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警察身份与身份意识

监狱警察身份与身份意识（通用3篇）

1.监狱警察身份与身份意识 篇一

作者简介：李京丽（1979-），女，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传播、广告学、文化与传媒。

是传统媒体及新闻人充满焦虑的一年，尤其是有关新闻人本身的报道充斥着两个关键词语：“死亡”、“转行”。从204月中旬因为癌症去世的南都首席记者过国亮开始，连续20多天时间里，江西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肖益涵、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和总编辑宋斌、《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深圳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总经理张敬武、广州日报社社长汤应武都先后去世。几个月后的10月19日，南都副总编王钧因病去世。在这些死亡的信息背后，隐藏着的词汇是“抑郁症”、“自杀”、“突发疾病”、“压力”、“亚健康”。他们中年纪最轻的31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50岁。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将媒体人的系列自杀事件列为“十大文化事件”第一位：“近20名媒体人自杀病亡，形成90年代以来第二次死亡骨牌”。

与“死亡”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转行”：新浪总编辑老沉加盟小米；财新罗昌平改行创业新媒体；年12月，新周刊标志性人物封新城，也卸下了执行主编的头衔。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去世与转行的这一批媒体人，大多数来自传统媒体，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一现象：是职业本身沉重的压力还是个人生活的不善调适？是体制所带来的无形焦虑还是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是媒体人的自我救赎还是传统媒体一场残酷而盛大的告别？

“死亡”、“转行”这两个关键词带给传媒业沉重的刺激，焦虑弥漫开来，并且很快就传递到了大学课堂。“转专业”、“毕业后不从事传媒行业”成为大学新闻专业部分学生的新选择。除了感慨、惋惜、迎接和拥抱新媒体，我们的新闻教育是否还应该有更深一些的思考？毕竟，传统媒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时代的终结，它还只是不断变换的新传媒世界的第一个祭奠品，它还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新闻教育在欢呼和拥抱新媒体的同时，是否应该思考以某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未来的新闻人们，来以平和的心态应对新媒体以及不断出现和创新的新新媒体们？否则传媒行业一切的技术和内容的更迭创新都只会不断重复“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剧。

一、新闻教育的基本使命

早在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五十周年诞辰举办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上，来自中国和世界近六十家新闻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和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国际新闻教育界的第一个共识性文件《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描述了新闻教育的目标：新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1]

这个教育目标总体可以概括为两大层面：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文化修养与业务技艺。也即是说，新闻教育不仅是“业”的教育，还包括“人”的教育，新闻教育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新闻价值观的传递。这种价值观既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新闻行业职业道德的认知和坚守等外部价值观，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新闻人（或准新闻人）的身份认知。这种身份认知，是新闻人或准新闻人对自身及其职业身份所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和抉择。明确的身份意识，是新闻工作者价值观的基底，有利于新闻学子进行明确的职业选择与规划，有助于建立职业自信，有助于新闻人在职业困惑与转型中的自我认知。

这一非常重要的价值维度，是“新闻人”中“人”的成长与确立过程，是新闻人“自我”的确立，但却往往容易被忽视。

二、新闻人的身份

1.身份的价值。根据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中的界定，身份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2]就新闻教育而言，更多指的是新闻工作者（潜在新闻工作者）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位置定位。具体到新闻工作，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在具体新闻事件的发生和传播过程中所持有的立场、自我身份认知和角色参与感。因此，新闻人的身份意识，既体现着新闻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与被认可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新闻人的职业价值。

2.行业职能定位与身份的形成。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提到：“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3]在这里，黑格尔区分了定性科学职能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从它与其他事物或领域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另一种思路，抛开与其他事物关系的定性，而只从其本身来确定它的职能。[4]

沿着第一种思路，新闻工作的职能由它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来进行界定。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中，我国的新闻领域从所有权上属于国有，但又往往被视为三方的重要沟通系统。因此，以新闻领域为核心的传媒系统往往被视为社会的“第四系统”或者“第四种力量”，这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新闻人的身份。在我国“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传媒机构中，新闻人身份的多重性体现得更为典型。新闻人既是市场化传媒机构的员工，也有着强烈的依附于体制的特点，新闻人既有自身的专业立场和选择，但也不得不考虑政府的需求和社会的期待。因此，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是一个多元而复合性的存在，它由以下几个身份共同决定和形成：（1）体制身份。即我国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机构的属性所决定的新闻人的身份，体制身份是一切合法性的前提。在我国，党报和党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媒体机构要担负起传播党政路线方针政策、通达社情民意的职责，新闻人则相应承担时政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引导职能。在市场化传媒机构，其要求虽然与党媒有所不同，但一样要担负起党政喉舌的职能，进行舆论引导，完成宣传任务，遵循相关新闻传播纪律。因此，新闻人具有非常明确的体制身份，就算是体制外（即采用聘用制度管理）的新闻人，一样具有鲜明的体制色彩。（2）市场身份。从市场经济角度，新闻人是传媒机构的员工，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传播者，其工作行为不仅要对传媒机构负责，更要对面向自己的受众或用户负责，否则传媒机构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从传媒机构的内部管理角度来看，新闻人要跑新闻、写稿子、做推广、挣“工分”，把产品做得好看、好传播、有料，符合受众和用户的期待和需求，这是新闻人的“饭碗”。（3）社会身份。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情权，是新闻人从事新闻工作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这一说法的潜在意义是，新闻人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要在基于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报道。因此，传媒领域被认为是社会的“第四系统”，是社会相对独立的“第四种力量”。传媒机构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公器定位也决定了新闻人的社会身份。陆晔和潘忠党在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系统梳理的过程中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核，其中第二条关于新闻人的身份识别上认为，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5]公众对传媒机构、新闻人有潜在的价值期待，这种期待在平时表现在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阅读量、用户数的多少和高低上，不太容易觉察，但新闻人的身份与立场一旦与公众的期待发生严重背离甚至逆反的时候，公众对新闻人和媒体的态度和期待就会通过网络的抗议、谩骂、论战等各种渠道表现出来。因此，新闻人的社会身份，虽然看似隐藏在其他身份之中，却关系着新闻人的社会认可程度和职业声誉，仍然不可小视。（4）自我认知与选择。在体制身份、职业身份、社会身份的多重角色要求和期待中，新闻人应该尽早形成明确的自我身份认知和选择。这种身份认知是新闻工作潜在的基石，它直接决定了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立场与态度，决定着新闻报道的价值导向。在多重期待与要求中形成自身的身份认知、身份选择与平衡，是一个成熟的新闻人成长的必然过程。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有利于新闻人的职业化过程，越有利于新闻人的身心健康。

在多重身份或显或隐同时并存的前提下，身份的自我认知与选择在每一个具体对象那里都存在差异。各大媒体机构自身的政治定位、市场定位、社会定位的细微差异以及用户差异也会影响新闻人的身份认知。通常情况下，党媒记者更强调体制身份，市场化媒体更强调职业身份，而偏重于公民新闻或调查报道的媒体、社会化媒体更强调社会身份。除此以外，记者自身的价值观、知识结构、甚至成长经历也会对其身份的自我认知和选择形成直接的影响。

因此，大学新闻教育中应该逐步建立起这种身份意识，大学教师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新闻人身份意识的唤起和传播。

三、身份意识的唤起与传递

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年在第一堂新闻学课程开始之前，我都会对学生进行非正式摸底调查。一是有多少学生是自愿选择新闻学专业而不是被调剂过来的，二是自主选择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对新闻行业的感性认知以及为何要选择这个专业。在每年自愿选择新闻专业的学生中，对于为何选择新闻学专业的原因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觉得新闻工作是镁光灯下的职业，每天与政要、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出入，充满荣耀与光环。一类觉得新闻是一项改造社会的神圣职业，新闻工作者肩负着改造社会的重大使命。面对这些未来的新闻人，我几乎不敢直视那些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芒的眼睛。理想主义是新闻人的灯塔，但没有冷静和理性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思考，他们的职业旅途必将充满悲情色彩。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引导学生去逐渐认知新闻人的多重身份？如何引导他们面对身份的冲突与焦虑？如何让他们体会到这个职业的价值与追求？

1.从理论角度思考身份。理论框架是清晰身份认知的前提。合格的新闻人必须具备较高的社会学、传播学理论修养，对新闻事业在社会结构中的价值、地位、职能有深切的认知，对记者的工作合法性有理论层面的认知，才能有助于新闻人思考自身的身份。大量的新闻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理论课程、史论课程都将有助于他们从理论角度去进行新闻人多重身份的认知。

2.从案例中通过“情境代入法”观察认知身份。现实生活中五花八门的新闻现象、新闻事件和案例是学子们认知新闻人身份的重要途径。在大量的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案例、新闻报道中，采用“情境代入法”的方式，通过假设前提、课堂模拟等方式，让学生自己设身处地尝试一回“新闻人”的心路历程和实践历程，从而进一步观察和体认新闻人的身份特性，加强角色感，有助于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3.从实习实践中体证身份。虽然高校不能拥有公开的媒体供学生实践，但学生依然拥有大量的实习实践机会。一是校内媒体的实践，各大高校新闻领域都建设了自己的传媒中心、实验室，各高校也拥有大量的校园媒体，都是学生实践的好机会。二是新闻类实践课程的开设，可以让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有“亲自试水”的机会，从新闻的采访、写作、评论等实践中去体验新闻人的身份意识和角色感，最后可以通过不同学生风格、角度迥异的新闻作品去分析作品中的角色与立场差异。三是毕业前为期数月的实习期，正是学子们逐步摆脱学生身份进入新闻人身份的角色转换期，这一角色转换能够最直接地唤起准新闻人的身份意识。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播，都需要高校教师们从一开始就存有“育人”之心，一以贯之，小心呵护。

四、多重身份的焦虑与调适

身份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带来的是多方的期待、控制甚至利益诱惑或干扰，这是新闻人职业压力的由来，也是新闻人应该直面的现实问题。在各种外部力量的干扰下，新闻人不得不面对大量的职场冲突与抉择： （1） 伦理冲突。是与非、该报与不该报、采访是否到现场的抉择，以及频繁撤稿等非正常因素的影响。（2）利益冲突。广告的新闻化以及分解广告指标带来的非业务性压力，会让媒体人心理上备受良心谴责。（3）心理冲突。基于以上各种因素，人格高尚与卑下之间的摇摆，不正当手段与利益间的选择，逢迎与不阿之间的矛盾时常煎熬着媒体人。[6]尽管这些职场冲突不一定外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形式，却对新闻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煎熬，因此，亚健康状态、抑郁症、自杀倾向、自我怀疑等时常困扰着新闻人，有着严肃职业尊严和价值追求的新闻人一度成为“新闻民工”、“媒体狗”（见《新闻界》微信公众号1月）。

在冲突之中，身份焦虑成为新闻人急需解决的问题。“转行”只是少数新闻人破解焦虑的方法之一，大量的新闻人仍需继续坚守岗位，继续煎熬，因而，破解身份焦虑，调适身心应该成为一个持续努力的方向。在新闻教育阶段，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前做出预判与防备。其一，在大量的阅读、思考、实习实践中确认自我价值取向，做出相对明确和偏重的自我身份认知和选择。其二，进入职场初期，思考好方向，在媒体与非媒体之间、不同的媒体类型之间做出适合的职业选择与平衡。

当然，身份焦虑可能还会带来更多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会在高校新闻教学与社会新闻实践中出现，但从教学角度，大可不必给出唯一确定答案，但唤醒新闻人的身份意识，引导新闻人进行身份思考，并逐渐形成新闻人稳定、平衡、健康的价值观，却是高校教育的重要责任。

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身份问题的焦虑与悬置并不必然导致危机，而丰富的职业经验及人生阅历导致的个人价值观、新闻价值观的进一步定型和成熟，将使新闻人身份的焦虑逐渐消失，新闻人必将逐渐走向一个理性观察者和记录者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北京共识[DB／OL]

[2]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5.

[3]黑格尔。美学[M].中文版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

[4]陈力丹，江凌。传媒“四大职能”与记者角色认知[J].新闻前哨，2009，（2 ）。

[5]吴飞，丁志远。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11）。

[6]江作苏，王敏。传媒转型期媒体人的精神困境[J].新闻界，2014，（14）。

2.监狱警察身份与身份意识 篇二

一、肢体呈现的建构特征

舞蹈并不仅仅只具备形式上的特征, 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象征结构, 而舞蹈又是通过肢体呈现来释放各种象征符号的意义。就如列维·斯特劳斯说:“象征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 通过一种符号的形式给周围世界赋予意义。”“锦鸡舞”通过肢体行为的方式, 在一种特定的族群语境中所呈现出肢体语言的文化现象, 不仅可以把它当做是一种象征系统, 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也承载着“锦鸡苗”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印记。在苗族日常的迎客礼仪、婚庆以及“跳月”等过程中, “锦鸡舞”是其主要的舞蹈形式, 而在其每12年才举行一次的祭祖活动中也依托“锦鸡舞”与祖先通灵。

1、表演特征

(1) 下肢动作灵活、多变, 上肢“无动作”是其固态的表演风格;

(2) 步伐的变化与关节的运动多且符合“起承转合”流程式的动律特征;

(3) “舞则必笙”, “锦鸡舞·芦笙舞”是芦笙舞的一个种类, 舞蹈与芦笙是相辅相成、互为载体的, 它具有“‘笙舞’合一”的形式特征。

2、文化特征

(1) 由于苗族没有文字, 苗族锦鸡舞便成为族群内部的一种行为、符号与工具体系和操作行为的系统, 从而保持着远远超于现代舞蹈艺术范围的现实功能和文化意义。具有“无文字文化”的特征;

(2) 苗族锦鸡舞是远古时代“鸟图腾”的演化物, 在苗族巫教祭典中起着祭祀祖先的功能。具有“巫文化”的特征;

(3) 由于苗族深居大山、交通闭塞等原因, 在苗族人民整体认同的前提下则形成了以山地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若干个族群的断裂式发展, 因而“锦鸡舞”也在同一芦笙舞的母体情境中发展成了芦笙舞的“亚舞蹈”形态:“芦笙舞·锦鸡舞”。如今跳锦鸡舞的苗族族群主要集中在贵州丹寨县麻鸟村为中心, 不到两万人。因而, 它还具有“山地及少数文化”的特征;

(4) 苗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农耕民族之一, 传统的生活习俗和农事祭祀都是和农事有关的, 不仅表现在“吃新节”的丰富与隆重上, 舞动中的走、踢、扭、转、摆等动作为基本动作也散发着浓郁的稻作气息。因而具有“农耕文化”特征。

在以肢体呈现建构特征的视野下, 我们可以看到肢体象征符号与苗族文化丰富而又互相联系的意义。

二、肢体符号呈现的隐喻

1、舞步与队形呈现隐喻

(1) 以腿上动作较多是锦鸡舞的特征之一, 以膝的上下颤动和胯部的左右自然摇动为锦鸡舞的基本动律, 而边吹芦笙边以下肢的裸部、膝部和胯部的灵活舞动为动力则是其主要的动作特征。与苗族其他舞蹈的区别是走、跺和踢等动作居多, 而挂、勾、立、翻和蹩等动作较少 (体现了苗族人民娴静、温和的性格和锦鸡苗的古老、绚烂的美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友好和谐的精神状态) ;以四步为主加六步转身的同时, 也有三步、五步、八步不等, 而以4/4节奏为主的同时, 其节奏的强弱倒置现象也是值得一提的;舞蹈时, 男性手持芦笙吹奏为先导, 沿逆时针方向跳动, 左脚向左迈步、右脚随向左脚移动, 反复四次后就加六部顺时针转身, 以重拍向下颤动为基本动律。男性芦笙者:逆时针转圈为侧移, 三步变五步时一般三步颤两下;女性舞者:逆时针转圈为正移, 三步变五步时一般三步跺两下。

(2) 不同的舞蹈队形折射不同的价值取向。苗族舞蹈的队形多以绕圆圈排列居多, 或称“绕圆作舞”, 我认为锦鸡舞则是其典例, 从而折射出其特殊的价值取向。 (1) 与万物有灵关和其生活方式有关。锦鸡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灵魂的, 他们崇拜大自然, 认为有山神、水神、树神以及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舞蹈时, 有自转四分之一圈或用脚划半圆等动作, 隐喻苗族先民们途经地势险峻的山峰或茂密的丛草时探路向前和拨开草丛时的形象。也隐现着苗族人民集体作战时的场面。 (2)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圆”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 “绕圆作舞”代表着团团圆圆、美满, 象征着生生不息, 周而复始。“绕圆作舞”也表现出气势恢宏壮观与整齐划一的流畅, 给人以美感。

2、舞动中的实物隐喻 (服饰芦笙)

身穿“百鸟衣”和“百褶裙”是丹寨人传统, 自古以来, “鸟”就是丹寨人的图腾, 他们奉“吉宇鸟”或“锦鸡”为神, 意为“鸟的部族”, 苗语“嘎闹”。

作为祭祖仪式的盛装, “百鸟衣”不仅是丹寨人最隆重的服饰, 也是族群的身份象征的标志。服饰有男女之分, 尤以女性服饰为代表, 五颜六色的丝线绣图, 千姿百态的、栩栩如生的鸟类图案, 传递出了“锦鸡人”对古老图腾的虔诚与信仰。顾名思义, “百褶裙”是有上百道褶皱的裙子, 是锦鸡苗的代表服饰, 他不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美观, 也隐喻着苗族先民们在经历千山万水的迁徙途中, 所翻越的一道道崇山峻岭的艰难险阻和苗族人民顽强拼搏的精神。

说道“芦笙”, 我不仅感慨苗族先民创造芦笙的智慧, 也由衷地佩服它与舞蹈的完美结合。锦鸡舞是由高、中、低、倍低的四重音芦笙为伴奏乐器, 俗称“四滴水”, 其声音清亮悦耳, 犹如鸟叫。有时配以芒筒, 则更高亢、共鸣。舞时, 妇女都是头戴锦鸡图案印花, 上身穿无领对襟青衣, 而腰部围五寸短裙, 前后有裙片, 而后裙片上挂有十几条锦带, 酷似锦鸡。

三、肢体呈现的族群性特质

身份需要确证, 确证也离不开身份。身份与确证是个互构的概念, 在不同地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中具有复杂的多义性。身份即由自身内在的特质所决定, 也在他者的排斥与认同中得以形塑, 在锦鸡人的价值取向程式中, 肢体所呈现出的族群性特质得到了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 他不仅是族群内聚力量以及自身认同的符号, 也承载着亘古的族群信息。独特地肢体符号呈现着锦鸡人的独特风格, 锦鸡舞不仅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表达其内在地价值诉求、审美意识和认知意义的方式。

总之, 肢体语言在社会中是一个知识体系, 是行为与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他包含着审美意识、社会关系等, 有助于了解社会文化。本篇文章将锦鸡舞纳入人类学的视野, 在阐明其内在逻辑与象征意义的同时, 视锦鸡舞为锦鸡人在特定的文化时空中活动的积累与过程, 也更为关注锦鸡舞在体现地方文化差异、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审美表达与群体心理的文化表征和意义体系。我国民间舞蹈的传承在内容和形式上虽有所变化, 但其整体的审美风格基本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苗族深居大山, 交通闭塞, 很少与外界沟通, 舞蹈的视觉风格也基本承继原来, 所以, 派生出锦鸡人与苗族其他族群的舞蹈风格有许多不同之处, 从而凸显了锦鸡苗的族群性特质。

摘要：“锦鸡舞”是苗族众多支系中“短裙苗”的舞种之一, 在这也可称“锦鸡苗”。其在作为一种肢体语言和文化形式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隐喻和象征着“锦鸡苗”的审美意识、人生观、世界观及其社会历史。而族群的身份认同、政治与文化差异往往是与艺术紧密相连的, 当其社会身份获得相对的独立后, 就会有稳固的身份象征与强调意识, 在面对他文化的异质性以及族群边界的情境下, 分析与理解舞蹈的多维度象征, 激发了我对“锦鸡舞”解读为个案进行研究的兴趣。

关键词：族群,锦鸡舞,锦鸡苗,呈现,符号

参考文献

[1]若斯·吉莱姆·梅吉奥.列维·斯特劳斯的美学观[M].怀宇, 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2]田欢.维吾尔族视觉艺术的族群性研究[D].复旦大学, 2007.

[3]章程.侗族傩舞“咚咚推”的象征符号解读[D].中央民族大学, 2011.

3.监狱警察身份与身份意识 篇三

【摘 要】通过实际调查，分析广西高职院校学生干部身份意识的现状，探究其中影响学生干部身份意识自觉的原因，并提出强化学生干部身份意识的途径。

【关键词】广西 高职院校 学生干部 身份意识 现状调查 强化途径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3C-0097-02

一、学生干部身份意识是高职学生工作和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命题

身份意识指的是人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认知和理解并自觉扮演的心理行为。身份意识包含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等内容，如果缺乏对自己特定身份的认识，就难以产生相应的身份意识。学生干部身份意识，指的是学生干部对自身的学生身份或学生角色是自觉反映，是对自己参与学生管理和服务任务的认同，是对自己在这一群体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认同。其核心是学生干部在学校期间全心全意为学校服务和同学服务坚定不移的追求，以及作为一名学生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学生干部身份意识强烈的表现就是学生干部能把自己的学生干部身份，并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反之，学生干部身份意识淡薄的表现则是学生干部自行降低要求标准、不以一名学生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学校和同学的事情漠不关心等。

学生干部是高等院校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其身份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学生干部在学生群体中的先进性和表率作用的发挥，关系到班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对广大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关系到学生干部这一群体的整体形象。特别是部分大学生干部存在着学生干部身份意识模糊、淡化和偏移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有些大学生干部只重视自身发展，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成绩好，工作能力强，个人奋斗目标明确，但在思想上忽视政治理论学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日趋淡漠，工作上积极性不高。第二，有些大学生干部在组织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身份意识，而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出现矛盾、个人愿望与组织要求相冲突时，往往忘记自己的学生干部身份，在理想追求、政治信念、道德操守、人际关系方面发挥不出先锋模范作用。第三，少数大学生干部受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的思想或社会不良风气错误思潮的影响，甚至对学生干部角色怀疑与否定。第四，某些大学生干部对其学生干部身份的反应往往是：“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学生”、“我没有什么不同”、“凭什么对我要求这么高”等等，模糊了学生干部身份与普通学生身份，也就容易学生干部意识。

二、广西高职院校学生干部身份意识现状及其问题审视

（一）调查方法

为了全面了解广西高职院校学生干部身份意识的现状，笔者面向13所高职院校大学生干部、非学生干部大学生以及学校团团组织工作人员等群体，通过发放无记名自填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走访，以其全面客观的反映广西高职院校学生干部的身份意识现状，并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为推进学生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发展提供建议。

此次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计发问卷840份，回收805份，问卷回收率95.83%。为了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代表性，调查覆盖了公办和民办在校大学生，既面向学生干部、非学生干部具体情况见表1。

（二）调查结果与问题审视

1.大学生干部的身份总体上获得肯定（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当今大学生群体对于学生干部的身份，总体上还是比较认可，对学生干部身份的认同感还是比较高的。这说明大学生干部是大学生群体中的骨干与先锋，是高校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活跃分子。大学生干部的精神风貌和行动表现具有鲜明的榜样模范作用，对于营造和谐有序的校园文化，促进全体大学生的勤奋努力和积极向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大学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觉悟得到较高认可（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大学生干部的政治素质成为这一群体和其他大学生最为鲜明的区别。大学生干部是是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必须确立一个政治信仰坚定、思想觉悟高尚的先锋形象。大学生干部必须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和拥护团的方针政策，并在学习、工作、生活，思想上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才能获得同学们的认可，树立在学生群体中的主角形象。

3.大学生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肯定（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大学生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普通得到肯定。大学生干部往往是学习成绩好、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扎实等方面突出的学生。大多数的学生干部能够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和学生干部这一身份所要承担的更多社会义务与责任，并能自觉地担当，作出表率，这体现了大学生干部的身份自觉意识。同时，调查也反映了非学生干部大学生对于大学生干部在引领良好校风、学风，组织协调学生组织，强化学生管理方面有更高的期待。大学生干部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成为高校大学生精神风貌的引领者。

4.大学生干部被认为更容易获取自身利益（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大学生干部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和便利，在“评选优秀”、“评选奖学金”等环节中，成为被优先考虑和认可的因素，这恰恰反映了当下社会因素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大学生干部的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但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带来的不良影响、就业压力增大、社会多元意识的作用等因素，都影响着大学生干部的价值观。确定有一部分大学生在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之后，放松了自身综合素质修养的提高，价值观和道德观发生了倾斜，在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失去了大学生干部本应有的理想信念、精神品质，丧失了在大学生行为规范方面的带头示范作用。

5.部分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动机不纯（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是大学生干部还是非大学生干部，都在担任学生干部的理解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一些大学生担任学生的动机明显是基于毕业工作或者评优中有优势的考虑，带有明显的投机性。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大学生在就业、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昔日的象牙塔已不再超脱于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层面的各种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校园的文化和大学生的意识。因此，对于学生干部培训环节加强教育和检测，在大学生干部自律加强教育，提高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强化广西高职院校学生干部身份意识的路径

基于以上调查，笔者认为，大学生干部身份意识的模糊，就是由于大学生干部在对学生干部身份角色的认识上，出现了学生干部身份认知、学生干部身份情感学生干部身份评价和学生干部身份行为的不一致。必须使大学生干部意识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价值，基于学生干部的身份，正确、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从而保持学生干部自我身份意识的敏感性和稳定性。具体说来，强化广西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干部身份意识有以下两方面的路径：

（一）加强理论学习，强化学生干部身份角色意识

理论学习是强化学生干部身份意识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深入学习学生干部地位和作用、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思想，才能使大学生学生干部与班级和学校育人高度一致，使学生干部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榜样示范作用、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凝聚作用，提升对价值目标的认识，并形成学生干部身份自律的意思和学生干部身份的自豪感，成为坚持团性原则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加强学生干部管理，提升学生干部身份自觉

大学生干部身份的意识与大学生基层团组织和辅导员的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细致规范的基层团组织活动和教育警醒，是提升大学生干部思想认识、厘清学生干部思想价值判断与非学生干部思想体系的重要保障。对于大学生干部思想上、行动上表现出的与学生干部身份不一致的动向，及时给予批评指正和教育警示，是基层团组织和辅导员对于当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和行为管束的重要职责。这些必要而及时的教育管束，对于大学生形成学生干部身份自觉意识和自律意识，确立学生干部自豪感，凸显学生干部思想觉悟水平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思想教育、情感温暖的同时，通过规范基础大学生团组织的活动和管理，实施强制化、规模化和教育管束，以制度规范和引导大学生干部形成良好的身份意识，提升学生干部身份自觉。

【参考文献】

[1]杨建民，张飞鹏.心理素质在高校学生干部素质结构中地位及培养途径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8）

[2]徐健.构建和谐校园促进学生干部观念的改变[J].教育与职业，2006（11）

[3]邓晓芒.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J].书屋，2004（8）

【作者简介】莫小农（1960-），女，壮族，广西宜州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副教授，高级职业指导师，研究方向：高校招生就业及体育教学；林燚宁（1983-），男，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