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与科学

论宗教与科学（精选8篇）

1.论宗教与科学 篇一

宗教与科学 肖一凡

宗教与科学

肖一凡

2010201974 统计学院

一、综述

宗教、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否定任何一个，人类文明就会有很大缺失。从过去几千年两者共存、共发展的事实来看，宗教与科学是可以、也应当携手并进的。

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容易依赖科学而忽视宗教。加之历史上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有些人就走上了极端道路，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不共戴天的，这显然是不妥的。两者在历史上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并不一味的是对抗，很多时候两者也能相互促进。个人认为，两者的关系应当分成四个大阶段来看待：原始宗教孕育科学萌芽、统治宗教初期推动科学的诞生、近代科学诞生后与宗教的冲突、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与科学。这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

在从历史角度来探讨两者关系的同时，我们还将理性的思辨穿插其中。毕竟我们探讨它们的关系并不是为了给它们的过去加注释，而是为了给它们的未来作指导。

在辩论赛的结尾，陈教授引导我们从中国的特殊情况来看两者关系。这个问题将在本文末尾试做一定的分析。

二、宗教与科学的概念的界定

辩论赛上，正方辩手认为，宗教是一种“信仰体系”，信仰超自然；科学是一种“探索体系”，探索真理。反方辩手从本质角度对两者进行了界定：宗教的世界观是信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方法论是纯粹的信仰；科学的世界观是坚信真理的存在，方法论是怀疑直觉并实践。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瑕疵。马克思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然意识和自我感觉”。这是从人、自我意识层面的剖析。马克思又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从社会压迫的角度的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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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马克思还指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这则是从世界观进行的分析。此外，网络上还有其他说法：宗教是人类处于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极大普遍性的信仰体系和实践体系；它以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为根本特征；它有一定数量的信徒，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它以观念的形态和实际的信仰活动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世俗生活，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可见，宗教与我们潜意识中的“封建迷信”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点要时刻注意。

那么，什么又是科学呢？辩论赛结尾，助教老师提醒我们，科学包括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宗教又包括在人文科学之中，要想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指出，这里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另外，本文中提到“近代科学”，指的是以1543年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为标志而诞生的自然科学。

有了对宗教与科学这两个最基础概念的认识，下面我们进一步探讨两者的关系。

三、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中的关系

（一）原始宗教孕育科学萌芽

宗教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原始文明阶段才出现的。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宗教的起源有一些基本的和必备的因素，即自然力所造成的危机、社会力所造成的危机、人群的崇拜与信仰心理、对超自然存在物的认同感四个方面。可见，宗教的产生就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所引起的。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产生一种改变现实的强烈欲望，而满足这种欲望的方法只能是宗教而非科学，这也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的最早的宗教遗迹是1908年在法国的莫斯特山洞遗址所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前十万年至前四万年之间的德国杜塞多夫尼安德特河流域。这批墓葬，大都头朝东脚朝西，表明他们希望死者能够看到太阳，看到光明。尸骸旁边还放有多达几十件的石器和石制生产工具（如石斧）作为随葬品，这表明他们希望人到了阴间之后，照样能够使用原来的工具谋生。而阳世和阴间的观念，正是产生宗教崇拜的需求基础。特别是许多熊头骨被发现是有意安放在他们洞穴的角落或石板箱里，并且还用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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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围绕。人类学家解释，这是尼安德特人在举行某些有关狩猎的巫术仪式使用的，不是祭品就是崇拜的对象。

此后，基于感性经验基础上的猜想，对于那些人们能感觉到又能把握住的联系，逐渐积累成为知识而孕育着科学的诞生。例如，东汉的张衡改进制作浑天仪，用以观察众星出没，而他发明制作的地动仪用于测报地震非常精巧，在地震测报方面比西方现代地震学（1848年诞生）早了近2000年。著名的四大发明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均与道教有关。古埃及人出于宗教的目的，为了灵魂的轮回而形成了用香料保存尸体的风俗，并掌握了粗浅的解剖学知识和医药学知识。其实，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各地，古代巫与医在很长时间是区分不清的。此外，宗教的发展离不开占星术，占星术的发展又离不开天文学的发展，于是天文学在古代的发展一直倍受重视。而在此过程中，数学也因为天文学需要而诞生。可以说，科学的最原始积累是离不开宗教的。

（二）统治宗教初期推动科学的诞生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统治阶级就需要一个工具来统治人们的思想。在西方，统治阶级选择了宗教。（在中国，统治阶级选择了儒学）当宗教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后，两者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科学家（这是后人的称法）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信仰和研究动力。科学家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对宗教的忠诚促使他们去积极地研究上帝的创造物——自然万物。因此，在中世纪很多学者看来，对自然的潜心研究是作为基督信徒的一种神圣责任。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莱布尼兹、牛顿等著名近代科学的开创者都是在这种观念鼓励下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的。

在西方传统中，“自然神学”是神学的一个分支。“上帝的两本书”是自然神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比喻。这一比喻存在的历史清楚地揭示出，长期以来科学与宗教都有着复杂的关联。历史上很多人都认为自然神学是启示性教义的补充，所有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都来自两个相互配合的来源：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自然之书”与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圣典之书”。通过上帝的创造物即“自然”来认识上帝的思想贯串于基督教神学的始终。

除了精神、思想方面，宗教还在其他方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例如，在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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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宗教教义的前提下，基督教对教育及学术活动是积极提倡大力支持的。这表现在兴办学校（如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大都出自这些学校）、创立修会（修会是现代学术团体的前身）、建造图书馆及天文台、组织学术著作翻译、开办印刷局等，从而为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做了一定的准备。

总之，直到这一时期末尾，宗教与科学几乎没发生过大的冲突。反而，宗教一直促进着科学的进步。但是，当科学成长到妨碍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功能时，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三）近代科学诞生后与宗教的冲突

这一时期，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可谓空前绝后。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解剖学家维萨留斯等等都因在科学上的发现而受到教会的迫害。这的确是宗教的一笔罪过。但是，许多所谓的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其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旧科学观”与“新科学观”，“哲学”与“新科学”，甚至科学家与政治家争权的矛盾。就像我在上段中所说，科学妨碍了宗教的统治工具功能，这才使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我们对历史上发生的科学与宗教的论争及冲突，应该还原到其本有的历史氛围之中去考察分析，而不能简单地用科学绝对正确和宗教绝对错误来界定一切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其实，与其说科学与宗教有激烈冲突，不如说对权威思想的挑战与统治者有激烈冲突。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的介入，就算科学与宗教有分歧，最多也不过发生些论战，绝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惨案。

而且，在这一时期中宗教不肯让步的几个问题后来不也达成共识了吗？科学认知是一个不断完善充实的过程，宗教认知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与科学认知一样处于不断变化发展提高之中。过去的宗教认知不能接受某种科学体系，但发展到后来，它就已经接受且将这些科学理论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而且，科学家与神学家一样，都可能曾经热烈拥护某一科学论说,强烈反对另一科学理论，而后再修改其原先所支持的看法,或最终又接受自己以前所弃绝的学说。换言之,在同一课题对立看法两边，都可能会有科学家与神学家的支持，我们不能盲目地把真理完全归功于科学,把错谬完全归咎于神学。也不能武断地下结论：有宗教就没有科学。

伴随着这一段历史的是科学技术空前提高，资产阶级革命逐步在欧洲各国取得胜利，宗教被当作统治工具的时代正在逝去，两者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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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与科学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发展到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地步，科学也从方方面面巨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使得科学可以第一次居高临下地俯视宗教。但是，宗教并没有就此消亡，反而借用科学的力量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关数据表明，当今世界上有80%的人有宗教信仰。大多数美国人依旧每周做一次祷告，在中国，西方教堂在全国各地兴建，各种宗教协会雨后春笋般发展。宗教没有因为科学的强大而衰落，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

科学不是万能的。核武器的无限制制造、人口膨胀、环境破坏、资源匮乏、能源危机、粮食短缺等遍及全球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们凭借科学的强大威力，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界有关。面对这一切,单靠科学自身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众多有识之士疾呼理智、道义、良心、人性、社会公正和和平，大声疾呼科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公众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一些人甚至直接提出了有必要用宗教来恢复现代人的人性,强化他们的道德情感，以遏制科学发展的消极影响。显然，如果上述这一切都不能奏效的话,科学的发展就完全有可能既葬送自身,也葬送整个人类文明。

宗教的存在自有科学不可替代的价值。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人类心灵的充实,而实际情况正相反。城市的扩大,设施的完善和高科技的发展,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使现代人彼此更加疏远，孤独、空虚、焦虑等精神问题不断出现。对于生与死的永恒话题,宗教给人类提供心灵的慰藉和出路,对人的死亡提供一个有现实意义的信仰,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在这些方面,宗教发挥着科学无法替代的功能，尤其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无可否认地起着重大的作用。当代社会学大师B·威尔逊说:“无论人们的物质状况怎样,也不管对技术革新的向往和对现代化的关心程度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人都必须在个人的独立意识支配下,在温馨的家庭和和睦的人际关系中度过人生。对于这种精神生活和情感的充实，科学和技术只能做出非常有限的间接的贡献,然而宗教却肯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把握人生而给予人生以解释和评价时,它才具有意义。宗教能给予人生以最广大的意义,在解释和构筑人生方面,它比科学具有更大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发展科学；同时也要看到宗教在补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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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文明的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

四、中国的特殊情况

中国既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科学发展进程，宗教与科学这一课题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内涵。

在原始社会，中国的宗教和西方的差别并不大，都有“迷信”的现象，都相信存在一个可以支配一切的力量，都存在着“巫术”等等。但是，最大的差别来自后来是否被统治阶级利用。整个西方的统治者都拿宗教当思想统治工具，使得宗教彻底进入百姓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彻底渗入百姓的头脑中。而在中国，百家争鸣的出现使得诸子百家思想的发展远远快于宗教，自然而然统治阶级选择了儒学而非宗教来统治百姓。这样也使得宗教在中国一直是自由发展状态，而没有被统治阶级强压给人们。于是几千年后的今天，东西方的宗教发展状况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别。

不仅仅宗教如此，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西方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正是“统治思想”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科学进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在西方，经过宗教改革，理性的思维被着重强调。“入世而不属世”从而得以“理性地宰制世界”是新教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在这样一个崇尚理性的氛围中，科学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在家产官僚体制的约制下，支配阶层的竞技完全只限于受俸者和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其他所有的追求都被窒息了。就如中国的古代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儒学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教育和考试完全围绕解释、理解经书展开，自然而然，文学发展得很有成就，而科学的发展却受到制约。可以说，直到鸦片战争，中国都没有诞生近代科学。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宗教与科学问题显得很独特，没有办法照搬国外经验。总的来讲，当今的中国必须继续发展科技，但同时也要注意宗教的内涵。我们可以不拘泥于宗教的外在形式，但我们要提取宗教的精神精华来增加我们的文化底蕴。

五、后记

我以前从未关注过宗教这个议题，写这个论文之前，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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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很多思索，收获颇多。其实，这篇论文是探索这个话题的开始，而不是对这个话题的结论。

宗教、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当然应该携手并进。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等，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它们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每一种功能都能开启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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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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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宗教与科学 篇二

关键词：科学,宗教,历史形态,现代互补

一、科学与宗教的起源

人类自诞生以来, 从未中断对于自然界及万事万物的思考和探索, 在与自然界的持续接触中, 人类的自我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滋生和强化, 驱使着人类竭力突破自然界的限制以及人类有限的生命周期, 在实在的物质世界中探索到属于自身的意义世界和终极世界。科学与宗教便是人类进行这种活动的不同方式以及最终得到的不同结论, 二者都在原始社会崭露头角且和平共生, 但宗教观念表现更为突出。人类与自然界相依为命, 也要为了更好生存下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 限于认识思维能力的历史性限制, 常常无法回答对于自然甚至自身的诸多疑问, 许多原始的宗教观念便应运而生了。人类最早的宗教遗迹———尼安德特人墓葬, 证明距今约20万年的人类就产生了灵魂不死、“万物有灵”的观念, 这是人类宗教观念最初的萌芽之一, 也是人类思维中感性和一般理性的最初统一。时间进一步推移, 人类的生产生活经验逐渐丰富起来, 认识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以及思考与探索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 对于那些有所感觉却无法准确说明和把握的知识, 人们将其进一步神秘化发展成为了宗教;而“科学知识则在充斥着神秘、荒诞的种种宗教观念中逐渐积累、成长”[1], 对于那些比较确定的知识, 人们便逐渐积累下来发展成为科学的积淀, 在欧洲中世纪走向终结的过程中孕育出近代科学。

科学和宗教都以自然、社会、人为研究对象, 并以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为背景, 但同属人类的认识范畴, 总会受到人类自身及社会复杂性的影响, 表现出敌对性质。如今, 科学常常被定义为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 本质是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揭示其规律, 是无神论的。宗教则被看作是人类借助于超自然甚至超人间的神圣力量来解释自然、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文化体系。在《基督教的本质》中,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本质有如下认识:宗教是人“把自己的本质之无限性当作对象……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 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为主体的、人格的本质的对象”[2], 也就是说宗教是人对自身本质虚幻的、颠倒的反映, 同时又倍受人们的膜拜。

二、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历史形态

科学与宗教在每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都有各自相对稳定的特点, 结合人类史和科技史进行横向联系和纵向对比, 我们便可以从动态视角理解二者的关系:

(一) 科学与宗教的混合。

科学与宗教在原始社会阶段长期处于混合状态, 甚至可以将宗教作为科学萌芽时期的重要表现形态, 道教中的许多科学家研究出了许多天文观察技术和仪器, 其炼丹术则是近代化学的前身, 引领了医学和化学发展;伊斯兰教的重要典籍《古兰经》和“圣训”则鼓励人们求知治学, 钻研科技, 同样重视星相学, 而且从信仰的角度对科研进行鼓励和嘉奖。在欧洲中世纪, 科学虽然成了神学的婢女, 表面上失去了自身独立发展的能力与路径, 但当时基督教的自然观继承了柏拉图哲学中探讨宇宙结构的大宇宙观念, 以及促进人体结构的解剖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的小宇宙观念, 这都滋养着在夹缝中生长的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 宗教体制之中也仍旧包含着科学, 当时的许多科学的著作往往同时包含着“神秘的”和“科学的”思想, 如哥白尼日心学说以及布鲁诺、伽利略的学说和科学发现, 此时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实则日心学说和地心学说冲突, 即新的科学观念与旧的科学观念的冲突。

(二)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科学与宗教的两次主要冲突发生在欧洲:第一次在黑暗中世纪末期, 宗教压迫着科学。教会具有绝对权威和权力, 罗马皇帝于529年关闭了柏拉图学院, 代之以修道院, 传授宗教的文化和意识, 极力鼓吹亚里士多德哲学、托勒密地心说以及盖伦医学, 来支持自己的统治, 同时对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等人实施迫害。天主教和新教, 都同样加速了科学的边缘化, 诸如《圣经》、《古兰经》等对于科学的监视和度量相当苛刻, 任何科学突破都要远离统治利益和基础, 宗教的压制最终使14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迷恋于神的全能说[3], 作为中世纪科学重要表现形式的自然哲学, 渐渐失去了科学的意义。第二次在19世纪下半叶, 科学抛弃了宗教。热学、电学、磁学、化学等科学领域硕果累累, 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途径, 教会的压迫已无立足之地, 科学的羽翼逐渐丰满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 在与宗教的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 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 筑立起了科学时代的宣言, 人们不再需要带有愚昧色彩的非理性宗教, 无神论盛行。

(三) 科学与宗教互相促进。

11世纪, 欧洲第一次学术复兴之后, 文化教育在教会的倡导下发展起来, 教堂、修道院大量兴办学校, 大学也开始在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教堂、修道院、大学传播宗教神学的同时, 也孕育了近代科学文明;新教盛行的17世纪,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阶段, 新教派的功利主义倾向, 新教徒虽将研究自然确定为基督徒的责任, 但关心知识的实际应用, 主张增加知识是为了健康和获得财富, 也就促进了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繁荣。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因, 是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这注定将科学塑造成为人类历史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元素之一, 务必做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这种需要。现实中, 随着科学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虽然由于自身的利益, 宗教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接受这些新的成果, 但是可以对之加以改造和利用。许多宗教人士都乐于接触和研习科学发展的前沿知识以保证本教派的时代意义, 宗教的许多教义和思想都是利用科技手段进行传播的, 有的还调整教义来适应科技发展新成果。

三、科学与宗教的现代关系

伴随人们对战争中各种武器产生恐惧、对工业“三废”产生忧虑, 科学所蕴含的幸福内涵渐渐消失, 它不能抚慰人们心灵深处的孤独、劳累和失落, 无法提升社会幸福感。宗教恰恰可以解答人们心中的诸多疑惑, 为人们提供精神寄托。“科学无宗教则盲, 宗教无科学则跛”[4], 宗教至今未被科学取代, 科学的力量无法解决人类信仰问题。现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出现了新转变:

(一) 科学满足的领域日益拓广, 宗教占据的领地日趋缩小。

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渗入生活的每个角落, 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以科学理论、科学观点来进行认识、衡量和裁决。科学伦理学的兴起, 表明科学本身的伦理道德问题已经引起重视。由此, 与无处不在、无处不用的科学相比, 宗教占据的地盘就越来越缩小了。

(二) 二者各司其职、相互补充。

科学研究自然界, 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宗教关注人的道德情感世界, 解决精神生活问题, 二者趋于寻求相互之间必要的张力, 来获得对于整个世界的完整解释。在科学的范围之外总会有一个涉及信念、情感和道德的终极关怀领域, 这也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家仍旧信仰宗教的原因。

(三) 科学消除了理论上的宗教因素并渗入宗教之中。

如今, 科学理论中以往掺杂的宗教神学越来越少甚至消失不见, 宗教界也开始主动打破与科学界的界限和僵局, 主动承认某些科学原理, 还要借助于科学成果来巩固自身, 如教堂上高高地插着“十”字型的避雷针、布道时使用的扬声器, 宣传宗教思想和仪式的互联网。

(四) 科学主动与宗教道德结合。

科学需通过人性化的完善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最切近的道路就是与宗教道德相结合。科学需要宗教的支撑, 只有在宗教中, 人们才能找到正确的行动指南, 才能对善恶具备明确的分辨能力[5]。事实上, “要在造诣较高的科学家中间找到没有自己宗教感情的人是很难的”[6]。

(五) 在科学迅猛进步的浪潮下, 宗教并非坐以待毙, 而是竭力同科学进行持续不断的抗争。

教会不仅巧用新的科学研发成果武装自己 (现代罗马教会设立“科学院”) , 还对一些科学问题或暂未解决的科学难题进行攻击 (“新托马斯主义”将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有限性视作论证上帝存在的依据) 。

参考文献

[1].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71

[2].[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63

[3].[美]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241～250

[4].[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82

[5].[美]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758

[6].[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283

3.论宗教与科学 篇三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4.科学与宗教 篇四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每一个灵魂获得肉身，并要想把肉身保持住，就得参与人世的生存竞争。即先要让肉身活下来，还得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这就是生存心。此外，人在世间竞争还有比较心。市场经济把比较心变得更极端，使人们产生过度的攀比心理，从而给自己制造了超常的社会外部压力，被过度物质化的追求所驱驶，用无尽的忙碌填充自己的生命空间，却忘了生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信仰是什么。这是中国当下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过度物质化的时代，到底我们的社会应不应该有信仰?其实，信仰是一个灵魂的心灵需求，你信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看得到的就是有，看不到就是没有，但病毒你看到了吗?空气你看到了吗?心灵的感应你看到了吗?还有很多人类迄今看不到的东西，难道它们就不存在吗?信仰的本质不是去论证神即上帝是否存在，相信上帝万能的存在并创造了我独一生命之信仰的意义在于：我相信我的生命不是偶然，是有意义和有使命的。因此而产生自信和与上帝神的距离感，从而赋予生命终其一生去追求缩短这种距离的意义，并因此而找到内在的信心、价值、生命意义、行为准则和生命原动力，包括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但当你不信和没有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失去生命的方向、价值感和行动准则，甚至会失去自信而过份相信物质化和世俗化的存在，甚至也会产生全面的怀疑。所以，无神论和泛神论常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相辅相生。信仰缺失的背后，一定是神信和自信的双重缺失，是价值坚守的缺失，是人的行为底线的缺失，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还有些事即便能让你赚钱升官出名也绝对不可以做。这就是神性。

在人类发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中，我们的人生被迫毫无选择地面临三个行业抉择，一是名的行当，二是利的行当，三是权的行当，你必须选择进入一途才能求生存。但一经进入，你又被迫进行超生存的比较。由于人类发明了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比较心使人的欲望和行为变得很疯狂。人们发明了成功这个词汇，来衡量这种疯狂的比较心。成功驱赶着完全没有管理的欲望，去支配人疯狂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名可以转化成钱，权也能转化成钱，企业家也只好用钱来衡量成功。我们的人生因此被卷进了一条为了增多自己名字下的货币量的永无止境的不归路竞赛，直到死亡。没有人停下来思考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而你死后把钱留给后代就一定有价值吗?说不定这就是毁了他一生的根源，可那是你的生命为之奋斗的初衷吗?有些人即使只开着一个小店也感觉很幸福，而有些企业家却经常因为自己的企业不如别人大而觉得很痛苦。这一切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有信仰，你相信神创造你是有目的的神意之果，你来到人间是为了体验生命和接受神的考验，神爱你并看你的行为与神的距离感，你的奋斗就是修炼自身与神接近并求死后同在，如果你有这种信心，你还会烦燥吗?还会为某个超越底线的事跟某个官员勾兑吗?还会为了赚钱升官出名去突破那些神和你都鄙视的行为与道德底线吗?不会的。你会珍视神和你的价值而守住底线。

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对金钱等价物的追求让我们的欲望倍增乃至疯狂，而真正的自我和生命的目的却常常被蒙蔽了，我们称这样一个社会是信仰缺失、幸福感缺失的社会。市场经济激发人的创富欲望，从而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也可能创造出这样的群体心灵迷失的结果。身处这个时代的企业家，需要重新审视生命的属灵需求，不仅向外发展，也要向内观看，管理欲望，追求生命的完满与幸福。

为了管理欲望、完美生命，首先需要重新反思教育。我们所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很多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可能支配我们的一生，甚至决定我们生命的长短和幸福的偏差。首先我们要重新定义教育给我们的成功定义。成功既不是虚伪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也不是名利权方面的出人头地与高人一等。成功是做真正的自己，是信仰和寻找的成就。这样才能拥有一颗安静的心，只有安静才容易成功和幸福。如果心很浮躁，成功反不易，即使取巧越线成功了也不会幸福。我们还应该重新定义幸福。幸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热爱，是对超越人的神之爱以及推及人的博爱，是你与他人之间仿照人神关系进行的爱的良性互动，事实证明，生命体验中给予的幸福及爱远远大于索取的幸福。

生命的目的其实就是体验人生中的幸福与喜乐，你不必等到赚到三个亿再去体验幸福，应该当下就享受幸福、找到喜乐，不要去等待。当然，生存的体验是必要的，那些残酷的竞争也要经历，相信每一位企业家都有过这种体验。身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有坐台小姐的心态，得把自己看成什么都不是。我说这句话是很严肃的。在中国的文化和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对商人歧视的血液基因，就连商人也经常容易看轻自己。我常说自己不是流落江湖而是沦落风尘，既然都已经沦落风尘了，还有什么委屈不能接受，还有什么痛苦不能担当，还有什么气咽不下去呢?只要坚守住了神让你坚守的人生行为底线，你怕什么?所以，在竞争的体验中，企业家永远要把自己放低，要想到相对于神而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很谦卑，也都很特别，不要太着急，要怀着十年磨一剑的心态来做企业，一点点往前走，重在守道增加价值而不在暴富，不在于是否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这种心态下你就一定会成功，而且无论成功大小你都会找到幸福。大多数企业家就是太心急，太想暴富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如果不经磨难不经风雨那么幸运地轻易就赚到几亿，轻易就当大官掌大权，轻易就名满天下，必有更大的祸患跟在后头。再说如此轻易拥有，生命还有意思吗，还有幸福可言吗?幸福就在于奋斗的过程，就在于你挖空心思一点点去追的过程，最后有一天实现你的梦想追到手，你就幸福了。

在追求的过程中，除了用身体去体验，还要用心灵去体验，体验真、善、美。任何时候与人打交道都真诚相待，这就是真，如果能如此之真，你就会幸福，如果真诚面对你的顾客和员工，你就已经幸福了。善就是与人为善，从他人角度来想自己，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个消费者怎么看待你的产品，怎么看待你的服务，即使别人对我们有不好的态度和批评，也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怨恨别人，更不可报复他们，继续保持谦卑的心与人为善。美则是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人皆有爱美之心，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审美的天赋，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美的东西，人很美，景色很美，哪怕一个昆虫在鸣唱也很美。全看你的心情是否在神赋予的状态里，如果你被世俗的比较心所驱赶而扭曲，如果你每天都很烦燥痛苦，你就会对身边的美景美事物美人美的一切视而不见，你的心就是一个地狱。

那么，如何寻找幸福?神赋予我们每个人一种至高的生命体验，即给予的时候就会充满通灵的幸福感，索取则充满羞耻感，这是人类属灵的心灵体验，这就是人类的大爱之心。更深层次说，人真正的自我不完全是肉身，除肉身之外还有一个灵魂的我，那个我住在你的内心，他被神造时置入肉身，是人的内在神性。他很冷静很公正很客观更很有爱，知道什么是对错，而且会评判你的肉身行为，他会告诉你白天言行的对与错好与坏。怎么找到心中的真我，怎么找到心中的神性并请他主宰你的生命，从而找到真正的生命喜乐?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信仰，另一种是修行。真正生命的旅途，就是寻找信仰和修行之方法的过程。

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对当下肉身的托付与皈依。当我信仰神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他，相信神造人爱人因此是爱我的，相信自己来到人间不是一个偶然，相信神创造了我必有他的目的，也许要我做成一番大事业，赋予了我特殊的使命和才能要我去帮助别人成就人间大爱。既然神这样爱我并赋予我使命和才能，我就全身心信他爱他。所以信仰说到底就是信自己内心驻足的那个神性。因为信仰，你就不会怀疑一切东西，你就不会见什么信什么，你就不会找不到坚守的价值、准则与底线，也肯定不会去干违背神意底线的事情。修行则是从管理欲望开始，修炼我们自身与人世间一切世俗的疯狂欲望和诱惑抗争。很多时候我们不幸福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得太少，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管理欲望，让欲望任意为所欲为、炽热燃烧，将我们心中的真善美的天赋神性与属灵感觉烧为灰烬，只剩下过度比较的无法立刻实现的嫉妒火焰在熊熊燃烧，让我们食难安坐卧不宁，从而远离生命的真谛，并常常驱动出只有魔鬼才会狂喜赞许的行为来，给我们的社会和后代带来难以言表的伤痛与恶的示范，撕裂了我们民族时代的群体灵魂。

所以，从管理欲望开始，或者是信仰，或者是修行，把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事业做一个恰当的安排，努力工作，从容生活。同时注重去享受当下的真善美，不要一味折腾，而是静下心来让我们的心发现真诚、笃守善行、体验美感，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通往大精神的路。找到住于我们心中那个被你视、压抑、冷落掉的神性。

5.关于宗教与科学的演化与进化 篇五

事实上，整个发展与渐进成长的理论是从牛顿才真正开始的，该理论如此年轻，对现代人来说很难想象。按照传统的观点，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现存的天体、现存的动物、植物以及在大洪水中绝迹的动物、植物，在被创造的那个时候就都是现在的样子。至于说把宇宙的发展作为一个法则，神学家们主张，应该象大多数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只是在人类堕落时种种灾难的一种结合的后果，社会文化论文《宗教与科学――演化与进化》。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某些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是吃了。结果，上帝惩罚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都不能永生，而且即使是他们最遥远的后裔，除了按计划选定的以外，死后也都要在地狱遭受永久的惩罚，在谁会被选定避免惩罚的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所有动物便开始互相杀掠，荆棘丛生，四季更替，大地临祸而不再为人类提供丰盛的品物，人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养活自己。一时间人类曾变得如此邪恶，以致上帝必须以大洪水淹死除了诺亚、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之外所有的人类。后来人类并没有从此变好，但是主还是许诺不会再来一次盖世洪水，而是限制于时而制造些火山爆发或者地震以示惩罚。

应当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当作实际发生的史实来对待的，它们或者直接源于圣经，或者从其中的文字导出。创世的具体日期可以从《创世纪》中的家谱中推导出来，它记载着每一个世系的族长在多大年龄时生了长子。由于某些模棱两可情况的存在，以及七十三人译本与西伯莱语版本文字的不同，对具体时间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基督教世界广泛承认的日期是公元前40，它由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乌舍(Usher)大主教莱特福特(Lightfoot)确定，虽然莱特福特认为如果更细心的对《创世纪》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到更精确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被创造的。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成为一成不变的信仰，你可以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在十月十六日或者十月三十日诞生的，只要你能从《创世纪》找到根据，就不会有泄渎圣灵之嫌。那一天是星期五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上帝在星期六休息。

科学被指望着要接受这种创世历史的限制，而那些认为这个可见的世界只有60实过于短暂的人则受到强烈的攻击。虽然不能再把他们处以火刑或投进监狱，但是神学家还是千方百计对他们的生活制造不幸，想方设法阻止他们的理论的传播。

牛顿的研究成果虽然使哥白尼理论获得认同，但是它却丝毫没有动摇宗教的正统观点。牛顿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人，他相信圣经文字可以启发灵感。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发展而来的世界，虽然他的讲义上并没有那样写，但是他认为非常可能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时被创造的。他认为是上帝的手最初推动了行星，使它们有一个足够的切线速度才不至于落向太阳，只有在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才服从引力定律。虽然在他写给班特莱(Bently)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设想太阳系可能是从一个接近均匀分布的原始物质形成的，但是他公开和正式的观点，似乎更倾向于太阳和行星一开始就被创造得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样子，并不存在一个宇宙进化过程。

从牛顿那里，在十八世纪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信仰：即上帝是规律的制造者，他首先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制定了所有事物必须遵从的规律，而以后的发展上帝就不再干预了。正统的观点是，在总的规律下也容许有例外，

6.论宗教与科学 篇六

试析十三--十五世纪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也不尽统一.流行的看法是科学的发展得益于古典的传统(古希腊传统)而非<圣经>的传统.十三--十五世纪由于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而产生的对自然的特殊认知系统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唯知主叉,为这段时期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这段时期,尽管双方也存在冲突,但以融合为主.本文将以十三--十五世纪的宗教与科学为背景,以“上帝、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为着眼点来探讨这段时期宗教与科学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触及了人类理性的范围及局限,以及这段时期科学方法与神学方法的变化.

作 者：李蓓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湖北,武汉,430081 刊 名：黑河学刊 英文刊名：HEIHE JOURNAL 年，卷(期)：2004 “”(4) 分类号：B91 关键词：科学   宗教   十三--十五世纪   关系  

7.论宗教与科学 篇七

1 原罪说与宿命论

原罪说可谓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 特指上帝最初创造人类之时给人类留下的一种先天性的罪恶遗传。由于其与生俱来, 因此深深地烙上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人生即一场悲剧, 人的命运不可逆转。因此, 不深入准确地理解宿命论思想在曹禺与奥尼尔剧作的表现, 不充分地把握宗教文化的命运观念在二人剧作中的价值, 就无法深刻理解其剧作内涵。

在曹禺剧作《雷雨》中, 周朴园似乎是剧中最不被同情, 最罪孽深重的一个, 然而通过他命运的轮回转换, 从当日专横的一家之主到最后的颓败老人, 我们可以感受到命运的难以捉摸, 感到“天”这一主宰的神秘与庄严。《雷雨》并非一部简单的劝恶从善的道德剧, 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人性的悲剧。在把握自身命运方面, 人类及其本性往往显现了其自身的悲哀和弱点。把握命运的渴求和命运的难以把握是人类面临的根本性冲突。而在这残忍冷酷的宇宙斗争背后, 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主宰, 这主宰便是一种命运的不可知因素, 使曹禺的剧作蒙上了一层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而在谈及《雷雨》人物的悲剧时, 曹禺曾特意强调“无过”一词。繁漪, 侍萍, 四凤等都无过, 尤其周冲更加无过。周冲是曹禺本人很喜欢的一个人物。他对谁都不妨碍, “有许多憧憬, 对社会, 对家庭, 以至于对爱情”, 他是个永远做着“海, 天, 船, 光明, 快乐”之类“最超脱的梦”的人。然而, 他对父母, 对家庭, 对爱情的期待都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他可谓是清纯和理想的化身。然而正因为此他才归于破灭, 这才是命运真正的冷酷无情。

在奥尼尔的剧作《进入黑夜的漫漫长路》中, 也同样渗透着深深的原罪与宿命论思想。剧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没有错误, 但每个人又都有着致命的缺点。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互相责怪, 每一责怪又会引出另一责怪。父亲指责家人不节省, 儿子不能光宗耀祖;妻子指责丈夫给了自己一个“从来不是家”的家, 而且为了省钱请了庸医致使自己染上毒瘾;大儿子杰米时刻嘲讽父亲的吝啬, 痛恨母亲的吸毒, 嫉妒并贬低弟弟在报社的成绩。小儿子埃德蒙认为他跟母亲都是吝啬的受害者, 同时又对哥哥的放荡行为表示不屑, 责骂对方说谎。在这个爱恨纠缠的家庭生活中, 每个成员都徘徊在信仰和猜疑之间。在极其微妙的徘徊和对抗中, 人的价值和尊严也悲剧性的无可挽回地失落了。

然而, 两位作家并没有完全对命运屈服, 在蒂龙一家的争吵中仍然洋溢着温情, 剧中人物虽伤痕累累却不失风度。在《夜》中, 借杰米之口奥尼尔对老天做了无情的嘲讽, “给上帝几个钱, 你就可以得救, 可是如果你身无分文, 你就得下地狱”。而在曹禺的剧作《原野》中, 主人公也曾大喊:“天, 天, 什么天?没有, 没有, 我恨这个天”, “天”就是雷雨, 是上帝, 是命运, 天成为曹禺剧作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意象。

2 忏悔意识

宗教上的忏悔意识, 在西方是直接来源于基督教的。但是, 西方基督教本源意义上的忏悔意识也在随着人性解放的步伐不断地获得新的内涵, 由个人单纯宗教意念上的忏悔, 扩展为具有某种社会意念上的反省。中国作家也正是在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结合点上, 来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的。

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 我们可以看到屋内的一切都已“呈现着衰败的景象”, 惟有壁炉上方“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周朴园来此看望两位疯了的亲人。他是一个“头发斑白”, “脸上满是皱纹”的“苍白的老人”。在尾声中, 则是一个绝望、迷茫的周朴园“呆呆地望着火”, 旁边的修女看护在沙发上坐下, “拿着一本圣经读着”。此时的周朴园已不再是平日里专横、威严、冷笑的大人物, 变成了一个忧郁、衰弱、苍白的老人。作为一个彻底还原了的人, 一个“上帝之子”在接受命运的审判, 以虔诚的忏悔来延续着自己的残生, 从而升华了剧作的主题。

在《夜》中, 因为蒂龙与玛丽真挚的爱情构建的这个家, 由爱情和亲情的指引, 四个人相互关心。父母仍然彼此深爱, 时刻为埃德蒙的病和杰米的未来担心。两兄弟热爱母亲且互相帮助。在怨恨与指责中, 四个人又相互袒护。主人公们就这样被复杂的情感所折磨着。这情感沿着自己的轨道循环往复, 在通往黑夜的路途中, 每个人都对其他成员表达了爱和恨, 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愧疚和忏悔, 每个人最终都达到了片刻的真实的忏悔境界。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杰米对埃德蒙的忏悔

“我想劝你———对我警惕着点, 我是存心这样作的———我心里希望你失败, 我老是嫉妒你这个妈妈的宝贝, 爸爸的宠儿。我会着你, 欢天喜地地和你握手。可是一有机会我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如此惊心的忏悔之后, 杰米却承认:“我虽然恨你, 但爱你更深。”

从较为宽泛的宗教文化的意识上看, 忏悔意识和负罪感在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激励, 是对人类精神境界的飞跃和道德情操的升华的促进。尽管在忏悔中暴露了丑恶的一面。但每位忏悔者并不因此显得卑琐和渺小。相反, 他们获得了一种悲壮和崇高。因而赋予了奥尼尔悲剧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

3 宗教背景

奥尼尔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从小时候起, 家庭和天主教会学校就给予了他宗教的教育和熏陶, 使他从小就有了浓厚的宗教意识。十五岁时看到深爱的妈妈遭受痛苦的折磨, 他开始对上帝产生了怀疑, 并最终脱离了宗教。但是, 对神不敬的罪恶感使他在感情上无法完全割断与宗教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消极因素和其后来接触的悲观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常说:“我所关心的只有人与上帝的关系。”

而曹禺二十岁起即苦苦地追索着人活着是为什么的问题, 探求着宗教的奥秘。他有时到法国教堂去参加礼拜, 有时去观察基督教的洗礼, 参加复活节活动。他领略过教堂静穆的气氛, 醉心于教堂庄严神秘的音乐之中。这种青年时代便孕育出的宗教情绪不可能不对它的创作产成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尽管宗教观的消极方面给两位敏感的剧作家深切的痛楚, 但是身处不同苦难的剧作家选择了同样的用笔来抒发情感的宣泄方式, 并且都获得了成功。两人经历了痛苦, 也战胜了痛苦, 在忏悔与悲壮中谱写了一曲人性的高歌, 在情感的再现和对人类终极使命的探询中, 达到了宗教中的最高境地———涅磐。

参考文献

[1]郭继德, 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 .

[2]许诗焱, 尤金·奥尼尔.悲剧观研究[J].艺术百家, 2007 (6) .

[3]李明轩.从尤金·奥尼尔作品中的《圣经》原型结构看其宗教观[J].美与时代, 2007 (9) .

8.论艺术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篇八

关键词：艺术与宗教哲学关系

1艺术与宗教、哲学的统一性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这三者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艺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出来；宗教离开艺术的客体性相转而把内在的主体性呈现于观念；哲学则用自由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也可以说，通感是艺术的创作源泉，神秘感是宗教形成的始点和宗教传达的发端，崇高感是哲学世界的一个属性。宗教与哲学作为梳理过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与感性的艺术似乎是相抵触的，事实却是，三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制约的成分，但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充满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更是游离于宗教和哲学之间。

2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从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即艺术与宗教均处于萌芽状态时，二者即发生着联系。大部分的艺术形式诸如音乐、舞蹈、雕塑、绘画、陶器等都会用来表现某种神秘的神性控制，并用于原始宗教的仪式当中。据我国著名的东方美学大师、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考证，舞与巫原同一字，可见原始歌舞和巫术仪式紧密相关，这在今天一些少数民族重大节日中也有反映。而诸如尼日利亚头雕、拉斯科洞穴岩画、青海陶盆、广西花山岩壁画等等这些人类早期的造型艺术作品也大多是出于巫术目的或带有宗教色彩而创作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艺术仍然参与宗教活动，从音乐来看，有用于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宗教歌曲和宗教音乐，如道教的斋醮乐，佛教的唱经乐等。

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利用艺术手段来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艺术手段可以强化宗教氛围，使宗教富有感染力，使宗教不但能对教徒产生显著效果，对一般民众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凡宗教，不论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中的大乘、小乘，基本上都是面向普罗大众宣讲教义的，然而不是每门宗教的教义都浅显易懂。尤其是佛教在中国兴起之后，虽有政府组织佛学大家诸如鸠摩罗什、玄奘大规模译经释道，大部分的经书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还是十分晦涩的。艺术却能将宗教内容直观地展示给民众，战火纷争的魏晋时期，当过往丝绸之路的商旅百姓看到麦积山上的泥塑壁画时，必会在艺术强烈的表现张力前生出向佛的心愿以求得到庇护。唐代以画佛出名的画家吴道子，他画的地狱阴森恐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果，以至于长安不少看了该画的渔民屠夫怕因杀生堕入地狱而纷纷转行。

另一方面，宗教也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不可争辩的因素。在中国，宗教文化一方面直接促成了传统戏曲与古典小说的创作，如观音戏和《西游记》：另一方面也哺育了大量雕塑、壁画和建筑艺术，如上文提及的麦积山和我国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大同等举世闻名的石雕壁画等都是因佛教的广泛传播造成的。宗教同时也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美学家蒋勋就特别推崇禅宗精神对于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他认为禅宗在绘画上启发了笔简形具之创作，以气韵为主的禅画由之兴起。同时认为中国大乘佛学，至禅宗而发展至极致，中国山水画也至禅画而达顶峰。

虽然宗教与艺术有亲缘关系，但是宗教也有疏离艺术的一面，其根本原因是宗教信仰赖以发生的虔诚心理不能容纳艺术创作必需的自由创造精神。其具体表现一是宗教戒律和宗教禁欲主义遏制了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二是被宗教提倡的理性思辨阻碍了艺术思维的发展，宗教把艺术限于宗教规定的范围和样式中，阻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争鸣和创新，窒息了艺术发展的活力。藏传佛教中以“三经一疏”来保证唐卡作品在宗教功用上的质量，虽然此举保证了佛画的正确性、规范性，但也因此而约束了唐卡的创造性活力，使得千百年来的唐卡在题材、内容、形式上都发展缓慢。

3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途径和方法，还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探求真理性的认识。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表示对世界和自身及二者关系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艺术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哲学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艺术与哲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艺术与哲学的相互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从“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等这些，就能深刻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系。

“艺术因哲学而伟大”。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的东西，而作品本身所发出的哲学讯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先秦诸子散文在历经焚书坑儒这样的灾难之后仍不断传抄记诵几千年，成为历朝历代文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了政治因素外，文章自身所体现出的伟大哲学思想是其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宋代哲学思想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

“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艺术同时是哲学家审视世界、思考社会、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哲学和宗教一样属于系统的、理论的逻辑意识体系，哲学家的作品同样需要艺术，否则再精妙的理论也会显得枯燥。庄子描写梦蝶表达自己的齐物论思想，将人生的真与幻、生与死、物与我等同起来。萨特作为哲学家获得的却是诺贝尔文学奖。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