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规划历史

广州城市规划历史（8篇）

1.广州城市规划历史 篇一

传说广州最早的地名为“楚庭”(或“楚亭”)。现在越秀山上的中山纪念碑下，尚有清人所建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古之楚亭”四字。不少史籍将“楚庭”视为广州的雏型，是广州最早的称谓，距今已有2847年。“楚庭”又与一个古远的传说相连，传说有五位仙人，身穿五彩衣，骑着五色羊，拿着一茎六穗的优良稻谷种子，降临“楚庭”，将稻穗赠给当地人民，并祝福这里永无饥荒。说完后，五位仙人便腾空而去，五只羊则变成了石头。当地人民为纪念传播优良谷种的五位仙人，修建了一座五仙观，传说五仙观即为“楚庭”所在。由此，广州又有“羊城”、“穗城”的别名。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泛指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民族称为南越(又称南粤)。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在主帅屠睢率领下首次进军岭南，但秦兵最终被当地越人击败，屠睢被杀，赵佗等收拾残部北逃。稍后，秦朝派遣任嚣、赵佗等率兵再次分兵数路挺进岭南，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旋即建立政权，设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同时建立番禺(今广州)等县。南海郡含今广东大部，郡治番禺，首任郡尉任嚣，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划分的行政区，亦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行政建置。从此，广州进入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秦代的广州城。因秦将任嚣主持修筑，故名任嚣城。正式名称为番禺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城作为郡治。城址在今广州市区仓边路一带。

秦末，中原**，封建割据代替了统一，划地为王代替了中央集权。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乘中原楚汉相争之机，派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疆土“东西万余里”，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今越南北部。是为今岭南地区第一次建立古都政权。

汉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杀国王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立赵建德为南越王，并联络东越(今福建境内)发兵反汉。次年，汉武帝调集大军10万分兵数路进军南越国。元鼎六年(前111)冬，两支主力部队抵达番禺外围，攻破设置在石门一带的防线后，两军汇合一起从东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城，捕杀吕嘉和赵建德，南越各地守将纷纷降汉。历经五世93年的南越国最终灭亡。汉武帝进一步健全行政建置，把南越国土地划分为9郡。从此，岭南地区直接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东汉时岭南隶属交州管辖，州治设在广信。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任步骘为交州刺史，略定岭南。步氏来到南海郡治番禺，见巨海浩荡，原野殷阜，大为赞赏，认为其自然、经济和政治条件均适合设立州治。于是报请孙权批准，修筑城廓，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把交州州治由广信东迁于番禺。

后梁贞明三年(917)，清海、靖海两军节度使刘岩立国，国都广州。国号初名大越，年号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立国后，承袭唐朝典章制度，并大体沿用唐代官制。升广州为兴王府，在粤东和粤北增置一府四州。启用幕府士人分领诸州，刺史不用武官，从而摆脱唐后期藩镇割据之弊。仿唐制开科取士，扩大地方士人的仕途。大规模铸铜、铅两种“乾亨重宝”。这是岭南首次大规模造币，促进了岭南地区商品流通。积极开展对外商务活动;又与邻国创造良好外交关系。南汉历四主55年。南汉国的建立，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顺治三年(1646)，朱元璋后代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史称“南明”政权，仅存在40天。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市政厅成立，下设公安、公用、财政、卫生、教育、工务等6个局。孙科为第一任市长。是为广州建市之始。此前于1918年10月成立广州市政公所，开始进行现代的市政设施建设。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开始了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

1945年9月16日，侵粤日军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日本第21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和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分别签字。广州宣告光复。这是近百年来广东人民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1949年10月14日18时，解放军占领广州各重要机关，歼灭国民党残敌2000多人，解放广州的战斗胜利结束。解放军在府前路市政府大楼前台举行了隆重的进城阅兵式。

广州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揭开了广州人文史的初页。广州又称为羊城、穗城。传说古代有5位仙人，骑五色羊，羊衔谷穗，降临广州，把谷穗赠与百姓，祝愿这里“永无饥荒”。如今，越秀公园的五羊雕像已成为广州的象征。

广州自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汉武帝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和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东汉时期航线更远达波斯湾。唐代，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长的海路航线“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中央王朝首先委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到广州。宋代，在广州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机构市舶司。明清时期，广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一段较长时间曾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广州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近代史上有三元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抗英斗争、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封建统治的“三·二九”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所以，广州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城市。

广州历代名人辈出，代代相传。秦朝任嚣，汉朝赵佗，清朝学者屈大均，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思想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孙中山等，为广州名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广州的文物古迹众多。截至2010年，已公布的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共322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3处。南越王墓、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始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明朝的五仙观、镇海楼、莲花塔，清朝的陈家祠、余荫山房等。近代革命历史纪念地有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洪秀全故居等。广州还有众多的风景名胜，自古以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明、清历代都有评选“羊城八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日新月异。1963年、1986年，广州两次重新评选“羊城八景”。2001年8月，广州又举办“新世纪羊城八景”评选活动。2002年7月26日，评选揭晓，新八景为云山叠翠、越秀新晖、珠水夜韵、古祠留芳、黄花皓月、天河飘绢、莲峰观海、五环晨曦。2010年11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组织“羊城新八景”评选活动，至2011年5月18日，评选结果揭晓，新入选的“羊城新八景”为：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叠翠、越秀风华、古祠流芳、荔湾胜境、科城锦绣、湿地唱晚。

2.广州城市规划历史 篇二

城市中“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1],通常被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清朝和民国时期建造的店宅、民居以及少量的公共建筑是当下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主体风貌的代表[2]。按照职能的不同,它们大多属于居住和商业两种类型。现有个别具有历史、或科技意义的区域,如广州长洲岛,集中分布着大量的革命或工业等历史遗存,它们往往经历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活动,并形成了一定的风貌特色,作为特殊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将逐步进入保护研究的视野。在传统历史文化街区中,传统建筑和街巷空间是体现历史风貌的空间要素[3],传统的生活习俗是街区“生活真实性”的集中体现[4],而该长洲岛等地区则以各类历史遗存为中心,布局相对分散,强调人工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关系;除了纪念功能以外,大多历史功能已经衰亡或被其他功能取代。其保护方法和重点也不同于目前常见的居住或商业型历史文化街区。亟待开展相关研究,以丰富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完善保护方法。

广州长洲岛历史文化保护区陆地面积4.5km2,以革命遗址为主的各类历史遗存类型丰富,分散在岛内的军工企业、部队营地、传统村落及山林园地之中,村民生活水平较低。笔者以长洲岛保护规划为例,探讨革命遗产所在街区的整体保护方法,既保护传统风貌、民俗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又整合旧的空间结构和现代功能,激活岛上的社区活力,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和质量。

1 长洲岛的价值特征与保护现状

1.1 历史沿革与价值特征

1.1.1 历史沿革

长洲岛是广州第一个以近代革命遗址为主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进出广州水道的咽喉之地(图1),长洲岛有着300多年的对外交往和军事发展历史。自晚清至解放前,长洲岛以修造船业的发展为原点,依托“长洲要塞”[5],并于次年倡议修建长洲炮台。它与河对面的鱼珠炮台、狮山炮台和蟹山炮台组成广州城珠江水道上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存的长洲炮台遗址依山就势,尽览珠江,远眺城区(图2,表2)。

1.2 保护现状

1.2.1 遗产布局分散,整体风貌混杂

长洲岛发展历程与造船工业、军工企业联系紧密,这些军工企业大多沿用至今。目前,岛上1/4的建设用地为二、三类工业用地。由于军事管理的封闭性和特殊性,大多遗址被人为割裂,外人难以接近。黄埔军校旧址、东征阵亡烈士墓园、柯拜船坞、济深公园等重要遗址和景点被黄埔造船厂、兵工厂、海军营地等用地分割、包围,甚至就是厂区、营区的组成部分,布局零散,地区整体风貌混杂。

图3:社会问卷统计(有效问卷393份);

1.2.2 消极被动保护,地方活力不足

解放后,长洲岛长期采用偏重遗产个体的“被动防御”[6]式文物保护理念,过分强调个体物质空间的保存,失去与周边地区在经济和功能方面的联系。岛内产业以大型国企及军事工业为支柱,对地方经济反哺有限,再加上对外交通不便,地方经济活力不足。岛内村民生活水平较低,11.5%的受访者下岗失业,90%以上受访家庭月收入低于5000元[7](图3)。长洲岛内拥有大量的旅游资源,但是旅游配套设施缺乏,旅游交通不便,游客分布极不均衡。以近几年为例,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长洲岛的游客接待量分别是106.64万人次、166.08万人次和165.01万人次,但是黄埔军校旧址一处景点的游客接量却分别达到了96.92万人次、128.2万人次和110.77万人次,分别占接待总量的90%、77%和67%,而其它遗产大多终年无人问津。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2 长洲岛的整体保护方法

针对长洲岛的特征和存在问题,亟待构建合理的保护框架,以期实现各类历史遗存的整体保护和有效控制,同时满足当代城市的使用需求,促进地方社区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在长洲岛保护规划中,我们构建了以军校文化、军工文化、海丝文化和名人文化为中心,以山水格局、历史风貌、各类文化遗产为抓手,并依托用地、产业、配套、交通等外在支持的保护体系(图4)。规划的重点在于,保护以近代革命遗址、纪念性场所为主要特征的历史风貌以及与近代历史事件和名人活动相关的重要历史场所,延续或修复以近代革命摇篮为主的场所精神;发挥区位优势,挖掘历史文化、生态资源的潜在价值,优化功能,提升环境,赋予地区新的活力。

2.1 融入区域遗产廊道

长洲岛的保护需要强调遗址与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的关联性,在更大尺度的地理环境中保护街区的典型特征和历史价值,以及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文化以及人文环境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自然环境)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后者(人文遗产)物化或者外化。”[8]

规划突出“长洲要塞”在广东海防史上的历史地位,融入珠江遗产廊道,与周边的南海神庙、黄埔古港等一起构成广州海丝文化的展示主题,并进一步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遗产廊道,为未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区域旅游发展提供支撑。

2.2 保护人工与自然格局

首先,保护由牛牯岭与升旗山共同构成的长洲岛生态绿心,这里也是长洲岛依山面江、中轴对称的近代历史性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周边地区眺望长洲岛的天际轮廓线。其次,依据遗址的分布情况和价值内涵的不同,划定了沿江近代革命遗址片区和长洲炮台片区两个重点保护片区,前者重点保护黄埔军校旧址、东征阵亡烈士墓园依山面江的整体格局、中轴对称的景观序列和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保护蜿蜒曲折的道路格局,并结合沿江古树、驳岸、码头等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整治,恢复东西向沿江道路,修复北部滨江地区以近代革命遗址为典型特征的历史风貌展示和体验区;后者则重点保护各炮台本体及其所在山体,拆除山脚的现状建筑,保护炮台之间遥相呼应的视线通廊和景观格局。规划还将南部的果园作为湿地生态维育区,与中部的生态绿心以及环绕的珠江水系共同构成“山水环绕”的自然生态格局,并修复历史水系,保护果林、农田等地域植被,延续岭南特色的自然景观(图5,表3)。

2.3 控制历史性眺望景观

规划重点保护历史格局、岛内景观、防御系统3种类型的空间序列和景观视廊。保护长洲炮台之间以及炮台与北部山体之间的视线联系,以及长洲炮台与对岸鱼珠炮台、狮山炮台共同构成长洲要塞“扼守珠江”的防御眺望视廊。北部沿江地区以孙总理纪念碑为例,控制垂直于纪念碑正面至背景山体制高点之间的连线并延伸至江面的视廊,两侧各保留120m宽的控制区,区内以绿化为主;以视廊为中线左右各偏30°至江面的扇形区域范围内禁止建设妨碍观赏纪念碑的建/构筑物(图6)。

2.4 优化功能提升空间活力

规划提出合理利用长洲岛优越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资源,发展旅游观光和文化创意产业,积极对接周边大学城、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金融城等功能组团就业人群的使用需求,与周边功能组团错位发展,构建广州东部文化展示和休闲服务中心。在严格控制建设规模的前提下,置换岛上军工产业用地和驻军用地,为文化创意等现代城市功能的植入提供空间。同时,利用村民经济留用地规划旅游休闲、健康养生、教育培训等功能,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图7)。

2.5 完善综合交通与展示线路

规划通过轨道、常规公交和水上交通强化对外联系的基础上,规划在金州大道南北两端沿线各设1处交通换乘中心,降低岛内机动车出行比例。尽量保留历史道路的现状线位,并对沿线景观环境进行整治,增设慢行、游憩设施,使其成为展示长洲岛历史风貌的重要景观道路。规划还通过5.5km的文物径串联岛上相对分散的遗址,构建以黄埔军校旧址为中心的近代革命文化博览体系,形成特色旅游路线,并利用14.9km的绿道网将生态资源、旅游设施与文化展示系统串联起来,构建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环境。

2.6 优化规划控制和管理手段

长洲岛整体占地规模较大,遗存类型丰富,布局分散,保护规划注重对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在规划管理单元和规划控制指标方面做了相应的优化,在整体保护的前提下,体现不同地段保护控制和规划管理的差异性。

首先,依据主导功能,将规划范围划分为历史保护、生态维育、民俗传承、优化提升和协调发展5个政策分区,并以此优化规划管理单元边界,明确针对性的管控要求(图8)。其次,将保护规划中定性为主的管控要求转变为定量的控制参数。在控制详细规划中,文物、历史建筑形成独立地块,地块边界不跨越历史文化街区紫线,以便于地块的控制与管理;落实山体、湿地果园、历史公园、街头绿地、广场、古树名木等位置、边界和控制要求;落实历史水系位置、堤岸做法、滨水界面等控制要求;落实历史道路、街巷的走向、景观断面、路名等控制要求。在历史保护管理单元的控制中,将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绿化率”、“建筑后退红线”、“停车位”由规定性调整为指导性指标,将“建筑形式风格”、“建筑色彩”、“其他环境类要求”由指导性调整为规定性指标,并增加“建筑更新改造措施”、“地块更新改造措施”规定性指标。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结语

3.繁华北京路 广州的历史名片 篇三

几经沧桑的繁华街道

广州北京路，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武汉的汉正街一样，是繁华商业区的代名词。它是广州城建之始所在地，也是历史上最繁华的商业集散地之一。

北京路是一条在公元十世纪就已存在的街道，也是一段积淀着尘封历史的古道。它是广州两千年不变的老城中心，北段曾出土了自唐代直到民国时期共五朝的11层路面，南段则发掘出宋代至明清时期共5层的拱北楼建筑基址。曾几何时，那些穿着明宋衣饰的古人正是在此处赶集买卖，清朝盛世下的盐帮世家把根扎在这里，民国的浪漫故事也不曾将这条街道冷落。

由于珠江水退，路基抬升，今天的北京路铺设在历代路基之上，使路面越来越高，掩埋了古道。今天，站在北京路的步行街上，俯看玻璃窗下古老的街石会有着恍如穿越的感觉。视线之上，是俗世的繁华，吃喝玩乐、熙熙攘攘；视线之下，是两千多年的沧桑印记。

北京路，原名永汉路，穿越众多马路街巷，纵贯南北。北京路从唐朝起，至明、清、民国时期，一直是当时的商业中心，街道两侧，店铺林立，西洋奇物、中原通货，无所不有。

橱窗是北京路步行街的一个特色，原本是南方特有的建筑形式，即店铺前面有遮雨的屋檐。因为它的存在，下雨时，游客不用淋雨便可轻松地穿梭在各个店铺之间。

北京路两旁的街巷，是历史悠久的文物荟萃之地。但是，近年遭大规模拆迁，很多旧物已经荡然无存，如靠近惠福路口的仙湖街，曾是大诗人梁佩兰的故居；白沙居，据说明代大儒陈白沙曾住于此。

现今保留下来的古书院群，位于北京路大小马站及书院的一带，这里是清代各县士子聚集会友及暂住的落脚点。抬头看大杂院门头的石额，那苍劲的字迹总令人想起这些书院的黄金年代。

根据一些广州老市民的回忆，建国后，文化大革命前，北京路一带虽然不是很兴旺，但还是一条商业街，街面全部都是铺面。到文化大革命时，所有私营的商店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间国营、集体的商店，很萧条。直到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商业氛围才越来越浓。

现今，这一区域虽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仍人流攒动、商贾云集、招牌林立。北京路，已经成为千年商都——广州的一张商业历史名片。

逐渐形成的购物天堂

现在步行在北京路街道上，常给人喧嚣热闹之感。如鲫人流、沿街店铺店员的叫卖声、流行乐曲的轰鸣、喷泉射水声、路边小吃的巨大价格牌……沿北京路南下，茶肆酒楼、商城百货、五光十色的橱窗服饰一路铺开。

在繁华步行主街中间，还藏着不少纵向的小巷。这些不起眼的小巷却也成了商店眼中的黄金地段，里面每一块地面都是寸土寸金，广州的老市民们称这些小巷为“老鼠街”。相对于北京路主街商铺、商城里价格昂贵的商品，“老鼠街”的商品实惠许多，这也是“老鼠街”常年不衰的原因。在拥挤的过道里，本地人、外地人，甚至老外与店主们砍价，然后大包小包地买东西。

但是，不论什么样的市场环境，都总有人生意红火，也有人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笔者从在广州读大学，到现在工作五六年，一直待在广州，闲暇之余经常逛北京路，注意到其中一个品牌在北京路黄金路段盘踞了10多年。店员介绍，该商铺租金每年都会上浮10%，从当初的一二十万元涨到四五十万元，再到七八十万元，他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在北京路，经受着连年“涨租”的压力，有商家选择撤出，有商家选择坚守，也有新商家进来，对于外来客而言，在同类商品已经成行成市的广州老城区，想尽快打响知名度，选择进入北京路这个商业旺地就相当于抢到了一块广告招牌。所以，哪怕顶着昂贵的租金，凭借北京路极其旺盛的人气，就算是没盈利、甚至是倒贴，做广告也是值得的。这都是因为北京路有着历史悠久的声誉价值。

新时代下的北京路

从解放初期星罗棋布的百货商店，到后来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和专用品一条街、商业步行街，再发展至国际化大型综合性购物商场……如今的广州，已是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

而作为广州商业名片的北京路，在近年来更是增设饮水机、休息椅以及公共设施标识牌等公共设施，开辟休闲广场，设置绿化小品、雕塑、背景音乐，安装监控系统，使北京路步行街的档次和品位进一步提升。

经过整饰改造，北京路已经能够完美地体现现代都市特色、岭南建筑风格和浓厚文化氛围。北京路也成为国内外游客购物旅游的必选之地，成为广州市一张靓丽的名片。

4.有关广州的历史故事 篇四

相传很久以前，广东顺德有位姓沈的姑娘，生得美貌如花，种桑、养蚕、织锦样样皆能，而且心地善良、助人为乐。

有一年顺德大旱，田地黾裂、庄稼枯焦，大家都心急如焚。沈氏织女想道：“听说羊城有间南海神庙，何不前去求雨呢?”

织女说服父母，日夜赶路，到百里之外的南海神庙，跪在洪圣大王神前祷告：“大王，民女求求您了，现今顺德干旱，请普降甘霖，使叔伯哥哥能顺利开耕、姐妹们能养蚕织锦。如能所愿，等丰收之后，民女定织下最好的绸缎，给您作铺陈。”

洪圣大王见织女风尘仆仆、不顾个人劳苦为村民来求雨，实是难能可贵，定要相助。看官：“铺陈”本是装饰的意思，但由于织女声细又有点沙，洪圣大王误听为“夫人”，亦默许了。

果然织女走后，顺德就下起雨，百姓欢天喜地开耕，获得丰收。织女按照自己的诺言，用最好的蚕丝，织成最美的绸缎，带去南海神庙作铺陈还神了。

洪圣大王见织女一片诚心，便对众神宣布：封织女为“明顺夫人”。话音一落，织女便化作一堆泥土。当晚洪圣大王报梦给庙祝，叫他把这堆泥土塑成像，并建殿供奉。

5.广州小洲村历史建筑群调研报告 篇五

调研人员--

调研时间 2009年10月8日

小洲村概况

小洲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东南部，是广州“万亩果园”保护区内的村庄，面积4.5平方公里。始建于元末明初，是目前为止广州城区内发现的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寨。它有独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风貌、极具代表性的宗祠建筑蚝壳屋等民居和龙舟文化、北帝庙文化。

【figure0.小洲村规划底图1】

小洲村村落格局演变大致经历了起源－发展－成熟－拓展四个主要阶段，最终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格局。小洲村因水而生，由水而名。故村民的生活方式与其息息相关。村民的房屋大多依水而建；最初交通方式也以水为路，以舟为车。村中道路大都与水垂直，沿涌有大街贯通。过珠江水道，村民可以乘船到广州、番禺等地，甚至出海。小洲村传统的生存方式是农耕，种植一些粮食作物和果树等。其中种植果树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小洲村河网纵横，绿树成荫。村民农闲时刻最喜欢的就是在河边树下聊天嬉戏，现在仍然保留这一传统.【figure1.小洲村环水而建，绿树成荫，村民多在树下乘凉休憩】

小洲村建筑历史分析

一，小洲村村落历史演变

小洲村村落格局演变大致经历了起源－发展－成熟－拓展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开村到明初－以华台山为中心的村落起源期

小洲村东约有一座低丘，名为华台山，高 16.31 米，山上原有一座小亭，在文革中被毁。据村民介绍小洲村最早的房屋就建于山的周边，这一说法可以在有关的历史记载中得到验证。华台山当时为水中小岛，小洲村的先人只能选择地势较高处定居，这是符合村落选址一般原则的。后来由于不断的冲积和淤积，河道变窄，村域面积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今天的格局。

【figure2.小洲村前期格局发展图】

第二阶段：明初到清初－村落缓慢发展期

现存历史建筑中的天后宫、北帝庙、西溪简公祠、简氏大宗祠等大都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形成的，这些建筑集中分布在拱北大街沿线，因此拱北大街应是当时最重要的街道，说明明末清初的小洲村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据史料记载，村中现存最大的宗族简氏宗族的发展是从明代开始的。简氏主要分为两支迁入小洲村。一支为东源公，是在明初迁入，这一支的祠堂东源公位于东源大街附近，为“其慎堂”，但现在已经被损毁，原址另建了民居；另一支是西溪公，是在明成化年间迁入，这一支的祠堂为西溪简公祠，又称“受经堂”，位于西江涌东岸的西约大街。

第三阶段：清初到建国前——村落成熟时期

据《广州市志》记载，宋末元初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小洲人口仅增加了37 万。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人口大损。小洲村也不例外。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州设置粤海关，并在距离小洲村 2 公里左右的黄埔村酱园码头设立黄埔挂号口，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康熙五十年（1711），清政府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两个因素促进了小洲村人口的迅速增长。简氏一族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逐步成为村落的主要力量，居住地域也发展到了村中心区域。小洲村商业贸易在黄埔村的带动下开始繁荣，在最靠近珠江口的华台山西北侧形成了登瀛码头和登瀛大街。据《小洲村史》，清初登瀛大街已经是小洲村最繁华的街道，街道两侧商贾林立，热闹非凡。村民住宅也向登瀛大街两侧集聚。原西溪简氏和简氏大宗祠附近区域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村落日趋成熟。天后宫、玉虚宫等庙宇也是当时小洲村的繁华所在，香火十分旺盛，北帝诞大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流传下来。同时，明末清初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盗贼和匪患严重，简氏族人不得不在古码头边上修建城墙，以保卫家园。古城墙上的洞眼至今犹存。

1【figure3.小洲村中期格局演变图1】

第四阶段：建国后至今——村落拓展时期

这段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前的缓慢发展时期，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大拓展时期。解放以后，小洲村分田到户，原地主和资本家的房子都分给了佃农和长工，每户都有了固定的宅基地。大部分旧村居得到更新，西区靠近西江涌的部分和东区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东源公就在这个时期的更新中遭到破坏。世纪 80 年代以后是小洲村历史上发展最快、拓展幅度最大的时期。村民纷纷

改建旧宅，并向西、南、北三面拓展居住区。现存的大量楼房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约占旧区的一半以上。尤其是90 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村区内的宅基地建设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跨过瀛洲路开辟了新的住宅区，村南北两端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村落规模得到空前地拓展。同时，小洲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引起了众多艺术家的居住兴致，在瀛洲路以西的西江涌边建设了“艺术村”。但这个时期也是对旧区更新较快的时期，村内部分历史建筑遭到破坏，村落的保护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figure4.小洲村后期格局演变图1】 小洲村目前的建设呈现为两种风貌。（1）旧村风貌

小洲村旧村主要指形成于以华台山为中心、西江涌以东、河涌环绕的区域。村的建设呈现出圈层式蔓延的历史痕迹。旧村内部建设密度大，街巷狭窄，建筑质量较差，以 1～2 层住宅为主，部分建筑已空置或坍塌。

【figure5.已部分坍塌的房屋】

（2）新村风貌

新村是指八十年代以后小洲村民在瀛洲路西侧及村南、北端建设的新住区。新村建筑密度比旧区稍小，户均建筑面积较大，路网格局整齐，建筑质量较好，基本为 4～6 层住宅，其中艺术村为代表。

【figure6.小洲村新区】

二，小洲村建筑空间分析

街巷空间特色

小洲村的临水街巷呈现出岭南水乡的特色，充分体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场景。百年老树与树荫下休憩娱乐的老人、在水中玩耍嬉戏的小孩、老人旁边忠实等待的狗，呈现了一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在广州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小洲村特有的临水空间保留了古朴、安逸、回归自然的古村落特色。河涌绕村，小桥到处可见。小洲村临水的街巷大致体现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最能体现水乡特色的“街—河—街”【figure1】的临水空间形态，以细桥大街一河两岸最具有代表性。第二种是“街—河—屋”的临水空间形态【figure1】，两边的街巷有一边是临水的石板路，另一边是建在水边的房屋，体现了典型的岭南水乡水上人家的特色。如新路大街一带。第三种是“屋—河—屋”形式的临水街道，这种街道临水的一面是完全封闭的，只有零散的门前小巷通到水边，完全体现了水上人家的传统风貌特色。如细桥直街和低洲大街。而上述三种临水街巷的空间形态又是相互交叉的，灵活多变的。

建筑平立面特点

小洲村的建筑类型按照年代可据以下分类：（1）明代建筑

主要为村中遗留下来的旧祠堂及庙宇，有简氏大宗祠、东池祖、西溪简公祠、粤梅祖、慕南祖、天后宫及北帝庙等七幢。

（2）清代建筑

主要为部分祠堂、庙宇与民居。属于清代的祠堂有瀛山简公祠、泗海公祠、穗侨简公祠、新厅、吕山祖等 5 处；庙宇有简公佛、三帝庙等2 处。属于清代的民居有司马府第等71 处。

（3）民国时期建筑

主要以民居为主。多为体量较小的、砖木石结构、坡屋顶、青砖材料的传统民居建筑。

（4）解放后～80 年代建筑

从现状调研来看，解放后到八十年代这段时期小洲旧村有部分的更新和建设，这个时期的建筑多为平屋顶、砖混结构建筑。

（5）80 年代以后建筑

多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的平屋顶建筑。

（6）其他建筑

这类建筑主要是村中的一些临时搭建用房、牲畜用房等，其年代不可考。建筑风貌

小洲村重点规划范围内主要建筑类型有两大类：公共建筑和民居。公共建筑主要为村民公用的祠堂、庙宇、会堂等；民居主要为纯住宅及商住结合的住宅。

小洲村内历史建筑体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筑风格和样式，主要特点为：①小面宽，大进深；②空间高敞，通透；③墙体薄，屋面薄。

（1）空间形式

小洲村内历史建筑的空间形式主要有四种：一种为大型祠堂，如简氏大宗祠、西溪简公祠，平面形式为三进三开间两侧廊，中轴线布局，三进依次是头门、享堂和寝堂；第二种由祖先故居演变而来的祠堂及民居大宅，其平面形式为三间两廊一天井，如慕南公祠、四海公祠、瀛山简公祠、司马府第等；第三种为普通村民住宅，平面形式多为一间一天井和两间两廊一天井；第四种为商住结合的住宅，平面形式多为一间或两间，采用前铺后居或下铺上居的形式，面街立面为大面积拼木板的铺头装，主要分布于登瀛大街和拱北大街。

（2）结构形式

一般而言，大型祠堂均为砖木石结构，由民居演变的祠堂多为砖木结构。一般为“大木小作”构架，不施斗拱，仅少量建筑檐下用插拱，以瓜柱承檩。普通传统民居多为砖木结构，采用山墙直接承檩的结构形式。

【figure7简氏宗祠砖木石结构】

【figure8.普通民居砖木结构】

立面分析：富有特点的建筑类型——蚝壳屋与锅耳屋

（1）

蚝壳屋

在小洲村，最有特色的一道风景就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蚝壳屋”。小洲的祖辈村民就地取材，从海岸沙堤中掘出大量蚝壳，建造房子。据说，用这种方式构建的屋子，冬暖夏凉，而且不积雨水，不怕虫蛀，很适合岭南的气候。

蚝壳屋的建筑材料主要是蚝壳，是从沙堤里就地取材的，以两两并排的组合方式，再拌上黄泥而砌成的，是岭南曾经“苍海桑田”的见证物。蚝壳屋至少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figure9.蚝壳屋1】

（2）锅耳屋

锅耳屋因其山墙形似锅耳而得名，有些起翘，有些不起翘，通常锅耳山墙伴有精美的灰雕和灰塑，部分宗祠也有锅耳山墙。

平面分析：祠堂与普通古民居

（1）简氏宗祠：简氏宗祠规模宏大，共有99道门，从前这里是供奉祖先，族人议事和集会的地方。前堂后殿式，廊院式的布局，为岭南风格的古建，梁柱尺寸纤细，无繁复的装饰雕刻，可用端庄秀丽来形容。前面厅堂为三开间，四进深，且加设卷棚式前廊，后大殿为三开间，九架前后廊结构。屋架为木结构，方形石柱，山墙，马头，屋脊上均饰有砖雕，纹样造型处理手法简洁，大气古朴。整个祠堂装修不见一般商贾宅院祠堂的华丽世俗，透出一种闲静儒雅，淡泊宁静的气韵。

【figure10简氏宗祠】

（2）民居：民居平面并不复杂，有些被租为艺术家工作室，有些成为具有商业功能的建筑。

【figure11.普通民居平面】

【figure12.改成艺术家工作室的民居】

【figure13改作商业用途的民居】

民居基本沿袭旧时功能形式，改装成艺术家工作室的民居在内部功能区划分上进行了较大改动，作为商业用途的民居在内部平面结构上进行了改动。

小洲村建筑评价

小洲村的明清古建筑在旧村区保留很完整，大的祠堂、宗祠后来又进行了整修，结构没有明显缺失，富有岭南地区的特色，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结论

小洲村的作为广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保存完整的古建，沿袭至今的人文形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需要加强保护，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防止因旅客进入而造成破坏。

通过对小洲村历史建筑群的调研，对广州历史街区的历史发展、建筑形态、风俗人文、保护状况有了初步了解，也有了调研的经验，对这种研究方式有深入了解。

参考文献

6.广州城市规划历史 篇六

广州的现状 广州做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和珠三角经济圈的中心，利用港、澳地缘优势和人文语言、文化的相似性，在前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经济龙头的作用，南下广州成为一时的流行时尚和历史潮流。在此背景下，广州吸引了国内、国外众多的一流人才和大量外资企业的垂青，广州也由此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港澳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因素的影响，广州对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的出口下降，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广州的发展速度;并且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上海、北京等城市得以迅猛的发展，广州受到了内部城市之间的强力竞争，其城市形象也在不断被淡化和抛离。 人们不禁要问，广州怎么了? 广州的未来在哪里?

谁是广州的竞争对手? 谈一个企业的发展，不能脱离竞争对手，同样谈一个城市的营销，也必须与竞争城市抢夺资源。在中国，广州的形象沉积就是开放、活跃和具有世界级城市雏形的城市，而广州的未来则必须向国际化的城市发展，那么至少在国内，广州的竞争对手可以认定为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

北京可以定位为“首都、历史名城、政治中心、大气和国际化”。其特点是整个城市古朴与现代相结合，具有浓郁的京派文化特点，气势宏大，北京人以国家干部自居，积极从事国际间的活动与文化交往，的奥运会可以为北京带来更大的发展，

上海的定位可以描述为“国际化、现代、潮流和活力”。其特点是沿袭在过去岁月中“大上海”的优势，以中国的潮流和世界性的商业中心为基点，上海人以精明、务实著称，具有对外开放盲从、对内封闭排外的文化特点。上海也积极投身国际化的浪潮中，F1赛道的建设和世博会主办权的获得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分析这两个城市的特点，有一个共有的缺陷，那就是排外思想严重，外地人很难融入当地生活。与之相比，广州在历史及规模、文化与建设方面均不能望其项背，但是广州却在他们的缺点方面优势显著。

广州的优缺点分析 广州被誉为花城和羊城，具有包容性强的特点，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容易使人产生亲切感和归属感。同时广州也是开放的代名词，至少在今天还没有从人们的脑海中消退。以开放的形象可以产生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是广东的精神优势。在地域方面，广州与香港毗邻，可以利用联动与之呼应，形成粤港合作的经济圈。这些都是广州目前所具有的优势，但其缺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优势的发挥。

7.广州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演变研究 篇七

广州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区, 市域范围内有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4个省级历史文件名村, 以及上百个具有历史风貌的传统村落。对广州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演变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广州地区现存的传统村落。

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是广州市市域区划范围, 面积7434.4km2, 在北纬22°26′至23°56′, 东经112°57′至114°3′之间。最北端与韶关市的新丰县相临, 最南端滨伶仃洋与香湾、澳门相望。东连惠州市的博罗、龙门两县, 西邻佛山市的三水、南海和顺德。北回归线横贯市境北部, 珠江及众多支流贯穿整个广州。本研究的时间跨度由先秦至民国。研究对象是历代以来广州地区的传统村落。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探讨划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时期。二、阐述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过程。

2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分期

关于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相关信息散布在历代的地方志中, 或有学者对广州某个时期局部地区村落的发展有所论述。笔者通过梳理研究历史文献, 认为广州地区传统村落先秦至民国的演变历史具有比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的变化, 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发展成为后来的宗族村落。根据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要素的变化, 我们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 (表1) 。与村落生产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对外交通、产业构成、土地开垦、农耕技术;与村落生活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居民构成、建筑形态、居住密度、村落形态。村落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 村落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村落生活方式的变化, 推动广州地区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向封建社会的宗族村落发展。

3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过程

3.1阶段一:百越土著主导的氏族村落发展阶段

百越土著主导的氏族村落发展阶段由先秦延续至秦汉。这一阶段, 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地处边陲, 交通封闭, 广大地区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由原始先住民发展而来的百越族以氏族部落的方式聚居在广州地区。越族以渔猎为主, 农业为辅, 农业处于力耕火种的状态, 生产力低下。秦以后, 北方汉人陆续经水路南迁至广州地区[1]。秦以后南迁的汉人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越族土著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而这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时期:百越聚居的先秦时期和汉越杂居的秦汉时期。

3.1.1先秦时期:百越聚居

生活在广州地区的百越族由原始先住民发展而来, 具有断发文身、喜食虫蛇蚌蛤、善舟习水、崇拜蛇鸟图腾等风俗。广州地区先秦时期越族的文化遗址有多处, 包括海珠区马岗顶新石器时代遗址, 飞鹅岭新时期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 增城金兰寺村新石器时代至战国的文化遗存, 从化吕田狮象的新石器晚期到商时期文化遗存, 萝岗来峰岗新石器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 南沙鹿颈村新石器晚期至商时期的文化遗址[2]。从先秦时期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来看, 这一时期广州地区已是越族广泛分布的聚居区。增城金兰寺村新石器时代贝丘文化遗址是广州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址, 距今有5000~6000年, 出土有磨制石器、粗砂陶、大量的蚬、鹿、牛、鱼、龟的遗骨, 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底部有深入生土层的房址木桩柱洞[3]。增城金兰寺村贝丘遗址大致反映出当时越族生产和生活概况。

先秦时期广州地区越族居住建筑及村落的具体形态, 目前考古界在广州并未发现实物, 我们可以从广东其他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发现推测广州的状况。1978年10月, 高要县茅岗发现靠近江河的新石器晚期居住建筑遗址。建筑遗址平面为长方形, 一端靠山, 一端临水, 靠山一段略高, 用作居处, 临水一端稍低, 形成前高后低的台阶式居住棚面。建筑是“干栏式”木结构, 房子的居住面及盖顶围墙都以树皮铺设。房子两侧还有檐廓结构, 便于在房子周围活动[4]。这种“干栏式”的水上棚居应当是先秦时期广东省滨水地区越族主要的居住形态。广州地区也不例外, 今广州南沙疍民村落仍采用“干栏式”的水上棚居 (图1) 。从三水银洲贝丘遗址我们可以发现先秦时期越族村落的大致布局 (图2) 。银洲遗址位于银洲村东侧一座孤立的椭圆形岗丘上, 周围是平坦开阔的冲击平原。遗址面积约为3500m2。丘岗顶部为集中埋葬的基地, 岗顶外围近岗坡处发现有房址、柱洞和灰坑的居住区, 丘岗四周坡地及坡底平地是以贝壳、陶片为主要包含物的垃圾区。房址平面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 有平整坚实的红褐色垫土面, 内有灶坑、储物坑、陶器等物[3]。可见, 当时越族村落已有初步分区。

总体而言, 由于五岭阻隔, 对外交通封闭, 先秦时期广州地区百越部落的氏族村落处于原始、自然的发展过程。

3.1.2秦汉时期:汉越杂居

秦代, 广州地区始设置郡县, 正式纳入汉人管辖。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214) 在岭南设三郡:桂林、象郡、南海。南海郡下辖番禺、博罗等县, 郡治番禺。今广州地区属番禺县境地。对外交通上, 秦代开凿灵渠, 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灵渠成为秦汉至隋唐中原入粤的重要通道。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徙民50万人, 戌五岭, 与越杂处。”三国两晋时期, 中原战乱也促使北人数次南迁。秦汉400年间陆续南迁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打破了百越村落自然发展的状态。广州地区由百越聚居地发展为汉越杂居之处。

秦汉时期南迁汉人除了聚居在城市之外, 相当一部分向乡村地区扩张。据史书记载, 当时有汉人在番禺县郊外进行有组织地开垦耕种。这些地区逐渐形成新的村落和农田。汉人还将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器牛耕”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广州, 并注意排灌和施肥,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进而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和财富的积累。六朝时期, 广州的汉人聚居区已发展出“著姓”和“豪门”。例如, 刘宋时增城县人周灵甫不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 还拥有家兵、部曲1万多人[1]。

南迁汉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 还带来了先进的生活方式, 在建筑上表现为促进了越族“干栏式”居住建筑向地面居住建筑发展。广东西汉晚期和东汉初年墓葬出土的陶屋大都是“干栏式”陶屋, 类型除了居住陶屋之外, 还有储藏粮食的陶仓。“干栏式”居住陶屋分上、下两层。上层楼居, 下层用以饲养牲畜 (图3) 。东汉中后期, 除了“干栏式”陶屋之外, 新出现了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陶屋 (图4) 。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陶屋中供起居的堂屋在地面层, 与厕所和畜舍以墙壁相隔, 已是地面建筑的形态。楼阁式陶屋还具有中轴线对称的特征, 体现出汉化的影响。

唐之前, 虽然广州地区汉人聚居区逐渐扩大, 但越人仍占有当地人口很大比重。《晋书·陶璜传》中记载:“广州南岸周旋六十里不贩服者五万余户, 皆蛮蛋来居。至于服从官役, 才五千余家。”《宋书·蛮夷传》载:“广州诸山并俚僚, 种类繁炽。”而且土著越人不肯驯服的记载亦屡见于史书。这说明广州地区相当范围内仍属于土著越人聚居区。由于东晋时期广州始有冶铁业, 相当长时期内“铁器牛耕”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局限在汉人聚居区, 大多数越人村落还是“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方式。汉化的进程缓慢而曲折。

3.2阶段二、南迁汉人主导的宗族村落发展阶段

唐代张九龄开通大庾岭, 打通了北人南移的交通要道, 揭开了汉人大规模南迁开发岭南地区的篇章, 进而加速了土著越族汉化的进程。至宋代, 广东人口中90%已是汉族, 境内的百越土族基本汉化。一部分古越族转化为少数民族, 以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方式聚居在山区和海边[1]。与此同时, 广州地区进入了南迁汉人主导的宗族村落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进程由唐始, 延续至民国, 形成了今天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根据宗族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素的变化, 这一阶段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 唐宋元时期:宗族村落初步发展时期; (2) 明清时期:宗族村落大规模发展时期; (3) 清末至民国时期:宗族村落近代化时期。

3.2.1唐宋元时期:宗族村落初步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的发展得益于两个因素:一、唐代梅关古道的开通, 使得大量北人得以南迁, 为广州地区的初步开发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初期的200年间, 由南雄珠玑巷南迁的达130多次, 有据可查的60多姓。二、宋以后, 市桥台地至新会圭峰山一列山丘台地以北地区由海岛逐渐淤积形成大片陆地, 老三角洲初步形成, 为南迁的汉人提供了可开垦的大量土地。新成陆的土地和迁入的人口促使广州地区汉人聚居区日益增多, 宗族村落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成陆的耕地地势低洼, 宋代建村的村落大都建在缓坡或平原较高的土墩上。如番禺市桥台地, 这一时期建村多在台地边缘地区, 南边的有石楼、官涌、沙湾古坝、紫坭;西缘的有韦涌、屏山;北边的有石壁、会江;东缘的有柏堂;东南有潭山、茭塘等村。宋代南迁汉人还带来了“筑堤抗洪”, “洼地保收”的先进农耕技术, 使广州地区农田不再受海水淹袭。宋代, 广州成为全国的产粮区[5]。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繁衍, 使宋元建村村落数代之后迅速发展成为占据大片沙田的宗族村落。

北方汉人移民除了主要聚居在宋代广州南部成陆的老三角洲之外, 广州其他地区也有为数不少的珠玑巷移民居住。例如, 增城宋代迁入的姓氏就有45姓。根据我们对广州地区现存47个宋元时期建村村落的地区分布统计分析 (图5) , 这一时期除了广州中南部地区建村村落有26个之外, 东部、北部、西部地区建村村落也共有21个之多。我们以广州地区宋元时期建村村落的googleearth航拍图为基础资料, 对这一时期村落形态进行初步分析, 发现广州地区梳式布局和顺应地形的自由村落形态已初步形成。规整的梳式布局村落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花都、从化、增城 (图6) ;放射状、线状、网状等自由形态的村落[6]主要分布在中南部的天河、海珠、黄埔、白云、番禺、南沙区域 (图7) 。此时, 汉人三间两廊住宅已取代古越族的干栏式建筑, 成为广州地区主要的居住形式。广州地区村落中还出现了村墙和护村河, 例如白云区元代建村的石马村。

3.2.2明清时期:宗族村落大规模发展时期

明清两朝, 广东农民在围垦沙坦、开垦荒地和山地丘陵地区的全面开发方面, 大大超过前代, 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明以后, 珠三角老三角洲的东南海湾发育出新的浅滩, 形成新三角洲。加上“圈筑成田”人工开发沙田技术的应用, 可耕种的沙田大量增加。当时, 番禺已是珠江三角洲沙田最多的县之一。1372年 (洪武五年) , 明政府明确规定“流民复业者, 各就丁力耕种, 毋以旧田为限”, 大力推动了荒地的开垦。据雍正《广东通志》载, 洪武至万历200余年间, 广东耕地面积增加41.3%。清初, 因“海禁”的实施和“迁界令”的颁布, 广东一度田地大量抛荒, 广州地区也受到波及。康熙二十二年 (1683) , 清平定台湾, 废止“迁界令”, 并采取了一系列招民复业、奖励垦荒的措施。入清以后珠三角围垦沙田发展更快。至清嘉庆年间, 广东耕地面积扩大为3386.7万亩, 不仅迁界时抛荒田地得以复垦, 而且耕地面积超过了明代[1]。

明清两朝农耕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的大规模发展 (图8) 。许多宋元建村的村落于明清两代始大规模修建房舍。例如, 从化钱岗村于南宋建村, 但现存绝大多数建筑为明代修建。花都的塱头村元代建村, 村落大多数祠堂在清代得以重修。并且, 祠堂重修的历史从清乾隆延续到光绪年间。明清时期宗族村落的发展还体现在祠堂在村落的普及。明中叶后, 珠三角祠堂纷立。清乾隆年间, 祠堂数量激增, 不但“巨族多立祠堂”, 连“下邑僻壤, 数家村落亦有祖厅祀事”。祠堂成为汉人宗族村落的标志性建筑物。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的发展仅限于老三角洲的民田区内, 新三角洲的沙田区并没有形成民田区那样的宗族村落。沙田区不仅极少有大村落形成, 而且没有祠堂, 连庙宇都极为罕见。民田区和沙田区村落的差别如下:“广东农村多聚族而居, 如外海之陈, 沙湾之何, 数万兄弟, 同居一村最为繁盛。而数千、数百者随处有之……惟沙西各农村则不然, 多是各族杂居, 完全无姓氏之界线, 甚至姓氏之观念。虽人口繁多如万顷沙, 如鱼涡头, 亦不见一祠一厅[7]。”关于沙田区和民田区村落形态的差别我们可以从今天南沙区疍民居住的湴湄村 (图9) 和番禺区沙湾镇宗族村落北村 (图10) 的googleearth航拍图中一窥概貌。

明清时期广州地区宗族村落还出现了围团式的新形态。围团式布局的村落由明清时期迁入广州的客家人兴建。客家原籍是河南的中原汉族。宋元以后, 客家人陆续迁入广东东北部, 在梅州梅县一带繁衍生息, 形成粤东客家聚落。明以后, 随着人口的增多, 一些客家人向外发展, 迁入粤中丘陵地区。梅州客家人经河源的紫金、龙川, 由惠州的惠阳、博罗, 一直到达广州的增城、从化。清顺治年间实行的“迁海令”和康熙年间的“招垦令”使得大量的客家人迁入广州地区。客家人的来源也逐渐多样化, 除了粤东、粤北之外, 也有江西、福建等外省客家人迁入广州[8]。据清嘉庆二十五年修编的《增城县志》记载, 县内376个村落中82个为客家村落, 4个为“客民杂处”的粤客共居村。客家人将围龙屋、四角楼、杠屋、堂横屋多种建筑类型带入广州, 发展出广府与客家融合的围团式村落形态。据我们对广州地区现存16个客家村落分布的调查, 其中3个在从化, 13个在增城。其中, 增城正果镇和派潭镇的客家村落最为集中和典型 (图11、12) 。

明清时期广州乡村地区除了宗族村落得以发展之外, 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功能的乡村墟市也日益增多。乡村墟市的发展与商业性农业的出现和“粤商”的出现分不开。广东具有“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地形地貌特征, 以山地和丘陵为主, 平原较少。明清时期, 虽然政府鼓励垦荒, 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 不少村民开始另谋出路, 包括改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采用“基塘”养蚕养鱼的新耕作方式;有一些村民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还有一些村民则弃农经商。商业性农业的出现以及便利的对外交通, 使得明清时期以广州帮商人、潮州帮商人为主体的“粤商”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全国第一大商帮。据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记载, 当时广州、佛山的商业80%以上由广州帮商人经营。粤商不仅在城市中经营, 还深入农村, 推动了乡村墟市的发展。《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记载, 乡村地区共有99个墟市。广州乡村墟市不仅数量增长, 商品种类也繁多。例如, 番禺县的慕德里司的大田市“近市十乡, 人多稼圃畜牧, 女工习纺织, 市中常聚菜蔬薯芋糖醋及纱麻等物。又乡滨湖海, 鱼鲜尤盛”。

3.2.3清末至民国时期:宗族村落的近代化时期

清末至民国时期, 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变化是商业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州地区乡村除了种植水稻, 还盛产水果、花木、甘蔗等经济作物。广州珠江河南岸、增城的新塘、番禺的李林、大石一带盛产荔枝, 成片的荔枝林“障蔽百里”。以栽花为业的“花户”集中在广州市郊及番禺一带。番禺县的农民“以卖花为业者数十百家, 市花于城”。番禺也是种植甘蔗最多的地区之一, 甘蔗“连冈接阜, 一望丛若芦苇”。农业经济作物种类不仅越来越多, 面积更进一步扩大。例如, 增城除了荔枝之外, 也发展成为甘蔗种植区。番禺、增城的“蔗田几与禾田等”[1]。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广州地区乡村更加富裕, 村落的数量激增。据我们对地方志记载村落数量的统计 (表2) , 民国时期增城、番禺、从化村落已达上千个。

这一时期宗族村落的物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突出体现为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新居住建筑类型——庐居。广州地区的庐居由移民海外的华侨兴建。清末民国时期, 社会动荡, 广州村民因各种原因 (出洋经商、政治避难、出洋做工、留学定居) 移居海外。这些海外华侨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陆续回乡建房。华侨将侨居地居住建筑平面形制及装饰风格引入家乡, 与广州乡村传统的三间两廊式住宅结合, 形成庐居。据我们对花都区洛场村的现场调查, 村落总体而言是传统的广府梳式布局。村落内仍有为数不少的传统三间两廊住宅。三间两廊传统住宅之间, 散布着大量的建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带有美国风格的庐居 (图13、14) 。庐居一般为楼房, 2~3层或4~5层, 砖墙承重, 木制楼板或钢筋混凝土楼板。室内宽敞明亮, 通风良好, 适宜居住。海外华侨不仅回乡兴建住宅, 还兴建带有异域风格的善堂、中小学校、医院, 推动了宗族村落近代化的进程。

此外, 外国传教士入村传教也对广州地区村落村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清末, 随着国门的打开,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进入广州乡村地区传教, 修建了大量的教堂以及中小学校。据民国增城县志记载, 县内有福音堂19所 (表3) , 均为清光绪年间修建。传教士对乡村地区的渗透不仅改变了传统村落的面貌,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例如, 增城下都老鸦山周姓村全村人奉属于英国安立间教会 (光绪28年设立) 。增城上都南壆吴姓村百分之八、九十的村民奉教。

广州各区均有海外华侨, 因而广州各区村落均兴建有异域风格的近代建筑。但总体而言, 清末民国时期, 华侨兴建的侨房大部分是在原有村落房基上兴建, 少数修建在村落边缘, 并没有改变明清时期形成的广州地区村落总体格局。

4结论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 并结合现场调研, 对广州地区先秦至民国传统村落演变史进行系统研究:一、根据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要素的变化, 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二、阐述两个阶段、五个时期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过程。村落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 村落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村落生活方式的变化, 推动广州地区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向封建社会的宗族村落发展, 并在清末呈现出村落近代化的趋势。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揭示广州市域及周边地区传统村落的演进规律。

图、表来源

图1、13、14:冯志丰摄;

图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三水市银洲贝丘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0, (6) :24-36.

图3、4:由作者拍摄于广东省博物馆;

图5、8:冯志丰绘;

图6、7、9、10~12:引自googleearth航拍图;

表1~3:由作者绘制。

摘要：本文对广州地区先秦至民国传统村落演变史进行系统研究, 根据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要素的变化, 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与村落生产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对外交通、产业构成、土地开垦、农耕技术;与村落生活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居民构成、建筑形态、居住密度、村落形态。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村落生活方式的变化, 推动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向封建社会的宗族村落发展。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揭示广州市域及周边地区传统村落的演进规律。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清代至民国地方志以及现场调研。

关键词：广州,传统村落,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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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志丰.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广州地区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4.

8.广州城市规划历史 篇八

关键词：园林博览会；艺术园圃；广州公园；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4）02-0000-00

Abstract：Since 1994， Guangzhou Garden Expo held in Guangzhou of the annual Spring Festival， It is the grand flor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Guangzhou. It has unanimously been praised by all walks of lif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uangzhou Garden Expo. It focuses on exhibition theme、content、scale about the 2004-2014 Guangzhou Garden Expo， Simultaneously， It analyzes the affect on the local of Guangzhou Garden Expo， and investigates the approach that how to promot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ing of Guangzhou Garden Expo.

Keywords： Garden Expo； Artistic Gardens； Guangzhou Park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广州是一座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花城”的美誉。春节前逛迎春花市、春节期间逛公园是广州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广州园林博览会就是春节期间重要的花事活动和园林行业的综合竞赛活动，由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了20届。它荟萃了丰富多彩的园林花景、文化展览和艺术表演，一直受到各有关单位、羊城市民、外地游客的欢迎和热情赞扬。

1 广州园林博览会的历史回顾

1.1广州园林博览会的组织创办

广州园林博览会展出内容包括公共景点、艺术园圃（俗称小园圃[1]）（图1～2）、大型室内艺术插花、精品花卉等，其中艺术园圃是广州园林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重点展出造型新颖的艺术园圃20多个。艺术园圃于1992年由广州市政园林局（现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的技术人员从香港花卉展览会（图3）引入广州，1993年春节在流花湖公园的“异国风情花会”上首次展出，受到市民欢迎。1994年，广州市政园林局在越秀公园举行第一届广州园林博览会，首次举办了艺术园圃竞赛，行业机构和专业人士踊跃参与。此后，该活动每年春节都如期举行，至今已在广州越秀公园、云台花园、白云公园、增城挂绿湖、海珠湖公园和萝岗区科学城等举办了20届，参展单位包括市、区级公园，各区园林办、绿委办、园林学会、园林企业及专科院校。

1.2广州园林博览会的发展进步

广州园林博览会的发展简况见表1。近11年来，广州园林博览会的主题、内容、技艺等各方面都日趋成熟，成为造园实践和研究的热点[2～5]。下面将对这十一届广州园林博览会的概况进行介绍。

作为传统花事活动，每届广州园林博览会都有各自的特点。第10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以“自然·生态·璀璨花城”为主题，共计42个市、区属公园和园林单位参展，其中艺术园圃参展单位32个、团花组景20个，花卉馆展出的花卉精品300个、艺术插花30组，共布展鲜花近10万盆，规模比往届提高一个档次。以“自然生态·活力动感”为主题的第11届广州园林博览会，参展单位30个。该届的艺术园圃充分展示了岭南园林文化的特色。

2006年，第12届广州园林博览会开始打破以往单一会场的做法，采取主会场与分会场结合的展出形式。越秀公园设为主会场，另增加流花湖公园、烈士陵园、文化公园和广州动物园4个分会场。其中，越秀公园布展主题是“粤秀华灯”，流花湖公园布展主题是“流花溢彩”，文化公园的主题是“粤韵花香”，动物园以“瑞狗贺岁”为主题。该届广州园林博览会荟萃了丰富多彩的园林花景、大型灯饰、文化展览和民俗表演等节庆活动，是历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广州园林博览会，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第13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以“自然和谐欢乐”为主题，除了展出艺术园圃、艺术插花和花卉精品等传统内容外，还增加了云南民族风情雕塑20多组、童话场景以及扇艺展等会展项目。第14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以“缤纷花城、绿色奥运”为主题，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广州颂”、“动感奥运”、“异国风情”、“精灵卡通”“游客互动”等专题项目，是历届内容最广泛的。在以“生活·家园”为主题的第15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上，展现天台、阳台、窗台及室内花园美化的题材，把现代家居绿化与岭南园林造景融为一体，倡导羊城市民在自家阳台进行绿化与美化，形成具有广州“花城”特色的城市文化景观。第16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以“家园·盛会”为主题，营造“构建和谐城市、喜迎亚运、共贺新春”的喜庆节日气氛，是该届的一大亮点。

1.3 广州园林博览会的成熟提升

前16届广州园林博览会的“艺术园圃”均为临时性展示项目。自第17届广州园林博览会开始，艺术园圃展示分为永久性和临时性艺术园圃两大类。以“梦想·花园·家”和“绿色家园·幸福广州”为主题的第17届、第18届广州园林博览会在享誉“花城名珠”的云台花园举行。艺术园圃结合主题，以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为出发点，探讨了岭南园林、宜居花园城市及节约型、创新型、科技型园林绿化的发展方向和形式；凸显了“低碳、节能、环保”理念，提倡少用砖、砂、水泥和不可循环再生的材料，鼓励使用生态、环保、科技、节能材料造景。第19届广州园林博览会由白云区与增城一起举办，这是首届由区（县级市）承办的园博会，会址在广州白云公园和增城挂绿湖，以“生态云城，空港新园”和“生态·幸福·美丽增城”为主题，展览规模、影响力是历届之最，而且是免费对游客开放。展览过后，大部分艺术园圃保留下来作为公园的旅游景点（图4）。第20届广州园林博览会由海珠区和萝岗区共同承办，以“情系岭南水乡，再现瑶溪文化”和“智慧萝岗·锦绣科城”为主题，分别在海珠湖公园和科学广场——绿轴广场地块举行。本届园博会是首届展示岭南田园风光及传统文化底蕴的园林盛会，凸显地域文化特色内涵，弘扬生态文明与岭南园林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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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园林博览会经过20届的发展，主题从模糊到明确，紧跟时代形势，逐渐向自然、和谐和生态环保靠近，使广州园林博览会年年有新意，推陈出新、富于时代感，让游客眼前一亮。历次展览规模、影响力越来越大，体现时代发展变化、广州经济飞跃、羊城市民和游客的审美需求的变化，凸显了岭南园林造园技艺的可持续发展。

2 广州园林博览会的积极影响

2.1丰富了市民的春节文化生活

园林文化是人类文化积淀、延续、发展和创新的表现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广州园林博览会及相关活动的举办，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全市市民的文化素质和鉴赏水平。意境高雅、内涵丰富、空间层次分明、绿色生态的艺术园圃为广州市民提供了欣赏美景的机会，丰富了广州市民的春节文化生活。

2.2推动城市环境优化、人性化

广州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净化了城市空气，提升了城市形象，带动了旅游发展。现代化城市高楼耸立，为了改善居住环境，阳台花园、屋顶天台花园、别墅庭院等园林形式开始兴起。艺术园圃造景形式对公众的开放度和吸引力都非常大。新材料、新工艺、新理念在园林绿化中的运用，可以引导市民关注和谐人居环境，能够让更多的人对园林艺术感兴趣和了解，有利于普及园林知识，提高大众的环境意识，为大众美化家居提供借鉴，推动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

2.3 促进产业联运，增加就业机会

广州园林博览会对会址周边的开发、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给市民留下一个大公园，也会带动周边房地产的发展，同时带来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带动房地产业、会展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前两届园林博览会的举办，第18届广州园林博览会开辟云台花园二期园区面积约12 hm2，并作为艺术园圃展览场地，会后一直保留，给市民留下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在广州白云公园和增城挂绿湖举办的第19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为市民留下2个公园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就业机会。

3 广州园林博览会今后的发展

3.1关于选址问题

广州园林博览会的选址是一个渐进优化过程，从选择已有的公园，以临时性的艺术园圃为主，到选择新公园，结合新公园的规划建设，形成永久性的艺术园圃为主。广州园林博览会的发展，带动了广州城区的发展。第19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会址在广州白云公园和增城挂绿湖，展览规模、影响力是历届之最。展览过后，大部分艺术园圃保留下来作为区级公园或永久性的旅游景点，这是低碳、节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实践。通过选址调动各级政府兴办园林绿化事业的积极性，为当地居民改善居住生活环境，创建弘扬本土文化的旅游景观项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英明策略（图5）。

3.2关于主题表达

20世纪以来，随着“生态”“和谐”“健康”等观念的深入人心，生态学理论依据超越了生物学的范畴，渗透到诸多学科领域[6]，园林界人士也在此理论下寻求历史文化景观与生态的契合点，将生态设计引进园林行业，于是广州园林博览会成为宣传乡土文化、生态设计的最佳舞台。近三届的广州园林博览会，生态主题明显，并在艺术园圃设计中得到呈现。设计师为表现和突出生态主题费尽心思，从平面布局、立体构图、主体建筑和小品、植物配置、技术与材质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表达，并神奇灵活地加以艺术处理。

3.3关于可持续发展

广州园林博览会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艺术园圃的养护管理的永久性和临时性配合处理。近四届广州园林博览会结束后，大部分艺术园圃作为公园的固定景点保留下来。展区用材以草花和临时性材料为主，不具备永久保留的条件；大部分艺术园圃都有假山、水景、建筑和雕塑等元素，展览后参观者大量减少，给养护管理带来很多困难。所以，在永久性艺术园圃施工时，要充分考虑展览期间和展览结束后各种配套设施的不同使用要求。打造永久性艺术园圃前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合理增加临时性设施，有利于展览结束后拆除或改造部分设施；临时性艺术园圃设施采用可拆卸并可二次利用的做法，有利于展览后改造成为适合市民游览的城市公园，更好地实现广州园林博览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4 结 语

作为春节期间的重要花事活动，广州园林博览会历经了20年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广州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它为本土的园林绿化发展、行业人士展现其创造力和新型设计理念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然而广州园林博览会仍须借鉴学习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关展览会的经验。如香港花卉展览的展览内容还设置了花卉及园艺比赛、摄影比赛、文娱表演、植物养护、花卉园艺商业摊位等多元游艺活动，以及风格形式丰富、色彩艳丽、线条优美、视觉冲击力强的艺术园圃，通过植物、新型材料和现代科技元素的运用，让广大市民、学生及其他观光者都能找到兴趣点参与其中，带动其他活动的兴盛，成为香港旅游的重要观光景点。今后，广州园林博览会的展览内容，可增加摄影绘画比赛、科普活动、亲子游戏等活动，使游客在游憩活动中对园艺、园林科学认知水平进一步提升，热爱生存环境和大自然，既丰富科学知识内涵，又大大节省成本；在艺术园圃展览形式上，增加一些新型材料和现代科技元素，提高园林艺术水平。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广州园林博览会应该积极满足大众的需求，走群众路线，真正创造大众喜爱的园林景观和园艺作品，让大众亲身体验到风景园林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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