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精选11篇)
1.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篇一
问题:什么是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什么意思?
组织结构(organizational structure)是指,对于工作任务如何进行分工、分组和协调合作,以奥帝康公司为例,它以前的组织结构是:员工在各自的部门中从事狭窄的专,门工作,要接受部门经理的直接领导,
现在他们对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以团队为基础的结构,废除了职能部门和部门管理人员。管理者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时,必须考虑6个关键因素:工作专门化、部门化、命令链、控制跨度、集权与分权、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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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篇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改革提出
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他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6年1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他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改革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改革实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改革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从生产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3.什么是生成学术能力的教学结构 篇三
关键词:原著为主;先难后获;多重引导;师生交流的契机:异质中的丰富性
像“哲学概论”这样的基础课,是哲学系本科生初进校时必修的第一门课,直接造就学生对于哲学的第一印象,并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学习的方法和治学风格。当然,修这门课的还有修双学位的同学、元培项目的同学等。我以前也在全校的通选课中讲过这门课,此外,留学美国期间,我在两所大学中做过五年的助教,多次做这门课(英文叫“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是哲学系必修课,全校的限制性选修课)的助教,自己也用英文讲过一次(那次以“Knowledge and Reality”为课名)。所以对美国大学中这门课的教法也有所了解,尽管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先解释一下题目中的两个词“学术能力”、“教学结构”的具体含义。
“学术能力”指学生经过教学培养出的自学能力和在未来主动做研究的能力。孔子教学生,要求他们“举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论语》7.8),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老师教的不仅是或主要不是一般的知识和干巴巴的原理,或更糟,只是一些印象,而是那种能不断生出新知识来的元知(原知),或“能造出无数把锤子的那第一把锤子”(斯宾诺莎)。
“教学结构”指教学中的各种方法、安排和努力,相互呼应,以似相反而实相成的方式,造就出一个能激发学生的学术能力的动态生成模式。只靠其中的一种方法或几种相互不内在呼应的方法,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比如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和准确的基础知识依靠某种教学途径训练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又须通过某种教学安排;传授他们某些研究方法要诉诸某些讲解而要引起他们对于所学学科的强烈兴趣,乃至引发出独立研究的能力和创新力则属于教学中的另一个维度;等等。只有将这些方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才能产生最大的教学效果。
那么,如何造就这个教学结构呢?我尝试着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加以阐述。
一、突破学生的预期,让他们“知其难”
北大的本科生是全国挑来的,有这么几个特点:智力普遍较高,应付考试有招,对我们哲学的“成见”不少。后一点指的是他们高中学了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觉得哲学不过是这样的一些概念、规律,而这些事先形成的看法,与我们哲学系乃至国外哲学系(一部分学生未来可能出国留学,或在未来的研究中与国际哲学界打交道)的总体教学内容、使用的术语和研究的问题,都不很接轨。而智力高、会考试,搞不好也有负作用,比如体会不到那种真诚的、“冒泡蒸腾”的学习过程,而限于玩弄小聪明和应付考试,所以,“哲学概论”这门大学的入门课,就必须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打破学生那些习惯性的招数和思维定式,消除成见,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学术感受。这是指:(1)让他们感受到哲学思想的活生生的魅力,即直接动人、搔到痒处的启发力(在达到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艰深处时,还能说出些切中要害的东西)。(2)展示出哲学的深邃、丰富,使他们直观到哲学是既探不到实底而又可能让人得到真理的探讨过程。(3)开始明了进行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正道之所在,起码知道方向在哪边。
为了达到这种教学效果,我认为这门课不能依靠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也就是教师本人或其他某位学者写的《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它们实际上表达的是教师或某学者对于“什么是哲学?”“如何研究哲学?”……的看法,往往限于概念的厘定,问题和不同观点的介绍,学生们会比较快地就熟悉它的路数,于是又将自己的学习纳入习惯的轨道了。而且,这种概论与后面三年半的学习(比如学习“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没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我采用的办法是,用现象学(这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特点是不离现象地寻求本质和真理)的一句话讲就是,“朝向事情本身!”在这件事上,“事情本身”就是历史上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文本,它们是我们学习哲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我们对人生与世界根本问题的原发思考,是这门课力争要与之接通的,但它无法直接体现为有形的教学安排。
所以,这门课的必用教材就是古今中外哲学原著的选辑,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我自己选择编辑的《“哲学概论”课教学资料》上下册,另一本是我们教研室以前出版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其中包括西方的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原著选辑、古印度哲学的原著选和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初文献的选辑。所选材料要比课堂上直接讲授的内容多些,以便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和未来学习的依托,也为不同学期中教学内容的改变留下余地。
我在教学中一再对学生们强调要以读原著为主,整个讲课也都基于原著。这种强调“直接理解原著”的倾向还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判分标准中。事先就告诉学生,希望他们能将自己的一切成见放到一边(做一个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或“预设被悬置”),直接在阅读中与多个伟大的哲学心灵对话,寻找解决终极问题(真正的哲学所处理的那种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我在讲课中,就必须达到这些哲学原著所开启的哲理深度,说明其中问题的难点所在,展示不同传统和方法的思考特征。所以,有时就会出现一些讲授上的不经意的跳跃。
这样,学生们在一开始往往一方面会感到新奇,被原发的哲学问题和历史上相关的卓越探讨(如古希腊哲学的犀利,古代印度哲理的崇高奥渺,古代中国哲学的生动微妙;而且它们都是如此原创、清新,思想的阳光在其中灿烂闪耀)所吸引(毕竟是北大的本科生!不然我也不知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又会感到台阶高、难度大。因为原著的风格极其不同,时代造就的用语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也很大,学生在它们面前会生出“高山仰止”的敬畏,当然也会叫苦不迭。教这门课开学的头几周,总是面临这样的局面和一大堆问题,而这恰恰是这门课所需要的!王义道教授谈教学经验的讲座中提到,这种让学生“先难而后获”(《论语》6.22)式的教学有长久的效应(比如黄子卿教授的教学效果)。对此我深有感触,并完全赞成。面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不能只提供给他们以“人工化”、“城市地图化”了的学习格局,而要用“真货”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孙子·形篇》:“胜兵
若以镒[大容量]称铢[小容量],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指挥士卒作战,这里也可暗指教授学生]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孙子·九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把他们带入真实的野地,甚至是原始森林、横断山脉,其中有断崖、裂谷、激流、野兽和各种危险。不突破学生那些从小学开始逐渐养成的“习惯性的学习自我”,逼他们对一个深奧巨大的而又是精彩迭出的陌生学术世界敞开年轻的心灵,就不会产生出或振荡出纯真、新鲜和充满边缘感的学习经历,开凿出那能够不断涌流的自学源头。我相信,我们的学生特别需要激发,而不是规范指导。
二、提供攀缘的绳索——让学生知难而进
就我所知,中美大学中还极少有这样以读解原著为主的哲学概论课,原因可能各种各样,但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怕学生们跟不上,以至败了学习哲学的胃口。的确,如果学生对老师上课时讲的完全不知所云,下课看教材和写论文时又一筹莫展,那就意味着教学的失败。
我采取了几个措施来应对“原著为主的教学法”的困难,使学生们能知难而进,而不是被难度压垮。
(1)一开学就发给学生们详细的《教学大纲》,有7、8页之多,里边除了基本信息、课程简介、课程的组织及评分方式、教材、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更多的原著和哲学史方面的优秀论著)之外,主要部分是“教学安排”,将每一次课的内容、阅读材料的出处和思考题一一列出。要求学生课前结合思考题阅读原著,课后再根据听课和笔记来阅读,以寻找问题的答案。
全课由六大问题(比如“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什么是终极实在?一什么是真知识?一什么是美和美的体验?”“什么是最合理的政治形态?”“什么是最好的人生?”等)组成,每个里边又有多个小问题,每个问题都有相应的原著材料。这就好像为学生提供了在哲学原著的山野中攀缘的绳索和某种路标,学生只要努力,就有劲儿可使,有方向可寻。但它们毕竟不是完全现成的答案,而只是必要的指南。力气小些的同学花够了时间精力,凭它们可以通过急流险滩,力大的则可以通过它们再去阅读更多的原著或优秀论著。这各种情况也都能反映在学生的论文上。
(2)选用的原著有阶梯可循。选用的是已经出版的、有学术信誉的版本,涉及到中国古代原著时,特别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选编的带有注释和白话文翻译的本子,以减少学生的阅读困难,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因为是译本或现代文,反倒容易读些。
(3)提供师生交流的多重渠道。我很理解一名高中生刚入大学、面对这么一门要和他们作难的课时的感受——紧张、新奇而又可能有焦虑、着急。所以必须有师生在课下的有效交流沟通的渠道,让他们有问题或困惑时,一定能找到老师或助教来询问、商量。
我在美国做助教,每周有两次的答疑时间(OfficeHours),教授也是这样,我们这里可能由于办公室条件有限,学校对此无要求。我后来发现,用其他方式也完全可以弥补上,效果还可能超出。一是安排少量的公开答疑,尤其是在发回两篇论文之后和期末考试之前。二是除了在课堂上允许、鼓励提问之外,还在课间、课后回答学生的问题,因为这是极佳的对话时机,
(4)设立网上的课程信箱,还有公布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它们问我问题,也可以自己在信箱中相互讨论学习这门课的体会。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不少学生来信的询问,而且每一封有关本课教学内容的问答通信,都放到课程信箱中,所有同学都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我感到这种交流的必要和真实效果。有时我们的讨论甚至超出了课的对象化内容,使教学过程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毛边”。它们对于我也有益。这些出自“哲学原野”的问题,把我从专业化、技术化的细节中又拉回到“天真”的哲学感受中,促使我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有时甚至又得到星空下深思的乐趣。
(5)通过评判学生论文,与他们有更学术化的交流。这一点下面还会谈。
以上这些措施,我希望在保持这门课的原本、真实和难度的前提下,保证它的总体可行性。这些年教下来,从学生最后的成绩和反映(包括学校组织的学生评估)看,这个希望没有落空,尽管肯定还有可改进之处。
三、让成绩考核发挥最大效益——建立学习意识中的学术范式
我在北大读的是七七级本科,后来到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在那边一直为本科生教学做助教,回来后又为国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并自己带学生。从这些经验中,我感到国内的大学对学生的考核力度(特别是研究生阶段)不如美国的大学强。这有各种原因,这里不能多谈,但我认为,出于对于学生一生的负责任的态度,必须让成绩考核发挥尽量大的效益。
这并不意味着不考虑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一味加大淘汰力度,而是指要充分利用考核制造出的师生强度交流的效应,来提升学生的学术意识,使得前两项的努力落到实处。所以它是我心目中的“教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北大素来以思想自由、名师璀璨闻名中华,我上北大本科时也对此深有体会,但如果缺了这一环或这一块板子,整个桶里的实际水平就上不去。
这门课对学生有至少三个考核:写两篇论文,并参加期末考试。实际上有四个可能,因为写第一篇论文与做课堂试讲(presentation)可以互换、并行。
每篇论文都事前发给学生详细的要求和说明,让他们明了论文的形式的、选题范围的和谋篇布局的基本要求和要领。对于每一篇论文,我和助教会认真批改(我告诉助教:你在他们论文上批的每一个字,可能都是你这一生所写文字中,被最热心地阅读、揣摩,并最有效果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助教和我为一篇论文写的评语,几乎与论文的篇幅相当了),好的地方不吝赞语,可改进处也一定指出,并相机给一些总体性的写作指导。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和时机,也就是学生倾注了许多努力、关注和期待的滚烫之处(孔夫子讲的“愤”、“悱”之处,见《论语》7.8)来指导他或她,才最有效。这时你心目中“什么是一篇出色的(或偏失的)学术论文?”“如何写好学术论文?”的观念和经验,才能有效地传递给学生,这时他或她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感受到你的公正,和你对他们的关爱。
而且,每次发还论文时,会在课上作些点评,指出广泛存在的问题,然后宣布在课程信箱中展示几篇比较优秀的、有代表性的论文,现在展示的已经是扫描件了,可以看到评语。这种良性的横向比较(相比于老师的纵向指导),对于建构他们的学术意识也有比较强的效应。
总之,要让学生们尽量鲜明、有对比直感地意识到,什么是一篇会得“优”的论文,什么是好的学术工作,什么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这样他们才会在未来的长期学习中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追求它、深化它。如果一开始就达不到这种意识,以为好的学术只是(像名师那样)讲得精彩,或能够应对考试,或以为混一
混也能通过,那对他们的耽误就是巨大的,我从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中深知,能写出优秀的学术论文,既是基本功,又是最重要的学术能力之一。对于文科来讲尤其如此。
四、提高课程的内在丰富性、深刻性和边际效应
不管怎么说,老师在课堂上的讲授质量和精彩都是很重要的。它是龙头,只有它能抬起来,精光四射,才能带动其他一切进入“飞龙在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周易》)的状态,让学生们感受到哲学或学术的内在意境和价值,要达到它,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教师的学术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与整个课的设计有关,这主要指要让课的内容有质的丰富性,从而产生“和而不同”的边际效应和整体效应。所谓“边际效应”,是指将异质的、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差异变成了可资利用的势态和动能。
具体到这门课,我撇开了在哲学概论课中普遍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做法,也就是以西方哲学、特别是传统西方哲学为搞哲学的基本模式的做法,强调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哲学传统的各自独特身份,即它们相互的异质性或“他者”性,以及建立在这种深刻差异之上的平等身份之间的对比与对话。出于我的知识背景,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我选择了西方、古印度和古中国这三大哲学传统,以及有关的原始著作,每一大传统中又有不同的传统或流派,比如西方内部又有不同流派,还有传统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区别,通过这些不同的角度,着力阐发它们在六大问题上的最有影响的思路及其相互关系。
我发现,这样一个格局很有利于展示哲学的特点,也就是那样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又不同于宗教和文学艺术的思想努力,它要去解答终极问题或边缘问题。要真切理解这样一种学术的特性,就要求学习过程中的质的丰富性或某种不连续性、断裂性,也就是意识到不同倾向的哲理传统各有长处,在处理边缘问题时,谁也不能独霸真理,但又总有终极意义上的真理可言,不止是相对主义。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异质冲突和对话的文化环境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既有强大的西方文化、科技、艺术、哲学,又有中国的因素,比如中文、包括少许古汉语,某些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的接触,还通过佛教等渠道而得到了一些印度元素。所以,一个纯西方化的或方法上西方化的哲学概论其实不能充分地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也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历程和学术成就。
所以,一门有后劲的哲学概论课应该能够呼应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逼出的形势,也就是异质文化越来越频繁交往乃至冲突的局面,让内涵不同的哲学传统相互争鸣,并尽量在它们的相互激荡中感受到、表现出那种最为原本哲学所珍视的边缘思考能力,也就是在道路还不明确、似有又无、真假难辨之时之处,摸索和开出新路的能力。
从教学中我认识到,这种冰与火的交会,可能引出许多困惑,比如习惯于西方科学乃至哲学思路的同学(尤其是理科同学),会一再跑来抱怨中国、印度古代哲学的含混、飘忽,难于概念化,缺少明确性,怀疑它们怎么能算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挑战性的、但又能借机深化学生的哲学意识的问题)。我的应对方式,不是去努力用西方哲学的传统方式将中国的《易经》《老庄》、孔子,乃至印度的奥义书传统与佛教哲理加以范畴化、概念化和逻辑发展化,而是依托原著,尽量展现中国、印度古哲的原初特点,并以能被直观理解的方式向学生表明,为什么它们也是合乎理性的,尽管主要不是范畴化、逻辑化、实证科学化的理性,却有它独到的思想效力。只有通过应对这种真实的思想冲突和挑战,才可能从整体上提高讲课的境界,而学生们,尤其是这些聪明的、将会逐渐成熟的华夏学子,才会感到这门课不白学,里边有真东西,为他们在这么一个复杂多变、文明摩荡的世界中的思想探索提供了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起点。
五、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什么是能够生成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教学结构”的几点体会。它的要点是:以教学内容或材料的原真性、内在丰富性来形成难度、高度,突破学生的习惯思维方式和表面上的可接受程度,把他们“还原”。同时以这高难度中展现的学术魅力,吸引学生。还要以多种手段来帮助他们涉水度难,激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来克服困难,入深山探宝藏,得到终身难忘的学习和思想经历。此外,要以多重考核来训练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逼他们去跳龙门,让他们在大学学习的一开头就真切认识到学术工作的优劣之别,将深刻的听课体验和思考体验落实为“有形的”能力形成,并在有些同学那里产生攀登学术高峰的志向与冲动。
总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美国学生的差异是中国学生训练严格,美国学生摸索和创新的能力强。我希望并相信,这两者以一定的方式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本文所讲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意向,或朝这方面的一种摸索。
4.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依次是什么 篇四
1、细胞: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也是最基本的生命系统。
2、组织:由形态相似、结构和功能相同的一群细胞和细胞间质联合在一起构成的。
3、器官:不同的组织按照一定的次序结合在一起。
4、系统:指彼此间互相作用、互相依赖的.组分有规律地结合而形成的整体。
5、个体:由不同的器官或系统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复杂的生命活动的生物。
6、种群: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
7、群落: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所有的种群组成一个群落。
8、生态系统:可以体现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整体。
5.欧盟是什么组织 篇五
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欧盟的条约经过多次修订,运作方式依照《里斯本条约》。政治上所有成员国均为民主国家(《经济学人》民主状态调查),经济上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为八国集团成员),军事上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
6.学习型组织到底是什么 篇六
知识不一定是书本上来的,知识同技能比较,技能比知识更重要。
团队学习不是每星期听一次报告,读报,写心得,而是要通过反思、沟通,提高团结合作、配合的能力。
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人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就得进学校,那时的主角是老师。由于过去我们只讲知识不讲能力,所以许多人一到企业后就合不上拍,理念和实践完全脱节,所以企业就得办个学习班来解决能力问题。这是为了弥补教育阶段的不足。
很多企业开展了多种培训,这些培训是对我们教育制度提出的一个很大的质疑和反思。现在我们讲的学习型组织有点不同,它要解决的是前人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只能凭借别人的经验,自己做出判断。
国有企业现在的机制怎么改?学习型组织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你把这些问题拿来请教国际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大师们,问他们我们到底该如何办?他们会非常谦虚地说:我不是来推广学习型组织的,因为中国的学习型组织只有你们自己能创建出来,没有人帮助你们,只有你们自己创建。我是同大家来分享的。分享的是什么?是我所知道的那些经验。
所以我们在创建学习型组织过程中,有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思维方法、学习方法得有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自己,我们团队,都是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主角,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反思不断地走出我们新路的人。所以学习型组织最重要的就两个字:创造。
学习型组织同过去学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主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的学习不是从外边到里边的,而是从里边到外边的,我们尊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价值观的塑造。没有人告诉你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只告诉你应该怎样思考起来,才合乎世界发展潮流。学习型组织的学习是帮助我们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所以说,学习型组织的路是靠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学习型组织的方法是靠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就同小平同志说的改革开放的路一样,要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思想,都抱着中国古典教育的认识,会认为我们是被告知的人,有人会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有什么特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而且,会认为是又来了一次新运动,来了一句新口号,来了一次新过场,来了一次新评选……完了什么东西都留不下。这就是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我们现在不用再走这个路了。
学习型组织是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
学习型组织强调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量
学习型组织是怎么学习的?学习型组织创建者彼得·圣吉先生说:我不是来推动什么的,我也不是专家。学习型组织所有人都是学习者,所有人又都是老师。
一个人从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到有知识、有技能,再到有创造力,都有层次。知识不一定是书本上来的,知识同技能比较,技能比知识更重要。有些人实在没看过多少书,但有很多技能,虽然没进过学校,但学习能力很强,进学校学知识,不是惟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员工和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有品德、有学习力和有创造力的人。
修炼,就是解决组织的学习能力问题的,学历高同学习能力不一定成正比,企业家协会调查,在改革中为国家创造利税的,大部分企业家没有多少是高学历的。学历低的在实践中、反思中反而更容易向样板学习,因为没有思维模式的限制。
学习型组织的核心,就是学习能力的提高,学习型组织讲的是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量。
学习就是学加习
学习型组织讲的是能力。多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灌输的知识观念是,看有没有知识就考一下,但现在的知识每五年就更新一次,你原有的知识早已折旧,没有多少用。
所谓学习,就是学加习。学是输入的,习是获取能力的。古语“学而时习之”正是这个意思。
学习就是反思,如果要背东西,攒知识,直接拿u盘来,拷贝下来不就得了。
人都要有野心。中国用词比较丰实,好人是雄心勃勃,坏人是野心勃勃。外语只有一个词——对自己有期望。对自己有期望,才能学习。压力不等于动力。
俗语说“人过四十不学艺”,但是,我的许多学习都是在四十岁以后完成的,我是45岁下岗,48岁搞人事,50多岁学英语,58岁学会开车的。
团队为什么要学习?团队学习不是每星期听一次报告,读报,写心得,而是要通过反思、沟通,提高团结合作、配合的能力。提高团队的配合能力,不是方向一致、步调一致,不是培养方队,而是在变幻莫测的赛场上的应变能力。中国人个人技能不错,团体配合不行。足球讲究的就是团队的配合能力,目标就是进球,中国人就不行。但在强调个人技能的项目上,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总能拿冠军。
7.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篇七
总线形网络:是将所有电脑连接在一条线上,使用同轴电缆连接,就像一条线上栓着的几只蚂蚱,只适合使用在电脑不多的局域网上,因为电缆中的一段出了问题,其他电脑也无法接通,会导致整个网络瘫痪,
系统中要使用BNC接口网卡、BNC-T型接头、终结器和同轴细缆。
8.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篇八
《中外管理》:彼得·圣吉先生,您通过参加我们的会议,对于中国企业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
彼得·圣吉:我非常欣赏这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见到的都是积极将组织学习的理念付诸实践的人。和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中国可能有很多人读过《第五项修炼》这本书,但是仅靠读书是不可能真正学到东西的,关键要靠实践。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领导一直致力于将组织学习的理念、工具、原则用于实践之中,这是真正打动我的地方。
《中外管理》:您觉得中国企业建立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与美国企业有什么不同吗?您认为中国企业在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实践与变革中存在什么问题?
彼得·圣吉:建立学习型组织的过程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同的,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文化性的。我所说的“文化性”,指的是这个过程与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事方法总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不同国家,这个过程都是很不一样的。
让处于某种文化之外的人来对这种文化作一些概括和总结是危险的。我并不知道中国存在什么特有的问题,但是我听过别人的谈论。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人们不愿挑战权威,把向领导提出问题、与领导有不同意见视作对领导的不尊敬。当然做到这点在很多国家都不容易,但是在中国好像特别避讳质疑领导。这是不是中国存在的一个问题呢?
我还听到人们说起团队合作的困难,人与人之间抱有戒备, 或是不信任。他们不敢确定如果对别人完全诚实自己是否安全,他们害怕失去优势。我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遇到这样的事情:人们不会告诉别人太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现阶段的中国,协作的氛围恐怕不太充分。
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国的文化本身无关,可能更多地与中国最近50年来的历史有关。我不认为中国人是不爱社交的民族。事实上中国文化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组织学习就是要强调人与人的协作。
拒绝组织学习,是学历低的错?
《中外管理》:您总是以生态学的观念来看待公司,把公司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以人为本”。但是在有些地方,如中国西部,在劳动力素质较低、企业生存环境也不是很好的条件下,是否不适于使用“组织学习”的理念?
彼得·圣吉:世界各地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受过太多的教育反而造成了问题,因为人变得太聪明了(笑)。
我见到的第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在大约15年前,我第一次进行“对话”的项目培训时,在一个钢铁公司中发生的。当时我们的培训分为两个组,一组在管理者中进行,一组在炼钢工人中进行。管理者都拥有大学学历,其中不少人还有MBA学位;而工人都没有上过大学,有些人中学毕业,有些人甚至没有毕业。在6个月后,这两组人走到一起,进行交流和沟通。结果,每一个炼钢工人都比管理层对于“对话”有更深的理解!
其原因有几方面:一、“对话”是进行诚实的、开放的沟通,而这些工人在日常工作中就比管理层更加诚实和开放,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与人打交道,而管理层很多时候是在与数字打交道。二、他们的工作更接近实际生产,他们是钢铁的真正制造者。他们的工作有很高危险性,可能会把命搭上,所以他们所承担的风险、犯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对于他们来说更真实。而管理者呢,有人受伤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意味着保险事宜,他们会担心保险费率因此而提高。所以,炼钢工人常常对管理者抱怨这样一句话:“落到地上来!落到现实中来!”
你或许会说:系统思考是很高深的东西,很多人没有这种能力。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有很多关于儿童的调查都表明:儿童学习系统思考要比成人快很多,而且系统思考的能力与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学习好可能是因为儿童的逻辑分析能力很强,但系统思考不仅需要逻辑分析能力,还需要很强的感受能力和识别能力。
所以我不相信贫困的、教育程度低的地区的人民不适合组织学习。我认为真正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否真想去做。如果你对于你做的事没有真正的兴趣和信任,那么做这件事就没有意义。
集分权的尴尬,是规模的错?
《中外管理》:在中国的大企业集团中,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集权的结果往往是效率差,而分权又可能导致混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平衡集权与分权?
彼得·圣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如果你长期观察大企业集团,你会发现:他们往往是一个时期分权,一个时期集权,然后又分权,又集权……一般来讲,当企业发展很快的时候,企业倾向于分权;当企业增长下滑的时候,它们把权力收回来。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对于集中管理即公司管理者的根本功能,或者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让我们从知识的角度来思考。因为我们用技术能够制造产品和服务、进行研究和开发,但是在此之下的基础,是知识。我所说的知识,指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什么”。如果我们把创造和传播知识当作企业工作的基础,那么新的知识来自哪里呢?不是来自高层管理者,而是基层员工。因为新的知识来自于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顾客、拥有新创意的新员工。知识就是我们赖以创造价值的东西,那么企业的价值来自哪里?来自一线,来自设计、制造、配送产品的人,来自于与顾客直接接触的人。所以知识总是出自于更加基层的地方。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会有一些关于管理、关于战略和关于企划的新创意出自高层管理者,但这些不是知识,而只是些新创意、新想法。只有把这些东西用在工作中,付诸实践,这样才产生知识。
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都产生于基层,而且往往融在人们的行动中,成为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概念的提出者、著名数学家波利亚尼说过:“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来的多得多。”大多数人的知识都是隐性的。然而,隐性知识非常不易传播,只有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才能得到传播。我认为高层管理者的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工作,应该是不断创造和普及传播隐性知识的工具、方法和理论。所谓“组织研究”,就是不断理解企业内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去发展各种工具、方法和理论,来帮助整个企业学到最佳的实践。
因此我认为,真正应该集权的事情很少,其中就包括这种组织研究,去发展各种工具、方法和理论,为企业引进新的理念,将创新与企业的战略联系起来。
有一个人们不常问,但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是:组织层级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组织层级存在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时间视点——跨越不同的时间阶段来思考。基层人员考虑的时间视点相对来讲比较短期,如生产一个产品或服务一个顾客。即使是制造新产品,也只不过是几个月或最多几年时间。而高层管理者要考虑的是5年、10年、20年的事情,有的企业甚至是50年。
我们再回头思考知识。新知识是通过基层员工的不断实验和分享而产生的,有些知识在未来10年中非常重要,有些不那么重要。高层管理者的工作之一就是不断地认识哪些企业内部的知识或外部的理念,在未来10年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组织学习的确能够帮助解决关于集权与分权的迷惘,因为迷惘来自于对工作性质本身的不明确。如果高层管理者把自己的职责看作是管理基层员工的工作绩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大问题。
《中外管理》:您是不是不同意目标管理?
彼得·圣吉: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目标”。一种目标是说:“我们的利润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或“我们要成为行业内顶尖的公司”,这是非常广义的目标。但另一种目标是说:“我们所有部门的成本要降低10%”。这是发疯了!戴明常说:如果高层管理者为基层员工的生产运营或成本设定数字化的目标,这是高层管理者所能做的最糟的事!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流程是怎样的。他认为具体的目标应该由基层的人来设定,因为他们更加了解真正的流程以及如何能够改善流程来达到目标。很少有几个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丰田是其中之一。丰田没有集权的成本管理,企业高管无权设定成本目标,成本目标必须由基层来制定。这非同寻常,但这也是为什么丰田是世界上最好的生产企业之一的原因。因为对于企业不同的部门,可能这里能降低25%,而那里只能降低5%,现实条件不同,能力也不同。
如果你用时间视点来思考这个问题,同样会很有帮助。我们未来10年的目标是什么?未来5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管理者这样来思考目标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忽略社会责任,是生存压力的错?
《中外管理》: 您经常强调企业的“三重底线”,即企业的利润、环境责任和人本责任。但在现实中,如果我的企业遵循了这三重底线而我的对手没有做,我很可能被对方抢走了市场甚至无法生存。这在中国有很多的例子。当你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如何坚守“三重底线”?
彼得·圣吉:这还是与时间视点有关。在很多时候,你为了生存,需要达到一定的财务业绩或标准。这时,有一个完美的“三重底线”价值标准并不能帮助你把生意做得更好。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为了经营业绩,你就可以忽略自然资本和人本资本。如果你忽略了这些,你只可能取得短期的成功。从长期来看,你必须要吸引人才,要留住人才,而如果这个企业真能为社会和环境作贡献的话,这对于人才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三重底线“价值观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招聘和保留人才,最好的人愿意为这样的企业工作。而人才对于长期的财务表现来说又是最重要的。
其实很多公司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三重底线”,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经理人。
但是,你总是可以靠一些愚蠢的行为来提高短期的效益。比如:你可以对员工很苛刻,你可以用降低工资的办法来提高一时的收入。而员工一旦有别的出路,他决不会留在你这里。你可以在社会责任方面削减成本、节省开支,但长期来看就会有风险产生,这种风险又会成为你的成本。我一直认为好的管理者懂得如何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财务和非财务因素,优秀的企业都能够做到这种平衡。
《中外管理》: 学习型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模式,对吗?
9.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篇九
股权结构对公司的影响
( 一) 股权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股权结构规定了持股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持股股东获取回报的大小和比例,规定了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所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投资决策成功,持有股份越多的股东会得到更多的收益,而投资失败,小股东也将面临巨大损失。
( 二) 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决策行为的影响
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决策行为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股东持有的股份越多,该股东在投票表决时胜算就越大,对公司经营决策行为的影响力也越大。反之,股东持有的股份越少,在投票时几乎起不到作用,在股东大会中所处的地位也就越小。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会存在风险,如果通过的经营决策能够使公司渡过难关或者更加迎合市场需求,那么股东们所承担的风险越小; 如果通过的经营决策失败,那么公司可能陷入“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的局面,股东们也将面临巨大损失。
( 三) 股权结构对公司交易行为的影响
由于控股股东的持股优势,他们可能按照自己的倾向和爱好要求公司进行交易。例如,有些股东可能在其他公司任职,为了处理好关系或者为自己取得更好业绩,他们就要求公司与其任职的公司合作; 或者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掩饰公司亏损,虚构利润,出现财务舞弊行为。
( 四) 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越多,对公司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很可能对经营决策、投资策、财务等方面大权独揽,从而轻而易举地操纵会计信息。为了向市场和投资者发出良好的信号,控股股东会要求公司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披露甚至虚构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这些虚假的信息很可能误导投资者做出不恰当的投资选择。
( 五) 股权结构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10.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是个什么机构 篇十
答: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是英国一家提供全球移动卫星通信服务的公司。该公司拥有10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通过便携式或移动终端与地面站通信,为全球用户提供电话及数据服务。
该组织成立于1979年。当时,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计划利用卫星为船舶提供可靠的海上通信,以改善无线电短波通信受天气影响严重的情况。1976年,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了《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公约》和《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业务协定》,公约和协定于1979年正式生效,同时,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目前有98个成员国,中国是其创始成员国之一。
作为半官方国际组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政策及法律问题由缔约国商议决定,经营和财务问题则由缔约国指定的电信机构负责。自1985年开始,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服务范围逐步扩大到航空及陆上领域,打造出海陆空全能的通信系统,并为陆地运输、新闻采集、自然灾害、重大事故、抗震救灾现场提供临时应急通信服务。1999年,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经营业务被移交给一家私人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公司,该公司2005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不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公益职能,继续免费提供船舶和飞机的全球海上安全公共服务。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在救援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移动卫星服务是自然灾害发生后最可靠的通信方式。2010年海地地震后,各国救援组织都采用了大量的移动卫星服务,其中参与救助的100多艘船只和军舰使用的都是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提供的服务。该组织称,在海地地震救助任务中,其卫星网络畅通率高达99.9%。资料显示,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机构拥有160个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终端,其中120个常年处于工作状态。国际红十字会等机构也拥有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多个终端,用于救援活动中的应急通信。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提供的服务也被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失踪的马航MH370航班上装有该组织提供的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虽然马航并未购买该系统相关的服务,且飞机上的应答系统被“人为关闭”,但不受人工控制的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仍然能向卫星发送信号。这种声脉冲信号每小时发送一次,信息不包含飞机的具体位置,但能表明飞机与卫星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的变化。全球超过90%的长途客机都装有此类设备。
根据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3月8日上午8时11分最后向卫星发出的信号,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推断马航MH370航班这时仍在飞行。英国媒体据此推断, MH370在凌晨2时15分失联后,又飞行了至少5个小时。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根据信号判断出飞机可能选择的两条飞行路径,一条是向哈萨克斯坦方向的北方路径,另一条是经过印度洋南部海域的南方路径。这也促使海上搜救的范围扩大到印度洋。随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又引入新的算法,并对比两条航线上其他飞机发出的信号,最终在3月23日确定飞机是往南飞行的,最后位置在南印度洋,澳大利亚珀斯西部。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将这些数据和结论交给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局,但对航班失联的原因仍不清楚。(白阳)
11.什么是学习型组织 篇十一
“学习型组织”最初的构想源自于电脑内存发明人、系统动力学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佛睿斯特在1965年写的一篇文章“一种新型的公司设计”,他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非常具体地构想出未来企业的思想组织形态--层次扁平化、组织资讯化、开放性,逐渐由从属关系转向工作伙伴关系,不断学习,不断重新调整结构关系„„
彼得·圣吉博士作为佛睿斯特的学生,继续以组织系统动力学为基础来研究如何建立一种更理想的组织。圣吉博士除了进一步融入更多整体动态搭配的细节性的技术外,还将一些新的创造性管理技术结合进来,发展出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在近10年中,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对一批企业作了辅导,发展出一套系统完整可操作性很强的企业管理方法。为未来组织描绘出了蓝图。
圣吉博士随后将他们的辅导与研究成果写成《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介绍如何创造“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通过一套修炼办法提供企业整体运作的“群体智力”,提高企业组织的竞争力。该书一出版即在西方产生极大的反响,彼得·圣吉也被誉为90年代新一代管理大师。未来最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企业。
圣吉所希望建立的学习型组织,是这样一个学习团体,它像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任前所未有的复杂、混沌、变化扑面而来,它总能灵活伸展,轮转向前。在这个团体中人们胸怀大志,心手相连,相互反省求真,脚踏实地,勇于挑战,不为眼前近利所诱,以远大的共同愿景,以整体搭配的双策与利动,充分发挥生命的潜力,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超乎寻常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并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从而由真正的学习中体会工作有真意,追求心里的成长与自我实现,并与周围世界产生一体感。
学习型组织的内涵是什么
不断反省和追思我们内心深处所真正需要和渴求的,强调尊重个人愿景,并由此在组织中建立起共同愿景;基于我们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群体交谈能力,牢记集体远比个人更有智慧的信条,通过个人自主学习和团队学习的方式来发展团体成员的整体搭配能力;在对人类系统概念化,并建立共同了解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心灵的转变,重视整体互动而非局部分析的思考方式,从将自己看作与世界分开,转变为与世界连结,从将问题看作是由“外面”某些人或某些事所引起的,转变为看到自己行动如何造成问题产生。
学习型组织的真谛:活出生命的意义
许多人被问起,作为伟大团体一分子的经验是什么时,最引人深思的回答是: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比自我强大的事物的感觉,也就是大伙儿心手相连,共创未来的那种经验。对他们来说,作为真正伟大团体一分子的体验,是他们一生中最突出、生命力完全发挥的一段岁月。有些人竟其余生,希望寻求重温此种经历。
在过去数百年来的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字很少被使用,但却可表达学习型组织的精神,这个字是metanoia,意思是心灵的转变。这十多年来在辅导企业时,我们私底下原先是用metanoic organization来形容学习型组织的。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是心灵意念的根本改变,一种“超觉”的经验。在早期基督徒的传统中,这个字特指醒悟而直接觉知至高无上的、属于上帝的事物。在夭主教的经论中,这个字被翻译成“体悟生命的真义”。
掌握metanoia的意义,等于掌握“学习”的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学习也包括心灵的根本转变或运作。然而学习在目前的用法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核心意义。在日常用语上,学习已经变成吸收知识,或者是获得信息,然而这和真正的学习还有好大一段距离。
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透过学习,我们重新创造自我。透过学习,我们能够做到从未能做到的事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及我们跟它的关系,以及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事实上你我心底都深深地渴望这种真正的学习。
这就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对这样的组织而言,单是适应与生存是不能满足它的。组织为适应与生存而学习,虽然是基本而必要的,但必须与开创性的学习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
学习型政党
学习型政党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的一种方式。指通过党的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全党有组织地持续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学习,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党的凝聚力,激发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机制。这一概念形成,来自我党对自身经验的总结,也借鉴了国外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的理论。我党历来重视学习.这种学习既有集中性的,如延安整风学习;也有经常性的,如民主生活会等。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郎格郎(Parl Lengrand)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及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90年代,伴随着美国彼得·圣吉(Peter Senge,1947—)博士《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的问世,学习型组织成为风靡世界的信息化时代管理新方法。此后,在《变革之舞》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变革组织结构(形成“扁平的”、符合人性的组织),使信息充分交流,形成组织学习力,强化共同理想(愿景),促进成员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发展,最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创新能
力,使组织似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这些理念和做法对党的建设有一定启发。2001年5月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在党的文件上提出: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对于提高党的整体能力和促进党内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10月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做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201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
一、充分认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要意义
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应当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三、学习的主要内容
四、立足实际,务求实效
五、不断探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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