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2024-07-24

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精选6篇)

1.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篇一

论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历史演变-以中国为例

本文提出了技术主体及其社会角色的概念与理论,并较系统地论述了技术主体经过了从古代工匠到近代工程师的.变化.

作 者:张博 ZHANG Bo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刊 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 年,卷(期): 29(1) 分类号:C91 关键词:技术主体   社会角色   工匠   工程师  

 

2.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篇二

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迅猛, 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同时为劳动力就业、社会效率提高、科技进步也贡献巨大, 但是在这巨大的发展力量中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问题。现代政策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鼻祖, 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维尔认为“政策科学是一门对于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敏感的学问, 即它所选择的政策分析模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明确的记录”。所以, 政府对于汽车产业的政策应该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而不断调整。而且, 中国的汽车产业事实上处于幼稚向成熟转变的关键时期, 必须从一种客观角度分析该采用何种政策进行扶持, 促使该产业蓬勃发展, 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对外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从长期看, 会不利于企业组织的发展, 但是, 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幼稚工业保护和外资管制, 本国的幼稚工业可能会在幼稚期间被击垮。所以, 表面上看, 大力扶持汽车产业, 对外资进行适当管制可能对本国汽车产业发展不利, 养成他们懒惰依赖的习惯, 但是, 从长远来看, 这一过程应该是必须的。政府要做的就是适时调整政策, 调整自身角色, 从保护转向鼓励, 汽车产业才能逐渐发展成熟, 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一、我国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

1. 自主品牌发展仍然较弱

虽然从相对数据上看, 自主品牌的汽车占有率一年比一年提高, 但是从绝对数据上, 如销售总额、销售价格、利润率、技术研发、售后服务等方面, 自主品牌汽车仍然面临较大的发展差距。另外, 在我国汽车产销世界第一的情况下, 生产和销售的都是日、德等国家的汽车品牌居多, 我国的血汗工厂中劳动力创造的劳动价值、利润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有, 反过来他们利用这些资本发展军事力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而且我国自主品牌都是销售一些价格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利润率及产业关联度较小的汽车型号, 技术先进、利润率高、有较高产业关联度和附加值的中高端汽车型号基本被外国汽车厂商垄断, 所以, 血汗工厂现象进一步加剧, 我国拿到的仅仅是少之可怜的劳动力价格, 而带来大部分利润的技术研发、外形设计等也被外国垄断。

2. 技术研发乏力

我国自主品牌在研发方面也确实投入了一定资本并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如奇瑞汽车在发动机领域、吉利汽车在变速箱技术上、长城汽车在柴油发动机技术方面、比亚迪公司在混合动力和电动技术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事实是:自主开发能力仍然很弱, 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仍然被国外企业掌握。“我国汽车工业在1999年~2003年研发投入支出由57.4亿元增长到107.3亿元, 增长了87%。但是从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来看, 却体现了整体下降的趋势”。而且, “在通用、大众、戴-克、福特、丰田等企业中, 研发投入最少的大众, 在研发投入最少的2001年也投入了24.61亿美元, 远比中国在2003年投入的107.3亿人民币还要高”。所以, 无论在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上, 中国汽车企业在技术研发领域都严重落后。

3. 出口发展缓慢

近年, “我国的汽车出口一直处于持续的负增长状态”, 相对于产销的增长, 出口成了各个车企的发展软肋, 而相对于汽车出口大国日本、德国和我国的汽车进口价值总量, 中国的汽车出口总量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使得汽车产业的发展过渡依赖开发国内市场, 不利于产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4. 过度依赖外资

“由于外资企业在合作、合资过程中, 通过技术控制权掌握了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命脉, 使国内汽车市场竞争逐渐演变成国外汽车工业巨头之间的对抗, 国内企业逐渐居次要地位, 我国汽车工业已经成为世界上对于外资依赖度最严重的国家, 国家发改委称之为‘过度合资’”。这个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追求一时的税收收入而牺牲整个汽车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而且, 对于外资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将原本技术差距较大的中外汽车公司的不平等竞争关系拉大。

二、政府在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应做的调整

1. 正确看待合资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汽车产业在‘以市场换技术’总的思想指导下, 在发展道路上走了合资合作的道路。通过合资合作, 迅速改变了我国汽车产业的落后状况, 缩短了与世界汽车产业的差距, 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可以说, 没有合资合作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局面”。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加入WTO以来, 我国的幼稚汽车工业屡屡受到发达国家的冲击, 发达国家依据关贸总协定提出各种要求, 不断威胁我国自主汽车工业的生产和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品牌、管理、市场、技术加紧对中资企业进行全面控制, 在研发、采购、销售、服务、配套等环节也加强产业链的全面控制, 攫取利润, 使得有利于其本国发展而不利于我国产业发展”。所以,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合资合作, 看到在时间、空间背景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角色演变。在我国汽车产业处于萌芽的时代, 合资合作起了非常大的推动发展作用, 而在如今, 合资合作已经成了跨国公司操控国家市场的工具。所以, 合资合作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国产业发展, 而与此同时却又破坏、冲击本国的自主产业发展, 我们应该辩证看待。

2. 政府的角色演变

(1) 找准定位。按照美日德等国的汽车产业发展经验, 现在的我国汽车产业处于幼稚时期, 非常需要保护, 而还未达到鼓励其自主发展, 创造公平竞争平台的时候。政府扶持政策是促进汽车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WTO规则中, 有很多对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的优惠政策, 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政策保护我国幼稚的汽车工业, 可以通过各种技术研发扶持、贷款利息补助、出口鼓励政策全面的保护我国自主汽车产业的发展。所以, 总的来说, 在现在阶段政府要加强对自主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支持, 要为了长远的发展利益而暂时牺牲眼前的一些利益。

(2) 转变功能。“2004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充分考虑到了汽车产业的发展规律以及在新时期发展的特点和时代背景, 相比旧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 新政策在功能上更加强调自主知识产权、产业整合、给与自主汽车产业更大的市场灵活度、遏制进口汽车的冲击、发展新能源等”。这些政策反映出政府对于汽车产业已经在做出调整, 从以前一直强调其税收功能、发展生产力功能、带动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功能转向了利用汽车产业促使经济和产业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 在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方面应该更加细化和具体化, 使得上述这些功能上的演变有实现的制度基础, 如细化和具体化鼓励自主研发政策;对行政决策权进行更加细化的限定, 以使政府失去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活动空间。

(3) 科学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在政策制度过程中的一些有用经验, 以发展自己的政策制度更加科学化和有更加现实的效用。在汽车产业扶持政策中, 可以首先通过政府行为的要求来确认政策问题;然后根据大众传媒与公共官员对特定公共问题的关注, 来决定什么问题应该提上政策议程;接着由利益集团、政府官员、人大、智囊团等提出政策建议, 如针对自主汽车产业发展的正常须充分考虑自主汽车品牌的声音和诉求;接着通过政策制定程序将政策合法化;然后通过官僚组织、公共支出、行政部门的活动来具体实施政策;最后再由政府机构本身, 政府外部的顾问、咨询人员, 媒体和公众等来评价政策实施的效果。通过以上的政策过程模型, 政策制定可以更有针对性、更加细化、合理化、科学化。另外, 政策是使社会收益最大化的手段, 所以应该意识到理性主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 要将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现实收益与隐性收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充分考虑, 集体进行决策。比如经过历史考察我们就会发现, 合资合作发展汽车产业虽然有利于短期的税收和生产力发展, 但是从长期看, 弊大于利, 韩国日本与巴西就是典型的对比。巴西由于“过渡合资”, 已经失去了自主汽车产业, 本国汽车市场已经完全被外国垄断和控制;而韩国日本一度长期补贴本国车企, 用各种方式保护本国幼稚汽车产业, 牺牲了一时的生产力发展和税收收入, 才有了今天的汽车生产大国的地位。所以, 应该意识到政策科学和各种公共政策模型对制定适用于自身的政策的重要作用。

三、重新认识政府在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的角色

“产业政策是协调政府与市场的桥梁, 而不是政府替代市场的手段”。日本政府对本国自主企业都是给与高度的保护和扶持, 而同时又极力避免被扶持的产业依赖政府。这跟教育孩子的道理是相通的, 在其幼年期间保护其成长, 传授其本事, 在接近成年期间鼓励其多尝试, 并提供必要支持, 而后又将其推入社会大流, 让其自主发展, 为社会发展服务。政府也应该扮演这一的角色, 在我国汽车产业幼稚阶段, 给予保护和扶持, 帮助和促进其成长, 在其“青年”时期, 鼓励其开始走出去, 去锻炼、去受挫、去成熟, 在其“成年”时期, 则应该更多的去创造平台, 创造可以让自主品牌施展能力的舞台, 政府角色就应是这样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演变的。“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国汽车消费市场巨大, 因而竞争程度也是巨大,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 来自政府的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扶持, 对于幼稚的中国汽车产业至关重要”。但是也必须明确, 政府是“父母”角色, 而不是“保姆”角色, “父母”角色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必须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本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只有这样, 汽车产业这个“孩子”才能茁壮成长, 将来为祖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2][美国]托马斯·戴伊著孙彩红译:理解公共政策 (第十一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5

[3]2009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网站http://zbs.miit.gov.cn/n11293472/n11295142/n11299183/12980743.html (2010/1/18)

[4]曾宪奎:论我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政策[J].改革与战略, 2006.10

[5]李京文:发展我国汽车产业的战略与政策思路[J].中国流通经济, 2006.4

3.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篇三

【关键词】 戏曲;武术;影响

收稿日期:2009-11-01;修回日期:2009-11-20

作者简介:任津橘(1984-),女,河南商丘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

E-mail:renjinju2008@126.com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pera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REN Jin-ju1 TIAN Wen-lin2

(1.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nan475001;

2.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Zhenzhou UniversityZhenzhou Henan450044)

【Abstract】 This essay analysed the relationship from Chinese opera and Wushu history; opera and Wushu equipment, Wushu qigong; Chinese opera, performers and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Wushu, explained the Chinese opera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oWushu in China.

【Keywords】 Chinese Opear; Wushu; Influence

华夏文明自盘古开天地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华传统武术在吸收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纷繁复杂,风格有别的武术套路,并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武术造诣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现手段,其兼载歌载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包含丰富多彩的武打艺术,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表演项目。其中武术在戏曲中的运用,不仅发展了中华武术,而且在我国戏曲发展的百花园中,恰似一枝奇葩。武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同时受到各种文化艺术体系的熏陶滋养,戏曲是其中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影响因素之一。戏曲对武术的发展及演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功效。

一、中国戏曲和武术的历史渊源

(一)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究中国传统武术和戏曲的历史渊源,必须先探究两者的历史起源,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武术的发展及演变中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周朝的“大武舞”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武术史与戏曲史的起源时均要探究的。“大武舞”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后创作的一种武舞。从孔子对“大武舞”这种武舞的描述来看,这种由人物扮演表现一个故事的武舞既有中国武术的技击特征,又有戏剧表演的某种雏形,因此可以说武舞是中国武戏的先祖,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把古代的武舞作为戏剧起源的原因之一。而武术在它的产生时期就有一定的程式、表意等戏剧特征,因此我们说武术和武戏在原始阶段是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联系的枢纽恰是武术本身。它们两者的分离,是在秦汉以后,随着社会需要的不同、表演形式及内容的多样化,武戏不再依靠武术来表现自身,而呈现多样化的发展,二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逐渐分离并独立发展。

(二)从戏曲剧目的历史发展看戏曲和武术的渊源

戏曲脱胎于原始舞台,清人王国维说:“戏者,谓以歌舞故事也。”这里说的舞蹈,即是武舞。早在汉代中国戏曲的开端时期,武术即成为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有一出角抵戏《东海黄公》即为一例。翻开《中国戏曲史》,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相抵,盖其遗制也。”这里所说的牛角戏,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形式是以武术为其基本内容〔1-2〕。三国时,宫廷戏中亦出现武打场面。至南北朝时期,宫廷戏剧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剧目《兰陵王》,即著名的“代面”戏,《乐府杂录》:“戏有代面,始自北齐”且“戏者衣紫,腰金(刀),持鞭也”。可知这出戏有许多战斗场面,以主角的刀术表演为主要内容。到了宋代,戏曲中也不乏有武艺的内容存在。现存《永乐大典·戏文》中有《张协状元》一出,戏文中有“十八般武艺”之说。北宋时期,在当时的汴京,最受欢迎的杂剧可能要算《目莲救母》。《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说:“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莲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目莲救母》是一出武打戏,多是演员们的武术表演,如“外扮武将上武介”、“净生接长人上舞枪介”等充满整个剧情。至元朝时期,朝廷为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严禁民间尤其是汉族练习武艺、角抵等武术,元朝人民巧妙的利用戏曲这一特殊艺术,将戏曲与武术结合起来,以戏曲为门面,以武术为表演内容,既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力,又合法地保留与发展了武术套路技术,实为中华武术发展的绝妙手法。据史载,元代与武艺有关的戏剧有《李逵负荆》、《关大王单刀会》、《单鞭夺槊》、《三战吕布》、《梦断杨贵妃》、《追韩信》等,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和戏曲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在历史这条长河中相互渗透,并且在朝廷禁止民间习武的政策压迫下,以戏曲武艺的形式使武术得以很好地传承发展下来,为武术的传承发挥了积极作用〔3〕。

二、戏曲对武术器械及表演艺术的影响

在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戏曲因其自身发展,促使戏曲武术的器械向多样化演变(尤其是花式器械的演变)、演练程式向表演性、娱乐性方向发展,它对武术器械发展及武术套路的表演艺术皆起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武术器械的功能在于其具有较大的杀伤实战作用。当武术器械搬上戏剧舞台后,武术表演中的器械同戏剧表演中的器械有着一定的差别,但从其表演过程中的作用和特征来看,却是深受戏剧表演艺术影响的。戏剧艺术对武术器械演变过程的另一作用是创造了一批花式器械,其特点为夸大器械的外形、质地软化、重量减轻、增加亮度及声响,花式器械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武术表演的艺术性。武术自其脱离军事后,其健身、观赏表演价值逐渐加强,这就决定了武术器械向着艺术性、多样性的方向演变,在武术器械的演变过程中,戏剧艺术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京剧北派武生的创始人俞菊笙(又名润心,1838-1914),在他演《挑滑车》这一戏曲时,为了戏曲表演的需要就把大枪改为大铲头枪。又如在武术器械的发展历史中,根本不曾有过短柄双锤这种器械,而只有长柄单锤,但在戏剧艺术中,为了表演的需要出现了短柄双锤。而在京剧《锤镇金弹子》中,岳云及金弹子使用的就是这种器械,这些器械不仅是戏剧表演需要的产物,并且在后世武术表演中也出现了这种器械。诸如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现代武术不仅具有严格化的表演特征,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娱乐性,但这并非武术的本质,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借鉴戏曲这一姊妹艺术的特征逐渐发展、演变而来。武术程式化的表演特征,首先出现在戏剧艺术里。戏剧中的武术是严格按照一定的表演程式来进行的,注重的是艺术性、表演性,追求的是一种视、听觉的美感;另一方面,戏曲武打程式的完善和发展加快了武术套路向表演化的方向发展,赋予武术套路艺术的美和顽强的表现力,促进了武术在艺术性方面的提高,使武术逐渐脱离实用主义,去追求艺术效果。随着武术运动的发展,现代武术逐渐向健身、娱乐、表演功能方向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武术在表演过程中借鉴、吸收了戏剧艺术中武术的表演模式,如在武术的演练过程中配上音乐,根据音乐的节奏、起伏来编排和演练。戏曲里亮相的表现形式也对我国传统武术表演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亮相是一瞬间相对静止并富有雕塑感的造型,它集中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运用动与静的强烈对比,身段扣紧着锣鼓点列定各种优美姿态,让观众一眼就能感觉到角色的身份、品质和性格等人物特征。尤其是人物首次与观众见面的亮相,动作如果做得好,就能起到介绍人物身份、表现人物心情和猜测人物动意的作用,而武术表演中恰恰运用了这一点。亮相表演形式的吸收增加了武术套路的艺术审美价值,武术套路也因此更趋向于表演性、舞台性和娱乐性。

三、戏曲中“四功五法”的运用对我国传统武术功法的影响

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现手段、载歌载舞的中国戏曲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武打艺术。戏曲在“四功五法”的表演技能上继承和发扬了武术里的功法。

武术中的“八法”即体现人体内与外之间的矛盾,其中“手法、眼法、身法、步法”是指外,即对身体表面的各个动作的要求;而“精、气、神、功”则指内,是对精神、意识及人体内脏各器官机能而言的,武术技巧的统一整体是以“内”“外”的“合一”为基础的。如在套路演练过程中要求有身法多变、手眼相随、精神贯注、劲力顺达、呼吸得法、节奏鲜明等。而戏曲中的“四功”——“唱、念、做、打”与其尤其相像,如“做”中的“卧鱼观花”和“鹞子翻身”以及“衔杯”等高难度动作,均源自于传统武术中劈挂拳中的“鹞子穿林”中的一招叫“鹞子翻身”。其中“打”与武术“八法”中的“功”是有联系的,所谓“打”是指“武打”,是“四功”中技术性较强的一门功夫,戏曲中激烈的战斗场面、敌我双方的搏斗、水中激战等等,大都是以武术基本功为主要内容组成,如果戏剧舞台上没有这些武戏的运用就不能反映出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4〕。

戏剧中的“五法”和武术的“四法”从文字上来说皆是指“手眼身法步”,可见武术的演练内容大大地影响了戏剧的表演技能,再进一步深究就能看出戏曲在表演技能上继承和发扬了武术的内容。

关于“手”法:手是刻画人物,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戏剧和传统武术中的“手臂”动作都要求“圆”,即有一定的弧度,膀开似弓形,圆中不见棱角,不弯肘,臂扩则腋空,不夹臂耸肩,以求动作大方舒展、富有功架。在武术劈挂拳中的“鹞子穿林”这一动作,就符合“式正招圆”的要求,仅此才能显出“穿林”这一过程的迅速灵巧,而戏曲中的每个出场以及持抱器械的动作都要求“圆”而有分寸,以求表达人物的个体差异性。

关于“眼”法:在武术中眼神与各种动作配合的方法叫“眼法”,眼神是体现精神的重要环节,拳谚有“手眼相随”“手到眼到”的说法。练拳时如果眼神和一招一式恰当配合,就能表现内在思想意识,使整个动作做得协调而富有朝气。这些在戏剧表演中也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戏曲里有句行话“一身在于眼,一脸在于眼”的说法,眼睛在戏曲中可以用来表情达意、刻画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活动,唱、念、做、打如无眼神配合,动作就缺乏这种生命力和传神性。

关于“身”法:“身”法在戏曲术语中泛指身段,即身体驱干部分的姿态。身法的变换作为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如正面人物一般挺拔身正,反面人物则大多是一副吊儿郎当、扭腰猴行、缩头扛脖。武术中的身法有“拳打千遍,身法自现”的说法,即要体会技术要领和动作的含义,如动作与动作间转换时腰法运用的重要性。二者对“身法”皆要求做到上下配合、步随身形、身动步到。

关于“法”:“法”在戏曲中泛指身段表演的基本方法,即以上四法的综合体,法的灵活运用能达到戏曲中身“法”的要求和审美效果,武术中的“法”一般指技击方法、规范。

关于“步”法:指站立的部位,戏曲的基本部位有八种:丁字步、弓步、虚步、虚点地、踏步、正步、八字步、骑马步,其中前三种就是武术中的重要动作的基本步型,武术中的“垫步”和戏曲中的“垫步”技术要领很是相似。戏曲中的“趋步”则是武术动作起跳和翻动筋斗之前的助跳和起法。因而可以说戏曲从基本功练习上与武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5〕。

四、戏曲剧目及一些戏曲演员对武术的传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在这数千年历史文化长河的滋哺下,不仅受到戏曲以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历朝戏曲剧目中武艺技巧演练的影响。戏曲演员不断拜师学艺,吸收武术技巧,并运用于戏曲剧目中,也同时为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武术做出了深远贡献。

早在汉代中国戏曲的开端时期,武术即成为戏剧之重要组成部分。据史载,中国最早记载的一部戏剧是汉代的一出角抵戏,即《东海黄公》。翻开《中国戏曲史》,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述异记》说今冀州有乐曰《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相抵,盖其遗制也。”这里所说的牛角戏,即是我国最早的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戏曲形式。北宋时期,在当时的汴京,最受欢迎的杂剧可能要算《目莲救母》,这是一出武打戏,大多是演员们的武术表演,如“外扮武将上武介”,“净生接长人上舞枪介”等充满了整个剧情。如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所载“扑旗子”、“蛮牌”、“抹跄变阵子”这三个节目,其实都是大型战舞节目。现存的南戏剧本《张协状元》有一场五鸡山强人斗棒的戏曲,是一场武术斗棒,棒技即是武术中的棍术。元代时期与武艺有关的戏剧有《李逵负荆》、《关大王单刀会》、《单鞭夺槊》、《三战吕布》、《梦断杨贵妃》、《追韩信》等。武术在元明时期在戏曲武艺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传承,明人张岱在他的随笔集《陶庵梦忆》中,记叙了明末一次搬演《目连戏》的生动过程。那次连演三日三夜的武戏,“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穿插演出“舞絙、翻桌、度索、翻梯、筋斗、蜻蜓、跳圈、窜火、窜剑”等武术杂技。这些史实进一步说明历朝戏曲剧目武艺的演练发扬光大了中华传统武术〔6〕。

清同治年间,河北武举陈兰舫在丰台组成喜春台戏班,以武戏见长,培养了一批著名武戏演员,京剧前辈武生“三鼎甲”之一的李春来就是陈的门徒。李春来出科后又到上海自行组班,先后建立了春桂、春仙、桂仙三个戏班,为上海乃至江南武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7〕。武当派传人张双凤,下海后成为著名武生,擅长演《塔子沟》一类武戏,带出一大批武戏演员。名噪清末的京剧大师谭鑫培曾作过镖师,他的《卖马当锏》中的秦琼耍锏,《翠屏山》中的石秀舞刀,都被武术行家称为“真武功”。明、清以来,曾经风云一时的镖行没落以后,不少镖师们栖身梨园,为京剧演员练功、说把子。镖师们进入戏曲界,大大促进了武行艺术的发展,使镖行武术在戏曲里得到发展。元、明、清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大都禁止民间习武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在封建社会这种禁止民间习武的高压政策下,民间武术家大多跻身梨园成为戏曲演员,通过戏剧形式来传播中国传统武术,实为发展中华传统武术的绝妙手法。

名盛百年的粤剧南派武技,清末民初一直保持着开台演戏前真刀真枪对打一场的传统,名曰“打真军”。粤剧南派武技直接来源于少林拳术,关于少林弟子隐身粤剧红船,传播少林武艺,促成了戏曲南派武打艺术形成的故事,至今仍在广东和南洋流传。郭沫若曾赋诗吟咏此事:“昔有名伶傩手五,佛山镇上立戏班,至今革命唱传统,少林武艺传红船。”粤戏红船上的木人桩功,更是传统武术上的梅花桩、七星桩等功夫的发展和妙用〔8〕。粤戏对南拳的发展也有其贡献,据老艺人讲,仅拳花就有一百零八种之多,当年许多演员是上台演戏剧,下台卖武艺,把戏曲与武术双肩并呈,为武术在南国水乡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朝嘉庆时秦腔旦角演员张德林不但“歌喉清婉、舞袖玲珑”,在演出《卖艺》一剧时更是“刀杖俱精,而流星双锤,如雪舞花飞,盘旋上下,嫣红一点,隐现于珠光腾掷之中,可谓神乎其技”〔9〕。

京剧北派武生大家杨小楼,学过八卦掌、练过通臂拳和六合门的武术,精心演练武术,把八卦掌中的“机步”“摆步”技巧这些功夫都不露痕迹地吸收到他的舞姿身段中。以唱工和做工见长名垂艺史的艺术大师梅兰芳,就拜过太极五行锤二代传人高瑞周先生为师,学习太极拳和太极剑,又向武术家李尧臣学习一套“八仙庆寿剑”,之后化成了一套精美的剑舞,运用到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中,戏每演到此处,场内总报个通堂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自幼习武,曾从高紫云习杨式太极拳,拜江湖武师醉鬼张三学黑门炮锤,从张炳如练太极五行锤。20世纪30年代他甚至受聘于日内瓦世界名校,作武术教师,教外国学生习太极拳,成为我国在海外传授太极拳术的第一代武师,实为发扬我国传统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更重要的是程砚秋先生将武术技巧和功夫运用到了他的戏曲舞蹈中。在戏曲舞台上以风格独特、善于表演武林豪杰而享盛名60年之久的盖叫天先生,青年时曾向南直隶有名的镖师刘四爷学习六合刀、三节棍等武术真功夫,成名之后也曾多次向沦落江湖的打拳卖艺的武师求艺。盖老始终把武术功底作为武打艺术的基础。可以说从元代戏曲到现代武戏,戏曲演员从未间断向武术学习,武术界也源源不断地为梨园输送武功人才,皆为发展传播我国传统武术做出了卓越贡献〔10〕。

五、小结

武术与中国戏曲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从它们的起源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武术丰富了戏剧表演的艺术魅力,是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武戏对武术的发展,从古到今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无论是对武术的表演形式上,器械的演变上,还是武术的传承上,皆起着积极的作用。“高、难、新、美”是当代以表演形式为主体内容的竞技武术提出的发展方向和追求目标,是符合现代竞技体育诸多特征而特有的美学概念,是武术套路审美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其发展道路上,更应该多吸取戏曲这一姊妹艺术的精华,促进其自身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永武,于华.浅谈武术与中国戏剧艺术的相互作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0(2):133-135.

〔2〕周勇,肖伟.浅析中国武戏对武术的发展作用〔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8(4):66.

〔3〕余水清.中国武术史概要〔M〕.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4〕〔5〕李珍.传统武术动作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表现形式之探讨〔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5):197-199.

〔6〕〔8〕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7〕张让.武术与武戏〔J〕.中华武术,2000(1):52.

〔9〕〔10〕刘俊骧.武术文化与修身〔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中国封建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篇四

秦朝: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长官名称也是廷尉,是九卿之一。是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a负责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b审理地方送来的疑难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复审。这部分内容在教材的第110页。

汉朝:a.中央有廷尉,在东汉时曾改名为大理寺;职责:诏狱、上报的疑难案件。属官:廷尉正、左右监、左右平等;丞相有诛罚大权,尚书也在汉武帝之后有司法审判权。御史台是监察机关,职责是监察百官,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b.地方:郡县两级,郡守、县令下也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吏,如贼曹、辞曹等。乡有有秩、啬夫、游缴等,调解处理轻微刑民案件。这部分内容可参考教材第157到158页。

魏晋南北朝:中央仍为廷尉或大理寺,只有北周称为秋官大司寇。东汉以后中央三省制逐渐形成,尚书台成为是高行政机关,尚书台下属都设有掌管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如三公曹、二千石曹。地方上,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由县令、郡太守、州刺史掌握地方司法审判。这部分内容参见教材第180页。

隋唐: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关,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注意说明这三大机关的各自的职责。地方上,形成州县两级,州设有司户参军事和司法参军事。参见教材第227页。

宋元:元朝,元初中央审判机关是大宗正府,后还权于刑部和地方政府。此外,内史府、枢密院、奥赛、宣政院等部门也有一定的司法审判权。地方上,有路、府、县的达鲁花赤掌握地方司法。还有监察机关,具体说明中央的御史台,地方的行御史台以及提刑按察使(肃政廉访司)。注意元朝司法机关的特点,这些在教材第 249页都有。

明清: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注意大理寺和刑部之间职责的变化。地方上,县、州、府、省四级,有关审级的规定,会审制度也应该稍加说明。这些在教材的第276页。

5.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篇五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因为其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其深深的阶级烙印。

夏朝时期,传说中国就有了学校。据甲骨文和古书上记载,商朝时已经有了正式学校。到西周时,学校分为“国学”、“乡学”两种。学校主要是“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即传授祭祀知识和作战的技能经验。商周时代,贵族子弟必修的科目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春秋时期,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原来“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层面逐渐被打破,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聚众讲学,发表政见,产生了所谓的“私学”。这一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影响最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了不少教学经验,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其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教学经验至今仍在延用。

西汉时期,教育制度逐渐完善。西汉时,学校类型主要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为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必学课程,学习科目是五经(�0�0周易�0�

3、�0�0礼记�0�

3、�0�0春秋�0�

3、�0�0尚书�0�

3、�0�0诗经�0�3),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教育系统。

隋朝时期,中国教育制度达到了世界水平。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唐代学校制度完备,有国子学、太学等,在地方有州学、县学和乡学等。教学内容以�0�0五经正义�0�3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同时还有了专业教育,如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等。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私人办学多了起来,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都办过学,为教育增加了新特色。

宋代教育在唐代基础上更加完备。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以太子学和国子学最重要。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改革学校和科举,使官办学校非常兴盛。另外,私人讲学的书院在北宋时兴起,成为传播理学的基地,学习风气十分活跃,石鼓、白鹿洞、应天、嵩山书院都很有名。宋朝以后,理学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统治了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教育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和宗学,地方学校也发达,各级都有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考试制度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0�0大学�0�

3、�0�0中庸�0�

3、�0�0论语

�0�

3、�0�0孟子�0�3)五经,还学习�0�0御制大诰�0�

3、�0�0大明律令�0�3等。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明朝中期以来,书院比较兴盛,最负盛名的是东林书院,书院也发展成为官办的学校。

明清时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为强化专制统治,教育的专制非常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了,到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但科举制中公平选拔人才的方法却被保留下来,至今仍有活力。

6.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篇六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私有财产的增加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刺激了氏族显贵和父权家族首领的贪欲。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供使用的奴隶,经常发动对周围氏族部落的战争。出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几个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共同利害关系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这一时期,也叫做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中,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有部落大会,其决策机构是联盟议事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通常出自联盟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的前夜,部落联盟是其最高组织形式,已具有国家雏形。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它的军事性。部落结成联盟是为了军事需要。二,部落联盟保留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阶级社会出现第一支军队出现在夏朝,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周围的亲兵集团蜕变而成,因而带有不少的原始性。这是夏朝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巩固对平民奴隶统治和对外掠夺性战争的需要。夏王是夏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控制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地方侯 伯的军队。夏朝的军队兵农合一,没有常备军等的原始性影响了其指挥系统不完善,将佐文武不分。但其军事制度在对内镇压平民和奴隶的反抗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战争中,巩固了夏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扩大了版图,成为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支柱。到了商朝军队成为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拥有统领指挥权。从武丁时期开始,军队中出现了编制单位,商王室军队称为师或旅。商代军队中“王师”最强大,用于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巩固统治地位。讨伐诸侯反叛稳固王朝的统一。商朝也同夏朝一样通过不断的征伐战争掠夺了大批奴隶和财富,扩大了王朝领土。

西周时期,已初步形成战时指挥系统,周王是中央军和诸侯地方军的最高统帅,有权指挥和调动全国的军队。执政大臣太师、太保是王以下最高指挥官。西周的军队由中央王朝的正规军和诸侯地方军组成。中央王朝军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的正规军、王室禁卫军和特殊的夷隶兵等几部分组成。地方诸侯也有军队建制,因大小不同军队数量也不同。西周族军的编制是以百人团,千人团,万人团为单位的十进制编制,军队也有定期训练的制度,有时还进行实战演习。西周的军队是奴隶主手中强大的暴力工具,它的设置和组成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度。在西周初期,西周同夏商王朝一样,巩固和加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在后期,镇压了诸侯的反抗,得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制度发展到春秋时期,最高统帅依然是各国君主,未形成常备军,没有专门的武官系统,基本文武不分制。各国的军队数量无确切记载,在编制方面,战车由武士和步兵混编,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春秋时期的武装力量可分为三大类:国家军队,地方部队和贵族私人武装。其中,各国大小不一的私人武装力量是造成内乱不断的根源。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所以都十分重视军队,与春秋时期相比,战争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人数更多,并且已形成常备军。常备军是各国军队的中坚,是军队的核心。在军队数量不断扩充的同时,常备兵制与郡县征兵制应运而生。较过去相比,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骑兵的作用也增大了。与此同时,各国军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奖惩条例。对战功实行重赏重罚制,鼓励士卒奋力作战。

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两朝都建立了庞大的武装部队,有一个复杂的军事统驭系统。皇帝依然是军事的最高统帅,有对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调动必须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期的武装力量大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指挥系统。中央军事指挥系统是皇帝需要直接命令的各类将军及其幕僚。秦汉四百多年间士兵来源和兵役制度经历了不少变化,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西汉承秦制也实行征兵制。但在汉武帝时出征匈奴用兵越来越多,兵源匮乏,不得不增加募兵选募和谪兵等方法来保证兵源。于是募兵成为重要组军手段。东汉建立后虽稀罕的征兵制还未废除,但募兵制已成其士兵主要来源。这样,由秦开始的兵民合一制度逐渐向兵民分离发展,东汉中期以后基本分离。秦汉的军队实行的是共同对皇帝负责的多头多级多层次管理。这种军队管理体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帅挟兵权以自重或反叛朝廷显然是有好处的。秦汉时期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措施和经验被后世皇朝普遍重视和采用。军权必须集中于皇帝之手,成为历代皇朝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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