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办公条件的请示

改善办公条件的请示（共4篇）

1.改善办公条件的请示 篇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 国民经济有了大跨步的发展, 电梯也从无到有。从最早的需要引进到现在可以自行研发, 它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曳引式电梯依靠曳引绳与曳引轮之间的摩擦力进行工作, 因此, 电梯要满足必要的曳引条件从而保证正常运行, 曳引能力直接决定着运力的大小, 过大会导致冲顶;太小则会造成溜梯事故。曳引能力取决于设计和安装等环节。

电梯的曳引能力是否满足实际使用过程中的需求, 是要通过曳引试验检测。对于在用电梯, 由于使用条件的不同, 如绳槽磨损、轿厢装修等, 部分电梯的曳引能力会大不如从前, 很可能导致曳引能力的不足。因此, 必须通过曳引试验发现其曳引能力的不足, 并及时从电梯设计、生产和安装等环节查找原因, 分析成因, 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预防方案和预警方案,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曳引能力。

1影响因素分析

电梯的曳引是一个运动过程, 只要是运动就会受到力的影响。也就是说曳引涉及的组件受力状况决定了曳引运动是否平稳、安全。所以, 首先对曳引过程进行受力分析。

其中efα被称为电梯钢丝绳的曳引系数, 它不仅仅与f有关, 而且还和α有关。曳引系数直接限定了T1/T2的允许比值, 因此, 规定了电梯曳引能力的大小。由图1中的二维图可知, 其值efα越大, 也就是T1/T2的允许比值就越大, 表明电梯的曳引能力增强, 也就是说使用相同的对重, 曳引系数越大, 载客载物能力越强。因此, 在实际研究组现实中往往用电梯的曳引系数的大小来体现其曳引能力。

不难看出, 曳引系数直接由当量摩擦系数和包角的乘积呈现正相关, 因此, 增大当量摩擦系数或包角都会相应地增大曳引系数, 进而提高曳引能力。

1.1 当量摩擦系数

早在中学物理中我们就学过, 摩擦力的大小仅与接触两物体本身的属性有关, 这个问题也不例外, 我们也可以从材质的角度进行研究。当量摩擦系数f与绳槽形状、绳槽材料、曳引机构的清洁程度、绳槽的润滑情况和绳材的捻法等有关。曳引绳在绳槽内的润滑会直接影响摩擦系数, 只可用绳内油芯的轻微润滑, 使曳引绳更柔韧, 要杜绝在绳外使用, 否则会降低当量摩擦系数, 导致打滑现象, 降低曳引力。常见的绳槽有半圆槽、半圆切口槽和V形槽, 其中, 半圆槽的当量摩擦系数最小, V形绳槽的最大, 半圆切口槽则介于两者之间。虽然V形槽当量摩擦系数大, 但磨损严重, 卡生概率高, 且绳槽形状会像半圆槽转变, 故半圆切口槽的应用更为广泛。而且尽管电梯的制造商在设计和制造的时候, 已经将电梯的曳引能力经过精确核算, 但安装环节仍存在一些因素可能导致曳引能力不足。如果未能正确安装, 曳引能力将与设计不符, 甚至可能无法达到使用要求, 因此, 这里将以半圆切口槽的情况为例, 分析当量摩擦系数的影响因素。

根据半圆切口槽当量摩擦系数f计算公式:

f=4μ[1-sin (β/2) ]/[π-β-sinβ]

β—切口圆心角。

可见, 当量摩擦系数直接受β影响角的变化会引起摩擦力f的变化。由函数图可知, 在0<β<π范围内, β越大f越大, 进而使曳引能力efα变大, 见图2。β角会与设计值发生错位, 不但无法提高当量摩擦系数, 反而会降低曳引能力。如果曳引轮和导向轮的轮槽错位较大, 长时间运行磨损会影响曳引轮绳槽的β角。

除此之外, 由于摩擦力两物体接触时, 原子层面的一些凸点相互接触, 距离小到原子间表现出引力, 也就是说在单位面积内的原子级“触点”越多, 摩擦系数就越大, 因此, 如果能够让两接触面更近, 那么就能够提高摩擦系数。

1.2 包角

常用的绕线方式有1:1、2:1和3:1, 分别如图3所示。

由公式可知, 增加包角也能提高曳引能力。这些绕法也可看成是不同传动方式, 不同绕法就有不同的传动速比, 也叫曳引比。1:1绕线法的曳引比是1:1;2:1绕法的曳引比是2:1;同理3:1绕法的曳引比是3:1。曳引绳在曳引轮上的绕法, 按次数可分单绕和复绕, 单绕就是只绕过一次曳引轮, 包角不>180°, 而复绕则是曳引绳2次绕过曳引轮, 其包角>180°。

2改善措施

2.1 提高当量摩擦系数

①优化绳槽, 采用半圆切口槽;②增加单位面积的触点数, 在绳槽上加工滚花, 特别是和曳引绳纹路一致的纹路, 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当量摩擦系数。为了避免磨损, 可在表面进行表面强化处理;③使用中间物质填充缝隙, 可以在绳槽表面涂新材料涂层, 在低磨损的前提下提高表面粘度。

2.2 增加包角角度

如果是新装电梯, 可以考虑使用2:1的传动方案甚至是3:1的, 并且采用复式绕法。

如果是旧电梯, 可以按照图示的方式加装一个压紧轮, 增加包角。由于在压紧轮的作用下, 曳引绳在曳引轮上的比压增大。

由图4可知, 导向轮只起导向作用, 不提供动力。因此, 影响运动过程的唯一因素就在于曳引轮, 如果曳引轮不打滑且运转正常, 则电梯就能运行平稳、顺畅且安全。为此, 我国也制定了相关的行业标准——国标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以此规范电梯产品, 确保人员货物的安全。

设T1>T2, 且此时曳引钢丝绳在曳引轮上处于曳引轮的临界平衡状态T0。根据欧拉公式, T1与T2之间的关系:

T1/T2=efα

上式是电梯静平衡时的受力分析, 要使电梯在运动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抓合力, 不打滑, 就必须满足:T1/T2≤efα。

3结语

楼房越老旧、越高, 电梯的安全越重要。因此, 设计、生产、检测、安装、检修等环节都要重视, 毕竟关乎人命, 十分有必要思考如何能够提高曳引能力, 从而满足日益提升的运力需求, 同时也保障了人们的生命安全。

参考文献

[1]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GB7588-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3.

[2]叶安丽.电梯技术基础[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4.

2.改善办公条件的请示 篇二

1 材料

1.1 试验地概况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祁连鹿场地处祁连山腹地, 地理坐标为北纬38°16'49.54″, 东经99°51'52.65″。海拔高度为3 000~3 400 m。平均气温为1℃, 最低气温为-28℃, 最高气温为28℃。草地类型为高寒草甸和山地草甸, 牧草生长期为120 d, 为一类草场, 植被优良, 牧草生长旺盛。

1.2 试验动物

在试验地所在乡随机购买出生5 d内牦牛母犊牛100头, 公犊牛20头。多功能牦牛牛舍、配方饲料委托甘肃省张掖顶峰饲料厂加工, 见表1、表2。玉米, 购自张掖地区;犊牛培育用牛奶, 购自张掖地区奶牛场;燕麦青干草, 购自张掖地区。对照组采用培育品种大通牦牛进行数据测定。

kg

%

2 方法

2.1 犊牛培育

3月龄内的犊牛舍内和露天室外栓系, 人工喂奶。2月龄内的犊牛每天分4次饲喂, 及早训练采食颗粒饲料和干草。3月龄的犊牛另加玉米糊150 g, 并逐步减少牛奶, 至3月龄断奶。

2.2 3月龄后采取放牧加补饲的措施

牛舍内早晚补饲颗粒饲料和干草粉。补饲量:精料0.8 kg, 干草粉0.8 kg。6月龄后精料1.2 kg, 干草粉1.75 kg;冷季另加煮软颗粒玉米150 g, 为混匀添加剂而设计。舍内精料日补饲量:青年牛为1.25 kg, 生产牛为1.65 kg。青干草粉日补饲量为1.00~1.75 kg。

2.3 二代犊牛培育

白天随母牦牛哺乳放牧, 对母牦牛早晨挤奶1次, 晚间母犊隔离, 早晚补饲。

2.4 数据的统计分析

每3个月定期用电子专用秤称量犊牛体重1次, 怀孕期不称重。根据需要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饲料营养成分测定由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完成。

3 结果与分析

3.1 试验牛与大通牦牛的生长增重情况

18月龄牦牛体重与对照组同龄牛相比, 公、母牛分别提高72.0% (P<0.05) 、67.3% (P<0.05) , 几乎与对照组牛42月龄时的体重相等。30月龄时的体重与对照组同龄牛相比分别提高81.37%、83.76% (P<0.05) 。34月龄公牛体重仍然比42月龄对照组高69.00% (P<0.05) 。增重对比情况, 见图1。

由图1可知, 已完全改变牦牛波浪或马鞍式增长曲线, 由于对照组牦牛经历4个寒冷枯草期, 体重损失非常严重。试验牛6月龄体重小于对照组同龄牛, 显然与断奶早及被动限制自由有关。序号10中缺少34月龄试验母牦牛数据, 是因为怀孕接近临产未能称重。在序号1, 3, 7, 30, 42中对照组引用测定数据, 曲线底部为测算数据。

3.2 试验牛与大通牦牛生长发育情况 (结果见表3)

注:同列数据肩标ab表示3组年龄间差异显著 (P<0.05) , a表示2组年龄间差异显著 (P<0.05) 。

由表3可知, 2.5岁试验牛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龄牛 (P<0.05) , 与对照组3.5岁牛相比, 体长显著低于大通牦牛 (P<0.05) , 其余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胸围和管围是测定牦牛生长发育的重要指标, 是评估肋骨开张和骨量发育的依据之一, 2.5岁试验牛2项指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龄牛 (P<0.05) , 表明传统方式下牦牛蛋白质与能量供应不足, 钙、磷等矿物质也严重不足。

3.3 二代犊牛与亲代和对照组同龄阶段增重情况 (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 犊牛出生重显著小于其他2组 (P<0.05) 。经统计分析, 这直接与母亲年龄小和头胎有关, 但6月龄和9月龄体重已显著升高 (P<0.05) 。6月龄公、母犊牛与同龄亲代相比分别提高37.42%、36.03% (P<0.05) ;与对照组同龄牛相比分别提高33.26%、13.46% (P<0.05) 。9月龄公、母犊牛与同龄亲代相比分别提高32.36%、31.47% (P<0.05) , 与大通同龄牦牛相比分别提高95.17%、60.23% (P<0.05) 。9月龄公、母牦牛体重分别高于大通牦牛18月龄体重 (P<0.05) , 6~9月龄正值寒冷枯草期, 大通牦牛经历第1个体重下降期, 而试验牛二代均显现出持续增长趋势。

不同饲养方式下, 犊牛生长发育及繁殖性能差异显著 (P<0.05) 。试验母牛犊发育迅速, 实现14~15月龄配种, 24月龄产犊。91头母牛繁殖率达到88%, 繁殖成活率达到74%。2014年5月份, 86头3周岁试验母牛已产第2胎, 繁殖率达到84%, 繁殖成活达到74.4%。这一结果将传统世代间隔从36~48月龄[2,3]缩短为24月龄, 实现牦牛1年1胎, 改变了传统方式2年1胎或3年2胎的特性。2年所产成活2批67头、64头犊牛未采取人工强制饲喂方式, 晚间与母牛隔离, 间隔时间为12 h。早晚补饲青干草粉和精料。早晨母牛挤奶后, 犊牛跟随母牛放牧, 自然哺乳。这一方式克服了犊牛人工培育期间牛乳饲喂期太短并限制自由的不利因素, 与父母代和对照组相比, 生长速度大幅度提高。

4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牦牛性成熟晚, 生长发育缓慢, 繁殖率低的研究结论是不客观的。改善条件后, 上述性状特性与高度培育黄牛品种和藏绵羊等家畜相比差异不显著。

研究表明, 营养、寒冷环境和生产方式是牦牛生产最关键的三大限制因素。应抓住主要矛盾, 在限制因素得到解决后, 才能发挥如优良品种等其他技术效应;否则采取改良甚至通过激素疗法等以提高繁殖率和生产效率的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甚至无异于饮鸩止渴。当营养物质严重不足时, 牦牛应优先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在此状况下, 采用人为干预提高繁殖率, 只能放慢牦牛生长速度或降低生长发育指标。一般情况下, 单位草场面积生物量转换成畜产品质量是一个常数, 这应该成为研究与生产组织的切入点。试验结果表明, 牦牛抗寒性强的论点必须遭到质疑并重新定义。已有大量关于放牧牦牛补饲效果的研究, 张国模[4]和陈清文[5]分别进行了大通牦牛冷季补饲和暖棚补饲研究。张国模[4]试验长达6.5个月, 1.5岁牛初始重和期末重分别为93.67 kg、91.36 kg, 对照组分别为91.42 kg、77.25 kg。陈清文[5]进行了3个月试验, 1.5岁公、母牛初始重分别为68.45 kg、67.35 kg, 期末重分别为74.38 kg、82.33 kg, 对照组公、母牛初始重分别为69.12 kg、64.50 kg, 期末重分别为49.55 kg、46.30 kg。冷季补饲起到阻止失重作用, 而冬季暖棚补饲条件下不仅完全阻止失重, 而且增重效果明显, 这与本试验结果一致。牦牛的耐寒性是一种无奈结论, 不等于牦牛抗寒性强。事实上, 牦牛毛绒少且体表面积大, 绵羊的御寒能力远远高于牦牛。即使在高寒牧区最暖季节的8月份, 凌晨仍可发现挤奶母牛寒颤现象;但长期以来畜牧部门推广的标准畜棚为绵羊设计和投资, 并未优先考虑牦牛。

5 结论

研究表明, 营养、环境和品种在牦牛养殖中至少在当前的矛盾权重。试验结果表明, 试验牛生长速度组内差异也较大, 这反映出同等饲养条件下个体来源不同的遗传效应差别, 即种的重要性。但解决三大限制因素已证明能大幅度提高牦牛个体生产性能和繁殖率, 提高生产效率。在此平台上进一步提高, 则是良种问题。这也为政府投资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但个体生产则显得势单力薄, 而大幅度提高产值才会刺激科学的合作生产积极性。高投入和高效率成正比, 牦牛作为奶肉被双索取对象, 除了牛舍等固定投入外, 可根据草场和自身能投入流动成本实力分向选择畜产品获得生产方式, 即奶肉分向或二者兼得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后者, 必须保证母牛和犊牛营养物质的供给。试验中, 二代犊牛日挤奶1次, 而且保证营养供给并解决御寒问题后表现出的优良性状。如果不考虑牛奶索取, 可不必隔离犊牛, 可能需要更少的补饲, 并且能获得较高的增长速度, 为牦牛快速出栏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赵保寿.大通牦牛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J].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2013, 43 (4) :11-12.

[2]张君, 叶成君, 德科加, 等.高原型牦牛繁育状况调查[J].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2005, 35 (2) :22-23.

[3]文平, 党永芝, 宋海德, 等.青海环湖牦牛繁殖状况调查[J].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2007, 38 (6) :24-25.

[4]张国模.放牧牦牛冷季补饲效果观察[J].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2012, 42 (4) :18-19.

3.改善办公条件的请示 篇三

黑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核心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通过工程、技术、生物等措施, 突出增水、涵水、节水, 以水资源的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合理配置、高效利用,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保护沿岸生态, 上游突出水源涵养, 中游突出节水和湿地保护, 下游突出生态恢复, 改善绿洲生态环境,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是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走出北方干旱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子, 建设更高水平的节水型社会, 实现上游涵养水源、中游有水可节、向下游有水可调的治理目标, 推动全流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治理取得的主要成效

黑河流域近期治理工程对中游的生态及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㈠节水效果明显

实施黑河流域近期治理以来, 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不断调整, 灌溉轮次也相应减少约1次~2次, 实际灌溉天数也由原来的245天压缩到了155天左右, 灌溉时间减少80天~90天左右;灌溉定额由治理前9150立方米/公顷, 减少为6525立方米/公顷。

㈡生态效果显著

黑河流域近期治理工程的实施, 提高了水的利用率, 改善了下游生态环境, 对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稳定国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 部分改善了气候状况, 沙尘暴次数减少, 水质状况有了一定改善, 盐渍化分布面积有了明显减少, 盐渍度也有了缓慢的下降。

㈢社会效应凸显

黑河流域近期治理工程的实施, 极大地改善了张掖市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 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水利管理机制的完善, 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同时, 增强了广大群众的节水意识, 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初步形成潦草畜、种子、果蔬、轻工原料四大支柱产业, 加快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基础设施水平和城市综合功能明显提升。

二、具体做法

在工程项目建设中, 面对投资大幅度增加、部分项目资金下达又相对较晚、工期集中、任务繁重的情况, 各级水务部门严格按照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 统筹谋划, 合理安排, 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

㈠科学安排保进度

坚持从实际出发, 科学制定施工计划, 充分考虑项目建设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及早采取应对措施, 确保了施工进度。尤其是人饮项目建设, 克服后期项目安排地域条件复杂, 施工难度增加, 自筹资金不足等方面的困难, 对水源地选择、水厂建设、管道开挖等统筹安排, 交叉作业, 加快了工程进度, 使项目按期交付使用, 如期发挥了效益。

㈡全力以赴保重点

采取领导挂项、部门包干、责任到人、集中会战等办法, 抽调骨干力量重兵保重点, 确保了工程建设任务的落实。

㈢严格监管保质量

针对年度工程建设面广量大的实际, 始终没有放松技术指导、质量监督、施工管理等关键环节, 特别是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发现的一些隐患,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及时组织专家开展技术会诊, 研究处理方案, 并下派质监人员跟踪监督, 县上分管领导亲临现场, 蹲点指导, 确保了安全隐患的排除和工程建设质量。同时, 认真研究工程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积极探索创新管理模式。

三、存在问题

黑河流域近期治理决策及时、正确, 为遏止整个黑河流域的生态恶化、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项目的实施, 促进了中游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了传统农业向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 对实现黑河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为农民增收、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是一项应急工程, 综合治理规划尚未启动, 流域治理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

㈠上中游生态整体恶化

黑河流域地处西北内陆典型的干旱荒漠区,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上游祁连山冰川萎缩, 雪线上升, 林线上移, 森林缩减。据资料显示, 祁连山冰川融水比上世纪70年代减少约10亿立方米, 局部地区雪线以年均2米~6.5米的速度上升, 冰川融雪速度明显加快, 天然林分布下限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海拔1900米退缩至2300米, 灌木林生长下线比上世纪50年代上移约60米。黑河流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区, 上、中、下游生态互相依存, 如果上中游生态得不到有效保护, 将直接影响全流域的生态安全。

㈡中游灌溉与生态用水矛盾突出

张掖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 其耕地面积占全流域的95%, 由于全市工业基础薄弱, 二三产业发展没有重大项目建设支撑, 一产比重过高。近年来, 随着国家粮食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 农民种粮积极性逐步提高, 复垦开荒现象比较普遍, 灌溉模式粗放, 高效节水应用面积偏小, 农业灌溉用水一直居高不下,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80%以上。由于黑河近期治理没有充分考虑生态用水, 现行黑河分水方案留给张掖的用水量只有6.3亿立方米, 与实际8亿立方米的需水量存在很大差距, 致使农业灌溉的现实需要和长远生态目标无法兼顾, 灌溉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 局部生态问题已经凸显。

㈢节水型社会建设投入不足

节水型社会建设需要全方位、各行业、多方面的投资支撑, 张掖市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以来, 由于多方面原因, 一直缺乏专门的项目和资金支持, 水资源管理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 “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两套指标体系和县区断面控制指标难以落实, 就目前来讲, 推进节水型社会工程体系建设在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配套计量设施等方面存在较多困难。

㈣水利行业综合能力较低

从水利行业承担的工作任务来看, 与大规模水利建设和日益繁重的水资源管理任务相比, 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从建设全国一流的节水型社会的长远目标来看, 水利管理的体制机制、技术装备、信息管理和指挥协调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办公自动化、信息化条件还很差, 重要监测站网布设尚未建立, 配水分水和水文基础设施、水资源和防汛抗旱监测预警能力很差, 水资源调度管理系统、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农村水利管理信息系统、水利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水利数据库建设、山洪灾害预警预报系统等信息化项目建设尚未起步, 直接影响水利行业综合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对策建议

从黑河近期治理项目的实施效果和《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要求看, 必须加快黑河流域综合治理的进程。推进黑河流域综合治理, 关键是保护生态, 核心是水资源高效利用, 重点是发展现代农业, 大力实施退耕还水, 把着眼点由过去为配合调水而建设渠道工程, 转变到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和保护生态环境上来,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绿洲经济, 促进用水结构和生产方式转变, 把水从传统农业生产中挤压出来, 一方面还水于生态, 建立节水农业与生态保护相生相伴的耦合体系, 促进自然生态保护和恢复, 实现农、林、水统筹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 腾出用水空间支撑工业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㈠保持黑河的自然属性, 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

黑河以年均径流量15.8亿立方米的有限资源承载了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14.3万平方公里、134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 还承担着维护河西走廊生态屏障的重任, 可以说是超负荷艰难运行。黑河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 使有限的水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流域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需要, 目前黑河首要的任务不是开发, 而是如何保护好这条河流。应该从生态保护和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角度来确立工作方针和原则, 把黑河生态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在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中集中体现还原黑河天然径流过程和生态自我修复的思想, 维持大自然的本来面目, 决不能按过去的开发观念, 在黑河上游修水库, 破坏水源涵养和生态环境,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㈡建立上中游生态补偿机制

当前, 我国与水有关的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系统恶化等问题十分突出, 而与水有关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 加剧了水生态环境问题。黑河流域实施跨省水量调度以来, 下游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被迅速遏制, 但中游生态却出现了恶化苗头, 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也缺乏强有力措施, 必须从流域上、中、下游相互补偿、行政区域之间补偿、区域内单位及政府之间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研究建立补偿机制, 并将其内容纳入黑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建立黑河全流域生态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量调度长效机制, 确保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 建议取消张掖市水利项目地方配套资金, 作为对黑河流域水量调度的应急补偿措施。

㈢实施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

高度重视黑河产流区祁连山区的生态保护, 建设阻止巴丹吉林沙漠向河西绿洲腹地侵蚀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保护系统, 尽快遏制祁连山冰川融化、雪线上升、黑河冰沟消融、绿洲湿地萎缩、生态退化现象, 抢救濒临死亡的生态林;逐步减少荒漠化面积, 提高草场生产能力和草原总覆盖度。生态安全工程的规划和实施必须充分体现生态优先, 具有明显的补偿性质。

㈣实施黑河流域湿地保护工程

张掖境内有湿地面积21.07万公顷, 有1.67万公顷已经退化, 需要通过实施围栏封护、疏浚水系、退耕还泽、植被恢复、盐碱地改良、污染监测、治污减排等措施保护和恢复;通过大面积封滩育林、人工促进及自然更新等措施, 恢复荒漠区植被, 有效控制土地沙漠化;对黑河中游湿地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实施湿地功能区和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湿地保护基础条件。

㈤大力发展现代高效节水农业

4.改善办公条件的请示 篇四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状况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导致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近十余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99年的34.78%增长到2011年的52.17%,未来十年更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城镇化的高速发展,现代城镇遭遇了城镇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城镇整合等一系列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城镇人口转化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城市住房问题在本源上就是社会的公共问题,也已经成为当前政府最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调控、住房保障等方式,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但由于正处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总体上仍处于住房短缺时期。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困难问题,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准确估计我国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和住房条件改善意愿,有助于制定合理的住房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合理化的住房建设投资和提供科学的住房供给决策、住房保障规划。本文通过住房普查数据来研究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及影响,建立Logistic模型来探索分析人口统计特征和现住房条件特征对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影响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估计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制定住房供给政策与供给规划、实施住房保障提供决策支持。

2 国内外文献回顾

目前国外已经有不少有关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的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是经济学视角,二是社会人口统计学视角。运用经济学视角研究住房需求与住房选择,通常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即在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租赁或者购买住房来改善住房条件并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在这种视角下,收入、财产和住房价格等被看作是影响住房选择和改善的重要因素,该视角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削弱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社会人口统计学视角则从地理学、人口学、规划学等学科角度对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住房选择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消费投资行为,而且是与家庭人口特征以及住房市场变化关系密切的复杂决策行为。该视角的研究表明,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家庭人口和组成等因素对租赁或购买的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也有部分研究将经济学视角和社会人口学视角结合在一起,综合考察二者对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行为的影响。

国内对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数量也十分有限。对广州居民住房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规模和户口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的租赁购买等住房选择行为。在我国住房市场转型的特殊环境下,影响住房选择的因素可以分为家庭经济因素、住房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三大类。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都对住房租买选择有影响,而社会经济特征如年龄、家庭规模收入等因素对住房选择行为影响与西方类似。近期研究进一步发现,与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况、是否有小孩、教育程度等)和市场特征因素相比,制度因素特别是旧制度因素(户籍、职业等)的影响已经不大显著。

国内外当前研究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涵盖了人口统计特征、市场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三大类。涉及居民现住房条件对住房选择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利用大规模调查数据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比较缺乏。因此,本文意在通过计量模型方法定量研究分析影响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因素,一是探索现住房条件特征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二是分析在引入这一新的影响因素变量之后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显著性及影响程度变化。

3 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的因变量只有“有改善住房条件意愿-1”和“没有改善住房条件意愿-0”两个选项,且包含“连续自变量”和“分类自变量”两类自变量。因此,本文研究拟采用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人口统计特征和现住房条件特征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对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显著性与影响程度。

根据研究设计,假设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发生概率为P,则(1-P)为居民选择维持现居住状态的概率,xi(i=1,2,3,…,m)是自变量,ai(i=1,2,3,…,m)为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系数,则定义:

此模型便可以估计城镇居民在各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改善住房条件概率。

3.1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参考前人的研究及住房普查资料,本文选取了人口统计特征和现住房条件特征两个方面的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通过调查与访谈,认为“现住房条件”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也存在影响。因此将这一特征指标引入模型,考察该方面因素对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及影响程度的变化。模型中各自变量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D02常住人口数”和“H07人均住房面积”为连续自变量,其他自变量均为多分类自变量。研究使用的数据从黄石市住房普查中搜集得到,普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黄石市房地产管理局。剔除无法获得所有变量数据的个案样本,获得88793份样本数据,用于实证分析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因素。

3.2 描述统计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将数据异常点进行处理。按照Shumway的数据处理原则,本研究以整个自变量数据区域中两端各1%位置的数值定义为数值区间的上下界,一旦某一个案的自变量数值溢出上下界,则将该数据修改为上下界的数值。经过数据修正处理以后,模型中各个影响变量数据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各个自变量的水平值中,除了D01户籍、H06自有或租住这两个自变量均值差异不明显以外,其他自变量均存在明显的差异。由此可以说明本研究所选自变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3.3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

进一步,针对有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和没有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两组居民样本,采用SPSS18对各个自变量指标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来看,自变量的方差相等假设被拒绝,说明两组样本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t检验结果显示,10%的置信水平下,只有自有或租住这一个自变量不能拒绝样本均值相同的假设,而其他自变量均值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

4 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进入Logistic模型分析之前,先对自变量是否能进入模型进行筛选。对于连续自变量,通过拟合单变量Logistic模型来取得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对于分类自变量,按其m个水平进行与因变量的二维交互表分析进行显著性检验。经过上述方法筛选,10个自变量均被接受纳入模型。

为了更好地说明不同特征对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尤其是分析“现住房条件”发挥的作用,本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人口统计和现住房条件的单一特征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在模型1中,只考虑“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即户籍、常住人口数、人均月收入3个单一特征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此外,考虑到“现住房条件特征”对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也有可能存在影响。因此,在模型1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模型的稳健性,加入“现住房条件特征”建立模型2进行稳健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在模型1中,没有考虑现住房条件特征变量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户籍特征、常住人口数、人均月收入等特征,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有显著影响。在常住人口数、相同人均月收入条件下,本市县、郊区户口和本市以外地区户口的居民比本市城区户口的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更低。常住人口数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显著且为正向,即在其他条件同等情况下,常住人口数越多的居民住户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越强烈。比较惊奇的是,人均月收入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整体影响为负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反而比较不愿意改善现有住房条件。这可能是因为模型1仅考虑了人口统计特征影响因素,忽视了其他因素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而导致模型解释能力不够的原因。本文重点分析在加入了“现住房条件特征”变量影响后模型2的回归估计结果。

4.1 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

户籍影响不显著。本市县郊区户口居民选择改善住房条件的概率为本城区户口居民的0.816倍,说明户籍为本市城区的居民更愿意改善住房条件,但是本市以外户籍的居民意愿影响则不显著。这个结论与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认为的户籍因素对住房选择有显著影响有所不同,这可能是由于黄石和广州的城镇人口组成与流动性、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所造成的。加入现住房条件的因素影响,相对模型1、模型2中户籍因素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显著性也变弱了。

常住人口数统计特征非常显著(p<0.001)。该变量系数为0.254,表示常住人口数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每增加一个常住人口,其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将为之前的1.289倍。说明在同等条件下,常住人口数越多的住户家庭,其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就越为强烈。

人均月收入是人口统计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实证结果显示其统计特征非常显著。在加入“现住房条件”影响变量后,模型中人均月收入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由负向转变成了正向,收入区间为[1001,2000)、[2001,3000)和[3001,+∞)的居民改善住房意愿可能性分别为收入1000元以下居民的2.292、4.107和7.205倍。收入区间的逐步提高,能显著地提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概率,说明了人均月收入对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影响为正且非常显著。

注:括号内为Wald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4.2 现住房条件特征的影响

住房性质影响部分显著。从住房性质来看,与居住商品住房的居民相比,居住于其他性质住房的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普遍要强烈。其中居住在经济适用住房(含集资房)、已购房改房和租住公有住房的居民选择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分别是居住商品房居民的1.589、2.337和3.734倍,恰当且显著地反映了当前国有工矿住房、房改房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可以认为,住房改革后通过住房市场(主要是通过购买商品住房)解决住房问题的居民,其居住条件相对较为完备,对于其他有历史遗留住房问题的居民来说,其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相对较弱。

住房成套情况影响非常显著。住房成套情况反映了居民现居住住房的配套设施是否完整,回归结果表明居住在非成套住宅中的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发生的概率是居住在成套住宅居民的1.492倍,说明了不成套住房欠缺起居必需的设施,居民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更倾向于改善目前的住房条件。

住房建成年代影响部分显著(显著性统计值大多在5%到10%之间)。相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建成的住房,50年代建成住房的居民选择改善住房条件的概率为前者的11.143倍。但从总体影响趋势来看,现居住住房建成年代越近,其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就越弱。而50年代建成住房的居民改善住房条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大,究其原因是这个年代建成的住房大多都是房改房、棚户区和工矿房,所以它们也是当前解决城镇住房问题工作中重点关注的群体居住区域。

住房完好程度的回归结果均非常显著。居住在基本完好、一般损坏和严重损坏住房中的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发生比分别是完好住房住户的3.540、8.222和14.301倍,这说明了居民居住住房损坏程度越大,其现住房条件越差,因此改善住房条件的可能性越大。住房完好程度的影响系数为正且绝对值相对其他解释变量系数较大,说明住房完好程度(完好→损坏)显著地提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

住房户型回归结果影响部分显著。从该影响因素变量的影响系数为负和显著性Sig值(P<0.05)来看,其总体影响趋势是居住户型越大,其改善住房条件可能性就越小。但从后面几个分类变量影响的弱显著性来看,对户型条件越好的居民,这个变量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影响程度越弱。

自有或租住影响非常显著。比较意外的是,租房住的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发生比仅为自有住房居民的0.618倍。也就是说,相对居住自有住房的居民而言,租房住的居民比较不愿意改善现有住房条件。而部分研究认为城市中租房住的居民其住房条件改善需求应该更大,我们认为得到这样结果有以下原因:一是实证样本来自于社会经济水平结构比较特殊的城市,租房住的居民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可能是短暂停留或者收入水平低等原因导致其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并不强烈;另外可能的原因是,较多自有住房因为年代久远,住房条件相对租赁住房不太完善,因而其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更为强烈。

人均住房面积统计结果非常显著(P<0.001)。人均住房面积直观地反映了居民的现居住条件水平,同时它也是住房保障的重要认定条件。回归结果中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107,说明人均住房面积对改善住房条件意愿起到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即随着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其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就会相应减弱。量化表示为,人均住房面积每增加1平方米,其改善住房条件意愿发生比为原来的0.898倍。

5 结论与讨论

如前文实证模型分析所述,D01户籍特征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H06自有或租住对因变量影响为负向这两项结论与部分现有研究有些不同,这是因为本研究选取的黄石市是近代早期开发的厂矿工业城市,其城市发展特征、社会经济结构比较特殊,因此该实证结果对现有研究成果有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事实上,不同城市因为其地理位置、社会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镇居民对于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特征和意愿本身就存在差异,并不能完全用一种模式来估计每个地区的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意愿。

进一步,本文实证研究结论证实了目前各地政府在实施住房保障时所认定的家庭收入和现住房面积标准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迫切程度,现行制度政策在认定保障对象和制定保障标准上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较高政策瞄准率。值得注意的是,现住房条件是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估计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制定住房供给政策和规划时,应利用住房普查数据充分考虑现住房条件对住房需求的影响,作为住房建设投资、住房供给规划和住房保障的重要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