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舆情引导制度（精选6篇）
1.学校舆情引导制度 篇一
乐思舆情：公安局网络舆情引导六要素
当前，负面信息、虚假信息、谣言和突发事件在网上传播，引起巨大的网络舆情危机，这不仅给公安局的正常工作造成困扰，而对公安局的公信力和形象都造成极大的损害。在如此背景下，公安局需要在网络舆情监测的前提下，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树立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提升舆情引导专业性
公安局要成立相应的舆情处置部门，并针对应对敏感事情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建立有效的网络言论引导机制。事前要树立实时把握、正面引导网络言论的机制。要以事实危机基础。增强剖析判研，实时把握网络言论开展的趋向，紧紧抓住言论折射的潜在的不稳定要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事中要树立现场应对媒体采访的机制。在处置工作中，要注意新闻发言人的选取，选对好的新闻发言人对于事件处置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事后要树立新闻及时发布机制。当突发事情的发生后，对已发作的敏感案事情，要注意统一口径，借助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阐明事实真相，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2.网络评论员的组建与言论引导
网上但凡触及公安局和人民警察的负面音讯，网民的反响往往是千篇一概的“吐口水”，但很多时分事实真相并非如报道的那样。在种状况下，公安局要组建一支有战役力的网评队伍，曾经成为一种理想需求，公安网评员要运用网络言语，客观的评述和劝慰的手腕，化解网上的极端信息。公安网络评论员要增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特别对网络舆情的发作脉络、演化规律、影响要素等，要增强研讨，总结出引导舆情向良性方向开展的规律性经历。
3.发挥各级公安网站的言论引导作用
公安局互联网不只是公安局展现工作成果的一个信息平台，同时也是引导和控制网络舆情的一块重要阵地。因而，各级公安局都要谋划好公安互联网站的建立和开展，把公安网站的建立作为公安局占领言论阵地、维护信息平安、引导社会言论的重要战略举措来抓，特别是公安局的官方微博，是一种很多的实时互动平台加以利用。公安网站要认真组织好正面宣传工作，经过增强严肃主题筹划、网上告发等办法，来努力营造有利公安局的网上言论气氛。
4.树立发言人制度
公安局还要在公安网站上设立“网上新闻发言人”，及时主动向公众传送权威信息、坚持信息的公开通畅，从而最大限度地紧缩小道音讯、政治谣言和攻击性行动在网上的传播空间。突发事情发作后，公安网站应因势利导，主动开通相关主题新闻，提供有关突发事情的新闻背景及危机处置的实时跟踪报道，避免网民客观猜想和谣言产生，引导网民的意见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开展。
5.标准执勤执法，不留炒作的素材
公安局是重要的新闻资源地，众多媒体之间存在剧烈竞争，为强化卖点，一些媒体和记者热衷于负面报道，有的媒体和网络抓住民警的不标准执法，以行使舆论监督权为名，把小问题变为大问题，把片面性问题变为普遍性问题，严重的损伤了公安局的形象。公安局各个部门要标准执法，从细节动手，留意执勤执法的一言一行，做到理性、平和、文化、标准执法。
6.增强应对网络舆情的教育培训，进步应对才能和程度
网络具有传播快、掩盖广、影响大、作用强、控制维的特性，同时具有号召力、影响力、公信力、压服力和整合力，是公安工作在现代信息时期不可或缺的依托力气，为此，必需增强对民警的网络舆情控制专项教育培训，提升民警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经过培训，要教育民警坚持理性、平和、文化、标准执法同时，要理解网络舆情，有妥善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
2.从“公关管控”走向舆情引导 篇二
——政府应对网络事件的实证剖析与反思
舆情监测 http://
近年来，随着网络用户的极速增长及对现实社会生活影响的加大，网络媒介已经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发布、传播的生态，成为政府管理与民众关切互动博弈的平台，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构建网络舆情有效引导机制，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崭新要求，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本文通过对苏北F县的调研，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存在的“公关管控”的行为特征与危害，并提出了网络舆情长效引导机制构建的对策。
一、“公关管控”：地方政府应对网络事件的行动策略
F县，位于苏北地区，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利益调整波动较大的转型时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近年来因征地、拆迁等问题在网络上发生过几起有较大影响的“网络事件”。所谓“网络事件”即通过互联网传播互动的有关本地政府形象（尤其指有关负面形象）的事件。包括可引起关注的政府、官员行为，民众维权事件（个体性和群体性）及其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诸如“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千人跪倒市长事件”、“湖南株洲自焚事件”、“杞人忧钴事件”等［1］。鉴于此，该县2010年12月7日成立县委对外宣传办公室，配备了81名网评员（含“网管员”），建立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处置、引导的工作机制。具体处置行为结构图如下：
从F县处置网络事件的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典型的“公关管控”的特征。所谓“公关管控”是指地方政府在面对可产生负面影响的网络事件时，以消除影响、维护形象为目标，以实施强制“管控”为主导策略，以灰色“公关”为主导方法的一种处置方式。具体特征表现在：
1、处理网络事件采取“管控”为主的行为策略。在“压力维稳”的刚性体制约束和地方官员政治锦标赛的压力下，为了尽快消除负面影响，维护自身形象，从本能上把网络作为来自“异己”力量的挑战，无视网络时代对现代政府施政环境与公众诉求的重塑，没有把网络社会管理与应急舆情引导作为社会沟通、管理的一种现代执政方式，而是把网络事件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衍生品”，即现实民众权益诉求行为在网络上的延伸。所谓“不怕通报，就怕网报”，一旦出“负面情况”避之不及，不是下达“封口令”就是摆起“鸿门宴”，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快速消除“事件”的网络痕迹。为此，该县投资几十万元购买了网络舆情24小时监测系统，并从各单位、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网评员队伍，实现对重点新闻网站、论坛、商业门户网站的内容监测。在网络监测到有关事件（主要是群体事件）信息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封锁信息传播渠道，为解决问题争取宝贵时间。”建立网络管理机制，对宣传部（外宣办）、经信委（电信局）、公安局、工商局、文广新局关于网络监管的具体职责进行明确。在已经形成新闻突发事件后，该县规定要较好的协调处置后续影响，做到“不推卸，主动协调”。
2、落实“管控”策略的方法则是灰色“公关”。从本意上讲政府公共关系，是指“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争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塑造良好的形象，运用传播沟通手段与社会公众建立、协调、改善关系的政府行为。”［2］（p121-122）但是在以“管控”为行为策略下的“公关”，则往往呈现为“灰色”公关。即在地方政府处置网络“事件”的具体场域中，一旦网络媒体出现有关本地政府形象（负面）的内容时，地方政府多采取诸如宴请、送礼（包括现金）、施压等方法来实现公关网络媒体，以达到通过屏蔽、删帖等方式来消除网络影响的目的。之所以采取“灰色”公关的方法在于“管控”策略的需要，即“管控”策略的实现事实上是在规避法定的政务信息公开责任，规避媒介和民众对政府行为的新闻监督和舆论监督。由此，必然采取“灰色”而非良性的正常公共关系行为。从F县的调研来看，该县已与中国新闻社（网）、新华社（网）对外发布主渠道，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网管办、省市委宣传部网络处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实践效果来看，截止到目前已经形成网络舆情报告137期，并有25期交办本地相关部门解决。其中，只有一篇关于鱼塘纠纷导致自缢身亡的报道成为该县舆情宣传的热点事件。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政府行为是结构与体制的外化，处于深刻的政治生态背景之中。地方政府网络事件“公关管控”是在行政区行政“代理违背”（往往是对中央和当事民众双重的违背）而民众诉诸网络维权时，迫于压力型体制的刚性约束，通过“信息封锁”对互联网媒介生态形成的政府治理挑战的一种短视回应。
二、学术回顾：有关网络事件的特征及其影响
之所以称地方政府对网络事件的“公关管控”行为策略是一种“短视回应”，在于与传统媒体生态不同，网络条件下事件的发生、发展与影响发生重要的变化。深入认识网络事件的特征与影响是准确评估地方政府应对策略的利弊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的前提。
1、何者会通过网络进入我们的视野？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议题本身的抽象或者具体性、公众对议题的利益相关性及其确定性与否的判断即“导向需求”，共同构成了“媒介关注度”的重要条件。［3］（p74-75）唐纳德·肖进而注意到了互联网能改变议程设置模式：“受众也可以把握机会，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方法建立他们自己的一系列议程。”［4］此外，“沉默的螺旋”理论［5］（p92）与“媒介建构论”［6］（p214-218）同样提示我们在考察网络背景下“社会公共事件”的产生及其影响时，要考虑诸如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和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等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即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何者会成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并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互动中形成社会舆论，取决于该共同体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状况。换言之，构成“舆论”的核心并借由现代大众媒介传播互动形成的“社会公共事件”构成了“政治文明的重要维度，是社会文明的风向标，也是衡量和检验现代社会中公民人格的独立意识和自治水平的重要指标”［7］（p270-275）国内杜骏飞《沸腾的冰点：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8］、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报告（2010、2011）》［9］等在实证研究方面根据网络舆情排行对热点事件作出了梳理。
2、议题如何形成影响？首先在于网络的技术特性对民众形成了“赋权”效应。即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如西方学者在社会运动和集群行为研究中发现媒体在“框架建构”、“资源动员”中具有重要作用［10］。而“互联网在信息扩散和动员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11］。但同时研究也发现了互联网在线动员明显高于发生在现实世界中集体行动的动员水平［12］。而且“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高科技时代，媒体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而要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政治风险［13］（p117-122）。
国内研究随着网络社会政治影响实际效用的展开而主要集中在网络民主参与、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政治生态等几个面向上。如金太军《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14］，方曙光《网络公共领域及其二重建构》［15］，史达《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互动机制研究》［16］等。同时，有学者也注意到了网络议题参与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与集体行动问题。研究了网络事件的特征、类型，并结合近年来的具体的社会公共事件案例，探讨了网络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等问题。如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17］、李婷玉《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探索性研究》［18］等。
3、网络事件对政府治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web2.0赋予用户进行内容的创作(如微博)、编辑和筛选所引发的“社会变革”，特别是网民通过对公众日常话题和媒介议程设置的参与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政治必须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上，这个事实对政治过程、政治行动者与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刻影响。”［19］（p620）对此，安德鲁·查德威克从互联网政治学的角度作了系统的总结，包括：“去中心化”、“参与”、“社团”、“全球化”、“后工业化””、“理性主义”、“治理”、“自由主义”等［20］（p27-46）。理论的研究还得到了国内实证研究的支持。如：杜骏飞《沸腾的冰点：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8］、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报告（2010、2011）》［9］等对事件结果和影响做了系统的梳理。
三、维稳增压：网络事件“公关管控”的危害
在新的媒介生态下，地方政府对网络事件的“公关管控”本意上是为了减轻了社会压力，树立良好形象。但是网络通过对民众的赋权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解构了政治生态，因此，对网络事件的“公关管控”不但起不到减压的作用，反而会增加社会和维稳的压力。具体表现在：
1、积聚矛盾，容易演化出个体激进行为。在当前我国社会深刻转型和利益调整波动较大时期，出现了大量具有体制性、结构性原因但在不同行政区零散多发的现实社会矛盾。如F县2010年受理群众上访1749件，涉及劳动保障（16%）、城镇拆迁（14%）、改制（10%）、涉法涉诉（10%）、土地征用等（5%）问题。而在当前我国信访体制下，信访纠错和处置能力不足［21］。民众在现实权利救济框架“失灵”的背景下，试图通过互联网媒体的传播互动，形成社会影响，进而对地方政府施压，促使自身问题得以解决，是当前网络“事件”的突出特征。为追求社会影响，必然诉诸激进行为，悲情烈度不断提高。如在近年来矛盾比较突出的征地拆迁过程中，当事人为诉求自身的权益，不惜通过“自焚”的方式试图获得更多的社会同情，并产生对地方政府的压力。甚至当事人会采取“爆炸”的方式来展现，如抚州爆炸案中当事人在微博中的表白。然而，越是悲情烈度较高，越可能产生社会负面影响的行为，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越是需要“信息封锁”的事件。由此，“网络事件”构成了角力场，使民众与地方政府陷入恶性循环的博弈怪圈。
2、媒介风险消解政府权威与公信力。与传统媒介生态下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媒介生态因其“把关人”缺失、多媒体性、即时互动、并存多发等特征而使地方政府网络事件的“公关管控”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是内容监测软件本身的局限。二是传播迅速、扩散面大。即“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行动者，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解决复杂多样、不断变动的问题的知识和信息；没有一个行动者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利用所需要的工具；没有一个行动者有充分的行动潜力去单独地主导（一种特定的管理活动）。”［22］正如该县在网络事件处置中已经突出地感到的诸多问题。如：零失误的机制难以得到保证，尤其是微博、百度的监测、协调难度大；重点论坛信息的处置困难；重点事件网络爆料人的内部、外部协调难；对上级主管部门协调难度加大等困难等。④从而，在网络条件下常促使事件所涉领域进入难以把握的易变状态而出现危机。屏蔽与删帖之类的技术措施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对于言论与表达自由的过度干预，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舆论宣传的不信任，对强势群体的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引发人们对于媒体所报道的以及政府所发布的消息，作出不合作的乃至对抗性的解读，即便这些消息是确实真实的。经过这样长期的“训练”，很容易导致民众与政府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制度性地“自觉对立”。另一方面，政府公信力不断被消解的同时，抗风险能力也越来越脆弱。
四、治道变革：网络舆情长效引导机制构建对策
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它以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和独特的互动性、流动性，加剧了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个体问题公众化、一般问题热点化的趋势。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社会舆情变化，掌握网络舆情主导权，利用网络推动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是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政府工作顺应网络时代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是必然趋势。
1、从“管控”策略转为“沟通、引导”策略。有针对性的沟通和引导，而非自说自话的无效沟通和引导。这需要辩证认识网络时代对政府治理提出的挑战，主动应对。古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23］（p11）特别是在当前的中国，由于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种种环境问题和社会矛盾引起的各种突发事件，屡见不鲜。也就是说，通讯技术的发展，迫使地方政府必须直面媒体，否则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将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方式传播，从而使其陷于更为被动的地位。在对本区域进行管理时，地方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抱着“永不出事”的鸵鸟态度，而应正面地、积极地为面对突发事件做好各种准备。要坚持以开放的胸怀、开明的姿态、阳光的心态面对媒体、面对公众，充分尊重媒体，坦诚对待记者，以对媒体和记者的尊重和诚恳赢得理解和支持。要按照从“网上来”到“网上去”的思路，加强与网络的沟通，确保新闻和信息的权威性和一致性，最大限度地压缩小道消息、虚假信息，变被动为主动，先入为主，确保更准、更快、更好地引导舆情。
2、建立常态信息沟通机制。首先，要建立信息收集制度。舆情信息是领导了解情况、科学决策、指导工作、推动发展的重要依据，谁先占有信息，谁掌握最全面、最准确的信息，谁就获得发言主动权。列宁说过：“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再次，创新“政府网络发言人”实现形式。为了民众知情权，许多政府部门在对外发布信息时设置了新闻发言人，包括官方微博、政府网站等形式，为及时回应来自网络的各类质疑和诉求，更直接有效地化解政府压力，改进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是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转变的重要举措。再次，要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对于群众反映的热点、焦点问题，要建立即使的反馈制度。包括明确部门责任、反馈形式、时限等。促进群众与行政监管建立互信、互动的良好公共关系。
3、源头矛盾化解制度建设。根本上减少网络负面信息，实现有效引导社会舆情，需要矛盾化解的源头制度建设。根据现实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比如构建前置化、高效化的排查调处机制，特别是在矛盾比较突出的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等方面全面提升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和水平。利用现代科技，建立网络化、便捷化的服务民生机制，全面提升构建和谐官民关系的能力和水平等。比如：江苏太仓的“政社互动”模式［24］、淮安的“阳关信访”模式［25］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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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舆情引导：彰显党的执政能力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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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舆情成为考量党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正确引导舆情，提高舆论引导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舆情，是指民众以媒介为载体对现实社会特别是公共事物相关态度、意见的总和。最初的人类社会历史并不具有世界性，舆情也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只是后来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世界交往的逐渐发展，最初的人类社会历史才突破自身的地区性和狭隘性，具有了世界性的趋势，逐渐形成了世界历史，全球化的舆情才开始形成。全球化舆情是世界交往的产物之一。人们只有通过交往，凭借各种传媒工具，才能获得和处理大量的信息。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强调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指导思想，运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传播工具，加强信息交流。他们特别指出，党的宣传家必须关注舆情，要想方设法将大多数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否则，脱离群众的宣传家就成了“沙漠中的布道者”。
舆情是检测党活动环境的晴雨表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报刊、电台等传播技术的发展进步，舆情不仅成为每个人生活的重要社会环境之一，更成为政党活动和国家统治的重要社会环境之一。各党派都十分重视舆论的宣传鼓动作用，把掌控舆论作为加强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民主革命时期，《向导》、《新华日报》等共产党传媒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就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决定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舆论纷繁复杂。面对各种救亡思潮和理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斗争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并成立了以此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下，幼弱的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必须通过自己的传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宣扬党的新战略、新纲领，以扩大影响和壮大革命力量。
一个政党要想平稳执政、长期执政，需要具备包括牢固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安定的社会秩序、坚强的国防力量以及和平的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而舆论环境的好坏，对于执政党上述诸多外部环境具有极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执政目标能否实现。近些年来，互联网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开始角逐舆论市场，共同关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形成了许多舆论的热点、焦点，可谓舆情复杂多变。在对一些公共群体冲突事件的应对处理中，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复杂多变的舆情，表明党执政的环境也复杂多变。因此，审时度势，强化对舆情的理性分析，改善党执政的环境，成为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时代课题。
舆情是考量党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
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和舆情，使党执政面临重大的挑战，同时也对党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互联网、手机、微博等新媒体的普及，人们迎来了一个“人人皆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由此带来了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许多新特点：民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增强，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提高；网络舆情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问政、网络议事如火如荼，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的涌现，加大了网络舆情引导的难度，更给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舆情是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和动员社会力量的有力工具。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就决定了人们思想多元、多变和多样等显著特征，决定了人们接受信息和发表观点的自主性、自由性，从而决定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和动员社会力量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践行科学发展观，就一定要切实把握舆情特点、规律，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重要作用，在正确应对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和舆情过程中，着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须重视舆情管理
舆情是社会危机的“预警器”。据《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指出，2010年发生的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22起，所占比重由2009年的0上升为16%。并且，2010年
大部分社会舆情事件中均有微博介入。尽管新媒体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愈来愈大，但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传统媒体可以加速某一热点事件的扩散，使之由网络上的分散舆论转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仍然高于网络媒体。因此，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引领社会舆情的功能，构建舆情宣泄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就成为我国政府完善公共管理方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4.学校舆情引导制度 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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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因此，各级税务机关必须充分认识网络媒体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主动融入到互联网“虚拟社会”中去，规范和完善应对网络舆情的机制，强化政府与网络社会的互动和与网民的共鸣，这样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舆情对于政府管理的积极效应。
(一)理性面对涉税舆情。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要将舆情视为“民情”不能看作“敌情”。涉税舆情虽非全部准确，但这些“声音”都非常直接、坦率，“乐言”能鞭策、激励自身，“杂音”亦应接纳、分析和疏导，做到尊重民意，而不被民意束缚甚至挟持。因此，在对待负面舆情时，税务部门应视为是一部分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群众在关心支持部门工作，是一种最有效的监督爱护。要从部门内部多查找主观原因。要及时掌握涉税网络舆情，第一时间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地把涉税舆情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 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监督, 熟悉新形势下舆论监督的特点和变化, 掌握网络舆论监督和舆情形成的规律与形式。
(二)合理利用网络舆情。要注意网络民意和网络舆情分析,积极
发现案件线索, 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避免事态扩大和恶化，以网络舆论监督促工作、促整改、促提高。要作好“疏导”工作，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系统内的先进人和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做好疏导解释工作，消除领导与干部、干部与干部之间的误解，不能让内部人员成为社会舆情的负面“推手”；加强政务公开，提高行政透明度。要针对互联网高度开放性和虚拟性的特点，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第一时间传达税务机关的声音，用正面声音主导网上舆论，群众对税务工作理解了、熟悉了、认同了，谣言就难以站得住脚。
(三)建立舆情工作机制。各级税务机关应该结合自身实际, 加快建立管用有效涉税网络舆论收集、分析、研判和回应机制,搭建工作平台, 产生实际效果。要建立舆情危机预警机制，有计划地对网络舆情进行处置；要建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围绕网络热点问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与当事人当面交流等方式，抓住事初、事中、事后等关键节点舆情走向，及时披露信息，组织有深度、有说服力的文章在网上刊发，解疑释惑，维护网络正确舆论导向，逐步形成健康的网络氛围；要建立网络舆情处理机制，加强网络舆论技术监控，建立敏感信息数据库，定期搜索反映税务机关的负面报道，做到发现负面舆情，快速上报掌握准确信息，形成权威信源分析舆情走势，判断发展走向，制定处置方案，提出网上反馈信息组织舆论正面宣传，形成网上舆论主流持续跟踪网上舆情变化，适时调整完善网上传播策略；建立舆情
信息反馈机制，将对网上舆情信息的处理意见和处理理由反馈给群众，化解矛盾，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建立舆情信息共享机制，积极与宣传、公安和互联网专业管理部门沟通协调，争取他们在网络舆论宣传模式、管理方法特别是舆情热点搜索、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的协助支持，促进网络宣传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专业化。
(四)要有应急危机之策。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情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有巨大优势。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隐蔽性、无限性，决定了网络舆情具有传递速度快、指向性强、被关注度高、持续时间长、负面评价大等特点，这给舆情监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对此必须涉定应急预案。果断处理突发危机，在第一时间对涉税新闻、网民发帖予以高度关注，及时进行调查，果断作出处理，并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及时解答网民和其他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就能够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化解社会矛盾，能够提升税务部门的公信力。化解负面舆论炒作，以正面负责的态度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 及时在网络和媒体上告知事件的发展情况和处理过程。提高应对媒体的策略，舆情事件发生后，要果断决策，迅速统一思想，“快讲事实，慎讲结论，换位思考，透明公正”，抢先发出声音，先上网，后见报；先简报，后详报，第一时间占领信息高地，避免让谣言扩散，正确引导舆论。
(五)要有舆情治本之策。要深化政风行风建设，做好领导干部廉
5.学校舆情引导制度 篇五
院（中 心）学 科、专 业研 究 方 向指 导 教 师研 究 生入 学 年 月论 文 题 目开题报告日期
研 究 生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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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名称及来源
（一）题目名称：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二）题目来源
在大众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舆情引导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危机传播的控制是限制其的关键途径。舆情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是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
公共危机传播贯穿于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是引发舆情的重要的中介性社会事件。公共危机中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行为异常激烈，在此过程中，舆情的监测、分析、研判、疏导等是危机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
舆情控制与公共危机管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方面也极具价值：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在定量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危机传播中舆情引导进行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舆情发生、发展、演变的一系列过程，从而对舆情引导过程进行理论深化和拓展。
二、研究的目的、意义及现状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如何进行舆论的引导，倡导何种思想潮流，引导何种精神生活，都会影响到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当今的在网络时代，政府作为国家的掌舵者，必须主动引导社会潮流，而不是逆流而动。舆论理应成为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气氛的营造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民主法治的推动者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群体事件多发期，公共危机可能潜伏在任何地点。强拆、环境污染和讨薪等事件均可以成为公共危机的导火索。要在危机处置中满足群体的合理要求，又不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恶性事件需要相当的公共管理能力，舆情引导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化解公共危机与无形的重要方法。因此，研究公共危机中的舆情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正确舆论的引导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塑造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和谐的舆论氛围。而价值观作为人进行真伪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思想基础，是在社会生活的事件中形成的,对于公众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公众认识不一，引发社会冲突。
二、强化对正确舆论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是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引导得当则会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乃至保证社会稳定的利器。因此政府能否做到趋利避害, 做好正确舆论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工作，是促进社会发展、满足民众需要的重要方式,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挑战，对于稳固党的执政地位、捍卫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对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导向错误的舆论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则有可能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祸国狭民。为了能够充分发挥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必须加强相关研究，从而塑造健康的舆论环境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研究现状
由于现代技术革命的推进,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也较早展开了对舆论的研究。1899年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就写出了《社会舆论与公众》,这是人类社会科学历史上第一部探讨社会舆论与社会公众关系的专著。之后陆续有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专著诞生,如美国沃尔特 李普曼的《舆论学》、《公众舆论》等。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外的舆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不但存在众多的舆论专业研究机构,而且还发行了许多专业的研究期刊,并且大大拓展了舆论的研究范围,对社会公共舆论管理、社会大众舆论传播等领域都有所涉及。舆论研究的范围得到持续拓展,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政治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都成为舆论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国外网络舆论管理主要有政府立法管理、市场机制调节、技术手段控制以及网络经营者与网络使用者的自律四种管理模式，且这四种管理模式各有利弊。
我国的舆论引导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我国网络发展时间较为短暂,当前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国内的舆论引导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实际操作研究与学术理论研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和监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为其中的翅楚之作。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反映了党和国家对舆情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三、本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公共危机是多是因民众不满的集中释放引起的。目前，我国处于群体性事件多发期，民众对通过公共媒体来表达不满已经不再陌生。在很多群体性事件中，不满的民众通过舆论影响，将群体性事件不断放大，最终引发了社会危机，造成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采取措施，控制错误的言论的传播，引导正确的舆论观是新闻学研究中非常有意义的内容。
本文拟首先研究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我国现阶段公共危机管理现状。目前，由环境引发的、拆迁引发的和P2P非法集资等引发公共危机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公共危机与舆情控制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因为舆情缺乏管理和控制，公共事件才得以发酵，扩大，最终形成危机。当然，公共事件本身是中性的，其可能对社会发展有利，也可能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舆情控制也并非一味打压，禁止群众发声。舆情控制与公共危机之间并非简单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舆情控制也并非主流媒体对民众言论的管控、压制，而是需要通过舆情的引导，促进冲突双方对话，促进社会的理性思考。基于此的思考，本文确定了我国舆情控制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并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对舆情控制方式和公共危机防治对策展开了阐述。
（一）主要内容
本文的具体框架如下：
1.第一章：绪论 1.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1.3.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1.4.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2.第二章：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理论阐述 2.1.舆情引导的含义及特点 2.2.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
2.3.新权威主义视角下的引导与管理 2.3.1.基本原则
公共危机的中性特征
促进社会发展和破坏社会稳定的两面性 2.3.2.基本目标
（新权威主义下的社会改革路径-持续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平等）2.3.3.我国舆情控制的特点
3.第三章：政府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审视 3.1.引导与管理的现状 3.2.引导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3.2.1.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3.2.2.舆论引导运作模式不协调
3.2.3.过度控制、反应迟纯导致负面舆论泛滥 4.新权威主义视角下的政府引导与管理相关案例分析 4.1.现阶段引导与管理的方式方法 4.2.应对成功案例 4.3.应对失败案例
5.第四章：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舆情引导的有效对策 5.1.完善法规制度 5.2.改进方式方法 5.3.妥善运用新权威主义 6.结语
（二）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本研究中的文献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辅以量化的研究，并揭示其逻辑关系，进行趋势分析、比较分析和意向分析。
比较研究法：结合各种处理方法,将其逐一归类列举,并将各个环节和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得到行之有效的方案。
结合学科交叉法和价值分析法。
（三）创新点
当前对舆论引导和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研究较多，相关研究大多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有的从哲学，有的从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和管理学等角度分析问题。但从整体性视角，从基本原则上分析该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对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最新社会生活状况的变化,结合网络舆论引导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理对该问题深入分析,并致力于从舆论控制的力度这一角度分析问题，即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舆论管制强度对社会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从而定性分析如何整体把握舆情控制的原则，在收放有度的条件下促进社会事件多发型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在运用新权威主义分析舆情控制和危机管理上具有一定新意。
四、进度安排
2015.10-2015.11 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搜集数据 2015.11-2015.1 资料整理阶段 对数据进行整理、汇总
2016.1-2016.3 论文写作阶段 在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完成论文 2016.3-2016.5 论文定稿阶段 对论文进行修改、定稿 2016.6 论文审查阶段 将论文提交送审 2016.6 论文答辩
五、研究难点及对策
（一）研究难点
1、部分文献资料缺乏权威性。由于文献资料查阅条件的限制,论文中部分概念解释来源自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对于专业的学位论文来说，这些资料缺乏权威性。
2、相关文本内容与典型案例的详细资料数量庞大且较为分散。
3、国外文献资料相对较弱。由于文献资料查阅条件的限制，国外文献资料相对单薄。
（二）解决方法
1、通过学习，借鉴其他论文，掌握大量资料，多和导师沟通，寻求意见。
2、采用合理的分析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文本内容与典型案例，有重点有选择地处理资料。
六、参考文献
一、著作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2.丁柏绘:《新闻舆论引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丁俊杰、张树庭:《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2010年版。4.高红玲主编:《网络舆情与社会稳定》,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5.黄鸣刚:《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舆论预警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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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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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力丹:《我国传媒业的职业道德意识与自律建设》,载《现代传媒》,2007年第1期。
8.陈力丹:《健全有效的传媒自律机制》,载《新闻界》,2003年第6期。
9.陈桃生:《网络环境中的言论自由及其规制》,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0.陈振明:《什么才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11.胡键:《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2.李斌:《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及其治理策略:社会转型、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交集》,载《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3.李昌祖:《网络舆情研判的类型分析及其制度建设的途径思考》,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6期。
14.李娜:《世界各国有关互联网信息安全的立法和管制》,载《世界电信》,2002年第6期。
15.李琼瑶:《网络舆论的现状及引导》,载《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6.李征:《基于西方社会控制理论的思想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01期。
17.刘绛华:《论我国社会公共管理的转型》,载《求实》,2005年第11期。18.马冰星、林建成:《试析网络舆论引导主体的培育》,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9.聂娟:《我国媒介自律模式研究: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创新网络自律机制》,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20.潘小娟、白少飞:《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
21.宋铮:《互动、自组织和自我净化》,载《青年记者》,2008年第15期。22.舒刚:《社会转型期背景的网络舆情监管及其路径优化》,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2 期。
三、英文文献
6.学校舆情引导制度 篇六
党的十八大立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 唱响网上主旋律”等战略任务。
《现代汉语词典》对“引导”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为带领；二为指引，诱导。“引导力”：既指正面带领力，又指负面指引与诱导力。
“网络舆论引导力”是舆论引导者按照预期引导方向，传播一定的观点与信息，并对舆论运行过程进行协调与平衡，影响被引导者意见、态度、倾向的能力。主要包括引导力的方向、大小与着力点三个构成要素。
方向：唱响网上主旋律
方向决定未来，导向影响人心。网络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进步扩充了个体的话语张力、舆论场域的空间半径和舆论影响的时间长度，打破了原有舆论场域的动态平衡，激活了社会舆论的风险表达。
一、必须扩大网上传播的正能量。要改进网络正面宣传方式，提升网络议程设置能力和网络正面宣传的实力。
二、必须有序推进网络化的“协商民主”。要真正发挥网络的舆论监督作用，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要发挥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提升主流舆论的主导力。
大小：提高传播能力
大小决定势能，传播决定影响。没有传播的影响与没有影响的传播，都不是有效的传播。网络舆论引导力，不仅要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关键还要让看到的人能正确地看待并能正确地引导其他人的看法。
一、必须构筑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适应云时代互联网移动化、终端智能化、交互社交化和大数据化发展等趋势，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的数字化、社交化转型升级，抢占网上的先导权与第一入口权。
二、必须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遵循互联网商用为先、娱乐为王、交流为用、学习为优的传播规律，在发挥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平台的应有作用的同时，要适时引导，放大网络多元运用与服务能力。
着力点：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管理必须规范，运行方能有序。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权力版图。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以前的操作模式去划延长线的话，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加强对关系资源新版图的认识和研究，迎接新的管理革命，以便构造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从而真正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一、提高全党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管网水平。
二、提高执政骨干队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用网能力。
三、提高网民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网络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