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一生

周恩来的一生（共8篇）

1.周恩来的一生 篇一

姓名： 周恩来 [1898-1976]

出生时间： 1898-3-5

逝世时间： 1976-1-8

民族： 汉族

籍贯： 生于江苏省淮安山阳县，原籍浙江省绍兴

人物简述： 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总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1898年 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1910年 春，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入银岗书院读书。秋，到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学习。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 6月，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 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学习。

1920年 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7月出狱。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22年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

1923年 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任书记。11月，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

1924年 7月，奉调回国，9月抵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 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在中共广东区委内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进行第一次东征。8月8日，和邓颖超结婚。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少将军衔。10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11月，被任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1926年 2月，任第一军副党代表。3月，“中山舰事件”后，和毛泽东等主张反击蒋介石，未被采纳。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 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四一二”事变后，主张“迅速出师，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8月1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1928年夏，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11月回到上海。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 8月，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起草中央8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口授并审定中央9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阐明红军的任务、前途、战略、发展方向等，指出毛泽东仍应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930年3月，离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2月，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春，和朱德领导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4年2月，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加长征。12月，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省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红军应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得到会议一致通过。此后经过与张国焘的斗争，和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0月到达陕北苏区。

1936年4月9日夜，和张学良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开展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日作战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

1938年参与领导长江局所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发展。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2月到重庆。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书记，领导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2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任务等。3月，回祖籍绍兴，并指导浙江等省中共地下党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8月，赴苏联就医。

1940年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封锁消息，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书写题词和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署应变措施。

1942年组织中共南方局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1943年为配合整风教育，多次召开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党员干部会议，讲述中共党史。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10月，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说，指出挽救当前国内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成立联合政府。11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1月，再到重庆谈判。2月，回延安。4至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和毛泽东、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和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

谈纪要》上签字。

1946年1月上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马歇尔、张群组成的三人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3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随后与军事三人小组其他两方人员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并同中原部队领导人研究、部署了突围方案。这期间，周恩来极力防止内战，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但国民党军队终于在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延安。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

1947年3月18日，和毛泽东等撤离延安，之后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斗争。8月，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平山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25日，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2月，指出中国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领导。

1950年1至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越过“三八线”。30日，周恩来指出“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进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2月，周恩来、陈云等六人领导小组成立，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直接领导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12月，兼任中央转业委员会主任。

1952年4月，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我国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8月，主持拟出《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提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

195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2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 年2月，主持研究国家体委工作，提出要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锻炼身体。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下旬，访问印度、缅甸，与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7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

停战协议。回国途中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仍兼外交部部长。12月，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3月，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设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由国家给以财政补助。4月，率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主持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5月，谈文艺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1至12月，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1957年1至2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8月，在青岛出席民族工作座谈会，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报告。

1958年2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6月，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1959年1至2月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60年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研究。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月，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0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7月，到新疆视察。

1966年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5月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继续进行，为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1967年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2月，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动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刘少奇）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刘”活动持续近一个月，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

1968年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1971年3月，访问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7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9月13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处理林彪叛国事件，使国家转危为安。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72年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5月，发现癌症。7月，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本年国民经济逐步回升，是“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4年6月1日，病重住院，此后，在医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前进。在会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9月7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12月20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2.周恩来的一生 篇二

鸡叫三遍过后, 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 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 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一粒米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 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 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地问道:“蒋妈妈, 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 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 (chōnɡ) 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 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 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 这十多道关, 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 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 更激励着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 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 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 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 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 年幼的恩来已筋疲力尽、呵欠连天, 上下眼皮直打架, 但他仍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 心疼不过, 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 妈妈, 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 连忙把头埋进一盆凉水里, 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 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 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 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 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 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说着, 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 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 直到满意为止。

3.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篇三

从江苏江阴的农村走出来，26年后开创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新局面，2007年成为中国最有钱的教师，这就是俞敏洪正在书写的创富传奇。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可以达到金字塔顶峰，一种是雄鹰，另一种是蜗牛。甘比后者的俞敏洪，连续3年高考才勉强进入北大，大学4年期间还一直是班上的“绩差生”，但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安静平和的心态，以及乐于助人的良心，俞敏洪实现了别人之不能，甚至比他更为聪明的同学，都团结在他周围共同创业。显然，命运之神在俞敏洪所在的北大1980级西语班开了一个巨大玩笑。

但当你真正走近俞敏洪，了解他传奇经历中的一点一滴后，你又会觉得，俞敏洪的成功是一种水到渠成，它是“天道酬勤”的现代演绎。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要我谈谈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能够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其中就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它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一个同学已经在宿舍了。他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经过三年高考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地读书，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本书（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每个月给我们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后非常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就像刚才北大老师说的，尽管你在高考时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我感到非常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我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的聪明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 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后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有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底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之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是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呆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他是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生活中做的事情中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6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给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事情成功了，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是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就永远不会白白付出。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4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学习的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10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4年水。”（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你一辈子堆积起来的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4.《周恩来的故事》 篇四

最近，我在读一本名叫《周恩来的故事》，里面讲述了关于周恩来的许多故事。今天，我就来讲述一下周恩来的一些革命故事。

1898年4月5日，在周家大院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父母给他取了吉祥的小名——大鸾。大鸾——周恩来从小就勤学苦练，练得一手好字，而且不迷信，也聪慧过人。1913年春天，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小学各门功课的学习，8月考入了天津南开学校。由于周恩来刻苦好学，成绩总是全班第一，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使学校免去了一切的学杂费。而在1919年的9月2日的一列火车上，周恩来，郭隆真等八个男女青年热烈讨论着“五四”运动……此时，周恩来十分认真地说道：“这个万恶的社会，非彻底改造不可。”在这些团结的力量之下，组织了一个“觉悟社”，成为了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此时，反动省长曹锐，怕学生惹是生非，于是阻止“学生运动”这更加激起了周恩来和“觉悟社”的愤怒，与反动派展开激烈战斗……

第一次的革命失败了，而且四位学生代表也被关进了大牢里，其余的十几名学生也被杨梆子——杨以德抓住了，但在周恩来的机智冷静下，化险为夷，获得了自由。周恩来是多么机智啊！在之后的一些年里，周恩来渐渐攀登，与邪恶势力坚持斗争。

就在1928年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准备赴莫斯科筹备第六次代表大会。当时，国民党下令悬赏缉拿身为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八月初，他们化装成一对古董商人，想乘船离开上海

到大连。

下船的一路上，不但有人追踪，而且有人上前盘问。有几位日租界水上警察厅的警察把周恩来带到了水上警察厅。他们问的问题，周恩来都冷静作答，最后没问出什么名堂，只好放了周恩来。周恩来夫妇日夜兼程，甩掉了许多敌人，前往了莫斯科。

周恩来深谋远虑，时时刻刻为党献力，无时不刻为人民服务。也正是因为有了周恩来这样为人着想的优秀领导人，才有我们的精彩生活；更因为有了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才有我们现在的安宁。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百年的耻辱，应该勇往直前，创造新的革命，继承周总理的负责与对群众的关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这句话说得一点没错，国家的希望就在前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使中国越来越国际化，推动一个个新革命。

现在，我们虽然只是一名小学生，但我们从小就得树立一个观念——国家的曙光，就是我们这些小太阳。我们必须担负起国家的重任，不辜负人民给予的厚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们又高歌起了这首歌曲，心中荡漾着一圈圈水波，神情激动，那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一股莫名的斗志在胸中燃烧，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长大后一定要报效祖国，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尽快革新社会，推崇新改革。因为我爱祖国。

5.青年周恩来的风采 篇五

1898年3月5日，江苏省淮安县一所宅院中，诞生了伟大的周恩来同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那个中国遭受列强欺凌、封建统治双重压迫，民不聊生，国运衰微的时代来到了这个世界。周恩来同志一生中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国际上也很享有威望。这样一个中华骄子，在青年时代便已从种种方面体现出了他过人的素质。

一、年轻有为、才华横溢

周恩来天资聪颖，从小就记忆惊人，年幼时私塾先生教的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于是周恩来养成了阅读大量课外书的习惯。1910年，周恩来离开家乡，到东北跟随见多识广而博学多才的大伯父生活。当年秋天，他进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比较新式的教育。这里的教育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周恩来开始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撰写文章，参加讲演。

在沈阳读书期间，周恩来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总是全班第一。他写的文章，气魄大，有远大志向，伸手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他的文章常常被批上“传观”字样，贴在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每当国文老师赵希文看到周恩来的作文中流露出的奇光异彩时，常常情不自禁拍案叫好，并经常感慨地对其他老师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1912年10月，全校师生隆重集会，纪念关东模范学校建校两周年。年仅十四岁的周恩来以《奉天关东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为题写了一篇作文，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抓起。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读书，各种学科，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于校长、教师和同学的责任，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后被作为范文收入《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年仅十四岁的周恩来，却表现出如此引人注目的才能，实属难得。

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除了在每门学科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周恩来的国文更是优秀非凡。南开学校对国文十分重视，每两个星期布置一次作文。周恩来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提笔直书，一气呵成。在1916年南开学校的全校国文考试中，周恩来选题《诚能动物论》，一口气写了六七张格纸，洋洋千余言，叫上卷子，心情异常兴奋。在校长的亲自评定下，周恩来的这篇作文被评为全校第一名。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周恩来总是能够以他优秀的文章令人折服。《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在总结周恩来的学习成绩时写道：他的“国文则早露头角”、“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

周恩来并不满足在课堂上获得的知识，他利用南开学术氛围比较自由的有利条件，经常在课外阅读许多书籍，特别是文学、历史、政治反面的书籍。周恩来一面阅读，一面思索，还和同学们一起交流。

周恩来具有以理说人的演说才能。天津各中等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演说比赛。1914年和1915年周恩来都被推举为学校的三名代表之一，南开学校连续三年获得第一名。1915年他又被推举为演说会副会长。1916年天津的爱国演说大会，就是周恩来带领南开学校代表队参加的。在此之前的10月4日，他在全校举行的演说比赛大会上以《中国现时之危机》为题，慷慨陈词，博得热烈掌声。这篇演说词后来作为“代论”全文刊载在同年11月8日的《校风》中。周恩来在以后从事的革命活动中，之所以能无数次气势不凡、透彻深刻的即席发表演说，跟他青年时代在南开学校的这种锻炼和实践是分不开的。

后来，周恩来还主编了《敬业学报》、成为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19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该报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肩负着知道学生运动的重大使命。

此外，周恩来爱好文艺，兴趣广泛。他在南开读书时，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也是表演话剧的活跃分子。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成立，周恩来担任话剧布景部副部长，并登台扮演过许多角色。南开学校的话剧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受到京津许多观众的瞩目，声誉甚至超过了专业剧团。

从诸多方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青年周恩来形象，这也正是日后他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关键所在。

二、严于律己、艰苦朴素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个生活勤俭、艰苦朴素的人，这也是他从小就具备的品质。

周恩来诞生之际，他的家庭和家族正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家境日趋贫困，生母去世，家里债台高筑，后来嗣母也去世。渐渐的，家境每况愈下，他的家庭完全陷入了危机之中，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周恩来便担负起了主持家政的重任。艰难而凄凉的生活，冷漠的人情和炎凉的世态，磨练出了周恩来坚韧忍耐、顽强吃苦的性格。

考入南开学校后，周恩来的生活状况是：“吾家贫，出境最艰。”有的同学因家庭困难中途退学，而面对难以负担的学宿费、饭费，周恩来却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一直支持到毕业。他在完成繁重的学业和从事大量社团活动的同时，还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蜡板等工作，补贴伙食费及零用。贫困的生活，不仅没有消磨周恩来的意志，反而把他砥砺得更坚强了。

五四运动时期，他主办《会报》的时候，将印刷局的一间小屋作为编辑室，因为缺少经费，一切只得从简。学校从搜集新闻到撰稿，从编排、画版到校对。甚至卖报，都由周恩来主持。辛劳之余，他的生活十分清苦。晚上加班，饿了就买块烤白薯或烧饼吃，从来不下饭馆。当时有电车了，但他坐不起，每天从家步行到办报的地方，半夜后又步行回家。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征程，继续以艰苦朴素的精神生活着。

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青年周恩来形象。这些美好的品质一直伴随他一生，勾画出一个伟人的光辉形象。

三、心系祖国、志向远大

我们都知道那句震撼人心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中就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周恩来胸怀的伟大抱负和对中华民族的那股赤诚的热爱之情，一种为国家、民族的将来而奋斗的崇高责任感，已经深深植根于周恩来的心中。

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时，十分注意了解社会实际，接近工农。他常常利用寒暑假到家住农村的同学家里访问，了解农民的疾苦，这使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东北生活的三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进入南开学校后，他经常阅读当时出版的进步报纸，联系中国的现状，探求中国的出路。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他在作文《尚志论》中写道：“故凡同一类人，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画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成一希望在。然后按此希望之路线以前进，则其结果鲜有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何者？志是也。”

周恩来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志向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1915年5月，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周恩来立即在“敬业乐群会”上发表演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亡国条约，同时还在同学和教师参加的讨论和声讨会上，进一步揭露和谴责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袁世凯死后，代之而起的是军阀纷争。面对中华民族的危机，周恩来呼吁青年要鉴定救国之志，希望“可敬可爱的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奋起救国。

中学毕业时，周恩来下定了救国的决心，决定到日本留学，从那里获得解救祖国的理论和方法。即将渡海而去、离开祖国的他写了一首诗：“大江歌罢掉东头，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在日本，周恩来开始检讨自己曾经的思想，发现自己过去认为“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错了。他决心每天花十三个小时去学习，要求自己“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这就要：“随着世界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那个时候，周恩来开始向着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留学法国期间，周恩来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决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解救患难中的中国。

一个青年人，在他最有活力的时候，如果确立了自己正确的理想与远大的志向，并为之不懈努力，那么这会是一生中最绚丽的部分。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周恩来，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四、思想活跃、组织斗争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具备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处理事务的能力。

在南开学校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敬业乐群会”副会长、会长，《敬业学报》主编，《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江浙同乡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等。通过这些活动，他得到了全面锻炼，为他日后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他在1951年2月24日对南开中学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我的母校。没有疑问，那时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我学了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能力„„”

1917年，周恩来赴日本留学。一到日本，他就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爱国组织“新中学会”和“天津南开学校留日校友会”，向旅日华侨宣传，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政府出卖祖国。5月6日，为反抗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要求，中国留学生在神田区的中国餐馆集会。周恩来为大会起草了抗议书，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侮辱，抗议国内军阀的卖国行为。中国学生会联合起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游行示威，周恩来参加和领导了这次斗争，遂下决心早日回国，去参加一天天高涨起来的国内革命斗争。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一回国就立即投入了学生运动。当他得知，南开学校校方要聘请卖国贼曹汝霖任校董，内心非常震惊、气愤。他马上去找校长交谈，得知是因为校方想以此举拉来大笔赞助。回到住所，周恩来连夜起草了一封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他要联络海外的校友向校长张伯苓施加压力。留日南开同学收到这封信，为南开的发展前景深为忧虑，对校长的不明智之举表示愤慨。在校内外同学的一致反对下，张伯苓不得不改变态度，曹汝霖最终没有成为校董。周恩来在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

当年八月，北京与天津的学生代表到北洋政府门前请愿被捕。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周恩来一方面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中向社会呼吁，唤起民众，联合斗争，另一方面，和其他学生代表一起率几百人赶到北京营救被捕的代表。他们连日在总统府外请愿，并且动员了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北京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逮捕的所有学生代表。

九月份，周恩来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其他成员经过分头组织、积极筹划，反复酝酿后，决定成立一个二十人的严密爱国团体。9月16日，周恩来主持了宣告觉悟社成立的会议，在五四运动中与新民学会齐名的觉悟社正式成立。此后觉悟社邀请众多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前来演讲，提高了社员的思想觉悟。在周恩来的主编下，《觉悟》杂志出版，扩大了影响力。觉悟社的斗争在学生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在留学法国时，也参加过许多革命运动，并担任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中文书记。在法国的一年，将他锻炼成了一个有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也培养了他组织政治事务的能力。

除了才华横溢、坚忍不拔、聪明才干等优秀的风采外，青年时代的周恩来还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集伟大的人格于一身。可以说，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所体现出的种种优秀品质，就预示了他将来会成为民族的脊梁。我们从对青年时代周恩来的更深一步认识中，也体会到了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人所应具备的优秀品格。

参考资料：

1.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凤凰出版社《周恩来人生纪实》

6.周恩来的病例分析 篇六

2015-01-08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

搞政治斗争，难免起伏跌宕，毛 泽 东，邓 小平都是三上三下。但是周恩 来却是在惊涛骇浪中唯一的不倒翁。俗话说“大奸似忠，大忠似奸”，个中缘由涉及智慧，谋略，权术，非我等鼠辈可猜度评议。不过，不管什么人都要吃五谷杂粮，都要生病，了解一些伟人的生老病死，对我们不无启迪。

周 恩 来是男人中的极品，两道浓眉，一双朗目，在南开读书时，周恩来演的就是旦角。长征中的周恩来蓄须未剃，西安事变前后会见张学良，被赞为美髯公。后来为见蒋介石，蒋倡导新生活运动，为礼貌起见还是剃去了，让张学良唏嘘不已。

所有回忆周 恩 来的文章，无不提到周 恩 来过人的精力，以及炯炯有神的双目。那么周恩来何以有如此超人的精神和能力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年轻时以天下为己任，很是注意锻炼身体，所谓野蛮其体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湘江游泳，大雨天在岳麓山裸奔。

周 恩 来可没什么锻炼的故事，周的超人的精神和体魄是哪里来得？我告诉你吧，是一场大病激发出来的，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说1935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翻过雪山，同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也是长征的初步胜利。一直身挑重担的周恩来似乎可以稍稍松弛一下，这一松，体内的疾病就爆发了。

杨尚昆回忆道：“ 长征中的恩 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台，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他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

周 恩 来病倒后医生最初当作疟疾来治，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当时红军中有个非常好的西医大夫傅连璋，（是个基督徒，原来在福建漳州教会医院工作，被红军发展进来。解放后做了卫生部部长，后得罪林彪被整死），傅医生检验后，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确诊阿米巴肝脓肿。这是一种寄生虫病，我们常见的是阿米巴痢疾，是阿米巴原虫侵蚀肠壁。周恩来的情况更为凶险，肝脏被侵蚀，已经形成脓肿，再发展就是肝坏死，危及生命。

如果在今天，可以马上手术切开引流，排出脓液，再用杀虫，抗菌消炎药，但在长征路上，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消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以排出脓液。无奈中的傅医生只好给了一些治痢疾的易米丁。只好眼睁睁看着周恩来在高热昏迷一步步走向死亡。

这时候有两个贵人拯救了周 恩来，一个是周的夫人邓颖超，另一个是周的心腹爱将陈赓。邓颖超的母亲笃信中医，这样渐渐影响了邓颖超。在漫漫草地中，缺的是化学合成药，但是从来不缺草药。邓颖超和其他懂药识药的人们，采集了清热解毒，排脓的中药，熬汤给周灌下。陈赓则跑出好远，在草地周围的雪山上采来冰块，为高热神昏的周恩来冷敷降温。于是奇迹发生了。

有人说不可能，脓肿长在肝脏，不手术，怎么会排出来，又不可能被吸收，肯定是中医胡说八道。

不错，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目的。所谓人有很强的自愈能力。人类能够生存发展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有医院有大夫有药。而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天赋的自愈能力。

本来是非手术不可的病，非借助外力才能治愈的病居然在中药和冰敷的帮助下，被病人自己治愈了。奇妙的人体在肝脏出现脓疡后，一方面产生高烧，消灭寄生虫感染，另一方面居然主动在和肝脏相接的升结肠部位产生溃烂，这样在肝脏中的脓液全部被排出、引流到大肠，最终周恩来排出半盆绿色的脓后，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结肠也渐渐愈合，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病中的周恩来随三军团过草地，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恩来走出草地，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担架队，抬周恩来走出草地。当时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经过长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粮，冻饿交加，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少盐更使他们身体感到无力。他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会被泥潭吞没。周恩来病虽重，但心里明白。他看到这一切，心中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不让同志们抬着他。但身体已十分虚弱的他连平地行军也力不从心，何况是野草丛生、四处泥潭的草地呢？同志们硬把他抬出草地。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他咬着牙关坚持下来，走出草地就病倒了。全国解放不久，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的杨立三不幸去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全文如下：

“今年开会（本人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其实周恩来写信主要目的是提及长征旧情，好唤醒毛的良知，因为他已经嗅到了血腥的气息，在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合影时，很少流露个人感情的周恩来，却对工作人员说，照相可以，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在进手术室前，他还为“伍豪事件”解释，签字。

1976年元旦，发表了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病危中的周恩来还亲口吟诵。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要求就是再听听《长征组歌》。

7.周恩来的一生 篇七

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

目的问题是经济伦理观需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唯物史观认为,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推动和创造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民为本, 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目的。早在150多年前, 《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同样,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社会主义经济伦理观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本位, 真实地反映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而非少数人的利益要求。在与人民群众的不断交往的过程中, 周恩来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之乐为乐”的民本思想, 真心实意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像“孺子牛”一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在谈到中国革命时, 周恩来指出:“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 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 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 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2]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时, 他又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 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3]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我们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的财政。”[4]既要国家建设, 又要人民, 这是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针对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倾向, 1956年11月, 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 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就会发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 我们又要重工业, 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 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5]周恩来讲的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 在当时, 主要是重工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他总结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教训, 指出“中心就是一条, 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 否则就没有了基础, 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6]周恩来还深刻地分析了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 指出发展重工业,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是, “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 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那末,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 资金也不能积累, 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周恩来经济伦理观的主旨就是以民为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的一生, 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一生。当人们在向周恩来最后告别的时候, 仍然见到他制服上的那枚鲜艳的胸章, 上面赫然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这是周恩来人生的价值, 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是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基本的价值导向, 也是其根本的目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也是要以民为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在生产活动中的道德要求

马克思指出,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精神产品的生产, 都是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为它服务的。物质决定精神, 但反过来精神对物质也具有反作用, 有时候还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要使生产活动、经济活动顺利进行, 不仅需要生产规则、管理措施和法律规范, 而且也需要道德伦理规范的调节和控制。在周恩来看来, 调控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的道德要求, 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贯彻好了这个根本原则, 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周恩来一贯的经济指导思想。早在1956年2月, 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 就着重强调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思想。1956年顶住压力“反冒进”是他主张实事求是搞经济工作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指出, 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 需要注意, 一方面, 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 另一方面, “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 不要乱提, 不要乱加快, 否则就很危险。”他说, 我们“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 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 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 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他针对制订计划过程中有人头脑发热的问题, 提出“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 用冷水洗一洗, 可能会清醒些”。“我们要实事求是, 不要急躁冒进, 也不要右倾保守, 要逐步实现, 不要求一步登天。”虽然后来随着“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升级周恩来迫于压力对“反冒进”工作违心地做了检讨, 但他本着道德“良心”提出的“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思想以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却彪炳史册, 光照后人。1961年5月, 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对农村公共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他在给毛泽东主席的电话汇报中, 仍然实事求是地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 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 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地分的办法, 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 以产定分, 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1962年2月3日, 针对实际工作中的“虚假风”、“浮夸风”等问题,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联系实际对实事求是重新做了解释, 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要说真话, 鼓真劲, 做实事, 收实效”。他指出, 这几年来, 党风不纯, 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所以, 我们要提倡说真话, 要恢复党的事实求是的传统。他提出, 进行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时, 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 总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 坚持下去;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他认为,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就要反对经济建设上的浮夸作风, 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反对弄虚作假的思想风气。

周恩来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国家和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不是实事求是, 能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或叫经济道德的问题, 从大的方面讲, 它也涉及到党和政府的诚信问题, 情况严重甚至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和政权稳定。

三、在分配领域中的道德规范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 而要实现消费, 必须通过交换和分配这些中间环节。在这里, 经济伦理也起着积极的不可或缺的调控作用。在分配领域, 周恩来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主张实行按劳分配, 反对平均主义, 同时注意消灭剥削, 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分配政策和分配方式方面, 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原有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 主张通过采取按劳分配等方式来解决。1956年3月, 周恩来指出, 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尖锐地突出了来”, “现在非解决不可”了, “要求我们来一个全面的改革”。他深刻地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处, 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 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他认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 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按劳分配原则虽然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 不承认阶级特权, 但他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 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是天然特权。这样, 在以劳动作为唯一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的情况下, 不同劳动能力的人获得的劳动报酬是不同的, 是应该有所差别的。基于这样的认识, 周恩来提出和领导了在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 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升级制度, 并逐步扩大了先进定额标准的计件工资制的范围。改进后的工资等级制度对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 并且适当地扩大了低等级工人与高等级工人工资标准的差距, 对高级知识分子则规定了较高的工资标准, 对知识分子中有重要贡献的还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度。他特别强调, “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 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 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按劳分配体现的是一种形式上平等的权利, 对于不同等的个人来说, 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对于这种道德意义上的“弊病”,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不可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和消除, 但却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控制的, 不使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过大而影响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 在主要反对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的时候, 周恩来也提出了要注意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他认为, 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发展平均主义”, 又要保证不能只让“城市中一部分人, 乃至城市中也是极少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而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村的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 造成悬殊太大。高级工资不要跟低级工资相差的倍数太多。这是我们工资中应该注意的”。应该说, 这是一种很有远见地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和处理我国分配领域中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仍然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四、对消费生活的道德引导

在当时条件下, 周恩来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消费领域主要表现为提倡勤俭节约, 提倡艰苦奋斗精神, 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搞特殊化、享受特权。

周恩来祖籍绍兴, 出生于淮安。周恩来祖父周攀龙曾任知州, 外祖父万青选曾任知县, 但到周恩来出生时, 周万两家已经家境中落, 生活艰辛。为了生计, 周恩来从3岁起就不得不跟随家长一次次搬迁漂泊。特别是随着生母、嗣母的相继去世, 生为长子的不到10岁的周恩来就不得不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周恩来后来回忆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 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 照管家里柴米油盐, 外出应酬。”

周恩来生活上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对自己严格要求, 以身作则, 非常的艰苦朴素。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都不能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周恩来穿的衣服经常打着补丁, 有一次在沈阳接待外宾时, 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衣服太旧了, 接待外宾有点不雅, 应该换换新的了, 但他却笑着说:“这就满好啦, 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 别人看着也没关系, 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并且强调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

周恩来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不搞特殊、不偏私情的自律精神, 不仅在全中国堪称光辉典范, 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有口皆碑的, 许多外国朋友都被他这种严格要求而深深感动。周恩来总是严格要求自己, 从不搞特殊,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在日常生活中, 不论是理发, 还是去医院看病等这类私事, 周恩来都叮嘱工作人员照章办事, 费用从他工资中扣除。周恩来对他的家属同样要求严格, 经常教育他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防止特殊化, 有时看起来甚至有点不近人情。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北京工作, 并且结了婚, 为了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 有关方面把周尔辉的爱人孙桂云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恩来知道了, 不同意他们夫妻留在北京, 动员他们回淮安工作, 并亲自做周尔辉的工作, 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又说:“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便, 要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周恩来的教诲下, 周尔辉夫妇先后回到家乡淮安工作, 周尔辉在一所县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

周恩来的自律精神对于今天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提倡学习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不搞特殊化的精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应该不断地发展它、弘扬它, 使之更具时代特色、更具生命力, 而千万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了。虽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周恩来的经济伦理思想有一些也要与时俱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是, 其基本精神是没有而且永远不会过时的。他的“以民为本”、为民谋利的目的观, 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生产观, 反对平均、注重公平的分配观, 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消费观, 其主要精髓不仅对于当前而且对于今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伦理学基本知识, 对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以及他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和消费等领域的经济伦理思想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对研究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做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周恩来,经济伦理,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62.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 (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32-34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630.

[4]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398-399.

[5]张文和.生活中的周恩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9.5-155.

8.我那坎坷一生本色一生的父亲 篇八

我出生在武汉解放的炮火声中，母亲刚生下我就感染伤寒去世。姨妈怪罪于父亲，认定是他欺骗了比他小14岁的母亲，带她离开家庭遭受磨难，才26岁就夭折了。

时任湘江文工团团长的父亲正带领团员进入刚解放的长沙，他把刚领到的军大衣袖筒剪下来，把我塞在里面，抱着我离开了医院。这个袖筒就成了我的第一件“衣服”。

在我成年以后，才知道父母这段艰难的往事。我的父亲刘斐章是贵州兴义人，20世纪初，贵州有何、王、刘三大家族，我们刘家便是其中之一。我伯祖父当过贵州的督军兼省长，是个军阀。祖父为贵州派驻北京的国会议员，但40多岁就过世了。伯祖父垮台后，家道中落。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父亲没毕业就前往日本留学，在那里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回国后他先加入左联再加入共产党。

父亲从30年代初开始主要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37年上海“8·13”事变后，他担任救亡演剧队第八队队长(后改为演剧六队)，率领这支戏剧轻骑，行程万里，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他和另外三位演剧队长，在重庆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

我的生母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进步青年，她心甘情愿地参加演剧队跟随父亲。为了他们的结合，田汉先生还赠诗一首：“十年推剧阵，百战人将老，前路尚多艰，且种同心草。”

因为文工团的工作太忙，大人们在台上排练，我就在台下爬着玩耍，父亲托一个同事的母亲照看我。爱抽烟的老奶奶常捡起地上的烟头来抽，我也学着把烟头塞到嘴里，结果染上了肺病。父亲四处求医，为了找一种稀有的药物，他还去托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我体质一直比较弱，为此父亲自责了一生。

父子事耕桑

我4岁时，父亲重新组建家庭，我不但多了姐姐，又添个妹妹。父亲对子女很严厉，但又不乏幽默。他带我们去看戏，讲故事，讲笑话，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种上了一些乐观的种子。

父亲常说：“人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劳动。”我从小就开始干家务活。周末，父亲先让我帮他擦自行车，接下来的工作是剥花生仁、糊火柴盒。我上初中时，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家里常吃些南瓜、面粉糊糊。父亲每月有两斤油和一点面粉，他却总是把油送给机关的困难职工。一次父亲看见我的脸浮肿，说恐怕是营养不够。他要继母想办法多买点骨头炖汤，但他油还是照样送人。我家有一个花园，没有种花而是种南瓜，父亲教我如何下底肥，如何给花授粉，我们的南瓜获得丰收，机关评比还得了第一，我和父亲都很开心。

父亲从没打过我。记得读初一的时候，我外语不及格，父亲发现我骗他说早上起来读外语其实在看小人书，他气极了狠狠地将拳头朝墙上击去，吐出一句话：“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话也不敢说，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父亲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缓和下来，拉着我的手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英语不好，整整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清华大学。那时他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全靠朋友接济，一天有时就只能吃一个烧饼。父亲这次发脾气和谈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学习也变得比较自觉了。

父子更兼师友情

我高中毕业，“文革”开始了。父亲很快就被“揪”了出，成为“走资派”、“文化特务”、“叛徒”。因为被发现留着我生母坟地证明，他又藏着“变天账”，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已60岁，经常被“红卫兵”打得几天起不来床。后来，我们全家5口人下放到4个地方，几年都不得团聚。我曾去干校看望父亲，他消瘦、话少，干活比我当知青更重更累，他笑着说，现在他对批斗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说“何处黄土不埋人”。我不知这笑声中含着多少苦涩，也不知这苦涩中还有多少幽默。

1974年，父亲在左联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他，陈沂曾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是当时湖南“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杨大易的老上级，他拍着胸脯为我父亲“担保”，父亲才得以摘掉“专政对象”的帽子。父亲说陈沂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却如此乐观，应该向他学习。

我听出父亲这话是对我讲的，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只能在码头当临时工。身体也不好，时不时咳血，四处看病买药，情绪非常低落。年迈的父亲也陪着我到处找医生，一次他硬是顶着寒冷的北风，骑车四处为我寻找老中医。后来我因大吐血住院，父亲来守护我，70岁的他还整夜不睡。看到他坐在我床前，我心里便感到很愧疚，可他还给我讲笑话。

暮年父子难分离

1978年，父亲彻底平反恢复职务、党籍。妹妹上了中专，我考进了大学。父亲像年轻了20岁，拼命工作，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他下洞庭重建岳阳褛，上衡山修复南岳臣庙，他还是全国剧协常委、省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1987年他完全离休，省政协一再挽留也被他拒绝了。对他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反差”。每天打太极，看书、写字、浇花、散步，关心国家大事。父亲本是谈锋甚健，85岁后他听得多说得少了，年纪越大越不再喜怒于色，但他对祖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感到高兴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继母因癌症病逝后，父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可他不愿意住到子女家里，宁愿一个人过日子。

90岁时，父亲突发奇想，要将一生经历写出来。妹妹反对，说轻轻松松过日子多好。但他一定要有精神生活。父亲花了2年时间完成了近30万字的自传，父亲说没有遗产留给我们，住房也要捐给“希望工程”，想让老家的穷孩子能多一个人上学，但他这本书却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去年有一天，父亲反复问我什么叫上网、在线，病毒。我也尽力给他解释。他听完后说，10岁的他离开故乡去北京，一路跋山涉水，在武汉才平生第一次看见汽车。他感叹这百年的巨变，也许自己真的老了。说完他闭上眼，仿佛进入到一个冥想的空间里，忽然，他睁开眼，似乎恢复年轻的状态，说：“到100岁时我再去北京，和老朋友聚一聚，去看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