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著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先秦著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共6篇）

1.先秦著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篇一

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 在来自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号召及领导下, 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团体, 而成为反抗教会集权统治的重要力量。加尔文 (1509-1564) 生活在人文主义广为流传的时代, 也深受其影响。1563年发表《基督教原理》, 在书中他抨击罗马教廷的腐败, 主张废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 取消偶像崇拜等陋规, 代之以简化、纯净的教会。他的教义的根本是否定罗马教廷的地位。

长篇历史小说《玛尔戈王后》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杰作之一。如果把简短的“尾声”除外, 《玛尔戈王后》的故事始于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纳瓦尔的亨利和玛格丽特公主成婚, 终于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查理九世驾崩, 时间跨度还不到两年。然而在漫长的宗教战争中, 这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段。其间包括两件大事:圣巴托罗缪惨案和纳瓦尔国王亨利潜逃。前者是宗教战争中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后者则关系到战争的全局, 因为惨案在南部和西南部已经激起如火如荼的反叛, 亟待纳瓦尔的亨利去领导。《玛尔戈王后》的故事情节, 就是紧扣这两件大事展开的。

《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作为历史小说家, 在这部小说里, 历史依据比较坚实, 历史内涵比较丰富。但是, 创作历史小说, 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不但少不了对情节的虚构, 也允许对某些次要事件和人物加以适当的变动,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给以指正。

一

在书的一开始, 就为读者们准备了一场盛大辉煌的婚礼。“宫廷里正在欢庆的, 是已故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德·卢瓦卢夫人和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的婚礼。这天早晨, 波旁主教已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现搭的台子上为这对新人行过了法国公主成婚时照例要举行的仪式。”

而在历史上, 纳瓦尔的亨利的母亲阿尔伯特来到布卢瓦准备那场为促进天主教和新教团结的联姻。她坚持枢机主教查理·波旁 (Charles de Bourbon) 要以亲王身份而不以教士身份主持这项婚礼, 地点应选择教堂以外的地方, 同时亨利不可陪同他的妻子进入教堂, 凯瑟琳最后同意了。8月18日, 婚礼在未得教宗特准的情况下仍照原定计划举行。亨利陪着他的新婚夫人到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的门口, 自己并未进去。巴黎仍不值得他做弥撒。但是书里面的描写可以再现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奢华, 为后文打下了基础。

二

在书的第三章里面纳瓦尔的亨利即将召来的绅士时, 他对查理九世这样说道:“陛下,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个, 叫拉莫尔, 是泰利尼推荐给我的。据泰利尼说, 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这是拉莫尔第一次在书中出现, 作为纳瓦尔国王的一方。而科科纳则是在两人相遇后, 在双方的谈话中提到了自己的身份, “给我的命令是很明确的:尽快到达巴黎;一到巴黎, 立即与吉斯伯爵取得联系。”

但是在真实生活中, 拉莫尔同科科纳一样, 都是阿朗松公爵的属下。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 为了塑造出两个“不打不相识”的莫逆之交, 把初到巴黎的拉莫尔和科科纳分别改为纳瓦尔国王和吉斯公爵的属下。这样使二人的友谊有了更深的内涵。即使是身为不同教派的敌人, 最后也成为互相的知己。以此构思, 能够体现两人崇高的品质。

三

查理九世死在1574年5月30日, 安茹公爵赶回巴黎在同年7月18日夜间, 而纳瓦尔的亨利逃出巴黎在1576年2月4日。作者差不多把这三件事集中在同一时刻:查理九世任命纳瓦尔的亨利摄政以后刚刚驾崩, 亨利三世即从波兰赶回继承王位, 纳瓦尔的亨利连忙趁乱而逃。这就造成了历史的混乱。但是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使人物更为鲜明, 故事更加集中, 结尾更富戏剧性。

亚历山大·仲马的历史叙述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富争议却又充满吸引力的历史世界。他对历史的独特建构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建构偏离的倾向, 最能体现大仲马独特的文学特质。尽管新历史主义为历史书写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史对于文学的限制减少。但是就最终指向的史学目标而言, 历史叙事小说并不能为历史学家所认可。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也不例外。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小说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事实可以如此的虚构。然而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是庄严肃穆的, 即使是虚构的历史也应当具有这样的基调。大仲马在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设置时, 在意识蕴涵的层面上, 并不能为文学家所认可。所以, 对建构历史的历史主体中心的偏离是他在文学上遭受非议的原因之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历史学定义的历史之间总存在着偏离历史中心的离心力, 而通俗的历史叙事小说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总是面向读者与观众, 在偏离历史中心的同时而融合更容易为通俗大众所接受的叙事与创作手法。因此, 更易于获得读者与观众的认可。在阅读了这样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后, 也得出这样的启示:历史题材的小说适合我们从中挖掘乐趣, 丰满历史人物, 但不能全然依赖里面的内容, 真实的历史还需要史料史实的验证。文学创作可以借由这样或那样的虚构描述吸引读者, 真实的历史则需要我们的考证, 得出正确的结论后方可信任。

摘要：《: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但是, 小说中有一些情节进行了虚构,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进行考证, 以及指正。

关键词：《玛尔戈皇后》,真实历史,虚构文艺

参考文献

[1][美]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第259页, 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先秦著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篇二

关键词：《世说新语》；历史真实；艺术真实

《世说新语》撷取富于表现力的生活化细节，刻画出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反映出魏晋时期特有的时代风貌和精神追求，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意义非凡的一颗明珠。古代目录学家自《隋书·经籍志》以来，便将《世说新语》归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先生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赋予了《世说新语》以近代意义上“志人小说”的身份。与此同时，古今史学家、文人学者却也从未停止对它史学价值的珍视与信奉。

然而也有人偏执地认为《世说新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对历史生活或现实生活的实录。因此我们在欣赏《世说新语》的妙言隽语的时候，应当明确，这些记载完全是历史。”[1]还有人武断地认为：“《世说》所记载的都是真人真事，没有一项符合小说应该具备的条件。”[2]

一、《世说新语》对历史事件的谬误悖离

《世说新语》中存在着许多明显与史料相悖的情节，这些有的出于作者的主观用意，有的属于偏差谬误，这些正是我们为何不能全然将《世说》定性为史料的原因。然而这些有意为之的“张冠李戴”“虚构假设”，正加强了它作为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写过，诗是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确实存在就断定诗歌的价值，就像是用医学手段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描绘的人体美一样荒谬。《世说新语》虽然不是诗，可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和魅力却是可以统一而论的。

例如，在以曹丕为主要人物的几则故事中，情节“谬误”的情况就频频发生。曹丕是颠覆旧王朝的篡位者，新政权的首位执政者，而拥护原王朝的文人无疑会会竭力丑化篡位者形象，他本人也正是王室贵胄，有这么明显的贬低曹魏的倾向就不足为奇了。

《惑溺》第一则，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3]然而根据史料记载，曹操破邺为建安九年，即公元204年。而在建安十六年时，即公元211年时，曹丕才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并且建安九年，正是曹丕、曹植兄弟太子之争的关键时期，曹丕此时小心谨慎以求大事才是，又怎会与父亲抢美女。此事件在《魏略》《魏晋世语》《魏志春秋》三部史书的说法，基本相同：“曹军破邺，曹丕为先锋，于袁府内室中见甄氏貌美，有意于她，后曹操闻，为纳之。”相比之下，史书的真实性明显远远高于《世说新语》，可也正是这这种富有戏剧性、极具冲突性的文学色彩浓重的故事，才会流传于当时市井民间，达到丑化曹丕、曹操的目的，达到诋毁曹氏集团的效果。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学的魅力、感染力，三曹争夺甄氏的传说，才会流传至今，被编写各种戏剧小说，甚至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父子、兄弟争夺美姬的故事，令今人每每谈起便引人遐想。

《贤嫒》第四则，“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存者。太后日： ‘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日：‘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崩，亦竞不临。”[4]《资治通鉴·魏纪》记载曹操在洛阳去世时，“是时太子在邺，军中骚动。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5]从史料记载中，可以清楚地得知，曹操在洛阳逝世，曹丕在邺。相距千余里，连穿传递噩耗都需要数天，曹丕来不及、也顾不上在曹操将死招魂之际，召幸曹操的美女们。噩耗传至邺城，曹丕的嚎哭不已，和第二天母亲有令才得以继承王位这样的记载。诚如《惑溺》主旨，下属文章都是要体现惑溺的，此时选择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而塑造出的淫乱好色、不忠不孝的曹丕形象，远比一个真实的、政权交替中谨慎处事以求掌握大权的太子更加有观赏性。

二、《世说新语》对历史时间、人物背景的模糊虚化

《世说新语》之前出现的史传不同，它既不是“编年”也不按照“国别”记事，而是按照人物品行、容止等大类分列开来。在叙事时序上来看，每一大类都是按照人物所处时代来排序的。然而这些仅仅有条一个一个同类型的小故事之间，是不存在除主题一致之外的其他关联的，每个主题内部的历史时间是确定的，而全书三十六个主题，每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单元。也就是说，当读者阅读完这个主题，转换到下个主题的时候，又被迫重新接受了下一个主题内部时间。最先读到的故事，往往不是最先发生的。在全书的接受过程中，读者的整体时间观念被不停打乱，无法成功建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绝对历史时间也就被颠倒，或者取消了。也可以说《世说新语》全本中实际上是排斥“编年体”的介入的，这从全书几乎都用现在时就可以看出。

不按照编年的记叙方式并不能成为《世说新语》真实性不足的直接证据，然而可以看出作者在世说的编写中对于时间是持主观模糊虚化，甚至是消解的态度的。与史传中“晋献公二年”等历史资料中明确的绝对历史时间相比，《世说》中“周处年少时”“王大将军年少时”“王大将军年少时”“顾荣在洛阳”等，此类对绝对历史时间做出有意识的消解，是显而易见的。时间只在体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时才有具体意义，刘义庆这种处理手法，正是现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对于时间处理的常规手法。这更使得这部作品的性质和创作意图更倾向于文学作品，而非为传世纪实而写的历史资料。

除了对于时间和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的刻意虚化之外，《世说》中还存在不少时间上的谬误。刘孝标除了对《世说》省略掉的背景资料予以补充之外，还纠正了无多谬误。例如《尤悔》第一则，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文帝以毒置诸枣蒂...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6]

史学家考证，诸王来朝的时间是黄初四年年初。曹彰“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借此塑造出的曹丕，阴狠狡诈心狠手辣，甚至不惜在母亲面前谋杀她的小儿子，其心之狠厉可窥一斑，然而我们只能将其看做是塑造曹丕负面形象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因为文中的时节与常理和现实生活中的节气明显相悖。依照农桑节气，枣树5月末期到6月中旬开花，8月末9月中才会结果，曹丕年初就来谋杀亲弟的手段还长在树上，连花还未开更难说结果了。且不说古代气温较现在寒冷，单在母亲面前谋害弟弟的做法，就实在不像“狡诈”的曹丕所行之事。刘孝标也引用了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给另外一个解释：“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绝对历史时间的模糊，不仅没有提供“现在时”的真实感，反而细节中出现的时节谬误，也直接挫伤了《世说新语》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世说新语》的立体志人之法，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实现了“写好人不必全好，写坏人未必全坏”的真实效果，撷取具有代表性的场景片段，与史书相得益彰的丰富了魏晋时期的文士形象和社会风貌。“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人书共四百余事，超过《世说》全书的三分之一”[7]，可见它作为研究魏晋历史的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作为成功的叙事文学，所提供给古今读者的审美享受，对于历史真实的冲淡与艺术真实的强化，在《世说新语》中寓于和谐统一，强化了它的文学价值。相比将其当做史料去“使用”，将其作为文学去“欣赏”才更能享受它的意趣。

参考文献：

[1]孙守让《文史互济相得益彰—<世说新语>与历史的真实性》[J].《阅读与写作》，2006（4）：4-5.

[2]法子.魏晋风度的探究—简评<世说新语>的整体研究[J].江海学报，1995（4）.

[3]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一则[M].中华书局，2011，5，1（1）.

[4]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嫒第四则[M].中华书局，2011，5，1（1）.

[5]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M].岳麓书社，2009，1，1（1）.

[6]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悔第一则[M].中华书局，2011，5，1（1）.

3.先秦著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篇三

王冕在家乡，可是个“偶像破坏者”。他曾有“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的惊世骇俗之举（陆容《菽园杂记》）， 又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宋濂《王冕传》）。而最值得玩味的是，史传与小说各自如何交待王冕最后的结局。细绎留存至今的文本，“王冕之死”极具争议，难下定论，大略言之，古今史籍不外归诸两大原因，也都各拥文献证据：其一突然暴毙，其二遇难而死。另有若明末散文家张岱溢出历史的神仙说（张岱纂《越中三不朽图赞》），则不予论列。

宋濂（1310-1381）的《王冕传》（《宋濂全集》）向来为后世所尊， 王冕“暴毙而死”不仅成为主流论述，更成为《明实录》（卷七）、《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的依据。宋氏认定朱元璋（1328-1398）曾“物色得冕，置幕府，援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由于宋濂系明初开国功臣，素负文名，他的说法遂为众人所取。但倘若比对该时的原始史料，则颇有斟酌的余地。

职是之故，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撰《王冕传》（《曝书亭集》）交代王冕晚年的下场，则与宋濂所述迥然有异。他特为表彰王冕对于朱元璋“不降其志以死者”，因别为立传，图欲上之“史馆”，希冀编纂者慎择，可见朱氏认真的态度，可惜官修《明史》终究仍本诸宋濂之说。

朱氏的质疑，无非本诸王冕的同乡徐显（生卒年不详）的说词。徐氏系王冕好友，王冕北游南归，曾告诫徐显天下将大乱，王冕遂决定南栖归隐。徐显也替王冕写了篇传记，文末说王冕遭寇（明军）挟持见“大帅”，冕慷慨晓以大义，但“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人为之具棺服敛，墓碑署曰“王先生墓”，可见犹为一介平民。徐显论赞王冕云：“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所以只能直称“元逸民”（徐显《王冕》，见《稗史集传》），而与尔后官修《明史》入列《文苑传》，显有歧出。

但在艺术再现上，王冕则别有一番意味。盖以历史人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虽仍存有大幅发挥想象的余地，但比起全然虚构的人物，多少受到时空与史实若干的制约，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若《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换言之，文学创作固然依违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却非完全受其范囿。视《儒林外史》为“稗官”文类的“闲斋老人”，便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他举《三国演义》为佐证，说道：

《三国》（演义）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葫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弒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亦具可发人深省。（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可见“文”与“史”之间的关系，并非以“虚构”与“事实”的分辨，就可以一语道尽，其辩证关系需得逐一详究。

宋濂的《王冕传》说“冕屡应进士举不中”，但在《儒林外史》里却绝口不提王冕曾屡试不中之事，刻意将其塑造成无意仕进，“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门读书”的高士。按，文学创作本不须“秉笔直书”，与史实小大出入可也。

又，王冕原以“画梅”见长，倚此闻名于世。但在《儒林外史》里却不提“梅花”，王冕改以画“荷花”见著。按，“荷花”作为象征，不外取喻释教佛本身或载道工具，但核诸王冕生平素不礼佛、敬佛，则知非其所本。只是《儒林外史》里塑造王冕画荷的寓意，应与佛教无关。作者吴敬梓较可能取材自北宋大儒周敦颐（1017-1073）的传世名文《爱莲说》（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全集》），将出淤泥而不染、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莲花，转化作君子洁净高超的象征。

王冕似曾见过明太祖，明初刘辰（1334-1412）的《国初事迹》里，载有以画梅著称的王氏，曾赴金华见太祖，太祖待之颇厚，曰：“我克绍兴，看你做知府。”（刘辰《国初事迹》）遂赐衣服遣回，并未任用。按该书类案牍之词，逐条记实，行文朴质，无所隐讳，应有所据。甚至复传有王冕曾献奇计于明军之事，告以攻城之略，却惨遭溃败，王冕得咎，遂受疏远（徐勉之《保越录》）。明人另有传言，云“洪武开国之初，所以待元绅士者极其优厚，奖其忠义而抑其顽钝、无耻者”，反讽的是，名列“忠义者”的王冕却落得如此下场：

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军前，直言而死。此又忠义者之果于自决，非为上者之不优容也。（来集之《倘湖樵书》）

此似为太祖开脱之言。诸如此类遁词，不禁启人疑窦。

相反的，宋濂并未亲见王冕，却着意为之立传，恐缘当时两军对垒（朱元璋与张士诚），王冕为该时名士，其投效与否，大有文宣价值。此外，明初另一国师刘基（1311-1375）也为王冕的《竹斋集》写过序（刘基《竹斋集序》，见寿勤泽点校《王冕集》）。一介逸士需劳得两位重要的开国文臣为其作传、写序，显得十分不简单。

疑团是：以王冕的狂傲自恃、放言无碍，遇上素轻儒生、拒听雅言且嗜杀的朱元璋，恐凶多吉少。太祖诛杀其义子亲侄朱文正（1336-1365？）的罪名，正是“亲近儒生，胸怀怨望” （吴晗《朱元璋传》；刘辰《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何况太祖毫不掩饰地径告其近臣：“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并参吴晗《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王冕处境的艰危，可想而知。

唯王冕的死因扑朔迷离，徒增后世史册纷扰，致难为其清楚定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的《诸暨县志》即反映了此一窘境，它如是记述道：

王冕，万历《绍兴府志》列《儒林》，《浙江通志》载《续高士传》列《隐逸》，《续宏简录元史》（按，此指邵远平撰《续弘简录元史类编》，共四十二卷，清康熙时期刻印）列《文翰》，《明史》列《文苑》；今录宋濂传，仍拟列《儒林》。（枕椿龄等修、楼卜瀍等纂《诸暨县志》卷二十五，清乾隆三十八年刊本）

该书采宋濂之说，故将王冕入列《儒林》，但不得不承认和其他史册的分类多有分歧。

吴敬梓则在两橛之间，借文学创作，将王冕刻画成始终如一的高逸之士，完美了其艺术形象，并超拔于历史枝节的纠缠。在《儒林外史》里，王冕最终选择躲避明朝征召，吴敬梓如此交代：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观此，作者让王冕“得病而死”，且不曾“做王参军”，在史料两相对垒的夹缝中，开拓权宜的想象空间，也实践了他将王冕形塑成“嵚崎磊落”之士的宿愿。因为王冕即使怀有经世之志，并不见得愿意投效明军，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乃是多方势力竞逐的场域，包括旧有的元朝政权、新起的张士诚（1321-1367）和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回旋其间，委实令人难以适从。其生平遭遇，为各方势力各取所需，遂呈现传闻异辞的状态。

于此，顾颉刚（1893-1980）的“古史层累说”，也可用在后世的历史人物身上，例如王冕的境遇。原先朴质的原始记述，愈到后世，愈形丰富。即使事隔多年，好事者则捕风捉影，臆想出偌多追加之词，甚至达到绘声绘影的地步，诸如明太祖与王冕生动的对谈内容（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九《山农刺时》；李西月编《张三丰集》卷二《王山农》）。

析言之，攸关王冕的生死，既存史料的分歧与矛盾，在在使得发掘历史真相难以取得定论。相形之下，反倒是《儒林外史》里的“王冕”，由于作者精心刻画，呈现了风格完整的理想形象，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盖吴敬梓所形塑的“王冕”，至能体现王冕的真精神（ethos）。王氏在晚年（乙未年，即1355年）所作《照水古梅轴》的右上方，自题《梅先生传》，即兴书写虚拟的“梅先生”，他人一望即知系王冕的自况之辞。《梅先生传》的文末，王冕借“太史公”的口吻总结道：

梅先生，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彼华腴绮丽，乌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爱慕仰，岂虚也耶！（《王冕集》）

诚如其所述，则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是否更加契合王冕的自我形象呢？果真如此，岂非印证了西哲亚里士多德（前384-322）所说的“诗比历史拥有更为普遍真实的意涵”？

4.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篇四

关键词：鸦片战争；历史；真实；虚构

一、鸦片战争在中国反侵略战争中的意义

在近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发起的战争，经济落后的一方在对抗强大侵略者时常常面对非常困难的问题，而这并不就意味着经济落后的一方必将失败，而是只要勇敢战斗和善于斗争，则必然会实现以少胜多和以弱胜强的局面。其中，美国在对越南发起战争的过程中，尚未战胜比其落后较多的对手；苏联在阿富汗发起的战争中，也难以战胜经济落后的阿富汗。通过这些典型的事例则充分说明了，战争并不仅仅只是比较经济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了众多的人力、物力等综合实力的比较。虽然，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与整个国家的大小、人口多少、自然资源条件和气候条件等众多因素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反侵略战争屡次失败，这与我国近现代社会的经济技术和武器装备落后具有较大的关联性，而究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落后，大部分执权者习惯性的妥协，害怕面对残酷的战争，从而导致在鸦片战争中反抗无法坚持到底。一个较为典型的战争事例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其战争在刚开始没得几个月，便让清军处于不利的战争局面中，其统治阶级便拒绝了主战派所提出来的持久抵抗战主张，急忙向外国侵略势力乞和，迫于接受侵略势力提出来的屈辱和约。这种现象也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社会经济技术的落后。

一部分人们主张先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再来抵抗西方侵略的观点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当年李鸿章便提出了：“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如果在尚未了解西方的先进技术之前便进行顽强反抗，则必然会出现失败的局面，而在中国尚未跟上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时，则只能够妥协屈服，这种观点只会让中国更穷、更落后。但是，要想真正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就算在确定民族独立之后，也仍然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在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则难以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其结果也就只能让半殖民的程度更加深入，而无法向近代化发展。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发起之后，林则徐就敌强我弱的社会现实情况避而不谈，并且坚决反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导致中国的变革一再被拖延。

鸦片战争抵抗的重要要求本应该是推动社会富强的重要动力，也是让当时人们更加全面、更加清楚的认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的重要途径。只有让人们充分认识了西方变革图强的必要性，才能够更加全面的认识到社会变革的重要目标。但是，在当前超级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其统治阶级的领导人并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也没有奋力反抗的愿望，只想偷得一时之安宁，而放弃抵抗。在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等人则力主强力反抗西方列强，坚持在不断反抗的过程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其中，学习先进技术与奋力反抗并不发生任何冲突，而是具有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也正是人们在长时间反侵略的斗争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才促使中华民族逐渐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际上的尊重。

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取得独立的主权，便必须坚持走不断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了这么多年来，通过自身不断努力、不断学习，大幅度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2009年，整个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33.5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位，充分论证了只有民族独立，只有不断学习，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向前发展。这也是通过鸦片战争这真实的历史事件所总结出的发展道理。

二、电影《鸦片战争》的虚构

在关于鸦片战争的电影中，大部分人物语言均体现出了个性化的追求，并且每个人也表现出独特的话语强调和语言表达方式。在电影中的林则徐都是为了禁止人们吸食鸦片而不辱使命，充分表现出了一代封疆大吏应该拥有的气度和风范。同时，不管是林则徐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言辞和历，还是琦善表现出的无可奈何的哀叹，其语言节奏不仅和谐优美，而且也表现出了参差美。通过采用丰富的语言内容和极具特色的声音之美，为塑造人物的性格创造了广阔的天地。通常情况下，在电影中的《鸦片战争》均塑造非常宏伟的场面以及磅礴的气势，通过人物塑造和历史事件的独白来提升艺术性，而这便要求观众必须以冷静、客观和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剧。

在鸦片战争历史剧的虚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紫禁城内，道光帝身后跪着七八个皇子，感觉愧对列祖列宗，而展现出热泪盈眶。这种煽情的剧情让观众常常会感到揪心，而引发对当时清王朝皇帝的怜悯。同时，在林则徐和琦善即将离世时也哀声道：“大清无救。”通过究其根本原因则会发现，中国由于封建主义统治根深蒂固，清朝政府的腐败落后是导致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而通过历史剧的虚构让观众常常会对大清情节和天朝心态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这便需要人们正确看到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

三、结 语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是清政府统治下的悲剧，也是当时国际大环境发展下的必然，其对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具有双面性，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伟壁，夏仁春.引致"鸦片战争"的叙述及理念——英国初中历史教科书透析之二[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1）：27-30.

[2]廖婉婷.百年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3）：67-70.

[3]马卫红.鸦片战争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书写变化[D].华东师范大学，2015.

5.先秦著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篇五

南海如沸，把中越关系及两国民众的互信推向风口浪尖。

说起越南这个邻邦，中国人感情复杂。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几乎长达1/4个世纪里，尚未解决自己温饱的中国人，勒紧裤带，对越南的抗法和抗美斗争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支持，并有上千名中华儿女牺牲在援越抗美的战场上。援助越南，成为一代中国人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但是此后的情势却急转直下。越方的做法让中国民众错愕惊叹、难以理解。兵戎相见在所难免，一场几乎长达十年之久的南疆保卫战，成为又一代中国人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双方关系终于正常化。人们希望淡忘那些争端和冲突的印记，然而事态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种种蛛丝马迹不断撩拨人们的神经，再次让人错愕。近两个月来，事态骤然再度变得“复杂”。历史与现实交织，两国民众心态纠结，双边关系中多了域外大国的影子。

6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北京会见了越南领导人特使、越南副外长胡春山，双方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通过谈判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加强舆论正确引导，避免出现损害两国人民友好和互信的言行……

为此，我们约请几位从事中越关系及相关研究的学者，为中越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南海争端及域外因素把把脉。

——编者手记

中国与越南“山连山，江连江”，不仅有着“龙的传人”、“龙子仙孙”的相似传说，而且越南的历史与中国紧密相关，文化、制度与中国相通、相近，连“越南”这个国名也是由中国的嘉庆皇帝确定的，近代更有过共同抗击列强侵略的战斗友谊……可是，今天在越南不少人已经不清楚这些事实了，却把防范“北方敌人”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近来更是有少数人打出了“中国邻居：躯体大，心眼坏”的标语。那么，真实的中越关系是什么？笔者先从一个美丽的传说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吧。

美丽的传说和不同的解读

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还有，从远古时代，中国就有神农氏的传说：神农所治理的“天下”范围，“南至交趾，北至幽都”，尧、舜、禹都曾南巡，到达南方的“交趾”。到了西周时代，周公制定礼乐，天下太平，连“交趾”南面一个叫“越裳氏”的部落也受到了影响，派使者不远万里来到周朝都城，献上了白色的雉，还说他们离周朝道路遥远、山川阻隔、语言不通，是经过多次辗转的翻译和艰苦的跋涉才到达的。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人眼中，这里的“交趾”、“越裳氏”都泛指南方，并不专门表明一个特定的区域，这些传说也表明从传说时代到西周，中国就与遥远的南方部族有过和平友好的联系。

越南人也自称“龙子仙孙”，也有与中国类似的神话，只是到了公元13、14世纪以后，他们才有了汉文史籍，这些史籍中说：神农氏的三世孙帝明南巡，在五岭遇到一位仙农，和她婚配，生下了禄续，后来又封禄续为王，让他治理南方，称为泾阳王。这位泾阳王管辖着“北抵洞庭，西抵巴蜀”的广大地区，他又娶了洞庭龙君的女儿，生了崇缆，继位后称为“貉龙君”。貉龙君又娶了一位叫妪姬的女子，一次生下了100个男孩，还对她说“我是龙种，你是仙种，水火相克”，难以在一起长久居住，就让这些孩子中的一半跟他去了南海，一半则随母亲去了山区。貉龙君还封长子为文郎国王，称为“雄王”，雄王时代国家分为15部，曾遭到“殷寇”的侵袭……第十八代雄王时“蜀王”吞并了“文郎国”，建立“瓯越国”，秦始皇又派兵灭了百越部族和“瓯越国”，设立了南海、桂林、象郡。

15世纪越南版本的神话，一方面把越南人认定为神农后裔、“龙子仙孙”，与中国人找到同根同种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并不轻松的“新内容”，特别是“文郎国”抵御“殷寇”，“蜀王”灭“文郎国”建“瓯越国”，秦朝灭“瓯越国”设郡县等内容。那么，这些“新内容”可信吗？19世纪，有越南官方史学家就指出，所谓“文郎国”时代“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是“侈大之辞”，蜀王的故事也是虚构的。在上个世纪时，包括越南学者在内的中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些越南传说提出了进一步质疑。人们还注意到：越南有据可查的信史不早于秦代，“文郎国”、“瓯越国”只是反映了古代雒越人原始部落时期的情况；这些“新内容”是吸收中国文献中的记述，及唐代“柳毅传书”等传说的某些内容改编而成，到了13世纪以后随着越南各王朝增强民族自尊心的需要又不断强化、丰富。人们能够理解自尊心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同时更担忧：如果把这些虚构的“新内容”当作历史事实，用来教育国民，只能让他们认为从4000多年前起越南就遭到“殷寇”、“蜀王”和秦朝的“侵略”，必须时刻防范“北方敌人”，这又如何能让中、越世代友好相处，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从郡县时代到宗藩往来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岭南后在当地设立郡县到公元10世纪，越南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这段时期被称为“北属时期”或者“郡县时代”。在这1000多年间，中国历代中原王朝和南方地方性政权（如南越）都在今天越南北部、中部地区设立郡县，派驻官吏、军队，并且推行教化，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从部落社会走向封建社会。其中，时跨秦与西汉初期的“南越国”皇帝赵佗时期教人民耕种、推广文化教育；汉代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建立学校、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三国时期士燮提倡诗、书、礼、乐等儒家文化；这些事迹都得到后来中、越史籍的肯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唐代安南都护府所统辖的今天越南北部、中部地区的经济、文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安南爱州（相当于今天越南清化省）人姜公辅考中进士，在唐德宗时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而且，“北属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不仅限于影响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而且至今影响着越南的语言、风俗、礼仪，比如现代越语中的汉越语，即汉语借词占80%，至少也有65%。

北属时期对于越南北部、中部的影响又是多方面的，一是一些官吏同内地官吏一样施行苛政，多次引发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二些当地封建主阶层深受汉文化影响，唐代后期和五代十国时期面对皇权衰弱、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割据称雄、自立为王的意识不断增强。唐朝灭亡后，这一地区就出现了豪强称雄的局面，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 越南摆脱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此后，越南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包括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0～1009年）、李朝（1010～1225年）、陈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后黎朝（1428～1788年）、西山朝（1788～1802年）和阮朝（1802～1885年）等。越南的这些王朝建立后都与中国的封建王朝确立和维持着宗藩关系，直至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越南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这些王朝的老君主崩逝、新君主即位时，往往遣使中国“求封”。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对于越南境内的王朝更替或君主更易，一般不会干预，基本上满足这些封建主的要求，派人进行册封。比如，宋朝先后在973年、993年和1010年册封丁部领（丁朝）、黎恒（前黎朝）、李公蕴（李朝）为交阯郡王，1164年又册封李天祚（李英宗）为安南国王。清朝在1666年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1789年册封推翻后黎朝的西山朝创立者阮光平为安南国王，1802年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当时，阮福映求封时表示已统治着“越裳、真腊等地方”，希望国号由“安南”改为“南越”。清廷开始时认为南越国是秦汉之际的割据政权，管辖着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中部地区，未予批准。嘉庆帝后来强调，阮福映先统治了“越裳旧地”，后又占安南全境，批准其国名为“越南”。阮福映也表示接受，该国由此改名为“越南”。二是一旦确定宗藩关系，越南君主定期派使者到中国朝贡，中国皇帝则给予高于其价值的物品作为“回赐”。比如1644～1885年，越南各王朝共派60多批使者到中国朝贡，贡品主要有金香炉、金花瓶、银盆、沉香、速香、白色土绢等。清朝的回赐物品也相对固定，总价值一般会高于贡品，其中1790年西山朝派使团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前后赏赐的物品有10000多两银子，大元宝11只，绸缎及黄马褂、蟒袍等300多匹（件），茶叶100多瓶（盒），还有诗画、各类珍稀玉器、瓷器及漆器、玻璃器、西洋钟表、奶品，甚至包括麋鹿、狐狸各两只。三是在宗藩关系前提下，中国是“天朝上国”，越南是藩属，这只是两国君主之间等级关系和文化心态上的“天朝礼治体系”的反映，并没有改变中国、越南之间国与国关系的实质，中国并不主动干预越南内政、外交事务。

在宗藩关系的前提下，中越两国总体上保持友好关系，其间也发生过冲突、战争，但除了元军入侵越南和1407～1427年间明朝在越南重设郡县外，这些冲突和战争多因越南封建主侵扰中国边境地区引起。而清王朝在1788～1789年和1885年派军入越，则是特定背景下应越南统治者邀请、慎重考虑后派出的，很快又撤回国内。

近代以来的并肩战斗

1885年以后的60年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越关系的重大事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法两国通过谈判划定了中越两国的边界，从整体情况来看，这次划定的陆路边界基本符合中越边界的历史沿革，以条约文化的形式第一次认定了大多数疆土的归属与管辖，从而客观上法定了中越陆路边界，使之成为中越两国维持和稳定陆路边界的基础。

6.艺术创作与真实表现的完美统一 篇六

关键词：主旋律 历史题材 真实性 艺术创作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通过一位跟随周恩来前往调研的摄影师的视角来讲述周总理在伯延四个昼夜的故事。这一展现历史记忆的手法非常独特，同时也使影片具备了很强的历史感。影片以领袖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为精神切入点，紧紧抓住周恩来通过调查研究后决定停办公社大食堂，以解决群众挨饿问题为中心，没有令人目眩的特技，没有绚丽的场景，但整部电影却在不着痕迹的细节处理中，将总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形象表现得感人至深，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上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独具匠心艺术运用还原历史真实

在如今电影制作技术不断提升，带给观众视听上的冲击的同时，现代电影观众对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感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对于历史题材的影片更是如此。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源于李栓庆所著的《周恩来总理视察伯延纪实》，在其中明确记录了周总理在伯延4天的行程事件。4天中，总理先后召开7次座谈会，其中有记录可查的4次。导演陈力介绍，影片中80%的细节都是真实的，为了再现这些真实，片中多数群众演员都是伯延当地群众。同时，在道具的选择上也多使用当年用过原物，如片巾的椅子就是周总理当年坐过的。

“平波秋水，狂澜深藏”。影片不仅是简简单单地还原历史，而是按照电影艺术创作规律，大胆进行艺术加工和取舍，增加了合理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把历史和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片中，无论是对环境、氛围的营造渲染，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都是从艺术审美的高度出发，经过精心构思和打磨的结果。这样的叙事手法，不仅增加了影片的纪实性、历史感，还对影片的叙事节奏起到巧妙的调整作用，将宏大的叙事方式和博大情怀，都悄无声息地化解为貌似细碎、实则连贯的摄影镜头语言。摄影师的目光犹如一根线，串起了一颗颗珍珠，而其中运用了画外音叙述，摄影镜头的拍摄画面定格，黑白胶片与彩色画面交换，更是让这串珍珠发出别样的光彩，真实地再现了无比沉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下的百姓生活。

巧妙安排矛盾冲突凸显情节真实

20年代后期，著名前苏联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等人提出了“理性电影”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影片使抽象思维具有实践的活力，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创作者对情节矛盾冲突与戏剧性的忽视。

戏剧冲突，来源于拉丁文conflitus，可译为分歧、争斗、冲突等等。戏剧要在一定时空中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有强烈而富有表现力的戏剧冲突，没有这些矛盾冲突也就谈不上戏剧。反观电影也是如此。现代电影的核心观念是对观众心理的揣摩和把握。那么，就必须创造出吸引他们的元素，需要创造强烈的矛盾冲突。

戏剧矛盾冲突一般包括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时还有尾声）等几部分构成。作为一个历史题材的电影故事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又是如何表现艺术冲突的呢？导演将故事浓缩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环境里：地点，一个村子，时间，四个昼夜。在这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中，导演在矛盾冲突的设置和分寸把握上是颇费苦心的。影片开始不久，就凸显了矛盾，公社主任郭凤林准备了一顿丰富的中餐，当周总理看见餐桌上摆着红烧肉、炒鸡蛋，一只刚要迈进食堂门槛的脚收了回来，“毛主席已有好久没有吃肉了”，他转身去食堂查看锅里煮的是什么。简单的一句话制造了当时社会的困难和现实丰富午餐的矛盾冲突，周恩来的一转身转出了群众吃树叶喝菜汤，可对他的招待却如此奢侈的矛盾冲突。随后，社领导郭凤林“好心”说假话，关押的“落后分子”牢骚话、郭凤林不让老父亲去见总理、封锁消息等等，都构成了一个个矛盾冲突的对立面。而矛盾最终达到高潮是周总理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平日老实巴交的张二廷在座谈会上“放了炮”，随后，“落后分子”坦诚直言，占小便宜的村干部磕头认错，郭凤林潸然泪下猛然痛陈自己错误……导演将诸多矛盾的冲突在一个时间点同时爆发出来，完成了戏剧冲突中开端、发展、高潮，其完整的戏剧化艺术处理，凸显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真实。

立意巧妙节奏把握再现历史风貌

节奏是影视的“呼吸”，是影视情节的脉搏，是镜头运动强度和速度所构成的强弱快慢的总和。电影节奏的构成元素和手段较之其它艺术门类更为复杂，更难驾驭，也更加无限。前苏联导演普多夫金认为：节奏是一种从情绪方面来感动观众的手段。导演使用这种节奏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刺激观众，或者是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如果在节奏上恰到好处、会使那些在想象中和画面上并无特殊之处的孤立的素材产生无穷的魅力。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大量采用了相同场景相同人物，但事件结果的不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前后呼应，使得观众对影片主题内容的理解更加深刻、强烈。如：在影片一开始，数辆吉普车摇晃着开往乡间的小道上激起一片尘烟。一位负责“放哨”的伯延村村民看到此景，一溜小跑奔向街道上空无一人的村里，高喊着“来了、来了”。影片结尾，同样的吉普车、“放哨”村民喊着“来了，来了”。但街道上涌满了不舍总理离去的人群，他们一个个噙着热泪，争先和总理拉着手，说着一句话“还来啊！”

来伯延的第一天，总理在村民做饭的时间登上山坡，寒冬中的村落一片萧瑟。在伯延的第四天，周总理与毛主席通话，向大家宣布：“大食堂还要不要办下去，要伯延人民自己说了算！”总理又登上了山坡，镜头中各家各户升起了袅袅炊烟，整个村庄恢复了勃勃生机。

当连弟奶奶卖掉自己寿材换取面粉给总理做拽面，将拽面放在村里食堂同一个桌子上时，总理知道后，叮嘱工作人员用自己的工资把连弟奶奶的寿材赎回，毫不犹豫地迈过门槛，开心地吃下了这碗拽面。这伯延村民的一接一送，食堂的一收一进两迈门槛，两上坡地俯览全村面貌……像这样的场景的重复出现，这不仅增加了影片的纪实性、历史感，还对影片的叙事节奏起到巧妙的调整作用，将整个影片的内容，都悄无声息地化解为貌似细碎、实则连贯的摄影镜头语言，形成了影像叙事的节奏，将情绪、氛围、气势等积蓄酝酿得十足。

似水柔情升华提升主题内涵

在许多艺术创作上，伟人形象似乎都是以俯视的角度来拍摄的。然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却是将总理放人普通群众中，使之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同劳作，一同生活，一同学习，始终将镜头聚焦在领袖人物与普通百姓间零距离的接触以及他们用真心换真心的坦诚交流对话上。影片以情立笔、以情结撰、以情贯注、以情润饰，洋溢出的浓浓情感无处不在地感染着观众。

影片用很多细微的“小事”来表现周恩来对群众的关怀之情，使人物不是突兀于群众之上超群绝伦的伟人，而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经过小学时，总理发现汪老师正光着浮肿的脚给孩子上课，他俯下身帮汪老师穿上鞋。总理白天下地与村民们下田插秧，下地时把农村大婶端给自己的清水倒回去一大半等等，无不深深地体现出总理对人民的深情。这些镜头的运用，把一代领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溶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之中，感人至深。

影片多角度对人物情感进行塑造，使整部影片充满了人性的光彩。在伯延调研的一个夜里，邓颖超看到周恩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吃力地看着材料，拿出新配的眼镜，告诉丈夫，新配的眼镜又加了50度。周恩来带上眼镜后开玩笑说，要不是看材料还舍不得拿出来吧。他深情地看着邓颖超：来伯延这些天，也没关心你……短短的几分钟，几句平平淡淡的对话，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彼此尊重、关心，将这对革命夫妻的伉俪情深展现在观众眼前，让人倍感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