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四层意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四层意义（精选2篇）

1.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四层意义 篇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对于今天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集中表现在使世界历史的.研究达到了-个新境界,并开拓了观察社会历史的新视野;其实践价值集中表现在为推动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作 者：乔水舟 李敏 作者单位：乔水舟(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1)

李敏(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年，卷(期)：14(6)分类号：A811关键词：马克思 “世界历史”思想 理论价值 实践价值

2.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四层意义 篇二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概述

“世界历史”概念是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融汇成世界历史更替发展的。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指出,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由于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不断转变。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域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指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逐渐冲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疆界;提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认为正是在资本的驱动下生产力与交往才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通过阐发“世界历史”观预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时代性质的一致性决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当代性,研究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趋向性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客观上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要求人们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结合新的发展现实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唯其这样才能正确认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形态更迭

一般而言,社会形态矛盾与民族或国家矛盾不属于同一序列范畴,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复杂化,而且还使得社会形态矛盾附加于民族国家矛盾之上并相互交织在一起,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求助于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了解。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剖析是讨论社会形态之间关系问题必须首先获取的前提性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东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的正确把握,还是对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都要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分析之上。唯物史观提供的科学方法论在于只有基于世界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才能正确认识民族或国家间矛盾及其发展,只有从关于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向性的研究出发才能深化对资本主义大时代民族或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并获取关于这一矛盾关系的科学判断。所以,将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放置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下分析,是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基本遵循。

当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概念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逐步展开。深入剖析这一历史现象会发现,经济全球化具有逐利的自觉性与传播文明的不自觉性的双重特性。经济全球化逐利的自觉性主要体现在掠夺和榨取,“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恰是这一切成为象征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的标志物。对于西方资产阶级而言,殖民地的价值只是保障其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促成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已。经济全球化不自觉性主要体现在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这尽管不是资本善良的本性,然而它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显然,资本主义确实无意间担当起了文明的使者。

经济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可表述为殖民化的一面,不自觉性的一面也可表述为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殖民化主要表现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现代化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之间的更迭。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究竟何者为主要矛盾,这是当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创立之初是新兴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而封建主义是死亡着的社会制度,由此推及的结论是将社会形态更迭置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强调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方法值得倡导,但在对待东西方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上无疑片面化了。倘若从社会形态角度审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确实反映出了先进社会形态和落后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西方资本全球扩张所产生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只强调西方社会形态的先进性,而轻易地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反侵略斗争的正当性就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是由民族或国家矛盾所引发的,近代的中外战争无一不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另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因由西方以文明的方式传播现代文明而引起的,而是侵略和掠夺所致。

基于以上两点分析,就自觉性与不自觉性的关系而言,自觉性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西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东方的掠夺和剥削是主要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毛泽东在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的同时,一语道破了西方的目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所以,经济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的方面,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排斥的方面相比,后者无疑居于主导性的方面,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人们既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矛盾凌驾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更不能用社会形态的比较优势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反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等问题在内的依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直接地推导出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拒斥。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着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而且“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因此,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的解决依赖于民族矛盾的解决,民族矛盾的解决是调节东西方国家关系的杠杆。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

基于唯物史观一般的理论逻辑,努力谋求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外部环境,而且从社会技术形态上也决定了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走向。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把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具有人类文明的一般性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过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人类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和某一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取现代化之道。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的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尽快实现现代化” 。资产阶级国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有学者据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可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吗?西方资本主义之成功在于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因为在资本的力量还相对弱小时无法获得国家的支持和保护,资本不仅自身难以增值,更难以跨出国门。正是依托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西方资本才实现了跨越千山万水、远涉重洋的梦想。所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独立国家是现代化的主要承载者。

马克思始终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寻求现代化与民族独立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民族独立处于优先的地位,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表明国家独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根本。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 。毛泽东对此也深刻地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所以,没有民族独立,寻求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全球化从诞生之日起,生产力发展的日趋国际化与生产力诸要素日益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矛盾就未曾改变过。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生产力国际化发展的历程必然反映为西方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尽管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恰巧有一段“重合”的历史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普遍性意义。因此,国家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实现国家独立的革命性质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方向。20世纪初,中国第一次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是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质疑,究竟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浮出水面。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只有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实上,当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就以一种非西方的道路呈现出来,这条道路就是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来谋求现代化。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唯一可能性。为了取得民族独立,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当中国为了民族独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就由此换取了另一副模样。因此,必须警惕西方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一旦“现代化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不仅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被轻易地否定,而且国家独立的优先地位也必然会在“现代化”的迷雾中丧失,中国就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为西方资本的捕获物。

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规定性,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二个规定性。对于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方位,人们需要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予以深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人类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第二层含义是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经济全球化注定要经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这两大历史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在时间的规定性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就开始生成,其标志是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起来。需要说明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决定,在这一历史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仅在其发展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不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仍然显现出较强的不完善性,反映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展开的条件下跃上世界历史的舞台的,也只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不同,更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当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时,无论在实现方式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发生了与西方根本不同的变化。就新中国而言,现代性内在超越的同义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角,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解读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不是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由此,这种新的现代性就其实现方式而言,要求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扭曲,克服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要求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它起步起就担当起实现超越目标的历史任务。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限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将始终是不充分和有限的。由于中国是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在广度和深度上未充分展开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既缺乏西方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又要面对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总体而言,现代性内在超越的不充分性是与中国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不充分性分不开的。无论从空间存在还是发展程度上,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大时代还处于非主导的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仍然处于不充分的状态,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内在超越的有限性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因此,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野回眸,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的意义即在于此。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国家独立,一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对这两个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离不开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认识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一致性,以及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一致性,是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探索发展道路进程中的两次理论自觉。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两个基本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性中加以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