事违规持股、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处领取不当报酬，成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权威的“御用顾问”;有些独立董事不尽勤勉、诚信之责而履行监管义务，长期或多次不参加公司会议，委托他人投票或发表“独立”意见，久而久之成为“花瓶”式“独立董事”，将独立董事视为一种头衔与荣誉。

尽管交易所鲜有公开谴责独立董事的范例，但毫无疑问，“花瓶”式“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高管失职、渎职、违规违法中存有比例性责任。交易所应完善公开谴责机制，将处罚的利剑延伸到独立董事，通过公开曝光与诚信警示，打碎“花瓶”式“独立董事”之权责不对称的荣誉光环，持续激发独立董事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然的、道德的良心，还原其在商事活动或商事流转中平衡效率与公平所应有的效能。

自1999年实施公开谴责制度以来，我国证券监管的“紧箍咒”越来越紧，处罚的对象与频率总体呈上升-波动-下降趋势，表征着我国在公司治理、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与西方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开谴责制度在制度设计、执行与成效方面还有待改进。2001年安然、世通公司财务欺诈丑闻导致《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之后，美国关于证券监管的标准、对象、要素及处罚力度愈加严厉和丰富，对公众公司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甚至达到了苛刻程度”，并逐渐得到了各界的认可与仿效。

4.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篇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基层治理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以强化党建引领为抓手，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要树牢系统观念。城市基层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着眼长远、科学谋划、整体推进。山东泰安市泰山区是主城区、老城区，老旧小区多设施差，人口密集流动大，居民对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加严峻。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强化战略思维，把党的建设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充分发挥区委“一线指挥部”作用，每月召开一次常委会或领导小组会，每季度牵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推动解决动体制、动权力、动资金、动利益的要害问题。全面完成街道转职能任务，取消招商引资、协税护税职能，赋予街道规划参与权、公共事务综合管理权等权力，让街道“龙头”扬起来，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开展减负增效专项整治行动，完善社区承办、协办两张“公共事务清单”，规范“属地管理”事项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让社区轻装上阵、高效运行，集中精力搞服务。

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要强化共建共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

障，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把分散各方的社会力量凝聚起来、资源利用起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互融共通、同向发力。要创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以党的组织凝聚带动资源力量整合，推动辖区各单位和各类组织党建共抓、事务共商、责任共担、成果共享。街道层面，创新建设城市基层党建联合体，吸纳辖区驻地单位、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组织参与，使共驻共建由过去街道党工委唱“独角戏”，变为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的“大合唱”。社区层面，打造“红领益家”党建品牌，推行“社区吹号、多方报到”机制模式，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吸纳自治力量、下沉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协商共治联席会议机制，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同时，按照“1+2+N”模式推动力量下沉网格，“1”即社区“两委”成员担任网格长；“2”即专兼职网格员，由社区工作者和公益性岗位人员担任专职网格员，物业公司服务人员担任兼职网格员；N即多方参与的社会力量，推动红色物业、红色网格融合。通过做强街道、做优社区、做实网格，将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形成上下衔接、左右联动、齐抓共管、共驻共建的工作格局。

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要用活信息技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

5.治理雾霾主要靠道德提升 篇五

1,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是我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不仅可以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端正对自然的态度，调节自身的行为。环境道德是当代社会公德之一。我们必须要有造福子孙后代而不贻祸与子孙后代的高度责任感。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角度看，我们必须提升公民道德，养成环保的生活习惯。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我们的地球，而是从子孙后代借来的地球。只有从根源上从人的思想道德出发，才能从来源上根治雾霾的产生，有效达到控制雾霾的目的。所以道德提升对雾霾治理至关重要！2,科学技术永远是人类服务的，而在治理雾霾中我们的实行主题是人，而非科技。想要治理雾霾，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革新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提升当今环境道德水平不高的国人。国家有环境保护法去限制人们的行为，而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为了利益作为行为目的，对环境的考虑缺乏思考。机动车尾气是雾霾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而当今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均车辆拥有数在大城市几乎接近2辆。我们是否需要仔细思考，车辆只是出行的工具，而不是身份的象征。车辆在慢行时产生的尾气比正常行驶高出百分之30，在拥堵的城市里，我们能否选择更加环保更加方便的公用交通系统！而大型企业，工厂主为了经济利益的快速提升，对于需要额外付出收益的环境保护装置往往弃之不用。我们真的是科技不够领先吗？柴静在雾霾报道中采访过一些大型工厂。只要尾气处理装置开启，尾气危害可以明显降低。我们并不是没有尾气处理的科技，并不缺乏对科技的投资。而环境道德的缺失才是当今雾霾治理的难题！3，升华

解决雾霾关键在于提升科技水平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雾霾天气自古有之，刀耕火种和火山喷发等人类活动或自然现象都可能导致雾霾天气。不过在人类进入化石燃料时代后，雾霾天气才真正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也成为了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雾霾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它的来源主要是人为因素所主导。其中包括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这些相关行业、钢铁、煤炭、汽车大量发展、还有全国房地产业发展建设。但是解决雾霾问题关键在于提高科技水平还是道德素质却有了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科技与道德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相互包容、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但在解决雾霾问题上，我方认为应该侧重于提高科技水平。理由如下： 雾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比如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一个从污染到治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伴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就中国而言，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首先要改变产业结构，减少高消耗、低产出的产业比重，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而要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就要大力发展科技与服务业。其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起首要的变革作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决定了它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解决雾霾问题上，以科技为主道德为辅治理雾霾更显优势。优势一，科技具有针对性与效率性。战胜洛杉矶雾霾之战在于科技与人民意识达到了统一。但最关键的还在于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发明，若没有这个强大的科技发明支撑，试问仅靠人民意识觉醒又要到何年才能解决雾霾问题？相比道德规范的形成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社会人员调试、适应及改变，逐渐生成新的行为准则，并且渗透到各个领域中去约束人的行为，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的改变现状。优势二，科技重塑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强调“美德即知识”，即能改善人们生活水平，又能提高道德修养。这种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在古代体现为美德式的知识，在近代则体现为科学的繁荣。印证了马克思所言，即“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因此，科学以其巨大的力量改变了整个社会道德发展的方向，在剧烈变革中重新树立了新的道德规范。优势

6.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六

本报讯（特约记者冯如飞）今年以来，峰峰集团通过重点抓好保护层开采和瓦斯抽采达标精细化管理工作，积极夯实“一通三防”技术和现场管理基础，不断提升瓦斯综合治理能力。

该集团为实现瓦斯超限控制目标，着力构建“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治理工作体系，健全完善“高投入、高素质、强技术、严管理、重问责”的瓦斯治理机制，有效遏制重特大瓦斯事故的发生，矿井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在“一通三防”基础管理上，该集团要求矿井通风系统合理、稳定、可靠，其中高阻矿井必须制定巷修计划并严格执行，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生产水平和采区必须严格实行分区通风。抽采系统能力满足矿井抽采需要，做到瓦斯抽采精细化、规范化、最大化、信息化，确保抽采达标，同时抽采系统严格按规定安装自动放水器和抽采自动计量装置。通过加强日常管理和设备维护工作，积极确保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全天候连续、正常、灵敏可靠运行。放顶煤工作面必须采取注浆、注氮、喷洒阻化剂等防治自然发火措施，进一步做实做细防灭火工作。该集团每月进行通风安全专业质量标准化动态检查，每季组织“一通三防”业务考核，对矿井在通风系统、瓦斯抽采系统、防治煤与瓦斯突出、安全监测监控系统、防灭火系统、综合防尘系统和火工品管理等情况全面考核评比，努力提高矿井“一通三防”基础管理水平。

7.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七

由多元合作能力、制度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民主与法治建设能力构成了现代政府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和主导因素,责任、法治、回应和高效四大要素是地方和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地方政府由于受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复杂的公共事务等因素的影响,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力量已经难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治理措施,因此造成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不断下降。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与发展,社会群体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为了适应日益变化的经济环境,政府一直在努力提升群众和媒体的政治参与和监督权利。在“网络问政”“微博问政”之后,电视问政因具有参与的多方化、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其解决机制的多样化的特点,也逐步走入群众的视野当中。电视问政不仅是简单的媒体舆论监督,也被视为政府治理的一种方式。作为地方治理的电视问政,其目标就是让当地党政系统保持为民服务做主的精神,防止其怠惰,目的就是“治庸问责”。

2 电视问政的特点及优势

电视问政节目主要是指政府部门通过电视这一媒介平台,就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与社会公众面对面地进行协商和解决。它以短片的形式曝光问题,质问相关部门“一把手”,督促其解答和处理,群众媒体对其答复进行监督,责任人给出相关承诺和处理时间。可以说,电视问政问的是政更是责,让被问政的干部脸红流汗只是表象,目的是让政府能够“马上办”,同时也让没有被问政的党员干部常怀敬畏之心,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全国各地电视问政节目播出以来,也的确收到了“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良好效果。

2.1 直接、迅速和广泛地到达受众

电视问政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从官员在“网络问政”中直面公众提问、解决公众问题以来,“问政”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得这种形式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针对性。电视问政在制定“问政”主题时,一般选取的都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在长期的社会治理中没有及时得到解决的问题,这样就使得电视问政的内容更具有针对性,群众能够对此保持密切的高度关注。在“问政”的现场,群众的提问都带有比较强的针对性,都是人民群众内心的真实想法,因此能够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使民意能够得到有效、有序的表达。

2.2 相较于“网络问政”“微博问政”更有权威性

电视问政的主办方为政府部门,问政的对象层级高、涵盖面广,电视问政的参与方也比较多,特别是除了地方党政官员外,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种政治代理人,形成了党内、行政、群众、媒体和专家等各方的合力监督,为传统媒体监督增加了新的创新方式,为公民监督问责和官民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它集合了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众多的监督机制与效能。“电视问政”的特点就是双方平等交流,所有的问政参与者均在对等的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群众可以直接通过电视问政向主要领导发问,质问“一把手”,督促领导干部及时做出承诺和解决问题,民众直接可以得到权威解释和解决方案。

3 南宁市电视问政的兴起及实践

南宁市委、市政府在2014年3月主办的《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节目通过南宁电视台向公众进行直播,其目的就是要发挥媒体监督作用,强化各部门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促进部门改进工作作风,推动南宁市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电视问政在2014年反映曝光了建设、交通、规划、食品药品、环保、教育等领域存在的100多个问题,每期都是直面围绕群众关切的话题,敢于动真碰硬,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赏。3年来,南宁市经过不断探索,节目形式不断得到创新,节目涉及的问题已全部得到回应或整改落实,对于各部门存在违法违纪情况的,纪检监察机关及时跟踪督办并对相关责任人问责问效。

3.1 问政前后参与方式多样化

南宁市“电视问政”现场由“政府一把手参与、媒体督导问政、专家进行评论、群众反映及提议”组成,为保证群众的参与性,南宁市推出一个叫做“南宁问政”的APP手机客户端应用,这款应用不仅可以观看每一期的节目,群众还可以投诉相关问题,参加各种各样的反馈和民意调查。网民参与节目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关注南宁电视台新浪官方微博,二是关注电视问政的新浪微博,三是通过南宁电视台的公众号微信服务可以参与到节目的投票及各种互动中。2014年电视问政网络浏览点击量与参与人次从最初的6万多人次上升到最高峰的232万人次。通过手机观看直播的观众最高达到46 110人次。南宁电视台开辟《南宁周刊》的访谈版块,请专家学者对电视问政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和成效开展热议和评论。通过老友网、南宁政务信息网、南宁新闻网刊登电视问政过程中的视频、网络文字和节目预告,还通过整合老友网、电视台官方微博及新闻中心主要栏目(《南宁新闻》《新闻夜班》《帮得行动》)的微博、微信等进行节目全程同步直播。南宁市电视问政通过以上方式,保证了群众参与方式的多样化,有利于群众参与到问政中来。

3.2 问政方阵由多方组成

南宁市电视问政是由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每期节目的问政方阵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相关部门负责人、学者代表和社区代表,以及通过电话、网络报名来到现场的群众组成。在问政过程中,通过观看相关短片反映出的问题,部门责任人给出答复,相关单位“一把手”作为应考者,向问政现场汇报本单位所负责的工作在开展过程中的得失,并承诺今后的整改工作时间安排;群众对其答复进行评议及投票给分,同时在电视问政节目中,还会让请来的专家对问政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点评,为更好地促进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与方案。

3.3 问政后保证监督落实

为了确保问政效果,南宁市还出台了《电视问政群众反映问题督办问责暂行办法》,明确对曝光的问题和群众反映的问题,由节目组转交市纪委监察局、“市长热线”、市“两重两问”(南宁市开展重点工作重大项目监督检查问责问效工作)办公室进行跟踪督办,并及时对整改落实的情况进行公布,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部门和官员进行相关责任追究。2015年,第二期向《人民承诺一电视问政》节目反映了对牛羊屠宰检疫不到位的问题,有关部门积极采取行动解决问题。针对一些问题,江南区立行立改,对五一路南二里及沙井街道等进行检查,拆除私宰窝点2 000 m2,共清理私宰窝点17个,取缔1 1个。根据有关部门(市“两重两问”办公室)的统计,在2015年《电视问政》节目中,共收到市民反映的2 399个问题全部得到回应或解决,其中涉及的责任人有50人被问责。

4 南宁市电视问政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分析

4.1 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回应能力

政府公共服务回应能力是指,对于公众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及国家公务员要做出及时、主动的反应与回复的能力。电视问政是一种治庸治懒的舆论倒逼机制,是锤炼队伍、锻炼干部的“熔炉”。公众通过电视问政这个平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促使政府围绕以公众利益为中心制定相关的解决措施,使政府制定的决策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进而推进民主社会建设的实现,并提高政府办公办事的效率。公众和媒体通过电视问政,能够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从而也能不断地督促政府提高服务质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电视问政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日常工作的公开检验,主要是对个别行政部门和官员由于日常工作懒、散、软,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的现象,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等情况,在问政中为公众进行解决和处理,向公众做出何种承诺,群众是否认可等一系列问题,都通过电视问政这个平台直面公众。官员在台上心惊流汗的同时,其背后所处的科室也在心惊流汗,这就形成一个推动倒逼机制,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4.2 为群众提供政治参与平台

当前,我国还缺乏完善的制度来支持公民问责,公民问责也还没有合理有效的专门问责渠道,导致现实中的问责流于形式,没有能够发挥实质作用。政府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能够及时地对公众的需求做好回应工作,将会极地削弱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电视问政的宗旨就是“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个政治参与平台,为群众开辟的一条新的问政渠道,它能够实现官民之间双向、平等的互动交流,从而为群众参政议提供条件。在电视问政的平台上,政府职能部门可以了解民生的诉求与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只有从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公众监督的一种体现,能够让群众真正行使自己的监督权,政府部门也在这种公开的监督方式下,审视和重视自己的工作,达到公开、透明的效果。

4.3 减少官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现代政府强调协同治理,就是要发挥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政府注重放权和各方监督。电视问政正是通过对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起整改和监督,主动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和反馈,以督促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相应的调查和整治,改变了以往工作中的不透明或者出现问题不公开的现象。现实社会中公众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问题,但是这些渠道在中间经过几轮转手,有时候信息就会缺失或者不完整,甚至有的问题无法到达主要职能部门的领导人手中,有的甚至被推诿忽视掉。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地方政府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公共事务问题上,若还是靠以往强硬的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不仅化解不了矛盾,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让各种小道消息疯传,损害政府的公信力。电视问政让群众有了了解事情真相的渠道,还能与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咨询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并且公开监督政府部门工作中出现的漏洞和问题。这种相互之间的沟通消除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隔阂,有利于政府做好社会治理工作,进一步改善政府的职能运行方式。

4.4 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责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中要做到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但地方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能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行政效能低下、政务信息没有公开透明、办事推诿拖拉等,没有能够真正做到使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和权力得到保障,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政府的责任意识还相对缺乏。电视问政这种问政形式,就是让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实现,使公众与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平等交流,让职能部门的一把手”直面群众,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和考评。通“过记者的暗访短片,反映出的问题和情况都是地方政府部门所不能预见和掌控的,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官员强大的舆论压力,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理念在舆论压力和媒体监督下必然会得到强化,从而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行政效率,促使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地履行行政职责,真正建立一个责任型和服务型政府。

5 结语

电视问政作为官民直接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一种问政方式,唤醒了公民监督的权利意识,增加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平台,提高了民众的参政热情,有利于公民参政议政常态化机制的建设,从而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民众在电视问政过程中对政府的问责上,也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治理规律,实现官民互助、治庸问责的目的。“问政”是基础,“议政”才是方向。结合南宁电视问政节目的形式与效果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必须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好权力清单工作。因此,在进一步推进电视问政的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开辟多种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问政”,只有用群众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执政功绩,才能建立倒逼问责机制,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执政为民,提高政府部门行政职能效率,进而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丁永玲.“电视问政”:政府公共关系的策略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2]黄筱茜.浅谈政务信息共享开放如何惠及民生[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6(6).

[3]孙壮珍.网络问政与民主传统思路的回归[J].电子政务,2010(10).

[4]廖莉娟.电视问政: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J].领导视点,2013(8).

8.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八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实际管理的过程中，企业的管理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管理中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企业的发展。下面我们对这些问题和管理的措施进行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 公司 治理结构 内控制度 融合

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为我们的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企业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在进行企业管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一些管理措施，比如内控制度和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达到提高管理的目的。

一、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改革的意义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各行各业已经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提高了公司管理的效率。下面我们就改革的意义进行阐述。

1.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

企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影响了企业的效益。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推行新的管理方法来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就管理方法而言，公司內治结构的调整和内控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管理不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而且比金融危机的问题还要严重。整体来看，我国企业的管理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面对企业管理的困境的影响，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发现企业自身管理的不足之处进行相应的调整，对营销方式等不同的方面进行改革，不断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同时把企业的治理制度和内控制度有效融合在一起，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2.企业集团化管理的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我国的企业逐渐和国际接轨。因此，我国企业进行集团化发展的新时期。同时，我国的企业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子公司的高层培养、集团控制、等不同的方面需要加强管理。我国未来的企业需要不断加强管理，从内控制度到不同的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提高管理的水平。

二、改进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的措施

进行公司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来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不断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同时改进企业纯电动治理结构，制定一些有效的措施，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1.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念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理念。一方面，进行企业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不意味着对现行管理体制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来看，内控制度在管理体系中扮演的是一个整合者的角色。内控管理和治理结构的调整的思想应该充分应用到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去。企业的相关领导应该充分认识到内控管理和治理结构的重要性，然后积极倡导企业进行一定改革。从管理的层面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要进行内控管理之前，我们应该对企业的现状进行综合的调查和分析。首先，我们评估企业的现状，参照本行业的标准对本企业综合的评估。了解企业在内控管理的不足，同时对企业的一些业务的流程进行梳理；其次，建立企业内控管理的初步规划，这个初步规划的内容要全面，涉及企业内控改革的不同方面，还要内控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估。因此，我们的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规划，然后实现目的，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接着，需要组建专门的团队。企业进行内控改革之前，应该组建专门的管理团队，实现内控制度和治理结构优化的目的。企业应该内控管理的目的，参照本行业的有关标准，明确管理层在企业内控管理中的责任，赋予一些部门在内控管理中的权利，提高企业内控管理的效率。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同时组建内控管理团队。对内部的一些人员培训，同时在公司宣传内控管理的重要性。如果企业对内控管理的要求过高，则可以请专门的公司进行内控制度的改革，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成本，提高内控管理的效率；最后，在企业进行内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关注内控管理理念的发展，实时更新。现行的一些内控管理的理念还不够完善，而且政策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因此，要求企业实时关注动态的调整和变化。

2.落实责任制

在进行企业内控管理的过程中，落实责任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内控的效率。所谓责任制就是在某项活动中落实一些责任人的权利和义务，当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责任落实到个人，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处罚。因此，当我们进行内控管理的过程中，引入责任制，并且严格按照责任制执行制定的方案，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管理效率。责任落实到个人，可以使内控制度有效的实施，提高管理的效率。

3.实行绩效，动员全体员工

内控管理应该和公司的员工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进行内控管理的时候，应该和每个员工建立联系。参照一些管理学的理论我们可以得知，企业的每个员工都应该积极参加到内控管理中，明确不同的人员在内控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从上到下全员的重视，并且严格按照有关的标准来执行，才能提高企业内控管理的目的。同时落实绩效制，把每个人的工作业绩和工资挂钩，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我们提倡使用全员预算管理来进行有效的内控管理。从开始的设计、规划到评价等不同的方面对企业进行综合的管理，提高管理的效率。一方面，全员预算管理可以提高内控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在内控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资金实现有效的监管。

结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便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这样的改革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为我国企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运用新的管理方法来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效率。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内控制度的有效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需要不断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一些新的管理措施，来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何晓艳.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下的企业会计内控制度.会计师.2011（12）.

[2]刘伟琼.公司内控制度与治理结构.时代经贸（中旬刊）.2008（S5）.

[3]彭黛云，李阳辉. 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控制度研究初探.时代经贸.2008（S1）.

9.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九

赵守飞

武先骐

武廷会

一、安徽省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足。

在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治理、秸秆禁烧等工作中，很少看到农民群众自愿参与的身影。乡村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甚至抱怨、有时还捣乱的现象比较突出。不少村民过于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集体、公众和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成为“无公德的个人”。

二是，能够有效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乡村公共精神和公共文化建设水平较低。

基层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力度不足，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没有得到有效发扬传播并发挥作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道德的传播宣传过于流于表面和形式，没有有效让农民群众入脑入心见行动，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素养、家国情怀、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比较缺乏。

三是，村规民约“大体检”工作不实，多数村庄的村规民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不少县区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没有真正重视村规民约“大体检”工作，多数村庄没有真正发动村民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完善，村规民约没有真正落地实施。村庄的“无规矩”感突出，村规民约没有真正发挥其引领村民“向美向善向上”、约束村民“恶言恶行无德”的作用，导致“村庄的好人吃亏、好人有怨气，坏人恶人占便宜”的现象凸显。

四是，上级半数以上“下压工作”没有实质性意义，乡村干部负担过重、压力较大、职业疲惫感较高，乡村治理成效难以持续。

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超强导致包办式治理、检查式治理和刚性问责式治理现象突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协商式治理和柔性情感式治理不足。调研中，不少乡村干部表示有60%的上级“下压工作”实质性意义不大，绝大多数乡村干部表示至少50%的“下压工作”没有实质意义，但是乡村干部的这些真实感受和真实话语没有得到切实重视。过于繁重的“下压工作”和“属地管理”使“五加二、白加黑”成为乡村干部的工作常态，乡村干部正常合理的休息时间难以保障，绝大多数乡村干部呼唤能够保障他们法定休息时间和合理家庭生活时间。由此导致，乡村干部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难以承担，职业疲惫感较高，对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较低，乡村治理已经取得成效难以持续。

五是，村党组织可支配资源严重缺乏，村庄党群关系不够紧密。

调研发现，不少村庄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力，大多数村庄数字乡村建设刚刚起步，不少行政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挥作用不大，大多数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没有建立，大量上级公共资源由上级相关部门直接下发给村民或者直接由市场主体承接运作，村党组织可支配的物质、精神和信息资源严重缺乏，村党组织和农民之间物质、精神和信息联结载体缺乏、联结机制不畅、联结关系疏离，村党组织缺乏引领群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有效抓手。村党组织和村民之间表面上处于一种看似美好和谐的“相安无事””状态之中，但是两者之间很少发生实质性互动关系，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不足，党的群众基础不够牢固，村庄党群关系不够紧密。

二、提升安徽省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县区与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乡镇与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和行政村与自然村（村民小组）之间的民主协商联动机制，形成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制度体系。

由此，县区党委政府可以实现推进乡村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协商式治理和柔性情感式治理，消除自上而下的包办式治理，消减检查式治理和刚性问责式治理带来的消极作用，增加县区和乡镇党委政府的刚性问责式治理与柔性情感式治理的协同效应，增强检查式治理把握大局、铆钉目标、以上促下的积极作用。

二是，县区和乡镇层面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内容，推动村规民约有效实施”相关制度。

行政村层面建立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分制”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此推动各行政村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并有效落地实施，让乡村治理“有规矩”可依，让“好人好事有好报”，让“恶人恶行受惩戒”，让“无公德的个人”变成“有公德的公民”。

三是，建立健全强大村党组织可支配资源相关制度，加强村党组织和村民之间的物质、精神和信息联结，加强村庄党的群众基础，密切村庄党群关系。

为此需要建立把更多的上级下发公共资源以村党组织为主渠道进行分发制度，建立健全大力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建立大力支持建立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制度，建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制度。

四是，建立“党建+三项清单制度”。

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协商民主方式由村庄协商组织把“村庄问题和村民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协商梳理出来，然后由基层党组织根据“三项清单”组织开展工作，以此促进村民的组织化参与，推进党意和民意的联结，推动基层行政管理和村庄自治的有些联动，推进村庄问题和村民合理需求的解决，推进村民全面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助推村民过上美化幸福的生活。

五是，建立推动培育和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相关制度。

通过这些制度，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培育和发展一大批能够协助村两委推动乡村振兴的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一致强大农村专业社工队伍，大力提升乡村治理专业化水平。

（二）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组织体系

一是，建立县区党委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之间的协商联动组织，可以称之为“县区善治工作领导小组”，可以由县委领导，由县人大和县政协牵头，由组织、民政、农业农村、政法、文明办等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参与，由其推动县区和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工作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联动工作。

二是，建立乡镇党委政府和行政村之间的协商联动组织，可以称之为“乡镇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其推动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工作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联动工作。

三是，建立健全行政村内可以协助两委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协助治理类村庄社会组织和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

行政村层面重点加强社区协商工作委员会和新乡贤理事会建设，有效作实行政村妇联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大力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自然村（村民小组）层面加强自然村（村民小组）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建设，留守妇女较多的自然村可以推动自然村妇女代表会建设。另外，可以根据村庄实际需要建立自然村红白理事会和道德评议委员会。

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村庄外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乡镇社工站和村社工服务中心）。

（三）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平台体系

一是，加强行政村层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使其成为整个行政村的新时代文明理论、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场所、新时代文明成果（行政村优秀人物事迹榜、文明家庭光荣榜、星级文明户等）的展示展览场所，使其成为指导各个自然村（村民小组）新时代文明实际点建设的枢纽平台，成为村民代表和党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发展和公共事业建设的协商议事平台，成为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和读书读报学习场所。

二是，加强自然村（村民小组）层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

在自然村（村民小组）建立“自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使其成为自然村新时代文明理论、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场所、新时代文明成果的展示展览场所，成为自然村村民和党员的协商议事场所，成为自然村村民读报聊天、棋牌娱乐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三是，加强网络空间虚拟平台建设。

在行政村层面需要加强村庄公众号、党员微信群或者QQ群、新乡贤微信群或者QQ等网络虚拟平台建设。在自然村（村民小组）村民需要加强微信群或者QQ群建设。

（四）加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相关行动，大力推动实施乡村治理相关项目。

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行动，关键在于通过行动解决村庄问题，满足村民合理需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村民全面自由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然村（村民小组）村民村民的党员和村民协同的协商议事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组织党员和村民把自然村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自然村已有和可以整合的资源、自然村可以完成的项目和需要行政村或者上级政府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自然村利用自己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二是，行政村党员和村民协同的协商议事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村协商委员会把行政村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行政村已有和可以整合的资源、行政村可以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政府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行政村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村两委和村协商委员会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行政村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三是，乡镇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动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民主协商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把县级党委政府下发的工作任务、行政村层面面临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乡镇和村庄的资源、乡镇可以自己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乡镇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乡镇党委政府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乡镇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四是，县区善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动县区和乡镇之间的民主协商行动。

通过这项行动把省市党委政府下发的工作任务、乡镇层面面临的问题和村民的合理需求、县区和乡镇的资源、县区可以自己完成的项目和需要上级支持完成的项目协商梳理出来。县区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整合的资源可以做的项目，县区党委政府自己行动起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解决县区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合理需求。

五是，加强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有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激励行动。

需要建设村庄“美德义行光荣榜”，将村内好人好事、各项评选、表彰活动的优胜者登榜，永久留存。需要建立乡村治理志愿者积分激励制度，量化个人贡献，并给予一定的精神激励和物质表彰。

作者：赵守飞，安徽财经大学中国乡村（小岗）振兴研究院院长。武先骐和武廷会皆是安徽财经大学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10.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十

想要写好申论作文，优秀的申论范文是申论写作的参考，能直观的了解与学习申论作文的写法。为此，特为考生分享申论写作范文素材：申论写作标题示例、申论写作开头示例、申论写作结尾示例，提供申论写作模板，希望给予参加考试的同学做借鉴和参考。

》》点击查看更多申论作文模板 [标题] 1.让环保约谈“谈”之有效

2.环保督察，催生转型升级“化学反应” 3.环保不力不能止于“督查” [开头] 示例一

“千秋胜负在于理”。环保督查雷厉风行的背后，是新发展理念的引领，是绿色发展的深入人心。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用环保倒逼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强身健体”，越来越多的地方学会“算大账”。

示例二

保护好一方山水，造福百姓，遗泽子孙，乃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责任。然近年来，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当环保局长屡屡成为质疑焦点，“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请环保局长喝黑水”成为热点新闻时，环保局长“匿名举报”的尴尬，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再次折射出，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

[结尾] 示例一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环保督察绝不是一阵风，也不是最终目的，问责是为了督促各地根治环境污染的民生之患，回应绿水青山的民心之盼。人人都做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践行者，才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新路。

示例二

11.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 篇十一

公司治理是近三十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题,2001年我国颁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标志着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在提高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视程度上日趋达成共识,科学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体系对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上市公司声誉制约机制以及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治理的含义比较广泛,涉及包括股东,经营者和监督者以及一切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群体,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仅是股东财富最大化,更要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的本质在于解决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问题,包含两类代理问题,第一类代理问题为经营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第二类代理问题为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股权制衡结构”理论被大部分的国内外研究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适当的股权集中度能使大股东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但该理论没有考虑到制衡股东之间的异质性,若不同的制衡股东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两者势必在资源争夺上耗费大量精力,如同级地方政府共同控制上市公司时,当两者对资源进行争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因激烈的竞争所带来的公司治理混乱的成本时,大股东会陷入资源争夺的“漩涡”而无心经营公司。中国上市公司的各大股东之间是具有异质性的,其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国有股东与私有股东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国有股东之间的差异,如夏立军等(2005)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县、市、省直至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那么本文提出了一个问题:同级政府部门作为相互的制衡股东共同控制上市公司是否对公司的治理水平有所影响呢?本文选择唯一的一家同级政府共同控制的上市公司———东北高速为研究对象,研究两个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控股的并且具有股权制衡结构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分析不同主体但是同级的地方政府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具有增量价值,能否充分发挥股权制衡机制的积极效应。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决定了不同主体的国有股东之间的制衡存在着特殊的现象,本文希望通过对东北高速的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水平的分析,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制衡股东的引进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股权制衡结构与公司治理效应

一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股东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如徐莉萍等(2006)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同控股股东的公司中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不同性质的外部大股东的制衡效果有很大区别,并且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当外部大股东为中央直属或外资时,外部股东制衡的正面效果比较明显,而其他种类的外部大股东对公司治理水平基本上不会产生正面影响。李忠海、张涤新(2011)从第二大股东持股的视角研究证券投资基金作为第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能很好地发挥制衡的作用,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外部大股东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且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郝云宏、汪茜(2015)探讨了民营第二大股东对国有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机理,他认为民营股东与国有控股股东进行适当的控制权争夺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市场化行为。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股权制衡机制会恶化公司治理,赵景文、于增彪(2005)使用A股上市公司1992~2001年的数据得出“一股独大”并非坏事的结论,用股权制衡来代替“一股独大”的国企的经营策略未必奏效,他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所决定的。徐晓东(2006)认为前几大股东对控制权的争夺以及相互之间的掣肘会导致第一大股东无法控制公司,从而导致决策上的无效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管理层的短期行为,这种负效应大于股权制衡带来的代理成本下降所产生的正效应,因此,股权制衡机制会导致公司绩效的下降。

而国内后来的研究开始考虑控股股东和制衡股东的性质,如李颖琦、俞俊利(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时,引入非国有制衡股东能达到最优的内部控制状态,而国有制衡股东仅微弱地优于无制衡股东的高度集中的内部控制状态,并且两者不明显。涂国前、刘峰(2010)认为不同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他们认为相对于一股独大的公司,国有制衡股东更有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民营制衡股东更不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即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

(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以及衡量指标

大部分文献研究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文章普遍认为法律体系(Klapper&Love,2004)、股权结构(Jensen&Mickling,1976;Anand et.al,2006;Klapper&Love,2005)、公司治理环境(Gillan et.al,2004)等是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研究公司治理水平的文献采用ROE、ROA指标(涂国前、刘峰,2010;李忠海,张涤新,2011;陈小悦、徐晓东,2001)以及Tobin’s Q指标(夏立军、方秩强,2005;徐向艺、张立达,2008),也有一部分研究采用经营效率以外的因素来衡量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如公司的成长性和生产效率(徐莉萍等,2006)、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李颖琦、俞俊利,2012)等,而本文使用ROE、ROA来衡量公司的绩效水平,用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来衡量公司治理水平。

(三)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周黎安(2007)认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竞争,如恶意的区域间经济竞争,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促使地方官员只关心可以测度的经济绩效,而忽略了政府行为的长期影响,他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是“政治参与人”,各地方政府不仅在经济上为GDP和财政税收竞争,也在“官场”上为晋升竞争;吴群、李永乐(2010)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同时地方竞争体制的横向竞争和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的纵向竞争共同激励了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王美今(2010)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既呈现出“兄弟竞争”,也呈现出“父子争议”的特征,兄弟竞争存在于地方政府之间,而父子争议存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在宏观税负的策略互动性从相互模仿转变为差异化,而支出相对规模、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均表现出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

综上所述,多数研究认为股权制衡机制能提高公司治理效应,且基本上立足于我国的民营企业,即使后来的研究考察了控股股东和制衡股东的性质,但未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形:由同级地方政府共同控制且双方形成了制衡结构的上市公司,其制衡机制能否有利于公司的治理效应。本文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对于相同级别的不同地方政府相互制衡的上市公司,其股权制衡结构不一定带来公司治理的增量价值,本文以国有控股并且具有同级政府相互制衡结构的上市公司为案例,研究其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三、案例分析

(一)东北高速背景介绍

东北高速全称为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其成立时间为1999年7月,是由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公司(简称龙高集团)、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司(简称吉高集团)、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三家企业共同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龙高公司以其拥有的哈大高速公路的净经营资产和黑龙江省哈松公路大桥公司的权益,吉高公司以其拥有的长平高速公路的经营性净资产作为出资,分别拥有东北高速30.18%和25%的股份,而第三大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以投资作为出资,拥有20.10%的股份,并同时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三大股东分别向东北高速派出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这样的治理结构构成了该公司治理的核心。

东北高速的主营业务为投资、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收费公路,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对哈大高速公路和长平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通行费收入。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混乱,业务经营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出现,2007年,东北高速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特别处理,其股票简称为“ST东北高”,2007年1月29日,东北高速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从成立到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其三大股东的持股量基本保持不变,始终保持三足鼎立的态势,但是三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都没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这种三足鼎立的股东制衡模式在当时被称为公司治理的典范,再加上东北高速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曾一度被外界誉为“赚钱机器”,但是公司在运作十年就陷入瘫痪,争夺董事席位、违规投资、管理层夺权、抢夺经营权等令人错愕的“戏剧”轮番上演,公司多次受到中国证监会致函督促其改进,由于公司大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混乱,导致了东北高速发展陷入停滞,因此要根本解决东北高速问题,只有将这两大股东彻底隔离,进行分拆。2010年东北高速在上级监管部门批准下,正式分立为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上市公司,东北高速正式退市,成为中国A股市场上第一家分立上市的企业。

(二)股权制衡关系

东北高速的三大股东形成了相互制衡的三角形股权结构,被认为是上市公司治理的创新之举。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治理结构不同,东北高速是三大股东共同控制的,三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在董事会中三大股东的席位分别为4:3:2。2007年,东北高速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改革方案规定流通股股东每10股送3.3股,使得流动股占比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股权制衡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三个大股东仍然占绝对控股地位,相对股权比例保持稳定,仍然保持着相互制衡的态势,其中龙高集团在三大股东中一直占有优势地位,其持股比例最高。东北高速成立时和股权分置时的股权结构见表1。

东北高速主要的制衡关系为龙高集团和吉高集团之间的股权制衡,这是股权性质所决定的,龙高集团和吉高集团的直接控制人为黑龙江国资委和吉林省国资委,是国家股,而华建交通的直接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为国有法人股。国家股是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向股份公司出资形成的股份,而国有法人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其法人资产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形成的股份,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不同地位,以及持股份额决定了三大股东在地位上的不平等性,三大股东之间的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前两大股东即黑龙江国资委和吉林省国资委之间的冲突,公司主要的制衡关系为黑龙江省国资委和吉林省国资委的股权制衡。

东北高速分立之前的控股链条如图1所示:

(三)公司治理状况

从上市公司的盈利指标来看,东北高速的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报酬率(ROE)在成立之初都位于全国高速公路公司乃至全国上市公司的前列,从2图可以看出,东北高速的持续盈利能力较强,但自成立起,其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甚至在2004年资产报酬率出现了负值,这意味着公司自成立以来,“赚钱机器”的美好愿望落空了,其绩效水平不升反降,打破了“公司治理典范”的神话。

东北高速从成立到被分立,被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如表3所示。其中2004年起连续三个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是保留意见,出具保留意见的原因是:(1)2004年年末银行存款余额中,东北高速及其子公司在银行存款中有299,500,000.00元去向不明,东北高速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银行支付存款并且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此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并且中国银行以该等款项为由拒绝提供银行询证函;(2)由于东北高速投资624,290,000.00元参股并占其注册资本的45.14%的黑龙江东绥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绥满公路哈尔滨-尚志段的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东绥公司应该进入经营期。但东绥公司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亦未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导致2004年度收益无法确定。实际上,公司治理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公司董事长张晓光(来自黑龙江高速公路公司)利用职务之便转移公司存款2.9亿元;原公司总经理朱吉源(来自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司)与董事长张晓光(来自黑龙江高速公路公司)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管理层在未经过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出资800万元投资东北证券;东北高速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就向其子公司东高油脂提供借款4亿元,结果资金去向不明。公司治理结构引起的种种严重问题导致2007年7月3日东北高速成为国内首家非亏损却被冠上ST帽子的国有企业。

从形式上看,东北高速没有一个绝对的控股股东,是股权适度集中的一个典型表现,理应有高速较快的发展。但实际上,两大股东之间竞争的关系过于激烈,对上市公司资源的争夺使得董事会和管理层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股权结构的种种弊端是造成东北高速沦为ST东北高速乃至最后被分立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四)公司治理有效性:基于股权制衡方面的解释

东北高速使用的是三个大股东共同出资,共同控制的治理模式,企图以一种多个大股东相互制约的方式加强和巩固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但在预设公司的股权结构之前,没有充分考虑到三大股东特别是前两大股东的性质,东北高速的前两大股东的直接控制人分别为黑龙江国资委和吉林省国资委,而两者分别代表的是两个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间围绕辖区经济而展开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特别是对于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对于政府体系内部的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兄弟竞争”,除了对产品、要素和中央政府掌控的资源进行竞争外,政府官员也存在政绩和官场上的竞争,为了促进本辖区的经济发展,在我国当前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必然更多地关注本辖区的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和自身的政绩,这就意味着当同级地方政府获得稀缺资源所带来的经济的增长和政绩的增加带来的收益大于过于激烈的竞争给控股公司带来的成本时,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必然表现出对稀缺资源的狂热追求,以东北高速为例,董事会和管理层分别代表不同的政府的利益,由于董事会和管理层操控在政府的手里,他们将自己当做政府的代表而不是公司利益的代表,即他们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政治生涯的更进一步。由于东北高速的注册地在吉林,公司所产生的大量税收归吉林省政府所有,这必然会引起第一大股东黑龙江国资委的不满,于是黑龙江方面希望将东北高速的注册地迁移至黑龙江,而吉林方面一直宣称其注入的资产占据了上市公司的一大部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地政府的控制权之争,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之争。我国地方政府的职能决定了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不惜一切力量抓地方GDP,大搞经济,作为地方企业的控股股东,地方政府控制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这些人员不得不利用各种便利为地方政府输送利益,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从而为当地政府带来更多的GDP和税收,因此,他们无心管理公司,大部分时间都陷入了对资源的争夺中,公司治理水平每况愈下是是意料之中的。2010年,东北高速分立为龙江交通和吉林高速,其直接控制人为黑龙江国资委和吉林国资委,资产分配方案遵循属地原则,即黑龙江省境内的哈大高速公路收费权及相关资产、东北高速持有的东绥高速48.76%股权进入龙江交通;吉林省境内的长平高速公路的收费权及相关资产、东北高速持有的长春高速63.8%股权将进入吉林高速,如此,东北高速原来存在的治理结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表3是分立后的两家公司的治理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分立后的两家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基本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相对于分立之前,其内部控制水平上升了一个层次,这意味着分立解决了原东北高速体制问题的部分弊端,图3和图4是龙江交通和吉林高速自成立以来的盈利状况。综上,东北高速分立后的两家公司其盈利水平相对于原东北高速都有较大的上升,国有企业在良好的治理结构环境下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结论及建议

在同级政府共同控制的国有企业中,“多个大股东制衡”的治理机制失效,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比非政府股东之间的竞争关系更为激烈,除了面临资源的争夺外,还必须考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绩效考核以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GDP为重要的依托,这就意味着政府股东比非政府股东具有更强烈的对资源争夺的欲望和动机,由于地方政府不仅追求经济上的利益,更多的是追求政治上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地方政府的利益函数中,政治升迁的作用力大于利润的作用力,政治上的诉求大于经济上的诉求,当同一级别的地方政府共同控制了一家公司,地方政府考虑的最多的因素是上市公司为当地带来的税收和当地的GDP,对政府控股股东而言,对控制权和资源的获取所带来的正效应大于由于过于激烈的竞争带来的公司治理混乱的负效应。

“股权制衡机制”从表面上看可以解决“一股独大”带来的种种弊端,其实不然,我国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机制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去缓解大股东之间对控制权和资源的激烈争夺,也缺乏使各大股东以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不是各自的政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制度设计。因此,引入制衡股东应首先考虑制衡股东的性质,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控股公司而言,引入相同级别的地方政府无疑会增加代理成本,此外,还需考虑各大制衡股东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以及其政治诉求的动机的强烈程度,过于强烈的政治诉求会使控股股东将公司绩效放在次要位置,以政绩为主要追求的目标,因此,国有控股公司应保持制衡股东的异质性,这样才能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摘要：本文以东北高速为例,论证了“股东制衡结构”理论的局限性,对于国有控股公司,同质的地方政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状况会因为地方政府过于激烈的竞争关系而失效。同级地方政府共同控制上市公司时,二者对资源进行争夺所带来的治理效益大于因激烈的竞争所产生的公司治理混乱的成本,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引入制衡股东时应充分考虑到大股东之间的异质性,避免体制原因造成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制衡股东,地方政府,异质性,公司治理有效性,东北高速

参考文献

[1]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研究》2006年第23期。

[2]唐跃军、吕斐适、程新生:《大股东制衡、治理战略与信息披露——来自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