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擎起读后感

生命的擎起读后感（精选3篇）

1.生命的擎起读后感 篇一

古人常说：“阅读是一项高尚的心智锻炼”。我是一个爱阅读的女孩，我以此为荣。最近，我看了一本名叫《孝在我心中》的好书。我最喜欢其中的《小儿郎擎起一片天》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雷华林顽强地活下来负担起家庭重担和他的一片孝心的成长经历。

雷华林5岁那年，母亲就因病去世。祸不单行，10岁的时候，父亲也相继去世。爷爷已年过九旬，且耳又聋；62岁的大伯双目失明；四叔、五叔双脚不能行走。只有70多岁的奶奶挑起了家里所有重担。每当小华林看到奶奶那么费劲得干活，他都会主动地帮奶奶分担。可命运常常捉弄贫苦的人们，小华林的奶奶因操劳过度去世了。从此，小华林这个小小男子汉挑起了家里的一切重担。

雷华林学做所有的农活。春天到了，他看到左邻右舍开始耕田，他也牵出牛，拿起犁耙去耕田。因为个子不高，常常被牛拉着猛地在田里跑。华林摔倒在地上，可又顽强地爬起来继续干活

雷华林每天把饭做好，一碗一碗地递到爷爷、大伯、四叔和五叔手中，然后自己才开始吃饭。平时，华林只要有一点空闲，他就和家人聊聊天，拉拉家常，为家人的生活增添一些情趣。就这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雷华林坚强得活着，用他的一片孝心感动着家人。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爱，有责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2.生命的擎起读后感 篇二

为中国社工擎起希望的火炬

10月29日至11月11日，在钟莹、唐晓容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其他七位同学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代表，在香港协青社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实习。衷心感谢汇丰银行慈善基金的资助，衷心感谢协青社对我们的培训和教导，衷心感谢那些关心祖国内地社工发展的香港同仁和香港同胞，这次实习，我空手而去，满载而归。这次实习，让我树立了对中国社工事业的坚定信念;这次实习，让我看到了内地社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这次实习，点燃了我联合内地同事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开拓社工发展新局面的火炬。

与香港相比，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仍然十分滞后。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解放前后，我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1952年高校的院系调整中，社会工作专业被视为伪科学而取消。直到1989年，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内地的社会工作教育才开始恢复。从1989年算起，到今天为止，内地社会工作教育刚刚走完的路程。在这15年中，又有近的时间在摸索经验。因而，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蓬勃发展，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最近几年，社会工作专业像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时至今日，内地已有200余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更为迫切。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工作仍然不是一个有明确岗位的职业，仍然未被社会主体所认知、接纳。当我们走出校门，社会工作这四字频频让人误解、纳闷，也频频让我们尴尬、彷徨。内地的一些学者提出，社会工作要先教育后职业化，用教育来带动需要，以需要推进职业化。这种思路确有合理之处，但200多所院校，几万学生，已经毕业的人纷纷转行，没有毕业的人精神彷徨。社工，想说爱你真地不容易。我们学习社工，本身就缺乏激情，加上社工专业理论的过分西方化以及内地社工实务的空白，很难将专业知识融入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能，无形之中，潜移默化之中，我们已经具备了社工的一些素质，也接受了社工的价值观念。但是，当我们走进社会，仍然发现社工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冲突重重。而且社会并没有让我们进行专业实践和实习的环境。而香港社会工作专业的命运不像内地这么坎坷，从19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开始，社工迅速实现了本土化和职业化，至今，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工注册制度和社工职业规范。反观内地社工，仍然面对着本土化和职业化的双重任务。向香港学习，无疑是内地社工发展的捷径。因此，香港同仁及香港同胞对我们的提携和帮助，是及时的、必需的、宝贵的。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香港实习，我着实兴奋了很久。但是，我也有一些忧虑。我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实务经验匮乏，实习可能困难重重。到香港后，协青社的社工对我们的热情洋溢的帮助与毫无保留的辅导，让我抛去了心理包袱，让我受益匪浅。

协青社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成立，是一所专为边缘青少年提供危机介入服务的社会机构，在香港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服务机构有通宵外展队、二十四小时电话热线、男/女危机介入中心、自立堂和蒲吧。外展队的任务是每晚十时到翌日清晨六时在街上搜寻那些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离家出走或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危机介入中心以小型家庭模式运作，由专业社工为青年人及其父母提供辅导服务，尝试找出导致青年人离家出走的原因，最终希望能令年青人回归家庭。自立堂是在职或待业青年的过渡期宿舍，给那些已到工作年龄(15岁以上)、却因没有独立居住能力而在街上徘徊的年青人提供六个月廉价的住宿和基本职业培训，帮助他们自立。蒲吧是年青人的游乐场所。我们八位同学分别在男危机介入中心、女危机介入中心和男自立堂实习。

我的实习场所就是男自立堂。自立堂是待业和在职青年的过渡期宿舍，服务对象是已达工作年龄(15岁以上)，却没有独立居住能力而在街上徘徊的青年(24岁以下)以及由社会福利署转介的因为有轻微犯罪行为而受感化令的青年(21岁以下)。服务女自立堂因为某些原因已经取消，现在只有男自立堂。男自立堂分为A室和B室。A室的青年人多为自立堂的老顾客而且未受感化令，而B室的青年人都是自立堂的新顾客而且有受感化的义务，因此，A室的气氛较为活泼，而B室的气氛则比较沉闷。

在男自立堂住宿的青年，待业的要限期去找工作，在职的要准时上班、下班，准时返回自立堂。男自立堂的门后有一个登记簿，专门记录这些青年人外出的原因和估计返回的时间及实际返回的时间，青年人签实际返回的时间时要有当值的社工监督、确认并签字。男自立堂的青年晚上10：30开始做家务，分工负责扫地、拖地、倒垃圾、洗厕所、擦窗户、栏杆等劳动。协青社努力营造一种“家”的氛围，男自立堂青年人多已自立，饮食基本自己解决，但他们每个星期一晚上要吃“住家饭”，大家一起做、一起吃。我们发现，A室青年执行了这个制度，B室青年既不来A室参与，也不在B室实施。原来，据我了解，A室青年和B室青年不和，A室青年个个都装老大(扮大佬)，看不起B室的青年，而B室的青年则认为A室的青年不守规矩、无法无天。“住家饭”制度开始时，两室青年曾在一起吃，但后来B室青年就不过来了，大家分开搞。但是B室的青年热情不够，搞了几次就停了。除了“住家饭”，男自立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奖励计划”，对及时上班、下班、认真做家务、努力工作或努力找工作的青年进行奖励，以强化他们的良好行为。奖励计划涉及到十个项目，每项一周的最高分是6分，每周的最高分是60分。协青社注意到利用每一个细节鼓励、嘉奖青年人，例如，奖励计划板上写着“你做得到奖励计划”;青年人自发帮助男自立堂制作了精美的OIC(当值职员)轮值表，社工马上给予表扬并写了感谢的话语贴在墙上。

协青社的核心文化和核心理论是一个“爱”字，爱青年人，爱青年所爱的东西，青年人才会爱你，才会倾听你的教导与规劝。因此，协青社的社工很注重同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男自立堂的中心主任Paul，多次提醒我们同青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年龄以及社会阅历的`缘故，我们感觉自己在男自立堂并无威信，甚至不太受欢迎。我们刚进男自立堂时，那里的青年对我们都很冷淡，最多只是简单的寒暄，虽然我们已经很主动了。我知道，在我们之前，上海、台湾、云南、天津的社工学生都来实习过。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同以前的那些实习青年工作者一样，都是过眼云烟，骚扰他们一段时间后就拍屁股走人。这种情况让我们工作信心和工作热情锐减。必须突破这种局面，我们的热情非但不能降低，还要比以前更热烈，只有这样，才能融化我们同青年人之间的坚冰。我们尝试着去做，愈挫愈勇。同两个伙伴相比，我的工作难度更大，一是因为我性格有点内向，二是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普通话在香港远未普及，回归之前基本没有普通话教育，回归之后才渐渐兴起了普通话课程。男自立堂的青年人多数不会讲普通话，可能能听懂一些但很费脑筋。因此，我与他们存在语言障碍。这个问题一度让我气馁、畏缩。但是男自立堂的社工Natale，听到我把不会讲广东话作为借口，就说语言不是问题。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且几乎是同时Paul和Wendy也不断鼓励我。我自己独立接触的第一个青年人阿Y，那时他正在自立堂楼下的宿舍区看报纸。我同他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知道了他的名字、就业状况、入住时

间等等。有了第一次突破，我对自己的信心倍增了。虽然我不会讲广东话，但能用普通话同青年人交流并获取一些信息，收获同样不小。之后，我又接触了五六个青年人。因为有的青年很晚才回来，回来之后又忙着冲凉、做家务，我同他们没有太多的交流机会。即使对有机会交流的青年人，我们的态度也十分审慎，不敢问敏感的问题。香港理工大学社工专业的一个学生在男自立堂做义工，每月做40个小时。我从他那里尝到了不少东西，因为虽然他也比较内向，但是他的工作方法很好，他每一次只攻击有限的目标，集中精力同两三个青年交谈。我发现他这个“个个击破”的方法挺非常有效。Paul的一些指导，也让我们扫除了顾虑。Paul说，你们随便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到他们伤心，大不了哭一场，哭也是正常的，有什么不可以问呢?此后，我开始问起青年人的家庭、过去和其他背景资料。在男自立堂实习期间，我和我的伙伴策划了一次小组活动“齐齐Sing&桌球大比拼”。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认识了更多的青年人，并且深化了同他们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活动开始，我们才打开了工作局面，获得了男自立堂的青年人的认可和接纳。

10月31日晚，我和一个伙伴去体验协青社的通宵外展。协青社设有专职的外展队，每晚十点至翌日清晨六点，在街上搜寻那些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离家出走成或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每晚当值的外展工作者有四名，分成一，两队，分别驾车去搜寻。那晚，我们的搜寻地点集中在九龙。在Kafe和ViVi带领下，我们几乎搜遍了九龙的大街小巷、公园屋村、饮食游乐场所。我们遇到过四次可疑对象，但因为当晚是万圣节，很多青年只是因为贪玩逗留在外，他们会回家，所以我们没有接人回协青社。我发现外展队的工作者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同青年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获得青年人的信任，与青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外展队工作的关键。Kafe说，他们不会责问青年人“为什么不回家”，而是转换方式，问“你刚才去了哪里”和“待会儿去哪里”，以此判断青年人是否有危机是否需要帮助。外展队将青年人接回协青社后，社工并不马上行动，而是等到青年人冲完凉、吃饱饭、美美睡一觉，获得安全感之后，社工才会介入。我觉得协青社的社工很会把握介入的最佳时机。

11月9日下午2：30―11：30，我和我的伙伴在协青社一楼蒲吧实习。刚去认识蒲吧的工作人员，就要同他们一起做游戏。实际上，除了当值社工以外，他们基本是会员，也即协青社的服务对象。协青社提供给他们这么一个机会，带有职业培训的目的。我发现在蒲吧工作，不但要学会与人沟通的技巧，还要学会青年人喜爱的运动和游戏，同他们一起玩，才有机会交流，交流才有深度。蒲吧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桌球室、健身器、游戏机、电脑房、卡拉OK房、舞蹈室，运动基本是免费的，而游戏会收取少许费用。会员以及社外的青少年都可以到这里来玩。蒲吧的人流高峰集中在下午5-7点，这时青年人已经放学、下班，有时间来蒲吧。我们实习当日，有180人次来蒲吧。

除了这些实习，我还接受了两种工作方法的培训，即危机介入法和现实治疗法。Wendy向我们讲解了危机的定义、特性、种类，形成以及发展阶段，根据发展阶段确定危机介入的最佳时机以及危机介入的步骤。现实治疗法我们在个案工作的教材中学习过，但是Wendy的讲解让我对这种工作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如何将它运用到社工实务中。我们参加了男危机介入中心的个案会议，了解到另一种工作方法，即系统治疗法。社会工作者不但要与案主会谈，还要联系案主的家庭、学校，并访问案主的家庭，将案主作为系统中的一员，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案主。

在实习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第一，内地社工如何发展?第二，香港社会工作的运行模式是否适宜内地?第三，作为一名社工，我将怎样发挥自身的作用推动中国社工事业的发展?无疑，内地社工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社工的职业化尚未完成，NGO(非政府组织)也没有普遍地成长起来。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已经有一些NGO在活动。但是这些NGO，大多为境外NGO的分支机构或受境外基金资助的机构，它们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能持续多久，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总之，我相信，13亿人的中国不能靠国外的资助存活，中国NGO的萌芽、成长，必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必须依靠中国本土的力量来完成。

中国社工职业化的最大困难就是NGO不发达。经过十余年的教育，中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社工毕业生，并不缺乏专业社工。而中国存在社会转型期这一事实以及社会问题的潜伏性、多发性，也说明内地急需社工。问题在于，社工和社会需要之间缺乏中介机构，缺乏NGO。因此，寻找NGO发展的新途径，大力推动内地NGO的发展，是社工职业化的当务之急。

我们在香港理工大学参观时，遇到了在此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内地十八所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代表，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我们的实习交流以及他们的学术交流都是汇丰银行慈善基赞助的推动内地社工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在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方先生的组织与主持下，我们与十八所高校的代表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会，共同探讨香港社工的成就以及内地社工的发展趋势。香港同仁和香港同胞资助我们来港参观、实习、交流，目的就是期望把我们培养成内地社工发展的领袖。因此，我认为我们负有打破中国社工职业化的僵局、使社工理念为全社会认知、接纳的历史责任。我们需要做什么?我认为营造NGO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直接参与NGO的创立与管理，是中国社工的核心任务。

如何实现这个任务呢?我认为，首先需要营造放宽NGO注册限制的公众舆论和社会氛围。在中国内地，成立一个独立的NGO，其难度不亚于成立一个政党。在西方社会和香港社会，NGO与政府都存在一些磨擦、冲突。在经典的社会工作理论中，NGO有组织社会运动反对行政当局的不合理决策的色彩。内地的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因此将非政府组织看作反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资格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审查，甚至采取不予注册或拖延注册的方式，扼杀NGO的成长。很多草根NGO索性不注册、不与政府合作，在岩石的缝隙中成长。但是，中国政体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性，政府占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不与政府合作，NGO的发展仍然难以实现突破。社工应当与政府合作，NGO应当与政府合作，自觉接受政府监督，消除政府对NGO的误解和警戒，使政府正确认识NGO的功能与角色，让政府支持NGO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必须一方面大声疾呼，唤起社会舆论的同情;一方面耐心解释，获得行政当局的理解。

其次，社工应当广泛活动、深入社会，获取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组织的赞助，使NGO的创立运行有经费支持。中国不乏利润丰厚的大公司大企业，也不乏收入高的个体，但是这些组织和个人往往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不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因此，社工应当唤醒团体和个人的良知，使关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成为全社会的习惯。协青社创立之初，只有两名社工，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规模较大、全港知名的NGO。协青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它将争取赞助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协青社设有专职的经费筹集部门，专门负责拉赞助。从最初的租房、借房办公益，到现在拥有14层高的综合大楼，协青社的确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子。协青社100余名职工的薪水以及行政费用，靠的也是社会赞助以及与社会福利署的

合作项目所获得的经费。

NGO是非营利组织，社会赞助是其存在的生命线。想方设法筹措经费，是成功经营NGO的关键。协青社筹措经费，走的并不是普通的路子，而是聪明、简捷的路子。例如，协青社注重用公众人物引起社会的关注。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的夫人及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夫人，都是协青社的赞助人。行政首脑夫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然非一般人可比。协青社的赞助基金、赞助单位和赞助者遍及全港，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第三，中国社工需要一批杰出的领袖。这些人，应该具有执着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理论功底、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这些人，应该具有深厚的个人魅力、机智的处事能力，迷人的形象气质和强烈的感召力。也许有人说，完全具备这八个特征太难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些正是领袖人物的特征。既然是领袖，当然与普通人有较大的区别。这八个特征，是我从李烈文、林希圣两位先生身上归纳出来的。

李烈文神父创办了协青社，林希圣先生则创办了正生会。正生会是一所戒毒机构，其宗旨是引导吸毒者戒除毒癖、重新回归社会。在香港期间，我有幸参观了正生会主办的正生书院。“正”，取自“改邪归正”;“生”取自“出生入死”。改邪归正，出生入死，正可谓正生书院的校训。正生书院是为青少年吸毒者开办的文化和职业培训学校，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做工。正生书院将许多自我毁弃乃至被社会所抛弃的青少年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且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正生书院设在香港离岛区的长洲和大屿山，学校主体在大屿山芝麻湾附近的一条山谷中。正生书院的生存条件和生长环境，十分恶劣。书院只有几处简陋的建筑，同内地农村的民房类似。书院的教室，甚至不避风雨。有一处教室，只是用柱子撑起来的石棉瓦棚。学生用的桌椅，都是其他学校或社会废弃的。山下芝麻湾附近原来没有码头，书院的老师从长洲搭船过来时，要跳下水游上岸，然后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给学生上课。有两个学生甚至在岸边被海浪卷走。另外，书院只有一处公厕，七十八个学生上厕所要排队。从岸边上山的路原来也是泥泞的土路。为了建码头、建公厕、修山路以及注册为正式学校，林希圣先生领导正生书院的师生与政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码头、建公厕、修山路都需要经费，需要政府拨款。起初，政府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要政府给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林先生并未放弃，而是继续领导社会运动，引导学生去闹政府。即便如此，政府仍然不理睬。后来，正生书院两个学生的去世以及林先生和另外一名学生因食物中毒而住院，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广泛同情。林先生善于把握被媒体采访的机会，委婉地向社会道出了正生书院的困难。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拨款建码头、建公厕、建山路。正生书院注册成为私立学校，也经历了类似的坎坷奋斗。香港实行九年全免费义务教育，适用于一切21岁以下的年轻人，私立学校收多少学费，政府补贴多少。注册为私立学校，正生书院会增多一条稳定的经费来源。内地社工正缺乏像李烈文神父、林希圣先生这样的拓荒者和领袖，缺乏一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先锋。

这样的领袖在哪里?带领内地社工走出困境的摩西在哪里?上帝远在天堂，不可能赐给我们一个摩西。世间的事，内地社工的发展，全靠我们自己。因此，实现社工的本土化、职业化，将社工的爱心带给千千万万受困的个体和家庭，这个艰巨的任务要由内地社工自己来完成。谁是我们内地社工的领袖?这将取决于社工个人的能力和魅力。但是，我更希望内地的社工具有“社工领袖，舍我其谁”的气魄，不断提高个人的能力和素质，让自己在社工实务中成长为一代领袖。这是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我对内地同学、同事的期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我们擎起中国社工的火炬，把社工的热情和爱心尽情挥洒给养育我们的祖国吧!

3.生命的擎起读后感 篇三

升旗仪式后是孩子们的语文课，杜秀兰熟练地把教案放在讲台上，左手捏起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今天要学的古诗，带着孩子们开始朗诵。

黑潭村小学是梁永镇中心校最偏远的一个教学点，独臂教师杜秀兰是这里唯一的教师。这所位于大山深处半山腰的小学海拔近千米，距离中心校独柏小学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村民们的屋子散落在大山上下，从孩子们的家到学校没有水泥路，一到雨天就泥泞难走。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34年来，杜秀兰用仅有的左手拨开了无数根挡路的树枝，用双脚踩出了一条通向学校的安稳路。

年幼失臂

1968年，杜秀兰出生于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一个平凡的农民家庭。

1974年，刚上二年级的杜秀兰就要常常帮着家里干农活。一次在悬崖边割草料时，她不幸一脚踏空，高坠导致右手手臂严重骨折。受限于山村里落后的医疗条件，杜秀兰没能得到妥善的治疗，受伤的右臂感染后遭截肢。

“当时很渴望上学，我就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用左手生活，我父母也很支持我，让我继续读书。” 截肢后的杜秀兰坚持读书，她说，“考大学”是自己从小的梦想，尽管只有一条胳膊，写字的时候没办法翻书，看书的时候不能按住书页做笔记，她还是坚持读到了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

但没能上大学一直是杜秀兰的遗憾。 “当时一直都很难过，但这个时候我也看到，我们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没有学上，有的孩子直到十岁还没有进过课堂。”这让杜秀兰冒出 “成为教师”的想法，“自己上不了大学，能帮村子里的孩子考上大学也是好的。”

1985年，17岁的杜秀兰在黑潭村借了两间小屋，办起了幼儿园，对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幼儿园的条件艰苦，缺少教学用品，杜秀兰就利用自然的道具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山里不通自来水，杜秀兰坚持每天去远处挑井水，烧开水给孩子们喝……

1992年，村里成立的黑潭村小学取代了杜秀兰的私人幼儿园。但杜秀兰对孩子们全身心的关爱让当地的家长深受感动，家长们都希望杜秀兰能够继续为孩子们上课。经过当地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协商，杜秀兰成了一名代课教师。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坚持做一名乡村教师时，杜秀兰笑了笑表示：“看到孩子们没学上怪可惜的，就想帮帮他们。后来教了几年，家长都只要孩子到我这里念书，那就得教下去嘛。”

砍出的“上学路”

黑潭村小学成立后，因为缺少教师，杜秀兰一个人担起了孩子们的语文、数学、体育和生活老师。她用仅有的左手在黑板上写下诗词歌赋和九九乘法表，在操场上托起篮球，在孩子夏日午休时拿起扇子。

因为担心教学的形式太单一，学生们会丧失对学习的兴趣，杜秀兰也会采用图片等道具辅助教学，向孩子们展示什么是“天安门”，什么是“故宫”。有孩子告诉杜秀兰，正是这些图片构成自己对外面世界最早的想象。

黑潭村小学规模最大时曾有超过60名学生。面对年级不同，性格各异的男孩女孩们，杜秀兰极有耐心，对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情况都了如指掌。

“我们村里的孩子，有的读得时间长，有的一二年级就去外面读了。我也尽量给他们教得细致一点，孩子以后离开了也好适应。”杜秀兰告诉澎湃新闻，那时候自己精力好，一些条件上的问题都可以克服，就想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合适的教育。

村小里有的孩子家住山顶，从山顶到半山腰的学校没有道路，仅有宽不到1米的土山路，另一旁就是陡峭的山坡。担心孩子们独自上学容易发生意外，每天清晨5点多，杜秀兰就开始起床梳洗，然后上山接送学生，一路护着到学校，放学后再一路爬山把孩子送回去。

“主要是一下雨就滑，那山上的孩子都找不到路，我要去送一下。上去(我)就走后面，下来就走前面，有的地方拉一把，孩子就能过去。”遇到雨天的积水或难走的地方，杜秀兰就把孩子直接抱过去，或者背在背上。“我有力气，做这么多年习惯了。”

这条平时几乎没有人走的路，长满了茂密的植被树木，有一段路上还长满了荆棘。每隔一段时间，杜秀兰就会带着砍刀上山，一点一点的把路砍出来，“小的就用手拉一拉，大的树丛就用砍刀砍一下，路就出来了。” 34年教了上千学生

多年下来，杜秀兰的手掌上磨出了厚厚的茧，手背和小臂上也交错着被荆棘划破的新旧伤痕。但对于这些她都不太在意，“我都习惯了，小心一点嘛，总不能让这些枝条划了孩子。”

孩子们早上上学，傍晚回家，午饭在学校里吃。杜秀兰每天结束上午的课程，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午餐，在一个小小的厨房里，孩子们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杜秀兰就在旁边熟练地用左手切菜、炒菜。

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更好，杜秀兰在学校旁开荒了一块不大的地，种一些蔬菜，“像勺子菜这些容易长，孩子能吃到新鲜的，也省钱。”

杜秀兰从教34年来，前前后后已经教了上千名学生，他们从黑潭村小学起步，然后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许多孩子的大名杜秀兰已经记不住了，但孩子们逢年过节来见她，她总能一下子叫出他们的小名。

说起这些孩子，杜秀兰的语气里半是感慨，半是骄傲，“有的有出息了，有考上了大学的，就打过电话跟我说要回来看看。”孩子们能考上大学是最让她高兴的事情，“往年很难啊，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好，条件比他们爸爸那时候好。听说他们能考上我就高兴。”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村庄，黑潭村小学的学生也在逐年减少。“现在每天来的只有三个学生了，男娃两个，女娃一个。”杜秀兰介绍说，村里年轻的一辈都希望能到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发展，村里凡是有能力在外面租房买房的，都选择走了出去。

面对这样的现实，杜秀兰很坦然：“有条件的都走出去了，就连独柏小学那边人也不多了。能带娃儿出去，不是坏事，我倒希望他们出去。”

教学点学生逐渐减少，中心校多次表示希望合并教学点，让杜秀兰前往中心校任教，但担心孩子们上学距离太远，杜秀兰选择了坚守，“就算这儿只有一个孩子了，我都要收了他(当学生)，给他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