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农业发展

国外生态农业发展（精选8篇）

1.国外生态农业发展 篇一

景观生态规划模式在国外

中华建筑报·城市周刊

中古世纪城市景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城市，是美国殖民地时期许多城镇和广场仿效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经过了修改，但至今仍可明显看出一些痕迹。这些公共绿地和广场用于放牧、游行及自卫队操练，或作为观赏、教堂和市政活动的空间。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城市急剧膨胀，但城市中心绿色空间并未随之大幅增加。许多城市都因为缺乏舒缓的空间而显得非常拥挤。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曾提出一个拥有宽广街道和许多广场的城市梦想，而这个梦想也多半未能实现。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城市规划实行区划奖励来鼓励私人开发公共广场，这也使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高大的建筑物遮挡住街道阳光，开放空间分布不协调，广场通常只考虑到私人而不顾及大众利益等。

60年代以后，城市景观得到极大改善，城市中心更美丽，也更适合居住。这主要得益于在修建摩天办公大楼的同时，修建了许多富有人情味、符合现代生活的广场。广场成为地方性的开放空间，不仅是市民活动的场所，也是年轻的上班族午餐时聚集的地方。旧金山、波士顿等地都在城市中心地区设立有露天购物广场，它们使工作和购物更富有乐趣。

80年代以后，景观规划设计的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一群人的身心健康和再生，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和延续，而这又依赖于其它物种的生存与延续以及对多种文化的保护。景观规划设计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大地综合体，即由人类

文化圈和自然生物圈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多个生态系统的镶嵌体。随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千层饼模式”景观理论只强调垂直自然过程，即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其次“千层饼模式”强调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自然决定论，规划除了认识自然过程就是适应自然过程。

以决策为中心的规划模式和规划的可辩护性思想则在另一层次上发展了现代景观规划理论，使自然决定的规划重心回到以人为中心的规划基点，但在更高层次上能动地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不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以维护人与其它生命的健康与持续。

2.国外生态农业发展 篇二

关键词：融资方式,生态农业,政策扶持

生态农业建设是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及系统工程学方法进行农业规划、设计和管理, 寻求农村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这一专业词汇是1924年在鲁道夫.斯蒂纳 (Rudolf Steiner) 讲授的“生物动力农业”课程中首次提出的。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生态农业在瑞士、英国和日本已得到发展。20世纪60年代, 欧洲的许多农场也转向生态耕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生态农业开始普遍获得政府的补贴与优惠政策, 因而在世界各国得以推广普及。目前, 澳大利亚的生态农地面积最大, 约拥有529万公顷, 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50%;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 分别有95万公顷和90万公顷。进入20世纪90年代, 欧洲各国也加快了生态农业的发展, 如1986～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已达到30%。但是, 当今大多数亚洲国家生态农地的面积普遍较小。在总计为4万多公顷的生态农地中, 土耳其占1.8万公顷, 日本占0.5万公顷, 以色列和中国各约占0.4万公顷。

纵观世界各国生态农业的发展, 不难发现, 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农业得以快速发展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中, 各具特色的融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对我国极具借鉴意义。笔者即以此为切入点, 从国家政策扶持、社会融资、小额贷款等多个视角, 介绍国外生态农业的融资特点, 以期为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

一、国家农业政策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家对农业从索取为主转变为以补偿、保护和扶持农业的政策为主。从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史的情况看, 在工业化前期, 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自由放任、自由竞争政策。这一政策实质上是让竞争能力强的工业自由地去掠夺先天不足且竞争力低下的农业, 由此带来的是城市自由地去掠夺农村。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西方国家普遍改变了原有政策,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政府干预、调节, 对农业实施必要补偿、保护和扶持政策。目的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 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步伐。尽管各国在时间、措施、做法等方面不尽一致, 但在转变农业经济政策这一实质内容上, 则是基本一致的。例如, 德国的“转型和维持补贴”政策最具典型。德国政府为了鼓励农业企业从传统型向生态型经营转型, 降低农户由于转型带来的巨额经济负担和经济损失, 就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的转型补贴作了严格规定。如葡萄、樱桃等这类属于多年生长农作物, 在转型期每公顷可获得每公顷950欧元补贴;蔬菜生产可获得每公顷480欧元的转型补贴;小麦等一般种植业以及绿地生产的转型补贴相对较少, 每公顷只有210欧元。但是,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由于生态产品市场售价高出传统型农产品的部分, 尚不足以弥补从事生态农业经营在劳动力投入等方面多付出的劳动成本, 所以, 一直以来生态型农场的收入水平总是低于传统型农场。针对这一现状, 近年来德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对生态型农场实施必要的经济补贴政策, 通常被称为维持补贴。也就是说, 一旦某个农场被确定为生态型农场, 那么, 它每年每公顷的生态经营将获得一定数额的维持补贴。具体标准为:蔬菜300 欧元, 一般种植业和绿地生产均为160 欧元, 多年生农作物生产为770 欧元。[1]

二、政府农业补贴

目前, 国外农业补贴的趋势是减少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 增加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生态补贴和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等, 且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并举。主要做法:一是实施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补贴。这是很多国家对生态农业的补贴项目, 主要是由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 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2]也有一些国家通过政府出资修造梯田以保护土地, 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由于农民是农业的首要生产要素, 欧美各国普遍在培训农民方面斥以巨资。美国由联邦政府、州、县政府拨款资助农学院、农业试验站与农业推广站, 国家农业部设有大笔教育、科研、推广基金, 州政府是其主要投入者, 农学院享有多种投入渠道, 统管全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欧盟国家的农业教育占农业预算总额的20%至25%, 英、法、德等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 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技术推广、进修深造, 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德国正在培训新一代农民, 以适应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正在兴起的基因农业的需求。二是实施环境保护补贴。该项补贴的意义在于:促使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向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在欧盟东扩后, 欧盟对农业政策进行了修订。将环保、食品卫生和安全、牲畜及植物健康等涉及环境安全的内容皆列入各国农业投资范围, 并规定对违反农业环境政策的国家给予严厉的处罚。例如, 在德国的一些州, 农民如果参与环保项目可以得到一份补助, 州农业局的任务之一就是核查申请有机农业种植的面积, 落实补助金。目前, 德国环保型土地面积已达2/3左右, 农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各项补助费加起来, 约占农业生产成本的70%左右。2003年末, 美国发现疯牛病, 使农业环境和农业政策面临严峻考验。为此, 美国政府采取了多项维护和支持农业生态的严厉措施, 对农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等均作了严格规定。日本亦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不惜重金, 农林水产省还于2004年6月制定了新的农业改革方案, 对环保农户、低农药使用农户和绿色农产品农户均支付可观的补助金。三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该项补贴是不受世贸组织规则约束的, 是没有争议的“绿箱”政策。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农业直接补贴力度都非常之大。如美国是采取生产灵活性契约补贴, 生产者无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与享受的补贴金额不直接挂钩;同时, 农民无须申报, 政府无须核实, 管理部门只管按照联邦政府确定的单位标准向农民直接支付即可。[3]欧盟国家则是按照种植面积和产量进行直接补贴。而日本的直接补贴则主要集中在对劣势作物和山区、半山区的农作物上。

三、政府贷款价格支持制度

众所周知, 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的“新政”。其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干预来控制农产品价格, 以避免谷贱伤农。具体做法是:农户在谷物收获之后, 可直接封存入仓, 然后以谷物为抵押, 向联邦政府农业部管辖下的商品信贷公司贷款。农户自愿参加政府的贷款价格支持体系, 政府规定每一单位的谷物值多少贷款 (贷款价格) , 商品信贷公司的一笔贷款数额要等于封存谷物的数量与贷款价格的乘积。如果谷物价格上升至大于贷款价格的水平时, 农户可将其出售, 以现金偿还贷款。如果价格未升至大于贷款价格的水平时, 农户则可用抵押的谷物偿还贷款。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叶, 商品信贷公司实施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 一直是美国农业政策的中坚。政府贷款价格事实上成为农产品的“盆底”价格, 在当时很好地起到了支持农产品价格的作用。现在看来, 当时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一政策, 在客观上极大地加快与推进了美国农业的发展与进程。

除此以外, 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 美国政府实施的农业价格支持计划也很好地保证了农民利益。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所谓“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部门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 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 (即支持价格) 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部门获得贷款, 即在贷款期限内 (多为一年之内) , 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 农户则可以还本付息, 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 在贷款到期时, 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 而不必归还本息。

四、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生产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优惠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目前, 国际上农业税收优惠政策大体有如下四类:

1.以农业产品为课税对象, 征收流转税

征收流转税的国家在对农产品征税时, 普遍采取了两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免税或零税率。免税是指仅免本环节的增值税, 进项税收不能抵扣, 一般也叫做“不享有抵扣权的免税”;而零税率则是比免税更为优惠的政策, 除免除本环节的增值税外, 还可将进项税收予以抵扣 (或退税) , 即免征各个环节的增值税, 又称“享有抵扣权的免税”。法国、德国、阿根廷等国都对某些农产品实行免税政策, 而英国、爱尔兰等国则对大部分农产品采用增值税零税率的办法。加拿大的商品和劳务税对许多农业生产投入品也实行零税率。二是低税率。欧盟的大部分国家对农产品征收的增值税实行低税率。如意大利对农产品按4%的低税率征税 (其他产品为10%或20%) , 法国对农产品主要按7%的低税率计征 (基本税率为17.6%) , 荷兰对谷物按6%的低档税率征税 (标准税率为17.5%) , 这一做法使得农业实际负担的增值税税负大大降低。

2.以农业收益为课税对象, 征收所得税

各国对农业收益征收所得税均有不同的优惠政策, 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对农业收入或所得进行各种额外的扣除, 实行优惠税率或特别的结算方法。美国就是以所得税为主体, 其所得税制比较完善。如美国联邦税制中对农场主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大部分销售的农产品划入“资本项”, 而不是“产品项”。美国所得税法规定, 个人资本增值在计征所得税时, 税率是8%～28%, 个人其他所得 (包括产品销售所得) 税率是15%～39.6% (不包括起征额前的零税率) 。很显然, 按照资本类纳税要实惠的多。美国政府将多数销售的农产品划入“资本”项, 从而使农场主在销售时享受到优惠税率。二是在会计制度方面, 鉴于在农业中往往无法精确计算产品的数量和成本, 美国联邦政府不要求农业部门使用权责发生制记账法, 允许其采用“现金记账法”, 即农业生产者个人和农业企业也可以自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记账方法。在现金记账法下, 农场主实际收到出售农产品的贷款才形成纳税义务, 而费用支出以后则可以在当年的收入中扣除, 这样, 农场主就能够通过提前购买生产资料的办法来减少纳税。除上述“扣除法”外, 农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还有税收减免政策。美国在1997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税收减免运动, 其中就包括同意农场主按三年净收入的平均数申报个人所得税, 这就有利于避免个别所得较高的年份适用较高的超额累进税率。

3.以土地为课税对象, 但对农用土地征收土地税却实行较低的税率

印度的税制以消费税为主体, 对农业专门设立了土地税, 由联邦政府征收。在1951～1952年度, 土地税占到国家总税收的17%。此后随着许多新税种的开征, 土地税比例逐年下降, 到1989～1990年度仅占国家总税收的1.7%, 而当年农业占GDP的比重约为35%。

4.财产税中对农业采取的优惠政策

财产税在多数国家属地方税种, 加上一些国家又赋予了地方税收立法权, 因此, 各国制定的优惠政策也不尽相同。如德国在对农业土地征收土地财产税时, 将农业用地与非农用地分开, 采用不同的计税方法, 对农业生产用地征收土地税A, 根据土地质量将土地分为六等, 相应评估出其产出价值作为计税标准, 采用6%的税率。

除上述税收优惠外, 还有其他一些形式的优惠。例如, 德国政府给予生态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免交营业税、机动车辆税的待遇, 并规定农业企业联合体自成立之日起10年之内, 每年享受15339欧元的法人税免税额度;规定农产品增值税税率为7%, 远低于其它产品的16%;在能源税方面, 若农业企业用电量超过一定额度, 超额部分可享受高达80%的减税优惠, 如果农业企业从可再生能源发电站购电, 则予以免税;年用量超过一定标准的, 还可减掉80%的矿物油税。

五、政府信贷政策

在西方, 政府是农业信贷的主体。如欧盟政府成立了颇具规模的农业信贷体系, 主要是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中短期贷款、生产贷款以及农业合作社贷款等。此外, 欧盟政府还推出了出口信贷担保, 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 按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二是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其主要目的是避免和降低农业出口商或银行等单位因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而带来的投资风险。[4]

六、生态BOT项目融资战略

所 谓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是建设、经营、移交的英文缩写。BOT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 与某一重大开发项目的企业或财团签订一份特许权协议, 以特许协议的方式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项目设计、施工、融资、经营与维修等责任, 全部移交给该企业或财团。项目建成后, 投资方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 通过合法经营, 收回投资运营维修费、收取合理服务费及租金, 并有权获取一定的利润。待协议期满, 投资方将该建设项目全部无偿转让给政府。由于BOT项目融资的独特性, 有时也被称为“暂时私有化”。国外一些大型农产品专业市场的筹建, 就采取该种融资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类专业市场在建设理念上注重专业市场对环境的影响, 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准。专业市场在运营过程中, 实施生态管理、清洁生产、生态营销的管理模式。这样一来, 不仅减少了交易费用和信息传递的层次, 而且专业市场通过向农户及时反馈市场信息、生态信息, 还可以引导农户有计划地进行生态农业生产, 促进农业种植结构、组织结构、农业发展等各方面向生态化发展。同样, 生态专业市场的经营在协议期满后, 由投资者交付给政府, 再通过政府组织“放大器”的作用, 延续生态融资、生态经营的理念, 继续指导专业市场运作, 从而实现生态农业健康持续发 展。[5]

七、尤努斯式小额贷款

该种模式是由孟加拉国一位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经济学家用30年时间创建并命名, 现有1277个分行并遍及全国46620个村庄。尤努斯式小额贷款最具特色的是:贷款对象全是农村贫困人口甚至乞丐, 其中96%为农村妇女。银行不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 但银行的还款率高达98.89%, 远远高于世界上公认的风险控制最好的其他商业银行。从1983年创办至今, 这家名为“格莱珉”的银行, 提供的小额贷款总量高达57.2亿美元, 仅有3年出现亏损, 而其他年份均实现盈利。银行贷款令639万人受益, 其中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功脱离了贫困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自1995年停止接受捐款以来, 格莱珉银行不但继续生存, 而且盈利与年俱增, 2005年盈利水平已达到1500万美元。[6]

尤努斯堪称创新型的“穷人银行家”。尽管他放贷不需要穷人提供担保, 但他创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机制, 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 用内生性的激励机制代替了抵押担保制度, 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尽管如此, 尤努斯的银行从不采取资助或施舍的方式, 即使对乞丐也不例外, 这从效率角度证明了“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具正向激励。 穆罕默德·尤努斯通过实施小额农贷, 不仅使农民脱了贫, 自身也获得了赢利。目前, 尤努斯式小额贷款在很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广为推广, 同时, 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法国、挪威等也在借用。

应该说, 小额贷款方式与我国的国情非常吻合, 它作为金融服务的制度创新, 具有为穷人进入信贷市场提供平等机会和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的潜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 已由我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中心以“小额农业贷款”方式引进, 目前全国大约有300家小额信贷机构, 其贷款方式大体分为四大类:一是受国际机构援助的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 强调扶贫的社会目标, 目前全国约有10家。二是政府包括具有政府职能的社团组织的小额信贷项目, 比如全国总工会、妇联和国务院扶贫办。三是正规金融机构开办的小额信贷业务, 主要是农信社开展的小额信用贷款和两户联保贷款等贷款类型;此外, 城商行中也存在一些与政府合作的担保贷款, 以及一些政府的金融机构代表政府发放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小额贷款。四是于2005年底在五省区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目前全国已发展至7家。但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在小额信贷方面, 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受益面上与国际上小额信贷机构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八、生态股权融资战略

这是一种极具特色的融资方式, 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股东生态投资。这种融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股份合作制, 众多的农户作为生态农业企业的股东, 以资金、生态设备、生态农业种植技术等有形、无形资产入股, 双方通过签订合同, 一方面, 规定了农户提供的农产品质量、数量、价格;另一方面, 规定了生态农业按股分红、分利给农户。在这种资本运作中, 双方都是共同投资方, 形成了“资金共享、利益共享、积累共有、风险共担”的生态利益共同体。应该说, 通过这种方式, 明显推动了名、优、特生态农产品的生产与经营, 达到了“人无我有, 人有我特”。同时, 股份合作制的实施也能够有效地降低单个农户从事专业化、生态化生产过程中在各个环节上的风险和交易费用, 从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7]二是发行生态农业股。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是快速筹集大量资金的有效途径。按照国际惯例, 政府依据相关程序, 准许一些农业附加值和工业化、生态化程度较高的生态农业企业上市, 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一定数量的股票, 筹措发展资金。股票认购者可以是农户, 也可以是专业市场批发商等相关人员。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 完善生态农业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如香港股市上有很多上市的生态农业企业, 就是通过发行生态概念股, 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大量生产发展资金。三是生态农业风险投资战略。由于大型、集团化生态农业企业是高投资、高风险、高利润且运行机制较新的“三高一新”产业, 因此, 在很多国家, 生态农业风险投资是由政府、金融机构、大企业和个人参股组成, 即以推动生态农业企业发展以及追求效益最大化和生态和谐为目的的投资。[8]

综上所述, 生态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一种方式, 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 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我国的生态农业应在完善原有金融渠道的基础上尝试一些新的方式。笔者认为, 最值得借鉴的是尤努斯式小额贷款模式, 也就是说, 加大对“小额农户信贷”的试点与推广。同时, 还应注意学习欧盟对农业宏观调控的经验, 通过对重要农产品的产量限制、价格补贴、休耕补贴以及质量标准等, 加大对农业企业及项目的补贴和融资支持。当然, 也可以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 对扩大生产规模、引进环保措施的农业投资项目予以补贴及贴息贷款。

参考文献

(1) 柯炳生.关注欧盟农业政策新变化[J].城乡经济信息, 2003, (03) .

(2) 陈乃醒.为农业发展服务—德青源:从50万到5亿[J].国际融资, 2007, (04) .

(3) 李宏伟.美国生态保护补贴计划[J].全球科技经济了望, 2004, (08)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金融研究课题组.农民金融需求及金融服务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 2000, (07) .

(5) 姜长云.农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04, (03) .

(6) 霍兵, 李颖.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小额贷款经济思想及其实践[J].经济学动态, 2007, (01) .

(7) 李琼.农业产业化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J].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4, (05) .

3.国外社会—生态系统弹性研究述评 篇三

摘要：近年来，世界各地危机频发，影响社会—生态系统，威胁人类的生产与发展。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危机，维持和提升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成为国外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文章总结国外许多学科、学者和机构在社会—生态系统弹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和度量方法等三个领域，其中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社区、群体和行业，度量方法主要是基于问卷调查的李克特量表法、基于指标体系的各种数学模型。最后，从宽度、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提出社会—生态系统弹性的可能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弹性；弹性城市；弹性社区；社会弹性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气候变暖日益加剧，地球逐渐迈进危机时代，各类危机具有越来越高的易发性，包括地区之间的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社会事件；甘肃泥石流、尼泊尔地震、日本福岛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极端气候带来的洪涝、干旱；环境污染导致的雾霾、沙尘暴等。这些危机事件都将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生态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因此，社会—生态系统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危机，并保持自身的发展活力，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弹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并得到国外越来越多学科、学者和机构的重视，逐渐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国际学术热点。相比而言，我国弹性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非常少。截止2015年8月27日，以“社会—生态系统”和“弹性”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仅检索到15篇，且多为相关概念辨析、在旅游和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初步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从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度量方法等方面，对国外社会—生态系统弹性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展望可能的研究方向，为国内学术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 弹性的概念界定

弹性是英文单词resilience的通常翻译，它有时也被翻译为恢复力、韧性，源自拉丁文的“resilio”（即跳回）。弹性首先被物理学家和机械学家用来表示弹簧的特性，即发生弹性形变后可以恢复至原来的状态的一种性质。1973年，理论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创造性地将弹性的概念引入生态系统，将其定义为“系统所拥有的应对外来冲击，并在危机出现时仍能维持其主要结构和功能运转的能力”（Holling，1973）。随后，国际上不同的学科、学者和机构开始介入，将研究领域逐步扩展至社会系统（即社会人及其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的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即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并从不同角度界定弹性。譬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弹性是“描述一个系统能够吸收干扰，同时维持同样基础结构和功能的能力，也是自组织、适应压力和变化的能力”（IPCC，2007），聯合国国际减灾署（UNISDR）认为“弹性是一个系统、社区或社会暴露于危险中时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方式抵抗、吸收、适应并且从其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包括保护和恢复其必要基础设施和功能”（UNISDR，2009）。

近年来，国外社会-生态系统弹性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研究维度逐步丰富。譬如，Bruneau等（2003）认为弹性由技术弹性、组织弹性、社会弹性和经济弹性组成；Cutter等（2008）将弹性分为生态弹性、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制度弹性、基础设施弹性、社区能力弹性等六个方面；Joerin等（2012）将弹性分为物理弹性、经济弹性和社会弹性等三个方面；Kusumastuti等（2014）认为弹性具有社会、经济、社区能力、制度和基础设施等五个维度，其中技术弹性、基础设施弹性和物理弹性类似，侧重上水、下水、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对灾难的应对和恢复能力；组织弹性和制度弹性类似，主要是考量社区管理部门和相关政府机构在灾难发生时和发生后的管制能力；经济弹性强调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就业率、经济多样性以及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些指标与经济弹性成正比；社会弹性着重分析社会网络、社会嵌入、社区凝聚力等社会因素在系统抵抗外界干扰以保持运转并快速恢复的能力，突出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等人口学特征因素的影响。

三、 弹性的研究对象

1. 城市层面。城市是人口、财富、信息、科技等高度集中地地区，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强大的同时，越来越脆弱和多病，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包括极端气候导致的洪涝和干旱、重大自然灾害导致的地震和海啸、恐怖袭击导致的社会恐慌、大罢工导致的交通瘫痪，等等。因此，许多学者积极开展弹性城市（Resilient City）、城市弹性（Urban Resilience）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譬如，Newman 等（2009）描述了未来弹性城市的前景，提出10项面向弹性城市的规划策略；Kusumastuti等（2014）评估印度尼西亚的芝拉扎市和巴东市应对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弹性水平，发现这两个城市的预备量（Preparedness）超过脆弱性（Vulnerability），均具有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Sellberg等（2015）评估瑞典埃斯基尔斯蒂纳市应对讶异（Surprise）的弹性，发现该市的弹性较高，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弹性评估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此外，许多国际组织也非常关注弹性城市的议题，如UNISDR于2010年发起了一项名为“让城市具备弹性”的专项行动，欧洲环境协会（EEA）发布于2012年发布“欧洲气候变化的城市适应”研究报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14年启动100座最具弹性城市世纪挑战赛。

2. 社区层面。社区是城市的组成单元，也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近年来，国外许多学者开展弹性社区（Resilient Community）、社区弹性（Community Resilience）、社区灾害弹性（Community Disaster Resilience）、社区的地震弹性（Seismic Resilience of Communities）。譬如，Joerin等（2012）构建了气候灾害的社区弹性度量框架，并对印度金奈两个因距离海洋较近而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社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两个社区虽然有过被洪水侵袭的经历，但是有限的适应性能力降低了它们对未来洪水的应对能力，亟需市政当局、私人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Orencio等（2013）评价菲律宾奥罗拉省巴莱尔市沿海社区的本土化抗灾弹性，发现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可持续的生计、社会保护、规划体制是提高社会弹性的关键因素；Cutter等（2014）评估2010年美国各地的内生社会弹性，发现美国中西部的县和大平原地区的州内生社会弹性最强，西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以及东部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内生社会弹性最小；Kelly等（2015）分析意大利巴斯利卡塔地区一个小镇的社区弹性与土地退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发现薄弱的社区与当地的经济互动关系、根深蒂固的农业生产方式、大量人口的外流、缺乏自助文化等因素是该社区弹性缺乏和土地退化的重要原因。

3. 其他层面。近年来，国外学者非常关注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面对突发灾害时的弹性问题。譬如，Kimhi等（2012）从社会弹性角度比较了以色列舍莫纳镇老年人和中年人、青年人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一年后的恢复情况；Shaw等（2014）研究了老年人群体面对沿海洪水危险的感知策略和处理机制，以反映其对提高社会弹性的作用；Hall等（2014）通过与布隆迪176名儿童的面对面采访，调查武装冲突地区儿童认知的社会资本对社会弹性的影响，发现改善社区关系可有效提高社会弹性；Rachel等（2015）调查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在2007年底～2008年初肯尼亚选后暴力危机中对内罗毕市科罗戈乔贫民窟老年人的保护作用，发现维持或增加当地官方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减少选后暴力对老年人的影响，从而提高这一群体应对危机的弹性水平。此外，也有学者关注行业（主要是第一产业）的弹性，如Marshall（2007）研究渔业对相关政策变化的社会弹性情况，发现对政策的负面感知极大地降低渔民的社会弹性，建议通过引导渔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确保政策公平等措施来提升社会弹性；Marshall（2010）调查了澳大利亚牛养殖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发现当地农场主的感知弹性比较高，可以通过农场主之间的协作学习、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助、增加气候变化的意识、引入气候工具（如季节性气候预报）等进一步提高弹性。

四、 弹性的度量方法

1. 基于调查研究的度量方法。近年来，许多学者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应用李克特量表法简单地定量评价研究对象的弹性大小。譬如，Marshall（2007）对澳大利亚5个沿海社区的100名渔民进行问卷调查，掌握渔民对渔业政策变化蕴含的风险感知、规划学习和再组织的能力、应对能力的感知、拥抱变化的意愿水平，进而利用李克特量表法度量渔民对相关政策变化的社会弹性；Marshall（2010）通过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的方法，调查了澳大利亚100名养牛农场主牛养殖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以此作为评估其社会弹性的依据；Sherrieb等（2012）通过问卷获取美国沿海118个县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校长对学校所在社区弹性的认知，并通过李克特量表法和SPSS19.0软件展开分析，从社区能力、灾害管理、社会资本、经济发展、信息和沟通等五个方面评价社区弹性；Sellberg等（2015）应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验证了国际弹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出版的《弹性评估手册》（原定为针对生态系统）在面向弹性的区域规划中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

2. 基于数学模型的度量方法。部分学者应用或建立数学模型，来定量地评价研究对象的弹性大小。譬如， Cutter等（2008）在探讨脆弱性、适应性能力和弹性等概念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位置的社区自然灾害弹性评估框架（DROP），包括生态弹性、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和社区能力等六大方面的29个指标，但是未给出指标权重和定量评估的具体方法；Cutter等（2014）搜集社会弹性、经济弹性、社区资本、制度弹性、住房/基础设施弹性等6大类的49个指标，通过转化、标准化、导向化处理等步骤，构建0～6分值的社区基线弹性指标；Orencio等（2013）基于德尔菲法和AHP法提出了一种局部灾难弹性指数来评估沿海地区的社会弹性水平，其综合指数是通过将所有具体指标进行线性加权平均（WLC）得到；Jaunatre等（2013）通過社区结构完整性指数、标准化社区结构完整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来测量目标社区的土地恢复成功度，并以此评估社区的弹性水平；Kusumastuti等（2014）将预备量和脆弱性的比值作为弹性值，分别选取49个预备量的二级指标、18个脆弱性的二级指标，再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地区应对自然灾害的弹性指标评估模型。

五、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世界各地突发社会事件层出不穷，重大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探究社会—生态系统如何应对这些危机并维持主要结构和功能正常运转的能力迫在眉睫。自1973年霍林将这一能力定义为弹性，并率先开展弹性相关研究以来，国外相关研究逐年增多，主要成果包括：

1. 概念界定方面，因学科、学者和机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是主要强调应对冲击、保持系统运转和快速恢复，认为弹性受生态、社会、经济、技术、组织等因素影响；

2. 研究对象方面，主要集中于城市和社区两个层面，也有少量研究成果聚焦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行业（主要是第一产业）等领域；

3. 度量方法方面，部分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李克特量表法，也有学者应用或构建DROP框架、社区基线弹性指标、AHP法等数学模型。

虽然国外学者已经在社会—生态系统弹性方面取得了前述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宽度、广度和深度方面仍可加强。具体而言，在研究宽度方面，相关文献中弹性的危机主要是高温、洪水、地震和战争等外界干扰，应考虑城市、社区、群体、行业等自身发展对社会—生态系统造成的干扰，如环境污染、资源不均衡、不良生活习惯、产业结构失衡等；在研究广度方面，相关文献主要针对城市和社区等研究对象的生态弹性、社会弹性、工程弹性和经济弹性等方面，可进一步探讨能源、交通等子系统的弹性，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弹性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深度方面，相关文献往往对干扰的作用机理重视不够，度量方法大多比较简单，可以利用系统工程、自组织、混沌、协同学、复杂网络等相关理论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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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ewman P， Beatley T， Boyer H.Resilient cities： Responding to peak oil and climate change[M].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2009.

基金項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301024）；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3YJC790067）。

作者简介：李德智（1979-），男，汉族，山东省菏泽市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地产系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工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住房保障与可持续建设；韩娱（1991-），女，汉族，江苏省如皋市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地产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住房保障；陈艳超（1989-），女，汉族，天津市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地产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住房保障；李启明（1963-），男，汉族，江苏省江阴市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地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

4.国外生态农业发展 篇四

从20世纪70年代生态城市的概念提出至今，世界各国对生态城市的理论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生态城市建设。这些生态城市，从土地利用模式、交通运输方式、社区管理模式、城市空间绿化等方面，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范例，研究这些生态城市的规划和管理经验，无疑会对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典型案例

（一）巴西库里蒂巴

巴西库里蒂巴是南美国家巴西东南部的一个大城市，为巴西第7大城市，环境优美，在1990年被联合国命名为“巴西生态之都”、“城市生态规划样板”。

一是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规划。在20世纪60、70年代，巴西库里蒂巴市就走上了低成本，人与自然尽可能和谐的生态城市发展道路。城市拥有逐步拓展的一体化交通网络、道路网络，并采取了致力于改善和保护城市生活质量的各种土地利用措施。首先，库里蒂巴市通过追求高度系统化的、渐进的和深思熟虑的城市规划设计，实现了士地利用与公共交通一体化；其次，城市还鼓励混合士地利用开发的方式，而且总体规划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了分区。此外，城市在一体化交通网络、道路网络的拓展中，主要是沿着几条结构轴线向外进行走廊式开发。轴线是公共汽车系统的主要线路，这些轴线在城市中心交汇，构成了一体化道路系统的第一个层次；拥有公交优先权的道路把交通汇聚到轴线道路上。而通过城市的支路满足各种地方交通和两侧商业活动的需要，并与工业区连接。同时。轴线的开发使宽阔的交通走廊有足够的空间用作快速公交用路。目前，库里蒂巴市尽管有50万辆小汽车，但有2／3的市民每天都使用公共汽车，并且做到公共汽车服务无需财政补贴据有关研究人员估算这足以使得每年减少的小汽车出行达2700万次。总之。目前该城市80％的出行依赖公共汽车，其使用的燃油消耗也是同等规模城市的25％。每辆车的用油减少30％。这就使得库里蒂巴市虽然人均小汽车拥有量居巴西首位，但污染却远低于同等规模的其他城市．交通也很少拥挤。

二是实行垃圾回收项目。库里蒂巴市生态城市建设的内涵还体现在其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其成就同样令人瞩目。其中库里蒂巴较为著名的环境项目是1988年实行的1：1号为“垃圾不是废物”(garbage is not garbage)的垃圾回收项目，垃圾的循环回收在城市中达到95％。每月有750吨的回收材料售给当地工业部门，所获利润用于其他社会福利项目。同时垃圾回收利用公司为无家可归者和酗洒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简单的、讲究实效的成本很低的社会公益项目旨在成为库里蒂巴环境规划的一部分，并使城市在环境和社会方面都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

三是对市民进行环境教育。一个城市成为生态城市的前提是对其市民进行环境教育，培养其环境责任感。库里蒂巴市对此十分注重。儿童在学校受到与环境有关的教育。一般市民则在免费环境大学接受与环境有关的教育。

（二）美国伯克利

国际生态城市运动的创始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于1975年创建了“城市生态学研究会”，随后他领导该组织在美国西海岸的伯克利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城市建设活动，在其影响下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生态农业和建设生态工业园，这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伯克利也因此被认为是全球“生态城市”建设的样板。

根据理查德〃雷吉斯的观点，生态城市应该是三维的、一体化的复合模式，而不是平面的、随意的。同生态系统一样，城市应该是紧凑的，是为人类而设计的，而不是为汽车设计的，而且在建设生态城市中，应该大幅度减少对自然的“边缘破坏”，从而防止城市蔓延，使城市回归自然。

（三）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影子规划”是在理查德〃雷吉斯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1992年他在阿德莱德参加第二次生态城市会议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澳大利亚政府的部长和内阁被称为“影子部长”和“影子内阁”，于是提出了“影子规划”的设想。“影子规划”向我们展示了在具有非常清楚的城市生态规划和发展框架情况下，应该如何创建生态城市。

城市规划主要特点。阿德莱德市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对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以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为宗旨，使在此生活，工作，旅游和学习者感到愉悦，并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阿德莱德市大力发展公共设施，提供给残疾人患者使用的轮椅通行的专用通道在街道，车站和大楼内随处可见，在公共交通设施中也有许多方便女性，小孩或者老人的设计，使得使用者能够在使用公共设施的同时感受到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让人感受到一阵暖意。

从规划管理体系上来看。由于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制的国家，因此在规划管理上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制度，负责州域范围内的总体规划的是南澳洲政府，他们负责协调道路，供水供电等跨省市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州政府控制大的区域，制定发展大纲，控制总体规划用地性质和道路网架以及公交线路，居住区的规模和功能等，明确各市中是否有道路、球场、历史保护等，同时对城市绿地树木种植予以确认。州政府下的各市政府负责本区域的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他们的规划编制相当于国内总体规划指导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以此作为规划管理的法则 和文本。此项法则可以面向市民大众公开，并可以在政府网站上和市政厅内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政府规划管理部门每隔三至五年就会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由政府的专门机构与政府各部门、土地所有者以及开发商进行商量以及了解情况，进行汇总，梳理整理，提出是否需要调整的建议。城市的总体规划有着非常好的延续性，新的规划只能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补充和修正，而不会有大幅度的调整和改变。在调整过程中各种规划相互呼应，以适应城市的发展需要。

在城市功能和结构方面。阿德莱德市的城市商业区、居民区、工业区等功能结构布局清晰，结构合理，区分明确。由于阿德莱德市位于一片开阔的平原地带。所以城区四周的公园有如绿色的彩带般环绕着阿德莱德市去。横穿城区的托伦斯河讲阿德莱德市划分为南北两个片区，托伦斯河以南为商业区，以北为住宅区，阿德莱德市的工业区设臵在了城市西北部的圣文森特港以及东北区新建的卫星城镇。CBC东西南北八条大道将整个城市规划的整整齐齐，井然有序，每个区以公园相隔，并留有大量的绿地。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充当主角，凡是涉及公众利益的道路、水管、停车、绿化、学校、医院、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都是以政府的投资为主。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政府更注重一次性的资金投入，一步到位，以及时的解决工程的工时问题，加快工程进度，以保证一劳永逸。供电，电信等基础设施由政府规划部门和相关单位衔接，同步规划、设计、施工。在城市的环境建设方面，政府采取大量收购未开发利用的土地、废弃的工厂等的方案，按照城市规划组织建设道路、绿化、河流以及各种配套的设施建设，然后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之后政府再用从中获得的收益用来按照之前规划的方案进行学校，医院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关于土地的态度，阿德莱德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不相同的，阿德莱德市在土地使用上得指导思想是振兴和促进城市的繁 荣发展，而不是挣钱。

城市的交通组织方面。阿德莱德的城市交通组织实行“行人优先，公车优先”的策略，道路路网密集程度高，通达性好，从上至下整个城市的交通道路被区分为七个等级，道路规划注重将车辆引导到城市的主干道上，为市民的居住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在主次道路交叉口设臵人行手动调控操作系统，在居住区一般道路设臵人行横道，所有车辆不允许停靠在人行横道范围内以方便行人优先通行。城区内还规划了供市民跑步和散步的步行系统以及自行车系统，这两个系统交错成网状，对居民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值得一提的是阿德莱德城市内的停车系统，整个阿德莱德市以停车楼为主，辅以道路停车。在市区内有40多个停车楼，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停车楼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每个停车楼的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采取按时段收费的策略，在高峰时段收取较高的费用。停车费将被政府作为财政收入，以用于日后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阿德莱德市内还开设了免费的公交车辆系统，期间所有的营运和维护费用都由政府买单，所有主干道都设有自行车和公交车道，任意车辆都不得借道行驶，所有的这些措施都保证了阿德莱德市“行人优先，公车优先”策略的贯彻和执行。

从阿德莱德市的城市规划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启示：首先，一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阿德莱德市的城市规划中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将这一理念发挥到了一种高度；其次，应当坚持把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摆在突出的位臵，始终坚持以振兴城市发展为宗旨加大环境和基础设施投入；最后，应当坚持将政府作为城市公共交通、道路、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产品的主体。政府只有合理安排城市公共设施建的投入，才能和城市规划相辅相成。

（四）瑞典马尔默 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很早就是一个工业和贸易城市，但是由于受到了高科技产业的冲击，旧有工业面临关停并转，使得整个马尔默面临城市转型。基于马尔默市政府和瑞典政府对“生态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福利社会”的共同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造，使马尔默西部滨海地区成为世界领先的可持续发展地区。1996年，由马尔默、瑞典、欧盟等有关公共和私营机构一起组织了一次欧洲建筑博览会，通过地区规划、建筑、社区管理等进行持续发展的超前尝试，这个项目称为B001，也被称为“明日之城”，该项目2001年获欧盟的“推广可再生能源奖”。

可持续发展是瑞典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国策。1997年瑞典确立了其能源战略的指导原则：加快可持续能源系统开发，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全面实现可再生能源化。其主旨在于：瑞典的电力和其它能源供应要有保障，价格在国际上要有竞争力；要高能效、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最大程度地降低能源对人类健康、环境以及气候的不利影响，促进生态平衡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立法先行是瑞典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显著特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瑞典就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有关能源合理化使用和节能的法律、法规，并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进行修订完善，以此来指导、规范企业的行为。为了保证所制定的法规得以执行，政府还制定了许多具体可行的监督措施和必须执行的行业标准，体系完备。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是将能源战略落到实处的根本保证。瑞典从政府到地方都建立了能源管理机构和咨询机构，瑞典可持续发展部归口管理能源产业，其下属机构瑞典能源署的工作职能就是：通过加强与贸易和工业部门、能源公司、科研院所及各省、市对口单位及咨询公司的合作、理解和信任，来协调、引导政府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使其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稳定和高效的原则，又不失不断得以发展完善，确保能源系统向生态平衡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转化。财政、税收导向和经济措施行之有效。针对不同种类的燃油收取不等税费。1991年，瑞典还成为世界首批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国家。同样，为鼓励企业使用生物能源和本地能源，瑞典政府还从2003年起引入了基于电力市场的电子证书系统，根据企业使用生物电能占用电总量的比例给予税收减免优惠。

科研和创新是建立能源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核心。瑞典政府于1995年发布了政府能源研究、发展计划，自此，能源研发成为瑞典能源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这样一套由上自下，科学严密的能源政策，为马尔默的“生态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西班牙马德里

生态建设多管齐下。西班牙马德里是缺水型、高能耗、沙化高的城市，近20年来，马德里加大生态保护和重建力度。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发电等再生能源，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政府补贴鼓励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各种大卖场建立资源回收系统，抵扣新购商品价格；大力推广节水设备和器具，政策奖励市民少消耗、少占用，倡导节约型生活方式；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根据不同的功能性质，确立不同的节能等级，强制使用节能材料和节能设备。鼓励国外资本和私人资本进入区域生态建设领域；实行土地利用逆向管理，确定绿化等生态用地在用地结构中的比重；改进和完善各类工程技术，大量采用与自然、生态环境吻合的新工艺和新技术。

污染治理持续有力。西班牙马德里是内陆城市，工业快速发展以后，保护水源、污水处理的矛盾突现。上世纪70年代马德里政府首先颁布了《污水处理法》，规定所有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必须达标排放；其次整治河道流经区域的环境，将企业、居民逐步搬离水源控制范围内；三是大规模使用膜生化反应技术，改进水处理工艺；四是推行污水干化处理，把污泥作沙漠生态整治的垫料和肥料；五是政府出资鼓励居民饮 用水和中水回用；六是大规模开展河道清淤、绿化等综合整治，提高河道的生态自净功能。持续十多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整治，使马德里已经重现生态良好、环境宜人的风貌。

直接提供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马德里市政府直接干预或参与城市管理。一是市政府自上而下对城市管理的一级管理体制，事权财权高度集中，社区不承担城市具体管理；二是直接负责城市管理的所有投资、建设开发和项目经营；三是直接负责城市治安、广告、街景、绿化、保洁等基础性公共设施的管理任务；四是直接承担古旧建筑重修、保护职责和投资，负责对居民的直接补偿。

（六）西班牙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大的制造业、港口产业、金融服务和传统工艺产业的生产基地。巴塞罗那的城市旧区改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进行“定点式”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空间建筑的恢复；第二个阶段是1986年申奥成功后，以主办1992年奥运会为契机，全面展开都市规模规划与建设，使巴塞罗那更骄傲地屹立于世界版图之上；第三个阶段是在1992年奥运会之后，以“世界文化论坛”活动带动的又一轮城市改造，让巴塞罗那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转型后整个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62％以上。尽管目前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还占36.7％，但从经济形态上主要是从事技术研发扩散、产品销售服务的总部经济,直接从事制造加工业人员不到总就业人口的5.2％。

旧城改造严格按法规办事。巴塞罗那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公元12世纪成为地中海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在历史进程中，巴塞罗那受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文化的长期影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在城市风貌和众多的历史文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保护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巴塞罗那政府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保护方式方面，巴塞罗那同欧洲各国一样将旧城保护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严格保留原物的历史地段，要求对重要的历史建筑完整、准确、原封不动地永久保存下来；二是以保护为主、适当添建与改建的历史地段，要求基本保留原有的街区格局和原有建筑物，房屋内部允许进行改造。但建筑物外面应严格维持原有风格；三是以改建为主、保护为辅，保留其旧有格局和富有特色的建筑及街区的历史地段，一般适合于范围较大，且街区内部文物建筑较少或街区形态已遭到严重破坏的非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在法律方面，巴塞罗那市专门颁布了《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对全市几百个历史建筑一一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条款。这对完整地保护该市的历史风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组织实施方面，巴塞罗那市政府严格按法规办事，凡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几百个古建筑不能动，只有具备条件的才可以实施保护性维护。对保护区内的房屋，私人产权要严格按照保护区的规定改造修缮，严禁推倒重建，公房产权则按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改造修缮。

奥运投资符合城市发展方向。1986年申奥成功后，巴塞罗那政府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长远性、效益性考虑，制定了符合城市特点切实可行的投资计划，将奥运投资的重点放在加快城市改造及各类设施建设上，以筹办奥运会作为实现城市大跨度、超常规发展、提升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国际知名度的动力。据统计，在奥运总投资中，运动基础设施、训练设施和其它设施的投资仅占9.1％，而其它绝大部分投资则用于城市改造和行业改造。实践表明，这种投资格局提升了城市的功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场馆建设绝不为奥运会单独投资。在奥运场馆建设方面，巴塞罗那提出了一个原则：绝不为15天的奥运会单独投资。巴塞罗那翻新了10个体育场，新建的体育场仅有15个，其中很多场馆还是临时性设施。为了解决奥运会举办期间旅游者对住宿的要求，巴塞罗那临时租用了 14艘豪华游轮，不仅解决了住的问题，还节省了投资。场馆建设时就充分考虑了赛后当地居民活动对场地的需求，赛后场馆利用的灵活性很强，利用率较高。特别是对私人投资，政府没有严格的“门坎”限制，只要有投资意愿都可以投资。私人投资主要集中于公寓、酒店、商业中心和收费公路等盈利性设施。由于巴塞罗那市公共与私人、政府与市场投资的有机结合，有效地解决了困扰历届奥运举办城市所面临的体育场馆会后利用的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以人为本。在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中，巴塞罗那最先考虑的是一些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在改造时首先考虑的是开放更多行走的地方使人们有足够的空间，同时有更大的空间建绿地、交通设施和其它更多的公共设施。巴塞罗那将原先的屠宰场改建成为公园，原来的采石场改成游泳池及公园，原来的乱停车处改成步行道。巴塞罗那广场由于是水泥地面而无法种树，因此在改造时考虑多做雕塑，搞成集会式的公共场所。

在道路的规划和改造上，巴塞罗那原有的一些道路被改造设计为两边机动车单行线，中间开辟为行人步行和休息娱乐的场所，主要道路改为立体交通，增加槽式道路防止交通噪声，强化管理减少交通繁忙路口。这一设计理念打破了常规，扩大了道路的功能，改善了城市的交通状况，增加了人们散步休闲活动的空间，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特点。有数据显示，巴塞罗那耗资约362亿比塞塔建成了5公里长的海滨沙滩，改造了港口，修建了两条环形公路、两条隧道，改建了飞机场、城市的排水系统，建成了提供水、电、气和电话服务的网络。

环境建设注重城市创新。巴塞罗那作为较发达的地区，环境保护工作一直较好。1992年奥运会前，巴塞罗那制定了奥运行动计划，包括13个方面的子规划，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城市风貌保护、交通疏导、市容卫生等3个方面。在市容卫生方面，主要是强化了主要街道的管理，街道基本整洁，垃圾箱临街而设，随处可见，部分属于分类收集。在城市创新方面，巴塞罗那的经验值得借鉴。巴塞罗那建设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150个相互连贯的公共空间的网络。这些公共空间都是利用建筑和道路的间隙所开辟的，诸如小街心花园、由喷泉和雕塑组成的广场。这些小空间和小景致，创造了小区风景,减少了城市的建筑密度感，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呼吸的休闲空间。

西班牙旅游局局长菲利克•斯拉罗萨•皮克说，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不仅使巴塞罗那改变了城市结构，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海滨旅游城市之一，在欧洲旅游版图上占据了显著的位臵，更使西班牙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旅游创汇国家。

（七）德国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作为成为欧洲大陆重要的金融、会展、商务、交通枢纽中心，但其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尤其化学、机械、电子和电器工业在全市的生产总值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水平仍然称雄欧洲乃至世界。

城市功能分区建设，实行综合开发。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市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分区过分强调专业化、差别化，形成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的城市单元。法兰克福市在东部的上哈蒂地区重点形成轻重工业产业区；在南部的格里斯海姆重点形成交通服务区；在西北部的普劳思海姆重点形成文化娱乐区；在西部的波斯特地区重点形成加工工业区；在城市中心重点形成商务金融区。由于过分强调单一定位、专业功能，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城市交通组织难度加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率下降、生态环境保护各自为战、居民生活不尽方便的问题，中心城市人居就业环境下降，城市居民出现了郊区化居住的趋势。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城市功能分区建设上突出重点方向，实行综合开发。一是综合配套建设；二是把专业功能 区作为城市单元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体制，形成了区域内相对独立的小城市；三是加快功能区之间的有机联系。法兰克福分别在上哈蒂、格里斯海姆、波斯特和普劳思海姆地区开发建设了大批居住小区，商业街区、文化场所和服务设施，使居民生活、就业、文化娱乐相对稳定在一个区域中。

（八）英国城市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市化门槛的国家，也是“城市病”的首发国家。随着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公共卫生设施匮乏、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景观丑陋等“城市病”也初露端倪。由于英国城市化无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政府未对城市的盲目发展进行干预和调控，使得“城市病”愈演愈烈，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仅伦敦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这些贫民窟成为“霍乱国王的巢穴”。伦敦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因污染严重而成为“雾都”和欧洲有名的“脏孩子”。“城市病”的首次发作其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但它也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1948年，英国议会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这是一部在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政策法案，它不仅有效地加强了对城市无序蔓延和混乱状态的管理，而且通过为贫困居民修建了公园、浴池和洗衣房等措施，极大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也使一度猖獗的城市犯罪骤然下降。英国也是世界各国中第一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制定了《城市规划法》、第一个提出建立“花园城市”，同时也是第一个较为成功地治理了“城市病”的国家，堪称世界城市化的试验基地。

（九）日本城市

一是实现建筑低碳化。首先要实现新建建筑物的低碳化。在日本，近年来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来源于家庭和办公部门，比如相比20世纪90年代，2007年日本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13%，而来自产业部门的二 氧化碳下降了6%，家庭和办公部门分别增加了37%和45%。因此，如何实现家庭和办公部门的低碳化是日本走向低碳社会的最大课题。以办公类建筑为例，技术革新的关键在于减少空调和照明用能源消费，具体可运用减少空调负荷与照明负荷、提高机器设备效率、对实际建筑物中的设备是否按设计意图运转进行性能检测等方面的技术。代表性的建筑智能技术是BEMS(建筑物能耗一体化管理系统)，这套技术能有效地促进能源管理，典型的实例是位于神奈川县的藤泽科技中心。日本的NEDO(独立行政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也展开了引入BEMS的项目，收到明显成效。仅在2002到2008年间，NEDO展开的支援项目就达到了476件。2007年，靠此类项目直接减少能源消耗10%，二氧化碳排放7.2%。

二是对已经建成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学习美国的ESCO经验，即建立以节能为目的，包括技术、设备、人才、资金等在内服务的公司，2007年日本因ESCO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至少有109.5万吨。但是相比美国，日本ESCO的融资环境还有待改善。另外，建筑低碳技术的全面推广，不仅需要设计者和开发商，更需要建筑利用者的理解及对能源的实际使用。因此，日本建筑规划业认为，要实现建筑低碳化，需要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三是改变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日本政府不但要推广低碳生活理念，更注重普及低碳技术并引导人们选择低碳物品。在日本，政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住宅与家电上。在住宅方面，日本环境省委托东京工业大学的梅干野晃研究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测算了单栋住宅墙壁断热性改造、屋顶及墙面绿化后的效果，同时测算了住宅街区外部空间集约设计绿地、避免使用蓄热性高的混凝土、减少街区的空调使用后的效果，结果表明以2010年的技术大约可减少使用能源64%，预测以2030年的技术可减少79%(设定区域面积8000平方米，人口为60户180人)。政府 用资金支援和减税等方式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展开低碳化住宅开发、鼓励住宅购买者选择低碳化住宅、建立确保住宅低碳性能的强制性基准。在家电方面，尽管已经开发出了多种类型的节能家电产品，但价格还是比同类非节能型的家电要高，如何让民众购买节能型产品，成为日本政府与企业的一大课题。为此，政府出台了“绿色点数”政策，即消费者在购买节能型家电时可以获得一定份额的绿色点数，可用来购买其他节能型家电。

四是号召民众广泛参与。日本政府在进行城市环境规划时积极倡导民众参与设计与维护，听取民众对环境规划的意见，鼓励民众参与自己生活周边公共环境的日常管理。这样做更能让城市规划符合大众的需要，更能培养出民众对生活环境的热爱和主动维护的意识，也能节省大量公共维护管理的费用。在日本，事关普通居民居住环境的城市规划项目已基本普及了这一过程，民众参与设计已经成为日本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五是实施绿色支援政策。绿色支援是政府促进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即对于注重生态环境营造的设计开发项目给予一定的植物资源援助，比如政府免费提供树木，但施工则由开发部门负责，维护和管理则直接交由项目周边的居民负责。

二、当今世界生态城市建设的几大趋势

目前国外生态城市开发趋势已经从传统的小城镇延伸到一些开发时间较长、城市空间较大、产业形态复杂的国际大都市。这些城市不仅包括发达国家的城市，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纵观这些城市的生态城市上建设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有着以下几大趋势。

一是发展紧凑型城市。紧凑型城市强调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的策略，使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服务设施周围。其不仅包含着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强调城市内在的紧密关系以及时 间、空间概念。紧凑型城市的思想主要包括高密度居住、对汽车的低依赖、城乡边界和景观明显、混合土地利用、生活多样化、身份明晰、社会公正、日常生活的自我丰富等八个方面。在蒂姆西•比特利看来，紧缩的城市形态无疑是生态城市得以实现的良好基础。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不仅减少了资源的占用与浪费，还使土地功能的混合使用、城市活力的恢复以及公共交通政策的推行与社区中一些生态化措施的尝试得以实现。可以说，紧凑型城市开发模式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开发。国外的一些生态城市在实践中都采取了一些创造性的改革措施以解决城市中人们过度依赖机动车所带来的局限及环境问题。确保城市公共交通的优先权是公共交通导向的主要原则，基于此则快速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得到大力发展，私人小汽车的使用率有所降低。以公交导向为城市开发规划模式的库里蒂巴市，城市化进程迅速，人口从 1950年的 30万增加到1990年的210万，但它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却成功地避免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产生。

三是生态网络化得到重视。国外的生态城市，尤其是一些亚洲和欧洲的城市，所进行的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实践值得人们特别关注。德国的弗赖堡把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视为整个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根本基础，制定了可行的环境规划、城市规划、能源规划和气候保护规划。日本千叶市高度尊重原有自然地貌，在城市地区对湖泊、河流、山地森林等加以精心规划并与市民交流活动设施紧密结合，并辅以相应的景观设计，形成了十几个大小不

一、景观特色各异、均匀分布于城区的开放式公园。由于城市生态系统的网络化，生态系统与城市市民休闲娱乐空间规划得以紧密地结合起来。

四是引入了社区驱动开发模式。生态城市的成功最终是要依靠社区居民来实现的。社区驱动开发模式与公众参与密切相关，强化了公众作 为城市的生产者、建设者、消费者、保护者的重要作用。新西兰的维塔克在生态城市蓝图中阐明了市议会和地方社区为实现这一前景所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明确了市议会对生态城市建设的责任、步骤和具体行动。

五是大量采用绿色技术。国外的生态城市在开发过程中，将城市纳入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加以考虑，高度重视城市的自然资源。可再生的绿色能源、生态化的建造技术同样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得到了倡导。日本大阪利用了大量最新技术措施来达到生态住宅的理想目标，如太阳能外墙板、中水和雨水的处理再利用；设施、封闭式垃圾分类处理及热能转换设施等。西班牙马德里与德国柏林合作，重点研究、实践城市空间和建筑物表面用绿色植被覆盖，雨水就地渗入地下。同时还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材料，使用可循环材料等。这些举措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状况。

三、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实践带给我们的启迪

前面提到的这些生态城市，在土地利用模式、交通运输方式、社区管理模式、城市空间绿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范例，对于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建设与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存着如下一些问题：严重的工业化污染阻碍生态城市建设，各种城市垃圾不利于城市环境与保护与治理，噪音、电磁污染日益加剧，影响城市环境改善。从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迪：

（一）城市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城市发展以及城市人群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强度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存在生态极限。建设生态城市，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必须坚持城市生态承载力原则，科学 地估算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并运用技术、经济、社会、生活等手段来保持和提高这种能力，合理控制与调整城市人口的总数、密度与构成，综合考虑城市的产业种类、数量结构与布局，重点关注直接关系到城市生活质量与发展规模的环境自净能力与人工净力，关注城市生态系统中资源的再利用问题。

（二）生态城市建设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和城乡协调发展。一个城市只注重自身的生态性是不够的，光想着自己的发展，不惜掠夺外部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的做法是与生态化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城市间、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技术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

（三）生态城市建设需要有切实可行的规划目标作保证。国外的生态城市建设都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且以具体可行的项目内容做支撑。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态问题，国外生态城市的建设从开始就注重对目标的设计，从小处入手，具体、务实，直接用于指导实践活动。美国的伯克利被誉为全球生态城市的建设样板，其实践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具体的行动项目之上，如建设慢行车道，恢复废弃河道，沿街种植果树，建造利用太阳能的绿色居所，通过能源利用条例来改善能源利用结构，优化配臵公交线路，提倡以步代车，推迟并尽力阻止快车道的建设等。由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既有利于公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也便于职能部门主动组织规划实施建设，保证了生态城市建设能够稳步推进并不断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四）生态城市建设需要以发展循环经济为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城市经济系统的生态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是建设生态城市成功与否的关键。将可循环生产和消费模式引入到生态城市建设过程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日本的九州市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 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构想。澳大利亚的怀阿拉市则制定了传统的能源保证与能源替代、可持续的水资源使用和污水的再利用等建设原则，解决了长期困绕该市的能源与资源问题。

（五）生态城市建设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政策及管理体系作基础。国外的生态城市目前均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管理上的保障体系，确保生态城市建设得以顺利健康的发展。这些城市政府通过对自身的改革，包括政府的采购政策、建设计划、雇佣管理以及其他政策来明显减少对资源的使用，从而保证城市自身可持续性的发展。并且，在已有的生态城市经济区内，很多城市政府已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一条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之路，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增强竞争力。例如一些国外城市建立了生态城市的全球化对策和都市圈生态系统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些都给予了生态城市快速健康发展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六）生态城市建设需要有公众的热情参与。国外成功的生态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鼓励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参与，无论从规划方案的制定、实际的建设推进过程，还是后续的监督监控，都有具体的措施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城市的建设者或管理者都主动地与市民一起进行规划，有意与一些行动团队特别是与环境有关的团队合作，使他们在一些具体项目中既能合作又能保持相对独立。这种做法在很多城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广泛的公众参与是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

5.国外的都市农业 篇五

日本的都市农业 日本的都市农业主要集中在三大都市圈内,即东京圈、大阪圈和中京圈.其特点:一是呈点状和片状分布.由于日本人多地少,日本政府为保护耕地采取了一些较为有效的土地税制制度,所以在市区还保留了不少面积不大的`点状分布和面积较大的片状分布耕地.二是蔬果生产占主导地位.三是园艺生产设施先进.蔬菜从播种到成品包装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其蔬菜与花卉生产的80%实现了现代化园艺栽培.四是都市观光、休闲、体验农业成为都市农业重要组成部分.除观光农园外,还有市民农园、科学教育园地、文化资源利用型的文化馆、文化传习所、民间艺术展览厅等.

作 者：马寿成  作者单位： 刊 名：计算机与农业 英文刊名：COMPUTER AND AGRICULTURE 年，卷(期)：2003 “”(5) 分类号：F3 关键词： 

★ 浅析北京市都市农业的发展

★ 我国农业企业化问题探讨

★ 我国农业将广泛应用生物和信息技术

★ 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思考

★ 农业市场分析报告

★ 农业教学设计

★ 农业工作自传范文

★ 农业推广论文

★ 农业项目申请报告

6.国外养老发展考察材料 篇六

今年五月，我有机会参加市委组织部组织的赴该国学习社区建设专题培训班，九天时间虽然短暂，学习的课程和内容也比较多，通过上课听讲、专人介绍和实地考察，在参观了该国市区重建局和建屋发展局、警察总署、惹兰勿沙市镇理事会、大巴窑镇中心、芽笼综合诊疗所、宏茂桥社区邻里警署、小印度社区、飞跃家庭服务中心、怡安产业公司、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等地之后，我对该国的基本国情、人文概况、政治经济发展历程、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多看、多听、多问，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与该国在社区管理方面进行了对比，感到该国在养老服务和管理上有许多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该国养老发展的概况

该国共有420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0%。他们把老年人称为乐龄人士（与我国相比，这个称呼我们感到比较人性化）。该国政府十分重视培养全民的家庭观念，在舆论导向上不遗余力地在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宣传孝道，号召全社会关爱、孝敬老年人。每年的农历新年，该国都要开展敬老运动，政府官员和议员以身作则，经常到社区和自己的选区慰问老年人，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老人、关爱老人的风尚。

该国采取以下几种办法实现老有所养：

居家养老。家庭是老年人的大本营、终身的依靠和归宿，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之一是尊敬老人、孝敬父母。该国政府在制定养老政策时也传承了这个美德，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家庭出现“空巢现象”，在购买组屋时制定了一个优惠政策，即对年轻人愿意和父母亲居住在一起或购买房屋与父母亲居住较近的，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可一次性减少3万新元，目的是鼓励年轻人赡养父母、照顾老人。

日托养老。对于无暇照顾在家的老年人和孩子，该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三合一家庭中心”，相当于我市的一些日间托老所。所不同的是这个照顾中心将托老所和托儿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照顾了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又兼顾到乐龄人士。有些家庭可能是每天由年轻的夫妇将老人和幼儿一起送到这里。老少集中管理，即顺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又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增进了人际交往与沟通，防止了“代沟”的出现。目前我国有些地区也有类似的尝试。

机构养老。与我国目前各类养老机构主办的老年公寓一样，也分为高、中、低等不同档次的收费标准，这里就不再展开细说。

此外，中国人常说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笔者认为它们是互相贯通、彼此难分的。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参观中的几个事例，也让我们亲身体验到该国的社区在这几个方面独树一帜的魅力：

老有所学。1978年该国首创了乐龄俱乐部。创办这类乐龄俱乐部的主要宗旨是让老年人感到：生命过了60岁，生活依然璀璨。乐龄俱乐部经常举办卫生保健讲座、三代同堂舞蹈、集体晨运、生日派对、茶会、退休者座谈会等。各类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异彩纷呈，既让老年人在这里学到知识、陶冶情操，又使老年人的生活充满朝气和乐趣。

老有所乐。5月10日晚上七点多，我们考察团参观了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这是该国一个高层次的社区，络绎不绝来到社区活动的即有年长者，也有年轻人和少年儿童；既有医生、博士，也有船长、工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联络所是由几幢高层建筑围成半园型的房屋组成，各类活动都有固定的区域，共有陶艺室、武术馆、调酒室、健身室、练声房、烹饪室、乐队室、绘画室等等，仅武术馆的占地面积就比篮球场还要大。每个来社区活动的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在这里找到知音。

我们来到300多平方米卡拉ok会场里，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这样一幕场景：台上表演者放声高歌，台下观众积极互动。参加活动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华人，但也有不少马来人和欧美人，老年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苏州的客人时，表演者立即为我们献上一曲中国民歌。联络所活动的组织者还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中文版的卡拉ok伴奏带，热情地邀请我们的团员与他们同唱一首歌。尽管我们的肤色不同、语言有差异，但是当一个和而不同、和睦共处的国际大家庭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时，竟然让我们参观团成员流连忘返了。

老有所为。在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里，我们看到不少老年人的身影：有的穿梭其间维持秩序、协助开展活动，有的教授知识，或做义工布置、整理活动器械。我们随介绍者走进品酒室时，一位年过花甲的主持人正在给学员做调酒示范，桌子上摆放着许多酒杯和颜色不同的酒。当得知我们访问团有一位成员当天正巧是生日，热情地斟满了红葡萄酒，虽然彼此才刚刚认识，满场黑眼睛、黄皮肤、同根同族的华人拍手齐唱、真诚地祝她生日快乐！并举杯共同祝愿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长存！那一份浓浓的异国社区氛围感染了我们每一名团员，那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二、该国养老服务的启示

该国，这个名字如今对于我们苏州人已经不再陌生。在苏州工业园区学习、借鉴该国的十多年经验里，从各种媒体报道、文章故事中，与朋友和同事闲聊的话语间，我对该国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而真正感性地了解、认识她，是这次零距离的亲密接触。置身于这个美丽、清洁的海滨国家，我深切地感到该国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和谐共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发达与纯朴等多种因素融汇相通，从而构成了该国良好的人文氛围并具有独特的魅力。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绩的同时，该国政府还不断加大社会事业各项建设和管理，更没有忽视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保障。该国在养老方面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迪。

启示之一：进一步落实养老服务事业政策，尽力完善养老服务设施。

苏州市政府已于XX年12月出台了《苏州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这个意见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总体思路、扶持政策、相关机制和组织领导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对于服务方式多样化提出了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大力发展家政照料、医疗保健、护理康复、精神慰藉等多种服务项目，实行有偿、低偿、志愿服务，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苏州市到2011年，要全面建成以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辅助，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苏州模式）。其中开设老年人常见病专科和家庭病床，覆盖面达到全市老年人口的90%以上，老年人日间护理、康复床位达到5000张以上。各类养老机构床位总量达到全市老年人口的18‰以上，城区22‰以上，具备全护理、半护理服务床位占养老机构床位总量的30%以上。文件还从发展养老服务事业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布局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政策都为我市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关键是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尽快将这些养老政策落实到位，让老年人从中得到实惠。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该国等国外的养老政策。比如：一是吸收该国在购买房屋上兼顾养老的优惠政策；二是学习该国的“倒按揭”（以房养老）模式。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把房子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机构，由公益性机构一次性或分期支付养老金，老人去世时产权由这个机构处分，“剩余价值”（房价减去已支付的养老金总额）交给其继承人。我们在制定本国的养老政策时，既要兼顾国情地学习借鉴该国的成功经验，又要与时俱进地大胆探索。

启示之二：进一步发展养老服务“朝阳产业”，做好社会养老服务工作。

养老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它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福利性特征的领域。要想办好养老机构，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需要财政、税务、金融、土地、工商、规划等多方面的配合和政策扶持。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2月转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特别指出，要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的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这表明我国的养老服务业已经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曾有“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斥资1400万元开办了省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养老院，经营了一段时间出现巨额亏损。当其向银行融资时，却得到“养老院是非赢利性社会福利机构，既不能作抵押，也不能贷款”的答复，最终面临关门窘境。如何开办、扶持、经营好养老机构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方面的探索，让经营者和受益者“双赢”。

如何做好国际养老工作的对接，也是中国面临养老服务的又一大课题。近日，从该国英文《海峡时报》的报道中获悉，中国已经成为该国中产阶级退休后选择的定居地点之一。中国丰富的文化生活、快速发展经济和较低的生活费用，都是该国人作出这项选择的原因。据调查，愿意选择到中国过退休生活的该国人中，包括前银行职员、商人、专业人员和公务员等。对该国的华族来说，他们选择中国作为“退休天堂”还有其它原因，包括：对中国比较有亲切感；由于外表一样，通晓华语，有共同语言，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中国不像欧洲或其它西方国家那样，他们不会受到种族歧视。其实，不论是该国、台湾等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华侨，还是居住在欧美的外国人，他们都很向往古老的东方文化，喜爱“人间天堂”苏州。苏州凭借着紧邻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地理优势、经济的快速发展、良好的招商环境、廉价的劳动力市场、25XX年的吴文化历史，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一片热土，居住、学习的第二故乡。做好服务外国人这篇养老大文章，让海外华侨感受到“少小离家老大还”、游子回乡的亲情和落叶归根的乡情，也是苏州各类养老机构需要考虑和实践的重要工作。

启示之三：进一步加大传统伦理道德宣传，形成重视养老良好风尚。

该国老年人有困难解决的途径分别是：先子女、后兄弟姐妹、再社会团体协助解决，家庭里实在有困难解决不了的，经调查核实，才由政府承担。在中国，虽然各级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家庭的“内部事务”，但随着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年人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就安定，家庭就和睦。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国情还是经济、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城市老人绝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居家养老。下世纪，许多独生子女家庭更要面临“四二一家庭”的养老严峻挑战。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简称《老年法》）的正式出台，是时代的产物，对落实、巩固家庭养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仅仅依靠《老年法》来维系家庭养老有时也难以奏效。也常在各类新闻媒体上看到子女不尽赡养义务或“空巢”老人双双病死在家中的负面报道。社会舆论在呼唤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呼唤传统伦理道德孝道的回归。实现家庭养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传统的孝道观来维护。

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了空前的生机与活力，也给就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行孝。现在大部分城市的老年人都有退休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最期盼和渴望的是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常回家看看》，用朴实的语言告诉年轻人：平日的电话问候，节假日的探望，看病住院的关怀，生日的温馨祝福，都会给父母带来安慰和温情。关爱生命，注重生命质量，让老年人在有生之年享受真正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孝道。

7.国外生态补偿经验借鉴研究 篇七

一、国外生态补偿实践及其政府作为

(一) 国外政府公共支付对生态功能的补偿

政府运用公共财政为生态产品及服务支付报酬, 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生态补偿模式。对于重要的生态补偿领域, 在世界各国生态补偿的模式上, 政府购买模式或者补偿仍是支付生态环境服务的主要方式。例如, 法国、马来西亚的林业基金中, 国家财政拨付占有很大的比重;为了防止荒漠化的进一步扩展, 墨西哥政府于2003年开始对森林保护进行补偿, 重要生态区补偿标准为40美元/ (hm2·a) ;美国政府一直采取保护性退耕政策手段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 对原先种地的农民为开展生态保护放弃耕作而由此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 以提高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进而提高全国森林覆被率和生态质量。美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很重视, 政府承担大部分资金投入。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 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 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20世纪后期, 美国的水土保持走上了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传统水土保持技术的设计理念也逐步发展到以保证区域总体生态质量为指导。

(二) 国外生态补偿有关的政策和制度

国外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已逐步制度化、法律化。为了治理生态环境, 美国、日本、欧盟等分别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加强生态补偿。美国联邦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来进行环境补偿。在水资源保护的补偿方面, 1971年提出了一个农村清洁水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 政府与那些为减轻无定点污染源而自愿执行管理措施的农场主分摊部分费用。1977年的《土地恢复法》规定, 企业在申请采矿书时要交纳环境恢复履约保证金, 还必须根据采矿量缴纳矿山恢复基金。地下煤炭开采每产1吨煤需缴纳15美分, 地面采煤则是每吨35美分。美国年产煤炭10亿吨, 一年可收入2.5亿美元的基金, 立法以来已累计有40亿美元用于煤矿修复。1985年修订的《农业法》中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 大规模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截至1990年共将1.18亿英亩的农地纳入计划, 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 还考虑给农场主以税额减免, 发给具有某些特殊优惠权的“绿票”等。美国、法国、巴西、哥斯达黎加等国都分别在不同的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建立了相应政府补偿法律制度, 通过政府预算、开征特别用途税及发行债券等3种主要方式开辟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还有一些国家通过污染者和收益者收费来积累资金, 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流域管理。此外, 政府从政策、贷款、税收上给予支持以提高环保型农户的国外生态补偿基本上都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法律依据, 能够综合运用市场的和行政的等各种手段保证生态补偿的进行。

二、国际实践经验总结

(一) 法律法规比较完善

建立了初步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对各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责任界定及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规定明确等等。因此要借鉴国外成功的制度, 系统梳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 重新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突出生态环境利益和生态公共价值, 将生态补偿的范围、对象、方式、标准等确定下来, 明确国家、地方、资源开发利用者和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权利和责任,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二) 市场机制的完善

国外的生态补偿对象则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 除了对直接受损者提供补偿外, 受益者还要支付给提供生态服务的政府、企业或个人一定的补偿, 作为他们在提供生态服务过程中投入的补偿, 生态补偿是以市场交易机制为基础的服务行为。国外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是以市场运作为主, 如纽约市清洁供水的一对一交易;欧盟的生态标记产品市场;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基金以及以美国耕地保护储备计划为代表的少量公共支付方式。

由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生态补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市场的途径完成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做的最多的就是保证生态交易的合法性, 对于生态交易的行政干预很少。这样可以充分尊重交易双方的意愿, 保证双方的利益均衡, 减少利益上的冲突。政府是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者, 市场竞争机制仍然可以在生态补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激励政策来提高生态效益。

(三) 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法律规范和制度、宏观调控、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上, 解决市场难以自发解决的资源环境保护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 我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生态补偿实践, 政府在建立和推动实施生态补偿方面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通过财政手段实施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工程, 或是通过调整生态税费政策, 提高生态破坏和占用的成本。但与此同时, 政府责任不明确, 补偿手段单一, 横向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了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 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切实强化生态管理部门的责任, 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统一, 结合实际采取多样化的补偿手段, 严格监督生态补偿, 承担协调和仲裁的责任, 采用综合生态管理的方法指导生态保护与建设活动。

摘要：概述了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活动, 对实践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对国外生态补偿研究进行了梳理, 指出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活动对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补偿,研究,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蔡守秋.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2]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彭诗言.生态补偿机制的国际比较[J].特区经济, 2009.

[4]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8.国外生态农业发展 篇八

国外生态城建设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具体特点包括：建构保障生态城建设的法律体系；生态城建设以城市有机更新为主，新城建设多选择需要进行生态修复的地区，如垃圾场、荒漠等；突出区域特点，结合自身需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明确的建设目标和途径；高度重视城市规划的贯彻实施，保障城市能够长期沿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开展建设；注重生态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对生态城发展起到技术支撑作用；发展资源集约和循环利用的城市生态系统；实施主体多样，包括政府主导、企业主导、社区驱动；落实配套政策和资金管理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和监督。

一、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

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建设的，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东南部，占地2000平方米。其管理机构吸纳来自不同市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共同参与新城建设，集中办公，相互配合，在各自领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在项目实施之前，市政管理部门与负责垃圾处理、能源供应、供水和水处理的企业，以及规划设计师、建筑师、建筑承包商等共同商讨实现环保目标的方案，并邀请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协商并平衡各方利益，将可能产生的冲突在建设初期化解，而非在进行过程中暴露。同时，在新城建设的全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较高，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时常被采用。

新城的学校均开设了环境教育课程和活动，为新城的未来建设培养绿色人才。新城设立了环境信息中心，对居民和外来参观者开放。该中心负责对外宣传、接待、提供环境信息、展示环保技术应用，还通过邮寄环保信息资料等方式，为居民提供新城建设和环境项目方面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适应新城的绿色生活方式。

哈马碧滨水新城的骨干人才包括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环保科技人才，污水和降水处理人才，绿色建筑和建造人才、环境教育领域的人才和环境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

2007年，哈马碧滨水新城获得由世界瞭望组织（World Watch）颁发的年度城市建设类清洁能源奖；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将其列为2009年度可持续居住设计推荐观摩项目。

二、澳大利亚哈利法克斯生态城

澳大利亚哈利法克斯生态城是1992年在阿德莱德市的一块工业废弃地上开始开发的。生态城采用“社区驱动”的开发模式，通过对外发布初步的规划设计方案，吸引对此方案感兴趣并认同生态城理念的公众迁居至此，并邀请他们参与到更为深入的社区规划、设计、管理和维护中。建筑设计师可以将居民的建议和需求渗透到生态城的设计中。居民代表被吸纳到管理小组，与政府官员、规划师、建筑师以及开发商共同对生态城的建设出谋划策。生态城的管理小组由参与生态城建设的组织代表和居民代表组成，负责协调组建土地信托公司、生态开发公司和社区委员会。土地信托公司负责购买土地。生态开发公司取代传统的开发商，成为社区基本的开发实体。社区委员会则负责处理生态城内的需求和矛盾，鼓励和支持居民在生态城发展过程中持续参与设计、维护和管理工作。此外还设有提供信息和咨询交流服务的生态中心。

哈利法克斯生态城的骨干人才包括太阳能供热和发电领域的人才、绿色建筑和景观庭院的设计和施工人才、绿色农业人才、绿色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绿色社区管理服务人才。

哈利法克斯生态城的成功在于善于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激发了公民的归属感和社区精神，从而营造了生态城良好的人文氛围。1994年，哈利法克斯生态城荣获“国际生态城市奖”。

三、日本丰田市新能源低碳智能城

日本爱知县自2009年起围绕汽车产业开始建设“丰田市新能源低碳智能城”。政府、企业和民众共同参与新能源低碳智能城建设，成立了共同监督机制下的综合性募捐基金。“丰田市低碳社会系统实证推进协议会”是推进该项目的职能机构，会长由丰田市市长担任，加盟者包括丰田市能源、住宅、交通、流通部门及名古屋大学、丰田汽车等26个团体和世界知名企业。此外，针对市内大量为丰田汽车配套的中小企业，丰田市还与一个生态行动商会合作，为其提供环境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鼓励其通过环保技术创新，建立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商务模式。

智能城的骨干人才包括环保科技人才，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设备领域的环保科技人才；环境管理人才，主要是能源需求管理和家庭能源控制领域的人才；以及林业人才，主要是森林管理人才。

2010年，丰田市被日本经济产业省选定为“新一代能源及社会体系实证工程”地区之一。

四、国外生态城绿色人才开发的启示

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是建设城市的必然选择。我国也已在生态城建设方面开始了一些有益探索，例如，天津中新生态城、唐山曹妃甸生态城、重庆悦来低碳生态城、上海奉贤生态城等。然而，在我国生态城目前的发展阶段，现有的绿色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尽如人意，结构和类型也比较单一。

以上国外生态城的人才结构和人才管理开发体制机制都体现了“生态”理念，这是我国建设生态城所值得借鉴的。生态城的人才结构体现了人才多样性支撑持续有机发展的理念，各类型、各层次人才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各尽其才。早期的国外生态城实践主要是将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科技进步上，即将环保问题理解为局部性、技术性问题，因而主要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绿色科技固然重要，但它远远不是生态城建设的全部，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解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兼顾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以上国外生态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有引进人才的贡献，也有本地普通民众的深度参与，人才类型多样、层次各异，包括环保科技人才、生态城市规划人才、绿色建筑建造人才、环保法律人才、环境管理服务人才、环境宣传教育人才、绿色文化产业人才等；既有绿色产品研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也有安装维修环保产品的一般层次人才；既有绿色建筑的规划设计人才，也有绿色建筑的建造工人；既有园林设计人才，也有园林工人。

体现生态理念的人才管理开发体制机制是依靠顶层设计和系统思维方法建立的整合式的、服务性的人才管理开发体制机制，各利益相关方协调合作、优势互补、平衡利益、平等参与、相互监督、规避风险。环保要求的提高并不被视为是对人才的约束和挑战，而被认为是一种激发人才适应、创新和创造能力的机遇。

在建设我国生态城的过程中，应借鉴国外经验，力争呈现出这样的生动局面：大量的绿色人才涌现出来，崭新的绿色岗位被创造出来，适合的人才管理开发体制机制被建立起来，先进的环保技术被开发出来，绿色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被营造出来。

参考文献：

[1]李景源、孙伟平、刘举科.《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焦舰、包延慧.《国内外生态城（镇）比较与分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