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周易

中国传统文化周易（共8篇）

1.中国传统文化周易 篇一

周易论文

周易与中国文化

摘要：21世纪初，国学风吹遍神州大地，不少高校纷纷开设国学选修课。近几年，国内更是兴起了一股研究《周易》的文化热潮，人们称之为寻求中国文化之根；同时，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问题，驱使着人们不断地向起源复归，而寻来找去，总是找到《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并且，《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典籍，向来列为“五经”之首。可见，《周易》这部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深远和巨大。

关键词：周易 演变 影响 中国文化

《周易》这部书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且其在内容上、功能上有很大的差别。《周易》经部分（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是兴于占筮，用于占筮。上至原始社会下至今天，筮风未绝。且如英国人克利斯朵夫·巴克特在其《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中说：“当你面对使人犹豫不决的选项时，《易经》可以帮助你清醒头脑，做出重要决策。虽然书中的有些内容比世界上任何书都古老，但可以说，每一次打开它，你都发现蕴藏在其中的新的富于启发性的思想。它确实是一把经过时间考验，打开幸福和成功之门的钥匙。”让我们看到占筮并非骗术，而是依据数学角度中的概率论。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根本看法的凝聚和积淀，是人类理论思维能力与水平的反映，我们从诞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易》的哲学思想中看到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它那卓越的见解要领先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希腊哲学。然而在长时期内很多人的心目中只是把《周易》视作占筮的工具，有加上其本身文字古奥艰涩，致使它在哲学上的成就如明珠蒙尘，久久未能广为人知。《周易》的伟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哲学上，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自古以来学者们都称易学为经世之学，比如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说：“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也。”肯定了《周易》在经纶治国方面的巨大作用。

《周易》对我们的影响虽说尚不能说无时无处不在，但也确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易》往往是我们的行为准则，例如中庸精神、修辞立其诚、任怨任劳和谦虚宽容的精神、提倡正直高尚的品德、仁爱精神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另外，《周易》还曲折隐晦地向我们介绍了养生的道理，比如说当你心情烦闷、精神上有负担时，不妨想想《节》卦卦辞上说：“节，亨。苦节，不可贞。”它教导后人适当地约束个人过于外露的情感，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拼命压抑情感就会造成精神失常。因此，《节》卦表明了人的心理咨询及疏导排解心理障碍的重要意义。

《周易》作为一部上古典籍，是当时人们生活思想的反映，所以说军事自然也是《周易》所反映的一个方面。比如书内讲到战争的几种形式，据李镜池、胡朴安等学者研究结果，以为《师》卦讲军师的纪律、军队的组织、作战的地形；《同人》卦写战前的准备，讲如何进行伏击战；《离》卦写对敌的警戒、偷袭和反击；《晋》卦写战术战略。《周易》还对我国古代军事的阵法有重大贡献。

《周易》对我国建筑的风格及日常器具等方面也有较多影响。《系辞下》说:“重门击拆，以待暴客。”这是一种优先考虑建筑物防御功能的理念。例如广东高要市回龙镇的黎槎村，始建于元明时期，当年为了防止匪山贼，村民为求自保，便将村落建成每家房门朝内的圆形，外围约有90间屋，朝圆心没每层递减，圆心呈三角形。

时至今日，《周易》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仍然渗透在我们是生活中。并且当下研究《周易》之风方兴未艾，通过这种研究，体现在《周易》中的中国哲学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想将为更多的人所认识，薪火相传，必将为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唐韧，仇如慧.周易与中华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1

2.中国传统文化周易 篇二

“天人合一, 顺天应人”的和谐之道。

“天人合一, 顺天应人”强调的是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紧密相联, 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观察处理问题时, 要从客观事物的整体联系出发, 从其内在矛盾着眼, 特别是以寻求事物间的和谐统一为旨趣, 推动事物的和谐发展, 从而获得最佳管理效益。

1998年宜家初登中国。论“天时”, 正是中国房地产新兴的萌芽阶段, 助推了宜家作为家居行业佼佼者夺取市场的先机。论“地利”, 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龙头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准和较强的市场接受能力, 加之上海人独有的小资情调, 都为宜家的试水之作带来优势。可面对天时和地利, 宜家最初几年却“叫好不叫座”。连年车水马龙的门市景象却换来极低的销售业绩。由于宜家在中国市场定位的错误, 使得目标消费群对宜家敬而远之。缺少了“人和”使得宜家的发展举步维艰。但随着2005年宜家逐渐将采购重心转移至中国, 生产和运输成本的降低为宜家创造了更多的价格空间。如今, 不断喊着降价口号的宜家正逐渐吸引着更多消费者。面对日益增长的销售量和市场份额, 宜家正逐步计划向二、三线城市发展。日益凝聚的人气, 加上中国房地产业的繁荣发展, 让我们对宜家在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生生之谓易”的权变智慧。

“生生之谓易”讲求的是变易, 即运动变化。成就事业需要有权变, 不断的创新, 变化才能获得成功。它要求管理者树立变易观, 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把管理视为动态过程, 充分认识系统内各种联系, 牢牢掌握弹性原则、联系原则、创新原则。

宣传方面, 宜家另辟蹊径的推出了炫丽的产品目录。它在突出整体效果的同时也不乏产品的单独介绍, 同时着重特价商品的促销宣传。宜家的产品目录以地铁免费赠阅和会员每月邮寄的方式推广, 无形中为宜家构筑起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宜家同时秉承持续不断创新的家具营销观念, 将少数人才能享用得起的奢侈品改造成大众能接受的产品。通过其特有的大批量订购, 平板式运输方式, 和由顾客自己组装产品实现了顾客让渡成本的降低和顾客让渡价值的提高。

近期, 宜家更是大胆投身商业地产自购物业。在看好中国的市场同时寻求持久的发展, 也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追求更高盈利。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的中和原则。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是说在讲求“变易”的同时还要把握中和原则, 注重整体的和谐。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保持平衡有序, 协调有度。

不同于其他零售企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趋势, 宜家一直以来缓慢的市场拓展策略备受争议。进入中国十多年以来, 宜家家居的门店数不到十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沃尔玛和家乐福几年前就过百的门店数。宜家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拓展的规划, 只是对新开门店之谨慎, 与店址选择的高要求有莫大关联。和那些盲目拓展门店网络, 力求获得供应链成本优势的零售企业不同, 宜家看重的是每个门店的成长能力。扩张不仅只是版图上布点的增加, 保持住市场才是终极目标。正是这稳健的作风, 使得金融危机来临时宜家未受到过多负面影响。

当然, 宜家并非止而不前。随着中国经济率先获得复苏, 在对中国市场谨慎而缓慢的探索后, 宜家瞄准了中国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宜家不再满足单纯的家居零售商身份, 北京和无锡的购物中心发展意味着宜家在中国市场的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处世之道。

《周易》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 挖掘人的德性。为了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管理者应具有宽大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修养。需要锤炼出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 还需要培养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宜家的创始人坎普拉正是带着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将平等的理念灌输到服务和企业的发展中, 形成了以顾客为导向, 倡导平等主义的宜家文化。宜家不仅对不同国家的雇员平等对待, 同时主动提高员工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广泛性, 主张多样化的结构能够产生更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氛围, 加强雇员基础。

宽敞舒逸的购物环境也从侧面反应出宜家的人文情怀。个人实用的产品设计、自给自足的购物方式, 整体展示的陈列方式, 都透露出宜家所营造的轻松, 温馨, 愉悦的购物氛围。

小结

《周易》它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 凝聚着中华文化在漫长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 是一部既原始又涵盖现代预测学与决策管理哲学的专著。透过周易, 我们在宜家身上看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功与不足。当西方管理理念和东方文化发生交集时, 宜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周易对现代企业管理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只有秉承和融合古人深厚积淀的文化思想和现代管理理念于一体, 企业才能生生不息的长久发展。

摘要：《周易》是一部具有实用价值和哲理的研究宇宙万物、自然与社会变易的科学专著。本文运用《周易》的相关理念, 综述了宜家家居在中国发展的历程。通过东方古老哲学思想验证宜家家居在华营销和管理模式的优劣, 进而获知突破行业瓶颈, 稳固并开拓市场, 获得成功的秘诀。

3.中国传统文化周易 篇三

19岁起倡导四为之志、四观精神，创建四为堂；27岁创办四观书院，并担任多个城市、企业战略管理顾问。这个自幼将《易经》之道融会贯通、将国学经典信手拈来的年青人，如今著述等身、四处受邀讲学，并指导多家企业上市。与他接触下来会发现，用“天赋异禀”或“后生可畏”一类的词，已经不足以形容其与年龄不相称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经历带给人的惊愕之感。仿佛带着天生的使命，周易玄孤独并笃定地走在国学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道路上，并立志复兴传统、影响苍生、造福国家、为时代留下印痕。

Q&A Q=《爱尚生活》A=周易玄

关于个人经历

Q：你原名叫廖彬宇，改成“周易玄”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含义？

A：周易玄其实就是笔名。因为《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是群经之首，我个人非常推崇，所以就索性以周易作为自己的笔名。玄就是玄学，玄的含义包含了神秘、神奇和神圣三个层面。玄学指的是圆满之学，也是《易经》所谓的“形而上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学问、最高层面的学问。以前蔡元培校长给北京大学制定了一面三色旗，三种颜色代表玄学、哲学和科学。我觉得司马迁在《史记》的自序中说得很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玄学其实就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我个人认为，做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做圣贤人，做学问的最高追求就是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也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另外，周易玄三个字，从字面上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周，是代表圆周，引申为圆满，又如佛家讲的“空”，老子讲的“无”，代表天之体；易，是变易，就是变化无穷，这是天道的表现形式，代表天之相；玄为色，譬如天玄地黄，代表天之色。所以“周易玄”三个字从表面上看就是空、相、色，也就是色相皆空的含义。

Q：出生于医学和文化世家，对你现在从事的事业有什么影响？家人对你影响大吗？

A：肯定很大，中医是国粹，中医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体现与应用。我们家为世代中医，在血脉里、基因里就与传统文化结下了这种很深的不解之缘。所以血脉很重要，我们都流淌着祖先的血液。因此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传统文化，将来在无形中依然会传递给我们的儿孙。

Q：据说你少年时代多次应邀到海南、湖南等地为商政人士讲授国学和企业文化，被誉为“神童”。讲讲你儿时的经历吧，你是如何受到国学启蒙，又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

A：六岁的时候，一位游方的老和尚路过我家，然后进门来送了我一本《金刚经》，并嘱咐我的祖母要带着我

每天诵读。我小时候喜欢读各种课外书，尤其对《道德经》《论语》《中庸》等典籍很着迷，又喜欢看《二十四史》，其实看得似懂非懂，但是很喜欢古文，觉得其优美、大气。读《二十四史》的时候，我发现历史上很多人都是受到《易经》思想的影响，终于成长为对社会、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的人。加上《二十四史》中常常引用《易经》的原文作为论据，我就很好奇，《易经》到底是本什么书，怎么随时都有人在引用它。我就开始去了解，一看，全是各种卦象、符号，居然看不懂，所以生出了敬畏之心，越看不懂越好奇，越想一探究竟，这样就钻进去了。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家在教师宿舍，那时候和一些有学问的老先生是邻居，他们无意中发现，和他们说话时我能随口背诵佛经、《易经》《道德经》的原文，还能汇通起来讲解，他们很惊讶，这样就传开了。因为我年龄还比较小，所以传着传着，就被传得很离奇，也很神奇。其实也没什么奇特的。

Q：十七八岁便担任中国周易联合会副会长、着手撰写《国学旨归》系列丛书、创建了四为堂，在同龄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当时的你感觉孤独吗？在那个年纪是如何做到心无旁骛做学问的？

A：不孤独，因为并不知道什么是孤独。我念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喜欢三五成群一起玩，我不喜欢，我觉得玩耍很浪费时间。我喜欢读各种书，尤其是《二十四史》，里面有许许多多很精彩的故事，我看入迷了，就把自己全身心投入进去，觉得讲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比如我看到刘邦，就把自己当成了刘邦，怎样混日子，怎样打仗，又怎样会客，然后怎样建立了一个国家……我觉得这精彩绝伦，远比去玩耍有趣。所以，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同学们都是在知之的层面，仅仅是知其然而已，是为了应付考试。我是提升到了好奇心、求知欲这个“好知”的层面，甚至到了一会儿不看书、不感悟都不行的“乐知”的层面，把学习当成了一种享受，一会儿不看书就很难受。

Q：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在全国重要的易学及传统文化研学机构中身兼要职，成为清华、北大、社科院、南师大等高校最年轻的教授。年纪轻轻就取得现在的成就，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A：老子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从来没有过名利的念头，所以心无旁骛，完全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渴望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内在的动力，拼命去古书中吸收养分，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乐知”的东西在起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自信和志向。我很认同古人讲的立志，佛家叫发愿。志向立定了，人的方向就确定了，动力也就有了，境界也会通过立志而拔高。人的境界高了，人格就必然崇高，境界高了，就不会去热衷庸俗的、低俗的东西，就会压缩成长时间。

Q：比起同龄人，你是不是愿意结交年龄更长、阅历更深的“大朋友”？你的朋友圈是怎样的？有没有令你崇敬的师长？

A：我曾经问别人“九五之尊”指的是什么。经常有人会说“九五之尊”是指人的地位很高。我不这样认为。“九五之尊”这个成语来自《易经》乾卦的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个“在天”，就是指的境界，你的境界在天之上，就是“壮志凌云”，云在天上，你的志向比云还高，所以“九五之尊”指的是境界高。这样的人地位必然会高，因为只有与相同境界的人交流共处才能产生共鸣。你的境界高了，你的朋友也会如此，所以人的地位来自于他的境界。一个人地位很高，但是境界很低的话，很可怕，叫“德不配位”，非常危险。很多亡国之君就是境界很低，但又身居高位，所以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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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在自己的博客置顶题词中写道：“丈夫志不大，何以佐乾坤？”你的志向何在？如何定义你心目中的“乾坤”？

A：我心目中的乾坤，就是国家、民族、社稷、苍生。我们追求名利，都是为了求得幸福。但是名利的幸福是转瞬即逝的，是无常的、非常有限。而每一个个体的幸福都是有限的，有限的幸福很容易就消耗完。所以，要想拥有无限的幸福，就要把个体的幸福放大。怎样才能放大呢？把自己的价值跟国家、民族、社稷、苍生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就自然放大了。个体的幸福有限，但群体的幸福无限。这就是《大学》里面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我曾经讲梦想，我说人的成功来自于梦想。但事业的伟大，不在于你怀着一个人的梦想，而在于你怀着全天下人的梦想。中国梦的伟大，就在于此。

Q：印象里，很多研究传统文化的人都深居简出，穿棉麻长袍，蓄胡子头发，每天粗茶淡饭，活得像是古代道士。可看你平时的打扮，你还是一个对时尚仪表有追求、对生活品质很讲究的人，这似乎与你满腹经纶的“大儒”形象并不相称。私底下，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除了治学，还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A：以前有人提出来一个说法，叫“儒为表，佛为心，道为骨”。穿着本身是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表法”。如果我把自己穿得很另类，别人看到我就很厌恶、很排斥，我怎么能去和他进行很好的交流呢？所以，我尽量与时代融合，这是《易经》里讲的“与时偕行”。我们做学问也好，传播传统文化也好，都必须要能够“古为今用”，最怕的就是“食古不化”。那是越学越迂腐了。中国文化都是能经世致用、通权达变的，在生活中尤其如此。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人，连生活都是迂腐的，何谈致用？

Q：平日里各地讲学、培训、游历、访问、著书立说、经营书院等一系列冗繁事务缠身，一定非常忙碌，在时间管理方面是否有独特心得？

A：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你会发现，挂碍很少，羁绊很少，能够超脱出来，反而会做得更好。

关于国学、教育及四观书院

Q：你一直行走全国各地，四处受邀为政府官员、企业家、高校学子举办讲座、论坛，这样倾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传统文化应扮演什么角色？

A：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对我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宝贝，为什么不去传承呢？所以现在国家提出一个口号，叫“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穿了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Q：将国学精髓代代相传并推向世界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作为这个领域年轻的领军人，你认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何在？未来又有哪些课题可做？

A：责任和使命就是努力传承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运用传统文化。把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营造起来。这些都是我将来不断要去做的事情。同时，也希望能培养一些可造之材，使其未来成为这份伟大事业的中坚力量。

以天人合一之宇宙观

以多元协和之天下观

以己达达人之人生观

以推仁弘毅之价值观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四观书院』办院宗旨

Q：现在很多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开办了国学课程。穿汉服、背《三字经》《弟子规》被很多家长、老师们追捧，与此同时这也受到不少争议，你怎么看待国学幼教问题？

A：要结合时代，不要脱离了时代。不要搞复古的东西，要搞古为今用的东西。传统文化重点在神而不在形。要培养孩子的情操和志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要把孩子变成了另类。一旦脱离了群体和时代，将来他们的心态要么就是自大，要么就是自卑。这个是要值得深思的。

Q：你的教育经历几乎可以用“自学成才”来概括。如今有了女儿，未来你会让她接受怎样的教育？

A：我会亲自带着女儿学习传统文化，但是也会让她去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

Q：你创办四观书院的初衷是什么？

A：我讲了一个“三老满意”的概念。“三老”是指代表了国家首脑的“老头子”，民间群体的“老百姓”，社会的中坚力量“老板”这三个层面。

我从19岁开始就想要创办四观书院，我坚信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定会开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现在国家把弘扬中国文化作为国家战略，总书记在上面高声一呼，我们在下面群起而应。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符合国家战略，符合国情需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势”，这个“势”一旦起来，就会势不可挡。孙中山先生讲，“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文化重视时机的问题，我也一直在等待时机，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时机已经到了。把握好时机，就能引领潮流，就能事半功倍。

刚才讲的是“老头子”满意，老百姓怎么满意呢？我们通过把书院的公益讲座制作成视频，投放到社会里，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爱上传统文化，让大家都受益，这就是我讲的老百姓满意。

最后是老板满意。企业家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飞速成长起来的一个群体，从历史的边缘走向了历史的中坚。他们开始肩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任。他们给国家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带动就业。他们若是出了问题，国家的经济同样会出问题，所以企业文化很重要，而企业文化恰恰就是企业领导者的文化。如果他们没有情怀，没有智慧，没有格局，就会短视，就会乱来，就会逐利，就会浮躁，最后就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所以，我很想让他们学习传统文化，既打开他们的心胸格局，升华他们的人生智慧，又树立他们的崇高情怀。一个人，有了智慧、有了情怀、有了格局，就必然能把产品做成艺术品，必然能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千年老店，自然就能做大、做强、做远。所以我要让老板满意，让他们都真切受益，不仅仅是在精神上受益，在物质上也要受益。我们的企业家可以抱团取暖，可以一起学习，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另外，西方有很多国际组织，影响到全世界各个角落。我也希望能通过创办四观书院，把我们的分院开到世界各地，由我们自己的企业家同学来建立，以后通过四观书院，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要大力搞文化输出。这个很重要。

Q：四观书院现在都开设了哪些课程？能简要介绍一下课程内容吗？

A：以《易经》为主线，涵盖诸子百家思想，从诸子百家的思想上，来启发我们如何治理企业，如何管理家庭，如何做好事业等等。

Q：就像你的名字，周易学问博大精深。你认为易学的精髓何在？

A：冯友兰先生讲《易经》是个空套子，什么东西都能套进去。他又讲《易经》是一本宇宙代数学。《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它是道的本体，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它又什么都是。

佛家讲参禅悟道，就是《易经》的思想——“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

为什么说《易经》看起来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当你生病了，《易经》的辩证和谐思想，立马就变成了中医可以治病；当发生战争了，《易经》的战略预测与决策思想，立马就变成了兵法可以保家卫国；当你想要健康成长，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易经》“与四时合其序”的思想立马变成最好的养生学；当国家建立起来了，《易经》的阴阳、柔刚思想立马能变成人伦大统、治国安邦的政治哲学；当你想要长生久视、究竟圆满，《易经》的思想立马能变成修性炼命之学。

所以《易经》是什么呢？《易经》什么都不是，但正因为它什么都不是，所以什么都是。它犹如佛家讲的“空”，似乎空无一物，但妙用无穷，是众妙之门。

4.中国传统文化周易 篇四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Axial Period

Abstract: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ological type to secular type took place in Axial Period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ransformation set up ‘mindology’ as humanistic tradition, which is now one of the precious resources for modernization. Nevertheless, it made us lost the individual spirits as ‘primary substance’,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are contradictory to moderni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had undergone three phases, the classical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just was the conditions about the texts of the Book of Change as follows. Its start was the ideas in the Yi&n bsp;Classic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s development was the explanation to the milfoil-divination in the Zuo Comment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s completion was the thoughts in the Yi Commentar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recisely because these above, the Book of Change became afterwards the leader of all the classics and the resource of all the behaviors.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 the Zuo Commentary; Chinese culture; the Axial Perio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在“轴心时期”、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1]曾发生过一次大转型;但是，关于这次转型与《周易》[2] 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其现代意义，我们还不是十分清楚，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作为分析方法的基本观念

5.周易文化翻译 篇五

“箴言隽语”9（1）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易传·系辞下》1章

译文：自然界的最大功德是滋养万物；当权者的最好宝贝是权力地位。怎样保住这地位呢？只有依靠爱护老百姓。怎样才能吸引人才呢？只有依靠物质利益。管理好财政，制定出合理的法令，制止少数人肆意妄为，这才是当权者最适宜、最合理的事。

（2）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译文】 《象辞》说：本卦上卦为艮为山，下卦为坤为地，山在地上，风雨剥蚀，这是剥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以山石剥落，岩角崩塌为戒，从而厚结民心，使人民安居乐业。【注释】 下，指庶民百姓。厚下，犹言厚结民心。安宅，犹言安居。

“箴言隽语”9（1）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2）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译文：天在上尊贵，地在下卑贱，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天地由此而定。天地之间万物由卑下到高大的位子已经排列，贵与贱的位子就确定了。天动地静有一定的规律，动则刚，静则柔，刚与柔也就划分了。宇宙万物的性向不同，因而同类相聚合，自然形成分离的群体，彼此之间都有利害的冲突，吉凶就生出来了。天上有日月星辰风雷云雨的现象，地上有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形象，它们都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变化。《易经》中的卦与爻的变易作用也就由此出现。

因此，刚与柔互相摩擦，八卦中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互相冲撞又拢合，就演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产生宇宙万物的变易，以雷霆鼓动，以风雨滋润，随着日月运行，构成了一寒一暑季节的轮换。乾阳之气的运化成为男，坤阴之气的运化成为女。乾的作用是主管万物的创始，坤的作用是使万物生成。乾以容易的方式发挥作用，坤以简单的方式发挥能力。

//容易就便于理解，简单就便于跟从；容易理解就会使人亲近，容易跟从才能见到功效；有人亲近就可以长久，能见到功效就可以发展壮大；可以长久是有才能的人的智慧，可以发展壮大是有才能的人的事业。懂得了容易与简单的原理，就可以领悟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领悟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就能在天与地之间确立人的地位。

“箴言隽语”10（1）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传·象传上》大畜卦

[注解]出自《周易·大畜》。告诫人们要多多记取前人的经验。识：同“志”，记住。前言：前贤的言论。往行：往日圣人的事迹。畜：同“蓄”，积聚，储藏。[译文]君子要多多研究过去圣贤的言行，用来培养丰富自己的道德学识。

(2)君子以自昭明德。——《易传·象传下》晋卦

[注解]出自《易经》中的《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译文：太阳从地面升起，象征“上进”。君子观此象应当自觉展现高尚的美德。“君子以自昭明德”，就是弘扬美好道德以提升人的素质。我们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与“柔进”观有相似、相通之处。

[译文]君子观象应当自觉展现高尚的美德（以提升人的素质）。

（3）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易传·象传下》益卦 〔译文〕君子看见好事马上跟过去学习，发现错误急速改正。

“易言难尽”

语录10（1）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译文]圣人设立了卦爻，通过观察卦象，附上了解释的言辞来说明吉凶，又以刚爻与柔爻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所以，吉与凶，是成功与失败的象征；悔与吝，是忧愁与顾虑的象征；卦爻的变化，是前进与后退的象征；刚与柔，是白昼与黑夜的象征。卦中六爻的运动，象征天、地、人三才运动变化的规律。所以，君子赖于安居的是《易》象的位序，赖于玩味的是《易》的卦爻辞。所以，君子闲居时就观察卦象，玩习卦爻辞，行动时观察卦爻的变化，玩味吉凶的占断，就能把握动静进退的原则，必然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往不利。

“箴言隽语”11（1）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5章

[译文]见下文

“易言难尽”

语录11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译文：阴阳的交替变化就叫做道。相继不断就是善，成就万物的是性。仁德的人运用它(谓宇宙变化的总规律一—道)，认为它是符合仁德的；明智的人运用它，认为它是明智的。平民百姓每天接触阴阳之道而不懂得，因此君子之道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它表现出来就是仁，隐藏起来就是用，鼓动万物，不与圣人共同劳神忧虑，它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业绩达到了顶点。拥有万物就叫伟大业绩。不断更新就叫崇高品德。变化不止就叫易。生成物象就叫乾。仿效乾而完成物象就叫坤。穷尽卦支而预知未来就叫占问。承接更新就叫事。阴阳交替不可把握就叫神奇。

“箴言隽语”12（1）见下文 “易言难尽”语录12（2）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易传·象下》家人卦

译文：君子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话要有根据和内容，行动要有准则和规矩，不能朝三暮四和半途而废。

“易言难尽”

语录12（1）《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译文：从上天降下佐助（帮助），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佐就是帮助的意思。天（自然规律）所帮助的人，是顺从正道的人，人所帮助的人，是笃信诚信的人。能够践行诚信而时时考虑顺从正道，又能尊尚贤能，所以从上天降下佐助，吉祥而无往不利。”

（2）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传·系辞上》12章

释义：具象有形的事物之上（无形、不可见）的称之为道，具象有形的事物之下（有行、可见）的称之为器，（阴阳）转化而裁成万物的叫变，（阴阳）推移往来运动的叫通，将（《易》的作用）施加于天下民众的，就叫做事业。

“箴言隽语”13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译文：不做大量有益的事情就不能成为一个声誉卓著的人，不干坏事就不会成为毁灭自己的人。品行不好的人认为，一般的好事对自己来说没有多大益处而不去做，一般的坏事对自己来说没有多大损害而不去改正。所以坏事多了而无法回避责任，罪恶大了也无法得到宽恕。

“易言难尽”语录13（1）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译文：天数一，地数二，天数三，地数四，天数五，地数六，天数七，地数八，天数九，地数十。（天为阳，地为阴，阳数为奇，即一三五七九，阴数为偶，即二四六八十。）天数共有五个，地数也共有五个，五个奇数五个偶数各相配合。代表天的阳数合计为二十五，代表地的阴数合计为三十。天地的数字，共计五十五，这些数字构成天地变化的象征，就能如同鬼神般地推算判断未来了。

（2）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抟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抟而后挂。

译文：天地大变化的推演数字，用五十根蓍草表示，占筮时只用四十九根（留一根不用，以象征太极）。将蓍草任意分握两手以象征天地两仪，从右手中取一根挟在左手指缝处象征人，此即天、地、人三才。再将左右手中的蓍草每四根一数，以象征四季的运行，将左手余下的蓍草，挂于左手指缝处，以象征农历的三年一闰。农历五年两闰，所以还要再将右手余下的蓍草，挂于右手指缝处。

（3）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译文：“策”指推算时蓍草的根数，乾为阳，用9代表，乘以四时为36，再乘以六爻为216。坤为阴，用6代表，乘以四时为24，再乘以六爻为144。二策相加为360，相当于一年的天数。《易经》上下二篇六十四卦，共384爻，阴阳爻各占192，分别乘以阳数36，阴数24，总计为11520，相当于万物的数字。

（4）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译文：所以，经过分

二、挂

一、揲

四、归奇等四次经营，从而构成《易》爻数的一次变化，因为卦有六爻，三变而成一爻，十八变完成一个卦的演算。八卦起初只是三画，这是圣人作易第一阶段的小成果。再将八卦重叠引伸，顺其类而增长之，就得到六画的六十四卦，再附上卦辞、爻辞，构成一部《易经》，天下可能发生的事全都包括在内了。

“箴言隽语”14（1）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传·彖下》节卦 译文：在位妥当在于有所节制，处中守正必将行事畅通。天地有所节制而一年四季才能形成；君主以典章制度为节制，就能不浪费资财、不残害百姓。（2）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易传·象上》颐卦

译文：君子说话谨慎,不惹是非;节制饮食,不生疾病。（把“节饮食”和“慎言语”并列在一起,是说语言不慎,会招来杀身大祸;同样严重的是,饮食不节,会招来百病伤生。）

“易言难尽”语录14（1）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下》2章

译文：往古的时侯，伏羲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来归纳所有事物的情状。

（2）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易传·系辞下》6章

译文：《易经》的功用，能够照见一切事物的由来又能察知未来的动向，而且能够使隐微情形得以彰显，使幽隐的情况得以阐明，将各种事物分出类别又给它们恰当的名称。事物的分门别类，其正当序位的端正与否，吉凶后果的判断，这些都完全具备了。里面所定义的事物名称虽然具体而微小，但它所类比的事物却非常广大，它所揭示的义理非常深远，它的言辞文雅，它所说的道理委婉而又中肯，它所揭示的事理直观而又深奥。借助阴阳变化所体现出来的道理来辅助人们的行动，并且彰明得与失的内在因果关系。

“箴言隽语”15（1）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否》

【注译】俭德：以俭为德；辟：通“避”；荣以禄：追求荣华，谋取高位。全句译意为：君子以节俭为德而避开危难，不可追求荣华而谋取禄位。

【解读】《周易》的“否”卦告示人们当处在“否”（不利、不好）之时，要“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其实，当处在“泰”（通泰、顺利）之时，也应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要“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因为当处在“泰”之时，会经常面对灯红酒绿、金钱美女和高官厚禄的诱惑，稍有不慎，一纵贪欲，就会为权所趋，为利所惑，为色所迷，陷入贪婪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2）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易传·象下》小过卦

译文：君子的举止都非常恭谨,办理丧事也极为哀痛,但费用却很节省。（天下事过当者常有,但不可过甚,过甚则枉矣。）

“易言难尽”语录15（1）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传·系辞上》7章 译文：孔子说：“易，其道至极！易道，圣人用之增崇其德而广大其业。智慧崇高礼仪谦卑，崇高效法天，卑下效法地。天地设定位置，而易道运行于其中。成物之性常存，（阴阳）道义之门。

（2）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易传·序卦》

译文：有了天地以后，然后就有万物的产生；有了万物，就有雌雄男女的分辨，而人类也就产生了；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所以在《易经》有咸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以后，人类愈多，而遂有君臣的名分；有君臣以后，就有上下尊卑的职份；有上下尊卑的职份后，礼义就可以措置实行于其间。

“箴言隽语”16（1）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传·系辞下》5章

译文：君子安定的时候不忘记可能出现的危险，生存的时候不忘记可能灭亡，国家大治的时候不忘记可能出现的祸乱。所以，就能使本人身体安宁，国家也得以保全了。（2）君子以同而异。——《易传·象下》睽卦

译文：君子应该在求大同的前提下，保留小的差别和不同。

“易言难尽”语录16(1)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

译文：孔子说：“（倾覆的）危险，是（由于只想）安居其位所致；灭亡，是（由于只想）保全生存所致；祸乱，是由治世引发。所以君子居安而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治世而不忘祸乱。只有这样身体平安而国家可以保全。《周易》说：‘将要灭亡，将要灭亡，系于植桑而巩固。’”

(2)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传·系辞下》5章

6.《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篇六

《周易》历史观的内容及其价值曾有不少学者论及，但多数似乎语焉不详。至于《周易》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个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周易》历史观之意蕴

中国之有史书，当以《春秋》为先。 《汉书·艺文志》叙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是说《尚书》以记言为长，而《春秋》原为记事之籍，后经孔子删节，整理为“六艺”(六门课程)之一。然《春秋》一书，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却宣称：孔子“笔削春秋”，故蕴有微言大义，以为《春秋》之书法在寓褒贬於记事之文字中，用以示“正名”，定“序分”。—部《春秋》就非一般的史书，而成了作“经”之法，旨在“借事明义”，为后世立不易之准则。尤其是董仲舒“谨案《春秋》之中”， “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搞出个“奉天法古”、“三统”、“三正”的循环论历史观，作为经学正统的重要内容。《春秋》之史学被纳入经学，从中阐发出儒家的古史系统，长期影响着后世史观、史学的发展。这样，在正统儒家那里，历史哲学往往成为经学的婢女，且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理论上的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难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

那末，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源头究竟在何处呢?我以为在《周易》。《周易》一书，虽源于卜筮，却以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由二爻六位;六—卜四卦的象数结构模式，构造成三才一体之道，蕴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涵。近年再版的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一书，就认定《周易》是一部历史典籍，又“本《序卦》之说，于古史立场而解说之”(见该书《自序》)。尽管有人对此提出驳议，但也承认胡氏之说“的确是创见”(刘长允：《“周易史观”驳论》，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这可以作为《周易》具有史书之特征，并蕴有史观内容的一个例证。

《周易》的历史观，由《周易》古经发展到战国末的《易传》，有着明显的体系，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

首先， 《周易》(尤其是《易传》)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讨纳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推天道以明人事”，在宇宙有机论基础上，循天地自然之“道”作为考察社会人事演变的出发点和指导依据。《易传·说卦》上讲到：圣人之作《易》，乃“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说《易》书之作，乃“圣人”受神明暗中赞助，固体察到天道之妙而创揲蓍之法，据天地两参之意而立“大衍之数”(五十又五)，又观阴阳之变，辩刚柔之别、合三画六

爻以成卦，其过程是不乖于天之“道”，不逆于人之“德”，不乱于处事之宜，穷尽万物之至理和生命的本性，最后达到对天命的客观法则的把握。很显然， 《易传》的这套说法，虽渗有占筮观变的神道设教，但其思路却以阴阳刚柔的自然之道为据，力图将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包括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过程加以考察。

这种考察，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才两之一顺”之说。 “三才两之”，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为“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间，然又无独而有对，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属性。其属性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终归结于“一顺”，即‘将以顺性命之理”。 “三才两之一顺”之说的实质，就是肯定了天地自然准则(阴阳之道、刚柔之变)和社会人事原则(仁义之理)的联系和统一。然其侧重点还在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道”伦理化，使之合于“性命之理”。这一思想，源于早期儒家关于天人相通的观念，旨在说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非互相对待之二物，而是一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然， 《易传》并不了解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内在根据，但它确实首创性地说到了这个过程的两项具体内容：

(一)用宇宙万物之生成来论证人类社会的源起过程。

《易传·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段话，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间的联结，以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明确排除了神意和天命的主宰。由此可见， 《易传》并不局限于儒家立场，而同时吸收原始道家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思想资料，并根据道家的气化观念加以引伸，闸发“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思想，以明全宇宙之气化鼓动、振荡不已，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从而把人类社会之源起看成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

(二)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有机论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之源起，还内在地包括着对社会秩序之形成机制的考察。《系辞传上》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典者， 常也，礼，同理。《易传》以为，社会人事中的常则，恒理(礼义制度，等级秩序)，是圣人“象其物宜”， “观其会通”而仿效建立并加以推行的。《易传》又讲： “知祟礼卑，祟效天，卑法地”，视知礼之所以高明而受敬崇，系效法天道而来：循乱则以卑顺为旨，体现力效法地道(参阅徐志锐： 《周易大传新注》)，同样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

《易传》还围绕着“天秩有序”的命题展开论证。《系辞传上》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易》之“序”，就社会人事言，是指人之处位有上下，贵贱之分，与自然界万物产生之有先后而成“秩”相应，据此说明社会中夫妇，父子之生有先后(秩)、君臣之处位有上下(序)，一如“天秩有序”那样，也是自然合理的。其旨虽主要在把儒家伦理纲常“天秩有序”化，以确立其不可违之权威，但同时也蕴涵有对对社会人事制度和自然天道秩序的相通性、一致性的承认，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排除宗教神学的干扰，理性主义地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

其次，将变易观念引进历史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发展性，初步形成了朴素形态的进化史观。

《周易》的“变易”观念，总体上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原则提出的。《易传》称：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丰卦·彖传》)以为天道自然是不断地盈虚消息，与时变化，那社会人事亦当如此。《易传》还提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生生之谓易’，认为“易”者“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一消一息，转易相生”，肯定了“易”之“变”是个不断生息、生成的过程。转化在社会人事上，则“日新之谓盛德”，肯定了人伦道德也循易理而有不断“日新”的发展变化。二是“通变之谓事”。这里讲的“事”，乃指“圣人”通晓变化之“理”、推之社会人事而成就之事业，即“富有之谓大业”。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强调了社会人事上的继善成性，亦是效法“阴阳之道’的变易规则。

在“生生”与“通变”相结合的基础上讲“变易”，就突出了社会人事的变化也是一种生息不断的生命过程，其“日新”，其“继善成性’，就内蕴有进化的意识。这种进化的`意识，体现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使《易传》能看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系辞传下》)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易传》还特别以“革故鼎新”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序卦传》说：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古代传国之礼器，王都之所在，即鼎之所在。引申为王朝确立的象征。革卦在前先明变革之意，后接鼎卦，则以礼器之变迁来说明新君主、新王朝确立的合理性。其意虽直接讲天道移易，更相授命，但《序卦传》强调：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据韩伯康注解： “既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又旨在阐明朝代更迭中的 “革新”之理。所以， 《易传》曾热情地歌颂过“革”之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彖传》)以为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能恰当地把握好这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所谓“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彖传》)，当然包涵了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进化的承认。

第二，在肯定天地自然之道与社会人事秩序相通的同时，又确认两者之间的区别，开启了对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的特殊性问题的探讨。我们知道，从孔孟到汉、宋的正统儒家都持天人合一说，在历史观强调人事秩序与自然之道的一致，导致以天道普遍规律代替社会人伦准则。 《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则与此有别，其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阴与阳是就“道’(气)而言，柔与刚专就“形”而言(刚柔者，阴刚之凝而

成质)，仁与义则就“性”而言，三者之间有不同的形质、属性和各自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虽贯有相似的准则、秩序，但其具体内容和特征则有差异。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易传·系辞下》)，是说天地设位有其自然功效，而“圣人”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结合为三(参)而成全天地之功。这一思想正好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说相通。荀子提出：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此处“参”，可以理解为《易传》三才之道之“三”与“圣人成能”之“能”的发挥，肯定了人有不同于天道的作用和功能，强调了人以“礼义”原则组成“群体”力量，参与天地之化育而“全其天功”，高度重视了社会人事的自身组合和特殊功能。

二、对魏晋、唐、宋间历史哲学发展的影响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发屉的一个源头活水，其史观曾发生过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它的变易进化观念常被许多哲学家利用为进一步阐述人类历史的变易性和进化性的思想前提，丰富了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力主革新变法的先进思想家批判保守的正统史观、倡导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根据。这在玄学家王弼，唐代刘禹锡、柳宗元和刘知几以及北宋的李觏，王安石那里，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汉代，因为有了儒术独尊，思想文化领域是经学一统的天下，这制约和影响了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贯穿着唯心的天命说和独断主义的命定论，其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复古色彩，势必束缚历史哲学的发展。汉魏之际，儒术独尊的局面开始瓦解，名教出现了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虽仍为思想正统，然以“三玄”为宗的儒道融合的思潮逐渐蔚为大观，终于在正始年间发展成玄学运动。尤其是王弼，在提出“祖述老庄”、 “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命题的同时，仍依据儒学的传统立场，着重於《周易》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阐发出一个思辩性很强的玄学体系，力求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治理问题。他尽黜汉代以来繁琐的象数之易，集中阐发《周易》之义理，结合历史进程总结曹魏政治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故於历史哲学上有所创获，对《周易》史观作了理性化和思辨化的发挥。

首先，王弼依据易理关于动与静，道与权关系范畴的分析，探讨了历史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不变与唯变的问题。王弼肯定：“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这当然包括对社会历史必然趋势的承认，同时又强调社会的治理还要适应“权变”的原则，说“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论语释疑》)，主张破除那种命定论的、不变论的社会历史观念。进而断定： “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提倡要因时因地采用不同的对策加以适当的处置。其次，王弼又应用《周易》的“因革”观念，考察社会发展中的治乱关系，提出“乱极生革，革然后致治，天下之势乃定”的思想，把社会正常秩序的确立看成是经因革转

换、由乱致治的过程。他还依据“凡不合然后乃变生”(《周易注·革卦》)的命题，着重阐扬《周易》的“革故鼎新”之意，称：“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是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 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 (《周易注·鼎卦》)王弼把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故鼎新看成某种必然的现象，其内容则在革陈不合理的法制(易故)，并持变“应时”， “制器立法”，建构新的法制秩序(“取新”)，这叫“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周易注.革卦》)。需要指出的是，王弼的“改命创制”和汉代董仲舒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础上讲“更化”、 “改制”显然有别。他没有董仲舒那种“天意主宰”，循环复古的意识，而是强调“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老子注》三十三章》，视官长法制为“朴”散之为器的结果，肯定了社会秩序是依据自然变易之道经“因革改制”而成。所以，王弼在阐发社会历史观上的“以无为本”思想时，就讲到时机未到当然“不可以有为”，而当“变生”之机，则要“应天则命”，积极有力，至于“变道已成”，方

归于无为，即“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周易注·革卦》)，反映了王弼追求社会大治、太平的愿望。当然，王弼的追求有强烈的时代内容和儒家色彩，他断言， “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周易注.鼎卦》)，还是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标帜。

第三，王弼还吸收《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动精神，主张在“改命创制”的过程中发挥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称： “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注·大畜卦》)，强调： “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注·小过卦》)，表明王弼在援儒入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道家消极无为的阴柔之道，而溶铸了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历史意识。这是《周易》史观影响于魏晋时期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

《周易》史观的积极精神在唐代有了新的进展。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可说是应用变易进化观念鉴别史实，考察史变的杰出代表。他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态度， “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明确反对正统儒家那种“爱憎由己，厚诬来世”的史学态度，指出： “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特别是他承王弼以来“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易学传统， 引进“势”的观念，考察史事变迁和治政得失，指出： “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批评那些“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如守株待兔者。(《史通》卷八《模拟》篇)在《易传》和韩非的基础上进一步闸发了社会古今之异和历史进化之势。

与刘知几相呼应，柳宗元和刘禹锡也继承、发展了《周易》的变易史观，对唐代的历史哲学作出了贡献。柳宗元将天人关系新论贯彻于社会历业领域的考察，虽仕途坎坷，身囚山水，仍潜心史事，常有创见。他把韩非“势”的观念和《周易》变易史观结合起来，具体分析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过程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着重探讨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又指出：惟人之初，争斗不断， “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淤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以后有尧， “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贞符》，见《柳宗元集》卷一)，肯定了社会礼义制度和道德伦理两方面的演进都有个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而刘禹锡则提出“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的思想，从势数结合的角度，确立了历史观上的理势合一论，进一步发展了《易传》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特殊性问题的探讨。他说：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故余曰： ‘天与人交相胜耳’”。又称： “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则，其用在是非”。 (《天论》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作用和人事功能，强调人依靠礼义、法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天地之化育井交相取胜，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历史意识，丰富了唐代历史哲学的内涵。

北宋思想家李觏站在事功之学的立场上解释易理，其著《易论》十三篇曾专就“人事”而言，侧重探讨了社会人事的历史变迁问题。称： “八卦之道在人， 靡不由之也”，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又继承王弼义理之易的传统，指出易理之用无非是使“人事修而王道明。”(《文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又称：“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强调“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主张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加以研究，排斥了圣人，天意对人事的干预，从社会人事本身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趋势和原因。王安石则从“新故相除”的阴阳自然之道推导出“有处有辨， 新故相除者，人也的结论。”(参见《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在承认天道自然的基础上，肯定了人事有为能辅助天道。又称： “五事者，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以为“道”既“为万物之所以生”之本， “不假乎人之力”，又“涉平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成也”(《洪范传》)。以注重人为作用的变易进化史观作为其变法新政的理论依据，与李觏相配合，实开有宋—代历史哲学之新风。

三、促成理学正统史观之分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在宋代理学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理学家以天理史观的形式，把正统儒学历来提倡的神意史观、圣人史观作综合的概括并加以理性化的闸发，把历史哲学纳入其复古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很大程度上把《周易》史观在后来发展中所积定起来的积极的、进取的因素加以抹煞或有意的忽视了。

不过，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曾精研《周易》，深受易理熏陶。从周敦颐著《易通》，张载治学“以易为宗”(《宋史》本传)而成《横渠易说》，程颐作《伊川易传》、到朱熹融会易学史上之象数派和义理派撰就《周易本义》，我们可以看到易理对理学的体系构建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能不在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作用，促成了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

矛盾表现之一，宋代理学家在史观上既尊《春秋》为宗，亦奉《周易》为源，尤注重易理对考察社会人事的指导意义，透露了某些突破正统史观的倾向。朱熹就讲到：“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若要谈此两书，且理会他大义。 《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则。《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朱于语类》六十七)他又发挥易之“明消息盈虚之理”，称：“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据此解释历史研究中的“执古御今”说，认为“执古” “便是易书里面文字言语，御今，便是今日之事”。 (《文集》卷八十五)这和董仲舒等正统儒家持《春秋》以为“奉天法古”之本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还是有区别的。

矛盾表现之二，是理学家一般吸收了易学“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思想，也受柳宗元理势合一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发展中客观趋势的存在，和朱熹所述“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又“一本于圣人之述作”的史学主旨亦有相违之处。朱熹治史，一方面断言：古今史事之变是“合于天理之正，圣人之心”(《通鉴纲目后序》)，以圣人心术为历史变迁进程的主宰。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发展本身毕竟有着“非人力之可为”的“当然之理”。说：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亦做不得”，意识到历史中还有圣人心术难测，难御的客观趋势的存在，认为“会做事底的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进而肯定：历史发展“势不容己，柳子厚亦说得是”(均见《朱于语类》卷一二二)，显然和柳宗元的理势论历史观有点接近了。

矛盾表现之三，引进易理的“物极必反”， “传承因革”的思想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这和理学正统史观的复古、保守倾向有对立的一面。二程已承认“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伊川易传·否卦》)的一般发展原则。朱熹则认为“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朱子语类》七十二)又将易理引伸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相望，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古史东论》)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相因相革”的必然过程。他还讲一步分析社会历史因革变易的原因在有“弊”，指出： “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得人之法”， “任法不任人，乃是法弊。人弊可以易人，法弊则必当变法”。 (《朱干语类》一o九)强调“革弊须从原头理会”(《朱子语类》—o八)，在复古史观的框架内也包含了某些变革，进化的观念、意识。

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易》史观对宋代历史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为正统史观后来的分化准备了条件。到了南宋时期，吕祖谦侧重闸发其理势论历史观，更使这种分化公开化了。并由此构成了导向王延相、王夫之历史哲学的—个重要环节。

从理论倾向和思想立场上看， 吕祖谦当是个正统理学家，自称为学之旨在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欲会归于—”。但他又与陈亮友善，受事功之学影响，在历史观上也贯彻经世致用精神。他明确指出：治学“先立乎其大者”，即“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着重考察各代政事治乱、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 “欲具体统，源流相接”(《左氏传说》卷二十)。显然，他把《周易》史观影响下对历史发展必然之“理”的探讨，发展到明变(寻流)，求因(探源)，主张“观其所变”， “看史要识得进节不同处”，揭示历史变革中“盛之极乃衰之始”的过程(见《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还强调： “观史当如身在其中”，提倡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其趋势作出判别和预测，如同“看史须看一半便掩盖，料其后成败如何?”(《杂说》，《遗集》卷二十)，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问题的考察。

明代的王廷相则提出古与今，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深入考察了历史变迁之“势”的具体内容。他认为： “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疏，于今为密，礼缘仁义以渐而美者也”。以礼义道德之逐步完善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又认为：郡县制之建立， “势也，非秦也。虽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则天下之公也”。(均见《慎言》)在王廷相看来，秦始皇主观动机之“私”所以能实现，原因是其客观效果上合于“天下之公’。意味着能透过个人动机的偶然因素，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隐蔽着的必然性，为后来王夫之在理势合一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奠定了理沦前提。

四、《周易》史观和王船山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

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来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总结的代表。他提出， “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从气一元论出发，对宋明以来的“理气”(道器)与“心物’(知行)之辩作了合理的解决，进而在历史观上强调： “总将理势作一合说”，表明他在历史哲学上山提出了总结的任务。

王夫之是易学大家，所著《周易内传》，《周易外传》是易学史上的名篇，其哲学代表作《张子正蒙注》又以溶贯和阐发易理见称。所以，王夫之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是和他自觉地应用和发挥《周易》史观密不可分的。这可以从下述三方面加以说刚.

(一)承继《易传》的变易、进化观念，明辩理势关系，强调两者不可“沟分”，初步涉及到要在社会现象和历史内在根据的统一过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王夫之强调“天下之变会通于一理”，而理“只在势之必然处”。 (《读四书大全说》)据此立论，他论述了理势关系的两重涵意：一是指明“理不可得而见”，属于蕴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一种必然性，但强调： “势因理成”， “离理无势”， “理顺斯势顺矣，理逆则势逆矣”(《尚书引义》)，肯定了“理”支配“势”。二是指出理势关系又是“理成势”与“势成理”两者的相辅相成，认为“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 断言： “看得‘势’字精微， ‘理’字个大，合而名之曰‘天’”。 (《读四书大全说》)理势合一才体现出社会历史发展有合乎自然的规律性。

尤其可贵的是，王夫之还承认理势可知，认为顺应并实现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可达到公天下之人，利天下之物的目的。他称： “虞、夏、殷、周之法，屡易而皆可师”“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势也。理势者，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顺平天，势有重轻以顺乎人。则非有德者不与”，进而断定： “君天下之理得，而后可公于人，君天下之势定，而后可利于物”。 (《尚书引义·立政周官》)把隋唐以来的理势论历史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发挥《周易》史观的“因”、 “革”观念，提出治乱、离合，续绝的关系范畴，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

王夫之考察历史发展之必然性，同时伴随着对正统史观的批判和对传统的治乱循环论的改造。他指出： “正统之说，始于五德。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徵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 ( 《读通鉴论》)严斥邹衍以“五行相以转用事’立论，视社会历史为五德“终而又始”的循环过程的“邪说”。而秦王赢政用於论证始皇观念，汉代董仲舒以三统三正的循环为王道正统永恒的依据，在王夫之看来，总不过是“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他虽沿用正统论者的说法，讲：“治乱循环，阴阳动静之几也”(《思问录》第33页)，但他特别注意社会治乱循环过程中的离与合、因与续的关系，提出了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续统与非续统，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互相联结的问题。他指出，历史决非如正统论者认为的那样“合而不离，续而不统”，并引证史事作史鉴，断定“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又详细论证中国历史上已经历过的三次治乱、离合的“大变”：春秋之世“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 “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纵衡”， “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有三分天下以后，五胡起，南北寓，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至於宋亡以迄于今，当其治“中国有其主”，当其乱则“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 “此又一变也”。 (《读通鉴论》)进而说明历史中所谓“统”者，乃“绝而不续”，在承认历史发展有相因相合的连续性外，更强调了有相离相绝的间断性。

王夫之能如此具体地阐述治乱、离合、续绝的历史辩证过程，显然和他贯彻《周易》的因革观念有关。他强调： “承治者因之，承治者革之，一定之论也”， (《尚书引义》卷五)认为历史的进程要“止乱趋乱”，就须要发挥人为的因素，适时把握因革关系。又例举“舜之承尧”、“禹之承舜”， “商之革夏、周之革殷”，说明历史发展中的因革，是据“与时消息”，视不同情况而论： “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岂有一定之成法者”。 (同上书)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历史因革观还包含着他乐于正视社会矛盾和激烈变革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他找出“君子乐观其反”的命题(见《周易外传·杂卦传》)，探讨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问题。例如，在评论徽宗晚年的北宋社会矛盾时，王夫之指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 “倾之而后喜”(《宋论》卷八)，认为在“势极’即矛盾空前激化而又“不可止”的情况下，就要“大反”、 “倾之”，通过激烈的变革来解决，故提倡： “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的积极态度。不过，王夫之并不以“大反”， “倾之”作为解决矛盾的普遍形式，他说： “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思问录·外篇》)承认还有矛盾双方“或错或综，疾相往复”，最后达到“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的互相渗透、调和的状态。这表明，王夫之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上有着十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三)进一步考察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人之群体在实现历史规律过程中的作用。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朴素辩证发展观的核心命题。他据易理加以引伸，认为自然之道的“推故而致新”有着内在的自足根据，即“太极”自身“富有充满”’ “成熟扩充，臻于光大”的结果。而人群(社会)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种类，其生殖演进亦有自身原因。他这样讲：“类似相续为藩衍。由父得子，由小向大，自一致万，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两间而无所容”。以为人类的藩衍相续，由消长，增逝的自然原因所支配，经历有“相均”、“相值”的过程，自然趋于平衡， “其消谢、生育相值，而偿其登耗者适相均也”。

(《周易外传》卷四)这样，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可以通过人群自身的调节(藩衍相

续)，达到自然平衡。其中就涉及对人类历史和天地自然之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辨析与确认，王夫之曾指明： “在天有阴阳，在人有仁义，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异质离，不可强合焉”。他引“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为例， 肯定了 “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尚书引义》)。王夫之在这里的叙述，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哲学中—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人怎样在服从自然之道(势所然)的同时，又作为文明的创造者而推动历史的前行?!对此，王夫之曾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又吸收宋代吕祖谦肯定社会之兴亡“不在好雄”、 “只在小民之身”(《增修东莱之说.召诰》)的合理因素，指出：“天欲静，必人安之，天欲动，必人兴之”(《诗广传》)，以人之“兴”、“安”，助天之动静，赞颂“大哉人道乎!非对于天而有功矣”。 (《续左氏春秋传博议》卷下)肯定了人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的作用。而且，王夫之讲的“人”，既指“时君和智力之士”，又包括“一介之民”，已由圣王和英才扩大到“士”与“民”阶层，反映了他对民众创造文明、推动历史的作用有所承认。

7.《周易》成书过程考 篇七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周易》成书于西汉的说法基本不成立。出土文献对之已证实。《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 与《周易》上下经同。”李学勤先生认为该墓确为襄王墓, 他说:“估计汲冢是战国晚期之初, 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 是可信的。这是墓中所出竹简写成时间的下限。”[9]在战国晚期的墓穴中已经发现了与晋代《周易》文本相同的竹简, 说明《周易》成书应在战国晚期之前。其次, 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周易》, 除多见古今字、异体字外, 与今本《周易》基本相同。[10]上海楚简学术界已明确为战国简, 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11]该楚简的发现说明《周易》成书不晚于战国。

据现存文献, 至少到春秋时期, 占筮者在进行占筮活动时已有可资凭借的筮书。《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生敬仲, 其少也,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 陈侯使筮之, 遇《观》之《否》, 曰:‘是谓“观国之光, 利用宾于王”’。”[12]有学者指出:“这里分明是周史携书面文本传播, 其中‘是谓“观国之光, 利用宾于王”’, 显然为念诵文本语气。”[13]《左传》所载《周易》的书面文本形式已在诸侯间广为流传。《左传·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 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 其在《周易》《丰》之《离》, 弗过之矣。’间一岁, 郑人杀之。”[14]《左传·哀公九年》晋赵鞅占卜救郑, “阳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 曰:‘宋方吉, 不可与也。微子启, 帝乙之元子也。宋、郑, 甥舅也。祉, 禄也。若帝乙之元子, 归妹而有吉禄, 我安得吉焉?’”[15]王子廖只提到爻位, 阳虎直接就爻辞进行解释, 二人均未引出爻辞, 就完成了意义的传达。上述例证都说明春秋时期, 《周易》文本已为时人所熟悉。《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

我们认为《周易》的成书是一个历史过程, 不是经历一次编订就完全成型的, 它初编纂于殷末周初, 到春秋中叶定型。

《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 人更三圣, 世历三古。”以为宓戲作八卦, 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 孔子作《十翼》。[16]认为《周易》经卦的成书是一个过程, 经历从伏羲到文王的漫长历史。该说反映了《周易》的复杂成书过程。《周易》非作于一时一地一人, 而是数代巫祝共同努力下的成果。对此高亨先生指出:“《周易》古经, 盖非作于一人, 亦非著于一时也。”[17]当代已有学者将《周易》成书看成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 将《易经》成书看作从伏羲到西周中后期漫长时段的创作, 反映了文学发展轨迹。[18]

有关《周易》成书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推论, 我们可从两方面证明。首先, 《周易》中所载历史事件, 有时间先后之别。其次, 从《周易》卦爻辞的结构来看, 爻辞不是同时成为筮书一部分的。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详细考述了《易经》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萁子明夷;康侯用锡马藩庶等事迹。[19]顾氏主要目的是从这些商代到西周初叶的人物与事迹上推测《周易》编订时代在西周初年。但细加考证, 这些事迹同样反映了《周易》成书有时间先后之别, 非一蹴而就。

如王亥丧牛羊于有易, [20]是殷商时期入《周易》的。[21]高宗伐鬼方的事迹也只能在殷商间, 不大可能出现于周代。[22]

殷人将攻伐鬼方的胜利当成大国的荣誉来看待, 和殷人的尚武传统分不开, 《商颂·殷武》大肆颂扬攻伐边疆民族之功并以此为荣耀:“昔有成汤, 自彼氐羌, 莫敢不来享, 莫敢不来王。”[23]李镜池先生说:“到高宗时, 伐鬼方至三年之久而后克之, 可称是古代的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作爻辞的人用为成功的象征。”[24]在殷商的占筮系统中将攻伐鬼方的胜利用作成功的象征, 是无可厚非的, 周人却不然。《大雅·荡》引用文王的话来批判殷商的暴行中, 攻伐鬼方就是其中之一:“内奰于中国, 覃及鬼方”[25]显然不认同攻伐鬼方的做法。《正义》曰:“此奰然恶行乃延及中国之外, 至于鬼方之远, 向言其恶化之广也。”顾颉刚先生说:“殷高宗伐鬼方是东方民族压迫西方民族的一件最大的事, 故为西方民族所痛恨。周国的人替鬼方抱不平, 借这个理由来痛骂殷商, 即以此故。”[26]周人如此诟病殷人攻打鬼方的做法, 自然不大可能将此事作为吉利的象征引入他们的占筮系统之中。李学勤先生指出:“高宗伐鬼方, 王季伐鬼戎, 纣以鬼侯为三公, 都是殷商时事, 入周以后, 鬼方便不再在史事中出现。过去曾以为小盂鼎, 梁伯戈有‘鬼方’, 近已辨明非是。实际上鬼方只是商代通行的词, 西周以后即成陈迹。”[27]由此, 高宗伐鬼方的事迹入《周易》必在殷商时期。

帝乙归妹之事是周初进入《周易》中的。顾颉刚先生证明“帝乙”就是纣的父亲, 其妹就是太姒, 所归对象是文王。帝乙归妹对周人来说是值得炫耀之事。顾颉刚先生说:“周本是专与姜姓同婚姻的, 而在这一段‘翦商’的期间却常娶东方民族的女子了。这在商是不得已的亲善, 而在周则以西夷高攀著夏, 正是他们民族沾沾自喜之事呢。”[28]殷商末年, 商王朝的势力大不如前, 《殷本记》载:“帝乙立, 殷益衰”, 而周民族日益强大, 为了巩固政权, 采取“和亲”政策在所难免。周人将帝乙归妹之事看成民族之幸事, 在占卜中象征吉祥, 而殷人却避之不及, 不会将它作为值得夸耀的籍口并纳入筮辞之中。

这几件事入《周易》时间有先有后, 《周易》成书是一个历史过程, 明矣。

此外, 从结构上看, 《周易》爻辞本身也能够说明其成书的漫长过程。《周易》爻辞中存在与其他爻辞不相连属的句子。如《乾》卦爻辞都是讲龙的情况, 而九三爻辞却讲君子。此类现象在《周易》其他卦爻辞中也常有出现。如《鼎》卦爻辞“鼎颠趾, 利出否, 得妾以其子;鼎有实, 我仇有疾, 不我能即;鼎耳革, 其行塞, 雉膏不食, 方雨亏悔;鼎折足, 覆公餗, 其形渥;鼎黄耳, 金铉;鼎玉铉。”借用鼎的各种状态来预测事情吉凶走向, 而初九爻辞“利出否”一句似乎没有来由。再如《震》六五爻辞“意无丧”一句, 和其他爻辞似无关联。

这些句子和原有爻辞系统不相类属, 它们的存在说明《周易》爻辞不是同时形成的, 它的编纂有时间先后之别。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原来不是卦爻辞系统的句子, 逐渐成为筮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周易》在此过程中定型。

如上述考证, 《周易》作为筮书有其形成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杰作, 而是经历了数代人的增益。

那么《周易》的成书时间段问题就成了我们研究的重点, 《周易》究竟成书于哪个时间段呢?

学术界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 该观点是正确的。《周易》作为占筮系统, 应符合一定时代的历史语境。考察《周易》文本, 除顾颉刚先生考证的五件历史故事可以证明《周易》作年在殷末周初外, 《周易》所使用的占筮用语也符合周代的语言使用习惯。廖名春先生对《周易》和其他先秦古籍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比较, 从基本词汇、实词的附加成分、虚词的运用等来看, 也认为《周易》编定应在殷末周初。[29]

有关《周易》成书的下限, 李学勤先生指出:“从严格的意义来说, 指出《周易》卦爻辞中有商代到西周初叶的人物和事迹, 这只能确定其形成年代的上限, 而不能作为其下限的证据。”[30]我们认为《周易》成书的下限当在春秋中叶。

宋祚胤先生根据《明夷》九三爻辞:“于南狩”、《升》卦辞“南征吉”等语, 认为这里所说的应是周昭王南征之事, 卦爻辞的做成时代必在昭王末年之后。有关昭王的事迹, 《左传·僖公二年》曰:“昭王南征而不复, 君其问诸水滨。”《史记·周本纪》曰:“昭王之时, 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反, 卒于江上。”[31]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曰:“昭王十六年, 伐荆楚, 涉江, 遇大兕。”“昭王末年, 夜清, 无五色光贯紫微。其年, 王南巡不反。”有关这条记载,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提出合理的反驳意见。我们以为在没有合理可信的反对证据提出之前, 暂可认为其观点正确。

《周易》的编纂成书是一个长期过程, 非完成于一个时代。从早期的巫术占卜活动开始, 《周易》本经就在不断积累内容, 到西周初叶, 经历了一次编纂, 所形成的《周易》文本并未完全定型, 该文本在长期流行的过程中, 继续吸收卜筮者的断占经验, 进行丰富与完善, 到春秋中叶才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一书。

摘要：《周易》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不是一时一代一人所能编纂的。本文对《周易》复杂的成书过程进行考证, 并将《周易》成书时间定为殷末周初到春秋中叶的历史中, 认为《周易》是经过多次编订而成的。

8.《周易》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篇八

《周易》智慧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理念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易道是商道文化的核心和精神。而文化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内驱力,如何确保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学习掌握“易道”将为企业领导者揭开建构和谐企业文化的奥秘,为建构现代企业文化提供智慧的钥匙!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动因,也是企业成长壮大的精神力量。现代企业竞争已从产品竞争、技术竞争、人才竞争演化为文化竞争。文化具有历史承传性,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起点找寻文化生发的基因与内在逻辑,对于构建新型的现代企业文化,并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化文化的渗透力,提升企业的创新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历史价值。

一、企业文化概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并被全体员工认同、接受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经营思路、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统称,是企业共享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涵盖了企业定位、目标、宗旨、战略、精神、伦理等各个方面。企业文化包含四个层次,即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反应层的行为文化。

1、企业物质文化

企业物质文化,是由企业创造的物质形态的厂房、设备、产品、服务等组成的。物质文化是可见的,能直观感受到的企业的各种存在形式。

2、企业制度文化

企业制度文化,包括了企业组织机构设置、企业领导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其中,企业制度结构分为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个方面。

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的组织架构,也是企业管理及企业运行的机制,同时还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等。

企业领导制度是企业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及权力的运行机制。领导体制、领导人的个性心理特征、领导风格等对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刚性的规章制度,用于激励、规范与约束企业全体员工的行为方式,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人为制定的各种规定、条例、标准、原则,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刚性制度安排;二是非正式的习俗、道德等不成文的规范,是企业员工在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柔性文化系统。

3、企业精神文化

企业精神文化是相对于企业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而言,是由一系列的经营管理理念、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构成,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精神文化与文化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并随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变迁而演化发展,是企业成长、扩张、壮大的精神动力。

4、企业行为文化

企业行为文化是企业运行方式及企业员工的行为表现形式,包括企业组织机构、企业领导人、企业员工的行为方式及特征。

如果说企业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运动的成果,那么,企业行为文化是企业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

企业是人的集合体,人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种新文化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承传,也有现实的基础。《周易》是人类文明的活水源头,从古老文明中寻求基因,构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时代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以达到推陈出新的效果。

二、《周易》的文化智慧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民俗之根、万法之宗、文化之源,中国文化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她的影子,其对后世的影响没有哪一部典籍能望其项背。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言谈举止无不受其影响。《周易》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古老的《周易》对后世到底有何影响?哲学家从《周易》中看到了辩证法,科学家从中看到了数理逻辑,数学家从中看到了二进制,儒学家从中看到了道德伦理,生物学家从中看到了遗传密码,医生从中悟出医理,管理学家从中看到管理哲学,政治家从中看到了治国方略……

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两句话来源于哪里?來源于《易经》的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在《易经》中都有论述,或者说用中国的思维方式表现与反映出来。如乾卦爻辞从初九的潜龙勿用到上九爻的亢龙有悔,说明的就是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否卦与泰卦的否极泰来原理不正好说明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吗?阴阳和谐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立统一关系,其最完美的结合就是阴阳太极图。还有天、地、人三才之道反映的则是系统论思想,诸如此类的闪光点在《周易》中不胜枚举。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郭沫若认为《易经》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冯友兰先生则认为《周易》是一种辩证的宇宙代数学;唐代宰相虞世南认为,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与时俱进也是来自于《易经》的“与时偕行”一词,朱熹对“偕”的解释是“俱”;对“行”的解释是“进”。凡此种种,足见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多深、有多广。自古至今,无论是政界高官,还是学界鸿儒,以及商界大款,军界将帅等,无不深受《周易》思想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不守诚信会说你变卦了。变卦是什么意思呢?在八卦中只要有一爻动就会变成另一卦,所以称为变卦。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变卦并非《周易》中变卦的本意。运动变化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周易》就是研究变化之学、变化之道。所谓“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之说。“简易”就是化繁就简,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其简单的本质与规律存在。事物的现象往往很复杂,而本质的东西则很简单。人世间一切纷繁复杂的事物,只要经过人类智慧的归纳与总结,就会变得简单易行,所以说大道至简。

《周易》还含有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比如《周易·系辞下传》指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交换是人类的天性,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通过公平交易,能增进双方的福利。所以,《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活水源头,是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她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是无与伦比的。对我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民俗,以至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音乐、绘画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的精神还将进一步支撑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恒久地流向未来。

三、《周易》智慧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周易》的作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化成天下之理,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人生的奥秘,阐述社会更替,以及王朝兴衰、世间沉浮的法则,通古今之变,构建起了奇妙的易学世界。《周易》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思维模式与现代社会追求和谐的理念对接起来,影射到企业内外环境的协调一致,无疑会催生出具有广泛适应性,并带有典型东方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

《周易》阴阳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以及五行之间相互生发、激励、促进,又互相制约、监督的运行机制,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中的刚性与柔性文化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意蕴与逻辑支点。根据《周易》的太极思维,世间一切事物总是处于相互联系的互动变化之中,生生不息。环境在变,自身的结构系统也在变。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就是一个不断演化变迁的系统,惟有求变、适变、应变,才能在变中寻求生发的机遇与条件。以这样的价值观构建出的企业文化,才具有包容性、适应性和创新性。

《周易》一方面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也强调兼容并包的人文关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精神要求现代企业既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也要有回馈社会的报恩举措。文化构成了企业行为的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企业行为及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周易》提倡君子要果行育德、振民育德,还要言有物,行有恒,更应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既是做人的基准,也是企业家的行为规范。在构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企业家个人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品味与修养,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高尚的道德品质,富有远见卓识的眼光,统揽全局的魄力,对企业的决策力、竞争力至关重要。对员工的执行力有深刻的影响,这种非权力影响是一种人格的力量,不是权力性影响力所能替代的。

毫无疑问,《周易》不仅是预测和决策科学,也是经邦济世的大智慧和规范与约束人们行为的普适性准则。从科学角度研究《周易》包含的博大精深的信息容量和文化内涵,并应用于企业管理工作,是大有裨益的。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预防企业运行中潜存的风险,弱化或消除冲突与障碍,降低管理中的不确定性,理性预测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可能的结果,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企业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运用易学思维,对于科学决策、创新发展、促进企业成长无疑有诸多启迪。

四、《周易》企业文化的内核

《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文化智慧和管理智慧,《易·贲·彖传》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天文,可以察知季节的变化;观察人文,可以用文明的手段进行教化,可以把社会组织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周易》企业文化的内核是按照易之逻辑和规范建立起来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基准。从《周易》的智慧中提炼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居安思危、保合太和、与时偕行、敬德修业、遏恶扬善、盛德大业等。

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现代企业文化要具有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向上的理念,兼容并包的雅量,能够吸收、借鉴不同文化与不同的观念,才能形成文化的共荣。创新是企业进步的阶梯,只有不断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企业才有持续发展的基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企业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构建起具有忧患意识的文化理念,能确定企业家及员工在顺境中不迷失方向,在逆境中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以人为本,追求和谐,天、地、人三才有机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以达到天下大同,保合太和的目标。自然、社会、人类等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变化,企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竞争也是瞬息万变的,因此,惟有与时偕行,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企业文化也不是凝固的,要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方法等,企业文化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企业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企业家要有高尚的情操和优秀的品质,只有不断地敬德修业才能形成无形的感召力和人格魅力。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以此为基点,形成遏恶扬善,诚实守信的良好文化氛围,就会产生对邪恶势力强大的精神压力。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道理。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也是企业的使命。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正当的、合法的竞争获取利益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认同。个人富裕了,不忘回馈社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盛德实现大业。《易传·说卦》强调:“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都要坚守天道、地道与人道。

五、应用《周易》文化智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易·系辞传》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说明掌握了“易道”与“易理”就能成就大业。因此,现代企业家应熟读《周易》,才能应用《周易》的文化智慧与管理哲理,构建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易·系辞传》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世间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其简单的道理,企业管理工作也不例外。只要按照《周易》简易、变易、不易的法则进行管理,任何复杂的管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人性化,是“简易”的路径,《周易》为此提供了简化复杂问题的思维模型。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其产生、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寻的。市场瞬息万变,企业要以变应变,变中求生存,变中求发展。更新思维方式,灵活选择路径,吸取各种信息,调整结构,创新理念、技术、工艺、产品,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一切在变,不变的惟有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传中的这段话说明,天地最大的道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用什么方法守位,唯有仁,用什么方法凝聚人,要靠财,用什么方法经营管理财物,要端正言行,管理者要以身作则,禁止员工为非作歹就是义。

《系辞传》还指出:“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由于“易道”与天地的运动规律相似,所以能与天地之道相一致。周易智慧遍及世間万物,因而能道济天下,并不会有失误。广泛运行而不会流于放纵,乐天道而知天命,所以没有忧虑。安于所处的地位,培养深厚的仁慈,所以能仁爱。包括天地的变化而无过失,细致委曲地成全万物而不遗漏,贯通昼夜之道而智慧无穷。所以没有固定的方式,易道没有固定的体式。这一思想与现代管理学中的权变思想相一致,强调管理工作要因地因时制宜,要循规遵道,顺其自然。

在现代市场竞争中,一流企业做文化,二流企业做标准,三流企业做品牌,四流企业做服务,末流企业做制造。因此,构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竞争文化,是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按照《周易》的逻辑,宇宙万物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企业是宇宙万物中的一个子系统,是宇宙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摈弃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行为,建立动态系统的整体观,顾全大局、高瞻远瞩,才能创造出理想的生存环境。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必须坚守诚信之道,合作互利,才能获得双赢或多赢。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互动合作的开放系统,生生不息,变化日新是其基本特征。《系辞传》中“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和《序卦传》的“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说明了这一点。事物变化没有终点,宇宙是一个变化日新的动态开放系统,企业必须在变中求生存与发展。

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周易》的基本思维模式,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太极是宇宙一元的两面,太极图的阴阳鱼表明,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生生不息。在现代市场竞争中,企业之间需要相互提供产品、技术、服务、市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懂得了企业间的生存与发展也是相互联系,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周易》提倡塑造一种君子道德风范,既是社会发展的道德愿景,也是对企业家和员工的道德要求。《易经》说:“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依据这一理念,构建企业的道德文化、诚信文化、制度文化、追求卓越的文化,使之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