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共8篇）

1.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篇一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而不是说“德国话”、“苏联话”、“美国话”，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辩证结合和双向互动，焕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而不是说“旧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而不是说人民群众“不愿听”、“听不懂”的话，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回答的最主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各有内涵，各有侧重，但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关键，主要回答和解决理论创新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立足点和落脚点，主要回答和解决理论武装问题，通过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使其通俗化、形象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三个回答”： 回答当代世界历史的时代课题；回答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难题；回答当前影响广泛的民生问题 解决问题的路径(回答一)必须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 必须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回答二)

1)

正确判断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科学回答世界历史的时代课题，确保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 2)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积极破解中国社会的转型难题，确保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 3)充分彰显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切实关注影响广泛的民生问题，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 4)主动回应社会思潮的竞争挑战，及时化解当前社会的信仰危机，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齐发展，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实践意义 实质：

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基本特征：

(回答一)

1)中国模式是一种后发追赶型模式

2)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3)中国模式是一种稳定有序、渐进式改革的模式 4)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5)中国模式是一种自主发展的模式 6)中国模式是一种和平发展的模式(回答二)从经济体制上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已经根本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竞争作用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合理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的作用，没有完全放弃必要的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

从经济结构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根据国情和国际环境，在不断的调整中趋向合理化。在轻工业快速发展、农业得到加强之后，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的畸形产业结构已经改变，目前重点发展的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已经改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部分拉美国家和印度等国那样的过度城市化；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平衡协调发展。

从经济增长方式上看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以粗放型为主，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发展经济，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开始改变，新模式强调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管理，以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

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

中国已经成功实现战略转换，由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转变成现代化战略；由重速度、重数量、轻效益、轻质量的倾向转变成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效益、质量、合理实在的速度；由片面强调自力更生、闭关锁国转变成对外开放，掌握两套本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践意义：

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中国模式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

3，政治体制改革及发展前景的基本障碍和解决路径

 社会心理问题

 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 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已难形成集体共识

 理论难点问题

两大理论难点：第一个难题是在法治国家里坚持与完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核心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关键的问题还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委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第二大理论难题是如何解决既不搞三权分立，又能有效地实现分权制衡的问题。

解决的路径：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但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贯彻党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用两个词来表达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版本二：

政治体制改革及发展前景 1：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这些制度和优势，更不是要抛弃，而是坚持和完善这些基本制度，并改革具体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的一些缺陷，兴利除弊，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共十三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近期目标：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长远目标：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改革的核心：直指我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和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中共十四大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21世纪初至今—新世纪新阶段的深化发展阶段。“依法执政”的新执政理念。受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性质决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积极而不失稳妥的道路，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一，营造了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和心理环境，使改革深入人心。

第二，探索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三，取得了一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成果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前景（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模式。

三：制约中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障碍及破解路径。

4，和谐与矛盾关系；和谐问题产生的原因；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

和谐与矛盾的关系：●作为反映事物本质关系的范畴，“和谐”与“矛盾”自身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原则，它们探讨的都是“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本质规律；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它们所共同追求的是

对立面的平衡、融合及其和谐发展。

●但是，“和谐”与“矛盾”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致思、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和谐”与“矛盾”作为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范畴，反映的都是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统一”关系。但是，二者对于事物的认知取向却是有所不同的。只有分析和理清其异同关系，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将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

“和谐”无论是从其词源意义来看，还是从其哲学本体论上看，都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和”最初是指嘉禾之和、和声之和、和羹之和，“谐”亦是指声音相谐、人事相谐、政事相谐，二者均含有协调、协同、调和、应和、和同等意。古代思想家正是在这些感性经验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本体高度，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意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其一，差异和对立是和谐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基本条件，和谐产生和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异质差分要素的存在。没有差异、对立，就没有统一、和谐，“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其二，异质要素的有序和有机结合。并不是任何有差异的要素都能够形成和谐体。只有将那些有着内在联系并相互需求和依存的要素有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和”。如五味、六律，只有将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律加以“和调”，才能形成爽口的美味和悦耳的音乐。

其三，由“和谐”创生新的事物。异质要素不是机械的组合，当它们以一定的方式有机结合后，就会凸显出新的性质。这是“和实生物”的必然结果。

“和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表征的是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理念、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谐相信万事万物乃至整个宇宙世界由于其自组织和自协同的作用，在总体上以及发展的趋向上是和谐合理的。尽管这种和谐之中蕴含了生生不息的变易、矛盾的冲突乃至局部的紊乱，但在整体上以及内在的发展趋势上，却有一种整然的法则性存在。朱熹所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理”即是对这种基本理念的朴素表达。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和谐是指从和谐的视域出发，以和谐为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揭示和谐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以追求事物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和谐成为贯穿于这种思维之中的基本原则和认知坐标。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谐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维护和谐、创造和谐、发展和谐为使命，把和谐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评判事物的重要准则。因此，和谐既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又是一种价值观，它体现了重整体和谐的东方智慧，在人类哲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矛盾”作为“对立的统一”，是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就矛盾的辩证意义来说，它首先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差异和对立于自身之内的统一体。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指出，在矛盾统一体中的差别是“本质的差别”，而“本质的差别即是对立”，“在对立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这就是说，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4-255页）据此，我们也可以从“矛盾”中抽象出如下三点本质内涵：

其一，矛盾是“正相反对的”对立面所结合而成的统一物。作为辩证意义的矛盾，它不仅仅是对立、斗争和冲突，而是这些对立、斗争和冲突的扬弃，是在这种扬弃基础上产生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矛盾的双方各以对方为其存在的本质规定，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

其二，矛盾内在地包含着对立性和同一性两重属性。矛盾并不是抽象的僵死的统一性或同一性，由于其内在的本质的差别，在其变化和发展中必然要发生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从而产生对立面的斗争和冲突，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6页）

其三，矛盾运动的结果是达到更高基础上的“合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矛盾统一体作为正题设立自己的时候，就立即分化出相互矛盾的思想，即是与否、肯定与否定的对立，从而在其自身内设立起反题，形成正题与反题的分离和对立，但是，辩证的运动进一步发展，“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因此，在矛盾的运动中，其对立和斗争只是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达到相互和谐与融合的合题，才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以上对于“和谐”与“矛盾”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凸显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作为反映事物本质关系的范畴，它们自身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原则，它们探讨的都是“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本质规律；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它们所共同追求的是对立面的平衡、融合及其和谐发展，把作为手段的矛盾对立和斗争夸大为辩证法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误解。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为斗争而斗争的无谓的斗争，同样也不存在这种为斗争而斗争的无谓的辩证法。和谐是古往今来人类所孜孜追求的美好理想，同样也成为一切辩证智慧为之不倦探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正是在这些共同点上，“和谐”与“矛盾”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但是，“和谐”与“矛盾”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致思、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在理论致思上，如果说“和谐”主要是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视域出发，分析异质要素间的和合性、和调性、协调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的话；那么，“矛盾”则主要是从对立面的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揭示其正相反对的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在价值取向上，“和谐”以保持事物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发展为目的，重在运用改良的和平的手段进行创造性建设，崇尚的是“和谐性的原则”；而“矛盾”则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的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思维方式上，“和谐”注重用和谐的思想方法分析事物和解决矛盾，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内生和内驱作用，作为“和谐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而“矛盾”则提倡用矛盾的思想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作为“矛盾辩证法”的理论形态，继承了西方的辩证法传统。

“和谐”与“矛盾”的这种异同关系，一方面说明它们各自具有不可互替的独特价值，生动地证明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多维向度以及辩证法的多样形态；另一方面也表明它们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关照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彼此参照和会通的基础上，使“和谐”与“矛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的“和合”，将会大大拓展我们的辩证视野，开阔我们的认识眼界，推进辩证法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过去单向度的“矛盾”思维走向“和谐”与“矛盾”的融合与统一，将引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从而转化为深化改革开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

和谐问题产生的原因：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中国社会和谐问题，和谐社会的思想来源：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从广义上讲，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等多方面的和谐；也包括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上当然存在很多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时期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资源浪费现象还比较严重；城乡贫困差距、行业差距较大等等。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有现实的意义，亦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中国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早在西周时期，太师伯在《国语 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多种和谐社会的设想，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还有强调以礼乐制度支持的人际和谐的儒家思想。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1：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道家思想的精髓是“道”，而“道”的 精髓是“和”。《老子》第二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体现了事物之间都是相互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老子曾经提出“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是一种对于如何构建和谐的诠释，只要找到矛盾所在，用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节，就能达到事物的和谐。这一观点，对于现阶段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径的探讨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道家代表人物老子那里，他设想的和谐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八十章）。在庄子所构想的和谐社会里，有“至德之世”、“建德之国”、“至治之世”、“无何有之乡”等等。他们强调的都是一种静态的和谐。但道家思想资源中的和谐观，自有其深刻之处，它首肯了消极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2：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我们可以吸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思想，最经典的表述就是“和为贵”。这个思想最早是由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来的。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孔子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了所谓“和”的概念。孔子把不同的人能和谐相处，看作是做人的原则，是事物所应该有的本质。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还极力主张中庸，认为不偏不倚谓之“中”，孔子还说过“过犹不及”。

另外，孔子还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就是在财富分配方面，力求做到“均”，即在各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做到均等，而不是不同阶层的一律均等；各利益集团之间和谐相处，实现上下相安，而不是上下倾轧。在人与人之间要求多一些关爱，多一些诚信，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他把心、性、天统一了起来，这里的天主要是指道德之天、义理之天。孟子强调了人的心性与道德之天的合一，体现了一种人伦道德的和谐观。还有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张载的“民胞物与”，还是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观念，都是强调身心和谐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

中国中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和谐社会的思想对我们和谐社会的提出也有重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承和发扬人类文明的成果上，研究出了一套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包含了很多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和谐社会主义，有四个方面的因素：1)在批评资本主义不和谐的同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提出了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2）在揭示事物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提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说，每个人的发展不仅不妨碍他人的发展，而且是他人发展的条件，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马克思的论述里，人与自然是一对和谐的关系实体。一方面，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占主体地位，人类在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改造了自然，也创造了自然；另一方面，却不能否认自然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且“人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整的本质的统一。为此，提出了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3）在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时，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变化，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还蕴含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他们认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4）在构想“自由人的联合体”时提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这里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多自由个性充分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无疑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中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和理想。和谐既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必然属性，那么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最高纲领就包含这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1）毛泽东。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首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中，不断探索者如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但他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理论。这些观点本身就包含这对于社会和谐的追求，它不仅仅反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规律，也为我们党确定正确的路线指明了方向，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2）邓小平。邓小平也没有直接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但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过程中，在设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提出了一系列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他的这些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发展为主题。（2）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3）避免两极分化。3）江泽民。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其中包含这深刻的和谐观。我国现阶段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对“三个代表”中核心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应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作为核心贯穿其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发展先进生产力（2）发展先进文化（3）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之，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又要批判地借鉴中、西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

民生问题有哪些？

答：

1、安全生产的问题，安全生产一直是最近几年来屡禁不止的事情，比如说矿难、瓦斯爆炸、食品安全问题，就今年而言，食品安全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视的。

2、就业难；

3、环境污染，能源资源问题；

4、看病难，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和医疗费用高、药品居高不下；

5、住房问题；

6、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包括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教育乱收费的问题；

7、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8、社会治安问题。民生问题产生的原因？

答：主要是因发展理念的偏差、制度缺失和制度政策设计有失公平公正原则等原因所导致的。

历史性成因。我国一直都比较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一方面在宏观上实行“高积累”政策，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又否定个人争取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思路出现偏差。某些民生问题还因政府实施的政策导向所致。

结构性成因。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生态发展之间呈现出结构失衡的状态，即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相对缓慢，政治发展明显滞后。这使得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最终都以民生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

一、城乡二元结构制度。

二、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畅。

三、民生政策的短缺。

变迁性成因。这是我国当前民生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我国的民生问题与社会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社会结构因素长期并存，引起社会结构的震荡及不稳定，民生问题也就因此产生。这类问题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现象，往往与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扭结在一起。

民生问题解决的路径？

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民生，最根本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就针对收入分配这个问题，有以下措施：

1、我们应该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

2、应严格规范收入分配的秩序。

3、实行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证劳动力与劳动力使用者具有平等的谈判地位，促使劳动力价格合理化。

4、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水平，必须进行限制与调控。同时，严格规范按要素分配的秩序防止权力进入要素分配，堵塞权钱交易的各种腐败漏洞。

5、加快提高城乡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收入。进一步优化城市创业环境，拓宽风险投资、小额贷款等渠道，大力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进一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与农业补贴制度，增加农民进行商品化生产的积极性。鼓励居民出租住房，增加房源，发展租赁市场。加快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解决城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6、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规律。只有认识和把握好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使它真正与社会主义结合得好，我们才能真正完善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做到五个统筹的全面、协调发展，使广大人民在这种发展中得到日益增多的福利。

7、要加强国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的准确度和着力度，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适当调低一点。

8、要把共同致富的大政策落实到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具体过程中去，使最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

9、要制定农民工逐步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和法规。

二、针对教育乱收费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1、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法律来完善规章制度，防止以权谋私的出现。

2、对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应通过财政拨款来改善教学设备的完善，培养并改善师资力量，加大教育投入，把教育的投入比例作为考核各地政府施政的标准之一，同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获得优质的教学资源。

三、针对农村医疗保障问题：

1、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促进公益性卫生机构的改革和发展。

2、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加大政府投入，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3、实施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以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减轻农民经济负担。

4、彻底实行医药分开。主要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的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四、针对安全生产问题：

1、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党和政府执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好、保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加快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建设，是确保安全生产的法规制度落实的关键。

3、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夯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是生产安全的根本保障。

4、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安全生产工作的主体是企业，但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实行政府的日常强制管理，通过监察监督等方式，确保企业单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5、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加强和改善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是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

6、加大安监队伍建设。在县以上人民政府成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是《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的。

7、要加强对市场经济微观管理的准确度和着力度。

五、针对就业指标，社会保障问题和劳动者工作环境问题：

1、国家应做到加强宏观调控，扩大就业门路，发展第三产业，完善社会就业服务体系。

2、企业应做到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3、农村应做到发展城镇化，发展劳动 密集型企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化转移。

4、个人用做到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职业技能，转变就业观念。

六、就资源能源问题而言。

1、政府应建立节能管理体系，加强监督力度。

2、健全法律、法规，调节人们的节能行动。

3、建立市场条件下的节能新机制，提高节能技术。

4、完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鼓励和倡导节约资源。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把握这样几点: 第一,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离开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课题、离开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而孤立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开放的思想体系,总是与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相联系,总是通过回答时代课题获得新认识,总是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过程中得到丰富发展。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必须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必须站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敏锐把握科学技术重大突破给经济社会乃至人们思维方式带来的深刻影响,善于运用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技素材拓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第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础,必须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立足我国国情,研究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不断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是与中华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必须认真汲取其中蕴藏的智慧和养分,融合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

第三,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发展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以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当前,特别要紧密联系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工作大局和首要任务,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基本态势、演变过程和长期发展趋势,深入研究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的深刻影响,全面把握和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第四,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善于对人民群众最鲜活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善于用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正确的理论不仅来自于实践,而且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运用,又要结合新的经验、新的创造,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民族性，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当代意蕴？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 1843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又称劳动异化。马克思用它来概括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他认为，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其具体表现是：①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②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③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④人同人相异化。因为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对立的时候，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概念，初步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并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来说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虽然还曾讲到异化劳动，但已不再作为说明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只是作为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和资本对抗关系的概念。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种种弊端，进而阐述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理想。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统一，但在提供效率、富裕和自由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解放生产力为宗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马克思批评过的市场经济负面因素没有给予足够重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可以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对“性善论”与“性恶论”进行评析。

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克服了以往哲学在人的本质、人性等问题上的种种片面性认识，揭示了现实的人的本质。

可以说，早在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了有关自身的奥秘与意义的思考。因此在各民族的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中，几乎都有关于人类起源及其在世界中地位的传说，中国关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传说，西方亚当与夏娃的传说是我们都比较熟悉、也较具代表性的两个。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人类不仅要求摆脱自然束缚，而且要进一步摆脱社会压迫；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人类自我意识的要求更加强烈，使这一问题日益成为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思考的重要内容。

在古代，人们一般只局限于从人的直接存在即“人性”上，把人性同物性直观地区分出来。认为物有物性，人有人性，只要找到人性是什么，“人”也就自然而然地确定了。而在物性的区分上又主要把人与动物加以区别。

春秋时期，我国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孔子就提出“仁者，人也”，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懂得“礼义廉耻”，即是说，人是“伦理的生物”。在这之后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就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孟子最早提出“性善论”。他在《孟子·告子上》写道：“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就是说，人的本性天生就是善的，就好像水总是往低处流淌一样。“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开头这两句，说明性善论已深入到民众之中。与“性善论”相对立的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性恶》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意思是说人生而具有好色、好声、好味、好利等特性，只有经过教化，才能去恶从善。另外告子“无善无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善恶混合”论、李翱的“性善情恶”论，在古代影响也不小。

在古代欧洲，与中国的孔子处于大约同一时期，在中西方文化中也与孔子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是“理性的生物”，这就开创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人性论传统。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骂某人是畜生的理由仍不外是有悖人伦，当然，除了柏拉图的理性论而外，古希腊的其他哲学家也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例如德谟克里特提出“人是一个世界”，看到了人的复杂性；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意识到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而亚里士多德已经把人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都没能超过理性论对西方的影响。

进入近代，思想家不再满足于用直接存在、具体人性来规定人，而开始寻找决定人的普遍性质和深层结构，把它看作具体人性、直接存在的决定者。并由此形成了两种对立的主体观：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人的自然的、固有的本性，认为它是由具体的个别的人性中归纳出来的共同性；认为人就其本性来说，就是自然的、个体的、由生理欲求支配的。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则认为人性是现象形态，是由深层的即人的理性、伦理本质决定的，强调人的本质具有超自然的、应有的性质；认为人本质上应该是精神的、族类的、按伦理规范行动的。

综上所述，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中外古代先哲，还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尽管有许多可取之处，但都未能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他们离开人的实践，抽象地考察人的所谓不变本质，因此难以克服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性和个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矛盾，从古代中国人性善恶论到古希腊人性三分法，从近代巴斯噶对“人这个自相矛盾的神秘物”的困惑，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代表舍勒认为人既有作为酒神狄奥尼索斯(生命冲动)的一面，又有作为日神阿波罗(精神)的一面，二者相互补充、不可分离的观点，实际上唱的都是同一“主题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性和个性、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植根于社会历史实践之中。从理论上解决这一二律背反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从实践上扬弃这一现实矛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人类解放运动。

2.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篇二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功能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产生、发展,其教育教学功能的实现是教学改革的根本依据。因此,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必须明确其功能。

1. 1 认识功能

认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实现全面提升研究生认识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的教学目的,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加深研究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理解和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认知,增强其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 另一方面,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研究生,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提高其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其为实现共产主义努力奋斗的信念,最终全面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觉悟。

1. 2 导向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导向功能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目的性、方向性所决定的。通过课程教学,引导研究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我国现实问题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教师要向研究生讲授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六个方面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结合当前我国的国际战略、对外方针与和平发展道路政策,系统分析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引导研究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3 保障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总结。其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研究生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教育,引导其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为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努力; 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也强调为研究生的个人成长、成才以及全面发展服务,与时俱进,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摆脱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束缚,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

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面临的新挑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工作面临社会转型期、信息网络化的冲击以及研究生成长变化等多重挑战。只有正视当前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才能取得实效。

2. 1 社会转型期提出的新课题

习近平指出: 我国正值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1］。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加紧对我国实行思想意识渗透、文化传输,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文化阵地、思想意识阵地,意图腐化青年知识分子。部分研究生受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教师应加强对研究生思想政治观念的教育,合理引导、纠正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思想和行为偏差。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迫在眉睫。

2. 2 信息网络化发展的新要求

信息网络化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教育在地域和时间限制下不可逆的“教”与“学”的关系。信息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信息网络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是利弊参半,利用得当可以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渠道、新途径; 利用不当就会成为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文化侵略的突破口,成为整个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漏洞。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应着眼于网络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教学方法,采用符合信息时代特征的教育方式,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教学效果。

2. 3 硕士研究生成长的新变化

伴随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地不断深入,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进程逐年加快,研究生数量逐年增多,且层次差异较大。研究生成长呈现思维跳跃性强,自我意识强,情感丰富却不稳定,喜欢独立自主、结合实践地进行思考和判断等新特征,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新问题。填鸭式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受到挑战,越来越无法得到认同,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深入实际地了解教育对象———研究生的新特征,才能有的放矢,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的理性思考

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实践教学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其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必须以“10 方案”为指导方针,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体系。

3. 1 转变教育教学的理念

教学理念是人们对教学和学习活动内在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也是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以及持有的基本的态度和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2］。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必须转变教育理念。目前,以学校和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教学理念在我国教学系统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也不例外,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培育出来的研究生大多无法实现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转变教育教学理念迫在眉睫。首先,转变“以教材为本”的传统教学认知,以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为教学内容,解决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脱节的问题,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研究生明晰当前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的意义; 其次,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教学情况逐步实现教学理念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从研究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利用微信、QQ、微博等网络工具大胆开展探究式和参与式教学讨论,正确引导其思想政治观念,真正落实以研究生为本,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

3. 2 创新教育教学的方法

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是全面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吸引力和有效性的重要举措。“10 方案”实施以来,专题式教学逐步取代传统式教学,不仅为授课教师提供了充分发挥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间,也调动了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丰富了知识面、增强了创新能力。但在实践过程中,尚存在连贯性不足、与本科教学内容重复的情况,降低了授课效率。因此,在讲授课程之前,一方面,授课教师要对授课内容有选择地取舍,避免与本科教学内容重复,确保专题讲授一脉相承。以集体备课的形式取代个人单独备课,实现教学内容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分层次教学,通过摸底考试,根据理论功底把研究生分为基础班和提高班,分别讲授不同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授课效率,增强研究生对教学的认同感,改变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逆反心理。

3.3优化授课的教师团队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授课教师,是对研究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改革的进程中,必须优化授课教师团队,打破只由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授课的运行模式,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大纲》的专题分类在全校范围内挑选专业性强的教师担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研究的授课教师,每位教师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最擅长的专题讲授,使授课教师团队更权威、知识更全面,避免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因自身知识结构不均衡产生的通而不精和备课时间有限产生的概而不深,从而提升研究生对课堂的认可度。

3.4完善教学的考评机制

科学而完备的教学考评机制,能够较好地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师的授课热情,继而推动教学改革的步伐。当前,教学考评机制主要以三七开的传统考核方式考核学生,即平时成绩占30%,课程论文或开卷考试成绩占70%,这种考核方式仅仅注重课堂出勤率,忽略研究生学习的实际情况,无法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效果,难以为课程教学改革提供真实的参考依据,并且对教师的约束力较小。因此,完善教学考评机制要从学生和教师两大主体着手。针对学生主体,为防止研究生沿袭应付传统考试考查的手段,设计综合考核的形式,完善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由授课教师按照出勤率和课堂表现共同给出,占总成绩的45%;期末考试采取论文答辩的形式,学生根据授课内容提出感兴趣的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着重培养研究生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占总成绩的55%。针对教师主体,为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建立学生对课堂满意度打分和督导意见打分相结合的考核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备课、授课,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是高校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公共必修课。在2010年《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意见》(简称“10方案”)实施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面临社会转型期、信息网络化的冲击以及硕士研究生思想成长变化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因此,探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教学方法,对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吸引力和有效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功能解读,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教学理念,考评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峰.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的八大亮点[J].人民论坛,2013(09上):34-36.

[2]周琴.坚持以“三贴近”原则,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教学改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5(3):122-124.

3.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篇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逻辑基础之上的，是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现实、由一元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转变而做出的自我发展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支撑，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理论支撑；实践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逻辑

（一）社会主义由空想幻境到科学蓝图的转变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来都不缺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中不乏各种奇思妙想和虚幻认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的不满，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但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他们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虽然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它本身却是极为宝贵的材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二）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到现实制度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它以其科学的理论向世人讲述了一个道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遗憾的是，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相继离世，他们也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列宁身上。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列宁敏锐地指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中，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三）社会主义由一元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转变

列宁的过早离世使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没有机会得到实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政治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各国推行，苏联模式遂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发展必须遵守的一元化模式。在我国建设之初，党的领导人使用了这种模式，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革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终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这期间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兴衰荣辱，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无疑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充满信心，他们相信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是能够夺取政权的。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改变了直接民主制的设想，转向间接民主制，并逐步形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执政的领导体制；在经济制度方面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斯大林执政之后，这些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为特点的斯大林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存在弊端，但它在苏联建设的相当长时间内发挥了强大的动员优势，使苏联由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三）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初级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执政体制也基本形成。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充满制度自信。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等，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民主政治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民主政治实践源于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集中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它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制度实践的优越性体现在其有效地保障了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了最广泛、最直接的民主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了各项基本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及正确性，因此，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全党以及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经济发展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经济发展实践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高效性和优越性。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又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下，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瞩目成就。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更使我们坚定不移地树立起基本经济制度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群众认同实践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篇四

一、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二、为什么说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

径？

三、结合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谈谈你对人民当家作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理解。

四、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五、如何在全面推进社会建设中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六、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你

认为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

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八、结合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谈谈你对中

5.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篇五

我认为作为一名研究生，非常有必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时刻关注中国国情，掌握中国及世界发展动态。这样，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我国的发展道路，培养我们的爱国情操，更能将自己和社会、国家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于我们将来的人生是何其重要。经过本学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了新的认识，学到了许多知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此，浅谈一下对这门课的学习心得体会。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自早期的先驱者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就对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通过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的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人民，巩固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才能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其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先进性的建设是最重要的保证。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抓紧21世纪头20年这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第二，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

反思苏联的倒塌，根本上来讲是忽略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点导致民心丧失，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现在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此，我们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需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

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要切实做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未来的中国梦一定得以实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这门课程，更加帮助自己坚定了这份信念，在此感谢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为我们开设这门课程。

6.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篇六

该课程的教学并未局限于书本，而是结合了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新内容，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等，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在此，浅谈一下对这门课的学习心得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题。自早期的先驱者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就对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通过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提出的，他详尽地阐述了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抓紧21世纪头20年这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未来的中国梦一定得以实现！

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反思苏联的倒塌，根本上来讲是忽略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点导致民心丧失，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现在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此，我们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需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能重蹈苏共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覆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的改革之路，是成功之路，是光明之路，具有强大的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同时，由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环境会发生迁移与变化，中国特色改革道路必然要不断丰富其内涵，使其更能反映时代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

过去35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解决业已积累的矛盾，还是要靠改革；保持未来健康持续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当前，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历史赋予了中国未来改革更加丰富的内涵。诚然，经济体制改革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但是，总揽全局，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阶段，则是新时代赋予党的神圣使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个体制的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建设制度的改革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内涵，构建了未来改革的宏伟蓝图，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未来改革的重点领域和重大举措，对于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7.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篇七

一、“苏联模式”反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探索

“中国模式”最终形成和发展, 离不开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初, 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选择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设想,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必须分为两步, 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 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 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 已不是旧民主主义, 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 而是新民主主义”。[1] (P665)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以完结其第一阶段”, “然后, 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 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 (P671-672) 因而, 新中国的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 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作了深刻论述, 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 中国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目标等。

然后, 迫于外部压力和认识上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 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把目光瞄准先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 并“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对待“苏联模式”问题, 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因此, 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 (P45) 并认为苏联的经验“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2] (P332) 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 最初采取的是照搬的方式。正如毛泽东曾讲到的:“我们革命有经验, 在建设上我们的经验甚少。因为我们不懂, 完全没有经验, 横竖自己不晓得, 只好搬。”[3] (P113) 既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 也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在搬用“苏联模式”的过程中, 不仅搬取了“苏联模式”中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联系的正确的因素、苏联经验中与我国情况相适应的部分, 而且搬取了“苏联模式”中的弊病以及根本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东西。因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 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 也带来了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并在许多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步伐。毛泽东比较早就注意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问题, 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提倡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8年,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只能搬’, 也不尽然。我党历史上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3] (P108)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走自己的建设和发展道路, 还需要对“苏联模式”中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认识, 并通过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取得新的成果。

“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1958年, 毛泽东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一些分析, 认为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正确的, 但有许多问题, 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 因而导致苏联经济模式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病。比如, 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问题上, 对轻工业和农业不重视, 结果吃了亏;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得不好, 没有照顾到人民的生活, “一条腿”走路;只着重讲技术, 讲技术干部, 只要干部, 不要政治, 不要群众;在工业问题上, 注意了重工业, 没有注意轻工业, 重工业内部相互关系上, 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只讲经济基础, 不讲上层建筑。“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 从纠正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入手, 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这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轮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他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 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 (P720)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 (P717) 的重要论断, 而且指出可以考虑开办私营工厂、搞国营或搞私营投资公司;可以消灭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受此启发, 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正式提出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 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问题, 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进行了概括。认为,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 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4] (P213)

二、“中国模式”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以及探索和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从根本上实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和发展, 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不断推进,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在这过程中,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为“中国模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模式”的出现, 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 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一些重大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就不会有“中国模式”的出现。同时, “中国模式”的出现, 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模式”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为此, 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受“苏联模式”的认识影响, 而苏联本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苏联搞了很多年, 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 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们现在才解决。“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 加上计划经济, 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 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P373) 显然,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致富。这是“中国模式”贯穿的一条主线。对中国来讲,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 就显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 应当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 恐怕是第一生产力”。[7] (P275)

“中国模式”的形成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当中国再次面临新的选择的关键时刻, 邓小平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7] (P237)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 (P150) 并强调, 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但“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7] (P82) , 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 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为了避免改革带来大的动荡, 中国创造和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和区分轻重缓急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可谓一对孪生姊妹, 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开放”一词, 他告诫全党“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 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并总结经验, 加以改进”[6] (P363) 。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并确立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提醒, “特别要注意, 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 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7] (P368)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 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 也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1958年以后, 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时进行过多次经济改革, 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根本, 成效并不显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正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对《决定》作出高度评价, 认为《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7] (P83)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公认”提出了挑战。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谈到,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 (P235) 从而肯定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和姓“资”问题。沿着这种思路,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那样, 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 这就给中国如何认识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分配, 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 结果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很好发展, 而且实际上带来了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这一认识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有了重要突破: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 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等等。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 邓小平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同时, 提醒人们注意, 要防止两极分化现象发生。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7] (P110-111) 邓小平还明确了检验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流行的观念是, 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惟一楷模。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也照搬苏联现成的现代化建设模式, 但很不成功。由此迫使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 对内积极推进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对外努力探索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路径, 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引用。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立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点。邓小平强调, 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 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8] (P312) 对中国来讲, 现代化建设速度应该是“台阶式”, 并提出和实施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建设, 而是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同时, 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7] (P284)

三、“中国模式”升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

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 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中国模式”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内极“左”思想开始回潮, 质疑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有所抬头, 甚至出现了个别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而喊冤叫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跌入低谷, 西方社会甚至预言, 21世纪将把社会主义送进历史。面对复杂和尖锐的国内国际环境, 是走回头路, 还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重大抉择。在这关键历史时刻,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关“主要是防‘左’”, “姓‘资’姓‘社’”, “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 再次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深入探索, “中国模式”实现了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不断完善, 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 “中国模式”已给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和范式。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 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对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但这有一个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 “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要求我们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9] (P226-227) 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人口总量比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 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功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是“中国模式”的魅力所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在发展与惠民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索。江泽民指出,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也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总要求, 也就是“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1] (P54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在为谁发展, 靠谁发展, 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问题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共十七大详细阐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提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2] (P14) , 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并从改善民生入手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五大目标, 也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相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 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并在不同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 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呈加速态势。进入21世纪, 信息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 信息化逐步进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领域, 并成为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十六大在总结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 从中国国情出发, 根据信息化时代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有利条件, 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1] (P545) 到了中共十七大, 信息化作为一个单独方面, 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深刻把握我国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12] (P14) 中国还特别强调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中国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走, 中国的城镇化是既要解决现代化的战略问题, 又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解决“三农”这类现实问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不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 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 不掌握某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将受制于人。江泽民指出, 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并强调“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 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 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0] (P392) 。胡锦涛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12] (P21) 并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要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进一步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科技发展目标是, 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 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制约, 经济建设要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协调。在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建设关系上, 长期以来, 主要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来理解, 通常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的稳定作为既定前提。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逐步认识到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并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把握。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发展, 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9] (P532) 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胡锦涛则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13] (P730) 中共十七大进一步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 认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2] (P15-16) 从而明确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作为重要目标。 (摘自:《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编辑:王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 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 也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

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8.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篇八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代特色;基本特征

党的十七大把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理论的内容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和气质表现为理论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新期待,具有坚定的人民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源于其理论渊源的人民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的人民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当作主体,依靠人,把人当作目的,为了人,把人当作尺度,尊重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特征。“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从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到胡锦涛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始终不脱离、始终不动摇这个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的人民性的充分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的人民性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科学也是价值,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既合乎客观规律,又合乎人类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视野,回应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新期待,使社会主义重新回归理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把握时代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向来是无产阶级政党制订其战略和策略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步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了准确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使党的认识与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环境相统一。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该怎样继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大的抉择。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处于劣势,但时代主题的转变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为中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客观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革命输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谋和平、求发展,把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主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的国际背景下,在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形势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我们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矛盾的情况下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方针。理论是为解决时代问题而产生的,理论与时代同进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发展的实际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

《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为《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 (P.248-249)毛泽东同志针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鲜明地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2] (P.707)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化为运动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各个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浓郁的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和中华传统文化形成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们的民族特点相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与之相契合的理论成果,以解决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围绕着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展开,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要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着党的建设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两个先锋队”等科学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围绕着发展这一新世纪新时期的根本问题探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系统观点,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完善到发展,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理论发展的每一历程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国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做中国自己的事情,走中国自己的路,为中国人谋幸福,从而使之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产生于西方,其思想观念、价值理念、行为标准与中华民族传统习俗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有效契合,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还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背景,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充实发展自己。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理念,具有强烈的创新性

我党历来高度重视、突出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善于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而是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伟大历程也表明,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理论创新就不能停顿。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发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之后,提出了“以苏为鉴”、“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3] (P.109)的新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4] (P.258)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江泽民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5] (P.2)胡锦涛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6] (P.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开创性工程,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只有通过实践探索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时期和阶段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共同勾勒出清晰的、鲜明的理论创新痕迹,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更新了社会主义的旧观念,唤醒了执政党的新意识,倡导了社会发展的新理念。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表明我党一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烈的创新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求实就是讲求实际,不唯书,不唯上,只求实。改革开放30多年,在党的基本路线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6-01(2).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