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三十年发展变化

天津近三十年发展变化（共5篇）

1.天津近三十年发展变化 篇一

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

涂纪亮

2013-4-7 9:45:52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年2期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经济进入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果。与此相应，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在这三十年内取得飞速的进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二十年内取得的进展。

建国初期，西方哲学研究的工作重点在于创建科研机构、培养干部、搜集资料等打基础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以贺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创办了《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红旗》杂志社创办《学习译丛》，上海创办《译文》杂志，着重翻译苏联哲学界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评论西方哲学的论文，翻译苏联哲学研究所主编的六卷本的《哲学史》以及许多评述西方哲学的论著。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由苏联专家主讲，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老专家金岳霖、郑昕、贺麟、洪谦、熊伟等人集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批判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

当时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受到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左”倾言论的严重干扰。日丹诺夫在1947年提出：哲学中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代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后者代表特定社会中反动阶级的要求，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当严厉批判的对象。在这种“左”倾言论的影响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许多老专家不得不撰写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文章，如金岳霖对罗素的批判、郑昕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贺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等等，但他们内心并不赞同日丹诺夫的观点。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任继愈、石峻、朱谦之等老专家开始批驳日丹诺夫的观点。1958年，关锋发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把冯友兰等人的反驳压了下去，“左”倾思想再次抬头。1957—1958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一步受到严重干扰。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党中央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也采取一些较为松动的措施。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加强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会后，哲学研究所成立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哲学译丛》复刊，组织18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翻译出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相继成立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开展这方面的科研教学活动。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当时成为研究的重点。对古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也作了一些研究，但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仍无很多论著出版。

从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摧毁“四人帮”这整整十年中，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方哲学研究才进入恢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可以把这个时期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可称为复苏阶段，后二十年可称为繁荣阶段。

一、复苏阶段(1978～1987)

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机构，开展科研教学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哲学研究所恢复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复刊，北大、复旦、人大、武大等校也重建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有些大学还新建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开设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1977年恢复大学本科生招考制度，1978年起哲学研究所与上述高等院校开始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为其后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许多人目前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学科带头人。

为适应西方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需要，在此期间出版了20多部西方哲学史教材，如北大编写组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复旦全增嘏等人编写的《西方哲学史》，苗力田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新编》，武大陈修斋、杨祖陶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稿》，吉大高清海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纲》等等。在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也编写了30多部教材，如刘放桐等人的《现代西方哲学》，夏基松的《当代西方哲学教程》，葛力的《现代外国哲学》，郑杭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纲要》，车铭洲、王守昌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等。此外，洪谦、任华主编的《西方古典名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书，都在提供科研教学资料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期间，还出版了许多本专题史，如夏基松的《唯物论史话》，肖焜焘的《辩证法史话》，朱德生等的《西方认识论史纲》，张尚仁的《欧洲认识论纲要》，李匡武的《西方逻辑史》(2卷)，罗国杰的《西方伦理思想史》，萧萐父、陈修斋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钱广华的《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等。

除以通史、专题史的形式系统地评介西方哲学外，还出版了许多部西方哲学家评传，如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涂纪亮主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2卷)，袁淑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2卷)等。

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如北京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上海出版的《哲学大辞典》，其中收入数百条关于西方哲学的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辞典》，葛力编辑的《现代西方哲学辞典》，陶银骠编辑的《简明西方哲学辞典》等。

随着西方哲学科研教学活动的开展，这个领域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活跃起来。首先应当提到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建国后二十多年来首次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以及汝信等一百多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会上进一步批驳了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的错误观点，清算了“四人帮”推行的“左”倾路线，对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了重新评价，对此后的西方哲学研究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起了重大作用，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此次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每年都分别召开一次或数次全国性的专题讨论会，如1979年召开的“重新评价唯心主义讨论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会”，1980年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1981年召开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暨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会”，1980年召开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和认识论问题讨论会”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讨论会”，1983年召开的“分析哲学讨论会”和“存在主义讨论会”，1984年召开的“中世纪哲学讨论会”，1986年召开的“现代外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讨论会”等等。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多至百余人，少也有五六十人，他们提交的优秀论文大多在《外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康德黑格尔哲学》、《德国哲学》等集刊上发表。

这里需要谈一下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哲学掀起的三次研究热，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萨特热”，1980年代中期的“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由此引起大批有关论著的出版。例如，关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出版了夏基松的《存在主义哲学述评》，徐崇温、刘放桐等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王克千等人的《存在主义述评》和《论萨特》，黄颂杰等人的《萨特及其“人学”》等等；关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出版了张英的《精神分析学述评》，张传开等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车文博的《弗洛伊德主义论评》，陈学明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关于尼采哲学，出版了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尼采的形而上学》，陈鼓应的《悲剧哲学家尼采》等论著，以及尼采的许多论著中译本。

在大力开展国内科研教学活动的同时，也逐步开展与国外哲学界的学术交流。80年代初，我国开始派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欧美进修，为期半年至两年，其后又派出本科生或研究生到国外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措施为培养我国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科研人才作出更大贡献。我国还开始派学者到欧美参加西方哲学会议，如1983年首次派代表团出席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受到国际哲学界的重视，其后相继参加了每五年召开一次的第18至21届世界哲学大会。1980年代起直到现在，每年都邀请一些西方著名哲学家来华讲演或授课。1988年起还与英、澳、美三方联合成立中英、澳、美暑期哲学学院，迄今已办了9期高级研讨班，为我方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研究人才。

二、繁荣阶段(1988～2008)

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繁荣阶段。这既得力于在此之前十年内在学科基本建设方面打下的巩固基础，也得力于这十年内派到国外进修的中青年学者和在国内培养的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支颇有实力的生力军。

粗略说来，前一阶段侧重于从宏观角度研究西方哲学，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教材，后一阶段则侧重于从微观角度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潮、流派以及哲学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个特点无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或者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明显。下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作一简述。

在西方哲学史领域，近二十年来对其中各个时期的哲学都进行了深度和广度不等的研究，以对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古希腊哲学一向受到我国哲学界的高度重视，严群、陈康等老一辈专家早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初，又先后出版了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论的学说》，杨寿堪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简论》，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范明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等论著。80年代下半叶起，先后出版了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合著的4卷本《希腊哲学史》，杨适的《哲学的童年》和《古希腊哲学探索》，姚介厚的2卷本《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该书是叶秀山和王树人主编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等论著，还出版了苗力田主编的10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王晓朝译的4卷本《柏拉图全集》，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等译著。在台湾出版了牟宗三的《四因说讲演集》，程石泉的《柏拉图三论》，杨深坑的《柏拉图美育思想研究》，傅佩荣的《柏拉图》，孙振青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曾仰如的《亚里士多德》等著作。

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尽管如此，80年代初出版了杨真的《基督教史纲》，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张尚仁的《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等著作。80年代下半叶起，又出版了徐怀启的《古代基督教史》，尹大贻的《基督教哲学》，付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陈村富等编写的《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王晓朝编写的《信仰与理性：早期基督教教父思想评传》，黄裕生主编的《中世纪哲学》等专著，在台湾出版了沈清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等著作。

对17—18世纪西欧哲学中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研究，最近二十年来也取得重大进展，既出版了陈修斋等的《欧洲哲学史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徐瑞康的《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汪堂家等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等综合性论著，也出版了大批专题性论著，如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巴发中的《霍布斯及其哲学》，吕大吉的《洛克物性理论研究》，邹化政的《〈人类理解论〉研究》，傅有德的《巴克莱哲学研究》，蔡信安的《巴克莱》和《洛克的悟性研究》，周晓亮的《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和《休谟哲学研究》，李瑞泉的《休谟》，孙振青的《笛卡尔》，冯峻的《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研究》，洪汉鼎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以及陈修斋、段德智的《莱布尼茨》等专著，最近还出版了周晓亮主编的《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一书。

对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哲学和启蒙运动，也做过不少研究。早在50年代已出版了葛力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80年代起又出版了李凤鸣、姚介厚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冯俊的《近代法国哲学》，于凤梧的《卢梭思想概论》，侯鸿勋的《孟德斯鸠》等专著。最近又出版了尚杰的《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历来是我国哲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早在上世纪40年代，郑昕、陈康、贺麟等老一辈专家已在这方面有论著问世。50年代，贺麟、杨一之、姜丕之、张世英、汝信等人又出版了不少论著。80—90年代，更有大批论著出版。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杨文极等的《德国古典哲学教程》，俞吾金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张慎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等论著。评论这些哲学家的专著更为众多，例如，关于康德哲学，出版了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论》，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论》，张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谢遐龄的《康德对本体论的抛弃》，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黄裕生的《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侯鸿勋的《康德》，程志民的《康德》，孙振青的《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李明辉的《儒家与康德》等等。关于费希特哲学，出版了梁志学的《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和《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程志民的《费希特哲学》，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等等。关于黑格尔哲学，出版的专著尤其众多，例如，周礼全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王树人的《思辩哲学新探》，薛华的《自由意识的发展》和《黑格尔与艺术论题》，朱亮的《黑格尔的〈小逻辑〉新论》，宋祖良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论》，张慎的《黑格尔传》，赵政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章忠民的《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王建军的《灵光中的本体论——谢林后期哲学思想研究》等。此外，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内获得空前的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层出不穷，这里分别对现代英美哲学和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作一简述。

现代英美哲学以分析哲学为主流。金岳霖、洪谦等老一辈哲学家早已开始对罗素和维也纳学派的研究。洪谦曾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早在40年代就发表了《维也纳学派》一书，80年代又编译了两卷本的《逻辑经验主义》，还写了不少论文，收入《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和《论逻辑经验主义》中。不过，把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流派进行系统研究则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2卷)》，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陈启伟的《西方哲学论集》，王路的《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和《走近分析哲学》，陈波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以及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卷)等著作。去年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台湾的殷海光、林正弘、方万全等学者，香港的何秀煌、刘述先、高宣扬、周柏乔、冯耀明等学者，也分别对分析哲学做过很多研究。至于对蒯因、戴维森、普特南等分析哲学家的研究，由于他们也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将在后面论述。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还集中表现在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上，因为他是上世纪影响最大的分析哲学家。早在50年代出版了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80年代先后出版了江怡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传》和《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韩林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和《〈逻辑哲学论〉研究》，王晓升的《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概论》，李国山的《言说与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学说》以及邱文元的《维特根斯坦论语言的明晰性》等著作。本世纪初，涂纪亮主编的《维特根斯坦全集》(12卷)和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以及王晓升、郭世平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因为这两者是分析哲学家着重研究而且成果累累的两个领域。我国哲学界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两部专著，以及他主编的《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徐友渔、陈嘉映等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车铭洲主编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周昌宗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陈嘉映的《语言哲学》，黄华新等的《描述语用学》等等。此外，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的学者也发表了许多与语言哲学有关的论著。

至于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在80年代上半叶已出版了江天骥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舒炜光的《科学哲学简论》，舒炜光与邱仁宗合著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夏基松的《波普哲学述评》，周昌宗的《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等著作。这十多年来科技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又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郭贵春的《科学实在论教程》，乔瑞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沈清松的《解除世界的魔咒——科技文化之冲击与展望》，林夏水和童天湘合编的《新自然观》，罗嘉昌的《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林夏水的《分析的哲学漫步》，吴国盛的《现代化的忧思》和《追思自然》，殷登祥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余谋昌的《生态哲学》、《生态文化论》和《自然价值论》，赵功民的《遗传的观念》以及刘纲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等等。

对现代英美哲学的研究，除分析哲学外，实用主义也是一个焦点。前面谈到，50年代国内曾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运动。80年代召开了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着重纠正这次运动中的片面性，出版了刘放桐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杨文极等人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孙有中的《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尚新建的《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等论著。90年代下半叶进而开展对新实用主义的研究，召开了新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出版了王元明的《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陈亚军的《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和《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幸国强的《语言、辨明与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张国清的《无根时代的精神状态——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等论著。本世纪初，出版了涂纪亮与陈波合编的9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和6卷本的《蒯因著作集》，较系统地选译了从皮尔士到蒯因、罗蒂等人的重要论著。涂纪亮还在此基础上写出《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这本专著。刘放桐、俞吾金等人正在编译多卷本的《杜威全集》。

最后还应提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现代英美哲学的综合性论著，例如，涂纪亮的3卷本《美国哲学史》(其中第二、三卷着重评述现代美国哲学)，姚介厚的《当代美国哲学》，王守昌和苏玉昆的《现代美国哲学》，罗志野等人的《美国哲学史》。在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现代英美哲学也占很大篇幅。近两年还出版了张庆熊等人的《20世纪英美哲学》(收入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陈嘉明主编的《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欧阳康的《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以及徐向东的《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等论著。

关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首先也应提到一些综合性研究，如谢地坤主编的2卷本《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在上面提到的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及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也对此作了很多评述。

80年代中叶之后，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主流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相继作过深入的研究。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受到高度重视，他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出版，先后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罗克汀的《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现象学纵向研究》，叶秀山的《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涂成林的《现象学的使命》，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和《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思考》，李鹏程的《胡塞尔传》，张祥龙的《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和《朝向事物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张庆熊的《现象学的新唯实论与胡塞尔现象学》，尚杰的《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蔡美丽的《胡塞尔》等论著。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集刊多期，并与国外现象学研究机构建立起密切联系。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门徒和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同样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主要著作也大多译成中文，并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熊伟作为海德格尔的门生，早已发表许多评述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论文，主编了《现象学与海德格》一书。其后一些青年学者又发表许多论著，如靳希平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张灿辉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孙周兴的《说不可说的神秘》，俞宣宜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哲学》，宋祖良的《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陈嘉映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张汝伦的《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黄裕生的《时间与永恒》，胡自信的《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等等。

在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中，萨特仍然是研究重点，有杜小真的《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万俊人的《萨特伦理思想研究》，魏金声的《“探索”人生奥秘——萨特存在主义》，李辛生的《自由的迷网——萨特存在主义剖论》等。台湾出版了赵雅博的《认识萨特》，香港出版了高宣扬的《萨特传》。

解释学(或释义学、诠释学)也是近十多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翻译了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等人的许多著作，邀请哈贝马斯、利科等人来华讲学，召开专题讨论会，出版许多论著。例如，洪汉鼎的《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郑涌的《批判哲学和解释哲学》，邓安庆的《施莱尔马赫》，谢地坤的《走向精神哲学之路：狄尔泰哲学研究》，何卫平的《通向解释辩证之路——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李河的《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放与视野中的翻译问题》，章启祥的《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李建盛的《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韩云等人的《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等等。在台湾出版了杨慧林等人的《圣人、圣言——神人诠释学》，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解读——神学诠释学》等。

近十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重点，出版了不少论著，如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中国后现代话语》，冯俊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讲演录》，陈嘉明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张之沧的《后现代理念与社会》，黄作的《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等，此外，对其他流派也进行研究，如尚杰、杨大春合编的《当代法国哲学评论》，尚杰的《德里达》、《解构的文本：读书札记》和《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杨大春的《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和《梅洛——庞蒂》等等。最近还成立了“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80年代起，开始大量翻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还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江天骥的《法兰克福学派》，徐崇温的《法兰克福学派述评》，欧力同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李忠尚的《“新马克思主义”析要》，欧阳谦的《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王元明的《弗洛姆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在台湾也出版了许多论著，如洪镰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集》，《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和《人的解放——21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高宣扬的《新马克思主义引论》，姜新立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理论结构群》，史文鸣的《马库色——马库色及其批判理论》，罗晓南的《哈伯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冯沪祥的《超越新马克思主义》等等。

最后，还应介绍关于苏联、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状况。前面谈到，1950年代苏联哲学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翻译出版了大批苏联哲学著作。1960年代，对日丹诺夫等人的“左”倾观点有所批判。80年代开始从新的视角研究苏联哲学，成立了“苏联东欧哲学专业委员会”(苏联解体后改名为“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论著，如王永江的《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干扰和影响》，王荫庭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贾泽林等人编写的《苏联哲学纪事》(1953—1976)和《苏联当代哲学》，贾泽林的论文《改革中的苏联哲学》、《苏联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以及《‘批判’—‘批判地分析’—‘建设性批判’：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态度的演变》，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和《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等等。近年来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也出版了一些论著和译著。

以上简略地列出近三十年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在西方哲学领域内出版的部分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和掌握资料不全，既没有涉及旅居欧美等地华裔哲学家的论著，也没有对所刊出的论著的内容、作者的观点以及这些论著由以形成的社会背景或思想背景进行任何评述或分析。按照本文的标题，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应当做的。但要完成这些工作，势必大大扩充篇幅，而这又是这篇短文做不到的。本文由于作者见闻有限和资料不全，肯定有许多重大遗漏，敬请读者和有关学者鉴谅。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对今后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研究的趋向作一粗略的展望。鉴于最近已有《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哲学通史》这两套各有10卷的论著问世，可能今后这方面的研究重点会转向对个别的时代、哲学家、哲学概念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主要源泉，一直受到国内哲学界的重视，目前又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的论著全集，为这方面的研究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目前不少学者对基督教及其哲学思想感兴趣，估计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较大进展。近代哲学包括范围广阔，国内哲学界对经验论和理性论作了大量研究，今后将分别对一些哲学家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影响较大，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目前又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著作的新译本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估计今后较长时期内将继续成为一个研究焦点。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在欧洲大陆仍以德、法哲学为主流，目前现象学和法国哲学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频繁，加以《德意志文化丛书》、《法兰西文化丛书》以及《法国哲学与文化著译丛书》等著作的出版，预示无论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些较早的哲学思潮，还是解释学、后现代主义这些较晚的哲学思潮，都将在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继续成为研究重点。

对英美哲学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以分析哲学为重点，因为尽管它的影响较前有所减轻，但目前仍在英美哲学界处于主导地位。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有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将深入研究以蒯因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和以罗萨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化这两种趋势,今后的发展及其对分析哲学主体的影响；二是要对语言哲学中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从逻辑分析到概念分析的转变，以及从以形式语言为对象到以自然语言为对象的转变等等现象进行专题研究；三是要追踪考察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产生的大量的科学哲学新问题；四是对分析哲学家近年来逐渐把注意力转向道德、政治、社会领域内的现实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评论，以资借鉴。以上展望只是个人管见，仅供参考。

2.天津近三十年发展变化 篇二

1.本阶段学校体育发展的背景

一些发达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对我国在新世纪初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学校推行素质教育以来, 需要进行总结并寻找新的突破口。2001年, 我国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之后的全面筹备与宣传工作、“全民健身计划”的深入推进, 都为学校体育的改革发展带来良好社会体育环境;也为学校体育科研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研究动力。国家提出在新世纪中后期相继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带动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学校体育的发展。

(1) 在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 2001年我国开始进行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其中也包含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教育部推出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代替传统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在体育课程目标结构与内容上有了全新的变化。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是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 既带动了学校体育其他环节的改革, 又是近10年学校体育科研的主要领域与内容。

(2) 在体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中小学教师总结提出“科研兴校”、“校本培训”的发展经验, 不但对体育教师的教学研究、教师专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且使中小学体育教师对创新教育和研究意识有了全新的认识;新课程理念与新的教学方式带来的冲击, 既为体育教师增加了自主选择、开发体育课程的机会, 也为体育教师全面、主动地开展科研提供了历史契机。

(3) 近20余年, 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部分指标持续下降的严峻现实, 既为中小学教育敲响了警钟, 特别是由应试教育、升学指挥棒导致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课余时间过少、学生缺乏锻炼的现象, 日益引起全社会关注;又为学校体育的改革与研究提出了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中央7号文件”的颁发更为学校体育科研提出了新的方向。

(4) 近几年国家建设新农村的大战略方针和城乡一体化改革与统筹发展的新趋势, 使农村学校体育改革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

2.本阶段学校体育科研的基本状况

(1) 以一线广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为主体, 对体育新课程改革的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或专题性研究, 成为这一时期学校体育研究的热点与中心。

在教学指导思想方面, 对政府提出的“健康第一”和学术界集中认同的“终身体育”思想, 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研究与认识。这一时期不少博士、硕士论文对此都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在学校体育整体工作和体育课堂教学的各个层面上, 就如何理解、落实“健康第一”与“终身体育”思想, 不少学者开展了深入的应用研究。

在现行《课程标准》的指导下, 由于对教学内容不再做具体规定, 因而对体育教学内容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了教师如何开发、整合体育课程资源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是在从博士研究生到基层一线体育教师, 从理论到实践, 不同角度探索体育教材内容的选择、开发和创新的基础上取得的。不但把开发研究的视野投向了包括竞技体育、大众健身方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国外新兴、娱乐体育等多个体育资源宝库, 而且在开发、改造整合体育素材的原则、方法手段上有了方法论上的整合与提高。

(2) 结合新的课程理念对“过程与方法”的强调, 广大一线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方法、模式、手段的研究, 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应用研究内容。

一方面根据体育教学特点, 对探究式、合作式、自主式三种教学方式进行了大量研讨;另一方面, 结合不同的学段、不同的教材内容及不同的教学条件 (如班级、学生人数、场地器材多少) , 加大进行实验与特色化的研究。不少学校教师在方法研究中还结合研制、开发相应的小器材、小设备, 为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提供了新的物质与技术保证。

(3) 重视并加强对农村学校体育和西部地区学校体育的现状调查研究。

我国农村及西部地区学校教育和体育, 由于受到农村经济社会滞后发展的制约, 其发展水平和质量整体落后于其他发达城市学校;但部分发达地区农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推动下, 近10年有了飞速发展, 并形成各自特色。上世纪90年代后期, 就有部分学者从现状调研入手, 分别对全国性、地区性的农村学校体育和西部地区学校体育现状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 其研究成果价值较高, 为国家主管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强农村及西部的学校体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4) 对青少年学生体质与健康的研究, 成为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内容。

2007年“中央7号文件”的颁发, 为重视和研究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另一方面, 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跨度加大, 不再局限于学校体育和学校范围;研究视野扩大到有关政策制度、学校管理, 社会文化背景、家庭、媒体、生活方式等有关领域, 更重视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研究, 力求客观揭示当前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下降的多种原因与问题, 提出从不同角度改变这一现状的对策。有关这一方面的专题研究, 如关于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机制与方法研究、推进学生冬季长跑的管理与评价研究、对大课间体育活动的特色与现状的研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与问题、校园集体舞的实施效果现状研究等都丰富了这一研究领域。

(5) 对大学竞技体育及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研究, 是这一时期大学体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1986年我国开展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以来, 20余年间虽取得一定成绩, 但在全面实现目标和创新体教结合模式方面, 仍存在不少问题。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的角度出发, 近10年有不少博士生、硕士生、高校体育教师及管理者, 分别研究了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 其成果对管理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6) 对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相结合, 学校体育场馆对公众开放的现状研究, 是近几年的热点领域。

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行10年后, 我国体育人口增长到34%。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更使全国群众健身热潮不断高涨。但由于现有体育场地主要集中在全国各级学校 (66%) , 因而, 社区群众周边体育场地严重不足, 已成为群众参与健身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 从2005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多次联合发文, 要求在全国中小学逐步实行学校体育场馆对公众开放的措施。2007年首先在全国七个省市的部分中小学进行试点;并在对试点区调研总结基础上, 于2008年扩大到全国大部分省市中小学进一步对外开放, 以满足社区蓬勃开展群体活动的需要, 并实现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衔接。不少学者从实证调研和经验总结的方法出发, 对这一活动实施现状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3.本阶段学校体育科研的特点

(1) 在研究内容上, 主要集中在对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和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两大问题。这既是全社会关注的教育改革热点和与千家万户直接相关的孩子的成长大事, 又是一线体育教师工作最直接深刻的感受和困惑的问题, 甚至是其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深入研究的问题。

(2) 在研究方法上, 多数研究者借助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东风, 在新的教育理念、先进教学理论和国外先进经验的指导下, 更注重跨学科的多视角研究, 同时又结合体育课程改革推进的需要, 日益加强实证研究。特别是一线体育教师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 开展了大量教育行动研究、专题教育实验、调研总结等研究。与之前两阶段相比, 研究的论据更充分, 结论观点的可靠性、客观性更强。

(3) 学术交流与研讨的形式更多样化, 百家争鸣、独立探索的风气更浓烈。表现在:学校体育的广大学者可以参与四年一届的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两年一届的学校体育学术大会, 每年数次的全国及各省市学校体育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类专题、学术报告、研讨会等活动。《中国学校体育》等专业性刊物和其他综合性体育期刊进行书面学术交流;还有近三届在肇庆、无锡、大连由全国性学术团体举办的全国性体育观摩展示课的实践活动交流与研讨。无论是学校体育理论界还是一线体育教师, 基于各自的研究成果, 对近10年来的体育课程改革的利弊争论较为激烈, 并促使学校体育界深入思考和关注争论的有关问题。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校体育科研的基本经验

(一) 学校体育科研是在为学校体育实践服务的过程中, 与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相伴而行、共生共荣的。自1978年以来, 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好环境, 1992年以来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引发的新观念、新认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学校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新形势, 促进了学校体育的改革发展, 更为学校体育科研的持续深入开展提供了发展的背景与历史契机。

(二) 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 既是学校体育发展改革的中心环节, 又是学校体育科研的核心领域。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历次体育教学大纲的修订颁布, 还是2001年进行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出的体育新课程标准, 都要求广大一线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程的新适应, 必然引发其对体育教学的新思考。首先带动对体育课程与教学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而, 由对体育课程教学的关注与研究, 逐步扩展到对学校体育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 再深入至关注课内教学与课外体育的互相影响、相互作用与关系。

(三) 体育学术研究与交流不可能全靠研究自身的积累而发展, 更需要国家社会及有关部门创造的必备外部条件, 才能推动和确保学校体育科研持续和深入进行。自上世纪80年代, 从全国到各省市学校体育学术团体与组织的建立, 定期或不定期频繁开展的学校体育学术会议与研讨交流活动;国家有关部门创办的“中国学校体育”等各类各级专门性和综合性学校体育刊物, 为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提供了书面学术交流、宣传研究成果的平台;近三十年, 全国体育院校培养了大批从博士生到硕士生、本科生不同层次的学校体育师资与研究人才, 为学校体育的科研提供了人才队伍保证。

(四)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 学校体育科研本身发展的经验轨迹表现在:研究领域不断增多,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 涉及面急剧扩展, 由体育课程教学扩大到课外体育, 由校内体育延伸到校外体育, 由对国内研究扩展到对国外学校体育的借鉴研究, 由对学校体育发展的研究拓宽到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的联系与研究。

三十年, 研究的层次明显增多, 以体育院校一批专业研究者 (包括博士生、硕士生) 为代表, 主要在理论层面进行基础研究或定向基础研究, 成果的理论创新与指导性色彩更强, 以一线广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为主的研究, 主要在应用性、实证性和技术方法层面开展大量研究, 对学校体育实践更具有参考应用与推广价值。从另一类层次分类看, 三十年前的宏观研究较少, 主要以微观与中观研究为主。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宏观、中观、微观各层次研究百花齐放、各具特色, 大大丰富了学校体育研究领域。

三十年, 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明显进步表现在:运用研究方法的日益多样化, 综合性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日益成熟。研究过程与范式日益规范科学。实证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方法论在研究中运用增多, 成果表达的格式更为科学和规范。

3.近三十年明代军礼研究评述 篇三

【关键词】明代军礼；礼制史

军礼是中国古代吉、凶、军、宾、嘉五礼之一，早在商朝即形成了固定的军礼仪节，西周开始定型。先秦《尚书》《左传》《军礼司马法》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古代军礼，二十四史以及历代兵书也多有军礼的记述。明代在历经元朝百年统治之后，将中断的传统军礼的主要部分发扬光大，可谓古军礼历史的一个辉煌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明代军礼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以备研究参考有所助益。

一、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明代军礼的概括性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古礼的关注度大幅攀升，但对明代军礼的研究仍显薄弱。就所见资料，这一时期最早论文有王天有《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1期），其中叙述了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在北京举行的大阅仪式，通过历史背景、大阅仪式及阅兵情景的描述及后续措置分析，阐明了大阅对明朝军事局面扭转的意义。该文较早将明代军礼展示与军事力量的强弱及军事格局的变化联系起来。

期间一些有关军礼的专著，侧重在探讨古代军事制度或古代文化中对军礼进行概括性研究和描述。如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1年版）将军礼作为单独一节进行研究，着重提及了明代建立旗纛庙专用于禡祭、以“行军号令”规定军中刑赏例则、奉天殿论功行赏之礼等内容，但只是概略介绍文化现象。高锐的《中国军事史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在“明代军制”、“明代军事思想”两章中对明代军礼进行了简要论述，但基本是与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结合的研究。与该书类似的还有朱筱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杜婉言、方志远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白钢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明朝军事制度”一章中穿插对于军礼的论述，如武宗北巡仪仗、军中刑赏、马政也都有提及，较阴法鲁的书论述明晰、重点突出。范中义等《中国军事通史·明代军事史（上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于军礼多是概略简述，但对行军作战、战车行进、赏罚献俘、帝王亲征等军事活动多有过程和内容的详细描述，这些都是明代军礼不可或缺的部分。以上两部书被学者尤其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学者所推崇。

二、2000年以来：明代军礼研究内容上的扩大和深入

2000年以后，明代军礼的研究无论是从题材内容还是数量上都有所增加，出现了一批新的论文，也有几部专著问世。

明代礼制建设在洪武朝全面开展并逐步修复完善，朱元璋为后世子孙定下的“祖宗成法”也很少更改，从《大明律》以及洪武朝礼制建设出发，对明代军礼的研究，有一系列的论文值得注意。如陈戍国的《<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6卷第3期）阐明了《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不可分割的关系，以“擅调官军”“从征守御官军逃”两条为例，说明了以法律形式将军礼上升为军法的必要，阐明其对保证国家对军队有效控制的重要意义；林起安的《明代礼制与<大明律>关系初探》（2013年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与陈文异曲同工。张光辉的《明初礼制建设研究——以洪武朝为中心》（2001年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系统叙述了明初军礼建设的过程，并概括了其特征，还在附录中以长编的形式列明了《太祖实录》中有关军礼的内容，逐条分类排列，可谓详实。

其他大多数文章则以明代军礼某方面为切入点，研究探讨其仪轨、特质意义等，见微知著。如任方冰的《明代旗纛祭祀及其用乐》（《音乐研究》2012年04期）和郭红的《明代的旗纛之祭：中国古代军事性祭祀的高峰》（《民俗研究》2013年05期）都是从“禡祭—旗纛祭祀”这一军中专祭之礼出发，一是阐明其用乐的仪轨，一是考察了禡祭与卫所制度结合，指出在全国广泛设旗纛庙，显示了军礼的强烈色彩。任方冰的另一篇论文《论明代军礼及其用乐的建构》（《中国音乐学》2015年01期），叙述了明代军礼用乐建构过程，指出军礼建构是明代皇帝寻求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军礼用乐正体现了军礼的这种合法性要求。柏桦的《午门献俘礼》（《紫禁城》2005年03期）以明朝四次午门献俘礼的史实，说明其主要目的在于宣国威而激励军心，但实际上并未达到效果。这一时期有两篇学位论文需要注意，李月琴的《明清守成皇帝亲征问题研究》（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和王进的《明代大阅初探》（2012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前者从明朝皇帝“亲征的缘起与决策”、“亲征礼仪的规定及实施”等问题的分析，指出守成皇帝亲征事件反映着皇权的强化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趋势；后者以明代大阅礼仪及实践活动为中心，理清了明代大阅的基本发展脉络，并探讨大阅与明代军政的关系，以及大阅性质的变化。

这一时期明代军礼研究专著主要有赵中男《明代宫廷典制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李媛《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任方冰《明清军礼与军中用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三部专著均是由某一方面对明代军礼的研究，如赵中男的著作中，将巡守、监国与军礼合为一章，主要介绍了帝王出巡时的军礼仪仗等；李媛的著作则在禡祭制度的方面对军礼加以阐释；任方冰的专著则从军礼用乐角度的研究。相比之下，陈戍国的专著则要全面一些，《中国礼制史》是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从先秦至元明清分六卷，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礼制发展的历史，在每一卷每一朝代都将礼制细分予以介绍。元明清卷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明代军礼形成的过程以及军礼射礼诸般礼仪，考证详实，逻辑严密，可谓是研究明代军礼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目。而整部《中国礼制史》也是研究中国礼制比较全面的著作。

三、对明代军礼研究的一些看法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近三十年，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对于明代军礼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的目光并未局限在具体的礼仪制度和细节之上，而是将其与时代特征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对明代军礼的研究有些还需要深入，有些课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有一些浅见略述如下。

1.对于明代军礼的某些领域研究的还比较少，甚而是空白。

如遣将、论功行赏的仪轨与度量。对于遣将拜将的仪轨在明代军礼研究中尚属空白，一是因为文字记载少且散见于官方典籍与私家著述中，二是在以往明代五军都督及兵部相关关系的研究及论著中虽有提及但未有单独研究。而献俘论功方面，则是研究较少的领域。

2.其次，明代军礼相关仪式程序的研究还需要深入。

3.再次，与军礼相关、交叉的古礼的研究需要深入，如射礼等，这有助于将明代军礼与古代军礼进行比较，挖掘梳理古礼形成脉络，厘清误读。

4.最后，研究“活”的制度，尤其是军礼制度一环扣一环的关联性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关注。

近年检索技术和资料搜集手段日新月异，给历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大便利。而且有理由相信随着新史料、新观点的出现，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明代军礼的研究仍会不断向前发展，创造出更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2]范中义、王兆春.《中国军事通史·明代军事史（上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3]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的变化 篇四

今年秋天我和爸爸、妈妈回东北农村的爷爷家，村子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爷爷乐得合不拢嘴，说：“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前，爷爷所在的村子是有名的贫困村，几乎家家户户住的房子都是茅草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现在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楼房了，就连平房也逐渐变少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千百年来农民头顶烈日收割庄稼的情景，深深烙在我们心里。而今，秋收时节，耕牛马匹在田野上已经不见了踪影，到处都是农业机械化忙碌的身影。以前窄小的土路一到下雨天变成了“水泥路”。现在变成了真正宽阔的水泥马路，中间三四辆车可以并派通行，在街道上畅通无阻，路两边的人行道载满了高大的树。下雨天也不怕出不去了。现在农业税等好多要交的税都取消了，国家还给每亩地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至少60元钱。并且农民孩子上学的学杂费也免了，以前村里那些穷孩子上不起学，现在都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村民们得到了实惠心里美滋滋的。

看到这些变化，我下定了决心要勤奋学习，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为我们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年级（4）班陈柳

5.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家乡变化 篇五

2015年10月22日

一、家乡简介

我的家乡开江县，隶属于四川省达州市，地处四川省东部，大巴山南麓，位于渠江支流明月江的两大源头白岩河、新宁河流经之地。开江县域介于东经107°42′至108°05′、北纬30°47′至31°15′之间。东西宽36.5㎞，南北长51.5㎞。开江县全境幅员面积1032.55㎞2，总人口60.34万人（2011年），辖十镇、十乡。

开江历史悠久，旧名新宁县，有1450多年历史。建置以前，春秋战国时属巴国。开江县旅游资源丰富，有始建于唐朝的古刹宝典金山寺，有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保健医疗功用的双飞温泉，有宝石湖水库。

二、我的回忆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从我出生开始，这20多年来，随着我慢慢地长大，我的家乡也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的家乡只有一条街，沿街全是瓦房，居民们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到了傍晚，都在家里看着那台还算清晰的小彩电。然而，不知不觉，改革开放的东风也从沿海刮到了我的家乡，从此以后我的家乡每天都在不停地变化。直到现在，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能看到新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新的公共基础设施又投入使用。我为我的家乡紧跟时代的潮流而深感欣慰。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改变还是这条河。

80年代的母亲河

如今的母亲河 不论在面对我家乡的建设成就，还是在面对我的家庭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我都完全有理由自豪地说，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未来，给了我们希望，如果没有这次改革，我不知道我还会在我那只有一条街的县城里面呆多久。

三、旅游业的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努力建设和发展旅游业。宝泉塔、文笔塔、明月泉、宝石泉、飞云温泉„„素有“巴山平原·毓秀水乡”之美誉的开江以其山奇水秀闻名遐迩，县内有国家3A级景区1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乡镇4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8个，如画的美景吸引着各地游客。

然而，在没有高速公路之前，由于受到交通的限制，开江的旅游还停留在以万州、达州、梁平为主的范围内。

路通则通，路通则变。随着万达高速全线建成，开江旅游将迎来一个飞跃的契机。

如今，在“万达高速”通车后，开江到达州半小时，到万州1小时，到成都3小时，将成为连接成都——重庆——西安黄金旅游环线的重要节点和长江三峡黄金旅游热线的延伸。

“在开江旅游景点较为集中的讲治和普安两个镇都有高速路出口，并且距离景点也只有两公里左右。”刘艳妮说，万达高速缩短了旅游的路程和成本，游客增多的同时，庞大的自驾游队伍也会随之而来。多样的旅游形式和线路会带来更多的游客，预计每年能增加3万人次。

便捷的交通条件提供了更加灵活快捷的线路组合，开江与周边景区旅游将融为一体，区域合作将更加紧密。刘艳妮说，目前正与重庆开县联系，围绕万达高速打造一条黄金旅游环线。

四、工业与经济的飞速发展

开江物产丰富，境内已探明矿产有20多种。同时，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以五金工具、轻纺、食品、能源、建材业为支柱，以出口产品为导向的工业格局。

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交通，一条高速路，就是开江经济迫在眉睫的一条腾飞路。开江普安工业集中发展区占地4.4平方公里，入驻企业26家，主要是五金工磨具、食品加工等产业。万达高速通车后对开江工业经济带来的变化，普安工业集中发展区主任陈斗兵感触颇深。

早在开江至达州段通车后，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愿意入住园区的企业大幅增加，招商引资比以前更加容易。“万达高速全线通车后，我们还能通过万州拉近与沿江沿海城事的距离，增强园区企业与西部其他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抢占西南片区市场。”

万达高速通车后，开江直接面向的是万州、达州两座城市和重庆、武汉、成都等大城市，开江将通过它们向西部和东部延伸至全国。此外，借助万达高速，开江能西经达州到西安；东经万州到宜昌、武汉、上海，路上交通网络真真正正横贯东西，成为川东地区名副其实的出川“东窗口”。同时，万达高速在达州与达陕高速相连，承接陕西、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是西部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快速通道，开江作为万达高速的“中间点”，区位优势明显。

“万达高速通车后，开江将是秦巴地区连接中原、承接沿海、面向世界的前沿阵地和对外开放合作窗口、市场要素聚集洼地、进出口物资集散中心。”阮德章说，开江无疑将是秦巴山区通江达海的“桥头堡”。

五、改革开放让广电事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回首过去，广播电视局事业经历了艰苦的发展岁月，开江广电人始终以孜孜以求的态度，在艰难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谱写了开江广电不屈不挠、不断跨越的宏伟篇章。

30年前，有线广播是县、乡党委、政府的重要宣传工具。民国时期，境内没有广播事业。1951年3月，成立县收音站，配收音员1人。先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被群众组织接管，后又实行了军事管制。直到1984年6月5日，改名为县广播电视局。到1985年底，全局（站）职工28人，其中助理工程师2人，技术员1人。乡、镇广播站，共有机务、线务人员58人。在广播事业建设上，70年代的农村有线广播网，架设的铁线多属民用铁线，木杆矮小，杆距稀，几年后，木杆腐烂，磁瓶破碎，线路倒塌，不少大队，生产队的广播中断。1974年，电杆以条石代木杆，广播逐渐恢复。

在广播宣传上，1956年7月开始自办地方新闻，内容以通讯报道和县委、县政府有关政令、报纸摘要为主，没有固定时间。1957年，自办节目时间固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办节目中断。1975年恢复。每天分早、午、晚3次播音，转播时数为2小时30分钟。

在电视事业建设上，30年前县人只能通过架设接收天线收看电视节目。1976年9月，县广播站购进县内第一台国产凯歌4D4A9时黑白电视机，在县医院后山坡架设接收天线，收看效果良好。1979年3月，县广播局购进国产峨嵋投影电视机1台，在机关院内放映，直接收看省台电视节目。随着1981年1月开江县牛山寺电视差转台修建竣工，用发射功率10瓦、发射频道为8频道的彩色差转机，正式转播省电视台节目。在此期间，县人能收看四川电视台第一套节目。1986年，在牛山寺电视差转台建立了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县人能收看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共两套节目。

30年后的今天，开江县广播电视局从“加大新闻宣传、扩大网络覆盖、完善管理体制、创新改革发展”着力，不断加强新闻宣传的喉舌作用，努力扩大网络履盖面，积极完善管理体制，锐意改革创新发展。通过全体广电人的不懈努力，搭建了坚实的发展平台，促就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广电事业正方兴未艾。

如今的开江县广播电视局组织机构健全。局机关内设综合办公室、总编室、社会管理股（行政审批股）、科学技术股、行政执法股等5个股室。县广播电视局下设县广播电视台、县广播电视差转台、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中心等事业单位。县广播电视台内设编辑室、新闻部、文娱部、影视部、外宣部、技播部和广播节目部等部室；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中心设有城网部、农网部、技术部、财务室等部室和20个乡镇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分中心，全县广播电视系统员工总数232人。

如今的开江县广播电视局功能发挥完善。各栏目收视效果较好，反响强十分强烈。本台节目多次被省台、市台采用并转播。电视台、电台、《开江在线》网站三大媒体打好主动仗，多频率、多频道、多栏目联动，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宣传任务，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以及各部门的一致认可。创优节目获佳绩，广播、电视创优，2007年获奖率达82%。个别节目在省级评比中获奖。转播节目数增多。在原来29套节目的基础上，增开了戏曲频道、新疆卫视台、深圳卫视等节目，电视频道数已增加到41套。

六、总述

30年，改革开放站到了而立的节点上。30年，人生可称而立，国家可见枯荣。过去的30年，激荡而伟大。

回望来路，中国以濒临崩溃之身，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情，成就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从贫瘠到富裕，从禁锢到自由，从崩溃到奇迹重生，30年，一个个瞬间书写完成的这部改革开放史，让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为之击节赞叹。今天，我们，和讯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勾勒重述这段历史。我们深知自己的青涩，这样的梳理必然挂一漏万，但面对这段历史，我们不能放弃作为一个独立媒体的思考责任；站在3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不愿缺席这个也许会对将来产生更深远影响的讨论现场。

我们首先感恩于思想自由法则的真正复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过去的30年，中国在不断的试错中，逐步学会思考、包容、平和、自信；

我们要感恩于经济自由法则的最终归位：小岗村村民按下了鲜红的指印，邓小平的大笔乾坤，市场经济开始站上中国的经济舞台，从此再也无法退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