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

2024-10-09

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精选5篇）

1.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篇一

为中国牺牲的革命烈士

作者：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五小学四（6）班——沈炀

中华人民永远忘不了那些革命烈士们。他们的英雄事迹一直激励着我们。董存瑞、刘胡兰、雷锋、邱少云等等同志，他们都是中国的英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英勇地牺牲了。

董存瑞，是大家熟悉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攻打隆化时，狡猾的敌人在一座桥上建了一座暗堡。然而，在董存瑞缴获的火力分配图上没有标出这座暗堡，而要且在战斗过程中一直没有暴露出来，当解放军炸掉看得见的碉堡时，冲锋号被吹响了，连长带领着六连冲出阵地，只有董存瑞那一个班还没有冲出阵地。敌人一看机会来了，就拿着机枪向我军扫射，子弹犹如倾盆大雨打在一个个战士的身上，无情地夺去了一个又一个解放军战士的生命，六班战士们都不忍再看下去了，有几名战士拿着炸药包冲了出去，结果都被机枪给射死了。董存瑞和致振标幸好还没有出去。董存瑞看着战友光荣地牺牲，心中充满了愤怒，拿着炸药包就要冲，致振标拉住他，说道：“班长，你不能去冒这个险，还是让我来吧！”董存瑞坚定不移地说：“我不希望再看到有战友牺牲了，如果我没有炸掉它，你就一定要炸掉它！说着就冲了出去。

董存瑞敏捷地躲过子弹，拿着炸药包来到暗堡下，可放来放去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这可怎么办？当他看到一个个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时，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将炸药包顶在暗堡下面，右手拉了导火索。爆炸前，董存瑞大声喊：“为了新中国，前进！”

英雄们动人的壮举数不胜数。刘胡兰曾向敌人说过：“向我开枪.。”雷锋为了救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英雄们的壮举铭刻在人们心里，他们的精神会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我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中国建设成富强和平的国家。

2.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篇二

该工程建造于1994年,系地下1层、地上6层剪力墙结构,塔底轴线尺寸为7.20 m×4.30 m,塔顶轴线尺寸为3.023 m×1.90 m,建筑高度为19.99 m。该工程建筑地基为黏性软弱土,经换填砂垫层处理后承载力按200 kPa使用,基础形式为筏板基础。原设计材料强度等级:基础垫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10,基础及上部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均为C20。图1为该工程立面图。

由于该纪念塔在施工过程中监管不力、使用过程中维护不当,致使部分混凝土构件混凝土脱落、钢筋严重锈蚀,已影响到其正常使用。为保证其安全使用,需对其现状进行检测鉴定,根据检测结果出具加固方案。

2 工程现状

混凝土整体浇筑不密实,孔洞较多,每层均不同程度的由于钢筋锈蚀而产生胀裂现象。地下室顶板混凝土大面积脱落,剪力墙转角处、连梁、剪力墙局部均有混凝土脱落、露筋现象,且钢筋锈蚀严重;1层楼面混凝土局部沿钢筋鼓起胀裂;顶层由于有雨水进入,剪力墙根部混凝土有泛碱现象,顶板钢筋锈蚀,剪力墙混凝土施工质量较差,混凝土多处脱落;其余楼层楼板、剪力墙有少许混凝土脱落。

基础底板渗水严重,地下室积水较多;检修钢爬梯锈蚀严重;顶层上人口盖板为一块木板,不能有效阻挡雨水;正立面外墙顶部与中部有两道较宽裂缝,裂缝宽度约为2.0 mm～5.0 mm。

目前该工程已使用多年,部分钢筋锈蚀严重,为了解钢筋现状,依据规范现场截取剪力墙与楼板中主要原材带回实验室进行力学性能检测,并对锈蚀后的尺寸进行测量。楼板HPB235钢筋锈蚀后两个方向的尺寸分别为5.60 mm×8.80 mm,7.30 mm×10.0 mm,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分别为原设计强度的36.2%和29.8%,63.8%和51.4%,力学性能削弱严重。剪力墙分布钢筋仍能满足原设计要求。

部分工程现状详见图2,图3。

3 加固方案

根据现场检测的情况和提供的设计图纸,对结构承载力进行验算。经验算,楼板、剪力墙计算配筋均小于实际工程配筋,承载力满足原设计及规范要求,挠度及裂缝宽度均满足规范规定的限值要求。但由于锈蚀钢筋力学性能的削弱影响,应对存在钢筋锈蚀问题的混凝土构件进行加固处理。鉴于地下1层楼板板底大面积混凝土剥落、板顶混凝土鼓胀、钢筋锈蚀严重,应进行加固处理。该工程由于施工空间较小,选择新增框架方案,加固详图见图4,图5。

具体处理建议如下:

1)对基础进行防水处理,并在地下室入口处预留一0.2 m×0.2 m,深0.2 m的排水口;2)对地下1层顶板加固,加固时应考虑增加竖向支撑构件;3)对锈蚀钢筋进行等强度置换,并用高强砂浆抹面;4)对主体结构全范围内检查钢筋锈蚀胀裂情况,进行处理;5)对混凝土浇筑不密实处压力灌浆,对疏松部位凿除后刷混凝土界面剂,然后用高强砂浆抹实;6)更换检修钢爬梯,附设照明设施,并设置可靠的上人口盖板;7)对外墙裂缝注浆处理。

4结语

结构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作用下,其功能将逐渐减弱,如果能够科学地进行评估,及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可以延缓结构损伤的进程,达到延长结构使用年限的目的。本文对一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工程实例进行分析,在详细检测鉴定的基础上提出简洁可行的加固方案,对将来的工程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摘要：以某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塔为例,通过对其详细的检测鉴定,结合设计图纸及结构承载力验算结果,提出了简洁可行的加固方法,对将来类似的工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加固,剪力墙结构,钢筋锈蚀

参考文献

[1]曹双寅,邱洪兴,王恒华.结构可靠性鉴定与加固技术[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1-21.

[2]GB 50367-2006,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S].

[3]GB 50010-2002,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

3.一个革命烈士后裔成长的故事篇三

一

会后，笔者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位女记者叫邓薇，是连州市革命老区水口村人，出身于革命家庭，是一个烈士后裔。她曾祖父邓如淼，1938年在广州读大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清远任县委书记，1942年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她曾祖母黄惠卿是上世纪4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跟随丈夫到清远干地下党工作，解放后是连县第一任妇女主任。她祖父邓东垣也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

因为写邓薇的个人材料，笔者曾采访过她。她对笔者说：“从小到大，祖父一直都不允许孩子在外以红色家庭背景自居，干事情要凭真本事，靠自己努力，不要老觉得是红色后代就搞特殊。这是祖父一直挂在嘴边的话语。因此，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人，我从小就接受了特殊的磨砺和锻炼，我常说自己是‘放养’的，不是‘圈养’的。这样的好处在于，作为革命烈士后裔，当你经历万难走出来后，你收获的不是那种听起来不平凡的称谓，而是革命优良传统遗留下来的无价精神财富。”她说得多好啊！是的，她在成长中确实经过了磨砺和锻炼，她的成长既得到了阳光和雨露，也受到了鞭策和鼓舞。

邓薇孩提时候，她的祖父就给她讲八路军的故事、讲红军长征、讲游击队的英勇善战。她家里经历过三次搬迁，尽管每次客厅的摆设都不同，但她曾祖父的黑白照片总是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而门外则常年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匾。这一切，似乎给她的生活和学习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邓薇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母先后下岗。为了撑起这个家庭，为了让她有书读，父母在家里开了一个缝纫“小工厂”，承接缝纫衣服的工作。就这样，一台缝纫机、一台熨斗就成了他们撑起这个家的工具。邓薇看到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地帮人缝纫衣物，于是她下决心，要帮父母做点事，自然地也成了“工厂”里的“员工”。她每天放学后，完成了作业就帮忙挑裤脚、缝扣子、叠衣服，把成品送出去……

二

2004年，邓薇考上了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圆了她的大学梦。那年她刚好19岁，背负着家人的期望，踏进了这座美丽又陌生的城市求学，成为首批进驻广州大学城的大学生。她入大学后有一次去听党课。课上老师有一句话让她记忆最深——“党员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公仆，不是金钱权贵的象征”。这句话，使她又想起了为革命牺牲的曾祖父，想到了祖父从小对她的教育，使她进一步明确参加共产党组织的目的。第二天，她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年后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学的学费比读中学时增加不少，这让她父母感到不少压力。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她参加了学校的勤工助学，争取到一份勤工助学的岗位——图书上架员。由于工作出色，一年后成为校勤工助学中心培训部的干事，没过多久又被推举为中心培训部部长。

在邓薇刚上大学的一年夏天，天气酷热，中午的热浪炙烤逼人，路上几乎看不见闲逛的人。但清远市老促会赵伯杰等几位老领导却顶着烈日来到大学城，把烈士后裔助学金递到受助学生的手上。

当邓薇拿着沉甸甸的助学金时，她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从此，直到毕业，每年都获得这笔5000元的助学金，极大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她深深感到，这笔助学金的意义更多的是期望和重托，是党的温暖，是她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同时，邓薇觉得这几位老同志很可爱，也很可敬。他们虽然退休了，但还为老区建设发挥余热。他们来学校见见受助的学生、听听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第一时间了解他们的近况，也可以让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烈士后裔感到家乡带来的问候和温暖。自从那次见面之后，邓薇跟这些可敬的老人们成了好朋友，不定期写信给他们汇报学习生活情况，有时假期还到清远老促会探望这些慈祥可爱的老同志们。

有一年假期，邓薇回到老家看望年近九十的曾祖母。这位革命老太太动情地对她说：“阿薇，前段时间，清远老促会的几位领导来探望我，还给500元慰问金，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烈士家属！你要好好听党的话，不要忘记党给我们的恩情”。现在老太太虽然仙逝了，但邓薇说，经常在梦里见到曾祖母那张慈爱的笑脸，于是醒来不时想起她那些教育的话语。

三

美好的大学生活转瞬而过。刚刚毕业，邓薇成功考进广州移动公司工作。但当她知道南方报业集团招人时，毅然参加了面试和笔试，最后顺利过关，成为一名南方报人，而且十分乐意地来到南方日报清远记者站。

当时不少朋友对她的选择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回清远发展？为什么要选择媒体？为什么要放弃更多的机会……后来她道出了缘由：“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对清远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就像面对国旗的那种感觉。或许是曾祖父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过自己的理想，或是我与对这座城市冥冥之中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渴望回来寻找答案，而记者这份工作可以给我提供这个机会”。

由于邓薇与清远老促会有特别的感情，后来她争取到跑市老促会的线。她认为，这样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老促会的工作，有机会接触更多烈士后裔和还在世的革命老人，有机会去革命老区感受那里的变化。

2009年，南方日报清远记者站开设了“历史文化行”大型系列报道，她参与到其中的革命英雄历史报道采写。她不但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且采访史学家和在世的革命老人及其家属。同时，她还与摄影记者来到庙仔岗烈士陵园——几位烈士，包括她的曾祖父邓如淼安眠的地方。邓薇绕着两座纪念碑走了很多圈，地上那些褪色的纸钱碎片在风中滚转，烧剩的香烛已被风干。她凄凉的心绪跃然涌现。此时此刻她想到，这些烈士曾经的满腔热情如今虽然已灰飞烟灭，是时候尽自己的能力再现他们的辉煌历史，让更多人记住这些曾经为解放清远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让他们的精神重新发光发亮。

回来之后，邓薇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气呵成完成了文章的写作。她写的不仅仅是他曾祖父的历史，而是整个纪念碑里安眠的革命烈士，和他们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市史志办和市老促会的赞许。而使她最高兴的是，作为一名烈士后裔，在烈士牺牲几十年后，能够再次宣传他们的革命精神，用这种精神警醒、鞭挞和激励世人。

将近四年的工作经历，使邓薇从幼稚天真到成熟从容。特别是当她和千千万万的清远人一样，看完了由清远市老促会拍摄的纪录片《老区行》之后，使她更了解革命老区，更热爱革命老区，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清远这片热土，为老区的建设和发展放出更多的热和光！

4.辛亥革命烈士龚宝铨篇四

峥嵘少年

龚宝铨，男，1886年3月生于嘉兴县油车港镇马厍汇一户贫困农民家庭，排行老四。宝铨从小读书刻苦，一放学就参加田间劳动，深夜还点着油灯看书做作业，16岁那年以优秀成绩考取嘉兴秀水学堂，学习成绩为全班之冠。他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有“见利不惑，临难不挠”气质，成为峥嵘少年。

龚宝铨所读书的嘉兴秀水学堂（现嘉兴秀州中学）是一所教会学堂。1902年春，学校购置一台大钟，美国传教士花第生来校参观访问，看见那台钟感到好奇，问校总理陶惺存可否敲一下，陶总理点头回答：“可以，可以！”于是花第生敲了两下，钟声响遍全校，在操场上活动的学生当作敲钟吃晚饭了，大家纷纷进食堂。因吃饭时间不到不能开饭，食堂炊事员汇报总务处，总务处干事不明敲钟真相，盲目批评学生违犯学校纪律，要处分学生。学生受冤屈不服气与总务处干事顶撞起来。龚宝铨理直气壮地说：“敲钟的是美国传教士，同学们是按钟声行动，没有违犯校纪，请校总理出来作证！”陶惺存总理外出不能前来作证，总务处联系教务处还是错误地处理了龚宝铨等10位同学退学。

投身革命

龚宝铨含冤退学回家不久，跟随同学留学日本，是同行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家庭经济最困难一人，无钱进日本东京大学读书。宝铨在焦急之中，遇见救命恩人章太炎先生，章先生收他为学徒，吃住在章太炎处，帮助章太炎编辑《民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反清廷皇室封建统治及媚外崇洋的卖国行为，获得日本华侨华人、留日学生和南洋广大华侨华人的拥护。他们以龚宝铨为榜样，纷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龚宝铨被推选为同盟会副职，分管组织人事及档案工作。龚宝铨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民报》上抨击清廷卖国行为，追求民主革命新潮流，受到陈其美、蔡元培的赞誉。章太炎器重、喜爱龚宝铨，将女儿许配给他，使龚宝铨更大胆而扎实工作。1904年4月，龚宝铨结识周树人（鲁迅），在东京发起组织《浙江同乡会》，出刊《浙江潮》杂志，抗议沙俄侵占我东北三省领土，并返沪与陈其美、蔡元培商议成立“中国军教育会”，揭露清廷特务暗杀队罪行，保护革命党人。1905年初，龚宝铨偕陶成章来嘉兴与敖嘉熊，褚辅成等人商议浙江革命军事宜，成立“浙江新军”，在嘉兴建立“温台处会馆”，开展练武军训。

此间，清廷派遣大批特务到日本各大城市搞“暗杀”活动，查封《民报》，龚宝铨冒着生命危险深夜烧毁浙江驻日本同盟会、光复会人员名册，保护了大批华侨华人中“两会”成员免遭杀害。龚宝铨支持浙江革命党人秋瑾、陶成章、徐锡麟诸人领导创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培养青年民主革命人才。龚宝铨来到浙东、浙南地区，翻山越水，日行七八十里访问发展同盟会、光复会成员，壮大革命组织。他还到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建立据点，壮大同盟会，发展苏浙皖边区革命力量。龚宝铨还去南洋群岛，在华侨华人中也发展同盟会、光复会成员2000多人，受到孙中山先生赞誉。

龚宝铨的反清民主革命行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保护，遭清政府追捕，龚宝铨多次更名为未生、味生、微荪、国元等，在群众保护下免遭清廷“暗杀队”谋害，在浙江省联系发展了同盟会、光复会成员5000多人，其中，在嘉兴的敖嘉熊、陈仲权、褚辅成、方于笥、计宗型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同盟会、光复会成员达2000多人，壮大了嘉兴民主革命队伍。

光复嘉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传到日本，龚宝铨回国来到嘉兴，与同盟会、光复会领导成员商议嘉兴如何举行起义之事。龚宝铨、褚辅成联系省新军葛敬恩，由顾乃斌为督导官，率领新军第八十二标三营武装部队，于11月7日凌晨出兵进军嘉兴，龚宝铨、敖嘉熊、褚辅成、方于笥在精严寺指挥，清政府官吏、军警头目统领沈沂山、赵廷玉、张学智等人闻讯深夜逃跑。当天新军部队到达嘉兴南门三号桥，由同盟会会员马济生持旗接应。新军部队绕嘉兴城一周，进驻精严寺，全城大街小巷插满旗帜，百姓夹道欢迎新军。第二天（11月8日），新军进驻都督府（子城），改组清军留守人员，宣布成立“嘉兴县新军分府”。辛亥革命使清朝自顺治入关称帝268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结束，民主共和新中国诞生。浙江及嘉兴也由此光复。

浙江省光复后，成立“浙江省军政府”。龚宝铨被推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翌年，孙中山将“大总统”大权让给袁世凯，袁称帝复辟封建王朝，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将章太炎软禁于北京，株连女婿龚宝铨受审查。龚宝铨“临难不挠”，潜回浙江发动群众倒袁，保护辛亥革命胜利成果。

1916年秋，全国性反袁运动取得胜利后，改组浙江省军政府，成立省参议会，龚宝铨任外交顾问、省参议会副参议长，但龚宝铨仍拿图书馆馆长薪金，不要外交补贴费，也不拿省副参议长工资，保持清廉艰苦精神。

在工作中他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倾听老百姓意见，铲除地方贪官污吏，深受老百姓赞誉。龚宝铨的前妻是章太炎女儿，在太章先生受袁世凯迫害时吊死；后妻是褚辅成妹妹，住嘉兴，由于龚宝铨长期外出工作很少回嘉兴，故未能生育子女。龚宝铨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期投身革命运动，常常累得抱病工作。大家劝他注意休息保养身体，宝铨回答说：“宁为民众献身，不让百姓吃苦。”龚宝铨一生为民主革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幸的是他在外出工作中传染上疫症，于1922年6月猝死，年仅37岁。龚宝铨被追认为辛亥革命烈士。1925年7月2日（民国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嘉兴县各界人士公祭七烈士，龚宝铨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嘉兴市秀州区政府、区政协文史委与油车港镇政府拟出刊《龚宝铨烈士》专辑，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发行，以弘扬龚宝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见利不惑，临难不挠”、艰苦朴素的精神。□

Gong Baoquan, a Revolutionist of the 1911 Revolution

By Chen Qiwen

It is true that the 1911 Revolution of China was brief. It started on October 10, 1911 and ended on February 12, 1912. But by the time the revolution was over, the Qing Dynasty was gone; the 4,000-year monarchy system in China was gone, a brand new chapter of modern China began, and a galaxy of revolutionary heroes had their names carved into history.

One of the numerous heroes is Gong Baoquan (1886-1922), a native of Jiaxing, Zhejiang Provi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Jiax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been restoring Gong Baoquan’s former residence, now a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Jiaxing. It is scheduled to open to the general public on Oct 10, 2011.

Not many people know about Gong Baoquan. As a matter of fact, he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heroes dedicated to the revolutionary undertakings in the ten years up to the revolution. Moreover, he is on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elebrities of Jiaxing.

Born in Makuhui Town, Gong Baoquan was the fourth child of the family. His father was a doctor and his mother from a family of scholars. Influenced by his mother, Gong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literature in early boyhood years. He was admitted to Xiushui Junior High School at age sixteen but dropped out in 1900 because of an incident based on mis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a visiting American missionary.

During that time, China was faced with the troubles at home and aggression from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In order to pursue a bett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and overthrow the incompetent Qing government, the young man went to Japan in 1902 for further education. There, he met Zhang Taiyan, a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ist and thinker who had later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young man’s life.

Appreciating Gong’s literary talent and patriotic aspiration, Zhang Taiyan took him as an apprentice. They edited “Citizen Newspaper”, a political journal, together to disseminate ideas of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fight against the puppet regime. Gong published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blasting the Qing government’s treasonable acts and seeking democracy. His writings and thoughts received high praise from the big shots in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circles. The journal was reviewed favorably and won great support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students study abroad.

Gong was more than a writer about revolution. He took active part in preparing for revolutionary undertakings which aimed at overturning the Qing government. He finished his study in Japan and went back to China in 1904. At the same year,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named “Restoration League” was founded in Shanghai. Together with Cai Yuanpei, Tao Chengzhang and other comrades, Gong Baoquan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also joined another revolutionary alliance “United League” in the following year. Gong traveled through Zhejiang, Jiangsu, and Anhui, propagating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recruiting new members.

Gong also placed emphasis on personnel training. He jointly founded the Datong School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with Tao Chengzhang, Xu Xilin and some other comrades. Young people received training for revolution. In 1905, he and Tao Chengzhang employed at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Wuhu, a city on the Yangtze River in Anhui Province. The two did secret revolutionary works under the cover of teaching. After the failure of an uprising launched by the United League in 1907 in Pingxiang, Jiangxi Province, Gong Baoquan and Tao Chengzhang were forced to flee to Indonesia. They founded a school there and continued their revolutionary undertakings.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Zhejiang in 1911, Gong went back to Zhejiang and served as Chief Librarian of Zhejiang Library in 1912. During his 10-year tenure of office, he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cultural programs of Zhejiang.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books about Zhang Taiyan to disseminate Zhang’s thoughts. The Librarian started an ambitious project. He sent people to Beijing in a bid to copy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book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robably the most ambitious editorial enterpris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5.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篇五

在湖北省黄冈县，有一个背山面水、含青吐翠的叫陈宅楼的村庄。在庄子的东头，有一座气势不凡的院落，这座院落的二门上高悬着蓝底金字的“文魁”的横匾，显示出本宅主人曾经有过的风光。

1896年1月4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就诞生在这座雅致而幽深的庭院里。

陈潭秋的祖父，曾在湖北乡试中高中第六名举人，二门上的横匾便是他中举时抚台大人书赠给他的。但他在一举成名之后并未步入官场，而是返回故乡以执教为业。陈潭秋的父亲却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他遵守祖训，克勤克俭地度过了一生。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是他五哥陈树三给起的。五哥树三是个胸怀大志、思想进步的反清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在陆军部任职，后来不幸英年早逝。陈树三生前曾对陈潭秋说：“你的名字叫澄，就是要澄清混浊世界的意思，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

陈澄字云先，号潭秋，后来以号代名，以“陈潭秋”名世，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

陈潭秋在家乡聚星初级小学上学时，聪颖好学，一直是优等生，为全班同学所钦佩。当时，聚星初级小学有一位叫孙啸千的老师，对品学兼优的陈潭秋非常赏识，这位先生在离开聚星回自己家乡教高小时特地将陈潭秋带至自己家乡学校，免费让他读高小。

1911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

1916年，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学习。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潭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刊登的文章，眼界大为开阔，精神为之大振。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湖北学生积极响应，陈潭秋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伟大斗争的洪流。当反动当局派军警前来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时，陈潭秋挺身而出，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和卓越不凡的组织才能，他带领英语部毕业班的同学们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在游行进行时，陈潭秋指挥同学们与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游行的成功。

陈潭秋还同当时正在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的恽代英等学界领袖一起，积极地领导了整个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他们于1919年5月12日成立武昌学生团，5月17日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紧接着，学生联合会发动武汉各校学生在武昌阅马场集会，陈潭秋首先登上讲台，慷慨陈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台下的各界群众听了陈潭秋的演讲，无不怒火满腔，热血沸腾。

二

1919年盛夏，陈潭秋随武汉学生参观团赴上海，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加强各地学联的联系。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对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这就是经过高师同班同学倪侧天的介绍，结识了湖北黄安人、前清秀才董必武。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10岁，然而他们却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陈潭秋与董必武开怀畅谈救国救民的抱负，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他们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共同决心，商讨了救国大计和行动步骤，决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这次会见使陈潭秋与董必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此，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并肩战斗，进行革命活动。

陈潭秋从上海返回武汉不久，便从武昌高师英语部毕业。他创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以记者身份走街串巷，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但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经费没有来源，办报的愿望无法实现。正在陈潭秋举步维艰、一筹莫展之时，董必武于这年的秋冬之际回到武汉，邀请陈潭秋等筹办武汉中学。

经过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一番努力，武汉中学于1920年春正式开学，陈潭秋担任英语教员，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

三

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之后不久，李汉俊便给董必武写信，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接信后，立即找陈潭秋商量此事。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陈独秀让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的刘伯垂到武汉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就在这年（1920年）秋天，陈潭秋与董必武、刘伯垂等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庄严宣布成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自此，陈潭秋便决定全力以赴走革命道路，并立下誓言：“我定要正直为人，为民众办事终生。”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在群众中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董必武、陈潭秋利用在学校任教的有利条件，团结、吸引了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成立了一个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成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武汉中学、武昌高师附小、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湖北一中等学校的先进青年20多人参加，由陈潭秋亲自负责。他以青年团员为骨干，在团组织所及的大、中学校建立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新青年》、《〈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为了办好读书班，陈潭秋亲自讲课、作报告、参加讨论会、进行辅导。就这样，陈潭秋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秘密从事党的活动。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宣传，陈潭秋和恽代英等于1921年1月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在这一刊物上，陈潭秋发表了《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五一”略史》等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指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为了深入了解工人阶级所受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压迫，倾听他们的革命呼声，陈潭秋曾用1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情况，并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董必武、陈潭秋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积极努力下，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厂、汉阳兵工厂、裕华纱厂等都先后办起了工人识字班，工人群众不仅在文化水平上有了明显提高，而且阶级觉悟受到启发，革命激情大大增强。1921年5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战斗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

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四

在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陈潭秋是负责人之一。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二七”大罢工后，陈潭秋遭通缉，他只得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他不顾自己安危，在安源煤矿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还以诗的形式鼓动矿工。他所写的《五一纪念歌》曾在当地矿工和小学生中广为传唱。

1927年，陈潭秋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从3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1932年7月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陈潭秋奉调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线，于1933年初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党校校务委员兼教员，不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2月，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积极征集粮食以保障红军给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协助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部署南方各地游击战争。

陈潭秋出身书生却没有丝毫的迂腐之气，家境优裕却没有一点点纨绔作风，他与穷工人交朋友，敢持枪上火线，他是集记者、党务干部、战士几重身份于一身的卓越领导者，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由衷地对他表示敬佩。

1935年4月，陈潭秋在永定主持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时被敌军包围。在从闽西突围的途中，面对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陈潭秋以游击战与敌军周旋。有一次，陈潭秋率1个营的红军翻越武夷山西进，路上连遭敌正规军和民团的截击，在指挥战斗中，陈潭秋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耳，耳廓被打掉一半，滚下悬崖时又摔伤了头部，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身负重伤的陈潭秋被党组织派人护送到上海医治。伤势稍好，他便与从长征途中潜来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以及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之一。

五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乌鲁木齐）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留在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当时的新疆，处在地方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之下。盛世才自1933年夺取新疆统治大权之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伪装进步，挂起“亲苏”、“拥共”的招牌，标榜所谓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借以笼络人心，骗取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抗日战争初期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并应盛世才的邀请，自1937年起，陆续派出一批干部和党员到新疆工作。

陈潭秋到新疆后，化名徐杰，投身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抗日前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6月、12月，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反复无常的盛世才自认为苏联要“失败”了，“靠不住”了，中共方面由于发生了皖南事变也要“垮台”了，于是政治立场迅速反转，加紧与蒋介石相勾结，掀起反共逆流。

在乌云翻滚、山雨欲来的复杂形势面前，陈潭秋临危不乱，他和毛泽民、林基路一起，机智勇敢地组织领导同志们，同盛世才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一方面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在新疆工作的干部调回延安，以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他组织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开展整风学习，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共产党员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如果被捕入狱，“要把监狱变成锻炼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学校，变成我们对敌斗争的战场。”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飞赴迪化，向盛世才传达了关于“肃清新疆共党”的口谕。盛世才终于公开撕下了“进步”的伪装，于1942年9月17日，派军警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以“盛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同志逮捕。同时，将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病残人员和家属小孩共160多人全部软禁起来，然后又分批投入了几个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疆事件”。

被监禁在迪化八户梁的陈潭秋，待弄清楚盛世才所炮制的“新疆事件”全部情况后，打电话质问盛世才，并写了一封信，抗议他的无耻行径。

六

陈潭秋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敌人把他囚禁在一个特设的地下密室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每天只给吃两餐，每餐是两个又黑又硬的小馍、一小勺咸菜、一小碗开水。盛世才一伙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妄图用威逼利诱和屈打成招的手段迫使陈潭秋承认中共在新疆有“阴谋活动”。陈潭秋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有这回事！”敌人利用叛徒来“作证”，陈潭秋愤怒地揭露敌人的无耻陷害勾当，并严厉斥责叛徒出卖灵魂的无耻罪恶行径。恼羞成怒的敌人妄想用严刑拷打使陈潭秋屈服，对他施以“坐飞机”、“压大杠”、“灌辣椒水”等酷刑。然而，遍体鳞伤的陈潭秋仍是坚贞不屈。敌人又采用“车轮战术”一连数天对他进行昼夜轮番审讯，妄图使他在极度疲劳、神经失控的状态下吐露党的机密，但敌人的这一卑鄙伎俩在共产党人陈潭秋面前，同样无法得逞。敌人又引诱陈潭秋在“脱党声明”上签字，同样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1943年9月27日，丧心病狂的盛世才下达了秘密处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手令。

当天深夜，负责行刑的迪化第一监狱监狱长张思信，叫来四五个手执木棍和绳索的杀手进入他的办公室。然后，张思信又带着几个狱吏从监号里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犯人”提出，他们的头上都被蒙着黑布套。当“犯人”陆陆续续来到张思信办公室门口时，站在门口的特务头子李英奇借着昏暗的灯光，挨个掀开头罩看了看，算是“验明正身”，然后就谎称督办要问话，即将人推入室内。一进门，刽子手就照头上狠狠地猛砸一闷棍，然后用绳索紧勒脖子，这就是盛世才所惯用的“无声杀人法”。

陈潭秋遇害时47岁，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年。1938年春，毛泽民从延安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应盛世才的要求，中共中央同意他化名周彬留在新疆，在省府中担任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务。

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遇害时年仅27岁。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后，埋在迪化郊外六道湾的荒坡上。

1956年6月，党和人民政府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位烈士的遗骸移葬到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这当然是后话了。

七

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世才扣留的徐杰（即陈潭秋）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要周恩来设法交涉营救。

1944年6月5日，林伯渠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强烈要求释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员，在所提出的叶挺等19人名单中，就有在新疆被捕的陈潭秋、毛泽民等5位领导干部。

1945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产生44名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名列第12位的陈潭秋，其时已不在人世了。由于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中共中央只知道陈潭秋被捕，但不知他已被盛世才秘密处决，以致于代表们仍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9月2日毛泽东公开严正提出应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此列入《共同声明》之中。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他赴新疆前夕，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到重庆上清寺桂园为他送行。周恩来说：“我这次来主要是送行，再有就是再拜托一下释放在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在张将军表示愿为此事尽力之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托付说：“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务请派人护送回延安。你到迪化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的人物如陈潭秋、毛泽民等还在不在。”

张治中被中共方面的诚意所动，一到迪化就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抓紧时间和重庆方面联系，终于使蒋介石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在被押人员离开迪化回延安前夕，为了打消被释人员的疑虑，张治中特邀被释人员派代表到自己住处吃饭，谈谈有关问题。经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派出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是张治中在上海大学上学时的同学）和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等6人前往赴宴。席间，张治中在谈及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下落时说：“徐（即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周（即化名周彬的毛泽民）、林（即林基路）这3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时没有交代给吴忠信。吴忠信走时更没有交代给我，遍查监狱档案无着落。”杨之华和朱旦华提出临行前为3位烈士开追悼会，因为两年前在狱中就听说3人已被杀害。张治中摇摇头说：“生死不明，怎么能追悼呢？”

然而，在3年前，被关押在迪化监狱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惊闻陈、毛、林3位同志已被处决的噩耗时，就为他们写下了《追悼歌》。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个优秀干部的生死。1946年7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在报道新疆被押人员安抵延安的喜讯时，特别提示道：“在此次被释同志中，没有见到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他们的下落至今仍然不明，引起了此间人士的深切关怀。”半个月后的7月27日，周恩来又从重庆给张治中发去了询问电报：“兹尚有恳者徐杰即陈潭秋、周彬即毛泽民，二君还未返延之列，闻移解关内羁押不知确否？祈鼎力周全，惠予省释。即使因受刑成残，但望生还，他非所计。”张治中于8月27日复电说仍查无下落。

1946年8月5日，延安方面为在新疆牺牲的中共人士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代表新疆获释人员在会上致了悼词，因为没有得到陈潭秋和毛泽民牺牲的确切消息，所以他俩的名字不在被悼者之列。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潭秋、毛泽民已被害死的事实逐渐被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

陈潭秋的挚友董必武，闻陈潭秋遇害凶讯时，泪如雨下，当即赋悼诗一首：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八

陈潭秋一生经历过3次婚姻。

1916年，陈潭秋遵照母亲的要求，与幼年订婚的同籍的林姓女子结了婚。这位女子是回龙山林家大湾人，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林育南的堂妹，当然也是林彪的堂姐了。婚后，夫妻感情甚为融洽。后来，林氏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多方求医无效，不幸于1917年冬病故。陈潭秋悲痛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陈潭秋第二任妻子叫徐全直，1903年2月出生在湖北汉川县。1918年，15岁的徐全直为了抗婚，只身逃到了武昌，于1919年春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闹学潮的运动中，徐全直认识了中共武汉区委领导人陈潭秋，并得到陈潭秋的支持。1925年春，29岁的陈潭秋与22岁的中共党员徐全直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办理去苏区的事宜，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当徐全直发现有异常情况，准备脱身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