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的散文

2024-09-30

长者的散文(通用6篇)

1.长者的散文 篇一

血压应控制在什么水平?对于一直努力控制血压的六旬老人,听到的答案可能互相矛盾。高血压全国联合 委员会将 目标设为150/90mm Hg, 但美国心脏协 会和美国心脏 病学会建 议控制在140/90mm Hg。

对于年过80的老人,该问题的争议小些。一项约4000名80岁或更大年纪老人参与的大型临床试验显示 , 将收缩压 降低至150mm Hg与卒中、心力衰竭 和各种原因死亡发生率下降相关。

“我们明白应该控制血压以降低心脏病发作和卒中的风险。但问题是每个人需降低多少。”GailAdler博士说道,她是哈佛医学院医学副教授。

避免副作用

高血压治疗的目的不是达到某个特定值,而是降低卒中和心脏疾病风险。治疗目标根据身体状况和治疗副作用而定。每种药有不同的副作用,但大多数降压药物共同的重要副作用是直立性低血压,即起身时血压突然下降,这是晕厥、摔倒及骨折的原因。“如果你所服用的药物有效且没有副作用,则没有理由更改。但如果为了将血压控制在某个特定水平而服用多种药物,你可能有其他的选择。”Adler博士说道。

生活方式改变如何降低收缩压

来源:国家心肺和血液机构

可以做什么

如果你正在服用降压药物,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将头晕目眩、晕厥和摔倒降到最低。

* 检查血压。 每个人的血压随着体育活动以及一天测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使用家用血压监测器可帮助你了解标准血压水平。于早晚静坐测量血压。你或许同样想测量站立时的血压。服药后如果你的血压低于90/60mm Hg,请告知医生。

* 尝试改变生活方 式。减重、多运动、将饮酒限制在每天一杯可能足以降低血压,将处方药减少一或两种。随着年龄增长,体内水含量减少,利尿降压药可进一步使你缺水,应保持水分充足。如果正在服用利尿剂,确保饮用足够液体,特别是在流感或感冒期间。当你缺水时,血压下降,有摔倒风险。

2.长者的风范 篇二

一九九五年底,我认识了李锐先生。当时,《东方》杂志要搞一组关于顾准和《顾准文集》的专题,副主编朱正琳来电话,咨询找谁组稿合适。我在一次会上听柳萌先生发言,提到李锐向他推荐《顾准文集》,于是想到找李锐先生组稿。这样认识了李锐先生。李老一生饱经风霜,年逾八旬,仍然精神抖擞。我很难用一个定义概括他是什么“家”。可以说他是史学家,他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等力作,当时还在为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志每日伏案工作;可以说他是水利学家,在三峡问题上他自成一派,写了许多文章,集成《论三峡工程》;可以说他是诗人,他在秦城监狱中用紫药水写的《龙胆紫集》曾传诵一时,连胡耀邦晚年都把自己的诗拿给他修改;可以说他是杂文家,从延安到五十年代,都是杂文圈闻名的高手。李老则说,“我是一个杂家。”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他先后担任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和胡耀邦等领导人都有接触。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不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也是青年一代了解党史、国史底蕴的入门书。他有诗云:“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前一句可以说是他的切身体验,他就在延安“抢救运动”和文革中两次坐牢;后一句则是他的毕生追求。他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是第一批同盟会员。虽然他去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很小,但他的追求我是理解的。二十纪发生的变化我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的一生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我们应当弄清中国本世纪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开国以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实教训太多,要把毛泽东的晚年讲清楚。马克思的理想从来是真正自由的,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战争问题、发展问题、贫富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是又乐观又不乐观……

李老对我最重要的启发,是有一次邢小群和他说起我的遭遇,他只说了三个字:“要做事。”这三个字太重要了。人在一生中,遇到各种坎坷是难免的。怨天尤人不行,等待顺境再做事也不行。只有抓紧做事,才能在社会中重新站起来。李老八十一岁的时候,说他九分之一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延安一年,秦城八年,要说我遇到的坎坷,比起他来,真算不了什么。李老这么大年纪,每天笔耕不辍,写的比我们后生晚辈还多。想起这些,对我永远是鞭策。

因为邢小群的一项写作计划,我还认识了萧乾、钟沛璋、李慎之、曾彦修、吴祖光、温济泽、戴煌、邵燕祥、朱正诸位先生。和这些坎坷半生的老右派们交谈,听他们述说自己的经历,就会更加痛切地感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是印在纸上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右派当年的情况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当时本来没有什么异端思想,打成右派纯属冤枉。有的则当时就触及到体制的弊端,比如李慎之思考的还政于民,戴煌批评神化与特权,吴祖光批评的组织制度,都打中了要害。中国的思想解放,本来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场反右运动,使中国从此脱离了人类文明的轨道,向着专横、野蛮、愚昧、黑暗的恶梦滑去。一觉醒来,已是二十多年之后,被人类文明的进程甩下一大截。这些老先生,饱尝人生的苦难,反思都很彻底。

我第一次见萧乾先生,是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那天我写的日记记录了见面的经过——

朱正来京,住李锐家,余前去探访,说及小群写右派事,他说萧乾可访,我说不认识不便打扰。他说萧就住附近二十一楼,可一同前去看望。

过了马路,便是萧宅,按铃后,开门的正是萧老,身着背心、短裤,把我们引入书房。书房中光线较暗,堆满各种中外文书刊。坐定后,萧说刚写了三篇文章,都是千字短文。我感谢他为我和一位朋友编的《王蒙现象争鸣录》写书评。他问我作什么工作,我说在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个题目很好。我说,写了一篇《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谈夏、巴、冰、萧的晚年,萧说,我不能和他们比。朱正说我写了《逢场作戏的悲哀》,谈郭沫若,很尖锐。萧笑着说,我要感谢郭沫若。四八年他一篇文章,解放后我就成了右派,到文革中,右派是死老虎,受冲击小些。吴晗、千家驹原来是左派,文革他们受冲击更大。萧说,还有一篇文章是谈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作家关心社会的一个尺度,也是检验政府是否开明的一个尺度。现在政权这么稳固,何必害怕讽刺。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政见是常事。不允许不同政见说明只有一种政见。我也不愿意乱。他还谈到胡耀邦,说当时胡耀邦代表党向知识分子承认错误,大家的气也就消了,还是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最好。他问朱正来京何事,朱说参加“民进”的会。他说,“民盟”开会我是不去参加了,政协开会我也不去,去就是干这个(他比划了一个举手表决的动作),有什么意思。“民盟”有个杂志叫《群言》,我原来就是搞言论的,现在哪有什么群言。

这样和萧乾先生就认识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晚上,文洁若老师来电话说:“萧乾不行了,你来看看吧。”我听了一惊。前几天,从电视新闻上还看到庆祝萧老九十寿辰的消息,怎么突然就倒下了呢?

第二天,我赶到北京医院才知道,由于肾功能衰竭,萧老已经昏迷四天了。我拿出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反思郭沫若》。萧老的儿子是两天前从美国赶回来的,他一看标题便说,我爸爸要是能看到这本书就好了。我也扼腕叹息,晚了一步,这本萧老关照过的书,竟没有让他看上一眼,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认识萧老三年多来,和他谈过十来次,虽然他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但共同语言很多。我当时开始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这正是萧老晚年思考的重心。文老师说我是他的忘年交。九八年春节,我去萧老府上拜年,谁知萧老已经住了北京医院。家中无人,我只好把一本刚出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小书《和友人对话》留给邻居,请代为转送。第二天就接到萧老的电话,欢迎我去医院一叙。文洁若老师在旁边特地嘱咐,来医院就是谈谈,千万不要买水果鲜花。我在病房刚坐定,萧老便谈开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思考。他说:我认为读书人与知识分子不是同义语。文盲当然不可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读过书。然而光闭门读书或埋头作试验,不问世事,那仅是读书人,但还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读书人。那样,他才有条件看书,看报,了解世事。但是,他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关心国内外大事,并有自己的见解。在一定场合,还会表达出来。若把国家比作一条船,船上有众多划船手。知识分子就得一边划,一边还高瞻远瞩,留意船的走向。解放之后,要知识分子做驯服工具,我当时听了心里就有一个问号。如果都成了驯服工具,我觉得对国家、民族前途未必有利。帝王时代的御史,大家都来给皇帝磕头的时候,他能够看得多一些,有时提些不同的意见。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良心、良知。反右除了对个人的打击以外,把知识分子能够起到的那种帮助政府警惕、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的“御史”作用也一同消灭了。现在大家都学乖了,绕着圈子说话,直截了当的不多。巴金提倡说真话,我想修改一下巴金的“要说真话”,我想加上“尽量”两个字,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说真话,别看简单的三个字,很难做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很知趣,能够和领导和平共处,上边对知识分子也不搞什么运动。人从本能来说都是追求一个平安,谁没事爱给自己找麻烦啊!国外遇到大事爱找一些言论界人士发表意见,咱们这儿可没这个习惯,知识分子也求之不得,你不来找更好。但是我觉得言论堵塞是很可悲的。一个国家如果只有齐声歌颂,而没有舆论监督,很可怕。

过了几天,他又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医院。原来,他给我的那本小书写了一篇评论《读丁东的〈和友人对话〉──兼小议知识分子问题》。萧老的提携,当然让我感动。但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晚年的精神状态。在中国的作家中,萧乾先生不是最高寿的,但坚持以知识分子的良知经常发出声音的作家,他却是最年长的。他还是像当年参与《大公报》笔政时那样,回应着国内和国际的风云。他对思想动态的密切关注,超过许多比他年青几代的作家。有关陈寅恪、顾准的书,他都看了,他还让我找来王小波的几本书给他看。他把医院的病房当作书房,笔耕不止,几乎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身上,我看到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到老也是变不了的。十日晚上,傅光明来电话告诉我:萧老去世了。我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思绪翻腾。他走了。二十世纪也要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接触的老人中,最有思想家气质的,是王元化、李慎之、朱厚泽几位。他们都担任过高级干部,但同时又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比起一辈子在书斋里生活的教授们,他们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为学术而学术;从政的经验使他们的思考更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穿透力。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紧扣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真问题,他们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种思想能力,不论到哪国留学,都是学不来的。比起一般退下来的老干部,包括那些二十年来站在思想解放前列,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他们又更有学者的气质。现实的政治层面和形而上的学理层面同时在他们的视野中得到关注,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还是西方现代的学问,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为我所用,这就使他们的表达方式超越了官场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种境界在领导干部出身的老人中又是很难达到的。

我曾和高增德先生一起提出过“南王北李”的问题。那是一九九六年,我到太原和高先生谈起学界有哪些人受到尊敬,一番讨论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小文章《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文章不长,只有一千字,文章说——

在当今文艺界,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满天飞,实际上很多是廉价的吹捧,甚至自吹自擂。学术界虽然也有泡沫现象,但更多的是听到一种忧患之声:世无大家,遂使小品流行!我们以为:中国之大,没有大家出现的慨叹,是以历史为镜,比如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大家、大师,的确是时间长河淘洗的结晶。社会公认多在事后,而不在当时。

但面对现实,大家风范,还是有迹可循。所谓大家,一是自己博大精深,有俯瞰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能在多学科领域自由出入,整合自如,学问超过同辈。二是开一代风气,学术与思想打通,文品与人品一致,影响力办辐射到各个年龄段。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文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风范,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

具体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我们以为,“南王北李”值得注意。南王,上海王元化;北李,北京李慎之。两位先生,一个曾是“胡风分子”,一个曾是“右派分子”;一个精于国学,一个擅长西学;都是半生坎坷,一腔豪情犹在。尤其最近几年,关注的问题颇为相近。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而且,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

五四时代,有“南陈北李”之说。其实,陈独秀、李大钊当时才三、四十岁。放在今天,乃是青年教授。他们之所以身孚众望,无非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手著文章”。试看如今之域中,与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气氛恰恰相反,犬儒之气太重,可谓“文章妙手多,道义铁肩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著书都为稻粱谋,则比较时髦。而王李二位,仍在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这就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勉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其实,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其心境,无非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二十世纪已近尾声。人们称这个时段为世纪末。每个世纪都有开头和结尾。可怕的不是进入历法规定的世纪末,而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的知识分子,沉缅于世纪末心态之中。南王北李,之所以在学界赢得敬重,就是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砥柱中流,与世纪末的颓风抗争。这种精神,正如王元化先生钟爱的一幅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当时与王元化先生还没见过面,和李慎之先生也不熟。只是参加《顾准文集》讨论会,和钱竞等聊起来,感到思想界没有带头的高人不行。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学界中青年中颇有人望,李慎之先生在北京中青年学者中也颇受尊敬,于是和高先生讨论,模仿五四时代“南陈北李”的说法,提出“南王北李”。这个说法,王李二先生都不赞成。尤其是王先生,认为我们提问题是着眼于立场。这倒是实情。但我在知识界遇见不少中青年朋友,对这种说法却有共鸣。于是,“南王北李”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

后来,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到上海拜访了王元化先生,交谈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他都要一一重新思考。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他还告诉我,八十年代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中央领导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八十年代,有这么一批有风骨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才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中兴景象。

李慎之先生原先有约法三章,不给报纸开专栏,不接受记者采访。邢小群访问他的右派经历,他一开始也不同意,后来看了邢小群对别人的采访,同意谈一上午,整理出来,又不同意发表。湖北的《今日名流》想发,我又找他商量,他才答应破一次例。原先,他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一九九七年出访德国期间中风一次,医治及时,恢复得不错,从此加快了写作速度。很多思想界有影响有突破的书,都找他作序。他住协和医院的时候,我请他为《顾准日记》作序,知道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先读原书,作卡片摘录,然后打草稿。他说,我写一篇文章,要用半个月。他在一九九八年,还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不再沉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以及未出版的《生活在真实中》中译本等作了序。这些序文,和他发表的其他言论,为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归奠定了思想座标。所以一经发表,备受思想理论界的关注。本来,他希望更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出来带头说话,未能如愿。这个头,只好由他自己带了。

朱厚泽先生在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曾任中宣部长,虽然时间很短,但他提出的“三宽” 至今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是东张西望,看一些书;东游西逛,有时间到各地转一转;人家叫我说,我就东拉西扯。最近北大百年校庆。大学是什么,大学应当是不断冒出思想火花的地方。路甬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写了一篇文章,说科学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好奇心。没有自由思想的空间,还搞什么学术?只注释经典,就成了经学。没有多样化,世界就不成为世界。多样化是世界的本源,单一才是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主张对不同的意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宽厚一点,把环境搞得宽松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不耐冲击,无论自然还是社会,冲击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保持一点柔性,保持一点弹性,有利于抗冲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三宽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大家都在讲,我不过讲得集中一点。理论是理论家的创造,文艺是文艺家的创造,党和政府无非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创造,替代是不行的,也不是当裁判官。项南生前参加十五大,原先中顾委的那些老将军还谈到赞成三宽。朱厚泽先生还从生态意识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角度来深化这个基本思想。他说,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压、“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 结构与功能是一对很重要的哲学范畴,过去限制在自然辩证法里,其实在社会领域、思维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范畴。现在人们喜欢说调整结构,但结构不完全是调整出来的。它是发育出来的。你真想得到她吗?那就着力营造她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自然生态如此,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如此。科学是自由思想开出的花朵,技术的不断进步则是市场经济竞争强化的产物。这并不妨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可以是绞刑架前自由思想的花朵;而技术的飞跃进步,不是市场而是战场、不是竞争而是战争强迫推动的产物。你真想让科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那就着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吧,那就切实推进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吧。否则,即令是花大本钱引进最新技术,也落不了土,扎不下根,难免不枯萎老化。世界不能用科学概括一切,除了科学理性还要有人文精神。作为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光有科学,还要有艺术。宗教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达,但人文精神不只是宗教,还有艺术、文学。在古代,艺术和科学与物质生产是相分离、相对立的,大部人从事劳苦的作业,才能腾出一部分人从事艺术和科学。这就决定了只有官方才能享受、占有艺术和科学,所以中国古代不提倡创造的艺术,只提倡工艺、提倡匠心。这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种缺失。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是多元、开放、和谐。多元是对一元说的,开放是对封闭说的,和谐是对斗争说的。这里既有人际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也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要再搞一个吃掉一个。什么人定胜天,不要轻信这些豪言壮语,我们都轻信过。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对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它始终处在不断地实践、检验、批判之中,扬弃旧的,发现新的,永无终止,永无止息。信仰则是人们对自然的心灵仰慕,对人生的感情寄托;对恶性循环的扬弃,对善的虔诚;是善良的人们一种内心的追求和一种感情的寄托。多年来,我们在对待科学和信仰的问题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科学变成了信仰,既不存疑,又不检验,提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公开宣扬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同时,我们又用科学去对待别人的信仰,批判别人的信仰“不科学”。这么一来,既毁坏了科学,堵塞了自己通向真理的道路;又毁坏了别人善良、虔诚的内心信仰,两样东西都给毁坏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元的专横的政治环境中进入社会的,是在目的论哲学的氛围中开始思考问题的,思想深处一直是受意图伦理支配的。朱先生提出的生态意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剂良药。

萧乾先生驾鹤西去不久,温济泽先生也与世长辞。温济泽先生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我认识温老时,他已年逾八旬。我对温老的了解,是先读其书,后识其人。其书,就是温济泽等著的《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为王实味平反,是温老晚年完成的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王实味的平反,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王实味不只是一起孤立的个人冤案,而是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遭遇革命的缩影。王实味到延安,本来是为了追求真理,献身理想,但他从延安也看到了与革命理想相悖的现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于是在整风中提出批评意见,因此被打成托派分子、反党小集团的头子,整风从此转入滥整无辜知识分子的“抢救运动”。一九四八年,王实味在晋绥竟被处死。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李维汉老,晚年反思一生的经历,感到他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发生王实味冤案未能澄清,是莫大的遗憾,于是在临终前托咐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温济泽完成此愿。温老接受李老的嘱托,与其他人不懈努力,终于在九十年代初通过有关部门,推倒了强加在王实味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使王实味的精神遗产,得以泽被后人。同时推动中国思想界反思的触角,向四十年代延伸。

我和温老只见过数面。最后一次见他,是一九九年三月四日。当时,戴煌等十位首都著名知识分子披露郑州冤案的长文刚刚发表,有一家杂志邀我访问几位知名学者,请他们就此事发表感想。温老和李锐先生都曾关注过这起令人发指的案子,他们又是近邻。于是我电话联系去采访他们。进了温老家,却看见他已躺在床上,讲话十分吃力。夫人钱老师说,早上接电话时还很好,刚才犯的病。没想到,这就是温老最后一次接受采访,这篇采访录,成为他公开发表的最后言论。四天后,温老就住进了医院。三月十六日,温老逝世。

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参加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排成长长的行列,挽联很多,在告别室外挂得满满的。印象较深的有:“九九八一难,留下真言,精选文集,广修传记,烈士精神永垂世;两个二十年,追回逝水,平反大案,不停笔耕,火山爆发逊于斯。”(李锐)“少年始报国,不屈不移不淫大丈夫,历经劫难终无悔,鞠躬尽粹;老耄仍磨砺,至诚至善至爱真君子,著写春秋亦自由,瞑目方休。”(郑仲兵)“写自然科学文章,写社会科学文章,黄卷苇编,孜孜全在求真理;为本身沉冤翻案,为他人沉冤翻案,丹心鹤发,苦苦无非要自由。”(郑惠)“言传身教,春风化雨,门墙桃李万千树;口播笔耕,鞠躬尽瘁,高山松柏八五秋”。(北京广播学院)这些挽联,概括了他的经历、人品和人缘。从他的自传中,可以知道反右的时候,他不忍心把无辜的下级打成右派,自己却被打成了右派。八十年代,他不赞成粗暴地批判不同的学术见解,自己却被推入自由化的行例。他虽然革命一生,但心肠不那么硬,人情味比较重,所以在官场上难以修成正果。温老去世之后,我在一个朋友家里遇到旅美女学者杨瑞。无意间提起温济泽的名字,便引起她的诸多感慨。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早期学生。她对温老的印象就是:领导干部中居然还有这么通情达理,不打官腔的好人。

3.陈琳翰:给长者一个最美的“家” 篇三

是一位有着20余年从商经验的企业家,却将“信仰”置于择业、经营与做人的首要位置。

他的梦想很“博爱”: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养老新模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代忙碌儿女尽孝、替空巢父母解愁”;他的目标很“宏大”:5年内布局全国,形成辐射全国、梯度完整、连锁经营的和佑养老服务体系,8年实现和佑养老集团A股上市;他的步伐很“铿锵”:短短两年即将旗下三星级养老院——郑州和佑尊长园打造为标杆,业内美名远扬,护理员培训学校、养老社区以及老年病医院即将正式启动……

即便前行的道路荆棘丛生,创新的脚步、信仰的力量,依然让陈琳翰和他的上海和佑养老集团团队在养老行业步履如风,一个辐射全国、梯度完整、连锁经营的和佑养老服务体系呼之欲出。

创新前行

“公办民营”这一针对经营模式的创新既让和佑养老集团赢得了未来,也为解决中国养老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方案。

点开和佑尊长园网址可以发现:它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三星级、宾馆化、医护型养老机构,它的名字不叫“养老院”而是“尊长园”;在全国养老机构范围内,它首家提出了“没有异味、没有褥疮、没有孤独”三大公开承诺;2010年开园之后的短短数月,这家高端养老机构的入园率即达到了90%以上;它以公办民营的模式破解国内养老难题,被业内人士称为“养老机构的标杆”……从面世至今,郑州荥阳和佑尊长园一直以其特立独行而成为全国养老行业耀眼的一颗星。

“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未来,我们希望和佑成为中国养老行业的第一品牌。”8月8日,面对记者采访,上海和佑养老集团总裁陈琳翰这样说,语气平和却不乏胆气与豪情。

时间追溯至2007年,一次为家中老人寻找合意养老院但失望而归的经历,让陈琳翰萌生创办高端养老院的心思。随后,几位有志于此的中年人一拍即合,经过历时两年,对17个国家、数千家养老机构的考察学习之后,最终有了这家投资2000余万元、高起点、高标准的郑州和佑尊长园。

“最美莫过夕阳红,理想的老年生活最重要的应该是享有自由,身体自由、享受生活的乐趣、做自己想做的事。”陈琳翰说,“这样的老年应该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期。”以此为追求,和佑养老集团创新提出了:“精彩乐龄生活从60岁开始”的养老理念,变传统的被动“养老”为“尊老”,力求通过一站式服务,让老人发挥主动性,享受生活的乐趣,从而还老年人快乐积极、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理念求新,服务亦在推陈出新。在郑州和佑尊长园,精细化、专业化、人性化的服务有着诸多具体而微的细节支撑:由执业医师、执业护师、护理师、社工师、心理咨询师、水疗师、营养配餐师、康复训练师、形象设计师组成的“九师”服务团队,为入住者提供护理、治疗、康复、养老等专业服务;老人的日间医疗护理全部由国家正规护校毕业的护士负责,并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护理设备,有效避免了对老人身体造成的损伤……

如果说理念创新、服务创新让和佑尊长园轻松赢得市场,那么,“公办民营”这一针对经营模式的创新则让和佑养老集团赢得了未来,亦为解决中国养老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方案。

陈琳翰对此解释说:“公办养老示范园缺乏活力和创新,民间的市场化、专业化养老机构又存在政策资源和资本资源严重不足的缺陷,只有采用公办民营模式,才能达到强强联合,从而形成连锁经营,达到规模效益。”

信仰至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信仰以及“代忙碌儿女尽孝、替空巢父母解愁、为党和政府分忧”的责任感,成为支撑他带领集团员工前行的最大力量。

商场上,蓝海代表着机遇与未来,更意味着挑战与风险。在我国,养老是朝阳行业亦是新生事物,并没有成熟的经验、模式可供模仿借鉴。陈琳翰坦言:“一路走来,我们是在不断的探索、创新、调整中才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模式。”

在和佑养老集团,陈琳翰最重视的工作是员工的招聘与培训。他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招聘,才能找到真正志同道合、把养老作为事业来做的人,“招聘中,我们最重点关注的是员工的品质和道德,培训中最关注的则是员工在服务细节上的执行力。”谈及选择员工的标准,他化繁为简,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信仰。”

“招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有宗教信仰的人。”陈琳翰说,上海和佑养老集团立志成为养老行业中的品牌企业,这就要求每一位和佑人都要把养老作为一项事业去奋斗终生。他坚信:“养老事业是一项良心事业也是一项艰辛事业。只有在精神上有追求的人,才能甘之若饴,才能持之以恒。”

在此之前,陈琳翰曾做过10年的商业百货、5年的房地产以及6年的企业管理咨询,最多的时候他管理着上万名员工,但即便在商界磨炼多年、身经百战,两年多的切身感受却让他对养老行业给出了“复杂程度超乎想象”的评语,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信仰以及“代忙碌儿女尽孝、替空巢父母解愁、为党和政府分忧”的责任感,成为支撑他带领集团员工前行的最大力量。

“和佑集团成立之后,我以后都不用再换名片了。”陈琳翰笑言,“因为我是要把养老行业作为毕生的事业来做,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做好的事业。”

“未来5年,全国将有超过5万老年人接受和佑的服务。”因为心中有信仰,陈琳翰并不急功近利:“我们目前还正处于品牌投入期,几个股东在公司启动最初就已经达成了‘五年内不求回报’的默契,通过投入,口碑将品牌做起来,让更多的长者真正过上‘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友所交、老有所修、老有所思、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既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

因为心中有信仰,即便踏入该行业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由原来的10个小时演变为16个小时,即便“个人生活几乎被工作毁掉”,陈琳翰依然乐在其中。他说,看到那么多的老人在自己一手创办的和佑尊长园中乐享晚年生活,自己的“成就感与幸福感外人难以体会”。

品牌生辉

经过两年多的不计回报的投入、呕心沥血的运营,陈琳翰的手中持有了企业良性运转最重要的利器——品牌。

当下,想开养老院的人很多,想投资养老社区的人很多,但想好了战略规划,想好了商业模式、想好了盈利模式的人不多。有着丰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陈琳翰却深知,作为一家非营利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和佑集团不能期望短期回报率,“实现盈利的唯一方法是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唯一手段是连锁,而实现连锁的重要前提则是有口皆碑的品牌。”

即便面临着“高素质护理人员极度匮乏、扶持政策难以落地、持续性发展”等重重困难,但对公司未来的发展,陈琳翰依然成竹在胸,因为,经过两年多的不计回报的投入、呕心沥血的运营,他的手中持有了企业良性运转最重要的利器——品牌。

事实证明,如今的和佑尊长园在养老行业内已经初显品牌光芒:

2011年4月,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视察郑州荥阳和佑尊长园之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养老院能够做到没有异味、没有褥疮、没有孤独,这在国外都是很少见的。这么好的运营模式,这么高的服务标准,在全国应该是样板。你们要坚持信念,做成规模效应,形成和佑尊长园现象,使和佑尊长园成为中国养老行业的‘锦江之星’。”

与此同时,更多地市的公办养老院也纷纷向和佑伸出橄榄枝,盛邀其以公办民营的模式代为管理,在上海、三亚等地,更多的和佑尊长园已经在建设当中。

而这些,还仅仅是和佑养老集团庞大养老服务体系一个小小开篇,对于46岁的陈琳翰而言,其所谋者甚大。在他心中,一张以品牌为核心、连锁经营为模式、突破产业链重点环节、全国性布局扩张的发展战略异常清晰。

善弈者谋势,和佑集团扩张的步伐早已迈出。如今,陈琳翰考虑更多的是集团的长久、可持续性、规模化发展。今年刚过半,他就以一名“斗士”的姿态投入了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今年他要忙碌的事情既多又繁:和佑护理员培训学校、和佑国际退休养老社区以及和佑老年康复医院均将正式启动。

蓄势良久,箭终离弦。一个辐射全国、梯度完整、连锁经营的和佑养老服务体系将被建立。

4.长者旅游活动总结 篇四

结合长者的需求与兴趣,我中心于2011年5月25日组织长者到谷丰园旅游。活动当天,长者参与热情高涨,收获良多,这次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午8:45,我们的旅程随着汽车的徐徐启动正式开始。社工首先对来临参与活动的长者表示欢迎,然后向长者介绍了罗岗谷丰园的景点以及当天活动流程案安排。约上午10:30,我们到达了绿树林荫的谷丰园。社工联系谷丰园导游,导游向长者介绍了当天活动景点以及时间安排,随后,社工向长者派发了每人一张10元(3斤)菜票。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在绿树林荫、空气清新的谷丰园漫步,大约走了20分钟,我们到达了土地庙,长者们纷纷到土地庙参观,参观完土地庙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到达了观音庙、契爷石,还沿途欣赏了很多果树。大约中午11:30,我们到达了一家农家菜馆吃饭。这次旅游的饭餐非常丰盛而且很天然,全部都是谷丰园园区内的农家鸡、土猪、池鱼、无公害菜等,长者都吃得非常开心。尤其是酒酿丸子这一道菜,长者们都纷纷要求要再吃一盘。在丰盛的午餐过后,我们安排长者自由活动,大约下午1:30,我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去到菜园进行摘菜,由于现在在广州几乎没有摘菜的机会,因此,长者们都显得十分兴致勃勃。他们一来到菜园,就往自己喜欢的菜地里奔。这里的菜的品种有小白菜、芥菜、青瓜、丝瓜。长者们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摘喜欢的菜。虽然这时的天气比较炎热,但长者摘菜的热情仍然很高。大约下午2:20,摘菜活动结束。在摘完菜后,长者虽然很累,但收获累累,他们都露出了欢欣的笑容。大约下午3:00,愉快的旅游在大合照下正式宣布结束。

这次旅游取得了以下成效:第一,通过旅游,让长者更认识我中心,提高了中心在长者心目中的信誉度、公信度;第二,加强了社工与长者的沟通、交流,有利于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第三,发掘了几个愿意为中心提供志愿服务的长者;第四,有利于长者更积极地参与到以后的活动当中。

5.“长者餐厅”银杏馆 篇五

香港中环附近有一条歌赋街,街上有多家颇有名气的食肆,是中环上班一族经常光顾的地方。街上有一家门面不大但天天爆满的饭店——银杏馆(GingkoHouse),名字带着浓浓的中国味,卖的却是法国菜。饭店两层,共有40多个座位,窄窄的店面、窄窄的楼梯,挤在一起的小桌,老旧的歌声,幽暗的灯光和烛光,甚有情调。

最特别的是,饭店的服务员皆为60岁以上的华发长者,衣着得体、态度和善。除了主厨及传菜员,银杏馆共有20名长者员工,超过员工总数的90%,岁数加起来已逾千岁,有“千岁餐厅”之称。目前,银杏馆是香港唯一一家以“为长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宗旨的企业,取名银杏馆也是因为银杏一词含有长寿之意。

银杏馆于2006年9月创办,开业仅一年便在158家参赛公司脱颖而出,荣获2007年汇丰银行“营商新动力”奖励计划的最高奖——钻石奖,此后又获香港“良心品牌”大奖等诸多奖项。与此同时,饭店本身也获得长足发展,2008年在香港佐敦开出第二家分店,第三家分店也即将开出。

营商创福利

银杏馆的投资人是香港乐天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乐天集团的创办人黎明辉等人均为资深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服务界工作多年,拥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缤纷的梦想。也许就是这些梦想,令他们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终于在1998年毅然辞去社工的职务而去开创自己的生意,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想做到“营商创福利”。

他们希望创办一所能灵活变通,充满朝气活力,富有创意且具盈利能力的民办社会服务机构。当时香港社会还没有“社会企业”这个概念,但现在看来,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精神。

乐天集团主席黎明辉先生称,公司的名称已凸显了商业味道,与众不同的是它的社会使命。乐天集团成立以来,先后创办了4所私营安老院及4所复康中心,专注为长者及复康人士提供全面的服务,全部以商业运作模式来经营,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自负盈亏创造收入及利润,整体经济效益异常理想。

2000年,乐天集团运用所得收益,创办了一个慈善事业——“乐天关怀行动”,致力为不幸或贫困人士提供辅助及服务,特别是处于困境的弱势社群。银杏馆的前身,就是一间附设于“乐天关怀行动”温情轩小区中心的凉茶铺,创办目的是为长者提供就业机会,但经营了一年多便停办了,原因就是经济效益不好,又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总结经验之后,黎明辉等决定集中资源进军餐饮业,直接造福长者,于是在中环搞起银杏馆来。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65岁以上人口达80万人,当中只有5%,即4万人就业。目前劳动市场开放给长者的职位并不多,主要从事“厌恶性”行业,如看更或清洁工作之类。预计到2033年,每3.7名港人就有一人年过65岁,到时长者缺乏就业机会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事实上,今时今日,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的改善,不少长者即使过了退休年龄仍是身壮力健,精力充沛,绝对有应付工作的能力。他们即使没有经济压力,亦可以通过工作多一份精神寄托,促进身心健康。无奈目前能为长者提供就业的机会实在太少。更不幸的是,在当前金钱挂帅、汰弱留强制度下的香港社会,长者往往被视为是社会负担。为了讲求效率,雇主们大多不愿意雇用长者,即使经验丰富,仍然有工作能力的长者亦要被迫退休。政府政策中亦未有为长者提供就业辅导或再培训等服务。

在此背景下,刻意为长者提供就业机会的银杏馆之创立及成长,增添了特殊的意义及启示。

鱼与熊掌兼得

银杏馆的成功,在于一开始便把它作为一门生意来看待。创办者拿出真金白银,冒着风险来创办这间餐馆,投资额约为180万港元。由于以前从未做过餐饮生意,所以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创办事业。为了要为长者就业杀出一条生路,创办人清楚衡量过失败的代价与成功的社会效益。失败风险当然存在,但成功的机会也不能抹杀。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银杏馆开业不足一年便做到收支平衡,兼顾创造利润和长者就业的双重目标基本达成。

“长者侍应”并非噱头虽然银杏馆的所有服务员皆为长者,但餐馆并不以此为招徕。他们深信,顾客来光顾不是因为银杏馆只聘用60岁以上的长者——顾客未必知道这一安排,而只会是因为食物质量高、服务好才来帮衬。

事实上,银杏馆的西餐水准确是一流,比起大酒店及高级餐厅的菜色毫不逊色,价钱则便宜得多。所以开业以来门庭如市,平日午餐及晚餐,如无订座,便有向隅之虞。银杏馆开宗明义是以“五星级美食、五星级服务”为宗旨,力求做到一丝不苟,为顾客提供意想不到的优质服务,做到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银杏馆深明餐饮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即必须要搞好餐饮质量。所以,即使成立的社会使命在于提供长者就业,但在最关键的岗位上,并不坚持以长者为主力。银杏馆的主厨、二厨等都是年轻小伙子。主厨Rico曾在五星级酒店及高级意法餐厅任职大厨,具有丰富的高级西式餐饮经验,更有心不断钻研食材的配搭,风格创新,又擅于结合传统及新派厨艺思维,突破口味的层次,使银杏馆慢慢地建立起一种独特的风味。既获顾客好评,亦获多种传媒广为推介。

长者员工肯虚心学习、守时、对工作投入、态度认真而严谨、处处尽显细心及用心,令不少顾客对银杏馆留下“亲切而温馨”的评语。

银杏馆开业初期的宣传方式并不特殊,例如街头派传单、寄发单张予社会服务机构、邀请饮食杂志采访等。而好的服务质素会有广泛口碑。如今银杏馆最佳的宣传推广策略就是依靠口碑。

成本较高同样有竞争力无可否认,银杏馆坚持为长者创造就业机会,整体运作成本不可避免地会比其他餐馆更高。最主要的额外开支在于员工培训。银杏馆聘用的长者服务员,绝大部分以前从未涉足这个行业,需要从最基本的训练入手,但这正是银杏馆的社会使命,所以成本稍高也是值得的。

此外,银杏馆虽然设有工作表现评核制度,鼓励员工表现出色不断进步,但由于本着“以人为本”的经营信念,即使员工表现稍有失准亦不会严苛责备,更绝不会有“随时解雇”的做法。相反,由于要照顾长者员工的全面需要,还从母公司借调社会工作者,为有需要的员工进行辅导,包括员工的工作协调、面对健康的焦虑、人际沟通、生活安排及与家人相处等问题。

同时,所有长者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5小时,这样不至于令他们过分操劳,可以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工余时间。凡此种种,虽令成本有所提高,但亦无碍发挥竞争力。

一般企业对于雇用长者都有

很多疑惑和保留(如长者手脚慢、记忆力较差、有固有想法难改变等),但事实上,长者也有他们的优点,例如长者员工肯虚心学习、守时、对工作投入、态度认真而严谨、处处尽显细心及用心,令不少顾客对银杏馆留下“亲切而温馨”的评语。

当前,银杏馆长者员工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25~50港元,具体根据员工的经验而定,这个水准要高于市场工资水平。

“福利企业”不是“社会企业”

银杏馆并非慈善事业,而是一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它有鲜明的社会使命,但同时是一门生意。生意做得不好,社会使命也得落空。它是否应该叫作“社会企业”,这也有些争议,因为创办者不希望它被人看做是政府所鼓吹及资助的社会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靠政府资助来维持,经费用完,要不就是结业,要不就是申请另一个资助计划,在社会上已开始产生负面效应。因此,不少行内人士认为,这些企业只是“福利企业”,而非“社会企业”。

事实上,银杏馆创办人深信,生意必须做得好,营商有道,才能实现社会使命。银杏馆创造的收入及利润扣除成本后,全部用于服务长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银杏馆是一家社会企业,只是太多政府支持的所谓社会企业经营效益不佳,有点像变相的福利事业,令社会人士感到混淆。

值得一提的是,在银杏馆的整个创业过程中,并未申请或获得政府的任何资助,亦不靠什么“政策倾斜”的优惠,完全是在高度竞争环境下,靠自身的实力做到持续经营。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目前支持社会企业的方式往往会顾虑是否对中小企业构成竞争,因为政府用了纳税人的钱去资助这些企业,好像对其他中小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但像银杏馆这样有鲜明公益使命的企业,绝对不用为这个问题而操心。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小企业,既有商业竞争能力又同时有公益使命,这正是我们需要倡导的社会企业。

创业精神不可或缺

银杏馆的创办人对于长者就业的热忱,加上创意和干劲,再加上集团其他业务创造的利润,让银杏馆可以在毫无外界资助的情况下创办起来。这就是创业精神的威力。没有这种精神,企业就像没有灵魂。大部分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不能持续经营,原因也在于缺乏“灵魂”。

虽然银杏馆已取得初步成绩,但仍要在这基础上不断改进,精益求精。现在银杏馆由一位资深餐饮从业员担任馆监,处于稳步前进中。创办人又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银杏馆的基础上,建立下一问甚至更多的餐馆。黎明辉认为,人才最重要,没有好的人才,什么工作也不能开展。另外一个重要考虑是租金。银杏馆开业两年后,所处地段的租金已节节上升,终有一天大部分收益将为租金所蚕食。如何面对租金不断上升的压力,对于银杏馆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创业难、守业更难、不断创业更难”,创业者与创业家的区别就在这里。银杏馆今后的挑战是如何不断扩大规模。因为,相对于香港80万名65岁以上的长者来说,银杏馆一家分店提供的二三十个职位实在是杯水车薪。

6.长者社区活动计划书 篇六

需求分析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的趋势,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身体健康状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我们对社区老年人的访谈和对社区的实地观察了解到,xx片区的老年人平时的生活内容就是:打太极拳、跳舞、打麻将、散步、聊天、在家看电视或者接送小孩上学等。城市的建筑结构,缩小和减少了老年人与社会交流的空间和机会,由于工作的紧张和忙碌,其子女也没有时间和他们交流沟通。老年人缺少交流诉说的途径,会增强他们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产生心理衰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饥饿、睡眠、干渴等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安全、保护、稳定和自由的需要,对恐惧和焦虑的排除)、爱与归属感的需要(家庭、团体和朋友的需要,力图克服孤独和孤单)、尊重的需要(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将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包括高度的道德感、民主创造性、帮助人类的使命感等等)。为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让老年人同外界的交流机会,增进友谊及拓宽生活圈子,也让人们更加关注老年人这一群体,工作员准备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老年人发挥“老有所用”,让他们更加融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理念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需要和权利,参加活动的老年人,不管其籍贯、性别、年龄或者家庭背景等如何,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年龄的增长是一个客观的不容改变的现实,这是人成长的必经过程,人在年轻时候为社会奉献力量,促进人类的进步,而当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社会应该以一种反哺之心来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创造一个和谐、愉悦的环境。每个人都是有力量的,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即便是老年人,或许在身体状况上他们并不如青年时候强壮,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设计,我们相信老年人有能力去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

理论架构

社会活动理论认为,社会活动是生活的基础,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与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活动是老年人认识自我,获得社会角色,寻找生活意义的主要途径。老年期是中年期的延续,老年人依然有能力和愿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老年期,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本质变化并不大,因此,老人应当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只有多方参与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活动,才可能充分地保持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活力,更好地促进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积极进步。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老年人想有所作为而苦于没有机会;一些老年人因退出社会主流生活而导致老年抑郁症;有些老人因枯坐家中无人交谈而提前脑退化。现代医学证明,勤于用脑的人比懒于用脑的人,脑力活动退化的速度要缓慢得多,较少说话的老人比常有人陪伴的老人更多患老年痴呆症。因此,让老年人保持较高的活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对防止老年人大脑退化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随着核心家庭和双职工家庭的增多,快速的生活节奏和竞争压力使子女很难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所以,鼓励老人自我调适、积极投身社会生活而不是独处一隅,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目标及目的目标:

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发掘老年人的潜能,增进友谊及拓宽生活圈子

目的:

1、扩大老年人的人际关系网

2、互相建立初步关系,提供机会让老人彼此交往和沟通。

3、让参加者活动中体验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丰富其晚年生活。

服务对象

XX片区的老年人

社工系列活动之一——重阳游园会

活动名称:重阳游园会 性质:康乐性活动 举办日期:2007年10月19日 时间:14:30——16:30 活动对象:xx片区老年人 地点:xx广场 负责职员:社工

活动目标:

1、扩大老年人的人际关系网

2、提供机会让老人彼此交往和沟通。

3、丰富老年人生活

招募方法

1. 在小区内张贴宣传海报

2. 请社区工作站或者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协助宣传 3. 向老年人协会发出邀请

活动内容

*每个游戏环节是独立进行的,每一次成功完成游戏的参加者将获得一条代表胜利的蓝丝带。让老人在成功完成任务之中产生荣誉感。

在现场设立社工咨询点,宣传社工。可以张贴社工相关的海报,发放小册子,以及展板的展览。

预期困难与应对方法

所需要资源以及经费预算

评估方法

1、经过这三周以来的访谈与调查,工作人员提前接触到部分服务人群,通过交谈纪录以了

解他们的需要。

2、记录活动细节。

3、随机参访现场参加者。

4、工作人员进行个别跟踪面谈,或电话交谈,以了解他们对本次活动的看法和意见。附件1:

活动记录表

活动记录

a.第节活动活动目的:b.活动时间日时 c.地点:

d.活动人数:缺席人数:e.缺席理由: f.中途退组人数及原因:g.记录者签名:h.记录(1):参加者的沟通状况、投入状况、表达意见状况等

i.记录(2):详细记录该次学员的发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中途出现的意外状况: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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