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业

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业（精选3篇）

1.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业 篇一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业主,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离休干部,部队中的军官等。这个群体中职业门类烦多,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个群体人数占从业人员的25%左右。

(三)富裕阶层: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或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大型国企老总,上市公司高管,外资和合资企业高管,一线演艺人员,金融业界高管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隐形富豪群体,即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者,他们将财产隐藏或转移,在未被揭发查处前,仍属于这个阶层。富裕阶层的人数占从业人员5%左右。

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群体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呢?这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的同时,一些企业老总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变相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演变成民营企业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本世纪头十年房价持续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

(6)从2003年起,GDP呈两位数增长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使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使一批知识界精英,进入富裕阶层群体,其中尤以IT产业为典型。

(8)近十年中国股市的高速扩容和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牺牲千百万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却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中国股市可称得上造富机器。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分布仍属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成了当前社会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各种资料数据差异很大,有说是0.5的,有说达到0.7的,也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还达不到警界线0.4。这是由于所取的样本和计算方法的差异造成。但不管怎样,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已是不争事实。有两组数据特能说明问题:我国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体占有社会财富达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体所占社会财富仅为4.7%。换句话说,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量是20%穷人的10.7倍,而这个指标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日本则仅为3.4倍.中国已排在世界前列。据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已由过去的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这一提升使扶贫对象一下子扩大到1.28亿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每天一美元,被联合国定为赤贫标准。这让我们深深震惊,我国的扶贫攻坚是多么任重而道远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我国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急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官员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加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诚信危机,使我国的文明程度和软实力大打折扣,而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兴起的怀念毛泽东热 ,实质上就是对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增大的不满。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使中产阶层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使社会结构呈纺锤形。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已尝尽社会**的苦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上国强民富的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共产党人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分析作如下综述：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在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同时要勇于进行自我改造，重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要加强对富豪阶层的调控和管理，尽量减少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腐蚀作用，培育这个阶层中对振兴民族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民营力量，使其进一步壮大；鼓励中产阶层的发展，不断扩大这个阶层的人数和阵容，但要同时培养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能够成为社会的稳压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援助贫困阶层，不断缩小这个阶层的规模，提升这个阶层的人员，利用好这个阶层自发追求改革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平民阶层发展和繁荣经济，推动体制改革，淳化社会风气，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2.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业 篇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演变为“十大社会阶层”①。这十大社会阶层是：

（一）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二） 经理人员阶层。主要是大中型企业中的高中层管理人员。

（三） 私营企业主阶层。按照目前政策规定，主要是指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

（四） 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

（五） 办事人员阶层。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

（六） 个体工商户阶层。包括小业主、个体工商户、个体劳动者、小股民、小股东以及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七）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他们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工作。

（八） 产业工人阶层。包括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其中进城的“农民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九） 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是承包了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的人员。

（十）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包括城镇里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已经失地而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职业的失地农民，因残障或因病而不能就业的城乡居民。

二、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教育诉求

不同的社会阶层因社会地位、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各异，导致其教育诉求各不相同：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他们为保持目前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不仅要求有更高品位的教育供自己消费，更要求有更高品位的教育资源供其子女消费。

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充足的条件和机会追求教育的品位，他们除了自己参加EMBA、后EMBA、总裁班学习之外，还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学校，或者送往国外接受世界高水平的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尝到了教育的甜头，他们对教育特别重视，他们自身及其子女都有较为强烈的追求高品位教育的诉求。

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由于收入相对稳定，有能力接受系统的教育，但又限于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导致他们不会计较教育消费水平的高低。

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有限的收入首先要用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他们会要求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综合素质提高的教育机会，为他们自身选择职业或重新就业服务。同时，他们还把向上级阶层流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弟身上，因而要求自己的子女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至少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最基本的就学机会。

概述这些教育诉求，从学段来说，涉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从教育所在地来说，涉及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随迁地方教育与原籍地方教育;从质量来说，涉及高品位教育与达标学校教育、未达标学校教育;从办学方式来看，涉及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

三、满足社会各阶层教育诉求的对策探索

“学有所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民生目标，怎样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教育诉求，尽快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在政策安排上，我们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构建现代化教育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政府、社会、市场、学校、公民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教育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公共事务，而不再是由政府全部包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②

当前值得借鉴的国外教育治理与公共服务模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一种是以新加坡为典型代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1. 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该模式的基本观点包括，一是认为学生是消费者，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消费者，国家重点关注教育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发人力资源;二是认为家庭教育权、社会教育权高于国家教育权;三是从技术与管理角度认为教育需要竞争和参与。基于以上三点，美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保障家长与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教育选择权，不断鼓励各种教育机构的产生，如磁石学校、家庭学校、托管学校、私立学校等等，另外还立法保障教育权的选择水平，如建立教育券制度、学区及跨学区选择制度、双通课程等。同时美国还将私立教育的运作方式引入公共教育系统中，一方面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以及在公立学校内部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竞争生源、师资、社会荣誉等;另外一方面，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杠杆作用，进而由市场优化教育投入、师资结构、生源水平、校长管理等。美国这种模式体现了教育市场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教育普惠性、公平性的一些问题。

2. 新加坡“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新加坡实施“教育储蓄计划”，为6-16岁学生设立“教育储蓄账户”，国家定期存入资金，也鼓励家长存钱到账户，使学生在受教育期间，可以使用账户的钱支付教育费用。这样，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由个人、社会、国家共同负担教育成本。新加坡学校分为四类：政府学校、辅助学校、自治学校、自主学校。国家教育体系中，以“政府学校”这类公立学校为主，承担教育的全民覆盖，强调普惠性，另外的学校则提供更高标准、更个性化的教育服务。③新加坡的教育公共治理与服务模式既保障了基本的教育需求又满足多元的教育需求，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多样性。

在国内，上海进行了改革创新（见下表）：构建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模式;建立民办教育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制度;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实施教育委托管理;推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协商制度。

当前，我们要进行现代化教育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探索。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教育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拆除阻隔市场、公民、社会参与教育治理的屏障。建立新的服务体系，保障各相关利益主体参与教育，引进社会专业组织、引进专家资源参与教育治理和提供教育公共服务，促使教育治理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变化，使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格局被以政府为核心、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所取代。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督政、督学和教育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增强教育发展活力。

（二）力促学前教育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针对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2010年，国务院向全国印发《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要求把学前教育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国务院的安排，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2012年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了65%，广东省则达到了95%。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学前教育存在管理体制不顺畅、办园体制不清晰、幼儿师资匮乏、教师身份不明确和政策文件难以落实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学前教育就难以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前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政府应作为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者，向发达国家吸取经验，通过法律法规途径保障学前教育规范化、科学化发展，通过法律法规来处理好学前教育与幼儿园、举办者、家长、社会等的关系，合理分担责任和追究责任。

（三）均衡优质发展义务教育，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

义务教育作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是最应体现教育公平的领域，所以国家出台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但因为义务教育学校并不是均衡优质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差距很大，所以“择校热”“补课热”降不了温、“升学考试”屡禁不止，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未能很好落实。

如何实现均衡优质发展？其路径应该有五条：第一是扶弱。第二是扩优，如“教育集团化”就是扩优。第三是流动，教师和校长能够在一定范围流动，这是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路径。第四是共享，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应该通过网络信息将优质的课例和优质资源进行共享。第五是通过学校内部的内涵发展，不断提升和自强。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扶弱、扩优、流动、共享、自强。然而，应该进行怎样的政策安排，让各方的力量都能够调动起来，形成合力来达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呢？目前，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与方案有：《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教督[2012]3号），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但在对教育集团化、通过网络信息将优质的课例和优质资源进行共享、学校现代化等方面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尚需出台对应的法律法规。

（四）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打造普职融通的办学体制。

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不同社会阶层对这两类学校的态度和诉求各不相同。例如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地位等级的阶层，在其子弟完成义务教育之后，通过中考如果是升入职业高中学校，会想尽一切办法转到普通高中学校就读。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等值作用，并注重将两者进行融合。主要做法是赋予所有中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同等资格;确定职业资格文凭和普通教育文凭的等值认可，实行学分认可、学分累计和学分转换。如德国的学生可在普职双轨体系中自由转换;美国在综合高中体制中使两方面课程相互渗透等等。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全省首试公办普通高中和公办职业技术学校之间“普职融通”，即：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资源共享，打破普职阻隔的现状，做到优势互补、学分互认、学籍互换。其目的是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机会。

我们应该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打造普职融通的办学体制，打破普职阻隔的现状，做到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分互认、学籍互换，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机会。

（五）加快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标志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9%，广东省达28%。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优势特色专业不多、紧缺人才可获得率低、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小、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学科发展能力不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不高。这直接导致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都不看好国内高校，都千方百计送自己的子弟出国就读。因此，推进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成了当下的迫切任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前我们首先要研究确定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间节点、目标值、实现路径和主要措施。同时要建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对我省推进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与评价，为总结成绩、诊断问题、调整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与支持。

（六）办开放大学，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当代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有继续教育的要求。办开放大学，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建成学习型社会，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必由之路。目前，国家和省级开办了开放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开放大学，我省也在省电大的基础上建起了广东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要承担起全民终身学习的支柱任务，立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之大局，适应学习型社会的多元化教育需求，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优势，努力成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公共教育服务并举的综合开放性大学。

但目前的地级市、县（市、区）还没有开放大学，农业劳动者阶层要学习农林牧渔的新技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要学习转行——重新就业的本领，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目前还亟需探索出台建学习型社会、办开放大学方面的政策。

（七）探索国际化教育路径。

送往国外接受世界高水平的教育，成了当今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地位等级的阶层的时尚。而学生出国就读的状况，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国际化程度、教育开放水平和多种途径的人才培养方式。对学生来说，海外学习、实习，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国际视野、提升自己的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鼓励出国就读，是推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需要。

目前，除大学生出国留学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小学生海外就读的现象。很多中小学为满足这种需要，纷纷办起了“国际班”“预科班”。而能否允许公办学校办“国际班”“预科班”？如何组织国际班教学？如何构建双语课堂教学机制？如何整合学校课程内容？怎样规范各类学校国际认证？这些问题亟待我们探索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

（八）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

民办学校在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教育诉求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建设一批有特色、高水平、影响力强的民办学校。

“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们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多主体多形式举办民办学校。完善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办法和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分类管理的实施办法，加强分类管理和分类指导，建立民办学校协同治理机制。对承担政府委托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按照接受义务教育学生数量和当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拨付相应经费。对于捐资举办和出资人不要求合理回报的非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给予经费奖补。民办学校学生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资助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用地、税收、规费、融资等方面给予民办学校更优惠的政策。取消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收费备案制，适当放宽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收费审批制，逐步形成学校自主定价、市场调节、社会监督的价格机制。健全民办学校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建立健全民办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制度和财务监管制度。

（九）完善弱势群体教育补偿制度，全力保障公平受教育机会。

一般来说，改革发展的公平正义阳光应该普晒在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应该有的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对发展成果共享的资格。但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起点不同、素质不同，在社会中的位势不同，获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教育效果和成功的机会也往往不同。所有这些不同如果不予以公平正义的矫正，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社会群体不仅有可能被牺牲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线更是差别巨大。

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总是稀缺的，总是不足的，某一社会群体拿到了、拿多了，势必会有其它群体拿不到、或者说拿得少。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来看，哪个群体拿得多，哪个群体拿得少，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补偿制度就是对那些能力优秀但没有优越背景的人、对那些先天身体缺陷或者处于恶劣环境的人进行补偿。目前，国家出台了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各项政策，也出台了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上的困难的政策，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政策，还有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借读费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但如何落实好这些政策让那些弱势群体真正得以补偿，还需要各级政府切实动员起来，协调一致，探索和完善相关办法和措施并抓好落实。

？鄢 谢绍熺 男，1960年生，研究生毕业，正高级职称，广东省教育厅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J]. 学习与实践，2002，（3）.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5.

{3} 李燕.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公共财政的研究视角[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4} 中国教育改革前沿报告-浦东新区教育公共治理结构与服务体系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15.

3.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业 篇三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

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共社会设施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建设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一)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由于城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不同步，农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难，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农民日益强烈的平等要求与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中的腐败作风形成尖锐矛盾。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农民对这些腐败现象切齿痛恨；(2)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主意识和政策观念普遍增强，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倾听群众意见，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3)农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与社会治安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使农民失去稳定安全感，他们既痛恨犯罪分子横行，又深怪国家惩治不力。2.经济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首先考虑到在农村解放生产力，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经营权到农户的大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quot;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业去背农村的手工劳动和八亿农民，是难以承受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先发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带动农村，逐步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尽管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显然的。由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例长期在一个极不合理的水平上，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是严重的。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从1990年到1998年，粮食价格上涨1.2倍，而工业价格却上涨了3.5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倍。国家给予农民的利益眉鄹癫罡窒恕Ｗ?990年到1998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无偿剥夺农民总价值在12000亿元以上。在用电、用水和税赋政策上，对农民也实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国家出钱修造的，而农村修路多数由农民集资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设也考虑到城市防洪、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占全部投资额的10％，七五下降为5％，八五期间下降为1.9％。农业投资总额仅相当于国有单位房地产投资额的14％左右，这说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相差的决不是一星半点。3.在公民应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与农民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权益。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如今在落后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率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拥有的教师、医生相差3倍以上。在农村，不但教学条件差、学习条件艰苦，而且考大学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可能难以达到建档分数线，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例如1999年北京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已高达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农村，高考入学率仅有5％。许多很好的农村学生，分数很高也上不了大学。还有许多考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大学，也因家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4.工人与农民的负担不同。中央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实上，自从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数地区农民负担一直高达10％以上，甚至20％。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匀皇桥┟穹从匙钋苛业奈侍庵唬行┑胤交瓜嗟毖现亍Ｓ行┑胤胶筒棵徘闪⒚浚蚺┟衤沂辗选⒙曳？睢⒙壹省⒙姨伞⒙艺羌郏挥行┑胤叫楸ㄅ┟袷杖耄薅钐崛〈逄崃簟⑾缤吵锓眩科扰┟褚宰蚀停簧偈愀刹孔鞣绱直课薹停踊簟⑶滞碳搴团┟竦淖什疲踔燎啃邢蚺┟袷涨瘴铩Ｕ庑┒佳现氐厍址噶伺┟竦暮戏ㄈㄒ妫焐肆伺┟竦纳裕撕α伺┟穸缘车母星椋岩鹆伺┟袢褐诘那苛也宦?br>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部分地区基层领导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们随意挪用农业资金，或用于工业等开发项目，或耗巨资等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农民的劳动报酬却是打白条，挤农、挖农、坑农等恶性事件大量发生，国家供给农民的粮棉“挂钩”平价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卖等问题反复出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关心群众疾苦，只知道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税款，等等。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也给农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被污染的农田达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鱼虾基本绝迹，26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污染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突发性鱼、虾、贝类大批死亡达20万吨。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管理不善，没有严把质量关，生产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质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优，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给农民，结果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都引发了农民对工业及工人的矛盾。5.工人与农民在流动上自由程度不同。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开放程度扩大和人口自由流动增大后，城市设施不能适应需要，上百万外地流动大军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徘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使一些地方政府极容易采取带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他们过分夸大外地劳动力流入带来的问题，采取一些轰、堵、罚的政策，如在就业问题上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护城市和地方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引起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满情绪。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们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业为压低农村劳动力工资，经常以招学徒或新招工的名义招工，发低工资，三个月试工期后绝大部分都不被录用，又新招学徒工或新工人；企业要求民工加班加点的事经常不断；农村劳动者的安全卫生、医疗保障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采取缓发工资、扣工资等手段控制工人；民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业成了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给治安管理造成了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带有一些盲目性和无序性，外地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在其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易产生犯罪动机。据1999年北京市调查，北京市外来人口达450万，在所有该年犯罪案件中，由外来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来人口聚居地所发生的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达91％。另据《光明日报》报道：外来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达97％。城乡矛盾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和现代的因素都可引发我国的城乡矛盾。解决好我国城乡矛盾，对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在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新时期，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明朗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使工农、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到我国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正确地对待、分析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二)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原因分析1.这是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表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一极是以大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经济；另一极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经济。这种利益差别最直观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对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城乡差别的首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显得严峻。近年来，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不断上涨，导致了农民增产不增收这样一种结果。工农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表现在工农产品的价格高低上，进而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如果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摊派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其它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护、环境治理、娱乐设施及其它社会公共福利措施等方面差距更大。农民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工农矛盾加大，工农联盟日益松散。2.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无序所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市场运行规则、市场机制不健全，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无序经济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工农、城乡矛盾。首先，农业生产对气候、土壤、地形、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利、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都很强，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投资大、涉及面广，个别生产者和个别单位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其次，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产业，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的投入，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三，由于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宏观引导和市场信息服务滞后，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与大市场的对接还存在一定难度。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中的大多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往往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盲目性较大，常常被市场无序状态所误导，这势必造成农民经济利益受损，造成农业生产的滑坡。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与收成并不成正比，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增加时，往往农民收入反而下降；农业减收时，农民的收入反而增加。这种收入和收成的逆向运动，只有靠政府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来解决。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因此，容易出现忽视农业的现象，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从领导层来看，领导农业的力量削弱，从党政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忙于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把注意力放在见效快、收益大的产业，普遍忽视农业生产；从投入角度来看，对农业投入的资金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用于发展农业和收购农产品的资金被占，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1997年减少1700多万亩，1998年减少2400多万亩，1999年减少了3000多万亩，有的地方乱占耕地、弃山撂荒现象严重；从农民的劳动成果来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猛、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再加上各种不合理的集资摊派，农民劳动一年，所剩无几，这就大大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述现象的产生，与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有很大关系。首先，农村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落实与否全都一样，甚至还会出现谁认真落实谁吃亏的现象。近几年，虽然党中央特别强调重视农业，特别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国务院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其资产高的已达几亿元。例如，东方集团张宏伟、希望集团刘永好、长沙远大集团张跃等。2.部分各类企业的承包者。企业经营者阶层。前些年他们利用租赁、承包和承销等手段，得到了很多的丰厚收入。现在许多承包者已成为老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3.外商企业、三资企业的管理阶层或白领员工。他们的经理层平均年收入在5～15万之间，高的达50～100万元，一般员工平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4.部分影视名星、歌星、小品和剧创作者及演艺圈里的穴头，他们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几倍或几十倍。5.部分获得发明专利，技术转让、遗产、馈赠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关系的一些人士，一些华侨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给者。6.一些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他们依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依靠炒批文、炒贷款、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产权而获得暴利者。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有专家仅就全国银行信贷利差分析，每年国家将损失2000亿元以上。大约每年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5万亿元笥遥冶曜祭⒃嘉?0％～15％，也就是5000亿～6000亿元。以往企业要付出比国家法定利息高出1倍的价格才能得到贷款，也就是实际企业所付利息约在1万亿左右。国家入库的利息仅有5000亿～6000亿元上下。银行多收的5000亿～6000亿元利息，大约是三分之一用于银行自身建设和投资，另三分之一用于大家的福利和小金库开销，剩下的三分之一将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和手段注入到个人的腰包。约2000亿元的资产要养出上万名先富者。这里有银行系统的贪官，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共有1100名各级行长被捕入狱，也有各级领导干部被法律制裁。近期查处的浙江宁波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案件，实质也是一起金融案件，包括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谢建邦因在金融管理上利用职权大肆受贿，重用坏人，使国家蒙受巨额损失。金融、证券业的腐败最为严重，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巨大无比。7.利用国家体制变革时期的管理漏洞，大搞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偷税欺诈。特别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漏洞，转手倒买倒卖，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朋好友及夫人子女谋私利。林林总总，先富者阶层有一些是利用诚实的劳动而致富的，有一些是国家税收政策的特殊照顾故意放宽而产生的致富者。许多个体经营者或私营企业若按照正常的税收政策，其私人财富积累不会达到如此快的程度。在怎样对待“先富阶层”的问题上，社会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有人认为先富者绝大多数是靠合法致富渠道成功的。现在过严地去追究怎样致富，将会影响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不如正确引导致富者合法把资金用于投资社会生产，扩大社会就业，创造新的社会财弧Ｒ灿胁糠盅д呷衔雀徽咧杏邢嗟币徊糠质强糠欠ㄊ侄沃赂坏模遣徽５摹氨└弧闭呷禾澹鞘巧缁岬摹岸玖觥保怯Ω贸沟浊逅愫统迷绮摹６杂诰蠖嗍傩绽此担杂谝匀彼健⑻拔凼芑摺⑼邓奥┧啊⒆咚椒匪健⒌孤襞摹⑻踊闫愕姆欠ū└蝗禾逵凶沤仙畹某鹗雍偷幸狻６杂诳坷投赂坏娜禾澹灿芯磁搴脱瞿降某煞帧?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必须要营造一个让富人荣耀的社会环境。对先富者不能一概而论全都扣上“暴发户”和“非法暴富”的帽子。但也不能让依靠非法致富者逍遥法外。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让一些不劳而获的贪赃枉法者任意践踏，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也是劳动人民所不能答应的。有人简单地把“暴富”群体的出现怪罪为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决定，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剥削和雇佣工人的现象。这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这同“违法致富”不是一个概念。私有制的存在，靠资本的增值赚钱，靠投资的分红、靠股票的股息和银行利息致富，这就是允许剥削现象的存在，这就是政策所允许的“不劳而获”。从客观上讲，社会主义在转型时期，由于整个经济秩序要大调整，社会关系要大变革，经济结构也要大重组，出现一些违背规律的现象也是意料之中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去规范、去取缔、去惩治。在分析我国的先富群体时，一定要认真研究体制转型时期，在哪些政策领域容易被暴富者钻空子。我们只有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手段，逐步取消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制止和杜绝权力进入市场，完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才能有效制止各种犯罪行为。决不能因为产生了暴富者群体这个消极的东西，就怀疑我们市场化改革，怀疑我们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这是不正确的。对先富者群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躺在财产簿上贪图享乐，只消耗财富，不再创造新的财富。其心理状态是，有钱就花掉，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应该尽情地享受玩乐。有些人怕政策变或怕自己的钱被没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带着孩子老婆到国外享受去。还有些先富者干脆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这类靠吃利息生活的先富者，给社会带来的财富仅仅是自己的“消费支出”和“银行存款”。另一类先富者，把财富作为自己大展宏图的一个条件，作为资本金再投入到社会，其主观上是为了赚取更大的资本，但客观上已经为社会创造了新财富，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新的国家税收。这种投资我们应该给予积极鼓励。存在于先富阶层中的财产转移现象很值得重视，许多先富的老板以到国外办厂的名义，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部分私营企业出资者担心国家的政策有变，认为转移到国外更为保险；另一部分人的资产来源确有不合法的因素，担心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先富者阶层把积累的财富拿出来为全社会所用，增加社会就业，创造新的财富。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依照国家的法律给予严肃惩处。对于转移资产到国外的私人企业主应该有两方面的分析：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创办企业应该认为是一件好事。他们在国际竞争领域更能使企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从技术、管理和经营能力多方面将会学到许多先进的东西，促进企业的成长，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国外高手的竞争，生产经营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出局，被迫破产。第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为，到国外纯粹是为了贪图享乐。他们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灯红酒绿，利用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无论哪种情况，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到一体化的今天，出国办企业都是允许的，也是应该鼓励的。若要留住部分企业把资金投向国内，有效的办法是让投资者感到中国的政策最适合企业的发展，最适合资本的增值，最适合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发展型的市场，中国经济已连续20年保持了9.7％的增长率，居全世界第一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使经济发展充满了巨大的活力，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现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70％的已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美国通用、IBM、摩托罗拉，德国的大众、奔驰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投资上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许多跨国银行的总部也搬到了中国。中国无疑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企业发展最为有利的地点之一就是中国大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最大的政策应该是对全部企业实行平等一致的国民待遇。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二)消除先富者与贫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自从先富者阶层的出现，社会相对贫困者的“仇富”心态日趋激烈。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态失衡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意义。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仍然有些津津乐道。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与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心态极不平衡。特别是前些年出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出现，“富了许多不该富的人”，“穷了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这些现象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更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先富者”的仇视情绪。科学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确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关键一步。1.严格规范国家的税收政策纵观“先富者”的财富积累，许多一夜之间产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我国税法不健全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每个人的收入明细表是极为清楚的。每一笔收入均有政府监督下的透明帐目。依据每笔收入，国家首先审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缴应交的所得税。如果我国每个公民都按照国家税法所规定的所得税依法纳税，那些亿万元富翁、千万元富翁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国家所得税法规定，万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税率上交所得税。那些年收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高收入者和私营企业主，他们按期交纳所得税之后，所积累的财产将成倍减少，资产积累的速度也会急骤下降，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和千万、亿万富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发展，也不是个人资产的快速增加，而是随自己的公司财产日益扩大，是自己控股的企业资本的壮大，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收入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个别有特别技术专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尔盖茨之外，许多公司的资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是年薪制，他们也将交纳数额很大的个人所得税。其收入与公司的增长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远。而在我国，许多私营企业、承包型企业、假集体企业、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个人身上，说他自己拥有多少亿资产。其实法人财产同个人的实际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一回事。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业法人代表一个人完全所有的。许多依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而获得的巨额收入，例如靠金融诈骗、土地转卖、倒卖国家批文、走私贩私、非法经营而获得的收入，也属于逃避国家税收的问题。因为国家对于个人收入的监督不到位，资金的流向不明确，个人的消费不加强管理，使许多公款私用，公款报销，公款私存，许多问题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来源问题不查不问，使许多非法暴富者长年逍遥法外，并且继续以非法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产，践踏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严格税法，特别是依法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是制止暴富者阶层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2.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制度当前我国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较规范和完善，相继出台了许多经济法规。但是，现今仍然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执法的水平和政法队伍的素质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个问题是法律的配套体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紧解决。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问题。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体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领域出现了“真空”，就有许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例如：金融信贷政策问题，药品和各种建筑承包、发包回扣问题，土地批租问题，设备和物资进出口问题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严格执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无机可乘。3.坚决杜绝权力进入市场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权力进入市场，这是极其可怕和危险的。在我国权力腐败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也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权力腐败是掌权者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地下搞钱权交易，运用人民的信任搞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丑恶勾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这样几个出路：第一、完善和严肃党纪和法纪。对于践踏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的各种腐败分子，无论职务有多高，无论过去功劳有多大，都应该像处理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子一样，一点不能手软，坚决果断地给予严厉惩处。第二，要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的约束监督制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仅有现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要有独立的监督机构，让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介入监督序列。不要怕执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几个败类而损害自身的形象，越是从严治党、治军、治政，广大人民群众越拥护。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如果我们能坚持有错必纠，有恶必办，人民群众就会内心佩服，就会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各项事业。第三，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经济立法执法水平。为了让资源尽可能通过市场去配置，必须加强产权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产权主体、资产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购彻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纱，增加透明度，真正实行公正、公开的招标竞争方法进行。特别应对金融、证券、建筑工程、行政执法部门和部分权力部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于各种侵吞国家财产，以各种名义浪费和践踏国有财产的现象和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惩治办法。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才能使市场经济切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基础作用。4.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现今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达到28400元，而贵州省仅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区计算，差得更远。我国的深圳、温州等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万元以上，而相对贫困的陕西省的商洛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在近些年把财政投资方向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八五以来，国家财政的基础性投资，中西部的投资总额尽管比东部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阶层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目前而言，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对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资产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社会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就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充分地发展。但是，有些人现在还对发展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难以理解，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地方、部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歧视、排斥、刁难、打击个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个体劳动者思想上仍有顾虑：怕露富，怕政策多变，怕生老病死无保障，怕经营不下去重新就业困难，等等。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享有“国家人”身份的干部阶层、工人阶层的抵触心理，从而引发为阶层矛盾。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的素质相对而言不是很整齐。从社会来源看，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体的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员、干部、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在以往的时期，他们一般有较稳定的工薪收入、劳保福利、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腐败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腐败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权力腐败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腐败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腐败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出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字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腐败作风多么令人吃惊!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端正党风，密切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quot;三讲教育，是当前我党的一项中心任务。今后，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阶层矛盾仍会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阶层冲突。因此，在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