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感人故事

长征中的感人故事（通用7篇）

1.长征中的感人故事 篇一

红军鞋(缩写)

刘耀辉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

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半碗青稞面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

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2.记录长征历史 讲好长征故事 篇二

中央电视台

多频道播出矩阵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按照中宣部的指示要求，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专门推出特别节目——《长征路上的回声》，由综艺频道《回声嘹亮》栏目承担制作。这期特别节目以“长征精神”为核心分为信仰、牺牲和梦想三个篇章，通过长征路途中脍炙人口的故事作为切入点，邀请红军后代代表以及部分老红军来到现场，讲述红军长征過程中的感人故事。每个篇章通过讲述80年前的长征故事以及当今社会在平凡岗位上践行长征精神的典型人物，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长征、感悟长征精神、传承长征精神。

此外，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纪录频道分别推出了2部纪录片——《长征》与《长征纪事》。《长征》共8集，10月13日至16日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在创作过程中《长征》摄制组兵分五路，沿着红军将士当年的足迹，驱车数万里，探寻80年前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通过采访49位近百岁的老红军，倾听他们亲口讲述长征，充分挖掘和呈现真实又生动的长征故事，表达了“长征胜利80周年时我们还能采访到老红军”的珍贵与紧迫感。“这次创作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将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调到当下，用当下思考，当下语言、当下视角重新解读长征，打破了以往长征主题纪录片仅呈现历史本身的惯常方式。”总导演闫东表示。

《长征纪事》全片共6集，每集50分钟，于2016年10月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纪录片将视线凝聚在至今留存的珍贵文献档案资料，展示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面对自然险境、敌人追击、路线斗争等险象环生的绝境而最终走向胜利的惊心动魄的过程。《长征纪事》规避了过去影视创作与学术研究脱节的做法，将学术研究引入影视实践创作。创作团队以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科研创作队伍为主体：资料团队由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台湾世新大学等高校历史学专业背景的教授、博士、硕士十几人组成，具有扎实的历史文献功底和国际知识背景。严谨，翔实、冷静以及高信息熵的叙述范式是本片一大亮点。《长征纪事》以严谨客观的学术化叙事策略区别于同类题材作品，采用国际化的叙事表达手法，借鉴国际纪录片行业中成功的历史文献类节目模式，力争以个体的叙述角度，通过各类翔实丰富的文献，最大程度地再现80年前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伟大远征，以全新的文献纪录片叙事语态和影像表达，凸显“文献”“故事”和“细节”、“个体”，力求将该片打造成为吸引当下国内主流电视观众，并为国际受众所接受的文献精品作品。

电视剧方面，《千里雷声万里闪》10月13日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10月17日起播出《绝命后卫师》。

湖南卫视

长征元素贯穿频道编排

要把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宣传作为当前全台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吕焕斌强调。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总编辑张华立多次调度相关项目，要求推出批有影响的宣传精品。

在10月14日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文艺晚会中，围绕中国电视人的新长征主题，编导团队设计了《十送红军》《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节目缅怀长征历史。

湖南卫视《湖南新闻联播》推出了《寻梦长征路》《追寻》等多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系列报道。《追寻》通过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讲述长征的历史细节，还原张家界一家八口举家长征的悲欢离合，追寻80年前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的足迹。《午间新闻》策划了系列报道“长征路上”，依托各市州资源，拍摄长征路上在湖南关键点位上的历史故事和今天的发展面貌。该组报道方面播发纪念长征的特别节目，弘扬长征精神，并结合“扫码扶贫”特色板块，关注革命老区发展，推动精准扶贫和精神扶贫。《新闻当事人》制作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航天路上的长征精神》。

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近期将播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35集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纪录片方面，湖南卫视计划于10月前后播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纪录片。目前有《战地巡礼，红色湘西》《震撼世界的长征》等三个备选项目。此外，湖南卫视将从十月开始，在屏幕上投放多条宣传片，突出纪念长征，谨记长征精神的宣传主题。

北京卫视

用纪录片挖掘长征历史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承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于10月17日至21日在北京卫视播出。该纪录片拍摄前后历时一年，拍摄素材超过1500小时。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导演队伍，从江西出发，跨越14个省市自治区，祭扫了100多处红军烈士纪念碑和无名烈士墓采访了200多位长征历史亲历者、见证人和红军后代，发掘了100多份从未被发现或较少被关注到的历史档案。

摄制组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区，用电影化的拍摄手法再现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场景并选取普通红军战士最具震撼度、极致度和情感共鸣度的故事进行实景讲述，通过故事细节诠释长征的精神内核。节目采取双讲述人行进式的讲述和多时空的叙事结构，打通历史和现实的通道，抚今追昔，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最大可能地拉近观众和历史的距离，带领观众走近历史人物的内心。

深圳卫视

听老红军口述历史

10月18日至10月21日，每天中午12：40深圳卫视《探秘时刻》推出系列报道《讲述长征》。“长征不仅是中国红军的一次凤凰涅槃，对于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们，更是值得铭记一生的难忘岁月。我们把“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作为特别策划专题节目《长征》的切入口。《探秘时刻》制片人王芳告诉《综艺报》，栏目组从9月1日开始外出拍摄、采访、分两组到四川、陕西、北京等地外拍、采访了长征亲历者及亲属、专家学者。“确定了节目的切入口，我们发现要采访当年的老红军十分困难。当年的老红军在世的已不多，能找到的就更少了，而且老红军年事已高，有些身体状况不佳，家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正是这些困难，更坚定了栏目组采访老红军的信念，因为这些珍贵的记忆正在慢慢消失，必须采访到老红军，让这些鲜活的长征精神通过影像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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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系列专题节目走访了四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其中年纪最小的94岁，年纪最大的已经106岁。通过这些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和他们的亲人口述，向观众生动再现红军长征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面对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的长征精神。

湖北卫视

回望历史 传承长征精神

作为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长征途中与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红一方面军一部的诞生地，湖北是党领导开展全国土地革命战争、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重要地区之一，是红军出发长征前的重要战略基地，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基于此，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深挖老区革命历史、拍摄当代仍然奋战在经济建设、扶贫攻坚、奥运拼搏等各条战线上的新长征人。“我们分别从回望、坚守、传承三个系列回望历史、传承精神。”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是《永远的长征·回望》系列，主要通过记者深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深度挖掘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二十五军在诞生地的故事和在长征中的贡献，通过实地探访、遗址拍摄，故事挖掘等方式进行深度报道。

二是《永远的长征·坚守》系列，主要彰显长征中湖北军团和湖北籍将领的伟大功绩，重点从此人物故事系列里提炼和反映出长征精神所在。如长征途中年纪最大，红军妇女工作队中的“胡子队长”湖北红安人董必武，不顾年迈体弱，舍身关爱，救助队伍中的孕妇、产妇、儿童和重伤病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长征途中四方面军迎接中央红军第一人湖北红安人李先念：开国大将，红25军军长，骁勇善战的湖北大悟人徐海东，率军先期到达陕北，和刘志丹起打赢直罗镇战役胜利，为中央前往陕北建立了安全基地，并提供衣食，武器，协助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度过1936年寒冬。对长征有着重大影响的湖北籍将领及历史人物，记者都通过对家属采访、展览馆工作人员讲述，遗物展示等细节挖掘，一一讲述人物故事，深度挖掘长征精神并教育后人。

三是《永远的长征·传承》系列，“精神的传承”是该系列最主要的意义和内涵，湖北各界当代人物均在此列，重点展现当代湖北人传承长征精神，拼搏在各行各业的状态。如荣获“新长征突击手”称号的里约奥运会女子十米台双人跳水冠军，湖北省选手刘蕙瑕：奋战在扶贫攻坚线，40年坚守大山、把穷山村扶上康庄大道的村支书魏登殿；还有父子接力，深山凿路42年的“愚公支书”王光国，带领700多父老乡亲，不畏穷山恶水，不惧极难极苦，将武陵山区最高寒、最偏远、最贫困的穷山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桃花源”等等。

天津卫视

全时段打通纪念长征

为铭记历史，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天津卫视频道将全天时段打通，进行纪录片、专题，新闻，晚间档黄金剧，动画片等全新编排。10月每天06：30，天津卫视定档播出专题纪录片。10月1日至10月7日，每天06：30播出天津电视台自制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录片《万水千山》，总计7集。《万水千山》选择了青年人最能接受的TED演讲方式，以四位与长征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嘉宾为主讲人以时代视角解读人类对永恒之信念与理想的追寻，展现中国不屈与顽强的精神力量，让青年人了解两万五千里路途中人性的光辉。10月8日至10月19日每天06：30播出中国梦主题爱国主义题材《中国人特别节目》。10月20日开始每天06：30播出8集纪录片《长征》。

10月21日至11月3日晚间黄金时间，天津卫视19：30-21：25将播出史诗电视连续剧《天涯浴血》。该剧是唐国强执导，廉赛、何晶、杨俊勇等联合主演的革命题材电视剧，讲述了1926年到1949年期间，琼崖纵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发生的故事。

新聞报道方面，9月至10月，天津卫视每天四档新闻滚动播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其中，天津电视台与天津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了大型联合采访报道——《寻访长征足迹》。该报道从长征的起点开始，历经标志性事件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到会宁胜利会师、规划了江西瑞金、贵州、四川、陕西、甘肃五条报道线路重走长征路，通过对当年人、事、物的采访报道，追忆峥嵘岁月，共同见证中国发展变化。

此外，10月1日起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8：00以及周六周日早晨08：10天津卫视还将播出爱国主义题材动画片《犟驴小红军》等。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每周六下午18：00，女性访谈栏日《我们》播出纪念红军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

其他卫视

除以上电视台外，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安徽卫视等也都在10月期间推出了相关主题编排。10月21日起，《我是红军》《红旗漫卷西风》两部长征题材电视剧将分别登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晚间黄金档，而江苏卫视与安徽卫视10月23日起晚间黄金档将联合播出长征题材电视剧《骡子和金子》。

3.红军长征感人励志故事 篇三

那天,正式炎夏，共产党所有指挥官头每人头戴一顶草帽,红军侦察员从后赶来报：后面一对白军跟来了。贺龙同志点了点头。只是命令大家继续向前走。

红军走到一块平坦的山场，贺龙同志观察了地形，命令大家扔掉草帽。顿时军队议论纷纷，但是还是扔掉草帽，一切听从命令。一刹那，满地都是红军的草帽。然后贺龙命令大家迅速转移。

由蒋介石带领的反动军赶了上来，白军都没有草帽，早热得的眼冒金花，看见满地的红军扔的草帽，顿时感觉喜从天降，一窝蜂地去抢草帽，匪官也不阻挡，想是红军狼狈而逃。

这时，天空传来一阵飞机声，白军毫不介意。因为他们知道飞机是来配合他们追赶红军的。可敌机可不这样想，他们这几天连红军影子都没看见，没少挨长官骂。这一回，他们看见地上的军队都戴着有红五心的草帽，顿时喜出望外。对这团白军狂轰烂炸，机枪横扫。打的白军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4.长征中的感人故事 篇四

1935年2月，红军女战士李坚真来到干部休养连任指导员后，样样事情都带头干。

在抢占沪定桥时，部队急行军，李坚真抬伤员、挑药箱，照料全连干部的衣食住行，非常劳累。

可恰在这时，饲养员被敌机炸伤了胸部和双腿，伤势严重，李坚真不顾疲劳硬是背着他行军，她被一批又一批的战士超了过去。伤员一次次用微弱的声音恳求她放下，但她不肯丢下任何一位战友。

由于失血过多，伤员昏了过去，李坚真就弯着腰，尽力将他背稳，艰难地往前走，直到他停止了呼吸，才将他安放在路旁的一座小庙里。

在翻越夹金山时，由于空气稀薄，有的马夫、运输员晕倒了，李坚真和战友们就跪着爬行，把伤病员以及担架、药箱全部拉过了山去。

5.红军长征感人的短故事 篇五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尔盖出发进入生死莫测的大草地。

“那草丛间呈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一位战友，另一位战友去救，也被拉了进去。早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老红军袁美义回忆说。

进入草地两三天，红军的干粮就基本上吃完了。

“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老红军彭永清说，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了。

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至今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2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掉队的人太多，每天能收容掉队者上百人。晚上露宿，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起来一推，很多人身体已经冰凉。”长征中，曾负责过收容掉队战友的老红军袁林说，“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1935年9月，手握红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率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军和部分编入四方面军中的中央红军调头南下。

“上次死的人已经被水泡涨了，我们就光着脚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过了那段路就要洗脚，否则要烂脚!”曾经三过草地的刘洪才用“尸水横溢”来形容再次走进草地的感受。

“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过草地时任2军团4师10团副政委的陈浩说，活下来的人，也是靠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支撑下来的。雪山是哪些，又有多少勇士化山脉?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1、3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5、9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1936年7月，当红2、6军团经过一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多人。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直到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生命无言。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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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国将领在长征途中的传奇故事 篇六

程子华：躺在担架上长征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领下，经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进入商洛山区以后，即在庾家河与追堵之敌六十师展开了一场恶战。敌六十师原为第十九路军旧部，是一支很能战斗的劲旅，在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时，该师已由开封抵达卢氏，先于朱阳关一带布防堵截。为防堵截，红军绕道转入陕境，敌六十师又跟踪追击，直扑庾家河。

激战中，程子华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指挥部队战斗，不料双手被流弹击中，伤了骨头，左手腕动脉血管破裂，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医护人员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用一根牛皮绳将其左臂紧紧扎住，把动脉血管压紧，以防继续出血。由于流血过多，当程子华被抬下火线时，已发起高烧，双手也红肿起来。为防止细菌侵入骨髓，医护人员当即进行了消毒，并及时给他服用消炎退烧药物。

由于两手伤势严重，很难坚持徒步行军。长征出发时，部队给程子华配了一头大黑骡。为了减轻担架人员的劳累，程子华叫马夫牵来大黑骡，试着骑了两回，但都被随军医院的院长钱信忠制止住了。

因为他的双手不能活动，上下骡子均需有人搀扶，自己连缰绳也牵不住，万一骡子受惊或路上有个闪失，弄不好就是个“倒栽葱”。想骑骡子又骑不成，程子华只好躺在担架上。

程子华用白布紧裹的残手，终日吊在脖子上面，一切动作都很不灵便。由于伤了动脉血管和骨头，伤口里面留有死骨，总是感染出血、化脓，疼痛难忍。他的两只手布满了大小疮口，每次换药包扎时，由于缺少药物，钱信忠只能用盐水简单消毒，以白布代替纱布，从疮口塞进去又拉出来。如此反复，几乎每天都如此。

“钱院长，你还是给我截肢吧！”但钱信忠说什么也不答应。

钱信忠本想为程子华进行手术，然而不是战事紧，顾及不上，就是条件太差，难以实施，所以一直没有做成。

长征到达陕北，钱信忠才抓紧机会，为程子华做了手术，手是保住了，但从此便落下一双“爪子似的伤残手”。

贺炳炎：“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指挥下开始长征。贺炳炎时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随部长征。

部队长征不到一个月，就突破了国民党沿湖南澧水、沅江布置的封锁线，并向新化和溆浦进军。队伍逼近新化时，发现敌人已在这里布下阻截重兵。贺炳炎当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西进贵州。为了不让敌人摸清西进意图，逼近新化的部队随即南下，造成马上将东渡资水之势。国民党大军钻进了贺炳炎布置的圈套，风烟滚滚地向资水压来。这时部队向西疾行，沿雪峰山山脚直奔云南瓦屋塘，再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进贵州。那天由贺炳炎的红五师担任先头部队，并由红十五团打头阵。不料当红十五团进入瓦屋塘东山时，遭到敌人疯狂阻击，从猛烈的火力判断，对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为了尽快消灭敌人，保障红军主力顺利通过，贺炳炎命令该团团长速向贺龙报告，并命机枪掩护，提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带头冲了过去。在剧烈战斗中，他的右臂不幸被敌人威力巨大的达姆弹击中，骨头被炸得粉碎，整条手臂像条下垂的丝瓜吊在膀子上。因大量失血，疼痛难忍，他当即昏了过去。

红十五团一鼓作气拿下东山后，贺炳炎躺在敌人放弃的阵地上昏睡不醒，后被抬到总指挥部卫生部。此时，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只剩下一点皮连着肩膀，并且流血不止。贺龙听说贺炳炎身负重伤，不省人事，飞马赶到东山。正在急救棚里抢救贺炳炎的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向贺龙报告，贺炳炎的右臂保不住了，必须齐根锯掉。贺龙急了，质问贺彪，他的右臂怎么能锯掉呢？你知不知道他这只右臂抵得上我的一支部队？但贺彪坚持说，如果不赶紧截肢，他上半身的肌肉将迅速坏死，到时连命都保不住。贺龙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能尊重贺彪的意见。

可是，医疗器械已驮运转移了，一时无法取回。救人要紧，没有手术锯，就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代替手术锯。就要动手锯臂了，医务人员将药箱翻遍，却找不到麻醉药。大家十分焦急时，有人提出用吗啡，并说多吃一些吗啡可以起麻醉作用。

贺龙来到贺炳炎床前，轻声说：“炳炎，你的右胳膊要锯掉，可是没有麻药，本想打些麻药后再做，可伤势等不了啊！”

贺炳炎一笑说：“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的。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随后，医生找来4个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不用他们，我挺得住。”说着，便把一条毛巾塞到嘴里。医生开始用木锯锯他的胳膊，人们明显看到医生的手在轻轻地发抖。

贺炳炎连忙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

他忍住剧痛，紧紧咬着嘴里的毛巾，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熬过那艰难的时刻……残臂锯下后，医生又用钢锉锉平骨面。贺炳炎的汗像雨水一样，湿透了全身。手术用了2小时16分钟，贺炳炎把医务人员塞在嘴里的毛巾都咬烂了。

做完手术，贺炳炎见到贺龙总指挥，含泪问道：“总指挥，我以后還能打仗吗？”

贺龙紧紧握住贺炳炎的左手，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深情地慰勉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照样可以骑马，可以打枪，可以打仗嘛！”并向医生要了两块手术时锯下的碎骨，用红绸包好，装进衣服口袋，对贺炳炎说：“幺娃子，我要把它们留起来，长征还刚刚开始，以后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到时我要拿出来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你们看有多硬！”后来，贺龙曾多次打开这个红绸包告诉人们：“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啊！”

因战况紧急，部队要继续长征。6天后，贺炳炎从担架上迫不及待地滑下来，开始学习处理失去右臂后必须应对的一切。同时还学着用那只总感到别扭的左手练枪，练刀。战争是两强相遇勇者胜，是一瞬间的你死我活，它要求一个人必须百分之百的心到手到。像贺炳炎这样彻底失去右臂，被迫改用左手去搏杀的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贺炳炎做到了，并且做得跟有右臂时一样的威风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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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文斌：一条伤腿走长征

1934年8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颜文斌所在的红六军团作为一支先遣队，在肖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的率领下从湘赣突围西征，挺进湘西，转战5000里，到达贵州东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颜文斌担任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一营模范连尖刀排排长。

1935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在忠堡地区包围了敌湘军张振汉司令部。敌人拼死顽抗，红军多次冲锋都没成功。这时，绰号“拼命三郎”的贺庆吉营长急眼了，大喝一声：“排以上干部集合！”全营42名排以上干部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营长第一个就点到颜文斌，并要他担任突击排一班班长，站在全队最前边。

进入了突击阵地后，只听贺营长一声呐喊“冲锋！”42名干部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阵。颜文斌边冲边甩出三颗手榴弹，纵身跃过战壕，冲进敌群，用刺刀一连捅进了两个敌人的胸膛。突然，飞来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颜文斌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红军开始打扫战场，掩埋战友的尸体。颜文斌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说话： “挖好坑了，埋吧。”接着，颜文斌便被拖到了一个坑里，一锹一锹的土盖在他的身上。这时，颜文斌脑子一下子清醒了，他猛地睁开眼睛，腾地坐了起来，大喊一声：“不要埋我！”顿时，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就这样，颜文斌死里逃生。

1935年11月，为摆脱国民党130个团的大“围剿”，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继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长征之后，继续长征。当时，颜文斌正在龙家寨红军临时医院养伤，他的右大腿伤口仍在溃烂，医生检查后认定不能出院。由于战略大转移条件非常恶劣，不能携带重伤员，所以颜文斌只能被安置在附近的老乡家中养伤。

部队撤离的当晚，一伙土匪武装就洗劫了这个村庄，隐蔽在老百姓家中的红军伤员多被杀死。颜文斌暗下决心，与其早晚让敌人抓住杀头，不如拖着一条伤腿跟着部队走，能挪一步是一步，能活一天是一天，走不动就死在长征路上。

就这样，颜文斌拄着一只拐杖，背着30多双草鞋，随着大部队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向前挪行。一个月后的一天，颜文斌觉得伤腿痛痒难忍，他走到一条小河边想洗洗伤口。绷带一打开，吓了一跳。只见一片白花花的东西盖住了腐烂的伤口，蛆虫满腿到处乱爬。

按医学常规，大面积溃烂恶化的伤口即使动手术也回天无术，何况在当时那种毫无医疗条件可言的恶劣环境中，肯定是必死无疑了。可他凭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硬是没有向死亡低头，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能挪动一步，就坚决地向前走。他向沿途的部队要来一些盐巴和纱布，每天用一只铁茶缸煮开盐水，用纱布蘸着盐水洗伤口。说来也奇怪，溃烂的伤口竟然奇迹般地一天天好起来。

走到四川的时候，颜文斌出人意料地甩掉了拐棍，赶上了自己的部队。当他突然出现在战友们面前，大家真是又惊又喜。

余秋里：“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1934年8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在任弼时等领导下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川，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所在地黔东苏区转移，在那里进行武装斗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吸引了大量敌军，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秋，敌军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准备再度“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敌重兵压境，由于没有回旋余地，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退出根据地，向湘中、黔东转移。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刘家坪，踏上了长征之路。这时，余秋里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他们渡澧水、过沅江、直捣湘中。接着，出黔东，继而西进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准备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于各路敌军纷纷扑来，我军决定退出毕节，进入山势陡峻、道路崎岖的乌蒙山区。

1936年3月11日，红二、六军团从广德关南下。敌中央军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3个纵队仍对我军穷追不舍，而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在川、滇军协同下则对我军实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

3月12日，红军进抵赫章的得章坝，一场血战开始了。从3月12日在得章坝战斗中负重伤，到4月25日部队进抵金沙江边石鼓镇的40多个日日夜夜里，余秋里以超乎寻常的坚强毅力，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跟随部队转战。

7月1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进抵甘孜城，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甘孜部队休整期间，部队曾考虑为余秋里做手术。但一是缺少器械和药品，二是吃了泄药后，上吐下泻全是蛔虫。试想，如此虚弱的身体怎么经得起截肢手术呢。于是只好作罢。9月，余秋里的伤势恶化。部队到达徽县后，揭开纱布一看，他的左手已经干枯、发黑、神经坏死、左臂红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经多次研究，认为左手已无法保留。为减轻余秋里的痛苦，防止继续感染，建议锯掉左臂。為此，卫生部专门给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写了报告。

贺龙、任弼时同志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贺龙亲自到卫生部详细询问了余秋里的伤情，并向医务人员询问做手术的利弊。卫生部的同志讲：”手是保不住了。做了，少痛苦，防感染；不做，感染后身体弱，再想做就不行了。”贺龙又问：“做手术是否有把握？”卫生部的同志说：“这样的手术，我们以前做过，余秋里的手，做了不会有危险。”然后，贺龙找到余秋里，探望了他的伤情，又和他谈话。余秋里坚决要求锯掉。贺龙说：“既然手无法保留，锯了也没危险，那就锯了吧！”就这样，贺龙一锤定音。

手术被批准了，但医药、器械还没有完全解决。贺龙知道后，又让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予以支援。手术做得很顺利。手术后，余秋里醒来时说：“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责任编辑：曲玥

7.长征中的故事2020最新 篇七

长征中的故事1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常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当时，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干部党员大多都被杀害了，廖承志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绘画才能。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一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没杀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顶实际、顶重要的还是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都离不开他。”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4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10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长征中的故事2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扰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这首歌谣名叫《门口挂盏灯》，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民间广为流传。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王建军说，在市里工作了近20年，每次踏上家乡桑植县这片土地，哼起这首妈妈从小教会自己的歌谣，总会恍惚走进了80多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歌谣讲述的是桑植县红军长征出发，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桑植县位于湖南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在桑植县刘家坪干田坝朱家山，高17米的长征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纪念碑底座的四周，密密麻麻刻满了牺牲红军将士的名字。81年前，二、六军团共约17000名红军将士，从这里誓师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

1927年贺龙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率领的部队8000多人中，近一半人来自他的老家桑植。起义失利后，贺龙只带了8个人回桑植。“尽管三千人去八人还，可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桑植县党史研究室向佐柏说。

在洪家关贺龙纪念馆，贺龙元帅的堂侄贺学舜老人，拿着厚厚的一本书的手稿，向记者们讲述起“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的故事。“红军丈夫或者牺牲了，或者长征之后再也没有回来，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就一直守望着。”

红军师长贺锦斋的夫人戴桂香，从1928年起，整整71年守望丈夫贺锦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71年岁月里，她时常会吟唱起这一首当年和丈夫贺锦斋一起改编填词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每次接待记者采访，王建军就会哼起这首不能再熟悉的歌，亲切感和荣誉感在心里升腾。他说这不仅是对丈夫的守望，更是对信仰的守望，对未来的守望。

长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代代相传。缅怀革命先烈的手抄报，重阳节去光荣院照顾老红军……桑植县洪家关中心小学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

和历史相似的是，当代桑植又有一场“新长征”需要再出发。有着红色荣光的桑植县，也是我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桑植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截至2015年底，桑植尚有贫困人口10.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2%。全县还有62个村未通水泥路，167个村未实施农网改造，20万人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这几年来，不变的是那山那水，不变的是桑植人民的红色信仰，变化的是山里人一步步脱贫致富的获得感。

63岁的利福塔镇村民胡运孝，住上了好房子：两室一厅，整洁的院子，生活设施齐备。就在2015年以前，他还住着上世纪40年代建的不足30平方米的木屋。

这要归功于县里推行的“阳光院”模式，即对贫困户采取集中安置，提供每套30—60平方米不等的安居房，“产权归公、免费入住;进退有序、滚动周转”。“计划到2019年修建1600套阳光院，让全县所有的农村特困户，都能异地搬迁，实现脱贫。”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说。

仅仅实现安居梦还不够。桑植县尝试将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到乡镇，实现基层“责权相称”;创建脱贫创业产业项目“孵化库”，让贫困户择优选择;推行精准扶贫沙龙，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激活基层创业热情;整合部门资金，组建贫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力争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目标……县里干部介绍，2016年，全县预计减少贫困人口2.4万，贫困发生率降到11.8%。到2019年，完成全县脱贫摘帽任务，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致富道路上，桑植县也是刚刚出发。”县里领导说，“但是初心不改，守望不变，激励着我们一直前行。”

长征中的故事3

从贵州桐梓沿川黔公路出发，遥遥便可望见一座高大的金色浮雕屹立在山脚。浮雕上，战旗飘扬，红军将士跃马横枪，前仆后继……我们知道，娄山关到了。

娄山关，北据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娄山关西侧的小尖山上，两根并立巨柱组成的红军战斗纪念碑庄严威武，默默地讲述着当年那场激烈的战斗——

1935年2月25日凌晨，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向娄山关挺进，与敌军争夺关口。敌人凭险据守，红军猛烈攻击，一举拿下娄山关，歼灭黔军4个团。

“娄山关战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军事主要领导人后，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发挥出的巨大威力。”79岁的解说员肖开基激动地说。

此前，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红军节节败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在战略指导上彻底放弃了消极防御的路线，转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指导方针，即着眼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寓战略防御于战役进攻之中，以战役攻势争取战略防御主动。

从消极到积极，在强敌环伺中忽而猛冲猛杀，忽而声东击西，红军就像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改之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的被动处境。

胜利面前，红军将士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探索出了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即使再多艰险、要啃再多的硬骨头都不怕!

时代的脚步，总在不断跨越艰难险阻中愈发坚实。

娄山关上，昔日红军战斗过的堑壕、弹坑早已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装。在公路四通八达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用眼睛判断娄山关“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险要。作为军事重地的角色，娄山关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它在红军革命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却永远不会磨灭。

“攻下娄山关，揭开遵义大捷的序幕，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副馆长黄伟介绍说，“这场胜利，离不开正确的军事指导和将士的浴血奋战。”

《红星》一篇社论这样写道：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遵义会议)，反对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

理想穿越时空，精神辉映未来。80年后的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条“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的科学大道正在我们面前展开。

改革的雁阵已经形成，振翅前行依然任重道远。迢迢征途，我们如何在改革强军的新长征中闯关夺隘，夺取胜利?

号令如山：“越是难度大，越要坚定意志、勇往直前，决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要全军统一意志，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革命战争年代，广大指战员“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面对强军征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险滩壁垒、顽症痼疾、棘手难题，同样需要甘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同样需要攻坚克难的“敢死队”，打通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下，山壁间巨幅碑石上镌刻的《忆秦娥·娄山关》，大气磅礴，金光夺目。迎着猎猎晨风，肖开基老人情不自禁地高声诵读。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山谷回荡。

长征中的故事4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扰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这首歌谣名叫《门口挂盏灯》，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民间广为流传。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王建军说，在市里工作了近20年，每次踏上家乡桑植县这片土地，哼起这首妈妈从小教会自己的歌谣，总会恍惚走进了80多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歌谣讲述的是桑植县红军长征出发，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桑植县位于湖南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在桑植县刘家坪干田坝朱家山，高17米的长征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纪念碑底座的四周，密密麻麻刻满了牺牲红军将士的名字。81年前，二、六军团共约17000名红军将士，从这里誓师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

1927年贺龙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率领的部队8000多人中，近一半人来自他的老家桑植。起义失利后，贺龙只带了8个人回桑植。“尽管三千人去八人还，可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桑植县党史研究室向佐柏说。

在洪家关贺龙纪念馆，贺龙元帅的堂侄贺学舜老人，拿着厚厚的一本书的手稿，向记者们讲述起“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的故事。“红军丈夫或者牺牲了，或者长征之后再也没有回来，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就一直守望着。”

红军师长贺锦斋的夫人戴桂香，从1928年起，整整71年守望丈夫贺锦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71年岁月里，她时常会吟唱起这一首当年和丈夫贺锦斋一起改编填词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每次接待记者采访，王建军就会哼起这首不能再熟悉的歌，亲切感和荣誉感在心里升腾。他说这不仅是对丈夫的守望，更是对信仰的守望，对未来的守望。

长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代代相传。缅怀革命先烈的手抄报，重阳节去光荣院照顾老红军……桑植县洪家关中心小学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

和历史相似的是，当代桑植又有一场“新长征”需要再出发。有着红色荣光的桑植县，也是我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桑植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截至2015年底，桑植尚有贫困人口10.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2%。全县还有62个村未通水泥路，167个村未实施农网改造，20万人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这几年来，不变的是那山那水，不变的是桑植人民的红色信仰，变化的是山里人一步步脱贫致富的获得感。

63岁的利福塔镇村民胡运孝，住上了好房子：两室一厅，整洁的院子，生活设施齐备。就在2015年以前，他还住着上世纪40年代建的不足30平方米的木屋。

这要归功于县里推行的“阳光院”模式，即对贫困户采取集中安置，提供每套30—60平方米不等的安居房，“产权归公、免费入住;进退有序、滚动周转”。“计划到2019年修建1600套阳光院，让全县所有的农村特困户，都能异地搬迁，实现脱贫。”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说。

仅仅实现安居梦还不够。桑植县尝试将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到乡镇，实现基层“责权相称”;创建脱贫创业产业项目“孵化库”，让贫困户择优选择;推行精准扶贫沙龙，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激活基层创业热情;整合部门资金，组建贫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力争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目标……县里干部介绍，2016年，全县预计减少贫困人口2.4万，贫困发生率降到11.8%。到2019年，完成全县脱贫摘帽任务，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致富道路上，桑植县也是刚刚出发。”县里领导说，“但是初心不改，守望不变，激励着我们一直前行。”

长征中的故事5

“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这是习仲勋同志1996年为纪念项与年同志的文集《山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简练生动的文字把人们的思绪一下拉回到那段惊心动魄、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秋，年方31岁的项与年被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回国后，经组织安排调入中央特科工作。他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终消灭中央苏区。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区(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赶回德安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立即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点。同时，项与年考虑到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苏区，他毅然承担了这一重任。

之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秘密前行。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大难题。经反复思索，他决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样子，他思索片刻，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他的嘴里血流不止，疼痛难忍。当他走下山时，已是脸色苍白，嘴腮肿胀，面部变形，加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成了一个乞讨的叫花子。他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下山前行。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到达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当周恩来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感动之情无以言表。周恩来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还不到10天，“铁桶围剿”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中央红军即提前开始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项与年，这位我党隐蔽战线上大智大勇的英雄，为中央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