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经典散文

流浪经典散文（共7篇）

1.流浪经典散文 篇一

流浪者散文

跟随如潮的游人，慢步行向太平桥。俗世之人行俗世之事，一则为了祈求今岁的太平和顺，二则为了见识盛世太平之美景。

一路漫行饱赏新年之盛景，也没有忘记用手机记录着路边的繁华。正拍得起劲，眼睛余光里忽然出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我不敢肯定那就是他，记忆中的那张面孔没有这样苍老。犹豫着向前走，又频频回首盯着他看了几眼，分明有记忆中的模样。对，是他，是长辈们说过的那个不争气的浪子，我的堂姑爷。

对于这个堂姑爷，我拢共只见过三次面，因为平日里听邻村的二奶奶念叨得比较多，见第一面时我就记住了他的模样。中等个子，一头乱糟糟横竖交错的浓发，枣红色面膛，大圆眼睛亮亮地闪烁着光，高鼻梁大鼻头，一嘴大白牙撑着一张薄嘴皮子鼓起来，一张口说话，一嘴的牙齿连着肉红色的牙龈一下子全跑了出来。我在母亲跟奶奶们聊天的细节里搜寻着他生活的轨迹，是的，我这个堂姑爷不同与正常人的生活方式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丰盈了我单瘪的想像力。我认真地想像着他行走江湖的模样：乱发如草，孤身一人，后背如山背包，手提帆布大包，就像电影里那些赶考的穷书生一样，赶着日头，匆匆而行。但他的目的地不是京城的考场，而是一个又一个能卖东西的大小集镇。卖些什么东西呢？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这个问题让我困惑了许久未找到答案。但我后来又释然了，他又能卖些什么东西呢？一个浪子，无非是靠卖一些不上提的东西维持生存。没钱了就风餐露宿，有收入了就歇住在最差的小旅社。人情世故似乎与他无关，或者说，他的人生，只与行走和江湖有关。

据二奶奶说，她的这个女婿是家里的老幺，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结了婚，依旧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我的堂姑嫁了过去后，独自承担了农田的一切劳作，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罪。但我母亲口中叙说的堂姑爷远没有如此地糟糕。母亲说他虽然不会干农活，相比较那时候农村爱劳动的男人们来说，他是有一点懒散。但是他身上没有什么恶习，不抽烟不，偶尔喝点小烧酒，最重要的是，他脑子好使，且喜欢动手制造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市场上缺少什么，他就能捣鼓出什么来。六十年代末，村里的大喇叭整天喊要除四害，他在家里自配了老鼠药，造出了捕鼠器。还配制出一种能黏住苍蝇的纸，他的黏蝇纸比后期出售在市场上的苍蝇纸要早许多年。一到逢年过节或者周边集镇赶集的时候，他就带了他自制的老鼠药鼠夹子和黏蝇纸到周边的市场上卖，当然，卖也是偷偷地卖，六十年代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还没有吹过去。他惯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就是那样躲着，还是被抓了好几次。

第一次被抓是在一个春节前，他刚刚将布袋子铺开，东西还没有摆上去，纠察队的人就尾随而至，几个人一拥而上将他死死地薅住，喊他是资本主义尾巴，要铲除。堂姑爷第一次被抓，吓得脸发白，腿脚发软两股战战，平时能言善辩的嘴巴也哆嗦着语不成句。当然，堂姑爷害怕的样子是我想像出来的，我母亲的话是这样形容的：“你三姑爷真吓死了！”

那年的大年三十，他是在一个乡公所的旧房子里忍饥挨冻抖抖索索度过一天又一夜。三堂姑那个时侯刚刚生下我大堂姐，一听说堂姑爷给抓了起来，一时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大堂姐一路就哭回到娘家。后来，堂姑爷的老鳏父去央求村里的队长，村大队长就带了大队的保证书赶到乡里，队长说他家三代贫民，与资本主义丝毫不沾边，卖老鼠药老鼠夹子黏蝇纸也是为了响应国家除四害的号召。再三央告，终于给放了出来。有了第一次被抓的经历，第二次第三次被抓就没有那样慌张了，无非是被饿了几顿后，就给放了出来。但从此他的名声在他那个村子里就彻底地坏了起来，他只能越跑越远，远到没有人再认得他的地方去卖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去的时间也由十天半月拉长到了两三个月，他的江湖生活自此拉开大幕。

有道是：江湖风险，起落有时。八十年代末，堂姑爷的时代来了，或者说，是一代堂姑爷们的江湖来到了。改革开放如一缕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国家政策开始放开，江湖里的鱼虾们开始活跃了起来。据我二奶奶说，堂姑爷就是在那个时候小小地发了一笔财。用我二奶奶的话来说，哪怕是狗屎，经过他的手摆到街面上，一吆喝，都会有人来买。“三女婿开笑脸了，三女婿变得勤快了，三女婿知道顾家了。”我的二奶奶如是说。二奶奶少说了一句话，她的三女婿装钞票的腰包鼓起来了。腰包鼓起来让我的堂姑爷的腰杆挺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直。这时候的堂姑爷跑得更勤快了，他彻底地恋上了行走江湖的生活，他带着他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走到哪里，兜售到那里，东西卖完了，或者回家拿货物或者就地进一些零散东西再到下一个驿站转手卖出。一年下来，积攒了不少的散碎银子，年底的时候，即使外地的生意再好，他也要赶回家里，将银子交给堂姑，也算是男人对家庭的`交待。小年十五一过，雨打不改，他准时背起了他的背包，重出江湖，继续他已经熟悉了的生活——流浪。三堂姑一家人早就习惯了他的这种生活，就像风的脚步，谁也不拦他，谁也拦不住他。

一转眼，世纪已经翻过去了一页。我们这一代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长辈们也就不再谈到他，我也没有再见过他，仿佛他从地球上消失一般。满头白发的二奶奶开始改口谈论他的儿女，二奶奶说他的大女儿争气，做事踏实稳当，嫁了人还知道孝顺她妈妈。说他小女儿脚步不稳当，总是挣一天工资吃两天饭，丁吃卯粮，多大了，还没有嫁人，跟她老子一个样，我们听了都一笑了之。时代不同了，即使堂姑爷的小女儿再丁吃卯粮，也不至于会像她的父亲那样，因为生计而走上流浪之路。

我在如水的人流里站定，又看了看堂姑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今年也六十大几了吧，常年的四处奔波流浪，使得他的皮肤由记忆中的枣红色变成了眼前的绛紫色，蓬乱的额发下，刻着三道横纹，眼睛里的亮黯淡了许多，大鼻子大嘴巴耷拉了下来，像两只桨橹在他的嘴角边划开两道深长的波痕。此刻，他蹲在他的地摊后，表情麻木，一副隐入尘世的模样。藏蓝的冬装上扑满了浅白的灰尘，像落下了一层浅冬的雪。他看着路人，也不吆喝，仿佛他卖的不是东西，而是他沉默的表情。

他不再流浪了吗？他回归故乡了吗？彻底回来了吗？我问。

也该回来了，老了，且如今的日子这样地好过起来了。我想。

可是，那颗习惯了漂泊流浪的心，能安定下来吗？我忽然就哀伤了起来。也许他曾经无数次地幻想着，远方，远一些，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他需要的光明、自由，有他的天堂。然而，远方有多远，他又到了多远的地方？他获得了自己渴望的自由了吗？他看见了自己向往的天堂了吗？这样的疑问，曾给过我儿时无限的惊喜和遐想，如今却令自己心慌。

我不想流浪/生活却将鞍架在了我的背上/一根鞭子指着我说/你要奔赴远方/去找生活/去流浪/我行走在姿色丰润的山水旁/骚客们对我投来了艳羡的目光/他们把我夸成了一位游吟诗人/而我只顾着低头啃我的麦草/他们不知道/这辈子/我只为我的人民币而奔跑和寻找/或者，还有自由/和远方/他们叫我流浪者/我不爱流浪/却被流浪爱上。

这不是我写的诗，这是我的堂姑爷，一个老流浪者唱的歌。

2.流浪经典散文 篇二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前期的塞壬恐怕很难被称作“新人”。这里“新人”的面孔指认的应该是塞壬式散文, 一种散发着强烈异禀气质的散文。正如塞壬在获奖演说时的坦率陈述:“也许是一种刺耳的噪音。一种陌生的粗糙感, 突兀感, 它进入的方式也可能极为不雅, 它不哲学, 它不文化, 它不抒情, 它是一个人用她的肉身和灵魂正面痛迎的点点记录。”, 塞壬在广东的漂泊生活, 为我们链接了一份匿名的沉痛经验。因而“她的质朴和勇敢, 展示出的正是今日文学界极为匮乏的品质”。 (授奖辞)

作为一个职业读者, “还有我们这一代人骨子里固有的东西。一种对痛苦的不妥协, 还有那种强烈的孤独感的排他性”【1】我确信将和塞壬接通心灵的血管, 达到“隐秘的汇合”。

一、后现代的“身体”和精神的“双性”写作

1990年代以后, 应和着一个以迪斯尼乐园作为乌托邦的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来临, 对世俗生活的热情成为中国文坛的策略性调整。而身体的热烈介入, 使欲望书写更加理直气壮。在后现代文化中, 身体已经成为时尚的表现场所, 它是可塑的, 有延展性的, 可以改造、变异、强化。在消费文化中, 身体可以锻造成任意的形象。其间, 女性写作对文坛的冲击力度并不亚于千僖年对人们心灵的震颤。“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写作者成为世纪交替时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身为女性者不住欢喜, 莫非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弗吉尼亚.沃尔夫盼望的妇女写作“那个也许是神话传说中的黄金时代”?

90年代正是美英“青年女性主义”运动的高峰, 声浪飞越重洋。“青年女性主义者主要指出生于1963——1974年间的青年女性, 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 她们崇尚自己动手 (DIY) , 注重女性创造能力的表达, 主张利用大众文化颠覆传统的女性定型, 并对‘荡妇’等传统的否定性词语进行肯定意义上的界定。”【2】她们将自己的身体看做是权力场, 主张女性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身体。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 被历代女性主义者认为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 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身体感觉的在场无疑使女性的生命感觉充实而丰盈。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写作”接近以埃莱娜.西苏为首的法国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倡导的“女性身体书写”, 强调女性“身体经验”的表达。以精神和肉体的直接裸露掀开了这一时期“女性身体写作”的狂欢序幕。她们对女性近乎原始的本能和欲望的细描成为对性别传统最致命的背离, 力图从根本上否定和拒绝男权中心的世界, 进而走向了“幽闭”。以“美女作家”形象出场的“70年代出生”的部分女作家更是不惜将“身体”放置在强烈的聚光灯下, 高调作为盛开的“公众的玫瑰”。然而, 对女性感性生命的过度书写, 也会导致在男性消费眼光的窥视下女性本身蜕变为自我客体化, 既而充当男性欲望的商品。“物化”的“身体”终究因灵魂的被迫离去而逐渐枯萎。

在被称为新世纪“一代之文学”的“新媒体散文”大众写作的喧嚣声里, 一种被评论者称为“调皮的”、“可爱的撒娇”的“小女人散文”再次以女性作家群体写作的姿态亮相。【3】她们的语言都经过精心的打磨、梳理, 洋溢着诗意的优雅和轻盈的喟叹。“但是这种以商业操作为原则, 以性别形象为筹码, 以白领趣味为对象的小女人心态, 显得过分迷恋身边的小世界, 琐碎絮叨, 缺乏细致的情感体验, 忽视了由女性个体向广阔人生, 大千世界的延展和辐射, 最终缺少的恰恰是那种高层次的精神独立的自立人格。”【4】如此看来, “弱化”的“身体”仍然难以承负女性沉重的灵魂。那种“回到女性专有的语言领域”的倡导, 实际上只能让女性身体的文化描述在严厉的父权规范支配下存在。

塞壬的出现, 是一个意外。此时的当代文坛,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她们大多都在文化素养方面有学院背景……在优雅的女性立场上, 多层次多方位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本体特征及其意象结构与话语模式。”【5】身体在经过暴烈的游戏和消费的凝视之后, 一些女作家厌倦了女性的徽号, 希翼穿越性别之门重归传统。她们的写作试图重塑女性身体纯洁、虔诚的完美形象。

经历过中国“经济阵痛”的塞壬, 1998年从国有企业“转身”汇入了珠江三角洲开发区的人流, 开始了在城市森林的艰难行走。八年“荒凉、动荡、危险和孤独”漂泊生活, 伴随着塞壬的是“不断变化的手机卡”、“花花绿绿的信用卡”、“纷繁的名片”和七种不同的职业, 是“广州、深圳或者东莞, 我不断的游走。”正是现实的坚硬入侵了塞壬, 被塞壬称为“一种被动的, 生理的”写作在她的身上萌动起来, “这些文字有原生的腥气, 一个人的挣扎、喊叫、对峙、破碎、痛, 像一头野兽。”这样的散文确实不够优雅, 但是它充满骨血, 感知痛感, 散发着生存场景的气味。

塞壬笔下的故事都是以广东的城市为地点进行描述的。广东, 作为中国产生财富的一个隐喻, 聚集着形形色色为谋求生存而忙碌的都市人群, 充斥着明灭闪耀的品牌、商标和符号。塞壬的目光掠过街市的喧闹和霓虹的闪烁, 注视着那些被弃置和遮蔽的身体:

那妇女长着大大的奶袋子, 粗粗的腰身, 坐在她后面, 我看见她蓬乱的枯发, 用打了结的红绒皮筋扎着, 没有翻平整的衣领子被压在旧外套的领子下, 她扭过脸来, 一脸的雀斑, 微微的龅牙, 一副愚昧的呆表情。

工厂下了晚班的打工仔, 在那里请他们的姑娘吃饭, 低档的饭馆, 女服务员伸出手, 黑黑的指甲盖, 她们穿着低腰牛仔裤, 露出一箍肥糙的皮肉。

这是一条不宽的巷子, 年轻的妓女们在那里扎堆, 她们都耸胸, 露着大腿和肚脐, 涂着银蓝的、银粉的眼影, 她们吸着烟, 雾气缭绕, 一个个霸道的样子, 唧唧喳喳的, 那样的热闹, 啊, 在我看来, 她们都只是一群小姑娘。 (《在镇里飞》)

为此, 我同意塞壬这样的自述:“我发现我不仅仅是对原生态的记录、对事件的讲述, 而是对破碎镜像的重组、对时空片断的蓄意拼合, 对细节的共谋关系以女人的感知进行非理性处理, 旨在完成对生存境况、陷入困境中的人、卑微的命运进行刻骨的描画。” (获奖演说) 对塞壬而言, 写作是沉入个人内心感受, 讲述某种生活状态和女性生命体验, 凭借女性直觉向生活发言。在她的身上, 流淌着女作家的敏感血液, 渗透着女性纤细, 甚至偏执的生命体验的直觉。值得一提的是, 作品中对气味的敏感和辨析, 成为塞壬透视世界的独特方式。被子“有种具有亲和力的霉味”, 桌上的药瓶“散发着某种真相的气味”, 早晨八点半的巷子“仍然暧昧、潮湿, 挟裹着色情和堕落后的疲软。”;201路车的“车厢里充斥着汽油味, 烟味, 人的?气, 浊气, 还有病人的汗, 臭脚, ……车厢里呈现出的那些物的信息, 散发出他们生存真相的气息。”, 还有孤独摆放的行李“竟散发出一种单薄、孱弱的气味。”。甚至“两个弱弱的女子, 挨在一起便会散发苦难的味道。”……

塞壬试图在私人话语和公共空间、女性本位与社会群体、个人体验与都市欲望的关系之间建构一个全新的女性文本。在散文中, 她真切大胆地裸露女性自然生命力以及身体欲求, 只是行文间有一种刻意的节制, 似乎在警惕着什么。

一种被划开的光映照在我身上, 我就像是沐浴在春天里, 能吃、能睡、容光焕发且性欲旺盛。《南方没有四季》

通常我不叠被子, 我似乎每晚分别睡了三张床, 它们随意、性感, 有点脏, 枕边扔着我的胸罩、内裤和零散的卫生巾。《一个人的房间》

我发现肉身, 看见它, 看见自己感知它存在, 它宁静而随意, 像没有被掀开的隐秘的花园, 不为人知地呈现。 (同上)

枕边的卷筒纸、安全套、杂志还有他的香烟我都一一收好, 一并带走。《漂泊、爱情及其他》

塞壬把女性生命体验作为含义丰富, 富有质感的意义载体, 释放被男性叙事方式遮蔽的女性话语, 撩开鲜为人知的女性私人生活, 一定程度上有了颠覆性的文化意味。

不过, 塞壬并非是一个激烈的女性主义者, 即使《一个人的房间》明显表达了塞壬对弗吉利亚.沃尔夫的致敬。但如果企图在她的生活或文学中去寻找女英豪做角色模式, 结果恐怕难以令人满意。其实, 对于女性主义者所建构的这一积极形象, 塞壬是持一种矛盾心理的。因为, 女英豪形象太简单, 太坚定, 它不允许片刻的软弱, 如何去安放她的不充足、失败和多层、复杂的欲望呢?

在塞壬的身上, 既固有一个女子的多情善感, 同时, 一个男子的冷静头脑也隐匿其中。塞壬在《别人的副刊》中讲得很直接:“‘我’并不重要, 是男是女都无所谓。我不许抒情, 也不许讲道理, 我要客观地、准确地、干净地说出它, 用事实说出它, ‘我’要成为一个他者, 让事件开口说话, 要冷叙述, 要潜在的现场感, 要良知背后的主观倾向的微微流露。”这恰好应和了弗吉利亚.沃尔夫《自己的房间》中关于一个精神上两性化的理念, 她在哥勒瑞治关于一个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观点的基础上, 进而提出人的大脑只有将两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有创造力的。她认为, 任何无愧于艺术家称号的艺术家, 是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两性人。《下落不明的生活》里, 白天庄严、理性的黄红艳和夜晚伤感、柔软的塞壬的同为一体, 是塞壬努力消除现实中性别对立的理想模式, 也正是散文中作者的挣扎以及存在姿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塞壬的写作是后现代文化对现代主义的大脑与身体的二元对立的质疑。尤其置疑了这样一种比较式观点:男人是文化性的, 而女人则是自然的。塞壬以不愿缺席的女性身体, 打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界, 用被碎片化的个人经历表现一种集体实践。镌刻原本扎根于女性的身体和想象力中的语言。但是, 身体本身总是作为一个反面警告早已被深深地刻写在社会的每一片肌理之中, 塞壬试图将女人的身体带出其反复低徊的灵魂和意识为它编织的晦暗地带。塞壬的对峙注定将是一场悲情的西西弗斯神话。

生活中的塞壬, 长发飘逸。记得素素在《多情青丝无情发》里以头发喻指女人的多情, 感叹着都市中女人对于情感漂泊无依的无奈, 认为抛弃对头发的恭敬, 其实是抛弃那种地老天荒的信念。自我在场的概念通常是通过大量的身体姿态被表达的, 而这些身体姿态可以被读作一种语言。

我不由地想起塞壬在《漂泊、爱情及其他》中的一段话:

两个不多言语的人碰到一起竟然会没完没了地聊, 好像是在满足一种饥饿, 我知道, 我们在内心存在交流的渴望, 关于诗歌, 我们这一代人, 关于孤独和内心对纯粹爱情不泯的希望。

二、疼痛的权利和坚韧的命运

今天, 都市的功能蜕变成了纯粹用来移动的空间。移动的技术在不停地加大身体与空间的隔断, 速度正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都市中的身体只想穿过这块空间, 而不想留意这块空间。个人的身体在都市的空间移动时, 逐渐与他所赖以移动的空间脱离。显然, 事物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再是个人了, 而是里斯曼所谓的“他人引导”的人群。

塞壬的《夜晚的病》这样写道:

她被安置在这样的一个空间, 一个系统, 一个部门和一个环节中, 很详尽的岗位描述, 冷酷而准确。考核她的关键词被量化, 被专业化。一双看不见的手, 它在操纵按钮, 她按岗位描述作业。

她看不到别人, 别人也看不到她。所有的人都被安置在各自的位置里, 眼神不再传递着什么, 连指尖也没有温度。

一种“内在引导”使在同一空间的人群分离, 个人命运在移动中逐渐与人群不相干了。能宽容他人, 只是因为冷漠。城市里的个人看到身旁的场景所产生的同情心, 也会因此变得短促——就像对于生活上的一张快照。即使是来自身体最为惨烈的疼痛, 也会在空间和速度的联手下麻木:

办公室里, 所有的女孩子都有被抢劫的经历, 有的经历更加可怖。她们有时展示身体受到伤害的部位, 她们的表情是娱乐的, 是消遣的, 她们在比谁的被抢经历更加可怕。这样血淋淋的场景, 作为一种谈资, 用这样快活的语气描述出来——我相信, 遭遇的普遍性让很多人没有了痛感, 是的, 生活让我们都没有了痛感。 (《声嚣》)

这样的记述是来不及修饰的急切表达, 情感外露, 语言也不够光滑。可是, 那纠结锋利的悲伤却硌痛了我们。在这个大众传媒时代, 速度地理学以及对舒适的追求, 空间的分割, 使人们从电视和网络去获取某种生活体验, 人们是在被动、放松和漫不经心当中去消费暴力、血腥在大众传媒的极至呈现的, 对于暴力共鸣的经验让他们对于真正的疼痛没有了感觉。

这种无痛的生活是极其可怕的。保罗.布兰德, 这位治疗麻风病的美国医生在《疼痛》中告诫我们:我并不希望, 甚至不敢想象无痛的生活……如果我手里握有权力能使肉体的疼痛从世界上消失, 我也不会运用这种权利。经常与失痛的病人打交道, 使我深信, 疼痛也能使我们免遭伤害。

只有能够接受痛苦的身体才能感受他人的痛苦。为此, 塞壬在《南方的睡眠》里用了整整一冬的自虐似的昏睡, 独自面对孤独的自我。这是对被“零散化”的自觉抗御, 是个体将被“耗尽”之前的自我拯救。沉缓的文字中自有一种隐匿的惊心动魄。

塞壬哀伤的双眼打量着这失痛的城市, 她沙哑的嗓音在徊徨低唱, 试图用一种疼痛的方式去守护着那不断溢出我们身体的灵魂。

此时, 我不得不提到“70年代生的作家”。这是一个散发出浓烈躯体味的现代汉语词组, 多少作家也因此溺亡或被遗忘。这也是一个被严重误读的群体。“生在红旗下, 长在物欲中” (宗仁发语) 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 他们虽然没有文革记忆和知青经历, 没有沉重的历史, 孕育他们写作的是对中国“当下”的感受。而“当下”是一个物欲的狂欢和快乐哲学肆虐的“无情”时代。正如潘向黎小说《我爱小王子》的主人公叶蓓所说:“我们的人生一览无余, 像无边无际的沙漠, 没有方向, 没有路标。”脱胎于传统, 渴望挣脱父辈的命运轨迹, 却又在现代或后现代城市生活中迷惑。为此, 与生俱来的孤独使这一代人是沉重的一代, 焦灼的一代。

这种沉重和焦灼同样属于塞壬, 并一再被她现实的生活照亮:

我天生的沉默和坚忍, 我的早熟, 让我长期独自消化内心的悲伤, 一直以来, 我像一个巨大的容器, 吞咽着生活的所有苦难。我会不会疯狂呢?然后去彻底崩溃自己, 再作为一个陌生的旁观者, 好好地打量一下自己?《耳光》

我深深地相信, 生存的场, 在残酷地伤害着太多的人。《在镇里飞》

这个充斥着播客视频、主题公园和购物中心的世界, 把万物都归结为交换价值, 同时也就排除了所有的“永恒价值”的时代。人们只要醒着, 机会无穷无尽, 要求无休无止, 显示突奔猛进, “当陌生和隔离被洗掉之后, 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在镇里飞》正像塞壬在博客公告里的留言:看见塞壬, 叫她回家。一个后现代似的隐喻。这种“失去”的感觉, 漂泊流浪的感觉, 正在成为现代人集体的情感底色。城市阴郁的调子要归结于它那巨大的流动性, 它是如此的变动不居, 人们很难在那里找到心灵的家园。城市如天空这些瞬间美丽而绚烂的流云, 只余一片怅惘和迷茫在我们心中。使人想起《墙上的斑点》的叙述者对现代生活的比喻:“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 风驰电掣般在地铁中穿行……光溜溜地直射向上帝的脚下。”

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 塞壬坦陈对张爱玲和萧红的喜爱。不排斥塞壬散文受到她们的影响的可能。但必须指出的是:受影响和模仿搬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只能说, 张爱玲骨子里的苍凉和虚无感, 萧红因病体而生发的生命痛感, 确实浓郁如命运般笼罩着塞壬的整个写作。其根本原因是, 这些都是她本身所固有的。张萧二人的作用就在于, 塞壬从她们那里发现了自己。那样的凝视是对着灵魂的, 所以塞壬“总是学不会快乐地活着”。这种痛楚是如此锋利, 在悲伤攫住塞壬瘦弱的肩膀的同时, 它也通过那些冰凉的文字灼伤了我的心:

屋里的那种阴暗和死寂。是坏了的水管, 它不断地滴水, 点点滴在无眠的夜里。

我分明地感到, 有了我的行走, 莞城东路变得多么凄凉。 (《南方没有四季》)

我想着个体的孤独。这黑夜的病。它们是一种气味, 一种感知, 紧贴着肉身, 谁也拿不走, 它与生俱来。 (《夜晚的病》)

我看见, 那样的一些人, 我能闻到他们的气味。他们走着, 或者站立, 他们三三两两, 在城市, 在村庄, 在各个角落。他们瘦弱、苍白, 用一双大眼睛看人, 清澈如水, 他们看不见苦难, 他们没有恨。他们退避着它, 默默无语。 (《爱着你的苦难》)

生活的现实, 就是在客观上没有结论, 只有强烈的, 孤独的感觉。生活的痛苦就在于这些感觉虽然改变我们, 都向我们袭来, 但这些感觉永远也不会为人们所共有, 因而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已经注定永远是孤独的。

为了逃避这种宿命般的孤独, 后现代城市阴影下的人们企望把精神寄托于肉体来避免孤独, 把自己和别人融合在一起。塞壬用散文记录下了这些用自己的肉体与孤独奋战的存在现场:《漂泊、爱情及其他》里不断与人同居的公司白领;《声嚣》中那对贫贱夫妻疯狂的性爱;《南方的睡眠》黑夜来临时疲惫的妓女;《耳光》提到的谷英扭打在一起的父母。他们都在用肉体的自我麻木来抵制蚀骨的孤独。甚至《与我合租的两个女孩》那种女人间相互的窥视和猜忌都和无处不在, 无可摆脱的孤独关联。

然而, 这通过性行为才能得到的共同感觉的体验, 是那么短暂, 在迷惑人的瞬间过去之后, 这种共同分享的感觉迅即消失。他们生命的浪花是如此脆弱无力。“彼此靠得很近, 鼻息相闻, 紧紧拥抱, 但谁能彼此真正走进呢?谁能代替谁的黑夜和孤独。” (《夜晚的病》) 浸淫于亘古孤独中的性爱, 没有一丝肉体的气味:

那一刻我们的命运要连在一起, 要变成一个人。他紧紧地贴着我, 凶狠地, 痛苦地进入我的身体, 在黑夜里, 我们狠狠地连在一起, 沉下去, 沉到更深的夜里, 直奔死亡。 (《下落不明的生活》)

这“干净得像一根骨头”的连接流淌着凄怆和悲凉的气味, 坚韧的命运被摊晾在人类生命的沙滩。

现在, 我终于合上了这本《下落不明的生活》, 像一个溺水又被拯救的惊惶者。

如果我对塞壬的散文的见解有何缺憾的话, 那是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以同样的方式对我说话:

谁这时没有房屋, 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 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 读者, 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 当着落叶纷飞。

参考文献

[1]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 花城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一版, 47页。另, 文章中所出现作品文字都引自《下落不明的生活》。

[2]都岚岚:《叛逆女生:大众文化中的美国青年女性主义》, 《南方文坛》2008 (3) , 27—29页。

[3]何大草:《世界的两个春天》, 《当代文坛》, 1999 (5) , 11—17页。

[4]王小梦:《论九十年代女性散文》《, 当代文坛》2009 (2) , 74—77页。

3.地洞笔记——梁小斌经典散文随笔 篇三

被你一脚踢下河滩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块冥顽不化的冰。这块冰在大海上，像是一块白色的光斑。阳光对付它，根本用不着曝晒，周围的空气，还有暖暖的海水就可以使它逐渐缩小。阳光靠近一点看，这块冰在消失之前，可能会像一条鱼那样翻动，时而露出鱼肚白。但这块冰只能变黑，变得坚硬。这块冰在变小，它应该融化在水天一色的俗套诗意中。但是，偏不！原来，这冰块的内核是一块黑色石头。

上面刻着几个字：融化到此为止。

逃避生活

仅仅因为我害怕在黑暗中找不到座位，所以我很少看电影。我跟在步履矫健的朋友后面走，我终于觉得我不应该跟他们去舞场。我虽然也盼望学会跳舞，但一直没有勇气模仿别人的舞步，哪怕是偷偷地模仿的勇气也没有。我知道生活的情趣附在我身上，我就会感到沉重，总觉得身上有一股我不熟悉的气息。

凭着我的自然天性的萌发，我被染上那种陌生的气息也还能够走几步，但不久，就会感到失魂落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需要我具有能力，在黑暗里找座位就是本事。既然我没有能力，这个能力就变为我以外的怪物，时刻要吞噬我，我不小心就会被它吃掉。

我逃避生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没有办法克服我的胆怯心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我要学会克服障碍的问题，而是生活里所有的技能要压碎我，这个事实横在我面前。我读过很多英雄人物的故事，他们为了加入生活，拼命挖掘自己生命和意志的潜力。照这样的榜样，我也应该勇敢一点才对。但我想，我是一个在生命和意志上没有丝毫潜力可挖的人，我彻底地承认我的懦弱，为什么要羞于承认呢？

如果心理不胆怯，行为也就果敢了。但我细想，我的胆怯既然已经是先验的，那为什么非要让“勇敢”把胆怯挤跑呢？有些英雄少一条腿，有些英雄眼睛瞎了，他们想办法弥补生理的残缺就行了，而我的残缺，我的心理的变形是任何矫正术都无法使它恢复常态的。

笨拙

在现代，人们普遍的观点是，要想逃离现实，必须有足够的金钱。金钱，能把一个吃掉你的对象，变为一个美学的对象。有了钱，你可以旅游、欣赏，你可以不接触人，也可以接触人。你可以只接触人的表象信息，而不接触他们内在的心灵。在现代，接触别人内在心灵，就是别人要异化你的那颗心灵，所以说，不追求理解，是防止过分接触的好方法。你逃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欣赏自然，美学上叫做欣赏角度。我们是笨拙的，我们就是得不到这个欣赏角度，自然并不愿远离我，它反而要寸步不离，不让我们轻而易举地欣赏它。

这个笨拙是全面的，但它也仍然是单纯的、透明的，笨拙仍然是纯朴的，它是一个喜剧，是一种幽默，是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不过，他已经不是在向风车进攻。他已经永远失去了进攻的概念。他根本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进攻，他的勇敢在于他敢于逃跑。这就是智慧，因为他想到了逃离，不怕最大的危险，也要逃离。

笨拙，它显示在这个人的逃离举动总是失败的。一个失败主义者，但它并不视失败为失败，没有能够逃离隐居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没有能力在真实生活中生存的人。

假如，我想从工厂里逃出来，但逃跑总是不成功，为什么逃跑是不成功的呢？因为这是一个人的逃跑，有如一个隐士的举动。个人的行动总是无出路和意义的，个人行动只是一种美学行动。因为大多数没有逃跑，大多数遵循的是一个实际生活并使之和谐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而少数人的法则则是文学的，浪漫主义的法则。浪漫主义在现代不是描写天国，不是再现幻想，浪漫主义是生活方式。浪漫主义经历了幼稚阶段，它如今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逃离现实的举动。

生活如同女人

生活如同女人，她漂亮你就想接近，并且是不负责的接近。她丑陋你就想回避，离她越远越好。这是一个对生活的理论概括，实际情况是生活不论漂亮还是丑陋，你都要和她打交道。你命里注定是逃不掉的，这样就产生了无法逃避而派生出的人生观。

生活的形象给人以视觉的美感，这是美好信息，是人接近生活的首要前提。人如果脱离不了生活的制约，自然希望生活变得美好起来，这就是宗教。我的诗也曾经散布过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是一种期望，一种需求，一种自身无力的表现，但他至少还相信他的呼吁是值得的。

人的虚无的意识，就是欣赏生活的意识。人究竟要欣赏生活的什么呢？显然，人要欣赏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所谓文学是回忆，就是站在较为安全的地带，对无法介入过去的回顾。这样，人成为自我分裂的人，他首先在实际生活着，另外还要欣赏自己的处境。

爱是存在的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爱是存在的。我遵循着伟大阳光温情脉脉的规律生活，我是不怕困难，我是能够抑制自己个性的。我也有日常生活，但我从不重视日常生活，就像匆匆吃过饭，赶忙要跑出去。我为了得到爱，我认为人应该是崇高的，人应该显示出值得爱的地方，人必须拼命扭动身躯，必须拥有激情。人在认定爱的存在的情况下，有他一整套生活的方式。

如果这个世界上爱不存在了，人又是孤单的人了，这时人就不想动，但人仍然得行动，得生存。这时候，人才有机会回顾自己的日常生活了。他不得不进入这没有意义的生活，他感到日常生活的繁杂，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凌乱的人。

不，现在又出现了第三种人，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出现的人。这种人没有对外部世界的任何幻想，他根本不关心、想也不想生活的意义，他津津有味地活着，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把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人是自我生存的崇拜者，是把人自身活着当做宗教来看的人。这种人进入生活严谨的风度令人吃惊，他能够沾沾自喜地欣赏自己在生活，他是现代生活的导师。

（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地洞笔记——被世界开除》 作者：梁小斌）

4.流浪伤感散文 篇四

我渴望迎着五月的朝阳，去寻访一片花海，尽管五月少有朝阳，尽管五月少有花海，我背起行囊，我愿随着我的梦去私奔，可以个人的私奔叫流浪。

无力于过去的美好，不愿回首，不敢回首，有时哪怕只是轻微的触及，都会痛彻心扉，总有一种感觉，很无奈，有很甜蜜，就像叶子离开树木的那一瞬，怅然，却开始后悔，然而这只是一次生命的选择，当发出生命最后颤抖的时候，已经决定流向远方，不再回头，哪怕你曾经努力，哪怕你曾经追随。

而你，只能默默地、默默地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当别人亲情友情爱情，都获得丰收的时候，我却成了一个情的贫民，在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爱的身影，孤独一人，挣扎在人间，人全身的热血被冷冻，可我却无能为力，我怀揣了多年的梦想，而今早已模糊，什么是远方，什么，时候放手去闯一闯，舍得舍得，可我却真的舍不得。

任你阴雨连绵，任你狂风骤雨，却带不去我一丁点的痛苦，一丁点的无力，我时常在想那是不是一种逃避，我时常思考将来如何去面对那过去幼稚的一切，我不敢回想，我不愿回首，当时间飞逝，当你的生命早已开启倒计时，可我有什么勇气去面对这一切，在哪里我只会感受到无比的孤独，我的`心早已冻结，我的天空早已阴霾满布，那些曾经爱过我的人啊，如今只能说声对不起，那些曾经爱过我的人啊，你为何如此匆匆的离去。

只留个背影，只留下一丝让我回忆的记忆，如果说这是生命的一个波折，如果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错，那么我用什么来承担这一切，那每晚莫名伤感的泪水，那一次次相遇时形同陌路的无奈，或许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就让时间来冲淡这一切吧，淡着淡着就忘记，忘着、忘着就会重新开始了。

然而这样只会把自己的心也扔了，把自己的本也丢了，像一片云，没有根的寄托，没有叶的牵挂，飘吧飘吧，可我该飘到何方?远了，总该回来，可我回到何方?去那里。只是你早已不属于那里。当你选择的时候，就已经决绝了一切，否定了一切，你渴望向前方，可却忘了身后，我注定只能一个人流浪。

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好像正待爆发的老人，它向我怒视，我害怕，可我无法躲避，寒风依旧拍打着刚被雨水涤润过的小树，夏天的小树叶子儿是那么的清新明快，他们是在风中欢歌吗?不!他们在庆贺，他们渴望暴风雨来临，因为那是我将无处可躲，无处可逃，暴风雨必将将我吞噬，而我宁愿被他吞噬，因为雨后又是一片晴天，一切会像新的一样，说不定太阳出来的时候，天边还会挂起一条彩虹。

5.流浪的燕子优美散文 篇五

认识燕子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那是在一次朋友之间的聚会上，由于相互比较熟悉，我们这些人部围坐在一起天南地北的东侃西侃胡吹神聊；只有她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喝着杯子里的茶，静静地看着我们喧闹。后来大家起哄着唱卡拉OK，她就唱那首《流浪的燕子》：

“……有一只燕子在空中流浪/它找不到自己落脚的地方/不知道有谁问过它心思/不知道有谁看见它去向……”

唱着唱着，两行泪水从她脸颊上滑落，我们大家者都很惊异于她为何把这首歌唱得那么动情以至落泪。

燕子其实很孤独，这是我后来从朋友那儿知道的。好像她是在一家大公司里上班，而且职位还不小，一个人在外面租了房子住，没有人知道她是哪里人，怎么来的海南，她也从不和人说起。

再后来大家都熟知了，我和她相互间也有了些交谈，但都极短暂。她玩起来也很疯，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她平日里冷漠孤傲的外壳下肯定隐藏着一些外人难以触及的东西。

深秋的一个夜晚我们又都聚在一起正玩时寸，她的Call机响了，她低头看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慌乱的神色，她站起身看了一下外面，这时天已经很黑了，且下起了小雨，她犹豫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眼睛里有些无助，于是我便自告奋勇的要陪她去回电话，她迟疑了一下，同意了。

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电话亭，让她进去，我便在外面等。

电话接通时，我看见她脸上有了一丝温暖的笑意，对着话筒一直点头，说着似乎是“很好，很好”之类的话，然而神色里却分明有一些勉强的意味。当放下话筒时，她一下子扑在电舌机上大哭起来，一时令在门外的我有些手足无措。过了一会，她可能意识到这样不好，就擦干泪水和我一起走出电话亭，路上她一直沉默着。

路过一家咖啡厅时，她突然停下脚步，问我：“进去坐一坐，好吗？”望着她眼中那恳求的目光，我不忍拒绝，就一起走进咖啡厅，在靠窗的一个位置坐下来。

咖啡端了上来，放在桌上，散发着涩涩的香气……

那个晚上我终于知道了燕子的故事。

她从小就在一个不平静的家庭里艰难成长的，父母感情不合却又不愿离婚，终日在吵吵闹闹磕磕碰碰中打发时光，这使在夹缝中的燕子变得愈来愈沉默。后来有一天她终于再也不想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和一个她自认为可以信赖的男人出走，一起来到了海南岛；可还没有等她在海口这座美丽而陌生的城市里稍稍松上一口气，那男人就为了钱而丢下她和另外一个女人走了。对海口满目茫然无所依靠的她只好独自到处去求职，应聘，几天的奔波下来除了四处碰壁并被遭遇到的冷眼打得满心疲惫之外一无所获，而此时她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

那些日子她的一日三餐是就着自来水啃方便面，白天她的工作就是找工作，晚上无处可去的她只有蜷缩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抱着旅行包提心吊胆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后来她终于在现在这家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然而不管她对工作是如何的尽心尽力却始终得不到赞许和赏识。再后来公司老板终于重用了她，给她调换了个人人羡慕的职位，然而他这么做却是有他另外的目的，其实地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用意，但为了生活她只能曲意奉迎。司在刚才与妈妈通话里她又不能不说自己过得很好，因为妈妈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她不忍心也不敢再让妈妈为她牵肠挂肚担惊受怕，所以只有违心的欺骗。

“别人平时只看到我在外面的风光高傲，可有谁能知道我在貌似坚强的外表下有着一颗脆弱的心呢？”

燕子说这话的时候，窗外路上掠过的汽车灯光，照亮了她的眼睛。

外面，雨下得有点大了……

后来，我因为一件事去了外地，再回海口时向朋友问起燕子，他愣了一下，说谁知道她又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就是燕子的故事。

6.和父亲一起流浪散文 篇六

那一年我13岁，无法忍受残酷的继父，我对老爸说：“带我去流浪!”

很多年了，我的亲生父亲都行走在路上，他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现在他终于多了一个帮手，我们开始了父女二人档的活计，活动范围是美国的中西部，兜售工具是我们的谋生方式。

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石油业相当繁盛的时期。我们的销售策略是沿着乡村小路，寻找加油站孤单的服务员，或是正在修车的司机们，然后想方设法把工具卖给对方。但是我们最喜欢的客户群还是那些石油公司雇佣的移民工人。在施工现场附近，总能看见他们三三两两吃饭、抽烟的身影。

每当我或老爸看见一个可能成为客户的人，老爸都会停车，跑过去和人套近乎。如果对方的回应比较积极，老爸会继续给他们的谈话加温，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装作很不经意地提起，自己正准备廉价处理闲置的工具，问那人是否有兴趣看一眼。

老爸只要冲卡车的方向快速一点头，我马上就会抱着一些商品闪亮登场。父女间其乐融融的氛围总是能感染到客户。就算铁石心肠的硬汉，此刻也难免会变柔情，哪怕花15美元去买一套自己根本用不到的工具也在所不惜。

爸爸总是边开车边给我讲他童年的故事：他说自己在一个农场长大。一间被隔成4个区域的窝棚就是他的家。没有空调，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室内厕所，只有冬天比室外更冷的温度，夏日闷热难挡的空气。每天4点爸爸就得爬起来喂猪并给奶牛挤奶，然后爷爷会开车去工地上班，顺便把他捎到离家60公里外的小学。爷爷共养育了11个孩子，无论他怎样拼命工作，孩子们最基本的需求也都难以得到满足。

“我喜欢读那些描写农奴生活的故事，书上说他们都生活在窝棚里，辛苦劳作只能换得勉强糊口。”说这话的时候，爸爸竞难得地皱起了眉头，“我觉得我爸就是一个农奴，那就是他生活的写照。我很小就决定一定不要走他的老路。”

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和老爸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才是奴隶的生活。每天我们都疲于奔命，不然明天就没饭吃，这让我们就像停不下来的陀螺。如果哪天好运降临，能够赚多一点钱，我们就会在汽车旅馆过夜。如果没钱的话，我们就只能找个公路休息区或者货车停车场，在车里面凑合一晚。

天气最热的时候，我和爸爸曾在没有空调的卡车里一呆就是12个小时。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呢?卡车就是我们的.乐园，是属于我们俩的移动天堂。每天清晨迎接我们的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卡车会把我们带往心之所向的地方。我们且行且歌，威利·纳尔逊的《再次上路》是我们的流浪之歌。对于爸爸和我来说，除了销售工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在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和爸爸的路上时光终于要结束了。16岁的我想去和男孩子外出约会，而老爸也找到了一个愿意陪伴他的女人。我们都知道，她将是以后坐我位置的那个人。

我和爸爸的生活渐行渐远，我们都结了婚，组建了新的家庭，生活在相距遥远的地方。

最近因为在电话里就一点小事吵翻了，我和老爸已经互不理睬有一段时间了。那天在广播里无意间听到《再次上路》，让我不禁想起了我和爸爸的移动天堂，想起了无数飞扬的尘土如精灵般在跳舞，想起了虽然贫穷却感觉拥有一切的时光，想起了那些只要有老爸在身边就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日子。我想也许我和老爸的关系应该重新上路了。

我打电话给老爸，告诉他我要去他的城市看他。电话那头好久没有传来声音，显然老爸没想到倔强的我也会低头。“咱们来个父女间的约会好吗，就你和我。”老爸一字一顿地说，“我会带你去吃顿好吃的，甚至咱们还可以在汽车旅馆里一起看电视剧，就像过去一样。”

电话这头的我除了拼命点头，还能说什么呢?爸爸说的正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啊。

7.艾芜：流浪与流浪的故事 篇七

“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一段名言。

事实的确如此。艾芜一生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其一是流浪，其二是记录流浪的故事。

第一次南行

艾芜原名汤道耕，1904年6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清流场（今新都县清流乡连丰村）。道耕的名字是由饱读诗书的祖父起的，取“文以载道”之意，是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在文章的田地里耕耘不已。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的影响，认为社会是大我，要爱大我，先爱小我，小我好了，大我才好，即取名“爱吾”，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误会，随衍变为“艾芜”，此后即为常用笔名。

艾芜6岁开始读书，10岁时在祖母娘家用一年时间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读《七剑十三侠》、《三国演义》等小说。1917年，由父母做主，13岁的艾芜与一富有而目不识丁的农家姑娘订了亲。

1921年，艾芜以第三名的成绩在成都考得省立联合中学，但父亲无力供给他每学期40多元的学费，只得又回新繁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这件事情对艾芜的打击很大，让他第一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以至于几次走到泉塘边，最终还是母亲的殷切期望和文学的魅力给了他生活的力量。同年秋，他考进了一个不要学费膳费的学校——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热心学习数学、物理，希望以后能进大学的数学系。

1925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撩拨着艾芜出国的念头，工读互助团等组织强烈地吸引着他，加上反抗旧式婚姻，这一切让艾芜决定不等毕业就离家出走。

那年暑假，他随身带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等名著，与一位家住珙县的黄姓同学从成都九眼桥坐船经乐山到犍为，接着步行到宜宾、珙县。然后他又只身步行，一直到秋天，终于到达昆明。

1983年，已经是79岁高龄的艾老，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库》中的《艾芜选集》序中写着：谁知在漂泊的路上，饥饿的威胁不断地出现，不但不能增购新书，连随身携带的书籍，也在城镇人行道旁摆的地摊上，一本一本的消失了。留在我心上，难以磨灭的，是一些书本上的诗句，是一些书本上的故事。这是我的精神营养物，鼓舞我不断前进，不至于垂头丧气。

这是艾芜第一次南行。那时，他并不知道，他传奇人生就此翻开了第一章。

从缅甸到上海

艾芜初到昆明，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后经过一书店老板介绍到本地的红十字会当了一名杂役。

第二年，恰逢香港大学在昆明招生，但因为艾芜不是云南人，不能报考，而此时的他对红十字会杂役的工作已经感到厌倦，就在这时，偏巧他又从《现代评论》上看见了旧时好友刘作宾的哲学论文。相比之下，艾芜突然间觉得自己前途渺茫。1927年3月，艾芜离开昆明走出国门，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由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一路上艾芜带着书、纸、笔和一瓶用细麻吊在脖子上的墨水。他一路走一路写，就算是给人家挑担子，他也要把它们放在主人的竹筐内。艾老被誉为“脖子上挂着墨水瓶的作家”就由此而来。

生活的无着使艾芜一直颠沛流离，其间他做过小客店里扫马粪的伙计，还给小客店老板的女儿做家庭教师，与下层人（赶马者、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为他日后记录流浪生活储备了丰富的素材。

1927年10月，艾芜到了缅甸仰光，病倒街头，被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在大师的关怀和鼓励下，艾芜开始从事写作。

1930年年底，缅甸达瓦拉底县发生农民起义，艾芜因参与该消息在《新芽小报》的报道被捕。翌年春，被押送回国，途经香港、厦门，到上海。这时正赶上《现代文学评论》征文，艾芜以一篇短篇小说应征，获得了创作第三名。

一天，艾芜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碰到了他在成都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笔名为沙汀的杨朝熙。听了艾芜的传奇故事，沙汀劝他从事文艺创作，并把艾芜拉到自己家去住着，朝夕相处，交流研究。1931年6月，艾芜的散文《香港的一夜》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这是艾芜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当年11月29日，沙汀和艾芜联名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两封信《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先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三期，后收入鲁迅先生的《二心集》中。

在流浪中记录流浪

1932年，艾芜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艾芜虽然感受着左翼文坛对于时代冲击的兴奋，却始终难以忘怀自己的经历与爱好，并始终遵循着鲁迅先生专门回信中的文字：“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

在上海期间，艾芜先后发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艾芜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后来鲁迅先生称艾芜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1934年8月1日，艾芜与王蕾嘉（本名王显葵，湖南宁远人，中国诗歌协会成员）结为伉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艾芜举家离开上海，再次过起漂泊的生活，辗转于汉口、桂林、重庆等地，曾任教于重庆大学中文系。这期间，艾芜仍笔耕不辍，写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荒地》、《黄昏》、《烟雾》，中篇小说《江上行》、《落花时节》、《我的青年时代》、《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长篇小说《故乡》、《山野》等等。

郭沫若对艾芜的作品有着独到的评述：“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而唐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评价艾芜说，他“第一次把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他对现代文学的一个独到的贡献”。

艾芜和沙汀

艾芜和沙汀同年生于四川，同窗读于成都，虽然他们的创作方法和写作风格迥异，生活道路也不尽相同，但自从上海偶遇，两人便从此情同手足，结下终生友谊，被后人称为“中国文坛双璧”、“孪生作家”。

1992年12月5日，艾老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沙汀的生日也快到了，子女们正从各地赶回成都。艾芜去世的消息传到沙汀家里，大家一致商定先对老人封锁这个噩耗。12月9日，沙汀平安而幸福地度过了他四世同堂的88岁生日。

后来，沙汀的秘书钟庆成和沙汀的儿女反复商量，加上外界方方面面再三请求，最后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沙汀。沙汀一听到这个消息，平日里不停吧哒的嘴唇突然凝固，眼睛直愣愣地定格在一个地方。突然，沙老爆发出一串痛苦的哭喊：“哎呀，朗哥搞的吗？前几天还来看我，咋个一下子就不在了呢？道耕，你这一辈子太苦了！太苦了！”

三天以后，也就是艾芜去世的第九天——1992年12月14日，沙汀也停止了呼吸。

2004年12月16日，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等联合举办“纪念沙汀、艾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会场的一幅大型背景图片，就是钟庆成拍摄的沙汀和艾芜最后一次见面的合影。钟庆成说，选择这幅照片，是因为这是两人有生之年最后一张合影，也最能代表两位至交老人半世纪以来生死不渝的友情。

故乡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先后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体验生活，并于1957年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这是建国后最早描写工业战线和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

1961年，艾芜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1972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了《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艾芜的故乡四川新都人民为纪念这位为家乡争光的文坛巨匠，于1993年12月在风光秀丽的新桂湖公园建造了艾芜墓园。墓园坐北向南，青松翠竹掩映，艾芜的骨灰安葬在墓园中央，正中有一座红砂石山坡形碑，碑上的“艾芜之墓”几个字为文坛泰斗巴金的手书，碑座上方矗立着高1.1米的艾芜青铜半身雕像，艾芜清瘦的脸上，一双深沉的眼睛遥望着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