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翻译与文化常识

古文翻译与文化常识（精选2篇）

1.古文翻译与文化常识 篇一

古文春日闻的阅读答案与翻译赏析

这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谢枋得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描写了谢枋得心中“日日思归不得归”的怆惘和思乡之情。

原文：

春日闻杜宇

谢枋得

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

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

春日闻杜宇字词解释：

⑴杜宇：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

⑵杜鹃：鸟名，又叫杜宇、子规、布谷鸟。相传是古时蜀王望帝(名杜宇)的魂魄所化。其啼声有两个特点：一是连鸣不断，似泣似诉凄厉悲凉，民间有“杜鹃啼呜，泣血方止”的传说;二是叫声恰似在说“不如归去”，因而人们又称之为“催归鸟”。

⑶望帝：即远古蜀王杜宇。

⑷神：神灵。

⑸谓：告诉。

⑹予：我。

春日闻杜宇翻译：

杜鹃鸣声凄厉，每天都在劝我归去。我的一片思乡之情这样深、这样痛，如果有谁知道望帝有灵，那么可以问问他，希望他告诉我究竟何日是归期。

春日闻杜宇创作背景：

谢枋得曾于德祐元年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不久，元军破城，诗人亲故先后遇害，唯有老母因年老免于一死。谢枋得饱尝家破人亡之苦，在长期奔波逃亡的过程中，抚今伤昔，将国破家亡的沉重之感凝结于这首思乡之作之中。

春日闻杜宇赏析：

谢枋得此诗，抓住了杜鹃鸟啼声的这些特点来抒写自己的感情。其最成功之处在于用望帝的传说来抒发自己彻骨的思归之情，并把这种情绪描绘得缠绵往复，回肠荡气。

作者在二十八字的短短篇幅里，高度地集中题材。全诗紧紧围着一个人(作者自己)、一种物(杜鹃)、一件事(归)展开。仅从字面上来看，四句中有两句出现了作者自己，两句出现了杜鹃鸟，三句出现了“归”字。进一步研读，还发现其实四句都没有离开这人、物、事三者。这种反复吟唱的写法，类似民歌中的复沓，仿佛仍有“杜鹃催人归，我归，我归，我归……”的旋律不断萦绕耳际，律感强烈，引起共鸣。

全诗的结构也十分巧妙。诗的开篇先用杜鹃催归起兴，并连用“日日”二字，足见此鸟之殷勤多情，好像在说物有情而人无意。但接下来次句却说，我的归心如此急切，可惜无人知道，当然，杜鹃也是不理解我的。这样一来便使起兴鹃鸣反倒成了铺垫，从而把作者思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三、四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使人与杜鹃之间形成直接联系，用人向物发问的方式表达作者对归期的盼望和对可能出现的`永无归期的忧虑。

通观全诗，这种由物(劝归)到人(思归)，再由人(问归)到物(预示归期)，最后仍然归结到人(归期何时)的结构方式，在人、物、事三者之间构成循环不断的关系，极符合作者所要表达的缠绵不绝、难解难断的思想感情。

个人资料：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信州弋阳(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诗文豪迈奇绝，自成一家。担任六部侍郎，聪明过人，文章奇绝;学通“六经”，淹贯百家，带领义军在江东抗元，被俘不屈，在北京殉国，作品收录在《叠山集》。他蔑视权贵，嫉恶如仇，爱国爱民，用生命和行动谱写了一曲爱国的壮丽诗篇。

2.简析文化常识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篇二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文化常识;文化冲突;翻译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向着全球化的趋势发展着。中国也于2001年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全球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上。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设厂,或者通过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开展一些科研项目的途径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一定的科学技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也因此为发达国家提供其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力以及其产品所需要的广阔市场。

1962年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但人们最近才深刻体会到这一概念的涵义。确实,在这个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迅猛发展的时代,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由于距离的缩小,人们对于相互交流的渴望更加强烈。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各国从以往独立发展的圈子里跳出并更加看重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由于近年来,自然资源及能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粮食供应不足、全球气温上升等众多问题更是把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地球是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由一两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行。众多因素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密切,交流也日益增多。甚至对于语言这一为每个国家所独有的“财产”,也有学者提倡发明一种世界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这虽然只是一种构想,但却是很符合全球化这一趋势的。

毫无疑问,经济一体化也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首先,由于现代交通日益发达,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去全国各地,甚至到世界各地旅游。因此,各地方的旅游业在近几十年,特别是近些年迅猛发展,尤其是像新加坡一类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正是靠其兴旺的旅游业来支撑的。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又带来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文化交流。游客们通过旅游了解了当地的风俗人情,并在其所在地宣传。尤其是在饮食和节日方面。例如,在四川就有许多地方特色小吃,如富顺豆花,现在几乎在省内许多地方,乃至省外一些地方都可以品尝到。再如,贵州花溪牛肉粉,人们几乎在所有省会城市都可以找到。关于节日,半个世纪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圣诞节、感恩节、西方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而现在,在中国,无论老少男女都很热衷过西方的这些节日。人们在平安夜会互送苹果以祝福对方平安;情人节会互送玫瑰,巧克力;有的地方还会有专门的基督教教堂等等。最近全球举办过多次世界小姐选美大赛。通过这些选拔赛,我们不难判断,当今大多数国家的审美标准都大同小异,这也是文化全球化趋势的一种具体体现。此外,近年来,中西方的国家不断地有学生、官员来往,在中国有来自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留学生。同样也有不少中国的学生出国留学。各国都在国外设有自己的领事馆。还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很多国外的大型企业都在中国设了分公司,并有许多国外的商人到中国经商。这些人员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的交流。

二、文化冲突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文化一体化,但不可避免的是,各国仍保持着其独有的文化特色。这些集中表现在风俗习惯、宗教、经济政治制度、流行元素等方面。虽然人们现在提倡全球化,但是各种文化完全对等以及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行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沉积而成的。因此,译者需要掌握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才能准确地译出让目标语国所能接受的译文。

在中国,56个民族就至少有56种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一些民族还有民族禁忌。这些对翻译者来说是非常重要,并且需要了解的。例如,回族等伊斯兰教信徒不吃猪肉。在宗教方面,很多中国人信奉佛教,而西方人大多信奉基督教。圣经在基督教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研究圣经对了解基督教有很大的帮助。圣经中有很多语言现在都作为人们所熟知的习惯用语使用,“the apple of one’s eye(掌上明珠),eye for eye(以眼还眼),a scapegoat(替罪羊),by the skin of one’s teeth(幸免于难),They that sow in tears shall reap in joy.(含泪的播种人将在欢笑中收割),No man can serve two masters.(一君难侍二主),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对牛弹琴),The spirit indeed is willing,but the flesh is weak.(心灵愿意, 肉身却软弱),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贪财是万恶之源)”[1]。在政治方面, 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的很多事件也为美国英语输送了很多含义独特的词语,如“turn the screws (施加压力),play hardball (展开激烈的竞争), muck-raking (揭发丑闻),playing solo (独断专行),a Maverick (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政治人物),crisis management (危机处理),political leverage (政治压力),pork barrel (笼络民心的政治拨款),plank and platform (政见与竞选纲领),majority and plurality (多数与相对多数),landslide(压倒一切性的胜利)”[2]等等。在经济方面则出现了许多缩略词,这也是翻译者需要掌握的。例如,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等。在流行元素方面,例如,在美国60年代出现的嬉皮士,以及80年代出现的雅皮士等等。

三、翻译者具备文化常识的重要性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在讨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即翻译者应了解相关的文化常识。以前的翻译大多都局限于字面上的翻译。翻译家们一直围绕着“直译”与“意译”展开争论,而现在大家都看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不可抗拒的趋势。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S. Bassnett)说过:“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 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3]因此,现代的翻译者不仅应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更应了解这些语言背后的深刻文化背景。奈达也曾经说过:“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只有同时具备了掌握语言及其相应的文化知识背景才能译出准确的文章。翻译者应尽量使其翻译的文章能让译入语环境的读者充分了解,把原文中涉及到文化方面的知识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归化”。同样,翻译者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对传播国外文化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直接阅读外国作品的,这就需要翻译者能够通过其知识背景准确地翻译外国作品。当然,翻译并不能达到完全与原文一致,但翻译者可以通过更多地了解文化背景知识来减少翻译的误差。中西方文化具有些许相似性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本文将通过广告翻译来揭示翻译者具备文化常识的重要性。

国内有许多国外生产的化妆品、电器产品、汽车以及药品。这些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上立足,除了需要本身过硬的技术含量及质量以外,好的翻译更能使其锦上添花,更为畅销。相反,如果这些产品质量很好但缺乏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及习俗的翻译,那么很难在中国畅销。例如在化妆品方面,“safeguard”翻译成“舒肤佳”,而不是古板地翻译成其字面意思“警卫”;“Avon”翻译为“雅芳”;“Artistry”翻译为“雅姿”;“Jill”翻译为“俏丽”。又如,“Poison”香水被译为“百爱神”,而不是字面意思“毒药”。显然这些翻译都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口味,这些翻译使得这些产品有很好的销路。在电器方面,例如,“‘孔雀’牌彩色电视机原译文:‘Peacock’color TV ”[5], 在中国文化方面审视这种译文是没错的,但孔雀在西方被视为傲慢,高傲的象征,因此此翻译不符合西方人的文化认同。再如,“‘蝴蝶’牌电子灶原译文:Butterfly Electric Cooker”[6],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在英国,蝴蝶是轻浮的象征。在药品方面,人们都希望药品给自己带来健康,所以翻译时,要尽量带有褒义色彩。例如,“Saridon”被翻译为“散利痛”;“Trabit”被翻译为“泰必治”;“Ritalin”被翻译为“利他灵”;“Benproperine”被翻译为“咳快好”。另外在文学常识方面,也需要注意文化差异。中国的红楼梦翻译成英语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虽然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大吉大利,但西方认为红色是种凶兆。我们所熟悉的亚洲四小龙,翻译成英文“four tigers”,而不是“four dragons”。这是因为,虽然在中国龙被认为是很神圣、很有权威的动物,并且古时候的皇帝穿龙袍,坐龙椅,但在西方,由于圣经的缘故,龙被认为是种很凶猛、残暴的动物。

四、英语中部分俚语的文化及文学背景

“Sent someone to Coventry”是指排斥某人的意思。“Coventry” 是英国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居民非常憎恨士兵,所以当士兵被送到Coventry后,就会受到那里人的排斥。再看这个句子“I will be with you from the egg to apple”,如果翻译成“我将和你一起吃鸡蛋和苹果”显然会令人费解。正确的翻译应该为“我将永远和你在一起”。这是因为“在西方,人们早餐总是吃鸡蛋、面包、喝牛奶,而最后一道菜总是以含苹果在内的甜点结束”[7]。所以,从鸡蛋到苹果,指从早到晚,从一开始直到最后。再如,“渔业在英伦三岛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致英国人常用fish(鱼)来表示各种各样的人,如big fish(大人物),poor fish(穷光蛋),a strange fish(怪人)”。[8]如果翻译分别翻译成大鱼、小鱼和穷鱼,会让人读不懂译文,甚至会闹出笑话。Thumbs up/down 表示赞同或反对。来自于“古罗马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取乐,雇佣了奴隶做格斗士,公开在角斗场比武。比武结束后,请观众裁决如何处置被击败的格斗士,如果观众的大拇指朝上就释放败者,如果观众的拇指朝下就处死败者”。[9] “One’s pound of flesh” 不能译成“一个人的一磅肉”,而是“合法却不合情理的要求”。这是来自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签订的合约。“Die in harness” 不能翻译成“戴着马具死”,而是“因公殉职”,来自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

由此可见,现当代翻译已经不再是仅仅局限在单词层面上的翻译,而是更深入到文化层面上的翻译,或者说由于全球化不断深化,翻译中的文化转向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必不可少,使得对于译者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译者不再是单纯地掌握两种语言即可,而更应掌握两种语言相应的文化背景。如果译者不能深刻了解原语以及目的语的文化背景,那么很有可能在翻译中造成误译、错译,会给目标语读者带来许多理解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目标语读者对原语文化的误解,甚至偏见、歧视。所以译者在作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调查、了解目标语的文化背景,使译文更接近原文。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在翻译外国作品的同时,译者对传播外国文化也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反作用于文化全球化这个趋势。可以说,翻译与文化全球化密切联系着,并互相促进着。

注释:

[1][2] 汪福祥、伏力:《英美文化与英汉翻译》, 外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第2页。

[3] Bassnett S.: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1980年版,第25页。

[4] Nida E 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年版,第110页。

[5][6] 郭贵龙、张宏博:《广告英语文体与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第90页。

[7][8] 成昭伟、周丽红:《译可译非常译——英汉互译典型错误例析》,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第121页。

[9] 闫文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及语言对比》,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