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有感

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有感（精选10篇）

1.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有感 篇一

读《邓小平时代》有感

作者 戚名钰

大约花了三天时间看完了《邓小平时代》，不得不说，这是相当好的一本书，其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亚太问题的专家傅高义教授。应该来说，该书是目前写邓小平最客观真实的一本书，因为作者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里面很多描述或者事例都引起了我一些深入的思考。

1.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思考

任何东西的发展，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一定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所谓历史的继承，无外乎就是过去各种势力角逐之后妥协的遗产。只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客观的看待我们的当下。

毛泽东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新中国，但是却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几千年来，数代帝王将相，唯有邓小平真正解决了这个国家发展的问题。

关于民主集中制，关于司法独立，关于言论自由。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采取非常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作为统治者，既要发展，同时也不会允许**或者任何不安定的发生。因此，一切都是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政府需要掌握好这个速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刺死辱母者案件、泸州太湖中学死亡案件，以及删除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的例子。都是是可以理解的：出了事情，是需要有人去背锅的，但是统治阶级是需要将改革的进度严格控制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的。

包括中科大的方励之案件，他鼓吹平等和自由，一定程度上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他错误的判断了时机，也就是说，时机未成熟。

因此，这方面给我思考是：一定不要和共产党作对，要顺势而为。同时，关于从政这条路，可见看见，中国的共产党是有其血缘关系的，有其派别在的。因此，如果没有进到核心管理层，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所以从政这条道路并不适合普通老百姓。而了解政治唯一的好处在于，需要去读懂政治，然后去利用政治。

一国之事，无外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这是四条并行的道路，我必须坚定不移的走科技这条道路。

2.关于户籍制度的思考

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改革与发展，个人的力量虽然不能影响国家的计划，但出于个人而言，我可以加入，或者成为某个大的利益团体中的一员，并代表着某种社会的力量而存在。这样是普通百姓最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的方式。因此，必须坚定不移的提高自身的社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形成一股力量，任何力量都可以。

并且随着二线城市的抢人战略以及北京户口的放开趋势，在可见的未来，户籍制度不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户籍制度会被削弱甚至取消。

3.关于自己人生定位的思考

邓小平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非常的实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在他被毛泽东打压的时候，还是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时候。可以预见，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自知之明，就是自己能走多远，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但要实事求是。

4.关于北京房价的思考

北京的高房价实际上是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于正常的。北京的房价，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价格，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在我看来不仅是正常的，并且其房子本身也是值这个价的。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将来只会有更多的人涌进大城市，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5.关于舆论的思考

不要相信微博、微信上面的各种言论。对任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很多时候，政府都是在利用人民群众。并且如果要想学习真正的知识，一定要去看书或者是论文，而不是碎片化的东西。

6.关于旅游的思考

在我看来，纯粹的旅游应该是没有意义的。要么是对当地的知识文化经济去了解，去考察，或者是与某些朋友一起去，关键还是在于人，而不在于风景。这才是旅游的意义。

最后给出该书中一些经典的片段：

一个人的领导能力一定是自己去争取的。

做事一定要有原则，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为谁做事，不能完全趋附于领导，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同时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对很多事情的认知上，我们永远是浅薄的。

永远的保持开放的、学习的心态，向一切先进去学习。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么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我们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仍然怀着深深的渴望。官场腐败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来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再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对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记录证明他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政治体制崩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3次受到批评，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的。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复原。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的3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

2.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有感 篇二

关键词：《绝对价值》,市场营销,POM框架

《绝对价值》是美国学者伊塔马尔·西蒙森和艾曼纽·罗森共同撰写的一本有关营销与决策主题的书籍。所谓“绝对价值”, 指的就是经用户体验的产品价值, 即使用某件产品或者享受某项服务的切实感受。该书在副标题中就下定论认为, 绝对价值已成为信息时代影响消费者下单的关键因素。

过去, 消费就像是押宝。一件商品的好坏, 一家餐馆的环境如何, 没有亲身体验过, 消费者无从得知, 只能根据自身经验和营销人员所提供的有限信息去猜测。品牌、原产地、价位、 广告以及过去类似的消费经历成为左右消费者选择的重要线索。消费者成为一只生活在营销者掌控之下的感性动物。

然而,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其他新兴科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给商业环境带来了一场变革。当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前查看到交易记录和消费者评价, 通过便捷的专家渠道接收到专业意见, 利用比价工具找到最便宜的购买渠道时, 信息的不对称消解了, 消费者的购买模式彻底改变了。他们不再只热衷于一个品牌, 一种渠道, 他们开始能够判断商品的绝对价值:它用起来究竟是怎么样的, 它的价格是否虚高。信息时代下, 消费者的决策更为迅速, 更加理性。

《绝对价值》回答了信息时代的三个关键问题:消费者的决策模式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改变?这给传统的营销手段和商业模式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商家与营销人员应该怎样随之改变?

一、“绝对星球”

伊塔马尔和艾曼纽在书中通过想象构建了一颗“绝对星球”, 用来解释消费者决策过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颗“绝对星球”几乎是我们生活的地球的翻版。差别只有一个:在 “绝对星球”上, 买东西之前只要按一个神奇按钮, 就可以对一切信息了然于胸。消费者可以准确地知道某个产品或服务究竟有多好或者有多坏, 一旦开始使用, 会是怎样的场景。

因此, 在“绝对星球”上, 消费者作决策不需要依赖品牌来判断产品的质量。他们也无需了解产品的产地, 以便通过产地信息进行猜测判断。他们同样也不用过多参考购买上一款产品的体验。因为评价新产品时, 他们都会按下那个按钮, 间接参考系数的价值都化为乌有, 最直观的产品体验即刻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消费者的理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

虽然信息时代, 我们对质量的评估方式已经开始慢慢发生改变, 信息密集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不用像过去那样受制于眼前的一切, 我们可以找到最有用的信息, 轻易作出评价, 更加接近绝对价值, 我们对产品和服务也能有更清楚的认识。但是, 我们还是与假想的“绝对星球”存在着距离,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虚假评价的存在。

作者举了亚马逊和评论网站Yelp中虚假评论的例子。在中国, 在我们身边, 淘宝网、大众点评网上的虚假评论也同样存在, 影响着我们的消费决策。简单搜索一下, 我们就能找到许多所谓的“刷钻”和“删差评”的业务。即使大部分卖家心中有道德约束, 不采用外部手段, 还是会有许多卖家通过利益诱惑, 如好评返现、晒单优惠等手段影响买家的真实评价。 网站中除了存在各种虚假好评, 有些竞争对手留下的恶意差评同样也散布其间。

既然陌生人的评价参差不齐, 那么相比之下, 专家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专家的作用可以相当于意见领袖。在中关村在线这样的网站上, 不仅有普通用户对产品的评价信息, 还有一些专家的评测报告。这些报告使得消费者更容易、更方便地获取了专家的帮助。专家通过其专业性、权威性能够让消费者更接近产品的绝对价值。但是, 还是有一点需要被重视, 专家同样也存在其绝对价值, 如果消费者对专家不够熟悉, 仍然与过去一样通过名号、头衔等相对评价来判断专家的专业程度, 这无疑仍然是一场押宝, 不专业的所谓“专家”也有可能出现错误的, 甚至是虚假的评价, 影响消费决策。事实上, 通过网络环境下如此密集的信息, 去全方位地了解一个专家的绝对价值也不是难事。

在书中, 作者认为更加完善的技术能够从众多评价中识别出虚假评价。虚假评价在今后的技术环境下将没有立足之地。另外, 作者还指出, 由于用户更换点评工具的成本极低, 如果人们对某一个点评网站的信任跌过一定的阈值, 那么网站就必须作出改变。否则, 消费者会转向他们更加信赖的网站, 并更加相信专家、朋友和熟人的意见。在客观、可证实的事实和信息之外, 消费者绝对不会把营销者对质量的描述作为主要依据。消费者会寻找更新、更好的办法, 无限接近产品的绝对价值。

二、被改变的市场营销

过去, 消费者难以在购买前准确评估质量, 于是我们所熟知的“市场营销”应运而生, 提供各种各样的质量线索, 如品牌、价格、原产国、大量广告等。但是,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产品评价信息的极大丰富与极易获取, 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营销”被逐渐改变了。

首先, 品牌价值降低了, 尤其是品牌资产四大元素中的感知品质和品牌忠诚度受到了极大影响。同一品牌下的不同产品现在不再被捆绑为一个整体, 每一个产品都作为单独的个体接受消费者的评价。消费者或许还是会考虑产品的品牌形象与地位, 但不会只根据作为整体的品牌来判断作为个体的产品的实际质量。消费者在作决策之前更加关注个体产品的质量, 品牌忠诚度也无从谈起。

同样的, 作者认为, 信息的丰富使得满意度、忠诚度以及经验值的作用也降低了。消费者在评估一件产品的质量时几乎从零开始, 完全依靠对单个个体产品的评价。但是从零开始并不影响消费者的决策速度, 信息的丰富使得不确定性迅速瓦解, 采纳的速率反倒得到提高。传统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四个阶段被大大压缩, 不同采用者之间的差异也被消解, 一件产品从其问市第一天起就需要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价。

另外, 由于扩散过程的压缩, 不同采用者的聚合, 市场定位也丧失了它以往的魔力。产品真正的消费者也许与上市前所预想的完全不同, 产品真正的优势也许与所预想的也有不同, 定位可以由市场去自发完成。在产品没有发生实际变化的情况下, 换一套说辞, 换一个定位都已成为徒劳。

三、“POM框架”

所有这些变化使得我们有必要推出一种全新的框架和手段来进行营销, 作者将它称之为“影响力组合”, 也即“POM框架”。

P是个人原先的偏好、信念和经验, O是其他人和信息服务, M是营销者信息。作者在书中阐述, 消费者依赖O作决策的比重并非是“是”或“否”的问题, 而是在一个“连续统” 上取值。当消费者所处的位置越靠近O相关一端, 他人的评价就越重要, 如选择高价值、高风险的汽车、电脑、相机、手机等产品时。而如果所售产品不属于与O相关的品类, 归纳而言即非标准品、非复杂体验、非大件商品等, 消费者就不会考虑O因素, 如购买回形针、一对一保险服务等。

对于那些与O因素无关的品类, 传统的市场营销手段仍然奏效, 但是对于那些靠近O相关一端的品类, 营销者很难直接影响消费者偏好的形成, 他们的角色只限于确保O信息中有足够多的与产品相关的内容, 并且最好是正面的。同时, 由于消费者具备足够的搜集信息的能力, 创造知名度已经不那么重要, 兴趣的创造显得更加关键。像一些餐馆在大众点评网上发起的试吃活动, 不仅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兴趣, 而且还能够帮助商家以最快的速度获得足够多的评论信息, 同时, 试吃的过程也比普通消费者的就餐过程更为可控, 更容易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评价。

另外, 在O相关领域, 市场研究也从市场预测转变为市场跟踪。市场定位作用的减弱使得市场预测的效力也同样减弱, 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在购买时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未来的市场研究应该更多地预测消费者在实际情境下的行为以及营销者在短期内的回应, 而不是预测消费者的长期偏好。

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们将获得更多的数据, 它们将被组织得更为有序, 并通过新工具传递给我们。这将进一步削弱营销者通过品牌营销、市场定位或其他“相对”战略来影响消费者行为的能力。

“质量第一”自古有之, 并不是互联网才催生了这一命题, 也不会因为评价就能让产品质量一跃而升。但是, 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富集使得这一命题有了新的意义。最后引述作者的观点作为结尾, “如果市场营销是现在才发明出来的, 那么它一定不同于现有商学院、培训课程和课本的内容, 而是另一番模样。它会更少聚焦于说服技术或试着去塑造消费者偏好;它也会更少涉及企业说什么和怎么说, 而是更多关注企业应该怎么做”。

参考文献

3.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有感 篇三

最近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在大陆上架，这个来自美国的哈佛教授所呈现出中国功勋人物的历史，一度让他置身于浪尖上。媒体纷纷聊起这个叫傅高义的专家。

傅高义所呈现出来的《邓小平时代》，是站在外来者的角度，尽量客观描述中国特定年代的历史篇幅，但他因崇拜邓小平主义至深，难免隐约的崇拜主义，但不论怎样，他都为世界特别是美国人打开一扇门，经由那扇门，他们抵达一个比较真实的中国，比较真实的邓小平时代。

他的中国情结渊源已久。在读哈佛即将毕业之际。在那之前，他的人生是这样的轮廓——一九三零年七月十一日，他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二十岁那年，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然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而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理由是来自他的一位教授——“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

他果真去了日本。在那里，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则开始做家庭调查。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但勤奋主义至上，也有了结果，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然后，他从日本回来，回到美国，他被请去耶鲁大学教书。机会不期而至。他开始一步一步走入“中国”的事业，至此，这成为他一辈子的标签——“美国的中国通”。

一九六一年，他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他由此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

他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Vogel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而他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在中文里，义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他所追求的。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当时他没有办法去大陆做研究，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封闭的。于是他去了香港。在香港做研究有一个好处是，当时有很多人偷渡到了香港，他们带来的内地消息会多一点，所以香港是个相对好的选择。

他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赴香港前，傅高义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从广东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给他提供了很大帮助。陈仲文当他的助手，他们一起来看《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这几份报纸，他看的时候陈仲文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陈仲文是什么意思。比如他看报纸说‘反对×××’，他就问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陈仲文就会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他。

读报纸、研究材料进行了两年多，就通过这么朴素的方法，他扎实的史料功夫一点点积累出来。这种方法也应用在《邓小平时代》的写作中。一九六九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里，傅高义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从那时开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便成为他学术成就的两个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国少数几个能对日本研究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

在哈佛大学里，他开讲中国社会，主讲建国之后中国大陆。那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他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几年后，他被邀请担任东亚中心主任。当时的主任是费正清。费正清在中国的影响力相当深远。

为什么选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傅高义接班呢。因为费正清对努力又勤奋的傅高义青睐有加，从一九六七年起，就有意识培养傅高义做他的副手。在担任副主任时，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费正清不同的领导风格。费正清很少参加冗长的学术讨论，而傅高义则不同，他喜欢参加各种研讨会，听学者们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调侃、互相辩论。

他的另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当属《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这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最为畅销的非文学类作品，受到空前欢迎。这本书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他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

有一个有意思的桥段，他念念不忘。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次演讲上，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镕基不解，问大家为什么笑，别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可见傅高义的成功。

一九七三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三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

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大陆，写了这么多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而当两脚真真正正地踏入这片土地，他读出了自己内心的沸腾。

他冒出要写一本书关于当时繁荣的广东。他在广东待了七个月，广东一百多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当时他身边的助手是窦新元，这个人在他写《邓小平时代》时提供了大量帮助。

一九八九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这本书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續，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回忆起这次经历，他觉得稍有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他本人非常佩服任仲夷，他本来在辽宁，后来到了广东，他的思想非常开放，由于这个原因，他跟胡耀邦的关系很好，在胡耀邦垮了之后，他就很紧张。任仲夷的孙子任意后来也成了他的助手，在写《邓小平时代》时，任意曾陪他去北京见任仲夷的很多朋友，他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再次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这时他已是美国最为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因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每年都要访问亚洲，在亚洲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傅高义在第一次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邀请他去演讲时两人相识，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李光耀为他提供了很多独特的看法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九九三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受克林顿政府之邀，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约瑟夫·奈邀请他一同到华盛顿工作，他出任东亚情报官一职。

重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的他，决心改变中心以往只关注学术，而对与国家、政治、商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合作缺乏兴趣的传统。在他看来，哈佛作为世界级名校，在教育公众方面责任重大，所以，他努力拓展与这些人物的关系。在他领导下，费正清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每周都会有高层人士到访。在这段时间，傅高义启动了很多有关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新项目。在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江泽民的哈佛访问。对傅高义来说，这也是他多年来努力推动中国人士和哈佛学者互访的结果。

他为他的这些良善的促成所滋养着，那是他看得见的因他的力量抵达的结果。这些结果改善着这些国家的人们。

如今他已然八十多岁，但他面对世界的时候，笑得很灿烂，像个孩子。

时间，有着压迫、不赦免任何人的腐蚀力量，以及将所有事物归还土地的意志。能够耐受这些而留存下来的形与色，才是真正的美丽。

他胜过了时间，并且过着饱满的一生。

4.读邓小平自述有感 篇四

三起三落，他不屈的性格；改革开放，他卓越的才华；香港回归，他不一样的爱国热情。这个人就是一个身高不足一百六十公分的中国“小矮子”，就是曾经得到了世界政治家们敬畏的中国富强蓝图的创作者，就是令全中国人民深深佩服的小平爷爷。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价。作为九零后的一员，作为小平爷爷的后人，很荣幸能看到他的自述这本书，更让我感到荣幸的是能够从这本书中感受这位伟人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华。

我曾观看过许多关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视频，而最让我有感触的，莫过于小平爷爷的视频。在小平爷爷的一生中，有着一段极为坎坷的“三起三落”。

第一次“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时，由于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等人则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他们的“城市中心论”。为此，邓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次“落起”才画上句号。邓小平第二次“落起”，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连，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时期。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得以恢复。1975年初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5.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有感 篇五

八年级（7）班赵子涵

邓小平，是我国震惊世界的伟人，他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被人们称为“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他的心里面永远都装着祖国、人民，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祖国，为了全国的人民着想。有一次，邓小平和刘邓在路上走着，看见了运输东西的负责人。他二话没说，掀起一辆车子盖得篷布，见只装了半车的东西，他的脸沉了下来，命令把所有的篷布都打开，都是这种情况。于是，邓小平狠狠地批评了这位负责人，严肃地说：“不爱护民力物力，这是犯罪呀。”负责人的头耷拉下来了,马上把多要的大车归还给了群众，邓小平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是的，有些人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小小的利益，就把良心出卖了，就把良心给丢了，像这样的无耻小人将会永远遭到世人唾骂，同时，也会让别人永远“记住”他！

在他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同时，他还要付出努力去作战。为了祖国，他就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也在所不惜。在军事方面上，他有着非凡的智慧，无比的勇气，真的可谓是智勇双全啊！他料事如神，每一次敌军的计谋他都能看穿，然后用相对的计策，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四处逃窜。

在那一次，在原城的阎锡山也不断发电报给他们打气壮胆，说什么“上党必争，长话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刘伯承和邓小平马上指挥大军追击，把敌人全歼在城西的将军岭，长治守将史泽波也

成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阶下囚。在这件事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包围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他们的功劳可真是功不可没啊！

在军事上的事业中，他总是积极的参与，愿为了祖国做一切牺牲。并且，他在任何方面都是如此。

他对待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当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得到黄维改变部署的命令，一分钟也没有耽搁，立即命令各路纵队紧急调动合击黄维，就是在黄维彷徨犹豫的那一天里，解放军正从四面八方围过来，黄维的机械化部队只走了十多里，就被全部包围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十五华里宽的地区内。黄维被俘后，为自己的这一天的犹豫，恨得要死，只是悔之晚矣！

……

当我读完邓小平爷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后，真的是心有感触。我不禁为他的英勇善战与智慧所折服。这几点，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邓小平爷爷真的是认真对待，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啊！他处事认真，做事谨慎认真，难道他的这种精神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吗？

邓小平爷爷，我想对您说：“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都要向您学习。邓小平爷爷，在这里，我向您致敬！”

读《中华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有感

八年级（7）班周源源

邓小平,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是一位世纪伟人。他为国做了很多的贡献，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从中，我还看出邓小平是一个爱国人士，他曾说：“我们解放重庆，解放西南，并没有带多少钱来，现在拿不出大家需要的钱，怎么办？”台下的人鸦雀无声，邓小平见此情况，便话锋一转：“当年，我们也不是空着手来的，我们带了比钱更宝贵，更重要，更有力量的东西，那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和，内外交流，城乡互助”，这是现阶段指导一切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只要我们认真照此去做，当前经济上，生活上的一切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看！邓小平总是为人民着想，就是因为他一心为国，帮助人民，所以人们都称他为“中华人民的儿子”。能给予这样的称号，可见邓小平他有多么的伟大!

邓小平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绞尽了脑汁。他常常连日召集财经委的同志开会，要在这重重困难中寻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后来，中共西南局领导决定修建成渝铁路沟通川中两大城市。其中，邓小平对这件事更是极力促成。

在军事方面，邓小平也没有丝毫的懈怠。在原城里的阎锡山边，不断发电报给他们打气壮胆，说什么“上党必争，长话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刘伯承和邓小平马上指挥大军追击，把敌人全歼在城西的将军岭。长治守将史泽波也成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阶下囚。

作为解放战争的序幕战上，党战役和毛汉战役打断了蒋军伸出来

抢摘桃子的手，保卫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刘伯承和邓小平功不可没。

打仗打不过解放军，蒋介石只好又祭起了停战的法器。

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华北战场上的枪声暂时停下来了。邓小平抓住时机主持了整顿部队纪律的工作。可见邓小平爱国、卫国的情感之深。

邓小平生活在人民中间，他是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他的力量、他的欢乐来自于人民。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应该以邓小平为榜样。虽然我们在军事方面不以做出贡献，但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相互团结；对祖国存有热爱与感恩的心，这也是爱国，这也是高贵的品质。

6.读《小平您好》有感 篇六

“他不是诗人，却构思了东方瑰丽的史诗”，我时常在想，小平同志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卓越的伟人、一位怎样崇高的英雄。看完《小平您好》之后，在有了更多知识的积累的同时心中也有了更多感慨，更多心绪。“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看似平凡的话语，却彰显了邓小平自己内心的那颗赤裸裸的赤子之心。而“小平您好”这一标语是承载了国人们对邓小平的敬重与感恩的最好表达。

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这话不假，然而正是因为有着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带领人民群众脱离苦海，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恩。邓小平的一生是坎坷的，不平凡的，也是波澜壮阔的。邓小平是一个具有超人胆略和勇气的杰出政治家的，是一个具有非凡智慧和魄力的出色领导者，是一个宽博和大气的伟大革命家。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与发展的精神支柱。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在邓小平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紧密联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充满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人民对邓小平是这样评价的：毛主席使我们解放，邓小平使我们富强。其实，这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他一生三起三落，但他坚定的信念没有改变，为人民造福的决心没有改变。他心中坦荡，志高存远，不计个人的得失。居庙台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而奋斗了终身。邓小平同志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为

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翻开历史，我们读到一位勇敢的水手，成为船长的过程”，他的乐观的精神是我最为之震撼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依然可以淡定自若，一直都没有放弃。，而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以小平同志为榜样，学习他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做事风格，以及敢于创新、不畏艰难的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我们的祖国、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Ok,完成，绝对正版，严禁转载，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哈。。

7.邓小平时代 篇七

1997年香港回归, 百年盛典之前, 邓小平溘然长逝。翌年, 清华校友、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出版。2013年, 另一部《邓小平时代》在香港版之后又在内地付梓, 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Ezra F.Vogel) 。傅高义以古稀之年从哈佛退休后, 用10年工夫撰写此书。虽然此前他已出版两部有关中国的专著, 即《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1968) 》和《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 但直到《邓小平时代》问世, 才使他成为费正清身后广为人知的中国通。他的这部新书一上市, 顿时引起海内外广泛兴趣, 称道者有之, 批评者有之。

毫无疑问,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政治家, 也是中外谈论最多的中共第二代领袖。一方面, 他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 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 使中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变, 留下一整套既应发扬, 也需完善的社会政治遗产, 乃至包括日渐突出的生态问题、社会矛盾、精神危机。另一方面, 也在于邓小平及其理论具有当今最高的权威地位、象征价值与现实意义, 各路人马都不得不从中寻求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祖述前贤意在影响当下, 如同当年祖述孔子、祖述马列。这些年来, 福柯思想在学界颇受青睐, 而曹锦清批评的学院派“译语”, 又往往云里雾里, 让人不得要领。其实, 对邓小平时代的纷纭解读, 正是福柯所谓权力、话语、知识等思想的鲜活案例。而无论怎样解读, 有一点确定无疑, 并四海皆然:“历史, 从短时段来看, 确实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但是从长时段来看, 历史就成了阿尔卑斯山, 不用说打扮它, 就是动它一下都不可能, 而且你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2]

按照主流概括, 邓小平时代集中体现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而确立的基本路线, 即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经济建设, “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在表述上相提并论, 但前后次序还是表明了一定的语义差异。如果不坚持前一个基本点, 那么后一个基本点就势必导向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 结果难免像西方不战而屈人之兵地瓦解苏联。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受中央委托,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 他称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1992年十四大明确为“立国之本”) 。邓小平这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表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容含糊的政治方向, 即一些人不以为意而一些人不以为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语所凝练概括的, 也是中共十八大再次明确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 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宣示:“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历史学家金冲及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文章中就此写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 它是社会主义, 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制度。它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或其他制度的国家在社会性质上根本不同。第二, 它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既不落后于实际, 也不超越实际。唯有如此, 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中, 从而具有强大生命力并充分发挥优越性。

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根本问题。[3]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改革开放年代的突出特征。尽管在不同阶段经济建设的着力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思路和方略难免存在分歧, 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毕竟得到了广泛认同。“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 成为邓小平时代深入人心的鲜明烙印。而对“两个基本点”的理解与把握则显得错综复杂, 人言言殊了。甚至30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模糊、混乱, 乃至对立, 如“左右之辩”“打左灯, 向右拐”之类情形所折射的。举例来说, 这些年不时听到有人引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而实际上邓小平1992年的原话是: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4]1341

不难看到, 这段南方谈话清楚表明, 邓小平念念不忘的还是基本路线:不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也就是不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才是死路一条。而且特别值得深思的是, 在这篇普遍视为重启改革的经典文献, 也是邓小平一生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中, 他首先提及并强调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与道路, 然后才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式。再如, 有人只拣邓小平在具体改革探索中“不问姓社姓资”的语录, 而有意无意忽略淡化邓小平明确揭橥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一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种是“某些人所谓的改革, 应该换个名字, 叫作自由化, 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 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5]。事实也证明了邓小平的政治远见与预见, 从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文化政治事件如《河殇》, 到新世纪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社会政治思潮, 如“零八宪章”“普世价值”等, 说到底无一不是邓小平所谓两种改革的政治对冲。拿貌似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 如果尊奉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 那么改革自然循着加强党的领导、完善依法治国、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脉络展开, 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这个脉络上循序渐进地推进。至于另外一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 则念兹在兹多党制、三权分立、西式选举以及“民营报业”“新闻自由”等目标, 如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2014年, 一部《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的蓝皮书引发热议, 就因为其中明确触及两种性质的改革。

改革开放初, 针对盛行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邓小平屡次谈到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就必须完整、准确、系统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而不能寻章摘句, 更不能断章取义。如今, 这一论断看来也适用于邓小平自身了。完整、准确、系统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除了深入历史、深入实践, 特别是亿万人民跟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实践, 还得从一手文献入手, 包括《邓小平文选》以及《邓小平年谱》。至于个人著述, 不管态度多么真诚, 资料怎样翔实, 写作如何严谨, 都难免各取所需, 各谈所是, 傅高义与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也不例外。比如, 杨继绳将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党内外交锋, 称之为“两个基本点的碰撞”, 并将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1986年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风波, 视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三次碰撞。而只需对照一下邓小平在这三次政治风潮中的三次讲话, 就不难看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 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1983年10月12日《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学习外国的技术, 利用外资, 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 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 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 而且是共同富裕的, 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 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6年12月30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 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 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 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 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 教育学生, 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 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显然,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两种改革的政治方向南辕北辙, 而根本不在于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人为对立。六四风波后的6月16日, 邓小平与中央领导谈及领导集体的话题时又说道:“这次发生的事件表明,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 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 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 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4]1281这段话同1986年学潮后, 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所谈的意思俨然一脉相承: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 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 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 中国十亿人口, 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 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 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在他看来,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一个共同富裕, 就是我们必须执行和实现的社会主义原则。当时, 他还谈到“改革派”与“保守派”:“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 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 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 我又是保守派。”[4]1171对此,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强世功的学理分析给人以思想启示:

主张“猫论”的邓小平也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实用主义者。这其实是对邓小平的巨大误解, 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误解。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建立在正义基础上, 因此对政治正当性的理论阐述和不断创建被看作是党的生命所在。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 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 完全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 但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邓小平来说, 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6]

总之,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明里暗里的交锋及其本质, 归根结底无不体现着两种改革的对立, 而非“两个基本点”的碰撞。至于邓小平说的两种改革, 核心无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种政治方向。只讲“改革”, 不问方向, 只管赶路, 不顾前程, 所谓“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云云, 都是对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7]的贬抑, 都是无视邓小平不断强调的、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 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 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 再次重申这一政治理想与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相较而言, 《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的作者由于身处邓小平时代, 又曾是新华社记者, 对1978年至1998年的社会进程及其来龙去脉更有切身体会与亲身感悟, 一些描述自然更加贴切、真切。而傅高义作为学识淹博的汉学家和中国通, 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完成的《邓小平时代》则更为厚重, 同时也多了傍观者清的超脱和尘埃渐落的反思。比如, 20世纪80年代, 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政治经济纲领“华盛顿共识”不仅横行世界, 而且也对中国社会以及改革开放产生不同冲击, 尽管主流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警觉与抵制。某位清华出身的财政高官公开宣称, 我们就是要按新自由主义行事。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讲到的一个背景, 也有助于人们透视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及其来龙去脉:“世行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 在牛津大学设立了为期一年、专门培训中国经济学家的项目。从1985年到1995年, 这项计划培训了将近70名经济学家, 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身居要职, 领导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学习。”[8]446再如公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开放起点, 而傅高义则提出三个起点:一是谷牧代表团的出访, 二是国务院务虚会的举行, 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此相应, 对于华国锋, 傅高义的评价也与众不同:

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行开放, 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 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 而且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 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 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入正常轨道。华国锋确实想拖延邓小平在1977年的复出, 但他并没有推翻邓小平在1975年取得的进步, 他赞成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动了国家的迅速开放, 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时常有人说,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 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8]

进而言之, 如果彻底遵循唯物史观以及实事求是原则, 那么改革开放的格局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初即已显现, 包括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与众多亚非拉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和解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周恩来推动的“四三方案”、文化上的一些解冻苗头等[9]。国史专家程中原在评述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一书时也特别提到一点:

我们还可以把对外开放政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支持的“四三方案”。[10]

所谓“四三方案”, 是1973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 在三至五年内从欧美日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计划, 史称“四三方案”。这是新中国继50年代初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后, 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 结合国产设备配套, 中国兴建了一批大型工业项目, 1982年全部建成投产后, 与已有的其他基础设施一同构成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由于“四三方案”集中于石油化工领域, 如化肥、化纤产品, 而化肥的充足供应提高了农业产量, 化纤则提供了棉布的替代品, 如的确良、涤卡, 故主持“四三方案”的陈锦华后来在其《国事忆述》中写道:“这个项目基本上解决了吃饭和穿衣问题。”

不同于80年代海外舆论动不动就将党内不同意见冠之以“改革派”与“保守派”, 傅高义理性平实地称之为“建设派” (the builders) 和“平衡派” (the balancers) 。建设派自然以邓小平为代表, 平衡派则以行事谨慎的陈云为代表:

一些有头脑的中国官员相信, 陈云对急躁的邓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们认为, 陈云的调整政策十分必要, 如果邓小平当初能够更多地听取陈云的意见, 1980年代后期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为加强平衡派的势力, 邓力群于1980年秋天在中央党校开课, 分4讲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他大力推崇陈云, 以至于有人指责他要搞个人崇拜。邓力群说, 1949年以来陈云的政策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儿?错在不听陈云的劝告。现在错在哪儿?也错在没有充分采纳陈云的明智之见。[8]

类似纷杂现象及其解读不免使人想到, 对邓小平与陈云的历史贡献应该怎么评价?与此相似, 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世纪伟人又该如何看待?诸如此类的问题, 进一步追问就涉及千百年来的那个古老话题: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而两种背道而驰的观点, 自来均有雄辩的代表与经典的文本。如英雄造时势的现代思想源头之一, 当数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这是他的六篇演讲, 以西欧历史为主, 讨论了他心目中的六种英雄———神明、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帝王, 激情澎湃, 文思飞扬, 与其说是学术理论, 不如说是诗化哲学:

无数的人曾以无声的模糊的惊奇之情, 在这个世界上匆匆走过, 就像动物感觉到的那样;也有人以一种痛苦的、探索而无功的惊奇匆匆而过, 这是只有人才感觉到的;直到伟大的思想家, 有创见的人, 先知产生出来, 形成了说出来的思想, 把所有人沉睡着的潜能唤醒成思想。这就是思想家、精神英雄的作法。他说的话, 是所有人远不曾说出而又渴望说出的东西。围绕着他的思想, 一切思想都从痛苦的麻痹的酣睡中觉醒, 作为对他的思想的回音。是的, 就是如此!人们的喜悦之情犹如一觉醒来是黎明一般。这难道不是他们由不存在到存在, 由死到生的复苏吗?

熟谙唯物史观的人肯定觉得, 如此高论未免过于“唯心”。如果历史属于凤毛麟角的先知和英雄的舞台, 那么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算什么呢?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又算什么呢?不过, 话说回来, 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确实又对历史产生无人可及的作用, 正如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对此又当如何理解呢?尼克松在轰轰烈烈的《领袖们》一书中, 曾用三个伟大概括之:“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事件。”[11]下面不妨看看哲人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

普列汉诺夫 (1856—1918) , 俄罗斯人, 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恩格斯曾经评价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人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1898年, 普列汉诺夫在彼得堡一份杂志上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用此著的中文版译者、普列汉诺夫专家王荫庭2009年的话说:“思想之精辟, 史料之丰富, 论述之透彻, 语言之洗练, 以及风格之卓异, 在同一主题的论著中, 这篇篇幅不大的名作迄今为止仍然是无与伦比的。”[12]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分析, 社会历史分为两个层次:“一般趋势”和“个别外貌”, 或称“一般规律”和“局部后果”。依据这一划分, 他提出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一条基本原理:一切司马迁所谓倜傥非常之人, 只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 而不能决定一般趋势或一般规律, 后者只能由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因所决定, 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他说:

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 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 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 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 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如果这是对的, 那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 正如我们说过的, 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 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 没有这种趋势, 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12]

依据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划分和分析,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认识悖论也就迎刃而解了。一方面, 英雄人物都是特定时势的产物, 他们所由产生的那个时势或历史条件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 而只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12]51。比如, 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文艺复兴时代的总趋势, “他们只是这一趋势的最好的表达者”[12]49。另一方面, 英雄人物一旦出现, 又会对历史的个别外貌和局部后果形成程度不同的直接作用, 拿破仑如此, 邓小平亦然。正如普列汉诺夫写道的:

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 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 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 (Beginner) 。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 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 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 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 而是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极巨大的力量。[12]55

2013年,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句类似的哲言, 既适用于开国领袖毛泽东, 也适用于当代伟人邓小平:“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 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清华园的闻一多塑像后面有块大理石的石壁, 上面镌刻着爱国诗人的一句话:“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爱他的祖国, 爱他的人民。”纵观邓小平跌宕起伏波涛汹涌的一生,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也始终如这位不苟言笑的伟人一度动情表露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三联书店, 201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人民出版社, 1983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392.

[2]启之 (吴迪) .中西风马牛 (修订版) [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118.

[3]金冲及.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N].人民日报, 2014-08-1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2, 297.

[6]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M].北京:三联书店, 2010:136.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1997年2月19日.

[8]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冯克利, 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3.

[9]70年代中国[J].开放时代, 2013 (1) .

[10]程中原.一部杰作和它的瑕疵[N].中华读书报, 2013-05-15.

[11]尼克松.领袖们[M].施燕华, 等,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2:3.

8.读邓小平传 有感（共） 篇八

《邓小平传》，理查德.伊文思著，1996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作者按时间顺序分十五章，叙述了1904至1993年邓小平的主要历史活动，展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到“国家领导人”到光荣退休的革命历程。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他于1904年出生，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8年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47年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1959年任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他迈上了荣誉的顶峰，更走过了腥风血雨，而对他人生经历最好的概括莫过于“三落三起”。1933年2月，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党内“左倾”领导人斗争、撤职、下放，此为 “第一落”。6月，被临时党中央上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是为“第一起”。1966年“文革”开始后，失去一切职务，此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此为邓小平的“第三落”。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此为“第三起”。

患难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更能显示一个人的大智大勇。“三落”一次比一次沉重，“三起”又一次比一次辉煌。他“三落三起”所彰显的胸怀、智慧和意志，都可以给我们以深刻而永恒的人生启迪.他常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没错，他一心想着人民，想着中国的发展，想着尽快让中国富强起来，让老百姓富起来，于是他呕心沥血，以前所未有的经济思想带领着整个百废待兴的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1980年，我国东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相继兴办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划定一定的区域范围，实行特殊的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树立了一个全新的、行之有效的模式。

1985年，《时代》周刊以邓小平的头像作为封面，告诉世界，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经济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赏。中国这一曾千疮百孔的国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再次立足于世界，迈向了富强！

引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语：德才兼备，军政皆优，非凡帅才。正是这样一代伟人以他睿智的头脑和不屈的精神，挽救了整个中国。我们的国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阶级斗争的阴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进了世界，迈向了发展与富强。

9.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有感 篇九

—感受邓小平的个人魅力

陈惠贞

邓小平，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是我最为喜爱和崇拜的中国领导人及中共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和《邓小平卓越智慧》中，我深切体味到邓小平的个人魅力，同时令我深受启发。

邓小平的个人魅力主要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上，他的人格魅力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新时代的我们仍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智慧，完善自己。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邓小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敢于改革。关于改革，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会议，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的名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来定制规划。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冒着巨大的风险，顶着压力，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和改革。他总是自觉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为压力所屈服，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和非凡的胆略，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坚决抵制。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敢作敢为的改革胆略和气魄。

邓小平从不喜欢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话不在多，管用就行。他的语言简洁精辟，善于抓住问题核心，一语中的，绝少用形容词。简洁明确的语言，传达着耐人寻味的深邃思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还给汉字的海洋里增添了许多鲜活睿智的词汇。“两手抓”、“三步走”、“硬道理”、“翻两番”、“一国两制”、“三个面向”、“第一生产力”……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言语魅力。这一魅力也是现今的领导需要学习的语言能力，这些睿智求实，不高谈阔论的品质仍是值得现今的共产党员学习的品质。

邓小平坚持相信科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曾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司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他创新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并将其置于实践中。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制度。面对外交问题，他的思想：冷静的观察，镇定自若的面对困难，捍卫我们的立场。韬光养晦，争取时间，永不称霸。与人谈判，他坚持：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邓小平身上，我看到一个把自己的光和热全部无私地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中共党员。

10.读《邓小平文选》有感 篇十

读《邓小平文选》有感

读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的感触颇多。此书记录了邓小平从1982年到1992年间十年的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谈话，观点，表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伟大改革家卓识的远见和战略眼光，以现在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状态来看，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完全是正确的，有效的，完全实现了他当初提出的设想，达到了小康社会的整体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着勃勃生机。

对于邓小平，我相信，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对他的认识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他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伟大转折，都是我们说津津乐道的。对于邓小平，我对他真的是充满了崇拜和佩服，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感谢这个老人，这个人民的儿子。个人对于邓小平还是有很多疑问的，当然这些疑问不是怀疑，而是佩服，特别是对他建国后的一些经历，第一：为什么当绝大多数老革命家都还迷茫于“两个凡是”，对“文化大革命”不能清醒的认识的时候，他缺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的纠正领导集体的错误，将国家带上正轨；第二：邓小平卓识远见的提出的了改革开放的设想，打破了以前的封闭的状态，他的这种胆识和对国家未来能走的更好的预期的依据是哪里，有什么信心能够保证国家能够大步伐的向前走；第三：邓小平对于自己打破老一代领导集体固有的封闭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担当着怎样的压力，是什么勇气使他能够完成前人所未完成的事业。我从这本书中，找到了一点点的答案，感受到了邓小平的伟大气魄和胆识。邓小平对新中国的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对邓小平同志地位的评价，我认为江泽民主席说的很好，他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现在人们富裕的生活”，邓小平在感慨自己的时候谈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只是为中国人民做了点实事。我相信，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愧于这些称号。

这本书，主要围绕了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国内外局势的政策和看法，较系统的说明了这个时期内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邓小平对于这些问题的做法，体现出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瞻远瞩，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指名了方向。我来谈谈我的理解，首先，从经济建设上来看，邓小平始终是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强调要搞活中国的经济，特别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关键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步子要大一点，不要怕，怕什么”、“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更是形象的比喻出了，邓小平对于计划和市场的看法，深刻的体现出了邓小平对于经济改革的方向。是不是要首先发展经济，这是一个摆在邓小平等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问题重大问题。邓小平毅然选择了先发展经济。因为在当时“十年文革”和“两个凡是”的大背景下，国家任然处在徘徊阶段，国内经济发展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只有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人民，为国家创造充足的物质财富，才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接下来的改革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是硬道理，是首要任务。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首先要发展经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对党的成员，对军队同

志的讲话中他就多次强调，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一心一

意搞建设。发展经济的方法，在我看来，主要是通过改革来实现的，对内：实行

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单一的经济体制，主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革农

村、城市的经济体制，在农村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搞多种经营，在城市建立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对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设立沿海开放城市等举措，大力

吸引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通过经济特区这个窗口，这

个试验田，大胆的搞经济创新，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通过这些，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新路子。邓小平曾说过：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中国是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正是基于独立自主的发展点，才有了我们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创举的预见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按客观规律办事，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才能真正把事

情办成，才能真正把事情办好，才符合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发展。

然后，从政治上来讲，邓小平做出了很大的创举，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

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接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开辟了一条道路，邓小平主要

强调了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解决干部老龄化问题，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

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立退休制度，解决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

问题；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

说过“路子走对了，政策就不会变”、“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必须而且一定要进行的。”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上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成败，才能保持领导集体的不断进步，不断的与时俱进，才能使政党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不断融入新的血

液，不断的向新的方向前进。

最后，我想说说关于香港问题，邓小平在位时，十分关心香港的回归问题，他多次提到了香港的回归问题，在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提过，要是在新中国成立50年后还没有收复香港，那新中国就是晚清的政府，就是李鸿章的政府。在他首创的“一国两制”的条件下，邓小平以他铁腕的政治手段，成功的在1997年收回香港。虽然他本人没有亲眼看到香港的回归，但是他的那句“要

是能在有生之年踏上香港土地就好了”依然深深的感到着我们，在香港回归的那

一刻，我相信没人会忘了他的。现在的香港，紧靠祖国大陆的怀抱，快速，稳定的繁荣发展，历史可以证明一切，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回归后的香港，正以赞

新的面貌快速的发展着。这是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正确肯定，也为我们正确

解决台湾提高了有效的方法，祖国统一大业必将早日实现。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伴随着新中国的沉浮，邓小平为新中国的发

展保驾护航，倾尽一生。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可以向老一辈改革家学习，为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