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精选8篇）

1.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篇一

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

满分： 100.0分 得分：56.7分

一.判断(每题10.0分)得分：10.0

1.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正确

A.正确 B.错误

2.要同时加强高中低端服务水平，完善服务结构体系。错误 正确答案：A

A.正确 B.错误

3.城镇化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错误 正确答案：B

A.正确 B.错误

4.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风声水起，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错误 正确答案：A

A.正确 B.错误

二.单选(每题10.0分)得分：30.0

1.投资应着重于存量优化，着重于高新技术进口，促进（）。B正确

A.经济发展 B.产业升级改造

C.消费增长 D.资金重组

2.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以（）为主导的所有制经济。B 正确

A.公有经济 B.国有经济

C.私营企业 D.国际合作

3.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是要以（）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B 正确

A.开发 B.开放

C.调控 D.经济

三.多选(每题10.0分)得分：16.7

1.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等。ABCD正确

A.贫富分化加剧 B.产业升级艰难

C.城市化进程受阻 D.社会矛盾凸显

2.“人口红利”的新动向包括（）。错误 正确答案：BCD

A.“人口红利” 逐渐增加 B.“人口红利” 逐渐减少

C.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不再持续 D.人口调整政策存在问题 E.3.经济发展两大要素是（）。错误 正确答案：AC

A.资本 B.知识

C.劳动力 D.体制

2.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篇二

关键词：制度,制度作用,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结构转换、技术创新、资本投入等要素, 恰恰忽视了一个与经济增长更为密切的关系——制度创新。保罗·萨缪尔森就说,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 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L、资源R、资本K和技术A, 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Q=AF (K, L, R) (其中:Q=产出, F=生产函数) 。然而,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对日本、荷兰两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 它们虽然拥有较少的资源, 但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远远超出其小国规模的地位, 原因是它们都建立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人还是那些人, 地还是那些地, 设备还是那些设备, 体制机制变了, 效率与效益便以几何级数喷涌, 这份多出来的活力与创造, 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红利、创新硕果。

一、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所谓制度是什么, 角度不同, 释义颇多。诺斯的定义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和激励, 它们类似于一个竞争性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 是一系列正式规则 (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与非正式规则 (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 的互动。正式规则作为人们有意识创造的原则, 通常体现了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意志, 并不是完全依靠效率原则发展的。非正式规则是随时间演进的“历史文化积淀”, 具有正式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 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 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 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从根本上说, 这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决定的, 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 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马克思却认为, 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 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 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 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 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 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 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 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 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 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思考

1968年, 诺斯开拓性地提出, 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 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 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 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提出了“制度重于技术”的看法。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 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 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 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 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也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 打“擦边球”甚至越界闯红灯, 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原有比较优势的递减和新的比较优势的递增, 我国经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显,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十分重要。我们既要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进口替代”战略过分强调政府配置资源的错误做法, 更要吸取八九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过分强调市场作用的“休克疗法”“硬着陆”的失败教训, 继续采取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 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 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 以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牛鼻子”牵 (推) 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如何使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应注意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 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 得出了“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 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 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 遭遇“流动性匪帮”, 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 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 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 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法律和秩序。法律即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 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人没有约束, 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 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 缺少制度保障, 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 或许极其可怕。例如, 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 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 飞机有可能掉下, 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 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还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不但有法可依, 更要有法必依, “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 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二) 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 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 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 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 未来可以把握”。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 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 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 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 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 (集团) 的自利本性。

学者认为, 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 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 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 正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 (或称封闭) 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 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 好多发明重复发生, 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 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 (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 , 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 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 (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 , 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 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 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因压迫而发生, 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 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 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三) 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 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皆大欢喜已非可能, 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 政府制度尤为重要, 应当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 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 甚至可以说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 具有其他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 有所为有所不为, 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 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 逐步实现政府与经济体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良性互动。

还有, 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 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 不妨少算旧账, 多算新账, 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 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 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 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 涉过险滩, 突破藩篱。所以说, 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 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存量调整, 利益博弈, 必定阻力重重, 甚至引发动荡。

(四) 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 (非正式规则)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 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 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 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 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 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 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

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 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 形成了一个有利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 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 我们应当清醒, 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 要包容兼蓄、海纳百川, 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 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 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 制度成本最低, 制度效率最高。

(五)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三者关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 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 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 经济发展就应该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 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只有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规模大总量大, 只能代表经济增长, 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 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 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 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

目前, 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 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3%左右;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 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 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 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 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 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 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 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可见, 我国高投入、低产出的资源消耗是惊人的, 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是当务之急, 经济由“现行版”的“经济增长型”向“升级版”的“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六) 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三者关系

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 (I, T) , 其中:G=经济发展, I=制度, T=科技, F=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 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 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 不如说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 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清洁发展机制 (CDM) 的实施, 就意味着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 “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 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 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 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 (也是制度创新) , 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 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 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必然牵 (推) 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变迁。

(七) 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

制度结构 (制度环境) 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社会基础性的规则) , 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 (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 。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 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 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 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 能增进社会福利时, 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 基本制度不稳定时, 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 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 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 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

从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 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 从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村镇银行、余额宝、利率即将市场化, 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 历经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同表述, 既说明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 冲破思想与观念、体制与机制、既得利益格局的束缚与羁绊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也表明,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

3.企业年金制度发展与创新思考 篇三

【关键词】 企业年金 激励机制 制度创新

要发展好我国的企业年金必须处理好国家、企业、员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处理好保障基金安全与确保基金保值增值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宏观调控企业年金运行与市场运作之间的关系。我国可以在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年金的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制度更加灵活、安全更加可靠、收益更加明显、监督更加有效、保障更加有力的企业年金激励机制。

1. 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年金发展

国家考虑到企业对年金支付承受能力的问题，仅规定了企业年金占工资的大致限度，低于4%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所以大多数企业的企业年金份额是控制在4%之内。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手段来激励企业和职工实施企业年金制度，使得企业年金制度对企业和职工有较大的吸引力。目前，全国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出台，我国有29个地区分别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优惠比例在4%—12.5%之间不等，大部分省市优惠比率多在4%—5%，而且税收优惠仅限于基金征收阶段，在基金运营和支付阶段还需纳税。美国企业年金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在缴费和投资阶段免税，在年金给付阶段才征税；美国企业税前列支的比例达到15%。这种允许企业和职工将企业年金缴费作为成本在税前列支，同时对年金投资收益予以免税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和员工参与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年金的普及和推广。

2. 进一步拓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渠道，确保企业年金保值增值

企业年金制度从首次建立个人帐户，到员工享受退休待遇期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差，如果这些资产得不到良好的运营，将会形成巨大的闲置、浪费。政府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为企业年金基金运营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多元化投资渠道。我国企业年金的投资还多限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等。这种投资组合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企业年金保值增值的需求。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以“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为主题的2012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养老基金的储备总量不能只靠缴费，而是要靠投资滚动利用复利的原则获得增值。有资料显示：美国市场养老金积累近40%—45%靠投资收益。要深化企业年金基金利用专业化的市场改革，放宽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于企业债劵、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如：电力、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所具备的低风险性、长期收益性可以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最终实现企业年金的保值增值目的。

3. 加强对企业年金既得受益权政策指导，避免出现极端倾向

我国现行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归属权益设计过于开放，没有明确企业年金受益人的既得受益权取得的时限，因此企业在制定既得受益权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各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特别是主要领导的主观意向，往往会出现过于宽松或过于严格两种极端倾向。有的企业只顾及自身的利益，把既得受益权进度制定得过于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员工的积极性，甚至限制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有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或者是为建立更好的福利制度，对既得受益权设计过于宽松，职工很快就拥有了100%的既得受益权，这种做法也利于激励员工，反而会成为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影响了人力资源市场的合理配置。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政府也不能干预企业对既得受益权进度的设置。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对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归属权益设计给予政策指导，综合考虑企业和员工双方利益，合理确定企业年金既得受益权的年限。

4. 建立企业年金提前支付机制，吸引更多职工加入企业年金制度

我国很有必要引入特殊条件下的提前支付规则，以体现对企业年金制度参加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作为吸引职工加入企业年金制度的重要因素，提高企业年金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建议国家政策允许银行类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开展企业年金的金融产品创新工作，如：开办企业年金质押贷款业务，以帮助员工缓解需要资金时的燃眉之急。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保障法》、《税收法》关于年金计划货款的政策，如：⑴所有参与者都有平等货款机会，货款额度设有最低标准（不高于1000美元）。⑵向高薪职员贷款数额不能高于其他雇员。⑶每项贷款必须有合理的利率。⑷贷款必须要有足够的抵押。⑸贷款数额不能超过5万美元或退休金的50%，对因疾病或事故等原因导致家庭出现“经济困难”者，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认定并经企业年金管理机构审核，参加企业年金制度的职工可以部分提前支取企业年金积累的本金及收益。

5. 建立个人投资企业年金的理财机制，满足对企业年金的个性化需求

职工升学、参军、失业期间或重新就业单位没有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理”。如果职工在变换工作单位时个人账户资金无法转移的，个人账户可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理，但职工本人也无法继续缴纳企业年金费用。但部分企业员工对企业年金的稳定投资回报和较低的管理费用感到满意和放心，会对企业年金在离职期间产生个人缴费需求，愿意将其作为投资理财产品，希望能继续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继续缴费。建议对于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开放多渠道的缴费方式，满足员工在个人缴费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6. 加强对企业年金的监管机制建设

随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企业年金基金市场的快速发展，务必建立起高效规范的监管机制与之对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当将目前较为分散的监管模式，改变为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建立独立、统一、高效的企业年金监管机构——企业年金监督管理委员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监管机构和相应专家组成，由该委员会负责制定企业年金领域的政策法规，协调各监管部门的行为，同时对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进行监督，可以有效避免监管不到位的现象，并切断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之间的联系，切实提高对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監管效率。

4.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篇四

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郭成功，《浅谈煤炭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一个区域的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制度创新这一重要因素。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经济主体不断获取自由权、平等权，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而这些又需要一定的制度给予激励和约束，也就是需要一定的制度前提（张小燕吴萍，《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致力于创新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制度这一因素被忽略的情况下，人们总是不能把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进行完整的解释。后来诺思发现了制度创新这一重要因素，才较完整的解释了影响区域发展的各大因素，并且较大程度上肯定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制度 ”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崔功豪 魏清泉 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将制度创新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两种类型。的确，正如诺思说的，制度创新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1998 年直接从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的广西贵糖企业,就是一个说明通过诱致性创新制度改革而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实例。该企业通过发行8000 多万的社会公众股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使自己的资本力量扩大了几个亿, 原有的资金供应紧张状况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变,蔗款兑付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贵糖股份有限公司今后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能达到国家的有关标准,每年还可以用有偿配股等低成本方式来募集资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就因此而有了较充分的供给保障。

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 即强制性制度变迁（袁芳，《锦标赛、内生性制度创新供给与地区博弈——以各地物流园区布局为例》）。而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例子也是很多的。1978 年12 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这两个文

件的试行, 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恢复和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使陷于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困境,促进农业生产力连上几个台阶。根据有的学者估计,在1979～1984 年农作物产值增长中的42.23%,其中家庭承包制改革带来的增长达

19.8 个百分点, 贡献率为46.89%。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使陷于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困境,促进农业生产力连上几个台阶。

5.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篇五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存在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两种不同的制度，如何有效的结合这两个制度并且使其更加促进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不仅是各企业建设的难题，更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难题。我国政府和各企业管理者都非常重视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和谐发展，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来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策略研究。

关键词：企业党建;和谐发展;制度创新;公司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建工作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革完善中，与此同时，企业的经济发展机制也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我国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国党建工作的建设完善和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所以，加强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非常有必要性，其既是解决企业党建工作现实问题的需要，又是协调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制度冲的需要，同时也是研究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理论的需要，下面本文具体介绍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几点必要性。

一、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1)解决企业党建工作现实问题的需要。由于企业党建工作和公司治理制度存在很多冲突，而且党建工作中的许多弊端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导致企业的实际管理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如今大部分企业的党组织地位都被虚化，党组织干部在公司中空有其职，没有实权，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后，很多党组织干部对党建工作的必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只要企业法人合理的管理建设，企业就能够有效发展。其实不然，党建工作在企业管理中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今很多国有企业早已不重视企业的党建工作，更有甚者，有些私营企业的党组织职位早就被撤销，很多企业的党组织干部甚至都成为“地下党”，暗地里对公司进行调查和管理，还有的公司虽然设有党组织职位，也只是管理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企业党组织作用被弱化，干部形象被矮化的表现，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党组织干部的工作开展需要一定的保障制度，而这也正是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所要完成的任务。

(2)协调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制度冲的需要。公司治理实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制约下的企业管理，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发展体制改革之后，优秀的公司治理制度能够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其有效发展。

如今国内所有的公司治理制度在西方国家早已应用了一般多年了，这种公司治理制度就是始终保持公司经营者的全部经营权，同时又保持公司所有人对经营人的掌控权，但是西方的这一公司治理制度，没有融入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内容。

但是，在我国企业不只是一种盈利机构，它同时也是党组织的一个载体，公司既要进行有效的盈利发展，同时也要主动为党组织的党建活动提供有利条件。这样一来，企业党建工作就合法的和公司治理制度联系在一起了，而有的企业党组织不是隶属于企业内部的.，而是听命于企业外部另外党组织的一个组织。但是，两种制度体系共存于同一个企业管理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些矛盾的存在，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和谐发展，对其进行制度创新非常有必要。

(3)研究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理论的需要。一个党组织如何能够有机的、和谐的应用在企业的管理建设中，党建工作如何有效的运作，这是需要眼前的工作体系和制度的。但我们现有的管理体系和制度根本无法难于党建工作有效开展的实际需要，所以，我们更应该就如何有效的开展党建工作，如何正确发挥党组织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如何让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进行有效的分析，并且采取做出更多的理论研究，建立全面的、普遍性的管理制度。我国企业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和谐发展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我们的党建工作理论建设需要更多的实践工作，而且国外先进国家的公司治理中几乎都没有融合党建工作，我们无法借鉴，企业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和谐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研究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策略

(1)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创新。首先，规范企业党组织财务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我们应该明确党组织干部参与决策的原则，建立完善的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的制度，并且规范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形式，决策期间，党组织干部提出的每一条建议和意见，都必须保证正式，用书面、文本的形式认真记录。其次，我们要充分实现企业的党组织干部的专业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灵活、方便的特征，我们应该及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变化，提高党组织人员的专业素养，或者适当的让企业管理人来领导开展企业的党建工作，既有效避免了党组织人员的不懂行、乱指挥的现象，又可以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保证企业管理发展都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

(2)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创新。首先，党组织在人员配置上要有话语权，党组织可推行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等掌管公司的职位，这样党组织在具体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些职位有效行使话语权。其次，党组织要争取干部和人才配置的主动权，这样，一方面，党组织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各部门工作人员的接触，掌握到企业管理建设中的人才空缺，从而制定有效的人才配置策略，并且提供合适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良好的人才配置阶梯服务体系。

(3)企业党组织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要创新。首先，党组织干部应该增强自己的服务意识，高度为企业管理服务和负责，将企业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解决，积极主动的帮助企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光宣传口号不干实事。其次党组织应该高度负责，对决策失误的后果承担责任，如果企业有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没有经过党组织的参与就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具体的反应。但是如果党组织参与了重大决策的研究讨论，并且被董事会、管理层实施，造成严重后果，党组织就必须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并做出有效的补偿。再者，企业党组织的奖励以及工资制度要足够明确，党组织干部的公司应该与企业的发展效益联系起来，给予党组织成员适当的奖励和鼓励，充分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对企业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开展企业党建工作。

三、结束语

总之，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对于企业有效发展和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定要认识到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必要性，认真分析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比如说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创新、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创新以及企业党组织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要创新，从而加强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和谐发展，加强企业的建设发展。

6.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更重要 篇六

我方将从经济发展的三方面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更优：

首先，从经济增长来看。一方面传统产业，产权保护滞后，多少百年老字号特色流失以至销声匿迹，因造假广东“黄振龙凉茶”，全国上下竟冒出大量黄振龙子孙；激励机制缺位，多少老牌工业思想僵化，反观日本，丰田公司则以建言制度激励员工共同创新；而落后的产品标准，也使中国制造缺乏品质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现行教育制度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产学研合作机制难产，我国科技成果转换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准。而政府扶持制度和市场宣传机制的不到位，也阻碍了需求的扩大和新产品的再生产。第二，从经济结构优化来看。一方面产业结构，以农耕大国的三农问题作为例，它作为中国小农经济产物，其根源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横亘在农产结构改革与现实之间。集成化生产的制度不出台，即便拥有高科技的生产收割技术，大型自动化产收设备仍难以投入应用，即便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中国农民依旧面临八年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是以农业难以和城市、和二三产业构成紧密高端的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劳动力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捆绑了大量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出现剩余之势，而技术型产业却因为人力资源培养和分配机制的落后，匮乏高素质劳动力。

第三，从经济质量来看。科技以人为本早已成为技术研究先驱的共识，青山绿水不如金山银山的观念早已被绿色经济等理念所取代，然而不完善环境监管机制和碳排放机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就会屡禁不止；做大蛋糕的激情已走向分好蛋糕的思索，然而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就会是公平的摇摇欲坠；对温饱的渴求已经变为对健康的捍卫，然而不创新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我们无异于饮鸩止渴、食毒果腹。人的幸福才能最终谱写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深意。

技术创新很重要，然而它从何而来，它又将由谁保卫。面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制度创新更重要，因为它不仅直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还通过疏通技术创新的种种瓶颈，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专利制度---第一次工业革命 英国

知识产权制度、竞争性市场制度

激励机制--薪酬激励机制、精神激励机制---海尔1.1缺乏激励机制建立的基础性工作

企业在成长期各种资源缺乏，各种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一方面缺乏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或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偏少。例如，中小企业发展过程的特性决定了大部分企业的管理更多是建立在亲情和感情基础上，其灵活多变的特性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现代企业制度化管理应有的作用。不能适应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没有针对核心员工开展有效的激励。使得一些重要的激励环节，如绩效考评体系、培训工作、薪酬制度等，缺乏公平公正的保障，而这种保障恰是激励的必要基础。如：由于缺乏合理细致的工作分析，企业主甚至不清楚自己的企业需要哪些岗位，这些岗位上的核心员工应具备什么素质，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要求，这样必然难以保证对不同岗位核心员工的工作进行公平、公正的评价。过多的灵活性、随意性、非连续性会导致核心员工积极性的下降。

1.2忽视非物质性激励

在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对该阶段核心人才的特征和需求认识不足。根据核心员工的行为特征分析，核心员工的行为动力主要集中在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些高层次需要上。因此，核心员工所获得的激励动力更多地来自工作的内在价值和满足感，而金钱等外部激励因素则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普遍只采用物质刺激形式，缺乏精神上激励，导致多数员工缺乏责任感和归属感。产学研合作机制

评价机制

税收制度

采购制度

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

融资担保制度

创业融资制度 户籍制度，教育制度

二板市场制度

决策管理制度

资源配置制度劳动力培训制度、法规、专利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定期战略的制定调整制度、技术引进制度

军民结合制度所有制、分配制、税制、贸易制度

区域协作创新制度

创新主体运行制度

评价监督制度

金融监管体制

国企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

7.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制度安排 篇七

1.1 高新区概念

高新区,又称作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中心的技术制造中心。高新区作为一个高知识、高科技的产业,是人文地理结合的系统,它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科技发展的进程,从而有力地提高国家综合国力。高新科技园区最早开始于美国斯坦福和英国剑桥,是依托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可以看作一个研究系统。

1.2 我国高新区概括

我国的高新区从开始到现在都在快步前进中。但是,每个地区的高新区都是不同的,有政府委托高新区管委会作为管理的,还有政府直接管理的,甚至还有由政府组建的公司进行管理的。高新区的管理包括进行园区人事、人力资源和人才战略等方面的管理。高新区配套了一系列高素质的人力、高科技和新技术等,属于高知识密集型产业集中区,整个科技化程度较为完整。整个产业区对于新能源、半导体、光电、新材料、环保、低碳等各种新的技术与新理念,都能进行较好的利用。其中,对于高科技制造业、高技术设计研发、科学技术的软件服务等外包形式,都有着很大的产业系统。

我国各级高新区都会根据当地的区域增长优势使产业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这样不仅增加了当地的工业产值,而且,当地高新区的发展方向与当地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方向相一致。

2 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概况

2.1 我国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实践

在北京,有多个科研机构,在高新区内就有上百家,其中,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就已经超过60%之多。相比之下,深圳这个特区仅有一所大学,但是整个城市的高新区企业经营、管理都是非常活跃的。但由于受长期的产业流动性的影响,北京的高新区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为2503万元,其利润达到101万元,但是,深圳的高新区在发展的速度上超出北京,深圳的高新区企业的平均收入达到44643万元、利润达到2469万元。另外,位于“广深港”黄金走廊腹地的东莞松山湖高新区,自2001年开发建设以来,松山湖按照成为“东莞乃至珠三角科学发展示范区、转型升级引领区”的发展目标,产业聚集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逐步发挥出产业龙头和研发龙头的双带动作用,已成为东莞乃至珠三角高水平崛起的强大引擎。

对于我国这些高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可以看出制度安排对其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由于发展环境的特殊性,整个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是有差距的。

2.2 我国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首先,应该关注高新区内部的产业集群优势,在高新区内的企业,虽然有各种类型,但是内部企业之间缺乏整个上下游之间的供应链衔接优势,这样的产业发展集群优势,对于我国高新区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在我国高新区的企业中,如果仅仅依靠大的跨国企业来发展产业和促进创新,是不利于产业发展环境的形成的,中小企业也需要注意与我国产业创新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成为相关的产业集群,同时发挥其优势。

其次,在我国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发展特色不够鲜明。在当前我国的高新区发展中,对于整个国际形势来说,其高新区内部项目的重复率高,导致发展的竞争力加强,对于整个产业发展是不利的。没有根据相应的资源和成本条件来对高新区的产业发展与创新进行相关引导。

再次,我国的高新区自我创新的能力不够,在我国的高新区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整个行业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掌握都是非常匮乏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我国高新区的产品附加价值创造能力被削弱,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高新区产业竞争力不足,因此,在我国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过程中,自主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针对我国高新区的整体投资市场,其风险投资体制不够完善,导致技术和风险资本的结合困难,这就造成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我国的风险资金来源渠道单一、风险投资的社会服务系统发展不够,这就要求我国与国际接轨,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高新区的发展。

3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

在我国特殊的背景下,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的特点,主要是从改变政策上影响选择结构。在高新区的技术人员的相关产品科技含量的创新,并没有根据相关科技含量的大小进行相应的激励因素,缺乏创新机制的激励政策。高新区内产业结构的发展不够合理,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动没有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这样容易导致企业产品生命周期问题和整个市场竞争力问题的发生。高新区内的人才较多,整体思想素质较高,个人的内在制度成本问题,需要进行考虑,以预防个人对企业的知识要挟问题的产生。

4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

通过对整个国际环境的借鉴和学习,我国高新区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是需要得到重视的,应该通过多方面努力,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良好的创新机制。

4.1 制定引导和鼓励高新区的政策

从当前我国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看来,针对我国发展环境中,政府给予政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用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相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从地方政府扶植当地的高新区的各种产业发展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看,这种技术发展的促进性对产业结构的编排是非常有效的。政府针对产业需要对整个教育人才培养进行干预,这样才能满足我国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的人才需求。同时,对我国的高新区的行业发展规模和产业发展创新趋势进行规模性引导,这样能够保护好我国高新产业的稳步发展,避免一些企业出现恶性发展。

4.2 搭建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促进低成本型高新区向创新型转变

从我国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的趋势来看,对于所有中小型企业的高科技人才,都应该进行创新鼓励,整个高新区应该针对人才的吸引,搭建基本的有效促进平台。此外,根据高新区内的产业创新机制应该有相对的服务中心,针对不同的发展企业模式提供不同的服务,包括培训、技术指导等。因此,必须加大研发资金和人力投入,从而拓宽创新渠道,使得我国高新区的创新系统得以形成。

4.3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仿冒

在我国高新区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只有解决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对高新区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打击仿冒,打击部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高新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4.4 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形成区域创新文化

在高新区产业发展与创新过程中,针对园区内中小企业的资源不足,可以通过创新网络化来进行,通过网络创新的形成,中小企业者能够紧密联系,从而实现创新资源共享。这不仅仅在高新区内部,同时还可以扩大到外部的整个系统,从横向和纵向同时出发,针对多家企业价值链上的协同创新,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这样能够使得整个高新区内的产业创新与发展,有一种良好的背景烘托,从而实现这种创新文化的形成。

4.5 完善高新区的社会服务体系

在高新区内的企业创新服务机构,属于民营的较少,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却有着众多的私人研究室。因此,促进园区内的民营研究创新机构的建立和运营,也是政府提高高新区产业创新与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的策略。针对高新区的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等,进行相应的人才培训帮助。同时对中介服务机构成立技术咨询等,针对高新区产业创新和发展,进行专门的信息服务,从而使得高新区产业的发展更加迅速,国家经济得到提升。采取灵活的产业政策引导高新产业创新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4.6 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联系,形成技术链

制定相关政策,针对高新区产业特征,从整个网状的产业链出发,从而促进相关的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做到整个产业协同发展。通过专业的分工和发展方向的引导,使得各个产业环节更好地交替,从而促进我国高新区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4.7 推进筹融资制度创新

针对当前的高新区发展特点,从整个高新区产业的研发和市场出发,对高新区企业的风险投资系统给予相应的制度促进。对于融资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安排,促进市场监管,通过减税或者免税补贴等政策,促进高新区产业发展与创新。同时通过政府政策规定,鼓励民间投资,更可以设立创业市场,为风险投资的相对退出制度给予安排。

摘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一系列高素质人才、高科技和技术等高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中区,它既是一个城市的“科技创新高地、人才聚集高地”,更是一个社会产业集聚、经济升级转型的强大引擎。本文通过简要概括我国高新区的发展状况,总结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特征,指出在高新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制度安排对高新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针对我国高新区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提出了制度安排和政策指导上的建议。

关键词：高新区,创新,发展,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杨益.“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战略选择[J].国际贸易,2009(9).

[2]祝宝良.构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撑体系[J].科技成果纵横,2010(1).

[3]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4]程瑞华,王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推动新兴产业发展[J].中国金融家,2010(1).

[5]吴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兴产业革命[N].经济参考报,2009-11-3.

8.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篇八

关键词：体育制度；体制；制度变迁；创新；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2-1596-03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的最基本功能是提供作为制约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则的制度，并推动和实施制度变迁［1］。因此如何科学认识、推动体育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将对新时期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制度与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该表述是制度的广义概念，包含了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方面。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不同的制度对应不同的效率。因此，制度变迁会导致效率的变化。一般说来，制度是均衡稳定的，即在现有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一套制度是有利可图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现存的制度都满意，保持现状只是由于改革所需的成本大于变革的收益。同时也说明，当系列条件变化导致变革的成本与收益发生改变的时候，就可能使得变革是合算的。这就具备了制度变迁的基本条件。这些“系列条件”被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概括为资源的相对价值变化、技术的变革以及偏好的变化等。

2体育制度变迁的两个层次

2.1体育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制度变迁与变革就比较困难。相反，整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发生大的位移或变革，制度安排就会产生相应的调整甚至重大变迁。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我国多年来体育领域采取“举国体制”的渊源，也就不难理解“体育体制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

2.2体育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指对某些具体行动或关系实施管制的规则。制度安排可以分正式和非正式的。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形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反兴奋剂制度、运动竞赛制度、裁判员制度、体育市场管理制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如民族（民间）体育习惯、传统体育风俗、体育文化观念和价值意识等都是非正式的体育制度安排。

3我国体育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原因

3.1制度缺失与冲突掩盖下体育价值的时代渐变体育制度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体育价值的嬗变，也即体育价值的时代渐变是体育制度变迁的最直接、最有力、最常见的原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口增加对资源的压力、资源再生和发现或者人口下降缓解压力等都是人与物之间相对价值的变化。对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体育价值的变化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是竞技体育价值内涵的渐变。在我国建国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体育被赋予了展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自尊与自信等政治意义和民族使命，因此在此基础上体育成为国家有计划实施的一项“举国工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职业化、产业化等成为体育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向。不可否认此时体育的民族与国家价值对我国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总体上竞技体育市场化、社会化、商业化乃当前时代特征，更好地服务于大众，追求利润与收益成为其价值目标选择的重要内容，此时迫切需要引入和完善相关市场规则和制度。当前我国大到职业联赛的“黑哨”、俱乐部与运动协会的分庭抗礼，小到运动员田亮、彭帅事件，都是当前个人与社会价值选择中制度缺失与冲突的集中体现。

从大众体育的发展来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人们开始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转向精神生活的提升，开始有更多的余暇时间和经济能力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同时促进我国大众体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体育价值观念的转变。但随着我国顺利完成“十五”规划走向“十一五”规划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生活观念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即健身、娱乐和休闲的追求逐步成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国近年体育逐渐由单薄的竞技功能转向与娱乐、休闲和教育的融合，使之成为人们新时期生活的基本方式与重要内容。

在现代社会，国家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二是在国民中弘扬公平竞争、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这是当今世界对体育运动的一种共识。如果从这一宗旨出发，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体育制度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

3.2科技创新带动体育制度的变迁从新的和更为有效的科技创新中获得潜在收益，是获得制度变迁收益的方式之一。科技创新带动体育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技术更新要求新型的制度来适应。如医药和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构建新的兴奋剂管理和监控制度；体育器材的材料、工艺和规格等技术的革新，要求新的竞赛管理规则；体育场馆照明、灯光、音响、节能等技术变革要求体育场馆规范与标准等制度的更新；其次，对于制度本身来讲，技术进步改变了原有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制度运作成本，提高了制度收益，使某些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可行变成可行。如网络技术条件下电子竞技的出现；大型体育赛事中电子检测、电子计时和测距；赛事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卫星传播等无不对原有制度安排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因此，在这个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时代，离开了许多现代高科技的进步和在体育领域的应用，许多体育制度创新将非常困难。

3.3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变迁带动不同制度安排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项制度安排可以受到其他制度安排的滞后影响，也可以被其他制度安排强力带动实施变迁。因此，某些特定的制度安排要依靠其他制度安排才会发挥作用或者更好的发挥作用。或者说某些重要制度的变迁会以强大的拉动力量带动相关制度的变迁。如，2007年《物权法》中对体育设施等产权的规定等都将对有关体育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4政府在体育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4.1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一般地，一种制度的选择和安排分为三个层次的主体，即个人、自愿联合团体以及国家政府。相应地，从制度变迁方式的角度考虑，由个人或自愿联合团体所推进的制度变迁可以归结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由国家政府通过强制力量所推进实施的制度变迁可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体育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这两种类型。诱致性体育制度变迁是指在现行体育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是由个人或某团体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所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而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如美国MBA运动员联合争取工资权益事件，我国部分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上书足协要求改革的事件。诱致性体育制度变迁之所以发生的基本前提是新制度安排中有获利机会的存在。而强制性体育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对旧制度的替代与转换。同样，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政府，之所以实施制度供给与变迁，其行动的发生则来自于通过制度变迁的国家收益高于成本的激励。

4.2政府在体育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两种体育制度变迁方式中政府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两种体育制度变迁方式的主体不同，政府在不同变迁方式中的作用就有区别。在诱致性体育制度变迁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法律、命令等形式，承认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创立的新制度。有时候，诱致性体育制度变迁既需要政府行动来加以促进，同时，在诱致性体育制度变迁实施之后所创立的新制度，也同样需要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法令的形式，以强制性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加以推广和扩散。

在强制性体育制度变迁方式中，由于国家或政府直接就是新制度安排的创立者和实施主体，因此，政府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5“十一五”期间我国体育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路径选择

5.1政府体育职能科学定位是我国体育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首要任务政府体育政府职能定位是体育管理体制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我国体育管理体制与制度改革的焦点所在。因此抓好政府体育职能定位对于推动我国体育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具有首要意义。我国现有的体育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意志化和政治功能化的竞技运动发展模式。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核心职能应当转变为制定、维护法律和秩序，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界定产权，充当修改产权和其他经济博弈规则的工具，强制执行契约等。我国政府的体育职能，应该更多的转移和定位于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

5.2正确看待和处理两种变迁方式在我国当前的体育改革与发展中，政府要逐步要转变职能，但这并不否认政府现阶段对于体育发展的主导意义。现阶段竞技体育的物质基础与计划保障，社会体育的广泛开展，体育市场的培育、扶持和引导，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这是本世纪初中国跨越式发展和“和平崛起”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必将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因此现阶段需充分发挥政府在强制性体育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和主体作用，强力推动体育法规、体育大政方针、体育机构改革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如在我国西安体育彩票“宝马”事件体现了体育彩票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运动场场上出现的各种“裁判黑哨”、“假摔”、“金牌内定”等事件，都是运动员、教练员由于受利益的驱动，把金牌看得太重。这都可以归咎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中国当前的体育制度下，如金牌、冠军等都直接关系到参与人自身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应该通过制度设计形成比较宽松的氛围。在当前我国体育社团与个人力量还非常单薄与弱小的时候，各种体育制度缺失更应该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同时，重视诱导性体育制度变迁的作用。诱导性体育制度变迁代表了社会界个人、团体等群众的渴望和呼声，在一定意义上是强制性体育制度变迁的重要补充。

5.3重视非正式体育制度变迁，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发展当前我国学者对制度的研究往往是重视以体育管理体制、体育法规、体育规章等各种正式制度的分析与研究，同时对于以习俗与习惯、行为规范、道德、价值观、信仰、传统等所体现出的非常丰富的非正式体育制度的研究却非常少见。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是各种正式体育制度的体现，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包括民间传统体育）则是非正式体育制度的集合。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本身是一种特殊民族文化的展示，其项目的表现形式，包括隐含于内的民族性和显形于外的身体运动，无不包含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历史渊源、舞蹈艺术、神话传说、伦理道德、民族情感等多重含义。民族传统体育的某些习俗、价值观念对于促进民族民间群众交往，增强群众体质健康和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5.4加强我国体育产权的界定研究体育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要致力于建立和维护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因为一个缺乏社会公正性的体育产权制度不仅是反效率的，也同现代体育的基本价值相背离。体育产权的研究与界定在当前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如田亮除名事件，是职业化培养模式与举国体制冲突中个人利益回报问题，说到底属于产权纠纷问题。抛开所谓的道德评判，避开运动员田亮能否涉足娱乐圈这种娱乐话题，从逻辑上说，“开除田亮”其实是中国体育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问题在国外就比较简单，作为非职业化比赛选手，很多奥运冠军都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时间训练。其个人产权非常明确。而在我国，体育场馆，体育局和学校系统拥有全国80%以上的运动场所，这些场所封闭在高墙之内，供各级运动员专用，教练、陪练乃至衣食住行都由国家提供，其产权明显带有“国有资产”性质；其次，体育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任何产权制度都没有价值；第三，要提供体育产权运作的规范。体育产权的界定、转让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体育产权能否有效运作，关键之一就是看我国能否建立健全的体育产权运作规范。换言之，国家应该为体育产权的运作提供“游戏规则”。

5.5正确看待和处理我国体育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成本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格局调整。涉及众多深层次的利益关系。由于体育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希望保持现状, 缺乏内在的改革动力, 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阻力和摩擦固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要避免由于摩擦过大或在某一时点上过于集中而出现较大的震荡, 从而消耗大量资源使体制变革夭折。因而, 寻求利益格局调整的最小摩擦值，是体育制度创新的重要条件。

在现行的我国体育管理体制下，体育作为一项事业主要由政府投资举办，靠财政拨款来维持日常开支。国家各项开支过大，大部分体育事务由政府主管部门控制，主要按照行政机关的管理制度和方式进行运作，即使是在我国体育职业化、市场化改革中也是政府一手在操办，缺乏激励与灵敏机制，这大大的增加了管理的实施成本，摩擦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其他连锁反应所产生的成本。这是我国体育制度变迁的成本障碍，也是体育制度创新的机会。但任何体制与制度的创新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在我国体育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还要高度重视带来长期成本的“后发劣势”效应。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对后起者的诅咒”，它是指：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比技术模仿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在借鉴和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和经验时，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简单模仿显然是不够的。比如从一开始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也采用了俱乐部发展模式，通过组建职业体育俱乐部，开展职业体育联赛，采用开放式联盟中升降级等。当然，我们可以改革初期可以通过模仿技术推动改革，并将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而发展，但到一定限度，只有获得制度创新，才能将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改革与变迁成本。

参考文献：

［1］ 柯武刚.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