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之道与管理创新(共7篇)
1.海尔之道与管理创新 篇一
《周易》中正之道与人生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周易》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自强不息”的人生之道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继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
《周易》强调,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人道”应符合“天道”。由此生发出一句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周易》所倡导的人生之道,主要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刚健”。“刚健”即刚强、雄健,它为《周易》所推重,频繁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如“刚健而文明”“刚健而不陷”“动而健,刚中而应”“健而巽,刚中而志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周易》所提倡的“刚健”,并不是指那种没有限度的刚强。根据其“极则反”的思想,刚强过头就容易折断,因而“刚健”应是适度的`、恰到好处的,亦即它所强调的“刚中”“刚健中正”。
第二层意思是奋斗不已。《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甚至枯杨都可以“生梯”“生华”(《易·大过》)。《周易》以64卦象征万事万物,而64卦的排列顺序却有些令人费解:“既济”排在第63位,而“未济”则列在第64位,亦即最后一个卦位。其奥妙与深意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开放系统,因此人也需要不断进取。《周易》还认为,即便身处困境,人们仍须不懈努力。《困》卦卦象是上“兑”下“坎”,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下,即意味着泽中无水,因而泽中生物处于困险之境,故名该卦曰:“困”。《易·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便是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奋斗不息,甚至舍弃生命以求实现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追求,不仅是指导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明时”“变通”的处事法则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颇为不易,故而《周易》在处事方面提出了“明时”与“变通”这两条重要法则。“时”在《周易》中屡被叙及,例如,《乾·九三》曰:“与时偕行”,《乾·上九》曰:“与时偕极”,《丰·彖》曰:“与时消息”,其他还有“时发”“时变”“随时”“对时”“时义”“时用”等等。《周易》认为,处事要“明时”,务必考虑到“时”的因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明时”观念给我们以多重启迪,其一,做事要合时宜。要认清时势,识时而行,顺时而为,做无愧于时代之事。其二,做事要讲时效。要珍惜时间,讲求效率做有益且有效之事。其三,做事要重时机。时机,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把握了时机就增加了胜算、靠近了成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成功。
“变通”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也是它强调的一种处事方法。这种变通思想基于其变化观。《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化思想的书。首先,从书名来看,“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说:“《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解释更加明了:“《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朱熹《周易本义》)其次,从《周易》的爻、卦及其组合来看,爻和卦是《周易》的主要元素,爻分阴、阳两种,分别以符号“- -”“—”来表示,以三根爻上下排列组合,生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将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别卦,这64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而卦既是爻组合变化的结果,也演绎着变化之意,其中,“变卦”是《周易》预测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卦的变化属性。
《周易》的变通思想建立于其变化观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新的内容。何谓“变通”?《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通即通过变化以达到通畅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不仅重视变通的功用,而且强调合乎时宜的变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出于这一思想,《周易》对著名的“汤武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在事业、工作、生活上遇到原有方式经事实证明行不通时,就应该“毋必、毋固”(《论语·子罕》),适时地进行总结和变通,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
寓意隽永的“警世通言”
《周易》于人生既有正面的激励之语,也有睿智的警世之言,兹举数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卦中,以龙来比喻君子,从初爻到上爻,描述了“龙”从潜伏到现于田、跃于渊、飞于天以至到“亢”的极高的过程,以此来比喻人的事业由小到大,地位从低到高的境况。值得注意的是,“龙”从潜伏到飞于天,其爻辞或为“无咎”,或为“利”等,而到了“上九”的位置时,却出现了“上九,亢龙有悔”的推断。悔即有过失、不幸的意思。为什么“亢龙有悔”?《易·乾·文言》解释说:“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因此“亢龙有悔”带给我们的训诫是:第一,人居高位时,易脱离群众,出现“高而无民”的情况,宜戒之;第二,高位,既是权力集中的中心,也常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往往会“高处不胜寒”,宜慎之;第三,高位往往与成功、名气、鲜花相伴,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成为“有悔”者,宜警之。
“履霜坚冰至”。履,践也,人在履霜之时,寒冬将临,坚冰将至。这句话表面说自然,实际论人生,寓意非常深刻,生动诠释了人事之吉凶皆由“渐”而来。对此,《易·文言·坤》予以进一步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强调“渐”和“积”这两个概念,并进而提出“知几”的观点:“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便是警示我们“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需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谦,亨,君子有终”。在这里,“谦”是指谦虚,“亨”是指亨通,“终”是好结果的意思。说明只要谦,就能亨通获得好的结果。《周易》分别从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来说明“谦”的道理:“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彖》)翻开历史长卷:商汤、周文王、唐太宗等名君谦卑谨慎、礼贤下士,或取得天下,或赢来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纣王、隋炀帝等人因骄横专断,暴虐臣民,致使强盛的王朝毁于一旦。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因谦虚谨慎、自强不息而终成大业;又有多少人因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断送前程。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
2.海尔之道与管理创新 篇二
一、道与器之内涵
现代教育体系虽产生于近代, 然而,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的智慧大有可法, 其中的很多思想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道与器的思想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吸收。何谓“道”, 何谓“器”, 二者之间关系怎样呢?
《周易·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段话是说, “道”原是事物的本体, 是一种理念的东西, 一种时代的精神, 抽象无形, 不能用感官直接来认识, 必须运用直觉和思维, 它含有规律之意;“器”通常是指具体的、有形的事物。“形而上”中的“上”并不具有任何空间意义, 而指的是一种超越, 所说明的是“道”对于“形”的超越关系, “道”已经与“形”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相比于“形”而言, “道”似乎更为高级、更为抽象, 也更趋于精神化, 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物自身留存在人心之中的感性的、直观的层次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形式化提升。[1]我们一般把“器”理解成“形”。但从本质讲, “器”还不仅仅是“形”, “器”如果直接就是“形”, 那么《系辞》中又何必还要把“器”称为在“形”之“下”的东西呢?“器”实际上是指不可能进入语言世界的纯粹物自身, 而形则是指在人心我识产生之后所发生的, 完全属于语言意识之中的存在。[2]
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并不是相互孤立存在的, 两者之间有一个可以转化问题;道秉起于器又应用于器, 器受道的指导而又反作用于道。“道”与“器”不是各自独立的, 而是有联系的, 可以互相转化的, 一定数量的“器”的变化可以引起“道”的质变。“道”的变化必然引起“器”的变化, 一般而言, 人们通过“器”来认识“道”。道与器融为一体, 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的“道器一体”观, 同时, 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观,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易经》中记载, 道与器是一体的, 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时代是“尚象制器”的时代。这种观念不应被遗弃, 而应被重新寻回, 它有利于解决目前人类所遭遇的很多问题。教育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道与器的结合在教育民主进程中也会起到莫大的重要作用。
以上是对道与器, 以及二者关系的分析, 那么教育民主中的道与器谓之何?二者关系又如何?如何推动我国教育改革更好地发展?
二、教育民主中的道与器
1. 教育民主的由来
提到教育民主, 就不得不从民主开始谈起, 民主本是政治学的概念, 来源于希腊文democratic, 是由demos (人民) 与kracps (权利) 两字合成的, 它的意思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政权”。后来, 民主成为一种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并政治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 教育也不例外。教育民主化明确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 各国都相继展开了教育改革, 我国教育民主是针对集权专制文化提出来的。
对于教育民主的内涵,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 可以说归终难一。教育民主是什么, 什么是教育民主?国内不少学者将其作广义 (教育外部民主) 与狭义 (教育内部民主) 之分。广义上, 将其界定为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上, 尤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如教育机会就是广义的教育民主;狭义上, 则界定于教育领域内部个别层面, 如教育管理民主、师生关系民主、教学民主及教育过程民主等。
杜威把民主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 认为教育民主问题有两层含义:一是“一个社会必须给全体成员以平等和宽厚的条件求得知识的机会, 人人有受教育权, 以维持和推广共同利益”[3];二是“教育成员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4]。陶行知是中国近代生活教育理论的创始人, 民主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对民主教育如此定义:“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 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 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了民主之路, 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 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 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 以为全民造幸福。”[5]他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指出:“民主运用到教育方面, 有两重含义:第一, 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第二, 民主的教育必须办到各尽所能, 各学所需, 各教所知。各尽所能是使老百姓的能力都能发挥, 各取所需, 因为经济条件没有具备, 所以办不到, 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三点都办到了, 民主、民治、民享的教育就成功了。[6]王清明认为, 教育民主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 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教育机会均等, 民主的教学与管理, 民主的师生关系, 其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7]
根据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教育民主是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时代性的概念, 是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教育现象中的问题而提出的。所以教育民主的内涵是发展的, 既是确定的, 又是不定的;既是有限的, 又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只可问民主是什么, 而不可问什么是民主。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把教育民主分为教育内部民主和教育外部民主。教育外部民主, 即从教育民主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来看, 教育不能受制于其他领域, 尤其是政治。教育内部民主就是教育工作者 (包括教师和行政人员) 和受教育者在民主思想的指导下, 根据教育规律, 通过民主化的教育过程, 使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 即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师生人格平等, 共同参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
2. 教育民主之道与器的内涵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教育民主包含道与器高度相关的两方面。道即柏拉图所谓“理念”的东西, 是不可言说的, 更进一步说, 它是积极进步的时代精神, 统领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上, 即形而上的东西。而器就是实现理念, 向着理念的思想和手段, 是为了理念受其指导又反作用理念的东西, 是有形的、具体的或能经验的。
就教育民主而言, “道”是人的主体性 (知识、制度等不能奴役人、控制人) , 人对人的尊重 (昭显公平) 等精神和理念。教育民主之“器”就是实现民主或者说是逼近民主的思想和手段措施, 如教学方法民主、课堂民主、教材民主、学校管理民主、师生关系民主等思想和举措。二者的关系若是好的教育民主之道就会促进教育民主的进展, 而坏的教育民主之器不仅不会推动教育民主的进程, 反而会阻碍甚至扭曲教育民主的发展。
三、道器并举推动我国教育改革进程
历史告诉们, 一个民族文化的道与器不可重此轻彼, 教育民主之道与器同样是不可偏颇的。就我国来说, 历史上关于道与器的文化发展, 主要经历了如下阶段: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时代的道与器并重文化;老子、孔子时代的“重道轻器”时期;董仲舒时代的“伪道无器”时期;鸦片战争以后的“寻道找器”时期。文化不能有所偏颇, 否则或者成为无根文化, 或者陷入飘飘然之境而无所作为。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民主水平的发展也应既重其道又顾其器。而在我们现实的教育中却经常失却了道, 而又变质了器。
教育与民主关系密切, 一方面, 我们要想实现民主社会, 就必须通过教育, 促进人们民主观念水平的提升, 继而逐步形成民主精神氛围, 以达到向着更高的民主社会趋近。另一方面, 教育是为了人、生成人的活动, 而且这个人首先是个体的人, 所以尊重个体的人, 给个体以自由, 使其充分发展, 这是教育本真溯求。要想实现教育的本真, 民主无疑在其过程中起到推动的作用。把民主定为既是教育的一个理念和最后结果, 又是教育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毫不夸张的, 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而在现实教育中, 一方面, 教育者民主观念匮乏。一提到民主精神, 有些教师认为, 什么教育民主精神, 我能让学生考高分就行, 才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的。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民主精神, 更不用说扎根发芽了。另一方面, 正是由于教育民主在教育者心中无根, 因此现实教育中还仍然存在着亵渎教育民主的行为。如今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那些理念的、抽象的东西都是虚的、空的、没用的, 一切都应讲求实效, 甚至一些人一见到理念的东西就表现出不屑之情。无疑, 现代社会的确是讲求实效的时代, 但是道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同器一样必不可少。在这个工具理性的时代道是我们所缺少的。现在人们被太多物质的东西所迷惑甚至沉迷, 精神之花凋谢枯萎了, 失去了家园, 因而引发了今天种种全人类问题。在这些种种问题中教育民主无疑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育民主不仅可以使人成为人, 而且可以使社会成为健康的社会。
参考文献
[1][2]韩波.试论高校教学中的“道”与“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7, (466) .
[3][4][美]约翰·杜威.王承绪.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98.
[5]陶行知全集 (第四卷) [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593.
[6]陶行知全集 (第四卷) [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574.
3.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 篇三
对这位A,我起始愕然,继而又觉得,在官本位的气候下,无权的“英俊沉下僚”,A的这一选择,又属必然。如今,由这一官本位所辐射出的种种负面效应,如学术作假,学术泡沫,考生作弊,读书无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现在奉行的商业和经济逻辑,有些做法诚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学的理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的,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这就是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趋于淡化。它是知识的权威机构以教育培训和资格认定的形式来控制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动;以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来构筑合理化的社会不平等;它是蓄养高品位文化的世袭领地,从而培养一批批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成员;它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堡垒,最崇尚精深的学术品格,拒斥现实的功利主义,厌弃弄虚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视角,对卑污、贪婪和腐朽提出无情的批判,以趋向人们心中的社会价值权威的角色。正因了这种高品位文化和价值观权威的自信,才赋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这种对社会深切关怀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现得最为执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马上任,执掌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20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500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感受之一,校龄只有莱比锡大学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学竟能后来居上。因此,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2〕
纪念的话说过,即进入正题。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为标本,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
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他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联。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3〕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野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二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遥想当年,陈独秀这些大家名流那样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元培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兼容并包”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大获得了绝非“一元论和独断论”,而是学术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二十年代时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则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沧桑巨变,但何谓代代相传的“北大学风”?这便是。
至于思想自由,它当然具有较大的涵容性,尽管理解的千差万别,但独立的胆识、感受力、判断力和鉴别力则是其根本。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校与教师,也适用于教师与学生。譬如,作为今天的现代教育家,我们竟没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开启心智的教学授课方式。一部《论语》,实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试题折磨、窒息学生思维的现代教师们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标准化课本、标准化考试、标准化答案基础之上的反个性的现代教育模式倒应该从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一次,颜渊、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于夫子身旁,夫子却对他们这种样子不以为然,说:“盍各言尔志?”〔4〕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学生们随随便便地在一处坐着,其中,有个叫曾点的学生甚至无拘无束地自个儿在一旁摆弄乐器玩儿。这时,夫子拿出“个人志向”的问题要他尽管照自己的意愿回答。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弟子都踊跃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轮到曾点,“点,尔何如?”老师发问了,曾点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铿尔”,这才丢开瑟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而被扣上“师道尊严”帽子的夫子却那样宽厚,那样平等温和,“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就是他当时对微显踌躇和自觉不恭的曾点发出的鼓励。“师道尊严”在哪里?我们今天能见着这种尊重学生个性和思想自由的态度吗?也正因了孔子的这种态度,曾点才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标准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5〕
与其说孔夫子是师道尊严,在这儿,毋宁说是学道尊严。这当然不是夫子在装扮自己,而是他教养人才的一贯立场。对此,我们可以从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一系列言论中看得出来:
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在孔夫子看来,只知不能识的人,只学而不思的人,举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恶为己之好恶的人,纵使修得满腹学问大约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识的获得,而在于独立的见解,超拔的鉴识和判断,卓越的洞悉和创见。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期,是这一思想自由学风最鼎盛的时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正是这一学风,培养了北大师生的独立精神,培养了他们对既成的文化、知识、权力进行不断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鲁迅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6〕
蔡元培离任校长之后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有人问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觉得当时教育不对,对学生毫不关心;先生应与青年为友——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7〕梁先生的看法,让我们想起上述《论语》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状况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来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
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已变得非常狭隘。
我们素有视读书为改变身份地位、加官晋爵之当然途径的传统。事实上,也几乎是惟一的途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并无“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识从未成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义。并且即使作为手段,其主旨也非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来作为获取知识(技术职称)的手段,作为一己的利禄之途。我们关于“幸福”的理解,大体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当然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读书和“求功名”几乎是同义的,并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同时在人们的眼里,“拜金”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样,加官晋爵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就更会深入人心并随时可能激活的。所以,当前教育确实难脱传统的阴影。
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风。易名者,系讲究品牌效应也,正确一点说,是拔高品位也。从来未听说将大学易名为学院的,而是学院易名为大学,学校易名为学院,甚至几个中专相联合易名为学院。“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语)。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新大学新学院,合格者几何?但为着撑起这个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制造学问和学术,制作专业和教授,于是泡沫学术、泡沫专业应运而生,于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授”就横空出世。其结果这些“教授”又唤起一些不学无术之徒采用百般手段,通过买版面和购书号的方式,进而大量泡制学术垃圾——论文和著作,于是堂而皇之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几乎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眼光太窄,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才”气不足,整体素质粗劣;学术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学术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向度。所有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趋势仿佛不可遏制,即使有谁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难成功地捍卫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对于大学教育的既有影响。这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在困境。
这种浊气与泡沫、假冒与伪劣,已遍及各个角落。所以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就学术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这里谢老夫子的话虽有些偏激,然对当下的思考却是严肃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无论如何,高等学校总不应该成为假冒的学术产品市场和交易所之类。“大学就它所从事某些高等学问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非以现实的特殊功利为目的而言,可以说它是象牙塔。”〔8〕这“象牙塔”里的成员,当然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高人,但也应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真才实学的人士。换言之,高校的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声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秀的教师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世界级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学校长除洪堡、蔡元培外,还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九十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长博克,前任加州大学校长麦克、黑姆,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兼教务长特曼,都不约而同地以全力实施他们心中的教师和学术顶尖的战略目标。
斯坦福大学创建之初,创始人斯坦福先生马上着手抓教师队伍建设。据第一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9〕按照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教师人数虽少,但都是拔尖级的。斯坦福大学经历了首任校长奠基,第三任校长韦伯的起飞之后,到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副校长特曼任职时已开始了更大发展阶段。全面提出“学术尖顶”构想的,即是“硅谷之父”特曼。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释说:“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他主张: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发给5位教授,每人得1.8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给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1.5万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会不惜工本。在树立尖顶系科上,特曼考虑的突破口有三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结果,化学这个项目稍逊,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学教授卡尔、杰拉西和威廉·约翰逊,并因他们的到来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学成绩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电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挂帅,从而使“硅谷”成为该大学“教育”与“实业”结合的典范,并使该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核心。
路易斯、特曼还同桑代克一道并称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数”(IQ)概念为西方多数国家所广泛接受。
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看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念。……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新”(任继愈语)。这段话是任继愈先生就国内的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作出比较而言的,自然不会提到国外的大学,但在学术气度的广大上,当年的北大与斯坦福大学是一致的。当然,比较起来,斯坦福大学的气度多见诸于工科,北大的气度多见诸于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诠释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论时所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0〕按这样一个原则行事,故北大人不相信教条,不盲从权威,不随风摇摆。历以宁教授说到他的一个学生在接受某一项研究任务时曾经说:“我们接受课题,但不接受指定的观点,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结论。” 作为一名北大人,难道还有比看到“探索”与“北大”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时更能使自己感到欣慰的么?〔11〕正因为这样,数十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在历史思辨中的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务长马寅初,五十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长,五十年代的大学校长与当时的蔡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力等均有很大差别。即如此,人们仍然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与权威挑战,与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节。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这个精神岛屿是否有点像精英机构?这样说可能要遭到非议,因为精英就难免有些超凡脱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围墙封闭起来。如果是围墙的话,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弄虚作假等时尚的诱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实学的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又有什么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知识上真刀真枪的精英,就会削弱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会也往往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私心膨胀、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场。
注释:
〔1〕引自张汝伦《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1997年第3期《天涯》,p.9。
〔2〕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3〕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
〔4〕《公冶长》。
〔5〕《先进》。
〔6〕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
〔7〕参见《梁漱溟问答录》。
〔8〕《天涯》)1997年第3期《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一文。
〔9〕参加周少南编著《斯坦福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蔡元培《北大学刊》发刊词,参见《随笔》1998年第1期陈以真《校格》,第95页。
4.孔子的为师之道与班主任工作 篇四
从《论语》中发现孔子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家,在当代看来,他更是一名优秀的班主任的典型。孔子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孜孜不倦、治班有方的班主任老师,并且从弟子对其的尊爱与评价中,我还可以看出孔子更是一名成功的、人敬人爱的、有智慧的班主任的典型。下面就从《论语》中汲取孔子为师之道对当代班主任工作的启示。
一.所传之道
1.仁:仁者爱人
如果说《论语》中有什么思想可以统率全书的话,那就是“仁”。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而“仁”的核心内容是“爱人”,用最真挚的感情去关心他人、爱护他人。从政治上来讲,“仁”就是能够勤政爱民,孔子希望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达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和谐社会。
孔子和弟子之间那种亲密融洽充满爱意与互敬的情境为我们当今的班主任诠释了“仁者爱人”的治班根本。
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学生”当然是其职责的根本。被誉为“班主任中的军事家”的万玮: “在学生工作中,如果说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真理,那么爱学生应该是 3.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组织纪律; 4.有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5.有团结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
班集体也要有“班规”。这“班规”,就相当于孔子所提倡的“礼”。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一门大学问。同样地,如何设立行之有效的班级常规对于班主任老师来说也是一门大学问。
所以通过以上阐述,我们知道:班主任管理班级要在“仁”的基础上实行“礼”的规范才能够和谐友爱,班主任要在爱学生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一些合理有序的班规来要求同学们“克己复礼”,从而实现班集体“天下归仁”的局面。
二.所授之业
众所周知,教育内容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条件,我们知道孔子一生追求“仁政”,“仁”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孔子对弟子的教育目的当然是培养一批能够经世致用匡扶正业的“志士仁人”“成人君子”,正如他的学生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孔子建构了十分丰富、完整、合理的培养理想人格的教育内容体系。根据《论语》的记述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育内容,即他的所授之业。1.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想培养的是文武兼备,六艺兼习,多才多艺的治国兴邦之人才。2.文、行、忠、信
(1)文(文献):主要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历代文化典籍,这是智育方面的教学内容;
(2)行(品行)忠(忠诚)信(信实):实际就是德育方面的教学内容。
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但在教育的过程中,实际是德育智育一起的,不分的,二者互动共进在同一教学过程之中。(3)孔子德意门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以上可以看出:孔子教育内容广泛多面,都是为培养能够治国安邦的“志士仁人”“成人君子”的教育目的而服务的,都是为实现贤人为政的最终理想而设定的。
在现实课堂中,科任老师主要是以给学生传授本学科知识为主,而只有班主任才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对学生全面负责”是班主任的任务和职责所在。《教师学与教学论•班主任》篇中说:“中学班主任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开展班级工作,全面教育、管理、指导学生,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体魄健康的公民。”“中学班主任的基本职责是组织和培养良好的班集体,对全班每个学生在德、智、体、美等几个方面的发展全面负责。” 当然这个“对学生全面负责”的任务和职责归根结底是由“班主任”之定义所规定的,“班主任”就是对我国学校中全面负责一个班级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的教师的总称。
三.解惑之法
孔子育人一视同仁,公平礼待,来者不拒,打破了以往“学在官府”“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教育制度,是划时代的进步。其实“有教无类”的思想也是源于孔子之“仁者爱人”,正是因为孔子主张爱一切人,所以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上就是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也正是由于这种“公平”,才使孔子和其弟子亲密无间,和谐融洽,在此基础上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使其弟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践行着仁德。
1.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榜样法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孔子总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正己正人,以身立教。不仅注重言教,更注重身教。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说:“何谓大师?‘大’是指有容乃大,兼收并容。‘师’是指可法曰师。”孔子当之无愧为这样的“大师”。他要求学生谦虚谨慎,克己自省,他自己凡事就反躬诸己。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孔子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人民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和使命。而班主任老师作为一个班级的管理者,更要做好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表率,成为学生行为的榜样。2.因材施教法
5.海尔公司成功用人之道 篇五
张瑞敏以他的人本主义情怀努力为海尔营造着人人都是人才的氛围,他想让人人都有公平感,人人都有成就感。用他的话说就是:“你能翻多大的跟头,海尔就给你们搭多大的舞台。”
人人都是人才,意味着人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所以海尔不仅仅把管理的兴奋点锁定在促使员工生产行为规范化和高标准上,还努力通过信任、关心和激励等措施使其升华为一种能动的自觉和内在的渴望。
在海尔普遍开展了“自主管理班组”活动。在这个模式中,员工以班组为单位自己管理自己,库存、材料规划、人事安排、生产目标、成本目标、产品质量等都是自主管理的主题;班组内的员工必须学会交流和批评,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才能承担起自主管理的责任;每个员工根据同事的要求而不是某位监督人员的命令行事,他还必须从掌握一项技能开始,学习班组内其他各岗位的技能,以便满足班组内协调和配合的要求。这样,一个具有技术和管理才能的员工就可能脱颖而出。很多单位在此基础上还搞了进一步创新,比如,有的创造出“25分钟班长制”,即每天有25分钟时间实行班长换位,由替换班长的员工行使班长职权,进一步鼓励班组成员共同了解管理、参与管理。有的创造了“班长回访制”,即每个班长每天定时回访下道工序,询问和了解下道工序的情况和意见,从而及时解决自己工作中的问题。
据说,在国外一些实行了先进的自主管理的企业里,“工人”一词已作废,在有些公司,甚至“员工”这个词也不再用了。认定“人人都是人才”的海尔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实践着“努力工作和认真就是领导”的管理理想。
随着自主管理的不断深化,员工的积极性像喷泉一样喷涌而来。“免检班组”、“信得过工位”大量涌现,革新与发明层出不穷。工人蔡永利一年就提出了15条合理化建议,有90%以上被采用。他说,没有人逼我这么做,作为企业的主人,我觉得有责任这样做。有人向他讨诀窍,他回答道:“哪有什么决窍,我不过是热爱我的工作,一留心周围的事,点子就出来了。”
据粗略统计,冰箱、冷柜、空调三个企业每年产生的较大革新发明成果均有十几项,若加上员工小改小革约有几十项。员工革新发明已在企业的生产、技术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员工发明蔚然成风,更加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
为了激励员工“自我设计”、“自我表现”,张瑞敏提议专门设立了“海尔奖”、“海尔希望奖”,重奖有发明创造的人才。近年开发的新型分离式250L冰箱,上下箱体一直用螺丝连接,既不便于消费者拆卸,又易损箱体。刚刚大学毕业来到海尔的马国军,仅用两天时间便设计出改革方案,年节省费用30万元。为此,他获得了海尔银奖,他所设计的定位垫块,被命名为“马国军垫块”。
用普通员工的名字命名发明,在海尔已是制度。云燕镜子、晓玲扳手、启明焊枪、秀凤冲头、素萍支架、天佑圆锯、孟川三通阀……让人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蕴藏在普通员工身上的巨大热情和能量。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海尔员工的创造层出不穷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海尔人树立了主人翁意识,能动性和责任感被充分激发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企业蒸蒸日上的一种体现。
美国OAK公司是专门制造大型冲片机的专业化公司,是该行业的领头羊,世界上一些著名空调生产厂都采用其设备,海尔空调生产线目前也在使用。7月,这个公司的副总裁Perry先生一行来海尔参观考察。当他们看到海尔的空调员工自己动手改革,把原设备效率提高了一倍时,惊讶地说:“海尔员工的创造性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回去后也要研究改进。”
整个组织各个层次都在思考,而不只是高层领导在思考,这正是学习型组织的根本特性。
海尔公司成功用人之道二、赛马不相马
说到底,“人人是人才”还仅仅是种观念,如何使人才脱颖而出,并得到不断跃升,却需要机制的保障。
海尔认为最好的人才机制是“赛马”而非“相马”。在海尔,有个很有意思的“娃娃兵”现象——不仅员工年轻,平均32岁;干部更年轻,平均26岁,海尔几十个亿的资产就在这些“毛头小伙”手上过来过去,让人们非常羡慕。但海尔成功之处,不是它培养了那么多身居要位的年轻人,而是它创造了一个不断催生人才的“赛马”机制。
张瑞敏从一接手这家企业,就开始倡导“赛马”而非“相马”。他说,我是老三届学生,参加工作是“被领导”开始的,深知单凭领导印象、感觉的好恶来提拔干部,往往弄错,而且容易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那时候就看不惯一些单位的领导任人惟亲、拉帮结派。现在自己当了企业领导,我就一定要创造一个完全公平竞争的空间,给海尔每一位愿意干事的人以发挥才干的舞台。
赛马不相马的含义就是不靠领导发现人才,而是通过实践比较才能和业绩,确定优劣与能庸;对人才的考核任免讲究公平、公正、公开,简称“三公”,丝毫不搞“黑箱操作”。
具体而言,赛马机制包含三条原则一项制度。三条原则是:一、公平竞争,任人惟贤;二、职适其能,人尽其才;三、合理流动,动态管理。一项制度则是:“三工并存,动态转换”。
从1992年10月开始,海尔就正式对干部实行合同聘任制,彻底打破了专业、岗位、干部、工人等界限,给员工以充分的选择岗位的自由。在海尔的人事制度改革上,这次行动开创了许多第一:大学生第一次不受专业限制,可以在全厂范围内自由选择岗位;工人第一次可以直接与干部竞争上岗;干部第一次不受部门约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愿意去的地方。集团各部门人选统一制定标准,考试上岗。这在当时不仅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就是在集团内部也吵得沸沸扬扬,许多人不相信“工人都可以不靠面子,不走后门,仅凭成绩进入某某部门工作”,而且供应处、销售处,以及进出口公司等平时大家特别看好的单位,也都公开考聘。结果要求考聘干部岗位的共有242人,其中工人102人,聘用到干部岗位的31人,占工人应聘人数的30.4%。
7月,海尔集团颁布了《各类人员培养、升迁条件》。文件规定,每个员工都可以从管理职务、专业职务和工人(城镇工、农民工)这三个途径得到培养和升迁,条件是只要有能力、有业绩。比如,一名员工他(她)可以从班组长“赛”起,只要业绩符合对应的职务级别的要求,就可以“赛”到处长、部长、事业部长,直至副总裁;如果想从专业上发展,就可以从三级科员“赛”起,经过二级科员、一级科员,直到主任科员;想从技能系列发展的,则可以沿着五个星级一路“赛”下去。并且这三条路是交叉的,员工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自由转换发展途径,比如,从业务系列或技能系列去“赛”管理系列。
文件中对每一职位的条件要求都做了明确、详尽的描述,什么样的人能够竞争职位、是否符合条件都一目了然。即使是季节工、农民工,也同样可以成为班组长,可以农转非甚至获得车间主任或更高的职位。
员工进入“赛马”程序的大致手续是:根据集团公布的空岗情况通报,填写好人事部门定时发放的升迁申报表,本部门干部处、分管领导、公司领导根据日清、考核等记载进行核查与审批。若不符合升迁条件,审批部门要给申报者以答复并在谈话中指出需要努力改进之处。有特殊贡献者,可越级升迁。
体现优胜劣汰特点的“赛马”机制还有海尔的“三工动态转换”。海尔规定,海尔的员工任用全部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聘任制。员工分为优秀、合格、试用三类,其中,优秀者为固定工,合格者为合同工,试用者为临时工,三者在福利、分房、补贴、医疗费、退休养老金、出国培训、休假疗养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别。以上“三工”并存于海尔,并不断根据员工表现做动态转换。如果你获得了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连续两次获市级奖励,或连续三次获厂级先进及表彰;或者你及时发现质量或设备隐患,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为企业避免万元以上损失;或者你挺身而出,揭发或抓获盗窃犯罪分子,挽回损失万元以上,那么假定你是合格员工,便可转为优秀员工,是试用工,便可转为合格员工,享受高于原工位的种种待遇。
反之,如果你犯了错误,则要由固定工转为合同工,或由合同工转为临时工。对于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连续两个月完不成任务者,即使没有违章行为,也不能继续留任,要随时从现“工位”退下来,再表现不好便要被辞退。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海尔也赋予这一制度许多温情的内容。比如,有20xx年厂龄的员工不在辞退之列;对确有困难和老弱病残者给予照顾等。
“三工并存,动态转换”让一句话在海尔极为流行:“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海尔公司成功用人之道三、能干者至尊
在海尔,只要你能干,你就有机会升迁;只要你能干,你就一定会得到企业的承认。
任全晓原来是农民合同工,他从工人、班长一步步扎扎实实做起,终于成为海尔“赛马场”上的一匹黑马,被聘为车间主任。
刚进海尔时,小任满脑子都是妈妈的嘱托:“到了城里,好好干。”好好干,很容易,农村小伙子,有的是力气。可当OEC、企业精神、合理化建议等新名词蹦进他脑子时,小任才知道不但要埋头苦干做好工作,还要开动脑筋把工作干巧。于是,他学会了“想”,提合理化建议,进行小改小革,使冰箱壳体溢料指标下降了45%,确保了产品的精细化。小任在一群农民合同工中脱颖而出。
不久,任全晓当上冰箱工厂壳体预装班班长。这时“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争第一”的理念已经深入他心中。于是,他一方面用企业文化鼓舞士气,一方面制定新的班组管理措施,提高生产效率,结果使日产量增长了120台,当月就被评为优秀员工。
任全晓干得很出色,被升迁为车间主任。在1%效率工程中,他带领部下绘制了发泡利用率OEC走势图,使发泡料利用率节节上升,为企业节约资金高达34万元。他管辖的直线发泡甲班成为企业第一个发泡免检班组。
任全晓讲完自己的故事再三强调:“是海尔的用人机制,给了我跃升的天地。”
李和兴原来也是一名农民合同工。他在原贵州风华冰箱厂从事门体发泡工作整整20xx年了。20xx年中,他掌握了这项工艺的所有技术,但由于他的身份是农民工,班组里卖苦力的活全由他干,每月100元左右的工资,使他从未体尝过工作带给他的快乐和希望。海尔集团兼并他们厂后,打破了这种人为的界限。“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的用人机制让他看到了奔头。由于他在门体发泡模具调整中做出了突出成绩,公司聘请他为技师。他说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海尔,能干者至尊。任全晓、李和兴是这样,海尔集团的中高层管理者也是这样。海尔的几个本部长,当年都是背着行囊赤手空拳来到海尔的,如今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滚动着十几亿元的资产。
1995年29岁的梁海山,以咨询认证中心主任身份竞聘空调产品本部长成功。两年间,他经营的空调在销售、创新等方面都超过了多年维持“老大”地位的冰箱。,海尔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成立物流、资金流、商流、海外四个推进本部,梁竞聘担任了物流推进本部本部长,20xx年又竞聘担任了集团副总裁。
柴永森1993年任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海尔兼并青岛红星电器厂,他竞聘当上了厂长。19,使红星电器厂扭亏为盈的他,竞聘海外推进本部本部长成功。20xx年37岁的他又竞聘集团常务副总裁成功。
28岁的赵斌,大学毕业两年就当上了海尔北京营销中心经理。一家猎头公司曾以非常优裕的条件想把他挖走,但他却毫不动心:“在海尔能够实现我的价值!”还有许多赵斌这样的海尔人面对诱惑毫不动摇,表现出对海尔的绝对忠诚。
6.海尔服务营销成功之道 篇六
一、海尔服务营销举措
海尔是中国家电企业中最早重视向终端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企业。多年来, 海尔的服务已经历了十几次升级, 每次升级和创新都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列。海尔凭借出色的服务能力, 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领头羊, 跻身世界家电企业十强。
1、研发设计环节的服务营销。
在产品研发设计上, 海尔建立了“从市场中来, 到市场中去”的环形新产品开发机制。从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满意点、遗憾点及希望点中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据此研制开发得到的新产品、新技术最终要通过商品化回到市场;产品经过市场的检验可能又会产生消费者新的不满意点、遗憾点及希望点, 在此基础上进行再一轮的产品开发。为了鼓励消费者踊跃提出生活中的难题和建议, 海尔设立了“用户难题奖”。这不仅密切了海尔与消费者的关系, 提高了消费者的参与意识, 而且创造了用户, 创造了市场。“小小神童”洗衣机及洗土豆机等新机型的开发生产就是典型的以顾客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开发设计产品的成功例子。
2、销售环节的服务营销。
如果说高质量的产品是打开市场的前提, 那么优质的服务则是开拓市场的保证。随着商品日趋丰富、消费者购买力的提高, 顾客在选购商品时, 已经把服务视为与产品质量、价格同等重要的因素。
为了全面提高服务质量, 满足顾客需求, 海尔在销售过程中推出了国际星级服务模式。星级服务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售前服务, 即实实在在地介绍产品的特性和功能, 通过不厌其烦地讲解和演示, 为顾客答疑解惑, 如海尔的产品究竟好在何处, 如何安全操作, 用户享有哪些权利等, 尽量使顾客心中有数, 以便在购买中与别的产品比较选择;二是售中服务, 即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无搬动服务”, 向购买海尔产品的用户提供送货上门、安装到位、现场调试、月内回访等服务;三是售后服务, 即通过网络等先进手段与用户保持联系, 出现问题30秒内便可在网络中提供出所要找的用户使用产品情况, 以百分之百的热情来弥补生产中可能存在的万分之一的失误。
3、维修环节的服务营销。
用户是衣食父母, 海尔人在服务中坚持“用户永远是对的”。当你走进海尔的售后服务中心,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如果你满意, 请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如果你不满意, 请你告诉总经理”, 而海尔总经理的回答又是“用户永远是对的。”
众所周知, 再好的产品也会有出问题的时候。关键是在出现问题后, 企业对它的态度。海尔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究团队, 不仅搞新产品的开发, 还要解决在顾客使用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海尔制定了一系列维修服务标准。而且对上门维修人员提出了统一的细节上的服务要求。例如, 上门服务要自备鞋套, 自带水喝;维修要专业、及时;不接受客户额外物质答谢等, 这更加树立了海尔在顾客心中的企业形象。
4、信息环节的服务营销。
很多企业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 但关键是看谁能创造并利用好手中的信息资源。为了进一步提高顾客需求的响应速度, 为顾客提供随叫随到的服务, 海尔客服系统实现了与全国五千多家专业服务商的联网, 电话中心接到信息后, 利用自动派工系统在五分钟之内便可将信息同步传递到离顾客最近的专业服务商, 他们根据顾客需求提供及时服务。
对每一位海尔顾客, 在购买产品或提出服务请求后, 海尔客服中心均会代表海尔集团对顾客反馈的信息通过客服系统传递到相关部门进行一票到底的处理, 对处理结果客户是否满意, 也将由客服中心通过回访方式对信息进行反馈以确保顾客满意。
二、我国企业服务营销存在的问题
1、服务观念落后, 营销理念不明。
当前我国企业有了一定的服务营销理念, 但在企业的经营运作过程中, 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并取得成效的比率却不高。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买方市场上, 企业开拓市场、把握市场的能力远远落后于形势所需。现代营销观认为, 企业营销的出发点是消费者而不是企业本身, 重点是消费者所需要的服务而不是企业所能提供的服务。但目前大多数企业还是以自己为中心, 而不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
2、提供的服务存在趋同性。
服务的趋同性是指没有对服务市场进行细分, 对各类消费者群体只提供一种服务。随着消费者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 不同的消费者之间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有的消费者希望能获得高档的、全面的整体性服务, 有的则希望获得低价的优惠服务。那么, 企业就必须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细分市场提供服务。
3、服务品牌意识不强。
品牌是一个涵义很广泛的概念, 品牌策略是整个产品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服务品牌的目的是使自己的服务有别于其他竞争者, 它确立的是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目前我国企业的经营者商标意识、市场竞争意识还不够强。经营者忽视商标的作用, 对服务上使用的商标不及时注册, 到需要保护时才想到注册。商标意识不强的另一表现是, 某些经营者只满足于做其他品牌的加盟店, 不创自己的品牌。而这样做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最终容易导致失败。因此, 创造品牌是开拓市场的必经途径, 企业应该重视树立和发展服务品牌。
4、服务人员素质较低。
中国市场服务工作人员素质很多没有达到要求, 对服务工作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服务人员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层面, 认为服务人员只要热情就能干好, 正是这种偏见, 大大降低了服务的质量。有些服务人员, 不了解顾客的心理, 过分的热情反而引起了顾客的反感。有的企业认为培训服务人员, 纯粹是浪费精力、财力、得不偿失。所以, 多数服务人员未经培训就上岗, 更谈不上工作中的培训。由于服务人员在企业中的作用没有真正确立, 这就大大影响了企业服务质量的提高与企业服务营销的发展。
三、海尔服务营销的启示
1、树立正确的服务营销观念。
在传统营销方式下, 消费者购买了产品意味着买卖交易的完成, 虽然它也有产品的售后服务, 但那只是一种解决产品售后维修的职能。海尔的服务营销给我们的启发是, 消费者购买了产品仅仅意味着销售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企业关心的不仅是产品的成功售出, 更注重消费者在享受企业通过产品所提供的服务的全过程感受。
2、提供差异化服务。
差异化服务是海尔赢得顾客的制胜法宝。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 每个企业都应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以他们为出发点, 为其提供一些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服务, 以差异取胜。如保证企业的服务方便快捷、环境舒适幽雅、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好, 或者从核心服务上寻求差异性。
3、打造服务品牌。
未来服务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服务品牌的竞争。服务的无形性使得服务的品牌更加重要。品牌是无形的服务有形化, 是吸引消费者重复购买服务产品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入世”后, 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 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迅速确立自己的优势, 抢先打造自身品牌, 以应付日益白热化的竞争。海尔在打造自己服务品牌方面的经验就十分值得借鉴。
4、加强服务人员培训。
服务是通过服务人员与顾客的交往来实现的, 服务人员的行为对企业的服务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在面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 一些企业服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服务质量与飞速发展的商业形势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 这无疑会影响企业的长久发展。因此, 建设一支优秀的服务人员队伍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海尔就非常注重对员工的培训, 尤其是服务人员的技能培训。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 来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四、结束语
海尔的服务营销在国内起步较早, 体系相对完善。国内的企业应该从海尔的服务营销中吸取经验, 结合企业的特性, 建立起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服务营销模式。相信在成功经验的指导下, 企业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 其服务营销将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要:服务营销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文章分析了海尔的服务营销举措, 针对我国企业在服务营销方面存在的常见问题,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海尔,服务营销,启示
参考文献
[1]营销资料传播网.服务营销——海尔家电开辟营销的新领域, 2007.3.
[2]钱瑞群.服务营销刍议[J].经济师, 2007.3.
7.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篇七
摘要: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儒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在当时主导了一个反儒的潮流,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本文从马克思历史人文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解读。以期来正确认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对其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思考:正确认识陈独秀所言“孔子之道”和现代化的不适应问题。在古代,儒家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现代社会中融入这种封建社会的价值理念,应如何取舍。在唯物质利益这种价值观充斥的现代社会中,在系统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世界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儒家文化;现代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14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校级课题“通识教育背景下新建校区校园文化建设研究”(12HSZ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立波(1987-),男,福建泉州人,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Chen Duxius Confuciuss Way and the Modern Life
——Marxis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it
LU LI-bo1,LIU Jin-hua2
(1.School of Tourism Stud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2.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was brought onto the cusp, when Chen Duxius Confuciuss Way and the Modern Life led a trend of anti-Confucianism and conducted an overall critique of Confucian culture. 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history and humanism so as to have a correct knowledge of it, which will help us meditate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incompatibleness of Confuciuss with the modern life. In ancient times, Confucianism independently undertook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he Chinese peoples moral consciousness. How to integrate this feudalist value into modern society is of great worth to remolding the moral world of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reflections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filled with the value of materialism.
Key words:Confuciuss way and the modern life culture; Confucian culture; modernization; reflection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思想变革,它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严厉打击和批判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儒家文化,对于推动五四运动,加快“民主”和“科学”在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文化运动由于对儒家文化的严厉批评,也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儒家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些社会礼仪。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概念,宣扬了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民主和科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以他为代表,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全盘而彻底的否定,《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无疑是陈独秀全面反儒学的一面旗帜。
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写作历史背景
为了探寻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志士仁人先后经历了由器物、制度到思想的探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器物和政治制度启蒙后的文化启蒙运动。革命派在封建帝制瓦解的废墟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宣告了民族主义的胜利。但相继又进入军阀混战,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他放弃了共和主义的信仰,尊孔复古。共和梦被打碎,一大批思想上受过西方民主文化震撼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器物改革和政治革命都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作为新文化运动骄子《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新青年》是一场场中西文化无声战争的阵地,在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文化的同时,对两千年的儒家文化进行了近乎全盘的否定。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以他理解的西方“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对以孔子之道代表的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孔子之道和“民主”、“科学”是不相容的,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进步的现代社会,封建体制下的封建文化与现代生活是完全不相容的。
袁世凯复辟,尊孔复古,在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等,康有为一直以来作为变法改革的领军人物,这次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潮流,《新青年》下的很多自由知识精英发表文章抨击这种愚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反儒作品。
二、《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是当时的反儒大军的主将之一,其言论在当时也“风靡一时”,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在论及“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遵从之价值是也。”[2]140“依据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进化的观念,从经济、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和学术等多方面分析孔子思想同现代社会和生活的不适应性,因此非但不能以孔子之道律今,而且必须告别方可。”[2]139
(一)伦理道德:批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是陈独秀早期的文章,他认为不能把孔子之道和儒家文化传统分开,和当时复辟派所谓孔子之道是好的一样,只是与经由后期的改造变坏的观点相悖。
何谓孔子之道?有学者认为是所有孔子的学说论点,包括经济、政治、道德、教育等;有学者认为包括“人道”、“天道”、“仁道”;还有学者认为是以“仁”和“礼”为主要内容的人本、人文思想;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就是“封建时候的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于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士大夫。”[2]144其实质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支架架构起来的尊君、忠君的封建社会的奴隶道德。通过提升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即“修身”,由家到国,达到“治国、平天下”,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效忠于君主。这样的孔子之道和民主社会注重人人平等是相违背的。
陈独秀批判这种封建伦理道德中人的“工具”性。“夫为妻纲”,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儒家文化有言“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女不言外”等教条。妻子嫁入夫家是没有一点独立地位的。于夫:“夫死不嫁”;于公婆:“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于舅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为子纲”:子是父的附属品,其婚姻大事和前途问题必须听从于父母之言,否则则视为不孝。“君为臣纲”:臣是君的附属品,由家庭的“孝”提升到对君的“忠”。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谚。他揭露批判了这些服务于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奴隶道德,认为它和现代西方社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可以参加工作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等等民主制度、自由平等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陈独秀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是对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的论证,论证的层面不仅包括伦理道德,也包括政治。主要是说明儒学伦理道德不利于个人人格的独立,它扼杀个人的能动性。他所期望的新青年的形象是不依赖于父母,自食其力,有独立人格的。所以在培养人才方面,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强调四大主义:“现实主义”、“民主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其中“民主主义”重在培养民众的民主政治觉悟,培养独立人格。
(二) 政治观点:关于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
陈独秀对康有为上书总统、总理请将孔教定为国教的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宗教是出世的,而孔子之道“则于人伦日用、举动云为、家国天下,皆有得有礼,可持可循,故孔子之教,乃为人之道。”[2]141重在“人事”。除此之外,陈独秀认为伦理道德应该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而宗教其根本是“不易随世间差别相而变迁”。
在随后一篇《再论孔教问题》中,陈独秀继续论述不应该把孔教定为国教,“今之反对国教者,无不持约法中信教自由之条文。”[2]182认为将孔教定为国教也是违背信仰自由的。同时,“政教合一”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三) 学术观点:社会进化论。
“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若夫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2]140十九世纪末,秦纳、勃兰兑斯等文化历史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要素。陈独秀认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相对应的也有属于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孔子之道生长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是建筑于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是立足于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的文化。其本质上,陈独秀认为它是封建时代的奴隶道德。陈独秀看来,不论是物质和精神都在不断进化之中,道德又岂能除外?孔子之道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2]145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规范资本主义社会是万万不可的。在他所追求的西方民主共和制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孔子之道也好,更大范围的儒家文化也好,都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再符合民主共和的趋势。
4. 经济的观点。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而在孔子之道的纲常名教的压迫下,“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人格之个人独立极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2]142还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在伦理、经济两方面,个人都是独立的,又以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为根本。在此观点上,陈独秀对孔子之道继续加以揭露和批判。
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历史反思
(一)对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评价
“任何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的产生 ,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我们考察和评价某一社会思潮的是非功过 ,不能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3]75《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写作背景在前边我们已经陈述的很清楚,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陈独秀的反儒学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的要求,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举措,对当时人民觉得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也正是基于政治需要的立场对儒学进行了全面批判,其中也隐藏着不少缺点。
1.批判的政治功利性。
陈独秀反孔在当时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全面认识孔子之道。起码在这篇文章中体现的都是些全面批判。他认为孔子之道和西方共和社会中的民主是完全相违背的,忽视了孔子中民本思想。其实,尊孔学派中的陈焕章认为孔子思想不仅与共和的原则相和,而且正足以在共和的原则下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
2.思想局限性。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动荡的历史,在西方枪炮冲击下,国人先是在器物上变革,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了这一变革的失败;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最后也以袁世凯复辟帝制宣告失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文化战争”,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猛烈抨击儒家文化,拿西方的民主和共和、宪法完全对应于儒家文化,用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批判康有为把孔教定位国教的观点,而不是客观全面的分析,没有做到特殊情况特殊分析,结果肯定是“全盘皆毁”。
3.思想错位。
“孔子之道”是在“养育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以及与中世纪的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和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4]83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上层建筑”,它既是一种伦理道德,也是一种政治制度。
陈独秀虽然认识到中国从封建走过近代和现代的趋势,但是他所谓的“现代生活”是完全西方化的,欧化的民主共和政治,是完全移植过来没有实践过的一种理想生活,更多的是倾向于政治层面,换句话说,是“上层建筑”。
两种“上层建筑”怎么也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孤立的把两种文化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抽出来探讨适不适应的问题,只会扭曲它们。
认识任何一种事物、现象、人都应该用全面客观的眼光在审视。认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是这样,认识陈独秀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述的反儒观点而否定他在历史上的意义,更所谓,这篇文章是在前期的一时之言,随着以后认识的不断加深,他对孔子之道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这包括:在社会进化论之后,在“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他认为,孔子之道并不全是反面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只要是能解决社会问题,它就是有用的;关于学术的观点,改变了前期的变迁论,认为国内国外,求实的就是真理;认识到孔子之道和后儒的区别上,更好的把握孔子思想的实质;认识到孔子所倡导的一些传统美德有可取之处等。
(二)走在现代生活的路上
陈独秀生活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交界处,由开始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到逐渐认识到它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今天我们以在现代社会中真实生活过的体验者和改造者的立场,想“孔子之道”中那些所谓的仁、义、忠、信等道德观念在现在一个“唯物主义”(“物”是物质利益)的时代是急需的。
中国在封建社会里沉睡了将近两千年,中国以其惯有的“以内向外辐射”文化传播方式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封闭性的交流,落后西方近百年。即使在近代,国人仍然没有走出儒家文化的困境,直到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猛烈抨击。思想启蒙,五四运动铺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嬗变。但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内忧外患。“在强大的亡国灭种压力下,领导中国现代化的不是那些最具现代目光的人,而是充满民族意识的人,这就极大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重建。”[5]16 “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态度阻碍了政治精英转向改革事业。”[6]166在中国,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举起了现代化的旗帜。例如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向欧美学习,向苏联学习,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化。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对孔子之道的态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比新文化运动更彻底的批判,不仅仅是在知识分子界,已经深入到广大民众,也就是这一个革命,几乎割断了儒家文化的传承。西方文化滚滚而入,我们不时仰视外来文化,短暂的快餐似的文化充斥了社会各个层面。我们不时疑惑:老祖宗留下的伟大遗产在一代代人身上还有多少?前几天看见一篇文章,是说韩国人一般会让孩子接受一种称为“乡学”的教育,主要是学习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本是我们祖宗的东西,我们狠狠批判过的东西,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别的国家在学习,而我们自己尚没有意识。这是很可悲的。今天,特别是经济高度发展,物质资源日益富足,人们往往更多的感觉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匮乏。正所谓“择其善而明用之”,充实我们的精神不仅仅需要现代化的意识,历史积淀中找到民族的根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民族只有精神上的根,才不会在激烈的风雨下打垮。
1. 继承优良传统,培养社会责任感。
一个国家的强盛不论是说在知识,还是在教育,其实最主要的是“人”。国民的优秀才能造就一个国家的伟大和成功。如今,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不良浪潮席卷中国,不论是成年人,就是小孩子对钱的“刮目相看”也常常令我们吃惊,长此以往,不知道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何以在世界舞台上走下去。
孔子由亲亲而言仁,由尊尊而言义,恢复周礼。以其为根基,“孔子之道”延续五千年,五千年绵延不绝,到了21世纪仍然具有深远的现代价值。以“仁”为核心的孔子之道,以孔子之道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其内在的就包含了“和谐”的理念。虽然说“仁义礼智信”在风见识到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价值,现代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美德观念日益淡化。以至传统道德沦丧,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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