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茶园漫谈中国茶文化

世界茶园漫谈中国茶文化（通用3篇）

1.世界茶园漫谈中国茶文化 篇一

历史所能带给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漫谈学习心得

历史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综合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其分析思维的方法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特色。

因此有人说历史是复杂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当然学习起来就相当的索然无味，可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不去学习历史了吗？哲人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但学习历史的意义就仅仅为了所谓的不背叛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旧唐书·魏徵传》中提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其实我们取的就是“以史为镜”，让历史指导今人去为人、去处世。回想一下，历史课上所涉及的内容在大的方面无非是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人际关系等等，当然历史对人们的教育意义也着重体现在这些方面。

政治清明是政权得以稳定存在的关键。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的前提是政治必须要清明，清明的政治是物阜民丰的保障，是民心所向的基础，更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说到此，让人不禁想起了尧、舜、文帝、景帝、唐太宗、康熙大帝等那些明君，在他们的那个朝代，上至君主，下至文武百官（当然指的是忠臣），无不透射着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让人敬佩、令人向往。他们的为人处世给人启示，首先，作为臣子，他们忠于君主，忠于自己的国家，积极的为国家建言献策，国家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不管官职大小、待遇好坏，他们面对君主的威严，不卑躬屈膝，勇于进谏，最为熟知的就是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了，所以魏征死后唐太宗感叹：自己又少了一面镜子。那些忠臣即使被某些奸臣陷害也秉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人生信条，可叹，可敬啊！我想，一个明君下面必须要有这样的忠臣。当然，之所以称为明君，那些君主自身也有令人佩服的品质与智慧。就拿康熙来说吧，可谓是有勇有谋，他8岁登基，在位61年，在此期间平三藩，杀鳌拜，收复台湾、开设府县，兴礼教、崇儒学等等，作为一个现代人最让我敬佩的是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学习代数、几何、三角学、天文学以及音乐学，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那只能说明康熙皇帝有超人的预见性和学习能力。其实往大了说，康熙皇帝不过是这些明君的一个缩影，政权的稳定得益于君臣的共同努力。

有正面例子也必有反面教材，想一想那“火烽戏诸侯”的周幽王难道不是如此吗，他不惜拿诸侯的信任来博得美人一笑，这样的君主不亡，天理都不容；还有秦二世胡亥，听信赵高的谗言，杀兄弑妹，残害忠良，办了多少错事啊！历史就是这样，大浪淘沙，那样的君主与臣子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经济活跃是国家实力的保障。在封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一直以小农经济式的发展来供养着整个社会，再加上人们以从商为轻的观念的根深蒂固，商业也难以取得喜人的发展。越是这样，经济的强大就越显重要。兵法上都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军队没有后方储备，那他怎么经得起时间的消磨，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经济强大，就有能力增强国防，加强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继而为黎民百姓提供生活保障和生活便利。想一想秦国，商鞅变法而强秦国，他鼓励农耕，改革税收„„这强有力的推动了秦国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灭六国、取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军事实力的强大是称霸的基础。这样说好像有点推崇像美国那样的大国霸权，其实不然。军事实力强大确实有称霸的可能，但不一定就会去称霸，比如说现在的中国，我们强大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和保护正常权益不受侵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手里没有实力是不行的，社会实行的是“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中国的近代史何尝不是这样，落后就要挨打，尤其是军事实力的落后。六国之所以不能与秦国抗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实力的不足，当然还有其他方面。

谈到文化，我想这是学习这门课的最大收获之处。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这一点就足矣让世人惊叹。在这门课中，学习的不仅是历史的细节，更有对以往错误认识的正确解读。举个简单的例子，历史上的“司母戊方鼎”实为“后母戊方鼎”，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而是“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什么叫“王子互质”，什么又是“两雷岔道”，吸引人的还有褒姒之姿，更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真是一言难尽！

来看这传统文化，从现挖掘的秦皇陵可见一斑，如此多的瑰丽之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瑰宝生动的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历史研究价值颇高。而且有的珍宝就连现在的技术也难以制得，这不得不让人对先人肃然起敬。

再来看那些“隐形”的文化，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种忠于国家、热爱国家、甘于奉献的优秀精神品质，直到现在仍是我们提倡的。再如，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谁都会说，但做到这些真的很难很难，我认为古人就比我们做的好，在当今道德缺失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就警示人们多学学我们的先祖，要把优秀的传统道德继承下来，而且要发扬光大。

教育是发展、强国之本。时到今日，谁也不能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不学习，可能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茹毛饮血的状态，我们的灿烂文化都是先祖一点点摸索、学习、积累而得，也正是通过学习，优秀的文化才得以传承，民族才得以发展。也正是基于此点，国家才把“科教兴国”放在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前面论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教育所得，是教育让人们摆脱愚昧，走向光明，发展强大。相信这无需多言。

搞好人际关系是走向成功的重要一步。乍一看，这个话题可能有些功利，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多多少少的依赖于其他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从辩证角度来审视过去，一个人的成功是离不开别人的帮助的。譬如，秦始皇，他还需李斯等大臣的协助来完成统一大业，俗话说得好“三个臭裨将，赛过诸葛亮”，那些小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漫谈的收获不仅仅限于此，这只是几个比较大的方面。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学完课程后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不容忽视。首先，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次之，培养了我们的爱国情怀，传承了优秀文化，增强了我们的历史责任感。最后，提高了认识能力、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从上述几个大的方面这几点可以得以体现，无需细言。

说道此，其实，灿烂的文化还需我们慢慢学习、慢慢体会，学习的意义也就更深远了，我们期待更多的学习机会。

2.漫谈中国传统生育文化 篇二

“生生之德”的基本理念

中国在历史上是个崇尚生育的国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乃奇耻大辱。其生育文化理念来自于“生生”的思想，即《周易》中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的“生生”指生命产生于天地阴阳相交，宇宙万物是一种生动活泼、生生不息的连续过程，也就是说，宇宙的根本就是“生”。大而言之，人类依靠生育繁衍后代，使种族得以延续；微观上来看，生育能延续父母祖先的生命，使家族绵延不断，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俗语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老有所养”、“养老送终”也是生育子女的一个重要目的。另外，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夫不耕，必有饥者；一女不织，必有寒者”，在社会保障系数很低的情况下，最靠得住的还是多养孩子。中国古代道学家在夫妻做爱前必祷告发誓：“为后也，非为色也。”做爱毕，再赌咒一遍。性与生育，婚姻与传宗接代，在这里被完全地划上了等号，性爱与婚姻皆为“制造”后代。尽管如此，比较而言，原始生育文化转向传统生育文化仍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因为原始的生育文化对两性结合、生育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长期处于一种原始的杂交、混乱的蒙昧状态，更别提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教养子女了。

为了“生生”，人们开始祈求生殖神的赐予。

生殖崇拜

为求得子嗣兴旺，人们对与生殖有关的所有物象均加以崇拜，于是有了生殖崇拜。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生殖崇拜，成为原始生育文化的核心内容。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生育文化对生殖崇拜又加以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源头。许多出土文物和岩画仍保留着生殖崇拜的遗迹，生殖崇拜留下的习俗与遗迹广泛存在于民间节日与宗教生活中。时至今天，西藏的勒布门巴族还有崇拜“屋脊神”的风俗，在木楼门楣上方屋檐下、山墙中柱顶端与伸出房外的屋脊梁木交接处，都悬挂着一个比较大而醒目的木雕男性生殖器，以防“奴”、“离”、“闻”等女鬼侵扰住宅，让屋脊神来镇邪驱祟，求得平安。

生殖崇拜经历了一个由女阴崇拜向男根崇拜的过程。女阴崇拜源于母系氏族时代或更早，那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是最受尊重的。在原始初民的直观感受中，人类的生殖繁衍任务的直接承担者是女性，所以，生殖崇拜最早表现为女阴崇拜。直到现在，有的民族还供奉着石制的、泥制的、陶制的女性生殖器模拟物；还有的民族将女阴的图案刻在木器、陶器或石壁上，来表达对生殖之神的敬仰。在我国，女阴象征物颇多，以地、月亮、溪谷为女性的性器官而加以崇拜。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物象还有很多，诸如葫芦、竹子、柳柏、石榴、水井、湖泊、鱼、蛙等等。女性生殖力被赋予了伟大而神秘的“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家庭逐步由母权转化为父权，女阴崇拜逐渐转化为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即男根崇拜。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了男性生殖器的模拟物，即所谓“祖”。汉代以后，演变为房中工具，通常被称为“触器”、“角先生”等。水绕山转，与以幽水象征女阴截然不同，男根模型最终选择了阻山为代表的一些质地坚硬而又凸出的物象。男根崇拜与女阴崇拜一样，都是宣扬了人类对繁衍种裔的一种渴望。在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也明显地继承沿袭了生殖崇拜演变中重男轻女的文化因子。

“早、多，男”的生育特征

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生殖崇拜文化逐步向传统生育文化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便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生育文化。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

早婚早育。早婚早育、早生贵子在封建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态，此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据有关资料调查，当时女性初婚年龄在15岁到19岁的占66％，男性占51％。

早婚早育观念的产生是鼓励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人口政策影响的结果。在古代社会，地广人稀，有了封疆，还必须有人民。人多则势众，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鼓励百姓早生子女，以求劳动力的增加和兵源的充足。历史可考的最早规定婚龄的是春秋时代的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为打败吴国实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方针。为了生聚，规定“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汉朝时女子15岁即可出嫁；唐朝贞观年间规定男20岁、女15岁即可成婚；宋朝规定男16岁、女14岁即可成婚；明朝洪武令和清朝通礼中的规定与宋朝相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法规定，男18岁、女16岁即可结婚。而北周武帝时期和唐朝开元年间政府规定男15岁、女13岁以上就应该结婚，应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法定婚龄。

高出生。在生育孩子的数量上，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是家庭追求多子多孙、多子多福；国家追求人口众多，提倡多生多育。中国古代把“五子登科”、“五男二女”视为理想的生育数量。历代君主也往往是生育能力强的人，如唐代的李世民、明代的朱元璋、元代的成吉思汗、清代的康熙等。高出生往往形成了大家族，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贾家“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史家“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王家“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皆在籍”；薛家“紫微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每房都有数人，无怪乎“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在古代，人们提倡家族几代同居。如江州义门陈氏，唐宋年间聚族同居形成大家庭，同锅共灶，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和谐生活数百年，鼎盛时人口达3900余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合居最长、人口最多的大家庭，多次受到政府旌表。宋太宗赵光义曾赠联：“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几代同居，儿孙满堂，被视为福寿双全的典范。

中国长期落后的自然经济必然要求多子多孙，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很大的，多生一个子女，就多一个劳动力。对于家族来说，多子多孙、人丁兴旺既能使祖宗的香火延续，又能扩充本家族的势力，使本家族免受外人的欺侮。反哺式的养老方式也强化了“多子多福”观念，子女多意味着养老保险系数高。再者，古代婴儿死亡率较现在高5～10倍，因此只有通过多生多育来维护家庭地位、劳动力和兵力。

重男轻女。重生男、轻生女，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产生了，把生男孩子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子叫“弄瓦之喜”。此后的几千年，人们普遍以生男为荣，以生女为耻。《韩非子·六反》上指出当时战国时期世俗就是“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溺杀女耍这种恶习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曾长期流行。传统观念认为，儿子才是传宗接代的纽带，女儿是别家的人，民间流传“大麦不能当正粮，女儿不能养爹娘”、“十八个仙女抵不上一个驼背儿子”等俗语。

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人还是生男孩则喜，生女孩则愁，甚至生前搞性别鉴定，如是男孩则生，如是女孩则流产。

3.世界茶园漫谈中国茶文化 篇三

中国官员遭贬谪，自古便有之。但先秦之前，朝中大臣本就不多，疆土也较为有限，流传下来的有记载的史料便极为有限，比较有名的当属屈原了。《史记》中写道：“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屈原由于得罪了小人，加上和楚怀王政见不一致，故遭贬谪，约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左右，被放逐到汉北（今湖北省西北部）。被贬谪的屈原很伤心，常年玉树临风的吟游于汨罗江畔。会作诗的人在当时是很让人刮目相看的，而且他声望较高，故而所作诗歌便流传下来。

秦汉之后，遭贬谪的官员人数开始骤增起来，不仅如此，被罢免的原因，流放的地域，贬谪的形式及最终的命运都复杂起来，这极大的推动了贬谪文化的发展。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对这些被贬的官员来说是极为致命的。对于这群知识分子而已，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若不能施展抱负，进良言于君，救水火于民，他们便认为自己白活了。于是问题来了，一旦被贬谪，或悲天悯人，或感天动地，或豁达洒脱，或清风霁月。陶渊明被贬写下《归去来兮辞》，杜甫被贬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被贬写下《琵琶行》等等，不一而足。

“贬谪”，在整个古代，是许多文士无法回避的一种命运，文士要参政，要进入仕途，就必然有升迁与贬谪。贬谪是当时诗人普遍经历的人生境遇。

苏轼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在做官上，他经历了多次贬谪，最著名的“三贬”，分别是被贬到雷州，黄州，琼州。在这三个地方，苏轼都体现出了作为大家所具有的魄力，即使是一次次的贬谪，他也没有悲观，没有失落，反而更加乐观地面对生活，从被贬时所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如有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以看出东坡居士豪放的风格，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更体现出诗人淡泊名利，追求真理，追求真我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如果没有贬谪，诗人处于一个安逸的环境，衣食无忧，那么是写不出这样为世人所吟诵的诗词来的。

贬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贬谪文化中的诗文，都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占据了古代中国文坛的主流。对苏轼的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苏轼的词中总有一个“从想不开到想开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就是受了优美景物的感染与启示，仔细看看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记承天寺夜游》《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我们可以总结到这个思路特点。都是一开始忧愤难解，辗转难眠，而后来见到了一个优美的景物，受到感染，摈弃了一切尘累，恢复了内心的淡泊与宁静。他算是有着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被贬斥击倒，表现出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其次，贬谪内容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诗歌创作语言风格的变化。李白，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诗歌创作充满了激情与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自然天成。李白青年时期曾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求荐用。天宝元年奉召入京为供奉翰林，但不久就遭到朝中权贵谗毁，于天宝三载以“赐金放还”知名被迫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心怀报国之心的李白加入永王李?U的幕府，又在肃宗李亨讨伐时获“反叛”之罪入狱，长期流放夜郎。后又想从军报国，终因多病而不能实现。白居易，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元和诗风”的代表流派“元白诗派”代表人物，公元802年冬，他在长安应吏部试后于次年步于仕途，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太子左赞善大夫之职。公元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五年，应召回京任职。之后又主动请求外任，历任多个地方州府主事。晚年则闲居香山，直至去逝。刘禹锡，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诗歌创作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诗采丰美而笔致流利，被白居易称作“诗豪”。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永州八记》等文章至今是学生必读之作。贞元九年，他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永贞元年，二人同时参与了王叔文等人的“永贞革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可不久改革失败，二人又同贬为远州刺史。十年后，二人忽又被诏返京，但不久又被发落到更远的州县任职。从此，柳宗元再没有回京任职，刘禹锡则在调任了多次地方州官后才被调回京度过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