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草原文化

内蒙古草原文化（精选7篇）

1.内蒙古草原文化 篇一

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

[内容速览]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在内蒙古地区，这里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显示出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随着商贸的交往，必然引起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又是一个上升到文化的问题，后者尤其重要，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连接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

草原通道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要想沟通东西方交往是极其困难的。北亚遍布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难以适宜人类的生存，中亚又有崇山峻岭和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筑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方的通道。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这个地区恰好是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在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比较平坦，生态环境比较一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好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上，其生态环境与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基本相同。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可见，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丝绸之路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在诸民族势力强大后，都先后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向西可抵达今新疆境内，使沙漠丝绸之路经常出现隔断的现象。如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丝绸之路，但张骞的出使每次都被匈奴所截获，影响了通道的畅通。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过沙漠丝绸之路出使西域诸国被截获的现象也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侣、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须取道回纥，走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经济是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使游牧民族的经济溃退，因而必须依赖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所以历史上才出现双方和亲、朝贡、战争等交替的局面。当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和睦相处时，双方的使者频繁来往，使中原地区的文化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而西方的商人也经过草原通道来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和回纥两个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建立了突厥汗国政权，其疆域在最盛时，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早已存在的联系。在突厥人统治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之前，丝绸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边缘地带进行，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但通往罗马的道路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从事商业贸易需要经过波斯的中间环节，从而对突厥和罗马的直接利益造成损害。为了摆脱这种局面，突厥和罗马进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导致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同时促成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直接贸易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这条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咸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具体路线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虽然不很便捷，但却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后又恢复了东西方的交往。

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归附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这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又得到了开发，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于此，从事政治上的沟通和经济上的贸易。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给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都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为各国使者、商贾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铭》中描绘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在元朝，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发郎国（中世纪近东人对欧洲人的称呼）的使者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在开平（上都前身）朝见忽必烈；元惠宗时期，发郎国人再次到达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发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遣马黎诺里等人到元上都谒见元惠宗，并呈献罗马教皇的回信和礼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到元朝各地游览，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另外，印度、缅国（今缅甸）、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元上都，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集宁路古城所处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个榷场，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二、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与草原文化的交流

在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我国的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内困和外来打击，其势力逐渐衰退之时，都要进行西迁。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并非偶然。当一个游牧民族的势力强大之时，都要占据整个北方草原地区，并且紧紧依靠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而生存，而原先占据草原地区的民族必然另寻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北方草原地区的东、南、北都不适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向西发展，如匈奴、回纥、契丹等便属于这种情况。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经历连年的严重天灾，又遭到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的攻击，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公元91年，汉朝派大将耿夔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居延海一带），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西迁至乌孙的游牧地区，后又迁到康居、阿兰聊（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南到高加索山脉之地）。北匈奴入阿兰聊以后，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并开始扮演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公元840年，回鹘政权灭亡后，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这一支回鹘人于公元10世纪在葱岭以西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1124年，辽朝被金朝覆灭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北趋，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政权和乃蛮、葛逻禄、康里等游牧部落，威服今新疆和中亚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西辽政权。西辽政权共统治了80余年，经过辽朝二百余载的文化熏陶，在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包括儒家思想、汉语言文字、中原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在内的汉文化已经成为契丹文化的主要支柱。因此，西迁中亚地区后，并未被当地伊斯兰教文化同化，反而使契丹民族的文化和汉文化对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所以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不但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考古方面，无论是发现的古代遗迹，还是出土的文物，有许多方面都能反映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汇集地，有很多出土文物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银器这种贵重金属制造的器物，往往被古代上层社会所拥有，最能表现文化的外化形态和内在形态，在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于公元前2000年就发现了金器，经过初期的发展，到匈奴统治草原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契丹建立辽政权后是草原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至元、明、清时，金银器逐渐大众化。北方草原金银器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充实了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在草原金银器中的表现最早可追溯到夏代晚期至春秋中期，而以战国时期匈奴的金银器体现最为明显，如流行于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艺术中的怪兽纹，就在匈奴金银器中有很多表现。魏晋十六国以后，印度、罗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大量渗透到北方草原金银器中。同时，中原地区流行的文字符号、牡丹纹、莲花纹、龙凤纹、规整的装饰手法、制作工艺等，在北方草原金银器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反映。而北方草原金银器的装饰手法、器物造型、纹样类型等对中原地区的金银器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及相关民族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是草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涵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2.内蒙古草原文化 篇二

关键词：体验经济,文化旅游,体验性开发,草原文化旅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随着工业科技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全球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之而来的旅游业一度走上蓬勃的兴盛之路。面对这一新兴行业, 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区别, 有的更注重身临其境的现场体验, 感受旅游产品实实在在的魅力, 并亲自去探索、发现旅游产品的美, 有的则漠视新生事物而对既有事物做创生性的品味, 不同的态度都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

在经济技术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体验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全世界各地都可见到体验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 已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并影响社会的发展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综合国力不断攀升, 经济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旅游业也获得了兴旺发展, 体验经济下的文化旅游在追求个性化和体验化的声潮下, 也逐步被人们熟知。文化旅游与自然资源相比, 其具有自然资源所无法比拟的特点。文化资源一般为先祖或远方民族所始建并传承和发展, 因此蕴含十分深远的历史文化, 自身就富有一定的神秘或值得进一步探索的乐趣, 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值, 因此随着体验经济的不断发展, 文化旅游的开发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正是基于此, 富有特色的草原文化旅游, 也进一步有了进行体验性开发研究的必要。

1 体验经济时代的与旅游

1.1 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

体验经济的概念首先在美国提出并发展壮大, 曼延到全球各地, 在体验经济概念下, 各行各业备受刺激, 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风潮。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做出了关于“体验经济 (Experience Eocnomy) ”到来的预言。按照他的观点, 未来服务业将最终要超过服务业, 而体验生产又会超越服务业。1999年,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在《体验经济》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体验经济的概念。体验经济最初在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并迅速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渗透和蔓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 也慢慢地受到体验经济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样一种理念。体验经济在我国不断欣欣向荣的时候, 对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气息, 人们开始广泛关注“旅游体验”的最新动向并乐于参与其中。

我国关于体验经济的研究起步稍晚, 2002年9月, 我们旅游学者在沈阳召开了一次以“体验经济与体验设计”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上学者们提出了基于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从景区开发管理、产品营销等角度对体验经济加以研究。相较于传统的旅游, 新的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旅游, 更加注重旅游者本身的体验, 摒弃了传统标准化的旅游产品, 开发出更人性化、更满足旅游者个人需求的旅游消费模式。

体验经济下的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能够很好地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进行解释。马斯洛 (A.H.Maslow) 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 每个层次的需求一次递增, 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 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在旅游业的早期市场, 产品服务商更多的是注重提供优质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生理及安全需要, 服务居于次要地位。到了服务经济时代, 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旅游本身所产生的美妙体验, 尤其是更加关注服务所带来的个体体验, 社会需求、尊重需求甚至自我实现需求被不断提出, 这就要求旅游服务者能够提供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 传统的标准化旅游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体验经济正是适应这种社会经济的消费变化而出现的。

1.2 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新动向

随着收入远远超出温饱线人均1000美元水准群体的数量增加, 不妨假设参照基准为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 这一群体的居民面对陡然增多且有前往意愿的各类新型旅游目的地, 期望在那里得到新的体验, 既有经历新形式的动机, 也有尝试旧形式但却是新内容的渴望。

这一群体的旅游者, 在旅游的过程中, 更加注重活动本身的情感投入, 对能够唤起内心共鸣的旅游产品情有独钟。对于传统的标准化的旅游产品, 这一群体的人不再有兴趣, 他们更加愿意去参加或尝试极具个性、灵活性、能够带来不一样体验的旅游活动。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走过场, 而是希望能够深度旅游, 参与到传统旅游本身以外实践活动。正因为此, 旅游产品在开发的过程中, 提供旅游产品项目的可进入性、可参与性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这个越来越注重个性化服务的时代, 体验经济下的旅游产品开发将成为一种趋势。对于消费者而言, 此举不仅能够增强其旅游所带来的体验和感受, 更能够为其留下美好的、值得回忆的记忆。这类消费者也乐意为这一部分多付钱并津津乐道形成良好的口碑营销。

2 文化旅游的体验化与情景化

2.1 文化旅游的体验化

体验经济时代下, 文化旅游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 在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推广体验化, 已经成为很多旅游产品的一种推广方式。旅游者在感受旅游产品的同时, 其不仅受到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也能够更加深刻感受到旅游景点的文化真实性。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愿意为文化旅游体验而多花费一定时间、费用和精力来体验的人, 大部分是对自我个性满足以及实现自我需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消费方式, 已经不再仅限于旅游的本身, 而希望通过旅游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深层次的东西, 获得更多不一样的体验。走马观花已经不再适合这个群体的需求, 深度旅游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而且这个群体日益庞大。

文化本身是不可触摸的 (intangible) , 文化旅游的体验要求寻找或者建设那种可进入或可参与的氛围或载体, 这是文化旅游体验化向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从世界旅游组织所提出的定义, 可以感觉到那种旅游者为了异地交流而进行的穿行意境, 世界旅游组织选择旅行一词来解释旅游, 而不是采取人们常规的用旅游一词来解释分类旅游的方式。

2.2 文化旅游的组织与情景化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现如今的游客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文化的博大精深, 并在体验的过程中, 感受和学习到丰富的文化知识。不过要真正实现文化旅游的体验, 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 要穿过内心感悟世界, 进入生产性研究层面上。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 开展文化旅游需要加强文化的组织和情景化, 从而使文化旅游的表现更具张力。游客在体验旅游的模式下, 以文化组织的具体载体或表达方式, 来鉴赏、体验和感受旅游地地方文化的深厚内涵, 从而丰富其旅游情景的活动。

3 文化旅游的体验性开发研究——以草原文化旅游为例

3.1 草原文化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物质和智慧的结晶, 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所在。草原文化是我国除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极为重要的文化,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三种文化伴随中华民族的成长, 一直生生不息。他们之间不断影响、交流、吸收、融会贯通, 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根据学术界对草原文化的普遍理解, 草原文化可以界定为: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 由蒙古族为主要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 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 通过草原生态系统与其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信仰、心理特征的融合,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和发展的, 并不断以异质文化的精粹为养料的动态文化。

由于草原特殊的地理以及人文因素, 造就了特别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 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

3.2 草原文化旅游开发可行性分析

草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有很多资源可以进一步挖掘, 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能够让旅游者在体验草原文化的过程中, 感受到来自浩淼草原的无限魅力。近几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体验性开发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草原文化的体验性开发也愈加受到重视。

诚然,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草原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 缺乏一定的变化, 不如山之险要、水之灵动那样吸引人, 广袤的草原似乎不适合体验的初始优势。然而, 将草原插上文化的翅膀之后, 就赋予了草原更多的想象和卖点, 体验经济就有了实际的载体, 草原文化的历史、动态以及神秘元素, 都可以延伸到体验经济的范畴中来, 丰富草原文化旅游的内涵。

体验经济下的草原文化旅游当然具有文化审美与娱乐性, 这两个性质要进一步具体化到民族性上, 否则的话, 继续演推会将思绪推到更远离初衷的泛意义上, 从而让研究失去了实用性基础。旅游的过程就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或同一民族中不同地域的文化的鉴赏和体验过程, 那么民族文化在历史渊源上是如何形成而一路走来的, 它具有怎样的结构, 途中出现了哪些分支和做了怎样的合并, 研究清楚这些课题, 构筑氛围和建设文化载体, 剔除干扰因素, 这样的开发才会对文化旅游者构成强大的吸引力, 使旅游者产生文化旅游的动机。

因此, 草原民族性文化不仅是旅游资源, 而且是体验性开发的凭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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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伊克昭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R].2000.

[9]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3.内蒙古草原文化 篇三

关键字：草原文化；内蒙古乳业；企业精神

中图分类号：F327.8

一、企业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企业精神指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共同内心态度、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它表达着企业的精神风貌和企业的风气。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和发展。在整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企业能够通过企业精神来满足员工们的精神需要，调动员工们的工作积极性，让员工产生对企业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发挥员工的潜力，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企业精神具有导向功能，企业精神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整个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所以，企业精神能够产生强大的导向把全体员工引导到组织的总体目标上来，使其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其次，企业精神能够规范和约束企业员工的行为。一旦企业精神被企业领导和员工认同和接受，企业精神就能渗透到员工的思想认识中，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规范和约束员工的行动。

二、草原文化塑造了内蒙古乳业的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统一员工思想的精神支柱，一种积极向上、适应形势并为企业员工认可的企业精神，能够为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为企业提供精神支持，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激励员工更好的为企业工作。而草原文化奠定了内蒙古乳业企业文化形成的基础，内蒙古企业精神对于草原文化进行继承、转化、吸收和沉淀，所以内蒙古乳业的企业精神中必定体现了草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例如，鄂尔多斯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蒙牛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鄂尔多斯企业“集智、放胆、拓荒、创新”的企业精神和蒙牛“学习沟通、自我超越”的企业精神，都体现了草原文化天人合一、开拓进取的理念。

草原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与现代企业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一致，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指导和构建企业精神，呈现出以组织文本的企业价值观下的企业精神。用企业精神这种无形的思想，指导企业规章制度、道德准则和管理模式的建立，确保企业的有效管理和行为方式的规范。

蒙牛做内蒙古乳业的代表，蒙牛企业的企业精神中就充分吸收了草原文化的价值观。特别是蒙牛企业精神中的自我超越精神更是草原文化中进取观的深刻体现，正因为蒙牛企业中继承了草原文化的这种精神，才能够由地区企业迅速到全国知名企业，再到国际企业集团，不断的发展壮大自身。另外，草原文化中重视人，重视英雄人物的作用，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蒙牛企业精神的案例中看到。蒙牛企业的绿色营销的营销方式充分遵循了草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蒙牛在重视传统经济利益的同时，把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扩大到自然界，注重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草原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是注重天人的统一，但是并不表示排斥天人的区别，要承认区别才能实现草原文化人生价值的基本思想。草原文化注重协调发展，强调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顺应自然规律，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三、草原文化指导内蒙古乳业行为

企业行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精神。企业行为的具体表现为企业家的行为、企业员工的行为和模范人物的行为。内蒙古乳业的许多企业受到了草原文化进取精神的影响，形成自己的企业目标，开展了一系列与企业目标相符的企业活动。例如，鄂尔多斯企业目标是“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也会定期开展一些类似鄂尔多斯集团发展战略研讨会、职工文艺会演、鄂尔多斯纺织明星杯职工技能技巧大赛、大型运动会。蒙牛乳业的企业目标是“做中国和世界乳品专业制造商的领导者”，开展一些员工生日祝福、传统聚会、举办学习节和感恩节等企业文化活动。

精神领袖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创造者、组织者、决策者、示范者、激励者和培训者，对企业精神的构建至关重要。内蒙古乳业受草原文化的影响，注重打造精神领袖。蒙牛企业为了践行企业目标“做中国和世界乳品专业制造商的领导者”。就要学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当前蒙牛企业最大的市场竞争就是伊利企业。蒙牛为了避免与伊利的直接竞争，从最开始的“为民族工业争气，向伊利学习”到倡导“中国乳都”都显示出了蒙牛的企业精神，彰显了蒙牛的企业目标。

内蒙古企业文化中与民族优秀文化的相互容融的特色就是来源草原文化的特色。也指导了内蒙古企业在发展，内蒙古企业发展过程中，除了凭借自身独有的自然资源优势，还开发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高品位的产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草原文化。

总结：内蒙古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注重吸收草原文化的精华，构建内蒙古乳业的企业精神，同时内蒙古企业对草原文化的吸收和引进，丰富了企业精神的内涵，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成为具有现代文化特点的企业文化。更好的指导企业活动的开展，提升企业自身形象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效益，做到名利双收。

参考文献

[1]卢君.内蒙古企业文化研究——区域文化与组织文化的互动关系[D].中国人民大学，2010

[2]杨存栋.草原文化背景下的内蒙古企业文化[A].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联合会、包头市委宣传部、包头市社会科学院.中国·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联合会、包头市委宣传部、包头市社会科学院

4.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篇四

摘 要：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文化；城市建设；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族群、民众共同创造的文化3）

［1］（P。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建设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确认识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推动二者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互动演变史

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貌，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等都可归入城市文化的内涵之中。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而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城市文化可划分为互动共生、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中层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国家以文化比强弱，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竞争中抢得一定先机，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应追寻其“根”——历史根脉，然后再结合现实条件，明确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约在百万年前，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现今已考古发掘出近百处史前人类文化遗迹，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窑文化遗址（位于现今新城区保合少乡大窑村），它的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场面之宏观是世界罕见的。它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原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呼和浩特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晚期，匈奴日渐强盛。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开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长城，在黄河北岸屯兵垦殖，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称始见于史册。云中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开端。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将原来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西汉武帝时期是呼和浩特历史上建城最多的一个时期，至今存有遗址的西汉古城仍有三十余座，这些古城的建筑风格相仿，大部分有内外两城，建有官署、庙宇、民居、作坊、粮仓、街道等。东汉末期之后，该地区行政建制出现空缺。公元2－3世纪，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族拓跋部西迁到该地区游牧，并建立鲜卑人的第一个都城——盛乐城（位于现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权的敕勒族在此地长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区便有了“敕勒川”之称。隋唐时期，突厥族逐渐强大。公元六世纪中叶，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唐朝，经白道川，驻牧于本地区。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的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军事城堡——东、中、西“受降城”。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俗称“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独具特色，高大雄伟，没有瓮城和其它守备设施，这缘于当时“兵贵进取、不求退守”的指导思想。五代十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被称为“哈罗川”，为契丹族所占据。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在此设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东胜州和云内州。丰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区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内由四大坊区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城市四面设城门，并筑有瓮城。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丰州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从云中城时期到丰州城时期，由于这一地域处于游牧文化板块和农业文化板块过渡交界带，战乱频繁，军事防御和进攻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而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城墙和便于集权控制、等级划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响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则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题，其遗存现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现今赛罕区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是我国现存最精美的辽塔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再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贸易通商，丰州封闭的街坊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与对其构成威胁的蒙古政权开始了连绵的战争。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又称“俺答汗”)率部驻牧于阴山南麓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于是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求的双重推动下，积极谋求与明朝和平通贡与互市。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明双方结束了对立，开设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场所。在此之前，现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就开始陆续迁入土默特地区垦地种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默特地区汉族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开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历时四年，在今呼和浩特旧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语称之为“库库和屯”（后译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赐其名为“归化城”。这一时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关系，引藏传佛教（喇嘛教）入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库库和屯”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召庙。对此，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据《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记》记载，由札萨克喇嘛掌权的大召、席力图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齐召、班革达召和乃莫齐召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权的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寿寺、广福寺和巧尔齐召为“八小召”。来自17世纪的游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召庙的华美，称呼和浩特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继续保持当地安定、团结、发展的形势。

到十六世纪末，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约有十万左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清朝建立后，实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1693年，聚居在归化城的回回商贩和回族官兵在今旧城北门外修建了清真寺，这里从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并沿袭至今。1697年，康熙帝将恪靖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随公主来到归化的满族家仆、包衣大约有千人左右，在北郊兴建了公主府，府兴营和小府村等村庄也随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垦荒等原因，山西一带的大批汉族工匠、商人、农民来到塞外，“走西口”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人逃难、谋生的途径。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北亚草原上，沿着队商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内的“买卖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买卖城”是在归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见缝插针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区原原本本地搬来，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层面。在此建造的茶馆、酒店、车马大店，以及供驼商卸货、住宿和转卖商品的客店等设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为多），不讲究中轴对称。“买卖城”的空间结构和归化城的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点继承关系：其一，“买卖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庙寺院为各个核心展开的，商业街都是以召庙寺院为起点，向南、向东、向西延伸。通过考证，发现了这些商业街本是蒙古人转召巡礼的路径。其二，“买卖城”里召庙寺院的门前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广场，这里是举行蒙古宗教仪式、召开夏季摔跤大会等的节日空间场所。所以，这也是对游牧都市的广场空间的继承。其三，游牧都市时的商业空间不是店铺，多是露天市场。这一点在“买卖城”中也得到了体现。“买卖城”的街道都很狭窄，但拥挤的街道的出头之处却会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过考证得知，这些空地本是驼桥、羊桥、牛桥、骡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场。这样，“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间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构成重层的空间结构。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为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一座供八旗军驻扎的城池，命名为“绥远城”。当时人们称绥远城为“新城”，而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修建后，满、蒙等族的八旗调拨绥远驻防，其家属也随军居住于此。清代归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区不断扩展和繁荣。现今旧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在这里设立总号。到清代末期，绥远、归化这两座姊妹城形成了东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两城并为归绥县。1921年，平绥铁路开通，火车站附近形成独立的居民区，与“绥远城”、“归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态，这一格局也最终奠定了后来呼和浩特市的发展框架。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绥远省，设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三片地区逐渐连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并恢复为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纵观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系统。政治、经济、历史、环境、地理、科技、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同时发生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实质上是一个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碰撞、交融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渐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传承、演进与积淀。近代以来，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亲缘的广泛交织，多样性文化的积聚融合，以及时代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今天，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却的文化“记忆”，并创造条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使其从内涵到形式不断增强现代性，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各类文化交织演进、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的活态文化。此外，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吸纳、弘扬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许多现代企业将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爱护自然的生态观、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华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既注重绿色环保，又注重效率与效益。呼和浩特市经济形态上的城市品牌——“中国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的接轨。

（二）以蒙古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较强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大量吸收汉、突厥、畏兀儿、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种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创新最多、影响最大、谱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虽然游牧生产方式早已终结，但蒙古族文化却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扬光大、再续传奇。

（三）以“和”文化为主要内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着民族和睦、顾全大局、交流合作、传播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交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文化节的举办，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动经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作用。党政机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和支持媒体在这一平台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景观、艺术作品、企业品牌应运而生。昭君文化丰富的“和”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首府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着随和、合作、好客、热情的集体性格，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注重诚信、和气生财的道德风尚，“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风貌，和衷共济的思想意识；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饮业、旅游业、工艺品业等行业广泛应用，这缘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团圆平等、礼宾好客等文化内蕴及风情体验；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称本身就有一个“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辐射性。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统地集聚了高层次的文化机构设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以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等“品牌”，发挥其巨大的辐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体与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导下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异性原则，对城市整体和局部的文化发展模式、方向及布局进行宏观规划的过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文化；其三要昭示未来。如果城市文化定位准确，符合其资源状况和发展需求，就能成为绝大多数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价值，进而对其行为、形象、素质产生导向和优化作用。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的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市委〔2000〕22号文件，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辖“四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的文化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也是下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一）玉泉区文化定位——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

玉泉区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在层峦叠嶂大青山的辉映下，当时的“归化城”显露出一派苍郁的生机，于是，蒙古族居民为其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简称“青城”。玉泉区曾是呼和浩特召庙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完整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图召。大召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堪称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壁画和佛殿内的各种彩塑、金铜造像、晾佛节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尔》经卷、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位于大召南侧门前的“御泉”（后演变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御马刨泉”的传说，清代文人曾题“九边第一泉”词并刻匾悬挂在大召寺山门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区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灯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毁，仅剩背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因该塔由五座小塔构成，故俗称五塔寺。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是由人工积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2006年，五塔寺遗址复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扩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此外，玉泉区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老街、晋商文化遗存和大量传统民居。

作为文化遗产富集区，玉泉区文化定位应是“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其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整体性文化保护。玉泉区的历史地段、传统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空间环境，也是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实行“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建策略，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按照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维护传统民俗的延续性的原则，对玉泉区实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二是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发卓越的资源禀赋，改变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文物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旅游景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设计开发具有草原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三是把建设“生态玉泉”作为城区规划发展的目标，积极实施空气洁净、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并高标准招商，吸纳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高的企业落户，打造生态工业区。

（二）新城区文化定位——保护传统文化、打造蒙元文化、发展商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

新城区早为清代“绥远城”。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窑文化遗址、和硕恪靖公主府、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国家投资修缮。绥远城墙是负载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构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现已残破不全。自治区已初步投资600万元，在保持与原构造规制不变、与原规格尺寸模数不变、与原材料质地品种不变、与原传统工艺做法不变的原则下，对绥远城东、城北两段698米的残墙进行保护性维修。将军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是当时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衙署的产权归属于一些单位而不是国家，从而造成“重利用、轻保护、被商业店铺四面夹击”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积极与有关单位协商，以尽快将东跨院的产权收回。

新城区近几年注重提炼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将其渗透、熔铸、升华、移植、物化、体现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观中。例如，投资3亿多元重点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设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景观承建单位组织了包括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交通、生态、灯光等方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项目考察和专题研讨，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发展前景：一条特色鲜明突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元文化国际走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品位品质俱佳的商业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场所。新城区集中了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党政机关、火车站以及中山路商业街，商业网点密集、消费氛围活跃、生活服务设施便利、交通通讯畅通，宜于发展商业文化。

新城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北部，总土地面积10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64万亩，占总面积的60％，林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新城区先后承担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任务

［2］，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也为沿山人民带来发家致富的希望。随着生态效益的初步显现，区内的大窑文化遗址、丈房片水库、神水梁、老爷庙、红山口岩画等景点也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设施也已建成或正在兴建，生态旅游业在这里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赛罕区文化定位——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升城区文化品位、营造社区和谐文化

赛罕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位于城市发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轻的城区，现已逐渐发展成为首府的科教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和经济核心区。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单位和高技术机构，赛罕区可按照“专家论证、政府扶持、科学决策、市场运作、滚动开发”的模式，发展高技术含量和创意创新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共生效应”的产物，文化产业集群包括各类关联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基础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等。这种集合了产业价值链在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在激发创意创新、积累知识、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后，依托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关联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呈网状结构的文化产业园区，其内部实行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享受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近年来，针对居民整体素质和文化品位较高的特点，赛罕区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来抓。形成了以楼院文化、广场文化、节庆文化、家庭文化为框架的社区文化格局。学府社区开设了内蒙图书馆分馆，地北社区的活动中心成为自治区老年人书法协会的活动基地，师大社区的老年蒙古服饰表演队参加了全国比赛，广场、公园到处活跃着社区文化队伍。2005年，赛罕区采取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手段，在全区十几个社区内举办了赛罕区首届社区文化节，营造了和谐、欢乐的社区文化氛围

［3］。

（四）回民区文化定位——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发展景区旅游和生态旅游 回民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内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顶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有历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为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政府着力进行了伊斯兰特色街的打造，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景区周边脏、乱、差的环境。现在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标志性景观区。

回民区、新城区所辖的部分大青山山区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现已开发建成哈德门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级旅游景区）、乌素图森林公园（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苁蓉山庄、太伟高尔夫度假村、奥淳生态园、哈德门高山牧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区可进一步开发采摘园、休闲农场、度假农庄、市民农园等，发展以放牧、喂养、骑马、狩猎、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特色餐饮、民俗表演、园艺劳作等为活动项目的生态旅游业。

四、体现草原文化底蕴，彰显草原文化特色

进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战略为指导，按照“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

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内蒙古会展中心、博物馆、大剧院、体育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成吉思汗大街、伊斯兰特色街等特色景观区（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号如哈纳墙、云图、盘肠、穹顶等装饰大街两侧建筑物的街区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城市绿化等优化环境工程；观音庙、大召、阿吉纳、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齐召、席力图召、大东街、将军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绥远城遗址、乌素图召、白塔等文化景点（区）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硕恪靖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中国乳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盛乐古遗址博物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中国旅蒙商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剪纸博物馆、走西口民俗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院）的建设工程

［4］

；公主府北公园、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舒雅拉公园、北郊公园、仕奇公园、野生动物园的兴建工程；南湖湿地公园、游乐园、新华公园、蒙古风情园的续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综合治理环城河等水体景观建设工程；赛罕区雕塑公园等公共艺术景观的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这些工程既体现了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建设对草原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强烈追求，又体现了“开发与保护统一”、“建设性保护与保护性建设并进”的先进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的规模与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彰显。

在文化产业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音像图书等产业为重点门类和主导产业，以广告、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工艺品生产销售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认识不足、准备滞后、运作分散、企业和产品竞争力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兴产业比重小、创意创新能力差、文化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较慢、政策供给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欠佳等问题和制约因素。对此，呼和浩特市应以丰厚的草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主要途径，以科技创新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导、体制机制创新为基本保证，以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为根本战略举措，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应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出台扶持性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资产管理和经营政策、工商管理和价格政策、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优化文化体制和政策环境；应大力培养、引进、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环境；应确立学术界、教育界与公民应尽的草原文化传承、认知与保护义务，提高整个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集体认知程度，优化观念环境；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品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外界的文化贸易往来与合作，发展文化经纪、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组织，实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实行整治性的“减法和加法”保护。“减法”是指整治古迹周边环境，拆除影响、遮挡古建筑景观魅力的低档现代建筑设施，拆除已无保留价值的危旧房，迁出不适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无关的工程项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建设格调、品味、特色、体量与古建筑风貌协调一致的博物馆、广场、绿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恢复老字号，重建传统文化空间，按照“整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坚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以外建设中高档住宅区，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以往旧城区“矮房子、窄巷子”、基础设施简陋以及市政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设的根脉、灵魂、精髓和品牌，是彰显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资本，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可以借助创意创新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物化、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尽的无形财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和巨大财富。放眼未来，草原文化必将是呼和浩特市综合实力函数中一个逐渐增大的自变量。

［参考文献］

5.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 篇五

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

世居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及其他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创造并发展了以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弘扬草原文化,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需要.草原文化蕴含的精神气质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强大动力.

作 者：孙兆文 SUN Zhao-wen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刊 名：大连民族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年，卷(期)：9(2)分类号：G03关键词：草原文化 现代文明建设 文化资源 精神气质

6.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律保护 篇六

一、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制建设概况

文化产业的法制化建设, 旨在能够很好地调节文化产业经营或管理等行为, 因此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政策保障。传统的过度集中并统一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已经被逐步取缔, 但受到传统体制的惯性影响, 我国内蒙古的文化产业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留于传统的集中管理模式当中[2]。加之政府的主导性过强, 使内蒙古文化产业的法制化建设具有了一些突出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手段滞后、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不够深入以及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产业的错误引导等等。其优势和劣势同时存在。

(一) 优势

首先,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有十余年经验, 但相比于发达国家仍处于初级起步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非是依靠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推动, 而是更多地在依靠政府的主导力量[3]。而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对于文化产业更好地抵御经济市场的多元化冲击以实现健康发展具有着积极的保障性作用。其次, 相比于其他地区, 内蒙古的经济水平并不发达, 文化事业也尚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 政府若能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则能够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直逼经济建设步伐, 以此来借文化产业跳板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建设。毕竟对于人们来说, 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就会更多地考虑到精神领域的需求, 经济与文化产业的相互促进, 也就成为一种良性互动。

第三, 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需要将文化全面纳入到宏观经济发展范围当中。尽管如此, 文化产业依然不能等同于经济。虽然最为一项产业, 但文化产业本身就具有着特定的人文内涵,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着政府意识形态的引导。因此有必要依赖于政府的主导来发展文化产业。与此同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民族文化要想以更强劲的姿态抵御当前多元文化的冲击, 也必然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

(二) 劣势

政府主导下的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固然具有着相应的优势, 但现行的文化产业法律制度建设又存在着一些弊端。通过总结, 本文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行政审批制度的层次过高、政府的垄断地位过强, 抑制了文化产业市场机制作用的切实发挥;第二, 当前的文化产品审核过于苛刻, 不仅给政府制造了过多的负担, 同时还大大影响着文化产品的生成效益;第三, 对文化产品的管理过于主观, 剥夺了消费者的文化取舍自由权利;第四, 很多文化产业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陷入了盲目的营利性误区, 使很多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活动变成了腐败寄生的温床, 导致文化泛起“泡沫”, 有失文化内涵;第五, 混淆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 由此导致管理出现混乱局面, 部分身负公益性职能的文化单位不得不在政府的轻投入状况下选择营利[4];第六, 以行政手段严格干预文化管理, 缺乏必要的间接政策调控, 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明显不足;第七, 职能定位模糊, 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失位。

二、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律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中能够看出, 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长期都是经由政府引导, 其具有着积极的优势, 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而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亦在不断深化, 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就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法规。目前内蒙古文化产业相关的立法建设虽然在不断完善, 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一) 立法的确定性

文化产业的基本法律应当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立法。其区别主要体现在立法的目的层面。文化的相关立法可以概括为三大类, 即公共文化事务法、文化管理法和文化行为法。公共文化事务法的立法是为了更好地界定出政府在公共文化事业领域当中的责任, 并凭借政府的职能定位为公共文化事务提供积极的保障;文化管理法主要是为了确保一切文化行政行为的规范性, 使政府的文化管理水平有效提升并更清晰地划分出其职能范围内的权责;文化行为法主要是为了厘清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此来为社会的竞争公平性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而纵观当前的相关立法, 基本都将重心放在了文化管理方面, 明显缺乏公共文化事务相关与文化行为规范方面的法律内容。与此同时, 对于公民文化相关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立法也相对薄弱。

(二) 立法的系统性

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特定产业, 其具有着相当广泛的覆盖面, 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则更是具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文化产业本身, 使其特殊性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所拥有的产业链具有着多关联的特性,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更好地整合各相关领域的法律, 共同构筑更坚实的法律壁垒, 对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三) 立法的国际性

早在我国加入WTO之后, 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深入, 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严峻。时至今日, 国际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格局, 国际形势决定了我国现行关于内蒙古文化产业政策与基本法规等等亟待调整, 唯此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国际化发展的客观形势。只有切实保证相关立法能够契合国际中多元文化的相关规定等, 才能使我国本土化的文化产业保护水平更进一步。

(四) 立法的共享性

当前的时代, 已经过渡到了知识经济时代, 在文化产业当中, 知识产权问题的热度越来越高。在发达国家,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强, 尽管促进文化资源共享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主流, 但依然要充分重视对文化的保护。因此, 文化产业相关立法必须要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 并保证使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共享。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载体, 也只有文化不断传播才能凝聚成文化产业。因此对文化的保护并非是固步自封, 在立法中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三、关于加强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律保护的思考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 内蒙古文化产业具有着相应的优势, 加强对其的法律保护实为必须之举。而现行的内蒙古文化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等固然取得了喜人的进展, 但客观地讲, 依然逊色于内蒙古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纵横发展。法律建设进程的缓慢势必会对内蒙古文化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因此需要不断加强重要领域当中的法律保护力度, 完善立法建设, 已势在必行并且迫在眉睫。

当前, 内蒙古文化产业已经覆盖了文化市场、图书馆、体育市场、蒙语、旅游等等行业, 并且在这些行业领域当中的法律条例都已相对完善。但相比之下, 文化产业当中的诸多其他行业如媒体、娱乐、出版、网络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中的专门条例则依然空白。内蒙古具有着极具优势的民族文化资源, 能够为诸多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比如文化创意产业, 但却因相关领域法律的空白而导致该文化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整个文化产业领域当中, 具有着诸多的行业, 而不同的行业又都具有着不同的文化特点, 因此就文化产业相关法律的建设来看, 只能遵循统一的原则, 却并不能统一法律规范。当前的《内蒙古文化产业促进条例》也仅能够作为一个参考, 对所有相关行业的立法起到积极的方向指导作用。对此, 只有不同行业根据自身的实际特点来制定能够符合自身行业实际情况的法规, 才能确保文化产业具有着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 还应当对既有的文化产业相关立法进行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切实保证立法的可行性, 以此来打造坚实的法律网, 保护好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健康与繁荣发展。

四、结论

内蒙古是我国多民族聚集的重点地区, 由于其民族众多, 文化形式多样, 在文化碰撞中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文化形式。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 精神意识的不断完善, 文化产业保护的认知逐渐凸显。就此, 我国对内蒙古文化的多元化与多样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并借由立法角度考量, 提出内蒙古文化产业保护法制化进程。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 内蒙古文化产业的留存与发展日渐得以保障, 然而就本文研究发现, 其文化产业立法中还尚存需注意事项, 此类事项是保护法制化进程中因需而成的急待解决之问题, 故此, 本文借由分析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制建设概况, 以现存注意问题为探讨核心, 提出了关于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律保护的思考, 希望就此促进文化产业法制化发展进程, 实现依法治国政策下的文化产业保护科学化、实效化。

摘要：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各类新兴产业开始大规模崛起, 文化产业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关于文化产业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促进作用, 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被提出, 文化产业因此有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并在此历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我国是个法制化国家, 依法治国始终作为最基本国策, 也就顺势成为了各产业发展的保护屏障。文化产业亦是如此, 应文化发展的现代化需求, 加强法律保护势在必行。内蒙古作为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 凭借悠久的历史和地域文化沉淀出了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 绿色文化、草原文化与马背文化等等均被内蒙古地区给予了新的诠释, 对内蒙古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更是毋庸置疑, 足以见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而内蒙古文化产业要想更加科学地发展, 则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制建设,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乌兰图雅.内蒙古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 2014 (03) :72-75.

[2]张生, 平平, 丁彩霞.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探析[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03) :26-30+56.

[3]乌兰图雅.内蒙古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J].决策探索 (下半月) , 2013 (08) :66-67.

7.内蒙古·马文化之旅 篇七

游牧时代的蒙古人，世世代代与马相濡以沫：放牧、迁彼、远征、归乡，这种从不聒噪却偶有悲鸣、为主人自重疾驰的生灵，是游牧民族生命里忠诚的伴侣。

马背上的纵横让他们领略八面来风，马背上的驰骋为他们拓开崭新的天地，他们的文明在马背上繁衍，他们的英雄在马背上诞生。

马蹄声辟中，历史还没有走远：喇叭声咽里，英雄的故事还在传唱。

我们去草原寻找!

激情草原马上英雄

原始草原残酷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血性的风物养育血性的人。对蒙古人来说，血性是一种自觉，一种习惯。

风从草原走过／吹散多少传说／留下的只有你的故事／被酒和奶茶酿成了歌／马背上的家园／因为你而辽阔／到处传扬你的恩德／在牧人心头铭刻／深深铭刻／每一个降生的婴儿／都带着你的血性／每一张牧人的脸庞／都有你的轮廓／每一座毡房的梦里／都有你打马走过……

在内蒙古草原，在马背上书写了蒙古人辉煌历史的成吉思汗无处不在。蒙古人把成吉思汗供奉在心灵殿堂，各种想像的成吉思汗画像，随处可见，正如一首关于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文歌曲所形容：“我们想像您的尊容，可我们的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

英雄在马背上书写着历史。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英雄总是与马紧密联结，如《江格尔》中，旋风塔布嘎对他自己的坐骑说：“从日出方向过来的／以草为食的你／血肉之躯的我／撇开你怎能行动／你离开我如何生存。”这种英雄与坐骑之间的爱恋，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气息，贴切地反映了蒙古民族尚武爱马的性格。

许多年过去了。今天的草原，不再有战争，不再有骑射，马上的追逐也越来越少。遍地羊群代替了马群。而那段由人和马共同创造的历史，却在以后无数个时刻，被我们一遍遍追忆。

蒙古族起源／额尔古纳河

传说中的蒙古人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一千多年。

额尔古纳河畔是蒙古族的摇篮，很早就有人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广阔地域。

“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12世纪前后，蒙古高原各部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草原上“毡帐中的百姓”，一种是“森林中的百姓”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和阶级分化的明显。各部之间争夺财富，人口、牧地和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

12世纪末，成吉思汗登上蒙古部落的政治舞台，踏上了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呼伦贝尔草原，他把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每逢军事不利、年岁荒歉，他便迁到呼伦贝尔牧畜，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呼伦贝尔草原为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战马和牛羊，还有无数的骑士，使成吉思汗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他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的数次决定性战役，均大获全胜。蒙古高原上各集团之间多年来实力均衡的局面被打破了。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帝国。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在统一的汗权统治下，在中国北方第一次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基础、共同语言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额尔古纳

“额尔古纳”蒙语意为“弯弯曲曲的河流”，另一意为“呈递”、“奉献”。额尔古纳河是中俄界河，当地蒙古人将这条河称为母亲河。

额尔古纳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纬度最高的城市。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的祖先曾在这早长期居留。隋唐时期，蒙兀室韦部落在这里生息繁衍。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在这里厉兵秣马，遂统一蒙古诸多部落。清康熙二十八年，确定额尔古纳河为中俄界河；雍正时又设置了18座卡伦(哨所)。

额尔古纳只是呼伦贝尔地区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因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发祥地的历史背景和保存完善的“亚洲最美的湿地”额尔古纳河流域，而被称为“最后的原生态净土”。这里水阔天高，闻名天下的“三河牛”、“三河马“在这里游弋，浩瀚的兴安林海，神秘幽远的黑山头古城，连绵数百公里的金代边壕，一水分两国的特有风情……

少年英雄／抢亲习俗·呼伦贝尔

注定要以成吉思汗(即四海的皇帝，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出生在斡难河沿岸的土地。这里天然美景却争斗不断，是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

那时的草原有蒙古部、篾儿乞部、克烈部、塔塔儿部、乃蛮部五大部落，五大部落各自又分成许多小部落，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就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这个弱小的群体后来以蒙古而闻名，但在当时，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依附于势力强大的蒙古泰赤兀部。

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是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弘吉喇部美女，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部落首领的弟弟赤列都的妻子，当时还不满十六岁，被也速该抢来，1162年春季，生下了第一个儿子。那时也速该刚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战争，杀死了塔塔儿首领帖木真兀格，返回营地后，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

铁木真9岁时，父亲带他到呼伦贝尔求亲，回来的路上，塔塔尔人用毒酒毒死了也速该。这几乎将他的两个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这个无依无靠的家庭内部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暗藏分裂危机。12岁时，铁木真在“安答”(拜把子兄弟)札木合的撺掇下，和弟弟哈撇尔杀了也速该别妻的长子别克帖儿，铁木真在家里有了绝对的权威。19岁时，他迎娶了父亲给他找的妻子孛儿帖。

篾儿乞部落对当年也速该夺走诃额仑的辱事一直耿耿于怀，他们决定掳掠孛儿帖，作为报复。这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争夺，这一争夺将铁木真推上了成就伟大之路，最后一统蒙古各部。

呼伦贝尔

在蒙古族历史上，这是个出美女的地方。当时呼伦贝尔的弘吉剌部，传说获得神灵预示：“男儿必娶公主为妻，女儿必嫁大汗为后。”于是，这里成为有抢亲习俗的蒙古各部落觊觎的所在。成吉思汗家族有三代人来此抢亲娶妻，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妻子就是抢来的。

呼伦湖又名达赉湖，蒙古语意为“海一样的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部，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素有“北方第一湖”、“广寒仙境”之美称。呼伦湖西岸，有一处三面环水的峭壁，东10余米的湖水里，有一座高约10米、周长20多米的柱石突兀而立，传说成吉思汗曾经在这里训练兵马，把他心爱的八匹骏马拴在这个柱石上，柱石因此得名“成吉思汗拴马桩”。

蒙古铁骑／神圣军威·赤峰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3岁上马，5岁拿弓，开始练习骑射的本领，从此一生都在马背上。成吉思汗规定，15至70岁的男人都得服兵役，还得自备马匹、粮草和武器，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放牧，既是士兵，又是牧民。

蒙古军团的弓箭需80公斤的力量才能拉开。当年，马可-波罗在元朝做官时，就始终没有拉开过这种弓箭。一名骑士，从小就要练就在马背上骑射的本领。他们“俗善骑射”，“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日常“人不驰弓，马不解勒”。

蒙古军团几乎全是骑兵，而且一般一兵至少有两三匹马。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蒙古马不像是好马。它个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却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随时都可以找到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载工作。它还可以为骑手提供食物——马奶的利用减少了军队对后勤的要求。

有史料载，成吉思汗所向披靡的欧亚远征军只有13万人，军队的数量虽不算多，但蒙古骑兵的坐骑却绝非一般。经过他们调驯的骏马战斗力倍增，一匹战马可以顶3、4匹马用，敌方战马根本不能与之匹敌，纷纷败下阵来。

赤峰

蒙古语为乌兰哈达，是红峰的意思。

赤峰在蒙元时期虽失去了辽代的中心地位，但却成了蒙古国与金斗争的前哨和屏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吉思汗家族与赤峰有着极深的渊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赤峰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成吉思汗至亲和重臣的封地。

克什克腾，是成吉思汗时所创设的近卫军的称号。克什克腾旗简称克旗，是成吉思汗选拔亲兵的地方，封给了成吉思汗岳父特薛禅及子孙。翁牛特，蒙古语神圣之意，封给了四杰之首木华黎。喀喇沁，蒙古语为守卫者之意，封给了四骏之首者勒蔑。巴林，蒙古语军寨之意，封给了成吉思汗少年时的救命恩人合赤温。

克什克腾旗西部贡格尔草原，是距北京最近的草原，占全旗天然草牧场的18.8％。有黄芪、甘草、芍药、苦参等野生植物500余种，狍、鹿、狼、猞、獭等野生动物数十种，天鹅、水凫、百灵、鹭鸥等禽鸟133种。贡格尔草原水草丰美，风光秀丽。达里诺尔、岗更诺尔、多伦诺尔三个姊妹湖由沙里河、亮子河、贡格尔河、耗来河串起，为贡格尔草原戴上了一条美丽的项链。

草原权威／流浪的家园·蒙古包

成吉思汗的作用在蒙古民族是无可替代的。他建立了世界第一流的骑兵部队，将军事艺术推向冷兵器时代的最高峰，四分五裂的蒙古草原终于统一在了成吉思汗的大旗之下。然而，这莫大的功勋仍旧无法满足他，在论功封官、立典制律的同时，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天际。

蒙古族崛起时，中国有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七八个政权并立，而且已经分裂500多年了。成吉思汗对儿子们说：“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他有一句名言：“别等人家拉弓，先要射穿他的喉咙!”这句话，是少年成吉思汗射杀其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时得到的启发。

蒙古人从不需要防守，蒙古草原实际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大本营，因为当时蒙古人从来都是把战场建立在别人的土地上。

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写道：“蒙古人用马乳做饮料，所以马匹是他们作战的利器，也是他们营养的食品。在任何一种冲动之下，便激发为对外的活动。这样的骚动，由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做领袖时，就曾经发生过：他们摧毁了当前的一切，又像一道爆发的山洪那样退得无影无踪，——绝对没有什么固有的生存原则。”

蒙古包

在辽阔的草原上，大地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帐篷，它们就是蒙古包，即蒙古人所称的“格尔斯”。成吉思汗一生最心爱的住所就是蒙古包，有人说他是蒙古包里的皇帝。

自从有蒙古族以来、蒙古包就是蒙古人的日常居所。它具有制作简便、便于搬运、耐御风寒，适于游牧等特点。蒙古包最小的直径为3米多，大的可容数百人。蒙古汗国时代可汗及诸王的帐幕可客2000人。

当年蒙古人终年赶着他们的山羊、绵羊、牦牛、马和骆驼寻找新的牧场。蒙古包可以打点成行装，由几头双峰骆驼驮着，运到下一个落脚点，再重新搭起帐篷。他们的家园感，就是流浪感。

一代天骄／大札撒·禁忌习俗

苍天给了你智慧，大地给了你力量；苦难给了你承受，绝境给了你坚强；你的名字曾经震撼了整个世界。战场是你的舞台，征服是你的使命；为了母亲的草原，为了幸福的家园，那些英雄铁骑，跟随你逐鹿四方……

古代蒙古人说，在天上，只有一个君主，那就是腾格里(蒙古语意即天)；在地上，只有一个君主，他就是成吉思汗!他天生就是一名优秀的领袖，领着四勇四杰横扫草原!战争中他凶狠残忍，内心深处却善良淳朴。他有着政治家、军事家的冷酷无情，却为人光明磊落。他目不识丁，却统一草原，创立蒙古文字，成立蒙古汗国。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英雄人物。

成吉思汗用人以才为本，唯忠能是用，决不因出身、种族而有偏见。他的悍将基本都是平民出身，有的甚至是奴隶出身。在他的名臣中，耶律楚材是契丹人，镇海是畏兀儿人，察罕是唐兀儿惕人，牙刺瓦赤父子是花剌子模人，史天倪父子以及严实父子等都是汉人……

善于识人，无疑是历史上伟人创业的最重要基础。在这方面，成吉思汗的确是伟人。凡是他选拔的将帅功臣，没有一个背叛他，没有一个不是终身效忠的。成吉思汗也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创业君主中惟一没有杀过功臣的人。他成功之后，对所有的功臣，都是赏赐有加。他的悍将也从来没有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顾虑。

成吉思汗一生言出法随，大札撒是成吉思汗制定的一部完整的包括各方面的基本法典，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带头严格实行大札撒。对过失可以原谅，但面对故意违背法纪的，虽亲信也决不宽容。他在创业初期，宁可失掉一个不守法纪的氏族或部落的合作，也要坚决维持法律的尊严。《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阿里台违背军令先掳去一部分战利品，成吉思汗毫不客气派人去没收，捍卫了大札撒的尊严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蒙古族禁忌习俗

大札撒对蒙古族习惯进行了总结与提高，许多禁忌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吃肉时须用刀，给人递刀时忌刀尖冲接刀者；不能用碗在水缸、锅中取水，碗口不能朝下扣放；不能从衣、帽、碗、桌、粮袋、锅台、磨台，井口、绳上跨过；不能以鞋、袜、裤为枕；忌乱摸乱动有宗教意义的法器、经典、佛像，佛阁；敖包上的石头，树枝忌随便拿走等等。

征服者／神圣所在·敖包

拿破仑说：“这个游牧民族有严格的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他们要比自己的对手精明得多。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据载，蒙古军团对于出征的准备工作，向来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出征前，总是要召集诸王、那颜(即贵族将领)举行大聚会，在会上详细讨论军队的组成，出军人数，作战计划，会师地点及日期。用兵之前，须检阅队伍，审视士兵的坐骑装备，他们头戴皮兜、身披有铁片的皮甲。每个士兵的马鞍下都塞着一定数量的干肉，这是他们常备的军粮。

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高加索山脉，从印度河到伏尔加河，成吉思汗的军队打败了他们所遭遇到的所有军队。没有任何人能减缓蒙古大军前进的脚步。

敖巴

一首《敖包相会》，让作为蒙古民族文化的代表

形式之一的敖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无际的草原上，时时会看到用大小石块累积起来的巨大的石堆，插有柳枝，此谓神树，神树上插有五颜六色的神幡。巨大的石堆矗立在草原上，鲜艳的神幡如手臂般召唤着远方的牧人，这就是敖包。最著名的是位于锡林浩特市的十三敖包。

敖包在蒙古牧人看来是神圣之所在。祭敖包是蒙古民族萨满教隆重的祭祀之一。每年农历五月，绿草遍野，燕子北归，蒙古族开始祭敖包活动。牧民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敖包下，用松柏、红柳、五彩花卉将敖包装饰起来，在敖包前摆设奶食品、“阿木苏”、糕点等供品，正面桌上摆放全羊。

祭奠仪式由深孚众望的长者主持，主持人亲自向敖包焚香，敬酒，献哈达，唱祭歌，并请喇嘛念太平经此时，前来祭祀的人们漫山遍野跪伏于地、三拜九叩，默祷“山神保佑风调雨顺，五畜兴旺，无灾无病，万事吉利”。祭奠完毕后，主持人将供品分送大家享用。同时开始游戏，主要项目为“男子三枝”(摔跤、射箭、赛马)。

“千年风云第一人”／精神战旗·苏鲁锭

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比如成吉思汗。当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打破各个守土封疆民族的自足文明，建立世界上版图最大的草原帝国，这时的他们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文字。

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你有需要，二是你有能力。成吉思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独创了一系列超越时代的体制和技术。比如建立了最早的运输联络系统，他从宋朝、金朝，甚至欧洲等地找来了技术高超者，将中国的火药同伊斯兰的掷火器结合，加上欧洲的铸造技术，发明了火炮，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炮兵部队。

成吉思汗的谋略高敌一筹。他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军事参谋部，比拿破仑的世界上第二个参谋部早600年。成吉思汗将歼灭战、进攻战、运动战和速度战有机结合，发明了闪电战。

许多国家都曾研究蒙古战史。二战时的闪击战，也许是受蒙古人的启发；解放战争后期的大迂回包抄作战，是不是成吉思汗战争艺术的再现?

当代各国学者虽然对成言思汗的评论各异，褒贬不一，但在两点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成吉思汗是世界上最大的成功者之一，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上个世纪将要结束之际，美国、日本等国发起了评选千年伟人的活动。《华盛顿邮报》发布的评选结果中，列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第一人”，西方学者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帝王”。

苏鲁锭

就是战旗上的铁矛头。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中，用它指挥过千军万马。“苏鲁锭”到哪里，蒙古大军就到了哪里，胜利就到了哪里。神圣的苏鲁锭，是精神的象征，是胜利的标志。

现在，苏鲁锭不仅在成吉思汗陵园内树祭，很多牧民家也在庭院里树祭。

雄鹰之死／成吉思汗庙

在席卷西夏、准备攻金的征途中，成吉思汗戎马倥偬的一生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成吉思汗给后世留下的许多谜团，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历史悬念就是关于他的死。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大概有五种，多与西夏有关。其中最正统的就是《元史》中采信的“坠马说”。此外，还有“雷击说”、“中毒说”、“被刺说”，但这些未见正史，野史也没有记述，只是传说。

更多的学者倾向认为：鞍马劳顿，天气炎热，水土不服，丧子之痛，再加上半年前坠马的伤痛，一起毁灭了这位花甲老人。西夏都城中兴府就在眼前，破城指日可待，他却没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公元1227年8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下清水行营，终年66岁。

一代天骄殒落六盘山。临终前，他不仅最后敲定继位大事，还向部将交代了灭金亡夏计策。如同活着的成吉思汗创造了无数奇迹一样，归天后的成吉思汗为后人制造了更多的谜。

成吉思汗庙

成吉思汗庙位于乌兰浩特市罕山。是世界上惟一一座纪念成吉思汗的祠庙。

成吉思汗庙是一座融蒙古、汉、藏三个民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庙宇。从正面看成“品”字形，中间是高大的正殿，左右两侧连接着略小于正殿的偏殿。正殿中有16根粗大的红漆明柱，天花板上绘有彩色图案，两米高的成吉思汗塑像立在大殿中央。

成吉思汗庙是由蒙古族颇有名气的艺术家耐勒尔设计。建庙工程始于1940年，1944年竣工。落成典礼当天，成吉思汗庙四周的山坡上，蒙古包比比皆是，各盟、旗代表近万人参加了落成典礼。他们在这里跳舞、摔跤、射箭、赛马，活动持续了三天。

780年的守望／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的真身葬于何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金碧辉煌的成吉思汗陵供奉的为何只是成吉思汗的遗物?

祭祀成吉思汗陵，是蒙古族祭祀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因此产生了蒙古历史上一个神秘的部族

——达尔扈特。

神秘部族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建起祭祀宫帐，点燃了祭祀的酥油灯。在外族人眼里，这些祭祀宫帐不过是些白色的毡包，供奉有成吉思汗的遗物，但对蒙民而言，它们却是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

这些祭祀宫帐逐渐发展演变，到了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时，有了个专门的名字，叫“八白宫”。守护“八白宫”和负责祭祀的，是专门的一些人。也就从这时起，蒙古族历史上多了一个神秘的部族——达尔扈特(意为“担负神圣使命的人”)。

今天的达尔扈特人，有的会骄傲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叫博尔术，是成吉思汗最信赖的朋友，官做得很大，相当于今天的政府首脑；另一些人会说，他们是木华黎的后代，木华黎是成吉思汗的大元帅，一生追随成吉思汗。

从部族诞生之日起，达尔扈特人就不耕不种不狩不猎，不纳税，不服役，也不当官。他们毕生吟诵祭文，世代守护和祭祀“八白宫”父死子继。据说，这是忽必烈定下的规矩。

达尔扈特中的贵族，称为“牙门图德”，他们负责管理达尔扈特的内部事务，主持祭祀成吉思汗和圣物“苏鲁锭”。每个牙门图德都有自己的职责，分别被忽必烈任命为“太师”(祭祀首领)、“太保”(安排筹措者)、“芒赖”(祭祀总管)、“宏晋”(演奏音乐者)、“格赫”(诵读祭词者)等。

为了祭祀和生计的需要，达尔扈特人常常出门远行，一走就是一年半载。他们沿着阿拉善额鲁特北上，在喀尔喀西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向成吉思汗山叩头，转至贝加尔湖后南下斡难河取圣水，最后回到鄂尔多斯。一路上，蒙古的王爷、僧侣、民众都要顶礼膜拜，还要献上牛羊与金银。这叫“奉旨募化”，由忽必烈专发圣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