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大学的故事

2024-09-05

钱学森大学的故事（共6篇）

1.钱学森大学的故事篇一

钱学森的故事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的实际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军方迟迟不予批准。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钱学森沉住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他们要他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十分恼火，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5月的一天，钱学森径直来到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的办公室。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报酬。虽然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很久，也想到过他可能准备回国，但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次长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已准备动身回国了。”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

“钱先生，这是为什么呢？”金布尔不解地问。

“次长先生，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钱学森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金布尔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金布尔见说服无望，便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竟丧心病狂地叫嚷：“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绝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正当他们将要离开机场时，移民局一位官员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随之递过来一份文件，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是自己20多年艰辛求索的结晶，是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用金钱也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无法弥补，将遗恨终生。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联邦调查局声称“钱学森这个狡猾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间谍！”

为了回归祖国，钱学森受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迫害，罹难整整五个年头。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半个月后，借口“间谍”罪逮捕了他并将他押往特来那岛的拘留所。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连晚上还每隔10分钟亮灯一次，天天无法入睡。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冯·卡门中断了欧洲的访问，提前回到美国，联络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与各界人士向移民局提交抗议，呼吁立即释放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也亲往华盛顿与当局交涉。

尽管许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美国当局仍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关押半个月才得以获释的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信件电话被监控，除非放弃回国的要求，听从当局的安排，不然处境不会改变。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万劫不泯。

获释后的钱学森，仍然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但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虽然漫长，但对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钱学森来说已不算什么，他们夫妇俩顽强地熬过来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英文写成的《工程控制论》由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以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美国当局审查了这本书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研究课题已完全脱离了“军方机密”，只得准许他和他的全家回国，钱学森夫妇最终赢得了抗争的胜利。

原来，新中国急需像钱学森这样的科技人才，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钱学森求归不得的遭遇，决心通过外交途径加以周旋。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只得利用1954年4月召开的美、苏、中、英、法五国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直接提出了中国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尖锐抨击了美国阻挠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无理行径。但因消息不通，谈判时实证不足，美方代表矢口否认。1955年6月，钱学森怀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侨居比利时的家人写信，塞进了一封给世交陈叔通老人的信。信终于转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手中，陈老为钱学森的拳拳爱国心感动，收信当日便将信呈送周总理，周总理当即将此信交给即将赴日内瓦参加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大使，并指示他：“这封信是一个铁证，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首次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当天，王炳南便在会上严正指出：“既然美国政府早在4月间就发表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在事实面前，美国大使哑口无言。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的回国申请。

1955年8月，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准予他离开的通知。整整20年，钱学森经历了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灾难，荣誉与屈辱，厚爱与冷遇，今天他终于可以离开这块给他知识和才能，又使他蒙受欺凌与折磨的土地，既爱又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1955年9月17日，在全家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2.钱学森大学的故事篇二

整整一个世纪前, 时年21 岁的胡适痛感国家因缺少优质大学而“有求于人”,负笈海外成为引进西方文明与科技的唯一途径。在胡适看来, 今日留学,是“为了日后我们自己能够不用再求人”。 “留学应当以不留学为目的”[1]:这是青年胡适的“中国梦”。这个梦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似乎已经触手可及。

用“捷报频传”来形容我国大学近年来在各类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表现,当不为过。清华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6 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名列世界最佳工程类大学,位居麻省理工之上;在QS2015—2016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中国大陆共有七所高校跻身前200 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表的2015—2016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双双进入前50 名。对此, 中国网在其2015 年10 月10 日的报道中不无骄傲地宣称:“这标志了中国大学已经跻身于全球2%的精英高等学府”。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尽如胡适之意。一百年后的中国大学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国人在留学问题上似乎还是“有求于人”。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4 年在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08.89 万人。与2012 年相比,2015 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超过1/3 的学生计划出国读高中或者是预科以及语言学校。这意味着其中大部分学生不会参加高考,也不会选择读完国内高中的课程[2]。

令人纠结的不是有多少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们的大学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很多经历过留学深造。让人尴尬的是,假如过去我们的大学以毕业生能够进入欧美名校读研作为其教学质量过硬的标志,那么今天的留学低龄化则是尚未进入国内大学的孩子及其家长们在用脚投票,对包括“已经跻身于全球2%的精英高等学府” 提交了一份 “不信任动议”(Motion of No Confidence)。

我们的大学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个问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近年来一直悬在大学管理人员的头顶,逼着他们没完没了地自我反省。这种反省最后以“钱学森之问”得以表达:“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

二

“钱学森之问” 在高教界的反响可谓振聋发聩,“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是,正如耸人听闻的言论并不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忧心如焚的钱老应当也没有考虑过自己言论的内在逻辑。其实,“钱学森之问”的内在逻辑,用逻辑三段论略加分析,不难发现:

(1)如果大学(M)是培养杰出人才的(P);(大前提)

(2)并且中国的大学(S)都是大学(M);(小前提)

(3) 那么中国的大学(S) 都应当培养杰出人才(P)。 (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钱老心里想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应当培养杰出人才, 起码一流大学必须培养杰出人才。这个逻辑有问题吗? 是的,因为它的大前提错了。

中国高校从1999 年开始扩招,在2002 年毛入学率超过15%, 正式迈入大众化阶段。潘懋元曾经指出:“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我们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实践,都要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方能取得大众化教育的成功。 ”[3]这种重新认识必须建基于对大学外在的社会环境和大学内部的学术环境的翔实的分析之上。因此,“钱学森之问”的本意虽不失真诚,但其大前提似乎仍然是针对精英化时代的。这种时代的错位对于当今大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误区。

其实,大学的任务并不是培养杰出人才,而是培养人才,为这些人才将来成为杰出人才创造一个成长的环境。人才与杰出人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具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应对未来社会变化之能力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而后者是这些普通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上运用大学所学的知识与能力进行创新或发展之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学需对其直接“产品”———人才负责,但人才能否成为杰出人才则是由多方因素决定的,大学至多只是因素之一。鉴于此,大学需要“重新认识” 今天这个高等教育已实现大众化的时代,并制定应对措施。这种认识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出发:

(1)大学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2)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3)大学当如何应对?

三

(一)大学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首先,知识更新的高铁已经全面提速。按照一般的认识, 在18 世纪的时候, 知识更新的周期大概是80 到90 年,19 世纪基本上30 年左右,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概是5 到10 年, 八九十年代是5 年, 进入21 世纪,知识更新周期大概是2 至3 年。在知识更新周期如此短暂的今天,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老生常谈来指导大学生,还真有可能误人子弟。克林顿时代美国教育部长理查·赖利曾说过一段绕口令似的话:“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的学生必须能够进入那些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运用目前尚未发明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那些我们至今尚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4]而美国《财富》杂志引述有关专家的预测:2013 年美国现有职位中的47%将在2033 年被机器取代。更令人不安的是,过去我们只是担心一些“蓝领”的工作会被机器取代,而今天我们可以从下列几例已经逐渐被机器取代的职位看到未来“白领”的命运:售货员、电话接线员、市场销售员、银行职员以及外科医生[5]。

其次,地域经济和政治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许多大学在谈论国际化时往往关注的是大学的国际声誉和排名,而国际大学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简称IAU)在2012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却提醒我们大学国际化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即经济、思想及其他领域的全球化[6]。如2015 年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持续几个月之久的雾霾,其源头却是印尼农民焚烧秸秆和森林,而焚烧的背后又是因为贫穷的农民缺乏资金购买化肥,便以灰烬为自然肥料。焚烧的结果是,新马两国学校被迫关闭、旅游业大受打击、马六甲海峡两边的政府隔海对骂。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新马两国治理污染的工程技术再发达,也无法挡住隔海飘来的雾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问题;这是人文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如何扶贫的问题。

再次,“人才”们登上国际航班周游世界。以美国为例,2006 年将近70%的工程学博士学位和一半以上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都是授予外国出生的学生,而外国出生的企业家在1995—2005 年期间创办或协办硅谷一半以上工程和技术公司,占这类公司创办人或关键合伙人的1/4,其2005 年销售额达到520 亿美元,雇佣45 万人[7]。同样,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在国际排行榜上表现杰出,原因之一就是其教授职位实行全球公开招聘。政府在解决了工作签证这个问题之后就会发现,只要条件合适,全世界的人才就会在你这里聚集。硅谷的成功,香港、新加坡大学的出色表现,背后只有一个基本原因:人才的流动。

上述这些外在的变化深刻改变了当今社会对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期待。为了与时俱进,大学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教学模式。

(二)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在“前国际化”时代,人们对于一所大学的关注首先是师资好不好, 而当代五花八门的大学排行榜,几乎无一不将教授的学术声望,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引用的频率等,作为一所大学优质师资的标志。对于学生来说,师资固然重要,但从学习某一门专业知识的角度看,其重要性又在不断降低。如果只是为了耸人听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声称:“慕课(MOOC)让教授下课! ”过去老师的课教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学生对这门课的掌握,可是今天的学生可以上网,包括慕课在内的各种网上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亲近名师、大师或“好”老师的机会。因此,教师角色的转变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成为必须。

直到今天,学生及其家长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学什么专业、将来找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我们同意知识更新的高铁已经全面提速,那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在降低。知识的更新给传统的“专业”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而就业市场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变数又让大学“专业”与未来的“职业”渐渐脱钩。这正是理查·赖利的绕口令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明知学生今天在大学里学的很多东西将来都会过时,那么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否应当考虑如何培养学生在那个未知的职业里所需的(尽管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尚且未知的)知识或能力?

2011—2012 年,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教研究所在一个全国教授问卷调查中[8]请教授们反思本科教育的目的,并指认本科生所需掌握的知识与能力。以下是一些项目的得分:批判性思维(99%),评估信息的质量及可靠性的能力(99% ), 自学能力(90% ), 掌握一个领域的知识(90% ), 写作能力(90% ), 创新能力(79.4% ), 对不同信仰的宽容(78.9%),就业能力(78.3%)。批判性思维名列首位应当不是新闻;美国大学对于这种能力的重视早已广为人知。但是,美国教授如此看重学生对信息质量及其可靠性的评估能力, 并将它与批判性思维相提并论,值得我们重视。在经济全球化、大学国际化的时代,学生面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如何取得信息;他们有太多的渠道能够取得太多的信息。但若他们不能从信息的海洋中去芜存菁的话,那么他们拥有的信息永远也无法成为有用的知识;相反过多未经评估的信息还很可能成为负资产。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在充分理解外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对于课程及教学各个环节的“重新认识”就变得非常重要。换言之,当代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已经不是简单地要求老师把课上好或学生掌握多少专业知识。大学应该研究的问题是,毕业生在走上社会后能否应对未来职业或岗位的不确定性、是否具备重新学习的能力、在地域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不清的情况下能否跨领域地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在人才全球流动与竞争的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行文至此,“钱学森之问”对于当代大学发展有可能产生的误导开始显现。如果大学管理者们的注意力至今仍在所谓的“杰出人才”身上,那么大学能做的不外是在为一小撮精英追加学术“营养”。近年来在部分大学启动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就是大学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推出的一项人才计划,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学术大师。然而,全球化的世界给我们毕业生未来职业生涯带来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难道在数、理、化、信、生5 个学科为这一小批精英学生开小灶就能保证他们成为未来的杰出人才? 再说,学术大师能培养吗?

(三)大学当如何应对?

与其在少数精英身上下注,希冀他们有朝一日成为所谓的“杰出人才”,我们的大学不如多关注学生成长的校园环境。只要大学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未来社会的杰出人才自然会从中脱颖而出。

什么是大学该做的事情呢?关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学术能力之强我们已经听说很多,国内一般大学毕业生进入美国研究院后直接给本科生以至研究生上高等数学、化学、物理等课程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大学在继续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在学生能力的培养方面下点功夫。

其实,国内大学关于教学方法的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而“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道理亦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说教授的责任是努力改进其课程设计、教学计划与教学方法,那么大学的责任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学科知识的更新作出回应,将培养学生在相关领域、甚至全新领域的学习能力纳入教学改革的议程。比如说,在设计学术项目时学生评估信息质量的能力起码应当和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领域是学生的非学术能力培养。换言之,在地域经济和政治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的时代, 大学必须帮助其毕业生适应未来的职场。在这个职场上,多元文化的认知与经验已经不是一种奢侈,而是必须。学生对于异族文化从语言、习俗到思维方式的了解直接决定他们能否在跨国公司或组织中生存并发展,而团队合作的能力则是未来成功人士必备的品质。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大学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学生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职场里所需的技能出发,将大学教育的目的重新定位:我们的毕业生必须学会读书、思考;沟通、协调;择业、转业。

近年来关于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的讨论此起彼伏,但多数高校在设计通识课程时采取了“分布性模式”,即要求学生在一些指定的领域选修足够的学分,以开拓其学术视野。这件事本身没错,但在实行过程中大学开设较多的是一些概论或概览课程,学生们通过老师二手的叙述或解读来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理论, 却很少能有机会平视原著者的目光,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对其观点的可信度进行辨识。概论课教出来的学生有知识,因为他们的老师可以在一堂课上概括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个章节里传递一群作家的思想; 但概论课教出来的学生不一定有能力,因为思辨是一种需要经过反复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9]。因此,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也许有必要考虑另一种模式,即以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所谓“名著选读模式”。当然,大学的通识课程以什么方式进行也许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这些课程养成读书、特别是读原著的习惯。读原著就必须思考,因为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

前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雾霾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沟通与协调的技能在未来职场上的施展空间。国内大学生进入海外高校,最常见的“傲慢与偏见”是“老外”的数学有多差,可事实是,这些数理化学得很好的高材生们并没有成为外国教授的“宠儿”。原因何在?多数是因为他们往往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较低,而且他们在国外大学流行的 “小组项目”(group projects)中表现并不突出。后者强调的是个人在小组内与他人进行沟通与协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至今尚未成为国内大学教学方式的主流。

从上世纪90 年代国内大学废除毕业分配制度至今,经过20 多年的历练,我们的大学毕业生终于习惯了择业的挑战。不幸的是,刚学会择业的毕业生们却已开始面临新一轮的挑战———转业,因为未来的职场里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已经所剩无几。而随着人才的全球流动日渐普及,今天的雇主们并没有太多的耐心在本地的(千里)马群里扮演伯乐的角色。硅谷的成功给世界的启示是:在全球化的人才市场上,通过进口取得杰出人才比从小培养要划算得多。

从这个视角看去,“我们的大学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在当今“培养不了就进口”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职场里,大学毕业生们的竞争对手是各国的人才或杰出人才;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某个专业的知识,还需要一些应对不确定未来的过硬技能。如果学生及其家长们在中国的大学里看不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那么大学的排名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加上国际化让全球大学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因此中国学生用脚投票、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的结论是,大学无需将培养杰出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要能为其毕业生提供一个将来成为杰出人才的土壤就功德无量了。

参考文献

[1]胡适.非留学篇[M].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84.

[2]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EB/OL].(2015-10-22)[2015-11-16]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1022129908_all.html.

[3]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面临的困难[EB/OL].(2014-09-23)[2015-10-16]http://www.jyb.cn/high/sjts/201409/t20140923_599001.html.

[4]Delbanco A.College:what is was,is,and should be[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25.

[5]Erik Sherman.5 white-collar jobs robots already have taken[EB/OL].(2015-02-25)[2015-10-16]http://fortune.com/2015/02/25/5-jobs-that-robots-already-are-taking/.

[6]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2012).Affirming Academic Valu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 Call for Action[EB/OL].(2012-05-04)[2015-10-16]http://www.iau-aiu.net/sites/all/files/Affirming_Academic_Values_in_Internationalization_of_Higher_Education.pdf.

[7]外国留学生对美国贡献有多大?[EB/OL].(2010-06-04)[2015-10-16]http://www.chinanews.com/lxsh/news/2010/06-04/2324799.shtml.

[8]Derek Bok.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167.

3.钱学森与孙栋的故事篇三

201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航天专家孙家栋，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国家授予他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

孙家栋饱含深情地说：“钱学森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诚然，他跟着钱学森从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干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

’

如今，在孙家栋的脑海中，有一封永远抹不去的信件，那就是98岁的钱学森写给80岁的孙家栋的最后的生日贺信：

孙家栋院士：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钱学森

二00九年二月二日

孙家栋手捧钱学森的贺信，一字一句地看着，心里涌动着阵阵激动。他怀着感激的心情给钱学森家里去电话，对98岁的航天老人表示诚挚的感谢。钱老虽然是他的领导和恩师，还比他年长18岁，但在信中钱老竞7次用“您”这个称呼，还称他80岁为大寿，这些都让他“不敢当”。孙家栋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觉得自己能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幸运的，钱老谦虚、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令他一生受用。

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告诉孙家栋：“信写好后，我们又给钱老读了一遍，钱老一字一句认真听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颇有感触地说，‘家栋都要到80岁了'在我眼里他好像还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

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时年近百岁的钱老仍然记忆犹新，孙家栋就是28岁时跟着他搞航天的。

钱学森言传身教孙家栋初露头角

孙家栋永远难忘钱学森带领他搞航天的那个年代，那时中国航天刚刚艰难起步。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几位元帅陈述自己的想法。他的意见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1956年10月8日，中国航天发展最早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研究院成立仪式，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的导弹事业有规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全面展开。1957年11月16日，正式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

那时，钱学森在国际上已经是知名的科学家，他被美国两位将领称为：“无论在哪里，他都能抵得上五个师。”他回到祖国，陈赓大将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导弹?”他答道：“为什么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孙家栋也具有这种不服输的性格。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每年年终考试都能获得全优5分，还获得了斯大林金质奖章。他下决心毕业回国后为祖国建设大干一番，命运给孙家栋造就了机遇。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报到。让他去搞导弹总体，他真是又高兴又担心。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那年“五一”节前的一天，孙家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院长钱学森。

钱学森非常重视总体部的工作，经常来检查工作。钱学森在解答问题时总是有问必答，有板有眼，令孙家栋非常敬佩。

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1960年8月13日，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带走了全部图纸、资料。就在3个月前，苏联专家说中国的火箭特种燃料不合格，让我国购买苏联燃料。结果是燃料没运来，援华专家却走了。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T--条独立自主发展中国航天的道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时隔不到2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在现场的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钱学森举贤荐能孙家栋敢为人先

让孙家栋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当年他搞卫星是钱学森点将，聂荣臻亲自批准的。

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孙家栋还在苏联留学。

1958年，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孙家栋想起了曾经和苏联专家聊天时不经意听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们中国搞成了导弹，那么放卫星就不难了口”

钱学森非常支持孙家栋敢为人先的科学设想。钱学森认为孙家栋在从事导弹总体设计方面不仅制定方案认真严谨，而且对发射卫星设想大胆，思路开阔，很有那么一股创新的勇气。

当时同行们都羡慕孙家栋赶上了那颗“幸运星”——高奏《东方红》乐曲的中国第一颗卫星。然而，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1967年3月，国家要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加强卫星总体工作，担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的钱学森认为，将孙家栋由火箭总体调去搞卫星总体最合适，虽然孙家栋出身不是“红五类”，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他又在苏联留学8年，但是他爱国敬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专家。于是举贤荐能，向聂荣臻元帅推荐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

调令是1967年7月29日午后传达给孙家栋的。在钱学森-的推荐下，孙家栋当天由搞导弹转入了搞卫星。他的人生转折来得如此迅速，“八一”建军节，他便走马上任了。从此，孙家栋挑起了这副“天字号任务”光荣而沉重的担子。

为了尽快启动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孙家栋向钱学森提出建议，由一分院推荐几个搞总体方面的技术人员。钱学森考虑后答复，从一分院抽人可以，但在当前“文化大革命”两派正在闹腾的情况下，推荐来的人能不能保证质量很难说。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能依靠一分院推荐，由你孙家栋提个名单后再研究确定。

当时的孙家栋只有38岁，虽然年轻，但因工作出色，在人们眼中已是有影响的人物，然而两派势均力敌，他稍微不

注意就会引火烧身。想到钱学森是一位治学严谨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领导，有钱老的支持，他打消了顾虑。孙家栋心一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计抛弃一切顾虑，完全从搞卫星的需要出发来挑选人，被选中的人只要条件优越、技术水平高超，就不去管他是这派那派的。于是，孙家栋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他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从中挑选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干将。这“十八勇士”挑出来后，两派居然都没意见，原来大家有目共睹，这“十八勇士”由于系统、专业分配合理，每个人的基本素质都无可争议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趣的是，两派入选的人数比例无意中竟大体一致。

孙家栋将这18个人的名单上报给钱学森，钱学森点头赞同后又很快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批准。

有趣的是，1967年10月，当“十八勇士”离开一分院时，两派人员高举彩旗、各站一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这在两派矛盾势不两立之时，实属罕见。当时的领导和群众都称赞说，孙家栋这活干得漂亮，开了中国造卫星的一个好头。钱学森也高兴地说：“你这个家栋真有办法!”

钱学森以他的远见卓识，又主持制定了“三星规划”(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百忙中的周恩来总理要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孙家栋接到钱学森让他一起去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准备工作的通知时，惊喜与激动无法言表。

会上，钱学森热情地把孙家栋介绍给周总理，总理握住孙家栋的手风趣地说：“噢，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孙家栋向总理汇报了卫星研制的具体问题，讲到卫星上的毛主席像章问题时，孙家栋犹豫起来。

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常常要喊着突出政治的口号，可搞卫星要尊重科学，专家们又怕冒犯政治，被搞得进退两难。周总理的平易近人感染了他，他下决心把心底埋藏多日的想法讲了出来：“总理，有人提出要在卫星的仪器上镶嵌毛主席像章，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对卫星的姿态会带来影响。”周恩来总理严肃地说：“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你们看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也没有到处都挂上毛主席的像，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周恩来总理的话，让科学家们的心里顿时敞亮了。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接着，1971年中国又成功发射了“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

对恩师最好的回报

——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岁月如歌。孙家栋干了一辈子的航天，相继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接着又担任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大容量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应用卫星大系统的总工程师。后来孙家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探月卫星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把中国的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送上了月球。

用他的话说，这辈子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放卫星。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中国飞上太空的100多颗卫星中，由他负责研制发射的就有30多颗。孙家栋认为，对恩师最好的回报就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咨讯

海外学子创业周：十年引进七千余学子回国

“2010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下称“中国海创周”)7月1日在大连顺利结束。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共有667项高新技术项目签订了意向合同，510名各类人才与企业达成用人意向。

本届“中国海创周”共吸引了41个海外华人团体、1605名海外学子前来参会，其中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有792]<。海外学子所携带的近千个高新技术项目，涵盖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先进制造、新材料以及农业等多个领域。

在3.5万平方米的展场里，全国50多家高新区、120个创业园区直接搭台设展，3000多家企业参展，7000余家国内企业参与项目对接，全国25个省市提供岗位达8000余个。

4.钱学森的爱国故事篇四

近阅涂元季、刘莹合著的《钱学森的故事》一书，我才真正领略了我一直景仰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精彩人生。钱先生为科学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钱先生是我们人生的一座丰碑，是莘莘学子学习的楷模。

钱学森具有为科学献身的爱国精神。1936年，钱先生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到洛杉矶市郊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他在学习中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很快地进入当时科学前沿。他和其他四位同学组成了一个五人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实验，其间发生多次意外爆炸，但他不畏艰险，继续实验，终于取得了最大的科研成果，受到了美国军方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学森毅然放弃了美国优厚的生活工作条件要回国，这完全出乎美国军方的意料，便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挠，还软禁了钱学森，竟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期间，钱先生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为回国做准备，并开始了一门新学科的研究——工程控制论。这些都为钱先生后来能取得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回国之后，钱先生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人民誉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先生之所以能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乃是他有为科学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正需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国家才能不断走向繁荣，才能不断取得骄人的成就，才能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钱先生具有造福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年迈之时，仍然关注国家科技的发展，强调发展生物工程，强调西部治沙等工程，甚至到了晚年，还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钱先生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责任和担当，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期待着有更多这样具有造福国家和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人，我们中华民族也必定因此而走向强盛，走向辉煌。

《钱学森故事》，它像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用以对照自己，让我们懂得了怎样的人生才能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它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屹立在我们心间，给我们以信念的力量，给我们以前进的动力；它像一盏指明灯，在我们迷茫之际，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

人生苦短，人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呢？钱学森先生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热血铸春秋殷殷报国魂

2012年2月5日，著名的声乐教育家蒋英在301医院逝世，走完了她93年的精彩人生。蒋英这个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不仅因为她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中国杰出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更因为她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和钱学森相濡以沫的婚姻一直被人们称道，她的离去让人们感叹。在缅怀蒋英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钱学森这位已故科学家的深切追思„„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这是小学语文教材《钱学森》一文中对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返国的一段描述。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笔者对钱学森的认识也是始于课堂。孩提时代听着老师讲述他冲破阻碍毅然回国的事迹，满怀钦佩之情。

长大后，涉猎书籍，对钱学森知之更多，更是肃然起敬。“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他的丰功伟绩让世人瞩目。作为科学家，钱学森感动了整个中国。这不仅仅是是因他成就斐然、贡献卓越，更是因为他的博大胸襟和爱国情愫。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用怎样的成就照亮一段历史？以怎样的力量感动一个民族？让我们走近钱学森，再次追忆一段光辉的历史，体会钱学森带给我们的感动。

时间定格在1955年9月17日，洛杉矶港口，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正在启航。

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站在甲板上的一个人长长地出了口气，他终于带着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而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

他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而在中国，很多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他的归来，牵动着中国政府，也让整个中国欣喜异常。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他的离开为什么能让美国紧张、中国欣喜、世界瞩目？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1950年。这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此时，钱学森已经是美国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已经成为颇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因此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回国。于是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度过了14天炼狱般的生活。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当局不得不将钱学森释放，但仍对其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出狱后的钱学森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面对美方的蓄意阻挠，钱学森不仅没有削弱回国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了报国的信念。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回到祖国。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一夕三惊，经常搬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也就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工程控制论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1955年9月17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这一天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投身科学弘扬学术

投身科学选择航天事业与钱学森年轻时的经历有关。钱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的。起初他的愿望是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外侵。因此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他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铁道门）。但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日寇优势的空军和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这时的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因而他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钱学森获得赴美“庚款留学”的机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

一次，一个美国同学在聊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还有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着去了教授的办公室。当他们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无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走近一看是钱学森的，同学们顿时安静下来，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

1936年，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钱学森说到做到。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他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而在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给恩师卡门送上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教学上也独具风格。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钱学森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发起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该校近代力学系系主任的近20年里。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他口中的大炮指的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如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数学家吴文俊、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等等

在教学中，钱学森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在中国科技大学，他亲自编著了《火箭技术概论》。当年的学生刘济生回忆说：“它（这门课）涵盖了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钱老将这些领域深奥的理论和技术融化在讲义中，讲课注重深入浅出。”

钱学森教学要求非常严格。米博恩同学说：“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钱学森出的考题也很绝，有一次竟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次考试让钱学森感到这一届学生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于是特别为他们延长了半年的学习。

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们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既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科学创新功照千秋

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回国后，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到主持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从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到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钱学森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钱学森的追求。为国争光，则是钱学森的信念。当年，陈赓将军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热血铸春秋殷殷报国魂

当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宣布“要搞人造卫星”时，被西方讥笑为“妄想一步登天”。但是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一位老科学家说：“在新中国科学界，钱学森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没有他，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会延迟若干年。”

在钱学森的科学生涯中，还有一门学科成就了他非凡卓越的一生，那就是艺术。

钱学森年轻时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还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有极大的兴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等，也很欣赏他的“不务正业”，认为这些才华很重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有帮助，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钱学森常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宁静致远大师风范

“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写照。回国后，钱学森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对这些官位，他的态度是：“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翻开钱学森的履历表，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官”越当越小。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后来，他主动要求当副院长。他曾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

热血铸春秋殷殷报国魂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钱学森姓钱却不爱钱，他数次将国家奖励的巨额款项捐献出去。可以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的他，几十年如一日住在破旧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几十年不换的相机，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用了50多年的破提包„„他却把稿费和奖金上缴组织，捐给贫困学生，捐给西部地区的治沙事业。

提及自己的贡献，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以诚恳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美国准备授予钱学森院士称号，被他拒绝。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在淡泊名利的同时，钱学森始终以高标准坚守科学道德。1964年，他收到一位年轻教师写来的信，指出了他新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他随即给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回信表示感谢，并建议年轻人把纠正意见写成一篇文章，由他推荐到《力学学报》刊登。钱学森宽广的胸怀可见一斑。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在钱学森眼中，最好的礼物是一尊“神舟”航天飞船的模型。那展翅翱翔的“神舟”，真切地诠释了他关注祖国腾飞的热切心情„„

5.有关钱学森爱国的故事篇五

热血铸春秋殷殷报国魂

一个人，用怎样的成就照亮一段历史？以怎样的力量感动一个民族？让我们走近钱学森，再次追忆一段光辉的历史，体会钱学森带给我们的感动。

时间定格在1955年9月17日，洛杉矶港口，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正在启航。

他的离开为什么能让美国紧张、中国欣喜、世界瞩目？

科学创新功照千秋

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回国后，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到主持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从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到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钱学森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热血铸春秋殷殷报国魂

在钱学森的科学生涯中，还有一门学科成就了他非凡卓越的一生，那就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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