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影响

论辛亥革命的影响（精选8篇）

1.论辛亥革命的影响 篇一

试论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摘 要：胡主席提出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着眼时代发展的形势任务要求，抓住了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为我军建设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在引进一些西方的先进理念的同时，一些“糟粕”也见缝插针的进来，西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在经济领域对东西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生普遍影响的思潮，对以价值观为主要方面的意识形态也“作用明显”，对此我们不得不警惕，不得不防。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思潮 核心价值观 影响 对策

一、简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大体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二是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并着手对其理论进行雕琢，使之系统化。三是勃兴时期。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 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但凯恩斯主义政策却束手无策。而多年沉默的新自由主义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四是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①

（一）新自由主义的定义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的主要标志。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主要内容

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极力倡导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臵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

①《新自由主义评析》主编：何秉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①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当代实质

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似乎只是或者更多地是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到底是什么？可以讲在共产主义还没实现之前，在国家从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消亡之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西方政治思潮。它是一种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传媒与新闻学等各种不同理论包装起来的意识形态。这种理论在今天的实践表现是多方面的。在传媒和新闻界，主要表现为“放松管制”、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新闻自由。

（一）在政治上，实质在于告单极世界，妄图用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念、一种发展模式“规制全世界”。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臵联合国宪章、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不顾，用单边主义行为（或用制裁，或用战争）对付自己认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以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

（二）在军事上，实质在于以超高军费开支为后盾，建立超级军事大国，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手段，以战争行为对付“现实威胁”，严格禁止其他国家开发、扩散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而自己却加紧时间研制新型核武器，积极研究并实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计划，以准备“星球大战”对付“潜在威胁”，确保其超级大国地位。

（三）在安全上，实质在于崇尚并推行实力政策，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按自己的意志将世界上的这个或那个国家认定为“失败国家”、“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国”，并直接发动侵略战争将其现有政权推翻，已建立符合自己一致的所谓“民主国家”；对国与国之间的分歧、矛盾、纠纷或冲突，动辄以“制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①《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作者:（英）约翰斯顿 /（英）萨德-费洛 江苏人民出版社 ②《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作者（美）诺姆·乔姆斯基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四）在文化上，实质在于只崇尚本民族文化，不顾世界各国国情的不同 极力排斥其他民族文化，大搞文化一元化。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①但是受时代主题的变换、社会舆论的导向、人民观念的更新影响，官兵价值观呈现出“注重务实求真、敢于开拓进取、追求自我价值”的总体变化趋向。其中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影响明显，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以反马克思主义学说动摇官兵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是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柱。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动摇的危险。美国前驻意大利大使理查德.加德勒认为：“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这足以说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并且把中国作为重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各种假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纷至沓来，这些“歪理邪说”具有相当的迷惑性，这对于80后、90后的官兵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因为客观地讲，这些官兵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理解不深，有甚者都没听过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些官兵一旦接触了充满“诱惑力”的“歪理邪说”后很可能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嗤之以鼻。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行动指南，官兵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何谈“忠诚于党”？

（二）以反共产主义学说弱化官兵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首要主张就是要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炮

①《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 陶传铭 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部长 大校 制了一系列的学说为其理论搭台服务，打着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到处横行霸道，制裁别国，肆意发动战争。恬不知耻的去建立所谓的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歪曲事实丑化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以去年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相关报道为主的近年来西方媒体对我党和国家的歪曲丑化不难看出其拙劣的演技后那些险恶的政治用心。我军官兵尤其是驻地在繁华城市的基层官兵与社会多，接受信息的渠道多，容易受到不良影响。社会上“法轮功”和一些分裂势力分子受西方势力教唆，经常散发一些无中生有传单和选其他宣传品。基层官兵自身和家庭都很容易受到这些反动的言论影响。加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凸现期”，各种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腐败等等社会问题容易爆发，对那些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来说正是“火上浇油”。这些很容易动摇官兵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我们的执政党产生怀疑，进而影响官兵的政治辨别力和判断力，使官兵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产生怀疑，以至于对我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丧失信心，不能“忠诚于党”。

（三）以贪图享乐的消极人生观侵蚀官兵的职业认同感。

新自由主义思潮将人定格为世俗化的人，将全部人性定格为人之自然属性，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快乐和一切自然欲望的满足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生物的普遍本性。在社会上出现了“我拿青春赌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等一些对待人生的消极现象。基层官兵年龄小、社会阅历浅，尤其是年轻的军官和刚入伍不久的战士，与社会亲朋好友交往时，沉醉于对地方那种灯红酒绿的“自由生活”的憧憬之中，在部队经历了一些挫折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后，认为在部队太苦，做军人太累，军人社会地位低，生活待遇不高。尤其是在面对家庭等社会因素的实际困难时，容易放弃当初参军入伍时的崇高理想和曾经对军人这一光荣职业的认同感。更有甚者有些官兵为贪图享乐满足私欲竟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南京军区某部作训参谋戴某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后，意欲从物质上平衡自己，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利用职务之便同台湾间谍勾结贩多次卖部队各种密级的资料，获得大量赃款以供其挥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戴某最终被绳之以法，但是悔恨的泪水怎能代替严肃的法律和军纪处罚。这样的事例近些年在我军内部出现的不是少数，这说明了这种贪图享乐的消极人生观对一些官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热爱人民、报效国家”如何体现、如何实践？

（四）以人性自私论为主的利己主义淡薄官兵的集体荣誉感和牺牲奉献意识

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人天然就是自私的，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的一切活动均以满足个人私欲及外在物质利益为前提，以实现个人利益和幸福为原则。一些官兵认为人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根本不可能存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利他主义只是一种假象，利他行为本身也是自私的。大公无私的行为只不过是“曲线利己”，是为了更有效地谋求个人私利。爱别人只不过是“爱那些使自己幸福的手段”；同情心只是担心同样的不幸降临自身的“条件反射”；集体主义则是“扩大或膨胀了的利己主义”。世上无好人，因为人人都是自私的，并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为人生信条。因此，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具有完全的理性，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即“理性的经济人”，人无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自利是人的本性，没有自利心人类就会灭亡。同时认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官兵们变得越来越“实际”，那种不向组织提任何条件、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得做法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讲条件讲价码，在部队工作服役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这些官兵认为能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足矣，管它什么荣誉不荣誉的，荣誉能当饭吃吗？自己这身军装一脱后荣誉都留给后人了！至于奉献，那更和自己没关系了，把“机会”让给别人，让别人去奉献吧！有些是独生子女的官兵没有学会和别人分享，更没有学会和别人共同承担责任，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这部分官兵很难会“崇尚荣誉”，更没法要求其去“献身使命”。

三、几点对策和思考

（一）必须注重加强对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工程中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推进马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而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说服力和感召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二是结合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前者主要是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哪些是过时的、哪些是需要完善的、哪些是要继续坚持的。后者主要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现实重大问题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和概括。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在部队内部尤其要重视后者，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一定要根据我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结合所在部队的建设实际和官兵的思想状况，坚持从文本出发，从源头出发，灌输官兵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它的新论断、新思想都是科学发展观在各个方面的展开。那么教育者在宣讲马克思主义时，应该着重对官兵进行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讲述，使科学发展观近实际, 贴近生活,“道理讲得清, 实际用得上。”部队的教育者需要从整体上阐明这些新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关系, 使官兵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注重坚定官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的理想信念。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臶，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臶。”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也必然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臶，必须坚定地听党指挥，坚决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淀形成的，是我军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特殊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也是其政治支撑和源头活水，决定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认清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本质联系，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与理论武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建立在广大官兵坚实的理想信念之上。“忠诚于党”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和灵魂，其本质含义就是高举党的旗臶，听从党的指挥。高举党的旗臶是听从党的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听从党的指挥是高举党的旗臶的内在要求。“忠诚于党”首先就是要忠诚和热爱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从理性和感性上自觉认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着眼于打牢“忠诚于党”的理想信念基础，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头脑，深入持久地推动骀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引导官大官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保持官兵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

（三）必须注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逐步矫正官兵人生观的偏移，增强官兵的职业认同感

强烈的军人职业认同是培育官兵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前提条件，首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要大力开展树立正人生值观教育，紧密联系社会、部队和个人思想实际，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既要坚定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有效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同时又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做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使他们能够自觉地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澄清是非，辨别正误，清除人生观方面的思想困惑和认识误区，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军人在利益分配上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的巨大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其次，开阔视野，拓宽教育渠道，让官兵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汲取精神营养。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遗产和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上有可以用来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场所和大量先进模范人物事迹，为加强部队官兵的教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在对官兵进行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要努力开阔官兵视野，拓宽教育渠道，选择那些最能引起官兵思想共鸣的空间场所、最有说服力的英雄事迹，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教育，以提高教育效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上既出现了许多为贪图享乐而以身试法，沦为罪犯的反面典型，也不断涌现出大批像徐洪刚、丁晓兵那样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的模范人物，人生观教育应该注重利用这些大家所熟悉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探析高尚者的精神境界，描绘堕落者的思想轨迹，使官兵认识到人生价值追求偏之厘毫。人生道路就会差之千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仅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且也是个人顺利成长和健康发展的需要。

（四）必须注重在日常的教育训练中培养官兵的集体荣誉感和牺牲奉献精神

荣誉，我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并不断争取更大光荣、一路辉煌并不断铸造新的辉煌的军队，我军素有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杀敌打头阵，涉险争先锋，临难讲气节，工作创一流等等视荣誉重于生命的传统。牺牲奉献，我军是肩负神圣使命的军队，新世纪新阶段党、国家和人民赋予我军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要求我军官兵必须爱军精武，爱岗敬业，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培养官兵的集体荣誉感和牺牲奉献精神是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基础，在部队的日常教育训练中，首先，优化军营环境，在坚持进行理论灌输的同时，还要重视环境熏陶的重要作用，优化军营环境，形成催人进取、奋发向上的浓厚氛围，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官兵的思想，熔铸牺牲奉献精神。一是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党的利益第一、国家的利益第一、人民的利益第一”、“奉献光荣”的口号，树立“国盛我荣，民富我乐”的高尚情怀，使官兵在牺牲奉献中升腾爱国之心，实现报国之志。二是要在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上，领导干部要坚持党性原则，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努力为官兵办好事、办实事，自觉抵制“金钱铺路，烟酒搭桥”的庸俗关系学，让军营充满“乐于奉献者光荣，甘于牺牲者吃香”的良好风气。三是要要增加对文化工作的投入，大力开展读优秀作品，唱优秀歌曲，看优秀影视片等活动，营造一个活泼生动、健康向上的军营文化氛围，让官兵通过审美娱乐活动，提高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从而培养官兵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牺牲奉献精神。其次，树立先进典型, 发挥榜样作用。要发现和宣传好官兵身边的先进典型, 用他们身上凝聚的崇高力量感染和教育广大官兵。把宣传“英模”典型与宣传“普通”典型结合起来, 把宣传高尚精神境界与宣传良好道德情操结合起来, 使官兵既能从杰出英模人物的高尚品格中感受到强烈的精神震撼, 又能从身边的普通的官兵小事上体会到不平凡的精神内涵, 从而得到熏陶和提高。同时充分发挥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的作用。利用网络阵地进行宣传有着传统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是一条快捷简便、教育效果好的重要途径。现在社会中90%的人是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得信息的。全军大多数部队都开通了全军政工网，同时也要切实加强网络管理, 努力建设网络文明, 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 使网络阵地成为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渠道。再次，进一步改善军人待遇，提高军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增强官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自觉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归于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讲牺牲奉献，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主义的做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承认军人职业就意味着牺牲奉献，这是无尚光荣的；同时也要承认，部队官兵的正当权益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当前尤其需要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人的物质利益问题，不断加强政策建设和法制建设，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役官兵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由其应重视依靠政策的调节功能，进一步改善军人待遇。当前应当重视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国防经费尚不能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注意调整军人的物质利益待遇；二是改善军人的社会福利，依靠社会力量为军人排忧解难；三是改善转业干部和家属工作安臵工作、解决干部的住房问题，解除军队干部的后顾之忧。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真正让无私奉献者在政治荣誉上有所获得，在物质利益上有所补偿，这样才能提高部队官兵献身国防的自觉性，增强官兵的集体荣誉感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牺牲奉献的自豪感。

2.论辛亥革命的影响 篇二

但是封建的经典教义和功名利禄并没有束缚住这个爱国的、进步的青年。当他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正值清政府日渐衰落，摇摇欲坠之时，19世纪末中国政治局势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给了蔡元培以新的冲击。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让这个爱国青年更是悲愤不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将中国进一步推向灾难的深渊，迫使中国人奋起自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改良主义开始，不断尝试，慢慢走向革命的道路。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中走向革命。

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在南洋公学时，他已经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民权、女权思想。1902年4月15日，他与叶瀚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他被推为会长。中国教育会是20世纪初年中国最早出现的重要革命团体，蔡元培的革命活动由此开始。

以教育为手段，通过办校来提高国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培养革命人才，是蔡元培此时的基本思想。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后，即创办了爱国女学校。后由蔡元培任校长，他成为日后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革命机关。继爱国女校后，蔡元培又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学社。1902年11月，上海发生南洋公学退学风潮。该校一名教习郭振瀛平日里就禁止学生阅读新报，压制言论自由，学生十分不满。后郭因看到有人将一瓶墨水放在自己的座位上，认为是学生在作弄他，于是言辞责问，并开除一名学生。学生们十分愤怒，要求学校辞退该教习，总办不同意，还要严惩学生。后学生200多人相约全体退学。由于蔡元培平日在南洋公学对学生日记和作文的评语中多有提倡民权之语，于是有人把学生风潮归咎于他的影响，于是他率领特班生一同退学。

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后，求助于中国教育会。蔡元培和教育会同人为接纳退学学生，决定创办爱国学社。为解决经费困难，蔡元培不顾长子病危，前往南京筹款。蔡元培忍着丧子之痛，前往南京，筹得六千元回来，使爱国学社得以及时开办。

爱国学社于1902年11月26日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任学社总理。爱国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他创办学社的目的就是要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的教育宣传，并通过它来影响全国。

爱国学社成立后，在蔡元培等人领导下，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每周率学生至张园安恺第开会演说，昌言革命。蔡元培还和吴稚晖、章太炎等与《苏报》订约，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写评论一篇，《苏报》则每月给爱国社一百银元作为酬劳。《苏报》遂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上海革命党人的宣传阵地。

1903年，中国教育学会与东京留日学界密切呼应，在上海开展了拒俄运动，蔡元培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曾伙同英、美等组织八国联军，武装进攻天津、北京，残酷镇压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抵抗。沙俄还单独出兵东北，后又拒绝撤走他的侵略军队，企图永久霸占东北，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1903年4月30日，在蔡元培等领导下，上海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爱国学社学生戎装整队入场，爱国女校的学生也都参加，到会1200多人。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昂扬的演讲。之后爱国学社参加国民教育会的96人，早晚进行军事操练，准备随时开往东北。蔡元培也“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法”，直到他离开学社为止，表现了很高的爱国革命热情。

上海革命党人的言论日渐激烈，旗帜更加鲜明，引起清政府的震惊，迫害随之而来。1903年5至6月间，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在给苏抚恩寿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由于蔡元培是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张园集会的主持者，因此两次开具指名逮捕的名单，他都是名列首位。不久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章太炎被捕，邹容自动投狱，《苏报》被查封，爱国学社随之停办，革命受到了沉痛打击。蔡元培提前离开上海到了青岛，幸未罹难。蔡元培于9月中旬由青岛返回上海，联络同志，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为据点，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经常去狱中探望章太炎和邹容。

1903年冬，沙俄军队重新占领奉天，全国群情激奋，再次掀起拒俄运动。蔡元培和陈竞全、王小徐等人创办了《俄事警闻》日刊（后改为《警钟日报》）；同时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者也”。参加人数达200人。蔡元培创办该报的目的，是想通过它来指导推动全国拒俄运动的开展，并通过反帝爱国宣传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反清革命意志。

此时，东京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御侮”义勇队已转变为“排满革命”的军国民教育会，规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三种手段向清政府进行斗争，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招收会员，人数不多，要求恪守规章，保守秘密。军国民教育会总部设在东京，由黄兴、杨笃生等人主持。上海设有支部，由蔡元培负责，机关设在爱国女校。1903年夏，黄兴、陈天华等回国进行革命活动，11月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并约定于次年西太后70岁生日时在长沙进行武装起义。黄兴将计划告诉蔡元培，希望得到东南方面的支持。蔡元培与之约定，到时联络江浙一带革命党人同时响应，并与陶成章商量做了布置。

蔡元培还在何海樵的介绍下加入了暗杀团，并接待暗杀团的成员住在上海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蔡元培以爱国女校教员钟宪懂化学，能制造炸药，将其介绍进暗杀团。接着又有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加入。

10月下旬，华兴会起义未及发动，因事机泄露而流产失败，黄兴等人从长沙逃到上海。11月下旬，黄兴、陈天华等华兴会成员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秘密设立机关，策划再次在湖北、南京等地举行武装起义。蔡元培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江浙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能将这一地区各种反清力量统一起来，以利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的团里。此时，蔡元培和一些人商量，将暗杀团规章加以修订，并把它改组扩大，定名为光复会。光复会又名复古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还在狱中的章太炎，曾写信给蔡元培，参与光复会的创立。

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为了招揽有识之士，给武装斗争做准备，光复会一成立，他即将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和徐锡麟介绍入会。由于二人皆有声望，带动了许多人的加入。通过蔡元培的介绍，陶、徐二人相识，也促成了两派革命党人的联合。

蔡元培还亲自到嘉兴邀请另一会党首领熬嘉熊参加光复会。熬虽未同意，但是答应有事必定相助。熬以后的活动，实际上是光复会活动的一部分。

随后参加光复会的重要人物还有赵声、吴春阳、龚宝铨、秋瑾、柳亚子、陈伯平、马宗汉、刘光汉、吴樾等人。

光复会是东南地区反清革命斗争深入的产物。它的成立，对这一地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鼎足而立，成为日后成立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仍然自成系统，保持独立的活动。

光复会成立后，会务进展不大，引起一些人对他的不满。不久，光复会转向会党力量深厚的浙江发展，实际的领导责任也落到了陶成章和徐锡麟身上，而蔡元培自己则醉心于暗杀活动。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到日本后，和黄兴等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商议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各个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新的革命团体，以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大家一致赞成。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的实际工作。之后，黄兴到上海，10月27日，介绍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并携带孙中山的委任书，任命他为同盟会上海支部长。随后，蔡元培以个别谈话的形式，发展了黄炎培等十余人加入同盟会。

后由于在上海的工作都没有成果，“所图皆不成，意颇倦”，于是，1906年春，他回到家乡，受聘担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不久，因为其所聘干事及筹设师范班受人反对而辞职。同年秋，清政府拟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他由上海到北京等候派遣。后因翰林院编检中愿意去欧美留学的很少，清政府便搁置不办。1907年6月，蔡元培经人帮助，随清政府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国留学，从而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政治活动。

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三年，学习哲学、文学、美学，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他在国外的阅历，对他后来从事的教育工作和参加的民主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蔡元培从19世纪末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到20世纪初参加革命，代表了当时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逼迫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史过程。他所走的道路，正是当时革命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道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抛却功名，从一名清政府的官员转化为它的叛臣，投身革命，其精神十分可贵。他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创立光复会，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在国内最早参与了反清革命的宣传和发动。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的领导、组织下发展起来的。蔡元培的名字是与当时的民主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参考文献

[1]王世儒.蔡元培年谱[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蔡元培.蔡元培选集[M].香港文学研究社, 1980.

3.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篇三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孙中山在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规定了明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将中国引向一个现代化的轨道。孙中山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定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的清朝，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在那时的孙中山看来，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像中国历史上周边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都在被推翻之列。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说，就是这样的内容。

从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或许显得有点政治短视，但从清朝的历史来说，汉人生发这样的想法确实很正常。因为正像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文化上的落差总是使这些周边族群感到自卑，克服自卑的办法就是蓄意贬抑汉人，就像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地将人群按照出身进行等级划分，有意无意地羞辱汉人。这是一切具有文化落差的周边族群都难以避免的文化选择。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动荡不断发生时，汉人久已沉没的反满情绪不期然又重新出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背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对的，这对于唤醒民众起来革命，甚至对于清廷本身走向改良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假如没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呼唤，没有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排满革命，清廷即便会发生“自改革”，但可以相信依然是糊弄，就像他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做过的那样。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压力促使清廷往前走，清廷在最后十年确实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即便在满汉不平等方面，清廷至少在1906年之后，也接受了中枢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建议，慎重考虑怎样化解满汉分歧，消弭满汉畛域。更重要的是，当君主立宪成为一个必须追求的政治目标后，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人群均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政治变革的应有之义，由此才会发生皇族内阁那样的事情。

按照清廷的解释，皇族内阁绝对不是清廷不愿分享权力，因为根据钦定宪法，各族群一律平等了，皇族既不存在了，哪里还有皇族内阁呢?清廷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新内阁中那几个人的身份毕竟是皇族，这是无法辩解的，于是清廷的这个错误决定引发立宪党人坚决反对，这至少在关键时刻证明了孙中山十几年来批评清廷缺乏改革诚意是对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真的无法引领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立宪党人和汉人高官的不满，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终于酿成了武昌起义。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全国大局的考虑，最终放弃了将满洲人驱逐出去的初衷，放弃或者说不再提“驱逐鞑虏”的口号。

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的口号，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这恰是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先前许多人都悲观估计革命必将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分裂，血流成河；满汉不两立，也必然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残殺。现在革命党人后退一步，不仅没有重演明初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往大漠以北的旧戏码，而且以宽广的胸怀将先前的种族冲突转化为“五族共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度的政治妥协并没有使革命党人的声誉受损，革命党人的另一个政治目标也没有因为这个妥协受到影响。革命党人从一开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底线就是推翻帝制，这才是辛亥革命的主题和真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清廷作出多大让步或妥协，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是寸步不让、分毫必争，即便后来愿意对清王室给予优待，但清廷必须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从这个层面说，辛亥革命不存在失败，而是一场完胜，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政治大变革。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是完胜，这是两千年中国巨大的政治变动，君主专制毕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此后谁再想当皇帝都注定要失败，没有丝毫可能性，民主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手中握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军阀，也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民意。

当然，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立场说，辛亥革命确实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具体地说就是到1928年重建统一前，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没有转化为中国人的政治实践。所谓的民国，其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的理想，而是清朝政治的延续。用鲁迅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什么都没有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悲催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成了奴隶的奴隶。用毛泽东的话说，辛亥革命缺少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依然处在蒙昧状态。所以，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元年、二年短暂的胜利之后，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并未成功。

孙中山的意思是对的，毛泽东的分析也是对的，鲁迅的牢骚也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些问题呢?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是民主共和，是要创建一个美利坚式的合众国。在政治步骤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很早的时候也有具体设计，即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至于这三段的具体时间长度，以及怎样过渡，孙中山当然就不知道了，因为设想毕竟是设想。

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政治设想是空想，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自从1894年踏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后，就没有回过国，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多月。在这长达17年的时间里，国内的政治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国内政治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立场看，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最合乎中国国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疑不是很清楚；他们即便知道国内自1901年的新政改革，知道1906年之后的预备立宪，但由于他们一直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清廷，看待新政和预备立宪，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对国内的政治进展建立一个起码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一直认为清廷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骗人的把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拖延时间、消弭革命。

一百年后反观清末十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很容易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看法，主观猜测多于客观评估，义愤、激情替代了平和与理性。清廷的新政和后来的预备立宪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清廷政治改革的企图与努力。

清廷宫廷政治改革的诚意我们暂且可以不去讨论，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所规划的路线图和最终目标究竟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目标有多远，差距何在?

假如我们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规划的政治民主路线图是一种全民政治的话，那么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所要走的路，所

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就是精英政治，是将政治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预备立宪启动之后，在各省咨议局开局之后，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咨议局本身的运转，以及资政院的开院及其运行，其实都是按照精英政治的路数，都是尽量按照不扰民不惊动地方为民主政治运行规则。我们无法说这种精英政治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全民政治谁好谁坏，谁的进步更大些，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是两种政治样式。

在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相当层面其实就是在尝试孙中山的那一套设计，只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根本无法看到孙中山全民政治的优点或问题。

南北妥协，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我们现在反观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设施、政治举措，不难感觉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政治举动，其实都是沿着晚清新政——预备立宪这条精英政治的路线往前走。中央层面的资政院变成了国会，省级的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巡抚先是变成都督，稍后正式定名为省长。这一切其实就是预备立宪的延续，只是剔除了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的君主而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没有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政治设想往前走，这当然使革命党人心中不爽，特别是到了“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心中的愤怒更暴烈。此后，孙中山心中最大的别扭就是那个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虽说为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新纪元，但这个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竟然没有丝毫地位。袁世凯和他的政治继承人不断暗示他们的权利来源和合法性并不是革命党人和南京临时政府给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清廷的禅让，这在清帝退位诏书等文献中都有相当明显的流露。

民国法统在今天看来已经可有可无，但在当年，不论对孙中山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以下的北方政治家，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后来的护国、护法，以及到了1920年代各方军阀的火并与重新组合，其实都是在争夺民国的法统，争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响。

按照孙中山构建的民国法统，民国政治当然就是全民政治，当然就是一种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的启蒙运动，就要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所以到了袁世凯之后，当孙中山有机会利用军阀的矛盾在南方创建分立政府时，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与北方有别，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全民政治，三民主义，尝试着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可能性。

与南方孙中山的几次尝试很不一样，北部中国，其实应该说是中国的主体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态是沿着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路数往下走。从袁世凯开始至段祺瑞、张作霖结束，中国主流政治模式虽然也是一种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南方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这里没有军管，没有军政，也没有训政，而是直接进入一种宪政状态。这是民国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我们无法从价值层面去说哪一种形态好，我们只能说这两种基本形态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中国的政治遗产，都值得珍视和分析。

中华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或许并没有处理好，在民主初期的时候也确实难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难堪的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民国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论是主流中国的代议制、精英政治，还是局部的全民政治、军政一训政一宪政的三阶段论，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治遗产，都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不过当我们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其实我们依然应该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因为即便在1920年代军阀纷争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阀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艰难而放弃民主的实践和尝试。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響和启迪时，还有一个现象最值得今天检讨和汲取。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像后来那样痛打落水狗，一战到底，而是对包括清廷在内的旧势力妥协退让，将到手的革命果实丢失。现在想想，这些后见之明的指责可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说革命党人的实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捣龙亭，即便革命党人那时真有这种力量，这样不顾一切往前冲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可能也值得检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而一味用兵、一味往前冲，即便获得一时成功，也很难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变革的最好结果，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输的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由此反观1911年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胸襟：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中止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五族共和”的结果，构建了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自豪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接受妥协，同意以民国的名义优待皇室，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人类和平化解此类政治危机提供一个成功范例，而且为中华民族轻松解决东三省问题提供了历史性的依据。试想，假如当年革命党人不知妥协，执意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出中原，赶回关外，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可能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一步海阔天空，革命党人的妥协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革命党人有力量继续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继续打的资本和机会。就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宗社党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打半年，他们就会打出一个新天地，就会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国时的局面，就能等来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勤王之师，就能扭转被动挨打局面。即便这些都等不来，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资本和机会，但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接受妥协，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退让，其实也为大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依然值得后人感念。

4.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影响 篇四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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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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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5.论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 篇五

正确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的关系。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创造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成果。但应认识到，国外经验可以学习借鉴，却不能照抄照搬。现实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甚至依附于西方国家搞现代化，最终失去发展自主性，非但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动荡之中。事实证明，国情不同，道路就会不同，立足本国国情才是走向现代化的正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才走出了一条让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实现现代化，既要大力发展经济为持续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也要通过持续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有效需求。同时，改善民生要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民众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有的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由于过度福利化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将收入提高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其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近些年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过分强调市场作用、否定政府作用，结果使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严重混乱。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注重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和优势，既最大限度调动市场经济内在的激励和创新动力，又确保市场经济有序有效运行，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正确处理活力与有序的关系。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指出，“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当前，困扰很多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难题，就是社会动荡和不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注重为改革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成功处理活力与有序的关系，确保始终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又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6.论近代科学革命的人文意蕴 篇六

论近代科学革命的人文意蕴

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紧密统一的.这种统一对于深刻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本质,对于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如何弘扬人文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 者：程倩春 作者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101刊 名：学习与探索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Y & EXPLORATION年，卷(期)：“”(5)分类号：B0关键词：科学革命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7.论辛亥革命的影响 篇七

一、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与前提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有确保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才有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解决中国改革、革命与建设之中,才有可能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辛亥革命正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扬与传播创造了基础与条件,即辛亥革命时期引入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与传播的重要前奏。[1]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20世纪初期开始接触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并尝试将其应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之中去,同时国内的部分报刊也开始登载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孙中山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与拥护者,也是将社会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位探索者。然而,由于此阶段传播社会主义的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多数都是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和利益出发,并且把社会主义当成是一种学说进行研究,未能将社会主义列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但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与前提。

辛亥革命有效突破了封建文化专制的局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经过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与冲击,封建主义对国民思想的禁锢与束缚逐渐被解除,多种多样的新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阀门,呈现出了文化革新的繁盛局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空间与环境。从一定层面去讲,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对封建专制文化局面的推翻,也就没有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无法在中国顺利传播。同时,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适宜其生存的社会土壤。[2]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封建社会体制开始瓦解,新的社会体制急需构建,但现代化的社会体制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必须用全新的理论作为指导。尤其是随着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步与发展,工人阶级日渐壮大,并萌生了参与政治的要求。工人阶级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充分发挥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表达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张等,而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社会土壤中迅速发展起来的。

二、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掘墓人”,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体力量与革命动力。马克思主义与广大工人运动的相互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因为对下层民众缺乏足够的重视,没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目光仅停留在新军与会党层面,使得革命因缺乏坚实而强大的群众基础而遭受失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以此为鉴,高度重视团结下层群众,并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使其逐步制度化与系统化,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群众路线。[3]

在中国共产党初期的组织建设过程中,为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强化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一些先进的共产党人开始组织号召进步青年到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中进行调查,全面了解与掌握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情况。随着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个地区的成立,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创办以工人阶级教育为主要对象的刊物,如《劳动音》、《工人周刊》、《劳动者》、《共产党》等。通过这一系列通俗刊物,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极大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促进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各地工会的相继成立。发展至1921年,组织、推进与领导工人运动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号召工人阶级紧紧团结在一起,努力为获得解放而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在这一发展形势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工人运动高潮,共计30多万工人参加,持续时间长达13个月,罢工次数约有100余次。在组织工人阶级发动运动的同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积极深入农村,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民运动。[4]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重视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问题,并成功组织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实施了一系列的减息减租活动等,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农民群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工农运动分析不难看出,正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总结,使得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将工农群众组织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的邪恶势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进步与发展。

三、辛亥革命为马克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主体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了经验与教训,即革命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科学把握发展方向且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予以领导。中国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发动革命的活动中心与武装斗争的指挥机构,却被广大革命党人视为领导起义的一个秘密组织,特别是同盟会本身存在的一系列不利因素也为革命活动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辛亥革命就是由中国同盟会一手策划与发动起来的,但在发动这场革命之前,同盟会的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员在革命宗旨方面还未达成一致,分散的组织特征使得同盟会内部会员缺乏相应的纪律约束,加之革命活动的领导人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经过几次武装斗争之后对同盟会会员缺乏必要的联系与管理,以至于武昌起义取得短暂成功后出现了同盟会组织内部的迅速分化,其革命性与先进性特征日渐丧失,大大弱化了其领导革命活动的核心作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由于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出现的组织漏洞,使其根本无法抵挡清政府的猛烈镇压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最终以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的失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幻想世界中惊醒了过来,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尝试与应用,并成为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担负起了引进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并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力量。比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在1921年表示,中国近代政党缺乏自己的灵魂与精神,因此难以形成强大的统一组织,更是无法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力量,并明确指出如果能够成立一个精密且坚固的组织,重视团体成员的训练,那么中国的大改革或许能够实现。四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便宣布正式成立,正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所提倡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组织”。[5]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开始,就高度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毛泽东更是注重从思想方面强化对党的领导,深深意识到党的思想建设对党的各项建设、对党的性质、对党的生存与发展,对党的命运与前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张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且在组织、政治与思想方面坚固无比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共产党。从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组建新政党的迫切性,以及强化政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就必须取得对革命的绝对领导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强的实践主体。

综上所述,对我国有着重大影响的辛亥革的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在我国是行不通的,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与进步模式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由中国共产党人接手之后,为实现救亡图存与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有机结合,开辟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纵观中国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了中国历史的两次飞跃性发展,促使中国取得了毛泽东思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多项理论成果,而这一切都与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息息相关。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指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实践化与民族化,这一艰巨任务由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完成。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氛围、干部条件与阶级基础都来源于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与前提也得益于辛亥革命。同时,辛亥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目标,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尤其是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基于此,本文拟从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基础、阶级基础与实践主体三个方面,对辛亥革命对马克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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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运锋.毛泽东党建思想与列宁建党学说的内在联系[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6

8.论辛亥革命的影响 篇八

毫无疑问，本书获得茅盾文学奖，作者徐贵祥在其中灌注的心血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对这部作品的获奖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接触文本之前，更多的读者接触的是由张丰毅、殷桃、李雪健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正是由于电视剧的热播，文学接受者才开始注意对《历史的天空》的小说文学文本进行阅读，进而使其在图书市场的销售量大增，并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该书的获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这种电视剧热播、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紧随其后上市的情况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亮剑》、《父亲进城》(电视剧名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暗算》、《功勋》、《延安颂》、《长征》、《八路军》、《新四军》等等革命历史作品都是电视作品与文字作品的上市同时进行，甚至有的电视作品还先于文字作品。电视剧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莫过于作家权延赤的《狼毒花》了，原著的出版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除了文学评论界对其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外，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但随着由于荣光等人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狼毒花》在2007年夏季各省市卫星频道的热播，爱睡女人、打仗不要命的“老常”一下子走进了千家万户。紧随其后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再版与热卖，甚至连权延赤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市场的青睐，文学界也不得不对《狼毒花》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解读与研究。而改编自都梁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在央视热播，也获得了极高的收市率。紧接着该剧的原版小说便出现在中国大的大街小巷。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了剧本先行，电视剧亮相，然后才是文学文本的露面，宣告了政治/艺术/商业三位一体的红色影像文学的诞生呢?

事实上，这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度繁荣。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巨变促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又无反顾地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十年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中的主宰力量。政治语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动以及新的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这种变动表现在社会文化语境上便是：首先，政治与文学的规约、冲突日见其少，思想的空间日见其大。其次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呈多元、分散的态势，比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再次，思想的探索与交锋更重视现实中的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比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等等。正是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这些变化，构成了以个人体验与趣味为核心、世俗价值观为底色的新的文学时代。新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观念，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体式来标明二者的联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学语境的变化——文学创作的变化。关于这次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金元浦谈道：“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的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人们关心的是怎样获取自己起码的生活资料，怎样最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一切都排斥着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存和发展环境被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接受者阅读行为的改变。在新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大众的阅读行为虽然仍在广泛地发生着，但是他们的阅读对象发生了变化。普通大众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文化水平选择文本进行消费。他们的阅读动机转向了娱乐性、消遣性、感官刺激性、知识性。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被纳入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虽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学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制衡仍然存在，文学仍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

归根结底，在幕后操纵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电视剧命运的无形之手就是电视媒体生产背后的市场商品经济运营策略，毕竟影视作品的传播归根到底是一个市场机制问题。市场经济的崛起，对国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改变是显著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也在实质上被纳入到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因此，文化产品的投资者们便看中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这个巨大的潜能市场。一方面，它代表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生产、传播、流通必然受到国家的重视与保护，甚至有可能得到国家的部分资金援助：另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文化消费者群体是巨大，构成是多层面的。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都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化产品具有浓厚的兴趣。普通百姓想从中看娱乐及刺激，政府则想让青少年从中看到民族精神与英雄精神，受到革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