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论文

儒学文化论文（8篇）

1.儒学文化论文 篇一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得说

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

以儒治世

“

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

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2.儒学文化论文 篇二

1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 由来已久, 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地适应与遵循, 也意味着人对作为主宰与命定的“天”的被动顺从与崇拜。“天人合一”观念成熟于先秦时期, 强调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经董仲舒等汉儒的发挥, “天人合一”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 其特征是具有反馈功能的天人相通面“感应”的有机整体的宇宙图式, 重视国家与个体在外在活动和行为中与自然和社会相适应、合拍、协调、同一。经宋明理学的诠释, “天人合一”更是被提到了空前的哲学高度。“天”主要是“理”, 即精神和心性;“天人合一”则是一种心灵的道德境界, 即将伦理道德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相通而合一。至此, “天人合一”的感性现实面和具体历史性被忽略乃至取消了。季羡林先生对其做了形象的解释:天, 就是大自然;人, 就是人类;合, 就是互相理解, 结成友谊。简单来说, 儒家文化语境下的“天人合一”, 就是要寻求和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宏村、西递古村落的选址、布局、构建和房屋的结构设计, 充分体现出徽商文化对“天人合一”的认同与追求。宏村被誉为当今“建筑史上一大奇观”, 整个布局依牛形规划, 房屋栉比鳞次, 巷道纵横交错, 水系科学合理, 步步入景, 处处皆画, 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谐和。其中, 巍峨苍翠的雷岗为“牛首”, 参天古木是“牛角”, 九曲十弯的水道是“牛肠”, 傍泉眼挖掘的“月沼”是“牛胃”, 村外的“南湖”是“牛肚”, “牛肠”两旁民居则为“牛身”。人们还在绕村的河溪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 作为“牛腿”。这种别出心裁的村落设计, 不仅为村民解决了消防、防盗等因素, 而且有利于调节气温, 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 创造了一种“浣汲何妨涉路远, 家家门巷有清泉”的良好环境。西递村落呈船形, 村内建筑为木结构、砖墙维护, 色调朴素淡雅, 远望层楼叠院、高脊飞檐, 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清人曹文埴曾这样描述:“青山云外深, 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 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 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 墟落此第一。”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 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 宏村、西递俨然是一幅水墨长卷。

在宏村、西递古村落中, “有堂皆设井, 无宅不雕花。”天井的目的在于通天接地、藏风聚气, 蕴含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民俗观念, 折射出谦恭温和的儒家中庸思想。而徽州民居中的木雕艺术, 素有“文人木雕”之雅称, 其中所蕴含的古典美学思想, 正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精神。木雕选材不拘一格, 既有“阳春白雪”的柏、檀、樟、梓、榧、楠, 也有“下里巴人”的松、杉、榆、柳、槐、杨。这些材料大多不施彩漆, 喜用桐油, 以体现木质的天然纹理之美, 显得质朴自然。有些材料即使赋色, 也是十分单纯, 通常只用红、黑及金色, 显得沉稳大气。它们与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 共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徽商文化。

2 书香传世的价值取向

以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新安理学, 曾在中国思想史上起过重大影响, 而在古徽州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尤为深远。朱熹以读书为乐, 曾说:“为学之道, 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 必在于读书。”他还写过《观书有感》一诗:“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的寓意很深, 以源头活水比喻要不断学习, 读书进取。因此, 在这种文化气息下, 徽商格外重视习文守信, “贾而好儒”, 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经营, 讲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 获利以后往往还乡办义学, 建书院, 造福乡里。

宏村、西递古村落弥漫着浓郁的尊师重教文化气息。两地民居颇多楹联, 而强调“读书学识”、“德育至上”的楹联比比皆是, 透露着丝丝书卷清香, 彰显出徽商的儒雅风范。徽商信奉“读书好, 经商好, 效好便好;创业难, 守成难, 知难不难”, 一般在梁柁上左雕蟾宫折桂的书生, 右雕经营四方的商贾, 特意将书生和商人塑造在一起, 生动地体现了徽商的人生态度和儒商的特点。而“状元及第”、“文科殿试”、“武科殿试”、“长亭送考”、“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衣锦还乡”、“文王访贤”、“鱼樵耕读”、“太公垂钓”等故事, 宣扬孔孟之道, 标榜科场功名, 是徽商民居常用的木雕题材。流露出徽商大富之后的一种微妙心态, 希望后代读书致仕, 永葆富贵。

宏村、西递古村落中地理位置最优越、环境最优美的地方, 往往用来建造学堂。宏村的南湖书院由“志道堂” (教师讲习之所) 、“文昌阁” (奉设孔子牌位, 供学生瞻仰膜拜) 、“启蒙阁” (启蒙读书之处) 、“会文阁” (供学子阅览儒家经典) 、“望湖楼” (学习间暇观景休息之地) 和“祗园” (内苑) 组成, 气势雄伟、宽敞明亮, 坐北朝南、视野开阔, 前临碧水、后连楼舍, 粉墙黛瓦与碧水蓝天交相辉映。

3 重孝尚礼的文化传承

在儒家思想中, 礼的含义相当广泛, 涵盖社会组织、政治体制、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的多个方面。《左传》引孔子之语称:“礼, 经国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后嗣者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仁释礼, 强调克己复礼和中庸之道, 主张以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秩序。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礼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 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基本规范。

祠堂是宗法礼制的基本元素和维系家族的联系纽带。“历史上, 徽州曾有大小祠堂6000多座。在徽州的古村落中, 耸然高出民居, 最恢弘肃穆的建筑就是祠堂, 其中的梁架、梁托、斗拱、雀替、檐条、栏板、门楣、隔扇等处无不雕花撰朵, 美不胜收。”西递明经胡氏最大的祠堂——敬爱堂, 宏伟肃穆, 精致壮观, 里门上枋悬挂一个“孝”字, 上半部右边如同一个半身人形, 弓身抬头、双手作揖, 呈敬奉之状;左边则像是猿的脸形, 寓意不孝不敬之人, 便如尚未进化的猴子。宏村的汪氏总祠, 北枕雷岗, 卧对月塘, 水木明瑟, 雄伟壮观, 选址布局极尽造化之妙, 形成风水诀中所唱道的:“背山面水称人心, 山有来龙昂秀发, 水须围抱作环形, 明堂宽大斯为福, 光明正大旺门庭”。

宏村和西递的木雕作品亦是注重弘扬儒家之礼、人伦之轨, 以礼教为主题的作品可以信手拈来。比如, 体现“忠”的有“岳母刺字”等;体现“节”的有“杨家将”、“戚家军”等;体现“义”的有“周仁献嫂”、“桃园结义”、“苏武牧羊”、“赵云救孤”等;体现“孝”的有“郭子仪献寿”、“二十四孝图”等。

西递、宏村古村落的民居艺术, 是徽商“贾而好儒”文化特质成就出的一朵艺术奇葩, 也是繁盛数百年的徽商文化的历史遗存, 从中可以感受到徽商文化深厚的儒学底蕴。可以这样评价徽州古民居:远观白墙黑瓦, 清淡素雅;近看精雕细刻, “满腹经纶”。

摘要：以宏村、西递为代表的古徽州村落, 是徽商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结晶。本文通过对宏村和西递的村落布局、建筑特色、雕刻设计等民居艺术的深入考察, 认为其间浸透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 体现出天人合一、书香传世、重孝尚礼等儒家理念, 这些也正是徽商文化中的儒学底蕴。

关键词：徽商文化,民居艺术,儒学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2]李群.浅析徽州木雕中的儒学文化韵味[J].中国艺术.2011

3.儒学与传统文化 篇三

以下报告和论文更加引人注意：杜维明的《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李泽厚的《关于儒家与新儒家》，庞朴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汤一介的《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讨》，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蔡尚思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其演变》，朱维铮的《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陈俊民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理想人格》，包遵信的《十七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孙长江的《中国的改革与民族文化传统》，冯天瑜的《中国文化——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等。(有关论文或摘要，均收进会议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此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儒家传统，结论无一相同，认识差异很大乃至全然相反。

分歧的见解和评估，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儒学传统？

在与会学者中间，大致有三种看法：

多数学者认为有。理由是，自孔子开创的儒家成为显学以后，尤其在西汉独尊儒学以后，它就支配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后来学说有变化，学派有分野，都只出于儒者对传统精神的理解不一致，就是说都在维护一以贯之的传统，而非否定这一传统。但持如是观的学者，对这“一贯”传统的评价，则极不一致。

部分学者认为名有实无。理由是，孔子死后儒家便陷于分裂；西汉开始推尊的经学，既非孔学，也非儒学；它作为统治思想的表现形式，自汉至清最重视的都是统治术，因而只有在“通经致用”名义下学随术变的传统，可说没有一贯传统倒是在儒学名义下的一个传统。

有的学者认为从来没有。理由是，所谓儒学自始便是邹鲁文化的一种表现，以后传播地域也限于古代中原地区，不足以代表多民族文化组合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不足以代表不同区域文化组合的汉族文化传统，即使在中原也有多种文化同时存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王朝无不贱儒，汉族各王朝实际尊奉的也主要是佛道而非儒学；因此，从文化的时代差异和空间差异来考察，只能说存在的是一种用表面尊儒以容受多种文化共存的传统。

儒学传统的内涵

承认儒学传统存在的学者，涉及这一问题，便异说纷纭，几无同解。

有说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有说是人文思想加王权主义的。有说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说是注重实践和道德理想主义并存的。有说是一贯重礼的。有说是以“天人合一”作为社会价值取向的。有说是尽量使外来文化因素“俯就我范”的。有说是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的。有说是以兼收并蓄的“和合”精神为特征的。有说是孔子思想的。如此等等。有趣的是还出现估计类似而评价相反的情形，例如同样认为儒家传统的内涵主要是“和合”精神，有的认定这一精神表现为不排斥异己文化，有的却认为在“和合”中表现的常是顽强的排斥性。

但有一点，则为与会学者所同，那就是无人否认儒学是个复杂系统，其内涵的确包容着不健康东西乃至封建毒素。即使对儒学传统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的学者，也认为它涵盖着必须扬弃的不良心态。

还有一点也为与会学者所同，那就是无人否认儒学是个变化着的系统。因而，即使只从否定方面论述儒学传统的学者，也认为其中某些内容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历史发展中变成了应该否定的传统。

不少与会学者对近年孔子和儒学研究的一种只褒不贬的倾向提出异议成批评，认为那属于非学术趣味，不应鼓励或提倡。

儒学传统的正面和负面

与会学者对此评估也很不一致。

首先关于两面的理解不一致。有的认为人文主义传统是优秀的，王权主义传统则应予以否定。有的认为这个传统中重人生重道德的一面要肯定，轻自然贱科技的一面则是谬误。有的认为大丈夫精神、农民式的坚韧性格属于儒家塑造的较健康传统，而封建意识形态则为其负面。有的认为既统一尊儒又宽容多种文化的传统可以批判继承，而用“大一统”思想窒息多元文化的发展则非否定不可。等等。

其次关于两面的评价不一致。有的认为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传统，最强调的是纲常名教，因而始终都是糟粕远胜于精华，从现在看没有值得发扬的因素。有的认为儒家精神的基本方向，从孔子起便代表着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种“圣王”思想是儒学的真精神，而它的负面则是可以消解的封建余毒，违背儒家的本来意愿。有的则认为腐朽和神奇没有绝对界限，古之精华在近代可变成糟粕，反之亦然，需要的是对两面都从变化角度进行具体评估。等等。

鉴于争论很大，有的学者建议，应该重视儒学传统和其它文化传统的比较，尤其需作中外文化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以确定它在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比较在三十年代已有过，结果论战一通，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关键仍在于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就不可能达到见解一致。但后一意见也遭到驳难。有的学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不能预设框框，只能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学术问题上，见解一致是相对的，因为真理不可能穷尽，所以关于儒学传统正面与负面的论辩应该容许，不应急于见分晓。

近代反儒学传统如何评估？

与会学者看法也大不相同，主要分歧在于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意义和效益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儒家传统，在“五四”前后，经历了暴露弱点的一段历史过程，主要是统治势力使儒学政治化，同时又受西化思想的冲击，因此人们普遍注意的，是长期存在的传统负面即封建意识形态，而忽视儒家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成联合战线，对儒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义。继承五四精神，就不但要否定封建遗毒，更要对塑造中国文化的泉源活水即儒家真精神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否则就不能实现创新。

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发聋震聩，意义伟大，但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是有缺点的，例如他们强调两汉以后统治阶级尊奉的都是假孔子，就没有重视孔子思想在历史上已渗透到各个领域的事实。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现代思想史，已经证明孔子思想长期成为妨碍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阻力，继承五四精神，就要继续否定儒家传统，否定要击中这个传统的要害。

一种意见则认为，在近代批评或反对儒家传统，早在晚清乃至更前面已经开始，到五四时期不过是又一次集中爆发。然而五四以后争论仍在继续，例如东西文化的争论就是晚清“中体西用”争论的变相继续，“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更是晚清体用之辩的直接继续。这都证明“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性，当近代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以前，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儒学传统的论辩不可能停止。同时，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现代化，不可能同步，观念落后于社会变化，或者出现“提前量”，都是可能的，也由此得到证明。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只有撇开感情因素，对近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相互联系进行客观的历史的研究，才能给予近代反儒学传统的争论，以合乎实际的评估。

然而，无论持何种意见的学者，都不赞成近年孔子研究中的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贬得一无是处，甚至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错误。与会学者认为这是违反历史的情绪化表现，不利于对孔子和儒学的科学研究。

儒学可能再发展吗？

近年国内外若干有影响的学者，提出和论证“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不同反应，在中青年学者中间争论尤烈。

本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虽然没有以此为议题，然而对此持不同见解的学者都出席会议，就使他们得到机会，直接申述己见和交换彼此看法，因而会上会下讨论乃至争论十分热烈。各种观点，归纳起来，可分五种：

一、以杜维明为代表，认为儒家传统在现代有再生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他是近年预测儒学将有第三期发展前景的著名学者。他认为，要区分两种情况，即政治化的儒学和儒学力图用道德理想转化实际政治。尽管近代各个层面的儒学都在堕落，但对儒学的基本精神作全面深入的照察，可以看到它仍有第三期发展的前景。这个前景取决于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动向。这种人文主义涵盖着三个哲学课题：一是主体精神，即个体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如何独立自主；二是主体精神与客观精神的联系；三是对超越精神的向往，对真善美的无尽追求。他认为，如果承认儒学传统在过去和现在的作用都极大，那末通过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继承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代表的优良传统，扬弃其中为害甚深的封建遗毒，引进西方文化而又清除其中的浮面现象，将使中国文化得到创新。

二、以李泽厚为代表，认为儒学传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并非绝学，因而要求守住它或抛弃它都没有意义。李泽厚最近发表的《中国思想史论》，被有些青年学子认为是转向新儒学的表现。他在讨论会上所作的《关于儒家与新儒家》的报告，即对此提出答辩。答辩引起与会学者更多的质疑，主要是他阐述的“西体中用”概念。会间在分组讨论中，他又进行答辩。他认为，他既不同于传统儒学，也不同于现代新儒学，他主张要回到历史，回去研究中国的传统，甚至不顾因此被人误认为新儒家。因为他觉得，“中体西用”，“西体西用”，都会阻碍现代化的道路。要把体用关系处理好，就要了解中国传统，然后才能打破传统，作出选择，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因此，他认为，儒学已侵入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对它主要应作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的具体分析，以首先了解它，而后促进它的转化或革新；仅以情感的价值判断，来替代客观的科学描述，倒正是儒家传统的弱点在否定传统中无意识地出现；今天应继承的是五四时期批判传统的变革精神，但这仍与儒家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恰好说明中国民族有善于舍弃固有观念以接受外来事物，“尽弃所学而学焉”的传统。

三、以孙长江、包遵信等为代表，认为只能用现代化的实践，才能检验儒学传统是否具有真理性。他们认为，儒学作为已经腐朽的封建传统学说，已经没有再生或转化的余地。从十七世纪西方进入近代化，而中国的优秀学者仍在尊儒崇道的历史来看，儒学早在三百年前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阻力。那以后的经学家，都致力于从书本而不是从实践来检验学说理论的是非，因此他们的努力，只有利于维护过时的腐朽的传统，使只适用于封建统治的许多观念，仍然保留在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中间，乃至使中国出现“被现代化”的趋向。否定儒家传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而这些事实，也正是儒学没有任何前途的实践依据。

四、以李侃、龚书铎等为代表，认为近代民族觉醒不能从传统文化吸取精神力量，因而只有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实践过程，才能对儒家学说有科学的总结。他们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实际是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延续的、以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它的积极因素已随封建制度衰朽而丧失活力，沉积为保守的历史惰性和习惯势力。用这一套治国修身的“天朝”无法抵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事实俱在，与民族危机相伴生的文化危机更说明传统文化不能引导民族觉醒。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精神遗存和民族心理，好坏两面都有。只能通过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实践，才能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予以清理和分析，吸收和扬弃。

五、以朱维铮为代表，认为历史上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儒学传统，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儒学传统，实际是清代提倡的那套程朱理学传统，因而目前讨论儒学有没有发展前景，很难得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容着从孔学到经学到理学的不同形态，每种形态都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在整个传统的结构及其变异没有研究明白以前，任何关于儒家传统的解释，都不能说是信而有征。因此，我们可以承认儒家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关于这个传统的内涵与外延、意义与价值，却不必匆忙作出结论。任何不同意见，都有助于人们对于儒家传统的反思，所以期待的不应是结论，而是学术的宽容，学者的雅量。

研究儒学的困难和问题

困难何在？与会学者有不同看法。或以为在于材料，涉及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凭滴水当然不足以知大海，掌握所有材料而后再发议论，也必定“以有涯随无涯”，不可能的。或以为在于观念，国内外学者之间，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信念各异，参照系不同，研究同一课题，也因此难得一致看法。或以为在于语言不同，使用同一概念，却各有各的定义，因而昔人所讥的“聋子对话”，在儒家传统的讨论中也时常出现。或以为在于价值取向不同，有的重视历史本身的探究，有的着眼于现实需要的满足。

于是便给研讨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如何克服情绪化的倾向，二是如何排除非学术的干扰，三是如何掌握最起码的史料，四是如何选择最优化的方法，五是如何确定足资参照的架构。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给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4.儒学文化论文 篇四

清代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原因

从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举人的地域分布变迁,可以明晰整个儒学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一变化是由清代台湾移民和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变化所促成的.

作 者：李颖 LI YING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刊 名：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年，卷(期)：2005 “”(3) 分类号：G04 关键词：清代   台湾   儒教化   地域分布  

5.儒学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与践履 篇五

儒学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与践履

在我国优良的传统道德中,儒家的`修养理论独具特色,其学者站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强调修身为本.提出学习是修身的基础,重视自省和克己,倡导慎独和践履.回顾和梳理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对当代大学生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具有借鉴意义.

作 者：吕遂峰  作者单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漯河,462002 刊 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UOH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 2(4)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学   道德修养   途径  

6.儒学与人生 篇六

http://www.jy365.net

儒学与人生

钱逊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

课程前言

钱逊教授，1933年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82年转攻中国思想史，历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长期从事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方面的研究。在“儒学与人生”的专题演讲中探讨了儒学与人生的关系，提出了儒学真正的本质是做什么，他从四方面论证了儒学与人生的关系。主要著作：《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国传统道德》等。

“我们研究儒学也好，我们想从儒学中学习一些东西也好，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要了解儒学自己本身的一些特点，就是说它必须是和你自己的思想、和你自己的行为是相结合的，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你读了以后就是要和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要结合起来体会来用，就是说具体如何去做，那就靠自己去领会去体验，但是如果说把儒学仅仅看作一种知识去研究，和自己的思想行为和自己处理问题、自己做人完全不发生关系，那样的话本身可能做了一门学问，但是这样做就离开了儒学的最根本的核心。”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儒学与人生。我先简单说一下儒学和人生的关系。过去很多人大概都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学说，是为2000年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一种上层建筑，我今天所讲的《儒学与人生》这个题目，目的就是弄清儒学的真正本质在哪里。实际上儒学是一种讲人的学问，或者讲做人的学问，或者说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当然说儒学也是一种政治学，这也对，因为儒学讲治国平天下，但是儒家讲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是修身，从天子一直到普遍老百姓的根本都是修身。儒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一个社会的安定，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基础在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包括老百姓以及领导人，这是儒家治国的基本，所以为政以德，基础的东西是讲做人，做人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也就解决好了，国家也就太平了。

那么讲做人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出做人，这里就谈到儒家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讲到的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要懂得人，先要懂得人和禽兽的区别。现在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和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禽兽是一回事，人无非就是要生存，无非就是生存竞争，就是弱肉强食，食色性也等，说起来好象人和禽兽是一回事。听起来很可笑，实际上很多人是这样来看待人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传统儒学就不这样看，而认为人首先要认识人和禽兽的区别。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要能够摆脱禽兽的境界，要学会做人，修养自己，所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根本，这是儒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懂得了这点以后再去研究儒学，就可以懂得很多东西。

不仅是儒家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而且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讲做人这个观念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民族意识，不一定是学者，不一定是秀才状元，即使是老一辈的普遍老百姓，都教孩子要堂堂正正做人。现在我们青年人好像比较讲究将来要做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要拿诺贝尔奖还有当议员。中国的传统首先不是讲这个，首先是你要做人，要做事，先做人，而且这种思想渗透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京戏里面讲了多少做人的道理，四大名著里面也讲做人的问题。中国史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仅记事，而且记人，记事一方面讲治乱的经验，还有一个人物的褒贬，大忠大奸在史书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小人物当时来讲在道德上很有意义，我们史书上也有，并不一定是英雄人物。这是形成我们文化传统的东西。

一、人生价值观

那么这里面第一个谈的是关于人生价值观的问题。人的价值观是我们考虑人的时候首先要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价值观这个词在古代是没有的，在古代讲的是追求不朽，不朽就是一个价值问题。有一种提法叫“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人们还有一个讲法叫“虽久不废”，立了德，立了功，立了言之后，能够长久地不被人忘掉，长久地有影响，这才叫不朽。基本上可以说“三不朽”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人的不朽不是在你自己身上，不是看你自己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要从历史、社会对你的评价中体现你的人生价值。你的不朽存在于老百姓的心中，存在于长久的历史中，这才能叫做一种真正的不朽。一个人生前在各方面有多少的满足，多大的权利，多大的财富，一旦去世就没有了，即使传给子孙后代，现在看来能够传几代就了不起了，但是立德、立功、立言这样的不朽的含义是，即使人的身体不在了，但是精神却可以长远的不朽，确实可以做得虽久不废，在子孙后代，在民族以至人类的发展中存在下去，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体验到这一点。

比如说岳飞，他生前并不是一个成功者，他没有完成他的志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死，但是他被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记念，永远继承。杭州的岳王坟、岳王庙就是一个很生动、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很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祭祀岳飞，一方面是秦桧被做成铁人跪倒到墙角里。这都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看法。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在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价值很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这不在于他当年如何成功，而在于他能不能够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其他都是假的、空的。所以说，物质的东西比如人的寿命，物质财富、权力，都是短暂的，而真正的精神的东西才是可以永远存在的，永垂不朽的。

岳飞不仅是我们给他纪念，而且岳飞那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里。我可以举一个清华校史上的例子。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在城里示威游行，清华离北京太远，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交通，没有参加，到晚上才有人把这个消息带到清华园，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就有反应了，大家早上去吃早餐的时候，发现在饭厅门口帖了一张小字报，当时叫揭帖，小字报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巴黎和会的具体内容，就抄了一首岳飞的《满江红》，谁抄的？是闻一多，当时是清华学生。闻一多此时此地抄这么一段岳飞的《满江红》干什么？他是用岳飞的《满江红》来抒发他当时的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感，也就是说岳飞的精神实实在在地存在于闻一多的身上。在这样一种民族危亡关头它表现出来，激励一代青年来进行爱国活动，这叫做真的不朽，这真正是一个人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念。16:46 刚才讲到的时间问题，中国人的观念不是说只有现代，中国人讲究历史观念，我继承历史的先辈们的这样一种成就，继承他们一些好的思想，同时我也要用我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是什么？是历史。这是中国人的观念，不只看我自己，不只看我眼前，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中间，把自己放在历史中间，来寻找自己的价值。

讲到这个地方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讲究“义”，把“义”作为第一位，所谓“义以为上”.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就是重义轻利，不符合现代要求，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古代传统讲义利关系，讲的是应该把利的取舍放在义的考量之下。

还有一个要澄清的是，中国人讲人生价值需要把个人放在一个群体中间，放在历史里边，那么是不是就不讲个人？也不是这样。实际上，一方面儒学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强调个人要自觉地承担自己的社会义务，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但同时也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的人格。

二、待人处世的原则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待人处事的原则问题，因为做人就是要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但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是这里面包括很多具体的规范。比如“孝”就是一个具体的处理家庭关系规范，也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我在这里不打算讲这些具体的东西，只讲一个最一般的原则，我们待人处世、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的最一般、最根本原则是“推己及人”.这思想来自于孔子提出来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句话，一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话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推己及人”，或者像老百姓讲的要“将心比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其基本精神就是为人处事心里要想到别人，而不要只想到自己，这样就可以平等地待人，对人表示一种尊重，一种关心和帮助。这个简单的道理讲起来意义很大，儒学讲仁，孔子讲仁学，讲仁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从自己做起。在《论语》里孔子的弟子问过他，说什么话是可以一辈子终生行之，是一辈子照着去做的，孔子就说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一段话是一以贯之，另一个学生问，一以贯之什么意思，他回答，忠恕而已矣。如果孔子的思想是仁学，仁的最基本的一个内涵叫爱人，那么如何爱人呢？爱人的起点在哪里呢？我说爱人的起点就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起点就在你心里要有别人，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心里只有你自己，你又怎么谈到爱别人呢？心里总是有别人，总能够为别人着想，总是能够把别人当做和你一样的人，你才能够对人有爱。所以，孔子的仁学，从推己及人做起就可以了。

这是儒学的一个特点，要讲高深它可以有很高深的道理，要简单它也有很简单的道理。最普通的人，一点不学，听一听也可以明白很多道理。拿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来讲，我们讲社会功德，讲文明乘车等，说到底最基本的问题是“推己及人”.干一件事前，能想一想这个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能想一想别人是不是也有这种要求，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而往往我们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再推广来讲，现在“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也被世界所注意。近一些年来，国际宗教界和伦理学界都有一批人提出一个问题，想寻求一种全球的普遍的伦理，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伦理原则，为什么要寻求这个，因为个人伦理原则、价值观念不一致会引起很多冲突。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到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原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要求行动，就可以减少由此引起的冲突。这件事情已经进行多少年了，国际宗教界、伦理学界都开过国际会议，也有一些成果，最明显的成果之一就是在国际宗教会议和国际伦理学会议上，大家得出一个一致的认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各种宗教、各种民族、各种文化都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则。

但是还有一点做起来又是很不容易的，你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常见的校园里的现象，有些就和它相反，明明知道这个东西自己也不愿意，但是我跟学生讲课常常讨论一个问题，比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如我们校园里常见的占座现象，我们都知道占座不对，但是不占又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还是要占。做起来是很难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我想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道理、最简单的东西做起。

三、谈个人修养

第三讲修养。因为道德原则不是天生的，要修养和教育。儒家非常重视教育，虽然孟子讲人性善，但他还讲要教以人伦，要教育，不能完全靠自发。在修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丰富的内容，有很系统的修养学说。据我所见，中国文化中关于修养的这套东西是最丰富、最系统的。今天讲一下“为己“和”慎独“.儒学也是为己之学，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但这个”为己“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名利。这个”为己“指，学习修养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完善。”为人“是指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儒学提倡的是为己之学。

这里要提到刚才上一个讲座里面，谈到三年服丧的问题，孔子的学生问能不能减到一年，孔子说，如果你不服丧三年，服丧一年，你能不能心安？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就那样做好了。接着孔子又说，为什么要三年服丧，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三年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真正有道德的人，父母死了以后，让他不服丧，让他吃好的，穿好的，让他去听音乐，去跳舞，他都没有这个心情，他会于心不安的。孔子强调要心安，是为己，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心安。比如现在的见义勇为，老有人问，他怎么想的，他图什么，他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他觉得只要是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心安，不这样做会后悔一辈子。

中国人讲修养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东西，所以就提出所谓”慎独“.”慎独“就是没有别人知道，或者就你一个人在那儿，别人不知道，或者说你仅仅想了，没有见诸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要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按照道德的要求去做。这是慎独，是修养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说明你真正是”为己“，如果你不是”为己“，你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慎独“这一点很重要，不光是道德上要注意，也包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处事都要注意。

四、谈人生态度

第四个问题，讲人生的态度。我想，人生的态度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第一句话是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整个宇宙不断地在发展变化，不停地运 5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行。下面还有两句话叫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不断地发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做一个人也应该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做。

再讲讲厚德载物，地很广大，很厚重，能够承载万物，君子就应该象地这样，能够承担大任，能做大事。能够做大事，要有很好的德行。我们前面讲要做人，讲人生价值，讲推己及人，讲修养，讲的都是”厚德“，最后讲一条是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上四个问题只是整个儒学中很少的一部分，讲的很简单，道理也很简单，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认真的从这四个方面去做，我想我们会有一个很健康、很有意义的人生。谢谢大家！

五、现场提问

听众：钱先生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个人和个性这样一个在儒家思想体现的问题，您举了很多例子，富贵不能淫、取义成仁这样的（例子），但是我发现您举的例子，更多时候是当他个人跟集体的利益在一体的时候，更多是受到外来侵略这样威胁的时候，他才产生出这样的行为，而在就是他和整个这样的上层统治的关系中却很难看到这种行为，而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愚忠或者愚孝的成分在里面，还有就是我发现在我们儒家典籍里面其实自相矛盾的有很多，比方说有（人）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于孝也，那么我想很冒昧地问一句，如果父亲是小偷，那么儿子也要做小偷吗？谢谢！

钱逊：这个（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中间有愚忠、愚孝，这是事实，包括岳飞身上也有愚忠，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分析，就是说传统文化要看到它有两重性质，像愚忠愚孝这一方面，是那个时代下面它的一种局限，就是说在那样一个社会条件下，他要忠于这个国家，忠于这个民族，他（忠于的）那个对象只能是皇帝，只能是当时这样一个等级制度，对吧。这就导致了他实际的内容他就变成了是愚忠。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说到像后来（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讲气节，在那个时候妇女你要让妇女守节，守它那个封建礼教、三从四德，这是一面，它有它的时代性，在那个时代下面，确实有这个性质，确实有这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那样的精神，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换了一个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的社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同样一个比方守节的问题，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四世同堂》里面不这样讲吗，抗日战争时期钱老先生他也讲这话，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日本人要他做事，我就不能做，我就要守住这个民族气节。这个精神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时代内容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这儿讲（儒学），我们就要从它这个时代的具体内容中间把它真正的精神发掘出来，抽出来，用到现在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7.儒学文化论文 篇七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解析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立足于我国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以来, 中国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日益繁荣, 取得历史性的巨大突破, 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 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新局面, 为建设文化强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着眼于全面推进我国社会文明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显着提高, 正迈进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迫切需要增强文化力量, 构建自己的文化品格, 形成自身的文化优势, 建设文化强国。此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形式日渐繁荣, 思想价值日趋纷杂, 国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 迫切需要进一步指明前路, 凝聚各方智慧, 激发奋进力量, 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基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 在当前国际社会, 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突破了“硬实力”较量的全方位竞争,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趋突出, 谁在占领了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地, 就意味着赢得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持久的主动权。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进程, 充分运用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 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成果,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 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深厚基础

《决定》指出:“建设文化强国,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同时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 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2]《决定》高度肯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悠悠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 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前进的精神力量, 也可以对现代西方文明起到互补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既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又要学习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全面客观地挖掘、阐发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 维护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征, 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期激励国民前进的精神动力, 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撑。

历史上, 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东方乃至整个世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在世界的东方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 但这个“文化圈”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基本上被解构, 现在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事实证明, 东方传统的儒学思想中的和谐精神可以遏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强权理念。在当今国际社会, 当人类文明面临各种危机, 作为世界大国, 中国有责任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 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确实蕴涵着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智慧, 通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重构“儒家文化圈”, 意味着大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华文化复兴有紧密联系, 意味着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得以提升的重要体现, 也是走“文化强国”之路, 促进世界和谐有序发展的精神支撑。

二、文化自觉——儒学传统的现代化

1. 儒学传统的内涵

我们要研究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儒学”。

儒学, 产生于春秋时期, 由孔子创立, 是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 汉代汉武帝时起, 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 如果从孔子算起, 延续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化价值体系, 也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 儒学从内涵、结构、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深刻的变化与发展。下面, 我谨从三个方面入手, 对“儒学”这一概念作简要的解析。

从结构上讲, 儒学是有一个价值核心的。这个价值核心就是有强烈的精神信仰, 它不是一套凡俗而普通的社会伦理, 但是很多社会伦理和它的核心的精神价值, 已经配合起来, 紧密联系, 对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从形式上讲, 儒学是多元多样的。儒学本身就是多元文化, 想要全面的了解儒学, 不仅要充分了解中华文化, 还必须努力挖掘日本文化、朝鲜文化、韩国文化、越南文化等其他地区文化中蕴含的儒学因素。不同地域的儒学组合在一起, 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儒学体系。

从时间上讲, 儒学是跨越时代的。杜维明先生曾指出, 儒学传统像一条河长得很, 你不能把它切断来理解。儒学传统是一条有古有今的思想长河, 从曲阜的涓涓细水, 经过长期的发展, 成为中华文化主流的一部分, 后来变成潜流。到了宋明以后, 逐渐成为东方文明的体现。最近一百年来, 进入低谷, 几乎要干涸了, 现在又有复兴的迹象。所以, 这是一条长河, 它一方面波澜壮阔, 另一方面非常曲折, 其历史跨幅是非常大的。[3]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 叫做“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 也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 自我反省, 自我创建, 自我转化。[4]讲到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学传统就是文化自觉的基础, 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而且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学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 而儒学的终极关怀是创造性的自我转化。

2. 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作为中华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能否由传统而向现代转化?如果有这样的可能, 将如何转化?这一问题与中华文化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当人们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命运以及中华未来文化发展时, 总无法回避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

笔者认为, 文化自觉, 就是儒学传统实现现代转化的基本方法, 进一步阐述为通过对儒学内部不同思想内容、不同价值体系的系统整理与时代定位来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具体地说, 就是通过对儒学基本思想内容和主要价值取向的反省、批判和认同, 来实现儒学自身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使儒学真正顺应并推进时代进步。文化自觉的重要任务就是树立和践行符合社会发展的儒学精神, 塑造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华民族品格和道德情感。在当代中国,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之中, 文化自觉的主体不是政治官员, 也不是儒学研究者, 而是自小就耳濡目染儒学思想的国民大众。

究其根本, 所谓“文化自觉”的方法, 其实就是以儒学作为土壤, 在儒学传统中挖掘出人文主义。我们都知道, 人文主义是西方走出专制时代的文化象征, 它是自由与民主, 是平等和权利, 属于近现代的政治文化范畴。在儒学的深厚土壤中挖掘出人文主义, 就是认为在儒学内部蕴含着能够向现代转化的精神文化资源。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确蕴涵着深厚的尚待我们去开掘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遗产, 通过对它们的扬弃是可以作为建设现代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的。

不可否认, 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具有两面性, 即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和培育着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又造成了消极落后的社会习性。[5]传统是一把“双刃剑”, 其糟粕部分是社会发展的桎梏, 所以社会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凝聚了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伟大智慧, 是其发展的强大精神资源, 所以民族的崛起和社会的发展, 必然又包含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继承与弘扬并不是单纯的“回归”, 而是立足于现代化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创造性转化。儒学传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也必然包含了上述的两面性, 即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因素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因素。我们运用文化自觉的方法对儒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 让其时代性价值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是挖掘、整理儒学价值的最重要目标。儒学传统的仁道观、群己观、义利观以及理欲观等, 在经过时代性转化以后, 能为当前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内容上的借鉴和方法论上的启示。当然, 这也只是儒学传统多重意蕴的一个层面, 随着时代的进步, 将会有更丰富的、更具现实价值的儒学传统精华被发掘和弘扬, 并最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有力支撑。

三、儒学与文化凝聚力

一个国家如果像一盘散沙, 没有凝聚力, 缺乏民族团结, 绝对不是一个强国。改革开放以来, 一方面社会活力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个多元的社会已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上, 更表现在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上。在此期间, 国民的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样性、多变性、选择性等一系列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 怎样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是我们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遇到的首要难题。所以, 要建设文化强国, 首先就是要通过为全民族所认同的优秀本土文化来整合社会, 以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文化信仰, 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 儒学“和而不同”思想促进文化融合

在对待不同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关系上, 儒学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基本态度, 这是儒学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并成为民族文化信仰的最重要原因。“和而不同”富有深刻的内涵。“不同”是具体的, 指事物间的差异性, 它是这一命题的基础;“和”是抽象的, 指事物间的统一和圆融。容“不同”, 才能达到“和”的境界。在中国传统社会, 儒学作为多元文化其中的一元, 总是接纳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在儒学融合诸子百家、兼收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儒学秉持着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理解和宽容, 与其他文化不断对话, 相互融合, 求同存异, 以兼收并蓄的方法丰富和完善自己, 因而使中华各族人民都或早或迟地对儒学思想产生认同, 在思想文化层面达成一致, 这直接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中华民族这一稳定共同体的形成, 也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2. 儒学“大一统”思想追求和合统一

“大一统”论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一种追求统一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大一统”思想最早出于《春秋公羊传》,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6]这一解释与孔子的本意是契合的。孔子认为“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 呼吁“一匡天下”。先秦儒者几乎都具备这种“天下统一”的思维, 如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 直接地答道“定于一”, 而荀子也提出过“天下为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观点。在历史上, 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多依托于统一国家的形式, 所以民族文化凝聚力又集中表现为统一国家的文化凝聚力。[8]正是由于“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进程中, 中华民族追求和合的统一观念孕育而生, 这种稳健的思维模式长期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民族心理, 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中华儿女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大的民族文化凝聚力, 使中国始终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9]而儒学传统的“家国一体”、“舍家为国”的思想, 逐渐积淀为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 使得中华民族具备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3. 儒学“民本”思想稳固社会团结

儒学主张推行“仁政”, 要求为政者“重民”、“爱民”以得“民心”, 从而稳固社会团结,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形成。[10]站在儒学的立场上, “民”是国家的根本, 孟子曾明确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11]的观点。《尚书》也说:“民惟邦本, 本固君宁。”[12]儒学认为, 民心所向之处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能把统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3]儒者们提出, “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14],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5], “民归之, 如水之就下”[16], 这些“民本”思想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一股持久而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即文化凝聚力, 这就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团结, 保障了政权的根基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能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更好地为人民大众谋福祉。

在最近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 巨大的融合力、向心力、凝聚力均由儒学中来, 当代社会也需要这种文化凝聚力。今日儒学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与时俱进的儒学进一步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势必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因素。

四、儒学与文化软实力

2007年10月。“文化软实力”正式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这标志着软实力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新的着力点。在历史上, 我国曾是一个文化强国, 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周边国家乃至西方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具备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同时推进的今天,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 硬实力固然重要, 但软实力却更加突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 突出表现为其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家形象等能否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能否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 能否占领世界文化发展的新高地, 能否适应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需要。因此, 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过程中, 需要着力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 必须建立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软实力的着力点也恰恰就是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及其精神内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 不仅应当而且可以为构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儒学致力于增强中华文化的竞争实力

软实力着力点是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及其精神内涵。儒学既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 但它首先是中国本土的。在当今,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 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趋同愈演愈烈, 每个民族都应维护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征。儒学对于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 维护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征有着重大意义。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点是增强文化竞争力, 而文化软实力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儒学产生于中国, 发展于东方, 如今却流传于世界。在国际舞台上, 它既是中华文化的代表, 也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 更是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实力的重要资源。如今, 一股“孔子热”潮流正在全球蔓延, 东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海外大受欢迎, 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不仅如此, 儒学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价值资源, 会对各种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创新、改良作出保证, 并创造出更多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 也会给中国制造的产品提升文化品质和产品附加值, 更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儒学致力于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

国民道德素质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儒学道德观念核心是“仁”。“仁者爱人”, 人皆有之。仁的表现是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17], 也就是尊重人、关心人;恕道即“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18], 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在家庭伦理上, 儒学强调“父慈子孝”[19], “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20];在社会伦理上, 儒学主张“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2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2];在利益关系上, 儒学倡导“义以为上”、“舍生取义”。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23]”孟子也曾说:“生, 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身而取义者也。[24]”这些以道德维系家庭、社会稳定、协调利益关系的思想, 通透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不仅能使千万家庭和乐融融, 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 而且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文化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3. 儒学致力于完善面向大众的人文教育

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 因而教育的力量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儒学的教育理念, 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 以君子之道为模范, 以德在智先为原则, 以圣人人格为目标, 着眼于把人变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25]儒学教育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 教人如何“做人”,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 强调的是对个体自身的肯定。孔子主张“因材施教”, 也就是教育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点, 而“有教无类”的主张则是儒学人文关怀在教育观上的最好体现。儒学的教育理念不单纯是对教育的认知, 而且蕴含着我国传统社会对于“人”的理解, 具有极强的现代意义, 它对当今我国人文理念的完善仍有重要价值, 对于推进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全面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等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4. 儒学致力于塑造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和基本象征。儒学强调, 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 只有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 才真正具有大国风范与强国威望。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是仁德的做法, 主张“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 认为大国应推行“王道”, “以德行者王”, 必然“得道多助”, “多助之至”则能“天下顺之”[26]。大国之强, 不仅在于“硬实力”, 更在于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在以儒学传统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 强大王朝对内实行“为政以德”, 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 “礼尚往来”, 是中国人自古就追求的理想国际秩序[27]。在我们努力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 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儒学中庸之道, 正可施展其特长而发挥积极进步的作用, 而儒学的“大同”理念也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很大程度的理论支持。在儒学理念的引领下, 今日中国的崛起, 必是和平崛起。在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过程中, 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 把儒学“送出去”, 有助于向世界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 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8.儒学慈孝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省思 篇八

[关键词]慈孝；儒家；现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015-04

Reflections on the Ci and Xiao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society

ZHANG Shi-liang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aiwan， Taibei 108， China）

Abstract： The personage， the family， the society and the politics are surrounded by Xiao（filial piety） in Chinese. Xiao culture has long-standing and well-established， how is it theorized little by little， in what kind of age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 it is realized， how to manifest the human nature and gradual progress into the Ci（taking care of children） and Xiao culture with the significant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ll these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So this kind of Confucian ideas must be developed in different times to adapt to the new meaning of the times. They can not be abandoned in the long history. So to reflect it and put forward its modern sense becomes the top priority of current society. By cleaning up the origin of Ci and Xiao culture， combing the course of the theory of Ci and Xiao culture and clarify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i and Xiao culture in the popularizing of traditional ruling class， we reflect the rigidity of Ci and Xiao culture in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history， and finally we put forward the current meaning Ci and Xiao culture.

Key words：Ci（taking care of children） and Xiao（filial piety）； Confucianist； modern society

一、前言

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对所服膺之学说思想，认同的价值判断，可能有各种选择，我们可能是儒家的、道家的，甚至是法家的信徒，但不论倾向于哪一种学说思想，都很难否认在历史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对中国人思想及行为准则的影响，有许多根深蒂固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思维，是儒家所强调的，其中又以慈孝文化为最。通过本文，期待能厘清中国传统慈孝文化的起源，梳理慈孝文化理论化的历程，澄清在传统统中国治阶级推广下慈孝文化形成的社会功能，反思慈孝文化在历史递嬗下的逐渐僵化，进而提出慈孝文化的现代化意义。

二、慈孝文化的起源与理论化

对于孝的起源，学术界虽有不同的论述，但早在西周时期，孝已是完备的伦理观念。在西周，孝的含义是通过宗庙供品祭祀的方式来尊祖敬宗，并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将宗族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西周以前的孝，具有浓厚的宗法思维，至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礼崩乐坏，使得宗法制度日趋瓦解，对于孝的论述才进入新的历程。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使得孝的阐述得到理论化的发展，其中尤以儒家的贡献最大。孔子提倡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并主张以此伦理观念稳定家庭体系，家族成员间通过这样强大的伦理力量紧密系连。儒家思想以孝为本，不仅在家庭、家族成员间起到稳定作用，孔子更以此为基底，期望能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进而稳定社会。孔子承继西周以来的孝观念，除了巩固传统外，更进行孝观念的改造和创新，使孝从宗族伦理转化为家庭伦理，成为更符合时代潮流及人心向往的观念。礼、义、仁可谓孔子思想之进程，其中，又以仁为其思想核心，而孝的人性根源亦来自于仁，也是孝的终极目标。仁是人行为的最高准则，而孝正是实践之途。诚如《礼记·中庸》所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要将人们心中之最质朴美好的那一部分发挥出来，亲爱与自己最近之亲人，不以私利为上的大公心的仁境便可达成。

对于孝的施行步骤，孔子有明确的论述，孔子主张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孝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更要尊敬父母。《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说孝道的精神实质是敬，那么如何表达出这种敬呢？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而孔子则直接将礼看做是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孔子更将孝的论述扩及社会层面，《论语》将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出则弟”实质家庭血亲中的敬兄长，扩及社会关系上，则成为“敬事长上”的行为准则。

儒家先贤对于孝道多有论述，一则展现出儒家观点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扩充完备了孝的理论。如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又如，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不过，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成于《孝经》，其篇幅虽短，却思想全面完备，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代表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对后世影响甚深。

《孝经》成书于秦汉之际，传为孔子、曾子、曾子的门人所作。《孝经》开宗明义告诉世人孝的行为准则，例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把孝分为“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并以此五等分别讨论之，表现出孝道在当时政治氛围、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层次。《孝经》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孝的泛化与政治化，强调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先王又治理德之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明确地把“事亲”与“事君”结合表述，“事君”成了孝道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孝进一步政治化的表现。《孝经》认为不孝之人，与要挟君主者、非议圣人者一样，都是国家社会的祸根，主张将孝的精神入法，用刑罚来维护孝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由此观之，可以清楚得知《孝经》之政治主张：以孝治天下，便能达到祸乱不作的地步。

三、慈孝文化的社会功能

慈孝文化的影响广大，从学术、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均可见慈孝文化数千年来积蕴的力量。仅以本文所论述的社会面而论，其功能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家庭和谐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论述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脱离不了家庭。家庭是政治、社会稳定之基础，如果多数家庭能慈孝和睦，整个社会就会安定祥和，此即《孟子》所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的和谐美满，又必须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上。《礼记》：“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万物安”，将父子间的天伦亲情与价值判断的义联结。有鉴于此，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治家，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简而言之，即维持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和谐关系。父系社会的传统家庭组织，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再延伸出纵向组织，父慈、子孝的孝养关系显得尤其重要。《孟子》：“孝子之至，莫乎尊亲”，《礼记》：“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即是以孝道为核心。孝敬父母可以安定、和谐家庭中的主要关系，扩及兄弟之间即所谓的悌，进而建立家庭的整体感与和谐气氛，对外处世做人、功名事业才有基础，这也是中国人服膺的“家和万事兴”的行为准则了。

（二）社会教化

历代统治者通过学校、科举等渠道对慈孝文化的倡导，以及士绅阶层的呼应阐述，使得慈孝文化已深入凝结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因而具有文化上的教化功能。《孝经》指出： “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父子之道，天性也。”子女明白自己生命之所出，懂得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素养。传统孝文化蕴含传统伦理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信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仁是以孝为根本和起点的，有仁爱之心便会心胸宽广、厚德载物；主张如人人以爱亲之情推己及人，就可以将仁爱推及更广的范围，从而“泛爱众”，实现仁爱的世界。

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教化所追求的是和谐，和谐则是以孝为根源，期望能培养出守礼温顺的人民。传统孝道强调以孝治家、和睦为本，以达家和万事兴。以孝治国，王道至上，能不战而天下皆王土。在这样的社会教化方向下，追求家庭和谐、人际和谐、家国和谐，成为中国人内在的自我要求，以及对外实践于社会的目标。两千多年来，慈孝文化经由教化和实践的不断循环，已经形塑为民族意识的重要内涵。

（三）社会稳定

社会为个人之集合，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的常是群体而非个人。个人要如何成功地融入群体中，和而不流地成为群体之中坚分子，是中国传统士人关心的议题。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社会伦理、政治伦理都是家庭孝伦理的外向延伸。《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止，心止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与齐家都是以孝为要素。因此，孝道在安定社会秩序、维持社会阶层的稳定上，具有特殊的功能。《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又云：“先王有治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指出假如君主能以孝治理天下，便会得到“万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诚如《大学》《孝经》所言，孝确实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孝道讲究“亲亲之杀”“敬事长上”，不单只是个人、家庭的伦理价值，个人内在的孝道，必须要顾及社会与国家利益，才能将孝的意义完整呈现。孝道延伸至国家，便是以国为家、忠君报国，以忠孝两全为政治与社会价值的典范。传统孝道的不断诠释，经由教育形成社会主流道德价值，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对个人具有思想上的价值建构，使个人认同孝的行为，同时抵制违反孝道的其他人。孝道是普遍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对社会大众具有无形的强大约束力，有时更甚于国家的法令，对社会、国家具有强大的稳定力。

四、慈孝文化的反思

慈孝文化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孔子、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特别是统治阶级文人的批注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体系，其中也有消极的一面。历代统治者强调孝道的“三纲五常”，刻板地解释孝道，掩饰其政治目的，表面上推行孝道，实则有碍孝道的发展，使孝道被君主专制思想羁绊，成为专制政治的牺牲品之一。

儒家孝道思想中“君臣”“父子”的关系，虽然也有尊老爱幼的思想，但过度强调下对上、卑对尊的单向服从，使家庭关系、社会阶层、国家政治趋向僵化，平等的精神被扼杀。发乎天性、人情的孝，渲染带有强烈尊卑、上下概念的政治色彩后，似乎不再纯粹，儒家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极其复杂，绝非解释成儒家为传统政治服务如此简单即可带过。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确实是各家中最受益于政治者。孝的主要理论建构者是儒家，孝从春秋战国以后，就难以摆脱政治的干扰。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是历朝历代层层相累的结果，在朝代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对孝进行解释、教育、宣传、规范等。

不可讳言，孝道思想不完全等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还有其他更多精要之内涵。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人长期浸淫于儒家思想中，若说中国士人心灵的原型是儒家的，应该不会有太多质疑。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强调对圣贤人格典范的景仰，对圣贤思想理念的传承，这样的守成，在历史的递嬗中，却难以避免地陷入逐渐僵化的困境，最后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扼杀中国文化中的创新力量，在文化上形成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只求复制延续，且保守性的影响极其深远。

五、慈孝文化的现代化

数千年来，中国的慈孝文化在不同时代，都展现出不同的趋向与特质。现代的中国社会，家庭结构发生改变，不管是一胎化政策的影响，或是要求教养、生活质量所导致的出生率下降，都将面对高龄化社会的问题。社会价值与教养方式的改变，也同样冲击着传统的慈孝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强调家庭的作用，由家庭再扩及村里、社会乃至于国家。理论上，慈孝是家庭得以凝聚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也是村里、社会的主要价值观，慈孝在国家政治的价值观中，更是扮演关键角色，此即“移孝作忠”的观念。但不可否认，传统孝道立论以家庭为基础，较强调“私德”领域，相对而言，“公德”领域容易被忽略。虽说“私德”与“公德”是一体两面，但与传统社会相较，现代社会更重视“公德”领域，这正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慈孝文化要向现代化转变，就必须扩大慈孝在“公德”领域的论述，焦点要能扩及社会群体。“孝亲”本含“敬老”之意，在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中，其实更需要慈孝的正面动力。

传统的孝道虽反对愚孝，但仍趋向于单向的服从，重视孝顺中“顺从”的意涵，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个人的见解容易被弱化、被压抑。生命来自于父母，成长亦来自于父母，孝顺具有回报亲恩的积极动机。然而，现代的亲子关系若缺乏互动，遇意见相左时则常见“家庭革命”，不然就是“相敬如冰”，即使现代社会中交通及各式通讯软件皆便利，但心灵距离遥远的家庭成员，却难免有咫尺天涯之感。在民主化的时代与新的教育思潮影响下，我们应重新思考孝顺的意涵。现代社会强调终身学习，为父母者需要与时俱进，即使子女自发的单向“顺从”也是不合时宜的。现在需要的是双向沟通，亲子共同面对、解决问题，才能增进亲情的融洽，体现家庭民主的真谛。沟通不只是现代孝道所需要的一种修养，更是现代社会待人接物的必要。

传统的慈孝文化较偏重生活节仪，亲子间的关系多以家庭礼法为法度，甚少触及心理层面。高龄化社会其实有更高的需求，不再只是吃饱、穿暖，或是生活上的和谐互动而已。子女必须能“知老”，设身处地感受父母的心理需求，协助父母的老年生涯规划。换个角度来看，子女在协助父母的同时，也是为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涯预做学习准备。子女与父母的年龄有着固定的差距，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心智、思维，常见一定的差异，或以世代差异称之。重点是，这差异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变化的态势。

慈孝文化要能现代化，就外部环境与制度法令的角度观之，牵涉社会价值、福利制度、法令规范等三个不同的层面。社会价值为群众能普遍接受的价值与观点，孝的本质、意涵不变，但做法要能符合现代的社会价值，否则慈孝文化的论述会被视之为老生常谈。例如，今日的中国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较为平等，长幼之间的交流常夹带平辈的互动方式，家庭伦理的展现形式虽变，但孝的精神、意涵不变。古代的孝道所说为家庭内的道德规范，今日其实还牵涉社会福利制度，尤其在高龄化社会，长者在社福制度中如何维护其权益，是现代子女不能忽视的。孝道是家庭伦理道德的一环，传统社会有法不入家门之说，所指的是法律的执行层面。传统社会强调忠孝一体，如就古代法律的精神与内容而言，孝早已融入法条之中。现代法律，对于抚养子女、父母的权益义务，多有规范，同样是今日论述孝道所不可忽视的。

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