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字

2024-10-01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字（精选10篇）

1.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字篇一

最近读得最好的一本历史书。之前对明史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个朝代好像真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时期。但是没想到，万历十五年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真的很有意思。

作者查阅了打量的史料，把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点给放大，有血有肉的重现了历史，没有史学家陈腐的史料和数据堆砌，却有很多人物故事和言语的记录，而且没有脸谱化的夸张，表现了多样的人物性格。

作者分别选出了各个方面的杰出代表，统治者万历皇帝，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虚位元首，张居正，申时行是政治和经济的代表;戚继光是军事的代表，李贽是文化的代表。

通过对他们描写，以小现大，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行了一次宏观的总结。

2.《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000字篇二

作者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明代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DD万历十年，即1587年为横切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本弊病：“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自序P4]书中的主要人物，上至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朱翊钧，中至代表儒家正统学派，文官集团的代表的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纯儒学派的代表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有才能的武将蓟州总兵戚继光，封建时代的异端DD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就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究其原因，作者指出，是由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唐宋以后，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宋代朱熹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其所著《四书集注》成为明清读书人的教科书，也成为宋以后统治者所依赖的支柱，并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整个社会。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儒学中的糟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万历十五年》中写了先后以首辅身份出现的两个人：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P139]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DD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儒家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而统治者以儒家治国，并以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来代替法制，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准绳是道德，因而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而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体现为礼仪之争。而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说，礼仪只是精神内容的外在形式，无论如何它不应比它所指称的事物本身更重要，而儒家礼教则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代表某种事物的符号当作了事物本身，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为礼仪而礼仪。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封建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而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的人或是扭曲、虚伪的，或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是阴阳两面的人格分裂者。《万历十五年》中的张居正要求朝中官员廉洁自律，而他私下却聚财敛富，生活奢靡;海瑞被奉为首先楷模，而他的家庭生活却彻底悲剧，曾两次休妻，第三个妻子莫名其妙地死去，一个妾自杀，等等都说明了在封建儒家礼教下人的悲剧性。

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此时，虽然从综合国力来看，明代远远超过了西方各国，但由于整个国家体制、制度上的迂腐，在西方各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朝廷海外扩张相反，明代却愈加闭关锁国，以空洞的儒家礼教维持着旧秩序，从而导致了明、清日益的衰落。

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字篇三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字篇四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5.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篇五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明朝)，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1]所以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在这些仪式中，皇帝的许多行为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其他人都相信这种象征，决心以行动来使其成为现实。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也曾经在其两位母亲和首辅张居正的影响下立志励精图治，即使他已经厌倦了那些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他仍然强打精神参加这些仪式，努力去实现“礼”使人们建立对礼的信任。他接受文官们给他设立的规范，即使这些阻碍着他的个性自由发展。他很难离开皇宫，更不用说是微服出巡，甚至是御驾亲征，尽管他可能有军事才能。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的反张运动让万历见识到文官的“阴阳”两面：表面满口仁义道德，(当然也有一些确实坚持原则的官员，例如海瑞，但这毕竟是少数。)暗中为自己牟利。例如张居正，他满口节俭，但事实上他的生活极其奢侈。他拥有许多珠宝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让万历感到伤心和愤怒。要知道，他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是却没有钱赏赐给宫女，只能记录在册，等到以后有钱之后再兑现。从此之后，他对道德失去了信心，也没有兴趣再参与那些仪式了，再做出实现“礼”的表率了，他的消极怠工也促使了人们尤其是官员把自己阴的一面表现出来，也就是更为猖獗。

以前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并且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6.万历十五年读后感700字篇六

军事上明朝的军事相对于外族还是较强的，但是建军制度上文官的权利比武官大;禁军的数目比戍边军队的数目多;军饷朝廷播下来大多数都是发不到士兵手里的。这种朝代末期亡朝的表现在万历年间得到了种种体会。但是如果文官和武官搭配良好就会有例外，明朝除了开国有著名的将军，这个朝代有且仅有的民族英雄就是戚继光。可以说他的成功，和他的上司谭纶，顶级上司张居正不无关系。如果不是张居正极力推举戚继光，可能他的抗击倭寇的事业没有这么顺利。当然他本人也是出色的将领。据《神宗实录》中谈到戚继光在战争前3天彻底研究对手，思索着每一个细节。他练兵严格，经常搞动员大会，赏罚分明。再一个，他对兵源也有限制，只招农民。

文化上基本上都是八股文，大文豪基本上和内阁的大学士关系不好，因此大多境遇不好，这里不详谈。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全部出动征伐英国的前一年，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的同一年。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是明朝走向衰败的标志时间。

7.《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精选作文篇七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发奋，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正因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必须的滞后性，正因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务必有必须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构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8.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1000字篇八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

读史是一种很畅快的情感，从中受益的过程更显得酣畅淋漓。而读《万历十五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要在拿得住的范围有所突破。拿海瑞和戚继光来对比：一文一武，在文人当道的明朝，似乎海瑞更应该吃得开，然而事实呢?“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务而牺牲自我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海瑞用他对律法的绝对忠诚，对自己要求的绝对严苛，对清廉正义的绝对奉行，使自己成为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天下读书人，对他只能是又敬又畏，也只有当他死后，才会让人大舒一口气。与此不同，戚继光处处受挟制，但却终究成功的成为一名抗倭名将，带领他的戚家军傲视群雄。戚继光作为官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例如腐败。但是他成功了，原因何在?正是那份妥协。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有所变动的，在有把握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华，使矛盾暂时搁下，不予激化，避重就轻，相信会有更能接受的结果。

9.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500字左右篇九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tanwufubai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潜质、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持续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正因我更喜爱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潜质，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能够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10.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篇十

我很敬佩黄仁宇的敬业精神，按照他讲的，教书之余，每日“走马观花”浏览了一遍133册的《明实录》，竟然用了2年半的时间。凭这份毅力，足使大陆的学者们惭愧了。只不过，掌握丰富的素材，未必有令人信服的成果。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

以前也读过一些西方人写的传记、史书，很明显黄的书是和他们一脉相承的。不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他们对自己所熟识的局部的兴趣远大于整体的兴趣;同时他们早早设好了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框架里的各类概念、公理、定理都已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完成推定;对于“史实”及其驱动力，沿着这一套理论框架展开自证，并将主观的判断以貌似平和又毋庸置疑的口吻陈述。因此读他们的书，往往被他们牵着走进他们的思想迷宫，你要么全盘接受他们的思路，这样才能走出来;要么陷入这个迷宫，既不能接受作者，那么自己也将迷失——因为整本书的素材，其实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甄选的。

当然，这一套方法并没有错，黄仁宇是很仁慈的。哪个专家，哪个政党，哪个政府，不是拿这套方法来让老百姓钻进自己的迷宫呢?走进去吧。按我指引给你的道路走，前面有温饱，有小康，有高级阶段，不要往旁边看，只是个别现象，卖淫嫖娼更是国际惯例。不想走，可以!你会下岗，会买不起房，会男盗女娼为社会所不容，都因为你没有按照我指引的道路走。入口有拿枪的警卫，你退出迷宫已没有机会。

可见一个成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还有一群与你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是读懂书的关键。

重回正题。读《万历十五年》，倒让我思考了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影响。

分析这四家的特点，很有意思。

儒家、法家是提倡入世的，道家、佛家是提倡出世的。

儒家求仁，并逐渐演化出性本善的出发点。法家的理论出发点则是“本恶”。因此儒家讲究自律自省，讲道德教化，用前两年党中央的口号：以德治国，更具体化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法家则承认人类的阴暗面，而人类的阴暗面一旦温度、湿度合适，就会发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法家讲纪律，讲制约。

道家很有意思，他是修今生的，修长生不老，他只在乎自身，几乎不讲组织，不思考全人类。这也是为啥中国的道家，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道教”。

佛家不修今生修来生，今生就是受苦赎罪的。但大乘佛法讲普渡众生，他思考人类，也努力“拯救人类”。(能不能拯救另说。如果说拯救就拯救，我们现在不是在极乐世界，就是在共产主义了)因此佛家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尽管在其发源地已经式微，但在中日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极大。

从个人修为的角度考虑：

法家几乎是不必考虑的。他既然承认人的罪恶，并寄希望于律法，自身修为自然是多此一举了。

儒家讲究自修，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这属于理论和方法都具备了。

道家不讲道德，讲的是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和方法，因此他往往成为儒生被现实所迫后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