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作文

陈嘉庚的作文（11篇）

1.陈嘉庚的作文 篇一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我和妈妈漫步在美丽的厦大校园中，经过陈嘉庚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了您的铜像，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拄着拐杖，身上西装革履，面容安详，眼光坚定，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厦大学子。我问妈妈：“他是谁呢?”妈妈回答：“他是我们的校主。”校主?回到家后，禁不住好奇心的我马上查了资料，“校主”的意思是学校的创办人，原来您是著名的厦门大学的创办人哪!

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我了解到年轻时的您诚信经商。您在父亲的米店工作了很久，后来米店因为欠债而停业。当时新加坡有个规定，就是“父债子免还”，可是您还是坚持要还清这笔债务。在您苦苦奋斗之下，4年后，您终于有了些盈利，我仿佛看到您四处奔波，寻找债主的身影，债务人苦苦寻找债主，这是一幅多么奇妙而感人的场景啊!父亲的债务就此全部还清了，您也在业界树立起了良好的信誉。您讲究“诚信”二字，因此获得了许多人的信任，人们都愿意跟您做生意。您诚信的商誉，使得您在家业衰败后跻身百万富翁。

您致富后第一个想到的是兴资办学。本来，集美只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学校，没有图书馆，没有医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不能上学，女孩儿不能学习，只能在家织布、干农活，生一个病还要跑老远去请郎中……于是，您回国后，就大力创办了各种学校、医院、图书馆等，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起了集美学村，空气中飘来的不仅是海的气息了，还有孩子们的笑声和朗朗的读书声。在19，您又创办了厦门大学，独力维持了，后来因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我仿佛看到您焦虑的神情，听见了您长长的叹息，但是您毅然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您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您虽然富可敌国，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您的住宅，狭小昏暗，您的家具，十分古老，您的衣服，都打上了补丁。晚年，您为自己的伙食标准定在每天五毛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您说：“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这句话我将一生铭记。

原来，我去厦大只是单纯的玩，现在，每当我经过厦大的时候，一股对您的敬佩之情就油然而生。先生诚信坚毅，爱国爱乡，热衷教育，勤俭节约，毛主席说您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的，您的确是我心中的一面旗帜，您精神的光辉将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

2.陈嘉庚的作文 篇二

一、陈嘉庚的兴学之路

年轻时期的陈嘉庚就希望用他并不多的储蓄来兴建一所能让孩子们读书的学校, 为此, 陈嘉庚于1895年兴办了第一所学校, 并取名为“惕斋学塾”, 这也就成为其中国教育实践的开端。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间, 陈嘉庚先后捐助了阳翟小学和创办了道南学堂。1912年, 陈嘉庚归国后开始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教育必须走兴办新的学科的道路, 这就需要创建一个集国语、数学、自然、音乐、体育等于一体的新式学校。为此, 陈嘉庚于1913年创办了集美学校, 其创办新学的实践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 陈嘉庚在自己的家乡大胆筹办师范和女子学校,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陈嘉庚的思想与实践可谓是中国教育界的先行者。同时, 为了能够让每个女孩能上学, 陈嘉庚还特别给每个女孩每月两元的生活补助, 陈嘉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开创了中国女子上学的教育新风。1919年, 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开办了新的学科, 如航海教育、女子师范、储蓄银行、幼稚师范等[1]79—80。同年4月, 陈嘉庚将自己部分海外资产寄回国内用来兴办教育, 6月份陈嘉庚回国后将自己的全部积蓄用来兴办厦门大学, 并将其建造为中国南方最强大学之一。为了降低成本, 陈嘉庚亲自购置原材料和雇佣工人, 并亲自设计图纸。在教学设备上, 陈嘉庚更是不惜巨资来购置, 并高薪聘请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来担任教授。经过三年的辛苦与努力, 1921年4月份, 厦门大学正式招收学生就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陈嘉庚主张厦门大学的办学理念是“民主、科学”, 并对各种新思想和知识采用兼容并蓄的方针, 他允许师生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进行研究, 同时允许各个流派的学者到学校进行讲演, 如当时的著名学者鲁迅、黄炎培、蔡元培等。在当时很短的时间里, 厦门大学就成为福建民主的平台和堡垒, 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活动很早就在厦门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中国解放后, 陈嘉庚虽然年事已高, 但他还是将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集美学校的修复与扩建上, 特别在对厦门大学的建设上, 真可谓是鞠躬尽瘁。陈嘉庚一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人们称陈嘉庚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光辉, 1987年8月, 国家专门设立了“陈嘉庚奖”, 以缅怀这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实践一生的功臣。

二、师范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师范教育优先”是陈嘉庚先生的一贯思想, 同时他也努力创办厦门大学附属的高等师范学校。陈嘉庚始终认为中国的落后现实需要教育, 因此就需要更多的师资队伍来教育国民, 以改变中国的现状。为此, 陈嘉庚亲自考察了福建的师范教育情况, 并寻找师范教育的道路。当他考察得到福州闽垣师范学校中没有穷人入学资格后, 十分痛惜, 认为该校所招收的学生均来自富家子弟, 在校学习期间懒惰成性, 只希望能拿到文凭, 所以很难胜任教师这一天职, 所以师资缺乏也是必然的。1918年3月, 经过艰难的创建和教师聘任工作, 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终于开学了, 其在招生方面, 尤其根据实际来选拔教师, 并详细查询教师的履历, 严格考试。陈嘉庚不仅在思想上坚持师范优先的理念, 而且在其教育实践中, 陈嘉庚也坚决贯彻这一思想[2]27—31。在创办集美学校过程中, 陈嘉庚首先开设了师范班, 同时厦门大学的创办过程中也是首先设立的师范与商学两部类。为了保证师范生的质量与要求, 陈嘉庚特别给了师范生更加优厚的待遇, 无论是在伙食、学费, 甚至蚊帐都由学校提供。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陈嘉庚还重金聘请了校长和教师, 然而在其聘请教职员的实践中, 陈嘉庚认识到当时中国中等教育老师的缺乏, 这也更加坚定了其创办高等教育、培育教师的决心。

陈嘉庚在其创办多层次的教育实践中, 充分展现了其作为一位成功企业家的做事风格, 兴办教育最需要的是资金的支持, 而陈嘉庚却认为兴办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选拔优秀教师, 教师是学校办好与办坏的关键, 没有好的教师就不会有学校好的发展。兴办中等师范教育是陈嘉庚开始兴办教育的重要基础, 陈嘉庚当时了解到私塾教育的局限性, 就在同安县创办了师范讲习班, 并希望培养出来的师范生能够发展中国教育和改善社会[3]241—255。陈嘉庚创办中等师范的主要目的是让教育惠及百姓, 并能满足当时福建教育的需要。为了能够普及小学教育师资的需要, 陈嘉庚修改了招生简章, 实现了全省招生, 指标按照区县分配, 并经过严格的招生与把关, 兼顾了人口数量的需要, 同时也保障了生源的质量。创办集美师范让陈嘉庚深感当时中国高等师范人才的缺失, 为此他创办了厦门大学。同时, 陈嘉庚也为南洋华侨的子弟创办了华侨师范, 并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1941年, 陈嘉庚正式创办了南侨师范学校, 成为海外华侨爱国受教育的阵地。陈嘉庚在其办学60年的历程中, 无不体现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 并能从中深刻体会到其“诚毅”精神, 他的师范教育办学实践中创立的集美师范、女子师范、南侨师范、厦门大学师范部等等师范院校是陈嘉庚兴办师范教育的重要丰碑, 为中国的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师资队伍建设的实践

陈嘉庚在其兴办教育过程中, 深刻认识到了师资队伍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性, 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师资队伍管理体系。在创办集美学校初期, 陈嘉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当时师资队伍严重缺乏, 陈嘉庚为此而焦虑不安, 在其创办的前三年时间内, 师资的缺乏令他费尽了精力。同时, 三次更换校长的经历让陈嘉庚认识到作为一名校长, 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 而且还要有高尚的品德, 尤其是能够真心实意地为学校的发展而出谋划策。陈嘉庚为此建立校长负责制, 将管理学校的“职、权、责”完全交给校长负责, 并充分尊重和信任其能力。同时, 陈嘉庚还在高校里专设了会议制, 明确了权限。陈嘉庚将师资建设作为其教育实践的前提和基础。首先, 陈嘉庚自力更生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 为了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 他创办了集美学校;其次, 陈嘉庚选送并资助毕业生留学, 以便他们归国后能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带来良好的风气;最后, 陈嘉庚不惜重金从国内外聘请优秀教师和专家, 这在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为学校师资队伍的合理建设、素质提高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4]180—181。为了鼓励教师能在学校安心工作, 陈嘉庚从身心上对教师进行了安抚, 并制定了物质奖励制度, 尤其是对那些有特殊贡献的教师, 更是在物质和精神上进行奖励。陈嘉庚坚持“事业留人”的师资队伍建设理念, 通过制度和措施来鼓励教师做事业, 尽力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生活环境。

陈嘉庚非常重视学校的管理工作, 不但他本人亲自过问学校管理工作, 而且他还亲派其弟弟陈敬贤负责学校建设方面的管理工作。并建立了“校长—校董会—各校校长”的组织架构, 对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这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使得陈嘉庚兴办的学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陈嘉庚还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对学校的管理, 如:受三次学潮的影响, 陈嘉庚提出“改部为校”的管理模式, 并制定了新章程, 以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民办学校的管理上, 陈嘉庚严格遵守依法办校的原则, 强调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创新性, 并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落到师资队伍管理上。陈嘉庚非常重视教师的主体地位的发挥, 围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开展学校管理工作。在办学方式上, 陈嘉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办学, 并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 真正做到办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逐步向科学化、制度化和量化管理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还是在行政、教学、人事、财务等方面的管理中, 都能引入和推广现代的管理学思想和方法。陈嘉庚的教育实践为中国教育发展及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白薇.矢志教育民族光辉[J].中国科技奖励, 2011 (8) .

[2]上官林武.陈嘉庚师范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 2011 (4) .

[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 1998.

3.助学兴学的陈嘉庚 篇三

陈嘉庚不是学者，甚至还谈不上文人。他既非出身书香世家，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9岁上私塾，17岁即辍学南下新加坡。在这期间，陈嘉庚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年纪稍长便学《四书集注》。另外，他还熟读《三国演义》和一些通俗史书。这些经史读物传递出的入世精神与传统的美德，在少年陈嘉庚心里播下一颗热爱祖国的种子，使他在之后的岁月中一直以忠于祖国作为人生的信条。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陈嘉庚读书虽未破万卷，行路却远迢万里。闯荡南洋数十载，洋人的专横跋扈与华人的忍气吞声深深刺痛他的心。作为一位爱国华侨，他一边经营实业，一边积极投身到爱国救民的事业当中去。他参加过同盟会，资助过孙中山；国内受灾，他带头捐款赈济；抗战期间，他组织华侨筹钱筹物支援国家，又创建报刊为抗战摇旗呐喊；内战期间，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陈嘉庚怀着一腔赤诚，在大陆与南洋之间奔波数十载，其心可鉴日月。

在旧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努力探索着，许多人以创办实业为图存之路。而作为实业家的陈嘉庚，由于一直以自己中道辍学而深感遗憾，再加上多年在外打拼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这让他更加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因此，陈嘉庚 20岁时，就倾囊捐建学塾；37岁时，他被推举为新加坡道南学堂总理，便向闽侨募捐5万多元建筑校舍，自此开始大规模助学兴学，坚定地走教育救国的道路，至死方辍。

在陈嘉庚捐建的众多学校中，他投入最多的是厦门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担负起这两所学校的所有经费，为此他省吃节用，甚至不惜破产。据统计，陈嘉庚一生助学的费用超过一亿美元，几乎倾注他的全部财产。由于陈嘉庚心怀天下，心忧国家，在他的努力下，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实现“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夙愿，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和当仁不让的教育家。

4.厦门嘉庚精神作文 篇四

今天我就和爸爸来到了陈嘉庚先生的纪念馆，近距离的感受这位伟人的传奇一生。纪念馆挂着一幅他的照片，和蔼可亲的笑容，英俊洒脱的容貌，让我肃然起敬。

在这里我了解到陈嘉庚先生于1874年10月21日在厦门集美出生，在贫穷的家乡度过了童年。十七岁的陈嘉庚先生，就去新加坡经商，曾开办过30多家工厂，100多家商店。而且在南洋开阔的橡胶工厂，制造的一系列的皮具，被誉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经过他辛勤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财富。但他并不有像有些人，开始去享受财富带来的优越生活，而是心系祖国的建设发展，他觉得“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从19起，陈嘉庚先生在海内、外创造资助了百所学校上亿美元，并带领身边的亲人朋友出资建造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在建设的过程中，陈嘉庚先克服的无数的困难，并亲自监督工程质量，被誉为“总工程师”，建造并担任了第一任校长，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两座美丽而知名的高等学府。

在集美的`陈嘉庚公园里，陈列着他生前用的一些生活用品，每一件物品，都是及其普通。这说明他本人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却把自已的财产全部用在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上来。有很多人为了自已的梦想和事业，费尽了财产。但为了造福后人，兴学而花光了财产的人，除了陈嘉庚先生，几乎找不到第二人。他就是这样一位无私、爱国、爱家乡的伟人

5.关于陈嘉庚的事迹 篇五

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2.兴学动机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和爱国情怀，可以从如下他在19“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得到反映：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按：“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

3.创办学校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4.筹措校费

19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5.海外办学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6.教育思想

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7.生活简朴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6.我最敬佩的人——陈嘉庚 篇六

我的爷爷今年七十一岁，一脸笑容，灰色的头发中带着几丝银灰，看上去显得格外有学问。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久前的一天，爷爷突然一脸认真地让我教他英语。“啊?”我惊讶地叫起来。“不行吗?”爷爷问。“行，行。”我似乎有些尴尬。于是，每天我做完作业后，都要教爷爷英语。

第一天：“苹果”的英语是“啊剖”，结果被爷爷读成了“啊坡”。“哈、哈、哈、哈。”我捂着肚子大笑，半天说不出话来。“怎么了，有错吗?”爷爷疑惑不解地问。“没没有。”我使劲忍住没笑出声来。半个月过去了，每天早晨，只要一起床，就能听见爷爷大声朗读我三年级上册英语书的声音。只要一看见家里人起床，就会用英语跟我们说“Goodmorning(早上好)。”家里人不懂英语的就点点头。懂英语的就回复他一句“Goodmorning(早上好)。”每次我作业做完了，爷爷就拿着英语书问我这个怎么读，那个怎么读。近期，爷爷还看我的英语课堂作业本，一遇到不会的就来问我，我都有点不耐烦了。于是，我说：“本王先借你一本查英语单词的词典，你有不会的就问它吧，省得妨碍我做作业!”“喔，谢谢。”爷爷用感激的口吻和我说。

很快，爷爷的英语已经“出口成章”了。有一次，我们去西湖边玩，碰到一名老外问路，爷爷就用英语和他交流，当时我和妈妈都惊呆了。这还是我家的爷爷吗?想想从三个月前的“啊坡”到现在的“出口成章”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爷爷，您简直是我心目中的神啊!

7.陈嘉庚的作文 篇七

一、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的意义

文物是博物馆中的核心元素, 是陈列、保管、宣教、研究等一切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 而文物征集工作由于是博物馆获得文物的重要途径之一, 是丰富馆藏展品、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可以说文物征集工作是博物馆各项工作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它对于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文物是博物馆开展一切业务工作的基础, 离开了文物, 一切博物馆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如此, 一个博物馆所藏文物的数量、质量和其研究水平及利用的效率, 又是衡量一所博物馆发展的规模、价值、地位、知名度等总体水平的标志。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及各个方面的因素, 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相应的加强。随着时间推移, 从整体上看, 文物的数量逐年呈积累增加的态势, 但是文物的质量和其系统性、文物的特色和利用性却被忽视, 致使博物馆的文物陈列体系显得单薄脆弱, 发展势头不旺。鉴于此, 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亟需每个文博部门的工作者立足现在, 着眼长远, 高度重视文物征集工作, 周密谋划, 制定切实可行的征集计划和措施, 加大征集力度, 尽可能地征集更多的文物, 保护稍纵即逝的文化遗产。

二、文物征集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各类博物馆 (纪念馆、陈列馆) 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 数量的增长速度达到惊人的程度, 博物馆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就福建地区来说, 与华人华侨专题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主要有华侨博物院、陈嘉庚纪念馆、泉州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晋江市博物馆等等。但在博物馆的业务方面, 尤其是文物征集方面, 全国各地部分博物馆有时缺乏较强的针对性, 征集工作显现出一定的盲目性, 不能根据博物馆的陈列性质与特点来界定征集文物的范围, 有时一件文物, 几个博物馆互抢征集, 结果面面俱到, 却缺乏自身的特点, 使文物系统性和完整性难以体现。这样不但给博物馆的陈列研究带来诸多的不利, 而且也给保管工作带来了许多负担, 既浪费了经费又占用库房资源, 因而有针对性的文物征集工作越发显得重要了。对于针对性, 第一要求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必须要建立在博物馆性质明确的基础上, 这就要求每一座博物馆从它诞生的时候起, 就必须对其所处区域内的文物特色与风貌认知和研究, 在此基础上确定本馆的业务性质与今后的发展前景;第二要求博物馆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特别要考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来确定征集文物的宗旨, 界定文物的征集范围。关于此方面, 陈嘉庚纪念馆自开馆之日起, 就以明确的定位, 即社会历史名人类纪念馆, 以“嘉庚精神”为核心, 围绕着“侨”字出发, 大力宣传嘉庚精神, 凝聚侨心, 发挥侨力。为此, 该馆有针对性地征集文物, 其中就包括南侨机工的文物。所谓南侨机工, 基本由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组成, 共3 000多人, 分别由前后约9批回国支援抗战, 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39年, 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 中国沿海港口均被侵华日军封锁之时, 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对外的唯一国际通道。当时, 国际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都要利用这条公路输送。在急需大批汽车司机与机修人员之际, 在新加坡的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 仅数月之间就有9批3 000多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参加战争,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也是陈嘉庚先生政治生涯中巨大号召力的一个体现。因此, 征集南侨机工相关文物对陈嘉庚纪念馆而言具有深刻意义。由此看出, 只有博物馆确定了征集文物工作的针对性之后, 才能彻底摆脱征集文物工作的盲目性。

另外, 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还应具备较强的科学性, 这要求博物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出科学的文物征集方案, 并成立文物征集机构来实施此方案。征集工作的任务, 首先在于满足和补充基本陈列的需要。同时, 也要积累供专题研究和系统研究用的文物资料及标本。由此, 文物征集工作者一方面需要立足自身的馆藏情况;另一方面需要考虑文物藏品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完整性, 合理地制定出符合博物馆性质、特点要求的文物征集方案。此外, 文物征集组还需要结合文物的建档工作, 掌握本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陈列的重点及发展方向, 从而制定出科学的征集文物方案, 确保文物征集工作真正体现针对性与科学性。总之, 文物征集工作需要对象具体、重点突出、线索可靠, 人力时间和路线要安排合理, 才能使征集工作有条不紊, 切实而有成效。

三、文物征集渠道

文博工作中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合理灵活地运用文物政策法规, 在文物征集中实现社会互动, 拓展文物征集的途径。如今, 各博物馆征集藏品的传统方式尽管因面临挑战而有所调整或改变, 但在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上, 采取征集、移交、收购、捐献和馆际交流等手段和措施, 仍然不失为较好的选择。

(一) 开展文物的征集调查。

这是文物征集工作的第一个环节。开展征集调查, 就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查摸底, 以便从中发现线索和掌握有效资讯, 然后有的放矢地登门造访, 动员群众捐赠、捐献或进行有偿收购。为了完善藏品体系和填补藏品空白, 有的博物馆还组织专题调查征集。比如, 陈嘉庚纪念馆持续关注南侨机工及其后裔的动向, 曾调集馆内相当部分人力及社会团体的力量, 通过寻访各地专家、政府部门侨联、南侨机工后裔团社团组织及通过媒体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文物征集摸底调查, 获得南侨机工及其后裔的大致分布情况及可能的文物征集情况。

(二) 努力争取各级领导对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视。。

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相关部门的支持是文博部门做好文物征集工作的前提, 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文博单位要积极主动地向上级党委和政府领导汇报工作, 宣传文物保护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 引起他们的关注重视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将博物馆文物征集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这样更能保证文物征集工作的经费来源。此外, 博物馆要由主要领导负责, 组织文物征集和保管专业人员为主的文物征集机构, 明确任务, 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由此, 内外兼顾, 为文物征集渠道开辟得更为畅通做好铺垫。

(三) 通过多种手段进行广泛宣传, 营造全民支持文物征集工作的良好氛围。

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普及, , 是做好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21世纪发展至今天, 多媒体的发展已经成为文博部门在布展陈列、文物征集、文物保护、开展宣传的最佳帮手。媒体宣传具有涵盖内容广泛、传播迅速等特点, 博物馆利用媒体宣传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 而且也能为自己更好地开展文物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 博物馆应充分利用新形势下的媒体优势进行自身宣传, 让社会了解博物馆, 理解文物工作, 关注文物工作, 从而调动社会各界人士捐赠文物的热情。此外, 博物馆或文博单位还可举办各种宣传活动, 如“热爱祖国文物宣传周”、“5·18国际博物馆日”、“世界和祖国文化遗产保护日”等, 向全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开展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普及文物鉴赏、收藏保护的基本知识, 提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爱护文物、保护文物的自觉性, 唤起全民保护文物的责任意识。

(四) 接受社会的文物捐赠。

博物馆接受机关团体或私人的捐赠, 是藏品征集的一条重要途径, 也是博物馆最为实惠的文物来源方式。博物馆大多资金不足, 捐赠既可以丰富馆藏, 又节约了征集资金, 两全其美。文物捐赠是指文物收藏人自愿将其合法持有的文物无偿捐赠给博物馆。向博物馆捐赠文物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 同时也把捐赠视作文物的最好归宿, 因而将自己的私人珍藏慷慨地无偿捐赠给博物馆。于此同时, 博物馆应根据捐赠者捐献文物的价值给予适当的物质或精神鼓励, 例如颁发《捐赠证书》等对捐赠人表示肯定。为鼓励捐赠, 博物馆应当尊重并按照捐赠人的意愿, 对捐赠的文物妥善收藏、保管和展示, 同时要根据有关规定精心做好捐赠文物的研究、出版等相关服务工作。例如, 陈嘉庚纪念馆多次接受南侨机工后裔所捐赠的珍贵文物, 2010年7月, 陈嘉庚纪念馆派员赴云南拜访南侨机工后裔团, 并征集到了包括南侨机工吴在炎指画、廖平军用帆布包、马来亚司机搪瓷臂章等在内共7件珍贵文物, 进一步丰富馆藏。这些珍贵文物是南侨机工后裔团不辞劳苦到南侨机工家中征集而来的。另外,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1套陈旧的修车工具, 总共28件。这是2011年南侨机工后裔马铸华的女儿马淑霞女士捐赠给陈嘉庚纪念馆的珍贵文物。南侨机工后裔将先辈留下的珍贵纪念物慷慨捐出的高尚行为, 令人敬佩和感激。为肯定和鼓励这些捐赠人, 陈嘉庚纪念馆专门为其颁发捐赠证书, 并建立专门的文物捐献档案, 在陈列展览时署明文物捐献者名字等等。通过这种宣传和征集方式,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五) 文物的收购和征购。

收购, 是指博物馆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 购得私人收藏和拍卖的文物、标本。目前, 私人收藏队伍日益扩大, 有的设地摊, 有的设工艺品专卖店, 大多数的传世文物和社会流散文物通过多种渠道流入私人手中, 在他们之间, 不乏有各种类别的收、售者, 这些也都是博物馆文物来源的渠道之一。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物征集的有效方式。为了征集到特定的珍贵文物, 陈嘉庚纪念馆有时也以收购的形式进行文物征集, 例如2010年8月, 陈嘉庚纪念馆曾以重金, 派专员赴福州从个人收藏者手上购得1本留有陈嘉庚先生赠送给集美学校图书馆的亲笔字迹的图书《大战与南侨》, 上面写有“集美学校图书馆存览陈嘉庚赠”字样。依托此途径, 陈嘉庚纪念馆有效地征集到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

(六) 馆际的流通和交换。

各博物馆由于征集文物所处的地域、时间不同, 各有所侧重, 为了彼此支持、取余补缺和互通有无, 以馆际交换为手段积累藏品, 也是藏品征集和资源整合的最佳途径。这样做, 既能够使藏品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又有利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接受移交是征集文物的又一项主要来源。因各馆建立的时间不同, 年代久的馆舍如华侨博物院, 其保存的物品丰富, 有些与陈嘉庚或者华人的文物相关还是重复、相似的文物。这时较为新兴的纪念馆如陈嘉庚纪念馆就可以跟之沟通, 争取办理相关文物的移交。

综上所述, 博物馆应高度重视文物征集工作, 根据自身的特点, 不断地研究和总结文物征集工作的经验与方法, 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手段, 做好文物藏品的调查征集工作, 收藏好、保管好和对外陈列大量的文物, 展现文物的自身价值和作用。相信日臻完善的文物征集工作一定会促进文博事业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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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丽娟.试谈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渠道[J].大庆社会科学, 2009.2

[3] .刘庆礼.加强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刍议[J].商业文化, 2009.10

[4] .程薇薇.任青.孙中山纪念馆文物征集工作[J].档案建设之文化长廊, 2012.6

8.陈嘉庚的作文 篇八

为这样的大事件奔走呼号的有识之士很多，归国定居后的陈嘉庚，就是其中一个。本文记叙的，就是他积极争取福建铁路能够“上马”并亲自参与设计厦门海堤的故事。

在家乡兴建铁路，既是福建全省人民多年来的梦想，也是福建华侨数十年来的愿望。清末，清政府曾派闽人阁学陈宝琛到新加坡征集修筑铁路资金，南洋闽侨纷纷投资，很快就集资200万大洋。岂料这笔巨款投下去，只修了一段从漳州到厦门岛对岸嵩屿的铁路即漳厦铁路，长仅50公里；而且火车开起来跟牛车的速度差不多，乘客的斗笠掉出车窗外，可以跳下车去捡，捡到之后再追上来还可以爬上车。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火车，在当时也成了你争我夺的“大肥肉”，营私舞弊，盗窃器材，什么名堂都有。两三年后，200万大洋全部花光时，车头、车厢、器材也被盗卖一光。最后连路轨都被拆毁。自此，南洋华侨对投资修铁路便视如畏途，政府也无力再修筑。直到1949年，福建仍没有一寸铁路。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侨乡福建怎能没有铁路呢？作为华侨首席代表的陈嘉庚，便首先站出来为福建争取铁路了。

为修筑福建铁路

两次致信毛主席

1950年6月，陈嘉庚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特地拜访了铁道部长滕代远，提出修筑福建铁路的建议，得到支持。于是，他便将此事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大会审议，经多方努力，最后获得通过。

1951年，中央铁道部派员到福建进行勘察，提出3条选线方案。福建省委即派副省长梁灵光和统战部长张兆汉带着方案到集美，由梁灵光将西线、中线和东线的地形、地质、矿产、气候、水文、植被、人口、政区、经济等概况以及3个方案的优缺点，向陈嘉庚作了介绍。陈嘉庚听取后审阅了草图，指出3条线路以中线为最佳。意见汇报到中央，得到采纳。方案虽然有了，但要动工兴建，还需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是筑路资金。陈嘉庚时常和铁道部联系，一年转眼过去了，却一直未见动静。

看来单找铁道部还不能解决问题。

经再三考虑，陈嘉庚于1952年5月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道：

福建无铁路交通，如人身血脉麻痹，关系民生至为重大，困苦难以言喻，尤以闽西为甚。五反后国基更巩固，万祈主席迅令开办，不但造福闽民，亦适应海外数百万闽侨之企盼。

毛主席接到这封信，立即批道：

陈嘉庚来信，要修铁路。

刘、周、朱、陈云同志阅，退，毛。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主管财政经济的陈云副总理阅毕陈嘉庚的信后，结合制订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研究，感到有些困难。毛主席听取他们汇报后，提出拟议中的株洲到他家乡韶山的铁路暂缓修建，以保证福建铁路上马。这可是中央领导对福建的莫大照顾。

虽则如此，但因建国伊始，财力有限，中央计划先从浙赣线通过的、靠近福建西北的江西鹰潭为起点，把铁路修进闽北，以后再逐步延伸到厦门。

陈嘉庚获悉这情况，十分焦急，担心闽西、闽南通火车遥遥无期。他赶紧再找滕代远部长和主持华东六省工作的陈毅，征得他们的支持；然后于1952年12月5日再给毛主席呈上一函，再次恳求道：

闽西南铁路，前年滕代远部长曾告庚，政府已有计划开办。兹闻5年内大建设，仅有筹及闽北，而闽北地广人稀，与台湾、南洋侨民亦乏关系。现人民生活最惨苦者，即为闽南。庚非无病呻吟，实出于万不得已。敬为闽西南人民请命，如何乞示。

日理万机的毛主席收到这封信，立即于12月18日批道：

陈嘉庚来信。

周、陈、薄、李维汉同志阅，退，毛。

滕代远答应修闽南路，此路何时可修？请薄查明告我。

这回，问题解决了。

在陈毅、滕代远的极力支持下，周恩来、陈云和主管基本建设的薄一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认真研究了陈嘉庚的来信，从侨乡建设和保卫海防出发，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原拟议中的鹰潭至闽北的铁路往南延伸，从闽北穿过闽中、闽西和闽南，直修到祖国东南重镇厦门。

经过陈嘉庚如此不懈地奔走呼号和积极争取，这条从福建通往祖国各地的鹰厦铁路，终于在1955年初开工修建，并在1957年如期通车到厦门，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

为修筑厦门海堤

提出移山填海方案

修筑鹰厦铁路，陈嘉庚是积极争取；修筑厦门海堤，陈嘉庚更是参与设计。

厦门原是个四周皆海的岛屿。1950年初，陈嘉庚参加开国大典后南下考察来到厦门，郑重地向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市长梁灵光建议修筑一条海堤，把厦门同福建大陆连接起来，并提出筑堤的总体方案：

地点：厦门岛北端的高崎到对岸的集美；

材料：就地开山取石，移山填海；

筑法：先抛毛石奠基，然后以条石砌堤。

那是60多年前的事啊！厦门还处于战争状态中，“移山填海”，好大的气魄！但实实在在，并非空想。别小看陈嘉庚的地点选择、材料来源、堤身筑法这三条，如果不是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海底深浅、潮汐水流和建材资源具有深切的了解，而且掌握筑建海堤的基本知识，那是提不出来的。陈嘉庚在提出方案时还指出，筑建海堤的工程一上马，可以吸纳大批工人，解决因国民党封锁而造成的严重失业问题；海堤建成后，对保卫海防也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为慎重起见，当时常驻厦门的第十兵团司令兼福建省副省长叶飞组织了一批学者和技术专家对陈嘉庚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高集海峡是分别从金门、鼓浪屿涌来的两股海潮的接合线，涨潮时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大潮在这里缓缓地接合；退潮时则往原方向同时退去。这条接合线是厦门岛与周近陆地所有海峡中受潮水冲击影响最小的地方，距离又最短，是最理想的筑堤地点。而就地取材，移山填海；先抛毛石，后砌条石等，又是最节省，最实际可行的做法。

这样一个设计方案，不但叶飞、梁灵光很赞赏，就是陈毅来到厦门视察时也表示完全采纳，他还就此事3次上书毛主席，得到毛主席的赞同。可惜的是，厦门海堤在具体设计和施工时，由于未能接受陈嘉庚的具体建议，以致造成后来的被动局面。

1952年秋，在陈云副总理主持下，中央批准厦门海堤上马，并拨出专款。当时，整个工程由福建省长叶飞和副省长兼工业厅长梁灵光领导，厦门市市长张维兹具体负责，中央交通部建港局担任设计和施工。张维兹在设计图纸完成后，按叶飞、梁灵光的指示，送呈陈嘉庚，请他指导。

陈嘉庚认真听取了汇报，审阅了图纸，提出两条意见：一是设计堤宽为21米，实际使用宽度只有16米半，难以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建议加宽到25米，堤面铺设双轨铁路线和宽公路线；二是在厦门一侧，铁路与公路应筑成“立交”。

这两条具体建议从厦门的发展趋势和长远利益出发，充分体现了陈嘉庚的远见卓识。但是，当张维兹把这意见带回海堤工程指挥部时，却遭到主管技术工作的苏联专家沙士可夫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原设计的21米已经太宽了，硬是再砍掉两米，剩19米，扣去胸墙和人行道，实际使用宽度只剩14米半，铁路、公路各7米，至于“立交”，每天车辆通过量超过2000辆才有必要筑“立交”，当时厦门岛上军车、民用车合起来才不过几百辆，要“立交”干什么？

当年，全国正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苏联专家的意见常被奉为“圣旨”。这两个完全对立的意见，一个是中央政府委员提出来的；一个是苏联专家提出来的；因此，张维兹不敢擅自决定，便带着几位本地专家到福州向省委汇报。正值叶飞、梁灵光赴京开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其他省委领导担心加宽之后经费不够，便否定了陈嘉庚的建议。张维兹回厦门后便没再向陈嘉庚通报。直到海堤筑成，陈嘉庚才知道堤宽仅19米，他极为生气，一再批评省、市领导没有远见。而实际上，中央拨下的筑堤专款是比较充裕的，海堤筑成后结算下还剩余360万元。如果接受陈嘉庚的意见，堤身加宽到25米；厦门一侧铁路、公路搞“立交”，经费依然略有节余。

9.陈嘉庚简介 篇九

陈嘉庚（1874-1961）近代爱国华侨领袖。福建同安集美村（今福建厦门集美）人。早年随父往新加坡经商，后经营菠萝和橡胶种植业。19加入同盟会，曾以巨款资助辛亥革命。嗣后长期从事华侨和家乡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1912－19间，先后在集美创办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19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19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厦门大学。

1928年5月3日济南事件后，在新加坡发起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并成立济南惨案筹赈会，任会长。1938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号召救国捐款和抵制日货。1938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简称南洋总会)，历任会长。

1939年回国慰问延安边区军民，此后用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创办《南洋日报》，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回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墓葬厦门集美。

10.陈嘉庚读后感 篇十

读了《陈嘉庚》这篇课文，文中陈嘉庚的一生令我感动。

这则故事讲了1874年，陈嘉庚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镇。()他少年大志，15岁就在父亲开的米店里学习经商。长大后拥有上千万的资产。但他手中的资产却被他用来资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捐资抗日，自己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我想：如果换成其他人，他们肯定会拿去享受一番;但如果他们看到陈嘉庚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时，一定会感到羞愧。

陈嘉庚之所以为国家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因为他特别关心祖国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曾是先辈们的豪言壮语，祖国解放后，李四以及许多科学家都抛弃了国外的优良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因为他们心中有祖国，想的是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不是个人的享乐。他们才称得上是祖国的脊梁，而陈嘉庚就是其中的典范。

11.“独狼”陈嘉庚 篇十一

在一本描述近百年亚洲商业巨头的著作《亚洲教父》中，美国作家乔·史塔威尔称陈嘉庚是那个年代唯一没有以买办身份发家的企业家，他不走行贿路径，纯粹靠发展商业贸易胼手砥足搭建起自己的商业大厦。当时一位英国大臣考察新加坡工业后称陈嘉庚的公司是“亚洲最大的企业”。

今天，“橡胶大王”的辉煌早已没入历史烟尘，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大学，仍在泽被后人，他作为一位慈善家不断被后人提及、缅怀。

“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这是陈嘉庚对金钱的见解。 至1934年，陈嘉庚经商30年，获利1900 万元，仅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就花去800万元，约占获利总额的42%。

大教育家黄炎培评价陈嘉庚道：“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一人。”并称陈嘉庚“毁家兴学”。虽然陈嘉庚一直否认“毁家兴学”，但是他的一生却恰好证明了黄炎培所言不虚。

他是个工作狂人，却不迷恋钱财。他用钱财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又成为毛泽东革命的重要筹款人，延安革命经费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陈嘉庚的筹款。此外，他投入最巨的，是家乡福建的教育事业。

从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到梳着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西装，陈嘉庚带着满面的风霜穿梭在福建和新加坡之间，就像一架不知停歇的机器，在新加坡就是橡胶业、航运业的运营、算计，在福建则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兴办管理、事无巨细的统筹，那些在新加坡赚得的财富悉数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来到战火袭扰、灾害频仍的闽南。他的所有产品都用钟作商标，钟声象征着中国人民的觉醒。

新加坡的欢乐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陈嘉庚却从来不是富豪大亨圈子中的一员，他滴酒不沾，无任何不良嗜好，一生也从未卷入任何关于女人或赌债的丑闻。在那个极其腐败的年代里，他的理想、他的鲜明的亲共立场使他与逐利的商人们和族人们格格不入，他与亲国民党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势同水火。

当地的华裔商人往往将融入当地政治圈子以谋取商业利益视为最大成功法门。陈嘉庚却自我例外。他不以商人自奉，还多次向人表白， 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并一手创办了《南侨日报》。

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首次发愿是为胞弟所刺痛。有一次，刚刚新婚的青年陈嘉庚回乡省亲时，看到自己的胞弟整天无所事事，赤裸着身体四处疯玩，他很是气愤，把胞弟绑在树上，拿起鞭子就痛打了弟弟。

之后陈嘉庚痛定思痛，除了留下部分家用，他拿出全部积蓄2000银元，在村里创办了惕斋学塾。然后这位倾尽身家的年轻人不得不离开新婚燕尔的妻子，回到新加坡为父亲打工。就在那时，他心生大愿，“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因为“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橡胶大王”

陈嘉庚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县的集美社（今集美镇）——一个与厦门隔海相望的偏僻渔村。他的父亲陈杞柏在新加坡发展事业，仅仅是时而汇款回家。他由母亲孙氏独力养大。母亲乐善好施，笃信佛教，除自己的孩子外，一生还收养了6个孩子，在村民中享有盛誉，她还曾拿出全部家当——400银圆，抚恤乡民，平息了一场建屋械斗。

陈嘉庚8岁入村里私塾念书，旧式教育只知照本宣科，虽然陈嘉庚十分用功，把读过的书都背得烂熟，但“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这也令他后来决心兴办新式学校。成年后倾心革命、投身教育的陈嘉庚把读书作为他一生最大的爱好，他在南洋和国内的报纸上撰文支持革命、呼吁支持教育，这些完全靠自学得来。

16岁时，陈嘉庚远渡新加坡，他操着一口闽南语，根本不会说英语，在父亲的米店当学徒，兢兢业业一干13年。 父亲是个干练的商人，从事多种投资，包括房地产、西米厂和菠萝罐头厂。但他更爱自己的庶子，和长子陈嘉庚没有什么感情。

陈嘉庚因此养成了谨言慎行、勤奋工作的习惯。他工作出色，老成持重，很快升任经理，并给顺安米店赚了大钱。但父亲还是将公司权力移交给庶子，陈嘉庚以职业经理人自奉，并力持节俭。

母亲去世后，陈嘉庚回家乡守孝三年。等他回到新加坡，发现倏忽之间父亲已经破产负债。他主动帮助父亲承担了所有的债务，也以此迎来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年代。

当时菠萝罐头市场竞争激烈，陈嘉庚认为整个行业多不注意成本核算。他规定公司当日购进的菠萝必须当日制完，当夜即结算盈亏，以此作为次日采购议价的标准；生产中也尽量减少剖工的损耗。三个月后，公司收入即大增。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终于清偿了父亲所欠债务，而他也明确提出诚信经营的原则：“中国人要取信于世界！我们中国人一向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众人慨叹之余，陈嘉庚也为自己的实业迎来了品牌价值和信誉，铸就了他的亿万富翁之路。

《物种起源》出版的同时，种植业兴起，橡胶第一次从巴西被移植到马来西亚。从20世纪初开始，橡胶和咖啡等，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新商品”之一。商业嗅觉灵敏的陈嘉庚，只用2000元就购买了一批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从几亩到几十亩再到几百亩、几千亩。

等到了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侨商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橡胶产业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他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慢慢地，他还设法和美国橡胶业协会搭上关系，把广告做到了美国，把“谦益”橡胶厂的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

此外，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皮厂等，厂房达30多处。鼎盛时期，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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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侨商中第一个打破了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陈嘉庚既不是买办，也不是欧美工业的附庸，他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能够与欧美公司一较高低。

“毁家兴学”

辛亥革命之前，陈嘉庚就已剪去辫子，加入了同盟会，并和孙中山结识，成为革命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之一。

辛亥革命后，陈嘉庚回到家乡，开始为集美学村垒起砖瓦。这次回国办学与惕斋学塾大不相同。出洋到新加坡独力拼搏的几十年，他直接接触到20世纪初期的西方文明和工业，后来又担任了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总经理，他不仅深感兴办教育乃国家富强之道，而且自己也有了一点办学经验。他的办校范围不再局限于乡里族人，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为了凋敝的中国能够有独立思考的国民。这样即使世界变化了，“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才能从根本上逃脱天演的淘汰，因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

从这时开始，陈嘉庚念兹在兹的是兴国方能兴家，兴学即是兴国。

当时的集美社已经发展到二千多人口，分为七个房头，划地而居。七个房头又分成两大派，屡次械斗，结下了仇。陈嘉庚先对社里各房房长进行恳切劝说，晓以大义，使之明了同宗相亲的道理和兴办学校的好处；同时表示愿意负担学校的一切经费，取得了各房的支持。

在陈嘉庚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所近代化的集美小学，1913年春在福建东南海滨建成，初期聘有7名教员，设有5个班级，招有135名学生。陈嘉庚亲自制定了“为改进国家社会”的办学方针，提出“诚毅”二字为学校校训，诚以为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毅以处事，百折不挠，努力奋斗。

集美小学的学生不断增加。全县及邻近一些地区受到启发也想办学。当地小学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了。而小学要发展，首先需要师资。

于是，1916年，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决定创办师范和中学。他派遣胞弟陈敬贤回到集美，建造规模宏大的校舍，聘请优秀校长和教师，招收贫寒学生，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各生不拘师、中，所需被席蚊账，概由校中供备，以资一律。”如此慷慨供养全体学生，不但在私立学校中所仅见，就是公立学校，也极少能办到。

1919年，陈嘉庚又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开始兴建厦门大学。其“通告”宣称：“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

他将商务全盘交给胞弟陈敬贤，行前把新加坡的所有不动产包括7000英亩橡胶园和150万平方尺的房产地皮，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

他选定“国耻纪念日”为厦门大学校舍建筑奠基。校训为“止于至善”。他在演说中号召华侨：“吾国今日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属财产家，宜捐其一部分振兴教育，以尽救国责任，国家存在，而后国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则为犹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杀，生命且不可保，安从而娱乐耶？”

当时的校址上，怪石林立，荒冢遍布。陈嘉庚亲自敦促工人清理坟墓， 开采石条，就地作为校舍地基和筑墙的材料，节省不少建筑费。他亲自修改美国技师设计的图案，以降低造价。

1921年，厦门大学落成。“嘉庚风格”的厦门大学成为全国最美的大学校园，闽南式大屋顶与西式外廊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建南楼群，陈嘉庚倾注心血最多，五幢楼“一主四从”，排列成弧形，蔚然矗立在坡上，面朝大海，楼前利用落差辟为大运动场的弧形看台，恰似上弦月，称为“上弦场”。

厦门大学开学后，在厦门和南洋招收新生136名，设“师范”“商学”两部，举邓萃英为校长。开学时，校长邓萃英带来一块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题赠的匾额，陈嘉庚认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缺乏士人气节，最终没有悬挂他的匾额。

在陈嘉庚的坚持下，厦门大学除了教授四书五经，更多的是支持教育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同时陈嘉庚开始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希望训练专门人才充实实业，他创办水产及航海学校，以振兴航业，开发水产资源，他知道未来的航运将成为各个国家的命脉。他一边培育教师，一边在厦门自建渔轮一艘，以供学生出海实习。集美学校奠定了中国航运业的基础。如今集美大学的特色仍然是水产和航运。

陈嘉庚在家乡逐步打造起的教育事业群，其运营所需经费，全部出自他的产业。在接下来几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美国汽车业减产，陈嘉庚的企业连年亏损，多年亏损达1000万元，但是他还是以厂房、地产和货物向银行抵押贷款付给集美、厦大两校经费378万元。

虽然陈嘉庚再三呼吁华侨捐款，但是同时代的众多富豪不愿为陈嘉庚一手创办的厦门大学做嫁衣。陈嘉庚横下一条心，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力量也能办好一所大学，就像集美学校那样。这就需要快速扩张他的商业帝国，他贪婪地兼并、买入、创办，无数的商场、工厂、橡胶园、菠萝园拔地而起，内部流动资金不足，他就向各个银行大手笔地借贷。

这些决定完全是他自己做出，弟弟陈敬贤也仅仅是辅助而已，整个集团的控制权被他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虽然西方的经营管理方法他也学了一些，但是骨子里他是个狠劲拼搏的华商，这个企业也是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

清盘时，陈嘉庚有限公司的债务高达1290万余元，其中欠汇丰银行、纽约国民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大英银行、华侨银行等8家债权银行贷款加利息104万余元。

他在福建为教育投入共约800万元，主要是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 其中厦门大学400万，正好是他原来承诺的数额。他认为“教育慈善诸事业，本为吾人应尽之天职”。因为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有大量的个人社会捐资，而“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发达，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

为了使集美学校能继续办下去，73岁时陈嘉庚留下了伏笔，其效应一直持续至今。1947年，他授命其次子陈厥祥集资10万港元在香港注册成立集友银行，以期从中获得股息与红利，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5年，香港集友银行付给集美学校的红利与股息已过11.4亿港币。由2001年10月1日起，集友银行成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附属机构，集美大学每年都能分红至少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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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后来，奔赴海外的下一代华商终于打破了门户之见，陆陆续续为厦门大学添砖加瓦：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陈嘉庚的大女婿李光前，这位新一代橡胶大王更加默默无闻地为教育倾尽全力。

厦门大学的楼宇陆续镌刻上了这样的一些名字：香港的邵逸夫、桂华山、黄克立、钟宝玉、黄保欣，菲律宾的余明培、庄中坚、陈卿卿、许自钦、蔡清洁、邵建寅、洪文炳，台湾的张子露，泰国的丁政曾、蔡悦诗，印尼的林联兴、李文正，新加坡的吴定基….

苛刻的父亲与坚定的爱国者

一位美国记者对陈嘉庚的倾资办学行为感到很不可思议，问他：“陈先生，你信仰共产主义吗？”陈嘉庚回答：“我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开始献出我的财产去办教育，让人们共我的产了。”

与多数侨商，甚至多数华侨不问世事大不相同，陈嘉庚自从追随孙中山以来，就一直抱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在他那里没有中间地带。

在创办厦门大学期间，一位校长备选者是与陈嘉庚私交不错的汪精卫，两人在同盟会结识，陈非常倾心于汪的才华。后来在汪主张对日和谈时，陈以国民参政员身份，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并获得通过，邹韬奋誉之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叛逃后，他又立即发出通告，历数汪精卫的六大罪行，带头筹集缉拿汪贼的经费。陈嘉庚多次对媒体坦言，“生是华夏人，死是中国魂，倘若一息尚存，定为祖国驱除日寇尽力！”

抗战中，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慰问，在国民党高层最高规格、盛情接待的背后，陈嘉庚发现，这个当时所谓的“大后方”民不聊生，官绅大发国难财。奔赴延安之后，陈嘉庚在廉洁的延安找到了中国的希望，他自此成为坚定的亲共人士。新加坡沦陷期间，他因此被日寇认定为“南洋抗日之巨头”， 宪兵队日夜出动到处搜捕他。陈嘉庚历经数月辗转颠簸，住地不断转移，姓名不断更改，仍然身陷重围。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暗藏着一小包“氯化钾”，就是为了防备敌人强迫他做傀儡。避难爪哇期间，他凭借回忆，写下了《南侨回忆录》，很多的海外华侨就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共产党，了解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1950年，陈嘉庚回中国定居。此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扩建。从设计、绘图、 备料到施工，陈嘉庚事必躬亲，一丝不苟。

将一生大爱奉献给国家、革命、教育事业的陈嘉庚，在家庭生活中，则以一个严苛的父亲形象出现。

他一回家，孩子们常常躲回自己的房间，一家人其乐融融、有说有笑的场面在陈家几乎见不到。五子陈国庆这样描述他父亲：父亲把时间都花在生意和社会工作上，“对待子女非常严厉”。 陈国庆15岁在道南学校读书时，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结果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直到他长大成人才戴上领带。陈嘉庚的第三子陈博爱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当时厦大校长林文庆建议让他出国留学，但陈嘉庚不允，他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志愿，为厦大和集美两校谋利益。

陈嘉庚对此的解释是：“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实乃害之，非爱之也。”

后来孩子们长大离开家，他更是很少与子女团聚，生日也不许大家庆祝，只许孩子们在大年初一来见面，结果连自己钟爱的孙女死去几个月都不知道消息。

陈嘉庚的个人生活，是出了名的节俭与简朴。虽然身家过亿，陈嘉庚的四房太太，九男八女的庞大家庭每年花费不过数千元。他本人出门时口袋里的钱从来没有超过5元。因为“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

回国后，陈嘉庚的身边没有妻妾，没有亲眷，过着甘地般的苦行僧式生活。

陈嘉庚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和散步。年轻时，他确实吸过鸦片，抽过雪茄 ，但在20年代就都戒掉了，之后烟酒不沾。

1949年至1955年间，陈嘉庚先后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考察旅行，近百个城市，前后历时近一年，行程多达数万里。82岁高龄的他在考察之后，在政协会议提了七项提案，其中有一项就是禁止给公务员配给香烟。考察时，东北的一位接待的工作人员热情地邀请他吸烟，那是特别为接待他而准备的香烟，陈嘉庚当时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因为办学积劳成疾，在日本养病期间出家学佛，陈嘉庚十分不理解胞弟的做法，自此与之决裂。他更显孤独，办学失去了左膀右臂，孤单的背影更加经常的出现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工地上……

在“反右运动”中，陈嘉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作大会发言，肯定“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后，着重讲了十六条意见，半句不提“反右派”，而是尖锐批评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骄傲自满、懈怠傲慢等弊端。有人劝陈嘉庚不要再“大鸣大放”了，陈嘉庚回答：“我一生实事求是，不平则鸣。做人要诚实，政治更应诚实，绝不能指鹿为马讲假话。”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逝世前他喃喃叮嘱，国内银行还有300多万元，“全不留给子孙”，其中250多万，用作集美学校建筑和集美学村的福利基金，50万元捐为北京华侨博物馆建筑费。“归宿，不占集美极有限的土地”。他死后简葬于厦门集美自己的故乡。

他说：“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去。”他言行如一，赤条条来，赤条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