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文献论文

经济类文献论文（共8篇）

1.经济类文献论文 篇一

循环经济的文献综述

摘 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和有效措施。为把握中外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动态,本文对其发展概况、理论发展、基本概念、在国内外发展的状况,以及实践进展等问题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从循环经济理念、具体实践形式这两个角度对我国循环经济理论发展现状进行描述

[关键词]循环经济，资源利用，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的发展概况及其概念

1、历史由来与理论发展概况

早在1904年,俄罗斯思想家B.H.维尔纳茨基就明确提出,将来人类为了在地球上生存,不仅要为社会的命运负责,而且也要为整个生物圈的命运负责,因为在那时生物圈的发展将要由人类的活动决定。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向全球的普及,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形势日趋严峻,作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界,尊重和探索客观规律的产物,循环经济思想萌芽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

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和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第三章专门写了《人均资源利用》,说明资源循环问题。循环经济也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的总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专门写了《公共资源管理》,探讨通过管理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再生和循环问题。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在循环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各种对策也相继出现,比较著名的有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库普斯的“资源高价理论”和“消费限制理论”、柯尔姆的“环境使用税理论”,以及托宾等人的“福利经济指标体系理论”等。

2、概念与内涵

循环经济,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CircularEconomy、RecycleEconomy、Circu2lateEconomy、CirclingEconomy这些英文名称的中文翻译都叫做循环经济,可见,学术界对于循环经济本质和内涵的界定还是有差异的。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对“用于循环的资源”和“循环的方式”有不同的认识,可以大致区分为“狭义循环经济”和“广以循环经济”。“狭义循环经济”概念认为,循环经济是通过废弃物或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来发展经济,也就是利用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进行循环、利用、再循环、再利用,以至循环不断的经济过程。“广义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就是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使所有资源都能不断地在流程中得到合理开发和持久利用,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二、循环经济理论在国外的发展

二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发展在极大满足人类无止境物质欲望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国际有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即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为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学界开始从不同学科中探寻破解这一矛盾的方法，并大致提出了六种理论和方法。主要集中在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层面上。

1.微观层面即企业小循环。

(1)清洁生产(Cleaner Production)理论。清洁生产最先由联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9年推出并推动，并于1998年的第五次国际清洁生产研讨会上对其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以便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三个角度进行了更具体论述。美国环保局对清洁生产的理论有所发展，提出了属于清洁生产领域的污染预防和废物最小化概念。由此可见，清洁生产是一种以工艺和产品为作用对象的持续性、预防性和一体化的战略，是工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标志，是循环经济理念在企业层级上的指导理论，实质是一种“生态化”、“绿色化”的工业生产模式。可以说，清洁生产理论是循环经济体系中发展最完善，实践最广泛的理念之一，荷兰则是清洁生产开展最好的国家。荷兰政府早在80年代就开始推行清洁生产概念，建立了若干关于企业环境管理的国家政策，并通过其技术评价组织开展的“用污染预防促进工业成功项目(PRISMA)”，在食品加工、电镀、金属加工、公共运输和化学等5个行业10家企业中进行废物与排放预防的大规模研究活动，并在此基础出版了《废物与排放预防手册》。

(2)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是一种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危害的评价和对产品环境特征分析及决策支持的工具，在循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其强调单个企业应在每一生产过程即产品、工艺、分发和管理中寻求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因此笔者将其归结为微观层面。

2.中观层面即产业园区内循环。

(1)产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理论与产业生态(Industrial Ecology)理论。产业共生与产业生态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却都是构成生态工业园的理论基础，因此这里将它们并列讲述。

(2)生态工业园(EIP)理论。生态工业园是上述两种理论的具体实践。在这方面，Emcat Lowe(1996)认为生态工业园区是一个由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组成的群落，并指出生态工业园区最重要的特点是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合作以及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此外Lowe(1998)还建议在生态工业园内成立再生投资公司，对网络中的物资获取、流动和再利用等活动进行协调。

3.宏观层面即社会大循环。

(1)零排放(Zero Emissions)理论。零排放理论是日本联合国大学校长助理Gunier Pauli(1994)提出，并于1995年在零排放世界会议上公布，其主要内涵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零废弃物，而是把废物作为生产的原材料使用。

(2)逆生产(Inverse Manufacturing)理论。逆生产理论是在1996年由日本东京大学提出的一种循环社会理论。其特点是通过产品拆卸、分类、翻新和处理使其达到一定的质量要求，最大限度地保留部件原有特性，以便再装配和重新销售，以此从根本上解决废物的循环利用问题，可惜的是该理论还处在发展中，其基础还有待加强。

三、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循环经济思想传人中国后即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尤其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循环经济作为“天—人”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呈持续升温态势。这一点亦可以从关于循环经济的论文数量上得到确认。”

然而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并没有沿着上述六种理论进行，而是自有其特色。首先，对循环经济基本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开展循环经济的前提，也是当前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方面之一；其次由于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属于微、中观层面，能为企业带来切实效益，且条件成熟，便于试点研究，更符合我国国情，亦是当前讨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纵观近几年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可谓紧跟国际步伐，差距逐步缩小。但原创性理论明显不足，往往是某种理论先在国外产生，而后传入我国，显得较为被动，互动性不强，对国外学术影响力亦不大。如何开展原创性理论研究，提出适合我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现状的循环经济新理论依然是当前学术界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

在企业层面上,最典型的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3R制造法。又如20世纪9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绿色饭店建设热潮,就是在饭店的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实施3R法,并将之与客人的消费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区域层面上,各种产业生态园区不断兴起,如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生态旅游区、甚至生态居住区等等。在国家层面上,欧盟国家、北美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制定了旨在鼓励二手副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法律,同时规定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复用或再生的具体指标。1996年10月,德国颁布新环境法律———《循环经济法》,核心思想是促使更多的物质资料保持在生产圈内。该法规定,生产中首先避免产生废物,要求工商业者从“摇篮到坟墓”地照管产品,意味着研制新产品时要考虑废物的清除问题,产品必须寿命长、维修便利、可拆除或重新利用。

我国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辽宁省确定为发展循环经济试点省,广东省华南环保科技产业园为我国第一个根掘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思想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工业园区,扬州市、贵阳市、上海市、北京市开始以循环经济理念建设生态城市。

参考文献

[1] 吴季松.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2] 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3](德)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等.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4](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5] 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M].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M].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1.[7] 莱斯特・R・布朗.2000世界现状[M].北京: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00.[8]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循 环 经 济 的 文 献 综 述

姓名：施燕平学号：201107040321 专业：工商管理

2.经济类文献论文 篇二

一、古典学者对规模经济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 在《国富论》中以制针业为例阐述了分工的意义, 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提高效率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规模经济的一种古典解释。他认为通过社会分工会增加熟练程度、节约劳动转换的时间以及改进工具,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在既定的资源基础上增加社会的财富。同时, 分工的程度, 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广狭程度的限制,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 如何扩大市场规模也就成了增加分工, 增加财富的问题所在。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48) 阐述了大规模生产的优点, 他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 并且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了大规模生产的好处。他认为, 大规模的生产给事业带来的好处如此之大, 以致经济生活任何部门的小经济也不能经受得住与大经济的竞争。

阿林·杨格 (Arthur Young) 192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和统计学分部主席的就职演说中, 发表了题为《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的论文。他发展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 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 从而超越了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的分工理论被后人命名为杨格定理, 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 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

马歇尔 (Marshall, 1890) 在前人的基础上, 系统地表述了规模经济理论, 他在《经济学原理》中, 第一次用“规模经济” (Economics of Scale) 的概念来说明报酬递增的现象。他指出, 企业在长期内有充足的时间调整规模, 通过扩大其不动产获得新的大规模经济, 在较低的成本上增加产量, 进而使得报酬递增。他根据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 从企业的角度将规模经济归结为外在经济和内在经济两类。同时, 他还提出追求规模经济会导致大企业的控制力和垄断, 降低经营效率, 导致规模报酬递减, 这就是“马歇尔冲突”。

斯拉法 (Sraffa) 于1925年发表了《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的长篇论文, 1926年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在这两篇论文中, 斯拉法指出, 每一类规模收益都是出自很不相同的经济现象, 递增的收益来自积累和技术变化过程, 而它们又都与市场扩大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分工相联系;递减的报酬是由于土地可获得性有限, 这是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 又是租金理论的基础。他还在自己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中讨论了多种商品的联合生产及其意义。

二、近代外国学者对规模经济问题的探讨

(一) 关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性

根据贝恩 (Bain, 1959) 的说法:对规模经济是否存在的问题有两种派别, 即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以康芒斯 (Commons) 、熊彼特 (Schumpeter) 等为代表的英国学派认为规模经济与厂商规模有关, 尤其与大型多工厂的厂商有关。他们认为, 仅仅大厂商和集中性产业的存在就表明了规模经济的存在。从效率观点来看, 此学派建议公共政策应促进兼并和保护大厂商。美国学派的代表为奈特 (Knight) 和西蒙斯 (Simons) , 他们认为小厂商也能够利用规模经济, 不存在真实的或货币的规模经济。舒马赫 (Schumacher) 则宣称小的是美好的。

(二) 规模经济的测度的讨论

规模经济的度量问题起因于美国学者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 1956) , 他最早发现了索洛剩余法来度量技术进步。他承认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 但认为规模经济不可能从全要素增长率中分离出来, 因此他考察技术进步贡献方法的基本假设就是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他在研究中采用的生产函数以资本、劳动同质为前提, 并假设劳动和资本的可替代性、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

施蒂格勒 (Stigler, 1958) 提出了生存技术法 (Survivor Technique) , 来测定企业的规模或效率问题。他认为, 在一个产业中, 如果企业拥有相同的资源, 处于相同的环境, 则最佳规模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能力最强、发展最快。因此, 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 可确定最佳规模。在市场竞争条件下, 企业为提高生存能力, 要通过规模调整, 提高经济收益。故有条件的企业向最佳规模靠近, 使这一组的产量比重上升。对于生存技术法, 在下文的测度方法中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科曼诺 (Comanor) 和威尔逊 (Wilson) 提出了MES (最小有效规模) 方法, 用来测定起进入壁垒作用的规模经济。主要度量办法是看占整个行业产出一半的最大厂家的平均规模与相应市场的总产出之比。

(三) 关于企业规模的确定

科斯 (Coase, 1937) 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 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规模。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企业内部协调成本会增加。企业通常倾向于扩张规模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一笔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这样企业规模就达到了最佳点。其中, 一家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是由该企业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要素的能力决定的。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85) 发表的《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从市场的效率角度论述企业规模经济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市场有资金的流量调节和提供奖惩激励两项功能。大企业对这两项功能都实行了内部化, 而且其效果可以比市场更好。同时, 企业规模庞大和经营上的过度多样化有可能最终导致不经济, 于是某些大型公司会进行自愿性的股权处理来调整规模。最终, 企业规模逐渐达到动态的平衡, 不需要过多的公共政策对企业的规模进行管制。

巴克利、卡森 (Buckley、Casson, 1985) 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和跨国公司的性质, 探讨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 详细分析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卡森利用“信息”统称技术、管理技能等知识产品。他认为, 交换知识产品所有权导致了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较高, 知识的内部化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增长和盈利, 可导致企业规模扩大。

(四) 其它对规模经济的探讨

派恩 (Pine, 1993) 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竞争形势的转变, 企业的竞争战略将逐步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 从而实现能同时兼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集成经济。他在《21世纪企业竞争前沿:大规模定制模式下的敏捷产品开发》中写道:大规模定制模式是对定制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个别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定制是企业经营中新的必然趋势, 它能在不牺牲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 了解并满足单个客户的需求。

钱德勒 (Chandler, 1999) 在《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提出, “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大而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实践表明, 对于同一种产品的生产经营, 企业的规模不同, 年均成本水平和收益水平也不同。企业从较小的规模开始, 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扩大规模, 企业的经济收益会相应增加。但是, 在规模扩大的不同阶段, 企业收益增加幅度不尽相同。因此, 企业能否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 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进一步发展, 以及有效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非常重要。

(五) 针对具体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的分析

Alhadaff (1954) 研究了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 主要研究方法是将单位成本与银行规模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分析了1938-1953年加利福尼亚州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他是最早把银行按存款规模分为不同组别研究的学者。

Benston (1965) 和Bell (1968) 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多元回归法对每一项银行产出的成本进行了仔细分析, 得出的规模经济估计值都在0.93-0.95之间, 这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存在规模经济。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很有开创性的尝试。

Baumol (1982) 假定成本的增减比例与产出的规模以及构成有关, 并且运用规模弹性 (scale-1asticity) 系数来衡量经济体规模经济性。Benston、Hanweck和Humphrey (1982) 在Baumol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于1982年首次使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Translog Cost Function) 对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进行回归分析。这种函数将多产品企业的联合生产纳入了考虑范畴, 同时兼顾了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和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因变量的影响。这种方法的自变量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并且容易进行统计, 在此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我国学者对规模经济问题的最新探讨

徐传湛、郑贵廷和齐树天 (2002) 通过对中国商业银行1994-2000年的经营情况的实证分析, 估算出了各大银行的成本-规模弹性。他们指出: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不良贷款沉淀以及放款上的所有制偏好等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影响我国金融机构成本-规模弹性的重要因素, 而隐藏于它们背后的产权制度安排上的缺陷、金融领域的长期垄断, 以及民营银行的“国民待遇”等问题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杜莉、王峰、齐树天 (2003) 利用中国商业银行1994-1999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 中国商业银行的运营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现象。其中, 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的程度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内部管理、金融创新及市场结构等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 并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在进一步改革中的政策建议。

刘宗华 (2004) 采用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计算了中国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1994-2001年的成本函数, 并且估计出了各自的规模经济。他认为, 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轻微的规模不经济;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上具有规模经济, 在投资上具有规模不经济,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情况则正好与国有商业银行相反。他对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分析更为细致和具体。

四、对研究综述的评论

3.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篇三

【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也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将制度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在此框架中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地域、文化意识形态等成为了经济增长一系列的决定因素，因此它无法说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最有利的证据是二战后的德国和朝鲜，他们被分裂成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甚至一样的自然资源、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文化等。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联邦德国和韩国要比实行计划经济的民主德国和朝鲜的发展更快更好。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North）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他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的作用就是“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它包含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一系列成文法，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原因，这种观点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既是挑战也是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在，虽然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确实有着巨大影响的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同，但是在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却是各执己见。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1．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辨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合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应的制度平台，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制度平台。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看，制度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2．旧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为代表，凡勃伦非常重视从制度层面来分析经济发展，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反对传统经济学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发展的前提，主张从制度和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而康芒斯则对制度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冲突，为此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对交易各方进行约束和协调。康芒斯特别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从旧制度学派的观点看，制度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通过促进社会交易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3．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一些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舒尔茨对传统经济学将制度看成外生变量的缺陷进行了批判，认为制度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他从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入手，认为随着教育、培训、知识对人的正效应的提高，人的经济价值也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导致了当前制度所执行的经济功能的经济非均衡，一些政治、法律等制度则是为满足这种需求所进行的调整，是趋向新的均衡过程中形成的，是有滞后性的。制度变量关系重大，他们可能并且正在变迁，“人们试图对可选择的制度变迁加以考虑来作出社会选择，以增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的实绩。”舒尔茨通过“人力资本论”论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说明了制度的滞后性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

4．新制度学派。以诺斯、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而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诺斯和戴维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在详细描述产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从制度功能上看，适当的制度激励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在这些制度因素中，产权关系至关重要，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外部性内在化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可以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外部性问题、潜在收益），提高运行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增加经济福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国家是强制的统治工具，因此国家降低了保护产权和强制执行的成本，维护了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增长。从意识形态的层面看，诺斯将意识形态看成是非正式制度，它同正式制度一样约束了个人的机会主义，激励了个人的效率，降低了社会成本。

诺斯将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引入了制度分析框架，认为在现存制度下如果存在着潜在利润，即存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社会主体从中得到净收益大于现在的净收益，就会产生制度的非均衡， 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当再次达到制度均衡时，就产生了经济增长，因此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其他因素只是经济增长本身。

三、总结

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的巨著《国富论》出世以来，经济学就从未停止过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出现了“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理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这些主流理论，还有“地理条件论”、“文化宗教信仰论”，然而并未形成普遍认同的统一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对研究制度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意义进行了探讨，并且引用了诺斯关于制度的经典定义，并对主要的几种制度与增长理论进行了整理，他们分别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促进交易，制度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产权等方面论证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还可以从制度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吸收这个角度出发来说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说法不一，各有优劣，但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好的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中找出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参 考 文 献

[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一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4]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6]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

[7]杨有才．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8]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戴维·罗默，苏剑，罗涛．高级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

4.农业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篇四

[2]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51 页.

[3] 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4]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 167 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 年)[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第 259 页.

[8]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 265 页.

[9]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第 285 页.

[10]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11] 塞缪尔 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三联书店，1989.

[12] 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 毛泽东选集[M]. 第五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 第 205-206 页.

[14] 毛泽东选集[M]. 第五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 第 223 页.

[1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2019. 第 234、236 页.

[16]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 90 页.

[17]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 150 页.

[18]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 90 页.

[19]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 上海: 东方出版社，1998.

[20]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2019. 第 235 页.

[21] 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2]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 88 页.

[2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2019. 第 173 页.

[24]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 122 页.

[25]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 148 页.

[26]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第 284 页.

[27] 詹成付.关于深化乡镇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R]，载李昌平,董磊明主编.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28] 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第 168 页.

[29] 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M]. 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8.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1] 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第 172 页.

[32]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3] 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4] 谭同学.乡镇机构生长的逻辑——楚镇水利站、司法所政治生态学考察[M]. 载李昌平,董磊明主编.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35] 水利部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课题组.对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改革的探讨[J].水利发展研究，2019 年,第 4 期.

[36] 朱守银,张海阳,阎辉.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乡村管理体制改革跟踪研究报告[R]. 载李昌平,董磊明主编.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第 257 页.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四川省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情况分析，中国农经信息网2019 年 10 月 24 日 9：29：20

[38] 朱守银,张海阳,阎辉.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乡村管理体制改革跟踪研究报告[R]. 载李昌平,董磊明主编.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第 269 页.

[39] 朱钢.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缺口[J].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2 期.

[40] 吴理财.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后果[M]. 载吴敬琏主编.比较[M].第 4 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41] 朱守银,张海阳,阎辉.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乡村管理体制改革跟踪研究报告[R]. 载李昌平,董磊明主编.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第 276 页.

[42] 朱克成等.税费改革后农村水利持续发展的策略[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9 年,第 5 期;转引自马宝成.农村税费改革与基层政府能力建设[M]. 载李昌平,董磊明主编.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43] 徐小青主编.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 第 64 页.

[44] 林万龙.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 第55 页.

[45] 魏旭.农村社区准公共品供给制度诱致性变迁研究——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硕士学位论文，2019;转引自徐小青主编.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 第 65 页，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

[46]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第 473-475 页.

[47]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M]和《中国统计年鉴》(2019)[M]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48] 徐小青主编.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 第 66 页.

[49] C.V.布朗，P.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第24 页.

5.《财贸经济》参考文献格式规范 篇五

本刊论文最后应有相应的参考文献，并以“参考文献”的字样出现。

1.正文中，除引用马列主义原著外，对观点、数据等的引用一律采用编年注格式，即标明作者、年份，并视情况确定是否需要标注页码。

2.文后的参考文献应与文中的引用文献一一对应。即：在正文中提及的文献，应在文后的参考文献中列出详细信息；文后的参考文献中，不应出现正文中没有提及的文献。

3.文后参考文献编号为1．2．3．„„，先中文文献，后英文文献，按照拼音和字母顺序A—Z升序排列。

4.参考文献统一为6号字、单倍行距，段落首行缩进2字符；中文一律使用宋体，英文和阿拉伯数字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请严格按照如下要求撰写。

（一）中文文献

中文文献如有两名或两名以上作者，中间用顿号隔开。1．中文著作

中文著作的文献格式为： 作者：《书名》，出版社及出版年份。示例如下： 陈宗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中文译著

中文译著的文献格式为： [国别]作者：《书名》，译者，出版社及出版年份。示例如下：

[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马宾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中文期刊

中文期刊的文献格式为： 作者：《文章标题》，《期刊名》××年第×期。示例如下： 谢平、何武：《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4．中文报纸

中文报纸的文献格式为： 作者：《文章标题》，《报纸名》××年×月×日。示例如下：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5．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的格式为： 文章作者：《文章标题》，载编著者《书名/文集名》，出版社及出版年份。示例如下： 陈宗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载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进程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未刊文献（会议论文或工作论文）会议论文的格式为： 作者：《论文标题》，会议名称，年份月份。示例如下： 康力、王峰：《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研讨会会议论文，×年×月。工作论文的格式为： 作者：《论文标题》，发表单位，论文编号，年份。示例如下： 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0809，2000年。

（二）外文文献

注意：所有外文文献统一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包括其中的标点符号。除虚词外，首字母一律大写。

小提示：Word会对英文进行自动识别，一般来说，下面出现绿色或红色波浪线的地方要特别引起注意。当然，有绿色或红色波浪线并不必然是错误。

1．外文著作（专著、编著、译著）外文著作的格式如下： 作者，书名（斜体）．出版地点：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如下：

G.E.Mingay,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Countryside.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 Press, 1990, pp.92-93.M.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William Marsden(trans.), Hertfordshire: Cunberland House, 1997, pp.55-88.Michael Kort(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T.H.Aston and C.H.E.Phlipin(eds.), The Brenner Debat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5.2．外文期刊

外文期刊的格式如下：

作者，文章标题．刊物名（斜体），卷期号，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如下：

Heath B.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Modern China, Vol.19, No.2, April 1993, pp.199-215.3．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的格式如下：

作者，文章标题．编者，文集名（斜体）．出版地点：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如下：

R.S.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ish.In R.I.Rotherg and T.K.Rabb(eds.),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9.4．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工作论文的格式如下：

作者，文章标题．论文编号，年份． 示例如下：

Blonigen, A.,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NBER Working Paper, No.11299, 2005.5．会议论文

会议论文的格式如下：

作者，论文标题．会议名，年份（月份）． 示例如下：

David Marchick, The Carlyle Group, Sovereign Wealth Funds and National Security.OECD/City of London Conference, March 31, 2008.Grigson, W.House Prices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of South East Evidence.London and South East Regional Planning Conference, 1986.（三）网络信息

由于网络信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欠缺，本刊不推荐在参考文献中出现网址。事实上，许多网络信息都有相应的刊出文献出处，特别是新闻时事等信息都有公开的报纸报道，完全可以采用前述中文报纸的格式来形成一条完整的参考文献信息。

6.经济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篇六

[1] 卢孔标,李亚培. 我国对外贸易对国内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J].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05期

[2] 张庆君. 辽宁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期

[3] 吴锦峰. 基于FTD的湖北GDP增长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年03期

[4] 戴德锋. 甘肃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7年01期

[5] 陈淑芸,尉浩,马江波,王青志. 天津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价格月刊. 2007年02期

[6] 张冰,金戈.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7年02期

[7] 王正儒. 宁夏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 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04期

[8] 张洪峰. 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咨询. 期 ・

[9] 张玉明,聂艳华. 对外贸易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牵动作用分析[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03期

[10] 杨海水,赵大平,范方志. 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比较[J]. 统计与决策. 2006年12期

1.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2.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3.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4.经济学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5.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

6.管理系统专业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7.农业经济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8.经济法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9.会计专业的论文参考文献

7.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篇七

近年来,金融市场在消除贫困、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微型金融(MFI)的成功运营,如美国的社区银行、孟加拉GB银行、印尼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等,雄辩地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们对此也作了大量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综述性研究也有不少,但普遍而言缺少一个较好的框架体系,故略显凌乱。本文试图从三个维度,以一个较清晰的框架,筛选、总结出具代表性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和观点,以冀对中国金融改革、经济增长提供些许帮助。

一、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理论

(一)金融促进论

支持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学者较多,论述角度主要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抑制/深化、金融功能、金融法权等。

作为金融发展学的开山鼻祖,哥德史密斯(1969)运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经济总量之比)等指标,对各国的经济水平进行了检验和观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金融上层结构发展要快于该国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基础结构的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上升,但这一上升并非无限过程,达到某一阶段(1-1.5)时停止;欠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小于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大多数国家中,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发行与持有上所占份额随经济发展而显著提高。甚至在金融相关比率已停止上升的时候,这一份额仍继续扩大。

哥氏的金融结构论多属狭义的金融结构论,关于金融结构更为广义的争论在于: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孰优孰劣。朱闰龙(2004)总结了银行体系支持者的主要观点:(1)易于获得企业和经营者的有关信息,降低管理成本;(2)更好地处理跨期及流动性风险;(3)动员资本,达到规模经济。而市场体系的支持者对银行的批评在于:庞大的银行业使企业从事过于保守的投资,并抽取大量租金,减少企业利润,窒息企业创新(Hellwig 1991;Rajan 1998);另一方面,银行相对而言收到较少的管制,更容易同企业经营者达成共谋,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妨碍形成有效公司治理结构(Hellwig,1998;Wenger,Kaserer 1998)。

不难想象,随着金融市场逐步发展、金融体系日渐庞大,银行在金融资源评估和配置中的效果在减弱,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将会逐步下降。这一点已被英美等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广泛证实。

Demirgue Kunt和Ross Levine(2001)考察了控制人均GDP水平后金融结构的法律、监管及政策决定因素,发现对股东强力保护、会计标准好、腐败程度低、没有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倾向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股东和债权人保护不力、合约执行差、腐败程度高、会计标准差、严格监管银行系统以及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倾向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Raghuram Rajan和Lulgizingales(1999)认为金融市场比银行更依赖外部法律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才是适合的。Tadesse(2000)指出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

E.D.Shaw和Mckinnon通过对比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Shaw(1955)指出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如利率管制、高估汇率等,由于对人性的理解不够和对市场规律的忽视,导致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而以取消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为主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则具有一系列正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减少效率损失和贪污腐化。

Mckinnon(1973)与Shaw的观点类似,从利率自由化的导管效应,论述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Mckinnon指出,与传统观点将货币和实物资本将二者视为相互竞争的替代品不同,在如下两种情况下,货币和实物资本是互补品:(1)金融市场不发达,经济单位必须依靠自我积累来筹集资金;(2)投资具有不可分割性,因为投资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获得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又由于投资和存款回报率的函数:

其中I/Y为投资占收入的比,r为实物资本的平均回报率,d-πe为货币的实际收益率(d为各类存款利率的加权平均数,πe为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这样,当货币存款利率低于投资的实际回报率r的范围内,实际利率的提升会提高内部储蓄的意愿。在投资不可细分的假设下,内部储蓄的增加,导致内源型投资上升。这即是所谓的导管效应。

金融功能视角下的理论研究始自Merton和Bodie(1995),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安排的形成和演进有利于评估潜在投资机会、实施公司控制、便利风险管理、增强市场流动性和动用储蓄资金。通过效率或高或低的金融服务,不同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亦有大有小。Allen和Gale(2000)同样从金融服务的角度指出: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管理功能是不尽一致的。金融市场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横向风险分担(cross-sectional risk sharing),该功能使其为投资者表达不同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金融中介可为投资者提供跨时期风险分担(inter-temporal risk sharing)功能。因为金融中介体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损益进行调整来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分波动,从而平滑了不同期间的投资收益,优化了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LLSV(1999)研究了金融发展的法律决定因素的问题。他们的数据集包括了有关投资者权利以及48个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规则执行程度的详细资料,其研究结果表明对投资者的保护增加了外部融资的机会并且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而促进经济整体增长和发展。陈志武(2009)指出,金融市场最能滋生违约风险、道德风险的温床,金融交易的进行对制度、法律、产权保护等的要求要远高于一般商品。因此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严格的法律体系对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论”首由Patrick(1966)提出,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Patrick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为“供给引导”和“需求跟随”两种:(1)“供给引导”是指金融发展先于实体经济部门中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部门主动地将滞留在传统部门的资源动员出来,并将这些资源转移到能够推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即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结果;(2)“需求跟随”是指金融发展只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范围的持续扩张和产品的日益多元化,要求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和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被动的,金融发展只是对来自于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需求所作出的被动反应。

Lucas(1988)也并不认为单纯的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他认为经济学家们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对16个发展中国家1960&199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并不支持“供给引导”型因果关系的观点。除了少数国家,大多数国家,两者因果关系都是双向的。他们的研究意味着金融与经济的因果关系受各国制度特征的影响很大,提醒人们既不要全盘接受“金融引领增长”的观点,也不要全盘接受“金融追随增长”的观点

中国学者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探讨了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

(三)金融约束论

在金融深化、自由化被广为认可后,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等学者提出了与自由化倡导者观点相反的金融约束理论。Stiglitz(1997)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金融市场脆弱和不稳定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与监管制度,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制度约束金融市场的无序发展反而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在此基础上,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7)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详细论述了金融约束的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温和的金融约束”政策,这些国家金融体制的最大缺陷在于制度结构薄弱,但同时最需要动员国内储蓄、增强金融的长期稳定性,故政府部门应通过控制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和直接竞争等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使这些租金保留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内,从而激励和诱导民间部门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商品与服务,推动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根据国外学者Pagano(1993)、Maxwell(1994)、Levine(1997)、Lewis(1995)等提出的内生金融发展模型,沈坤荣和张成(2004)对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指出目前中国内生金融发展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尚存在障碍,金融机构的低效率成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笔者也认为,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大而不倒”的银行体系犹如金融市场上的“利维坦”,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一方面可使银行发挥市场引导、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为民间提供适当的激励,有助于金融市场秩序井然中发展,其效率和安全性均优于纯粹的金融自由化。

二、现有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紧密这一事实,已被广为认同。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解释二者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一个普遍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搜集整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手段进行检验并获取结果,从而提供理论支持。但缺陷在于:相关性分析并不能说明倒底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推动了金融发展,也不能说明金融发展从来都是外生于经济增长;使用不同数据用因果模型的检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数理检验很难将外部变量全部排除,比如经济活动与技术创新毫无疑问影响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发展水平。

另一个较为模糊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现有观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力极为有限。用“黑箱”来比喻人们对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致是符合事实的。如何打开这一“黑箱”,是接下来学者们应该攻克的学术难题,因为弄清这一“黑箱”的内在机制,对解决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的一个思路是,有效追踪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来源去向或许能够帮助去除“黑箱”的面纱,但这需要大量统计数据进行计算检验,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摘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近来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主流的学术观点可按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成三大类,即金融促进、互为因果、金融约束;现有研究普遍使用相关性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存在局限性,难以打开金融促进经济的“黑箱”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在于有效追踪金融资产来源去向。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深化,金融约束

参考文献

[1]丁晓松.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64-65.

[2]乔家立.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

[3]朱闰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04,(6):46-64.

[4]沈坤荣,张成.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7):15-21.

[5]Demirguc Kunt,A.,and Levine,R.(2001).The financial structure database,i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Banks,Markets and Development(A.Demirguc-Kunt and R.Levine,Eds.),pp.17-80.MIT Press,Cambridge,MA.

[6]Goldsmith,R.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7]Levine,Ross,1998,T he Legal Environment,Banks,and Long-Run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Vol.30,No.3,pp.596-613.

8.近期国外经济周期研究文献综述 篇八

关键词：经济周期；周期阶段；国际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27-06

19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很多种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假说。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周期涌现出不少新的特点，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分析。

一、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

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历来是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的一个领域，如何找到最科学的周期划分方式、得到最精确的预测结果，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的测算方法的引用以及预测模型的构建上。

Haldun通过经济周期转折点的频谱时间表，分析美国经济周期的强度与持续时间的变化。他分析了两个时间表：一是NBER测算的经济周期年表，二是以宏观经济增长率为指标，用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时间表。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测定的经济周期均有主周期与次周期之分，一个NBER测定的周期循环中，每10年中平均包含两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每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中还有2个小循环。以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周期循环中，10年期内平均有3个3.5年期的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内又有1个1.5年期的小循环。他指出，由于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条件的改善，传统经济周期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现代商业周期似乎在主周期与次周期之间游走。Comln＆Gertier定义了一个新的频谱波动以测定经济周期，并给出了中期周期的定义。他们用包含循环项的高频波动反映周期，并将中期周期定义为高频与中频波动之和。研究发现这种波动比常规方法测量的波动更不稳定，波动的时间更长。通过建立中期经济周期的模型，他们发现生产力运动可能是高频与中频波动持续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方法去解释数据中的高频与中频波动。Giannone＆Reichlint比较分析了以下两种方法对周期波动估计的效果：一是基于VARM的脉冲响应系数，二是为解释因素结构而提出明确模型限制条件的结构脉冲响应模型。他们提出在短期样本下，结构脉冲响应模型比VAR模型估算的脉冲反应方程要精确，但是在中期与长期样本下，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

非线性模型是经济周期预测的常用模型，Engel等通过对多种模型的比较，研究了非线性模型预测的实际效果。他们发现，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负增长，非线性模型将在进行预测时遇到困难。Bengoechea et al提出一个新的扩展的多元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并利用它分析欧元地区国家目前的经济条件和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他们认为欧洲委员会编制的工业信心指数对实时的预测是非常有益的。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有用的预测工具。smerts＆Woutem根据贝叶斯似然法，采用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纳入了多种类型的实际和名义摩擦以及多种结构性冲击，在超出样本期的预测方面可以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媲美。

二、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

对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的一种延伸性研究，它比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更具体，得到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意义。Krolzig对过去几十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经济增长随机过程中的阶段转换进行了研究。通过建立新的MS向量均衡修正模型，对美国与日本GDP增长率的扩张性结构转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欧洲经济周期的结构转变。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近几年的长期扩张阶段已经明显改变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模式；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经历了一段高速扩张阶段，而在90年代却处于长时间的衰退阶段；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技术赶超之后，经济周期呈现出收敛的特征。该模型可以很好地判断经济周期的现状，并提供全面的分析框架。Sen-sier等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1970-2001年的数据，检验了国内与国际变量在预测古典经济周期阶段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这些变量虽然能很好地预测德国的经济周期阶段，特别是利用国际模型还准确地预测到了德国2001年处于经济衰退阶段，但是，这些变量在对其它国家进行预测时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效果，即便如此，他们认为，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波动对这些欧洲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ChenL采用经过修正的马尔可夫转换异方差模型，对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数据特征进行计量分析，并对其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判断。计量结果显示，该模型不仅在模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方面表现得非常良好，而且在确定商业周期波峰波谷的日期时表现精准。其后，他又运用马尔可夫转换面板模型对日本的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了测算。他发现这个模型与马尔可夫转换自回归模型一样有很好的预测效果，运用该模型可以精确地测算出日本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三、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Keynes在1936年曾指出，在经济周期出现阶段转换时，有一个显著特点：当向下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上的波动趋势时，往往会出现尖锐的转折点，而当向上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下的波动趋势时，则不会出现那种尖锐的转折点。Nieuweburgh＆Veldkamp对真实经济周期波动的这种非对称性进行研究，以期找出萧条来临得过于迅速、繁荣出现得又过于缓慢的原因。他们指出，人们对未来能否准确预测是这种非对称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当经济处于高位时，高生产力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丰富的信息使得生产者可以对即将到来的衰退进行准确预测，所以当他们预测到衰退即将到来时，资本与劳动力投入都将大幅下跌，出现经济快速衰退的现象；而当经济再度复苏的时候，因为较低的生产力影响生产者对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与判断，因此减缓了复苏的速度，使得繁荣期到来的时间较为缓慢。他们根据这一理论，制定了校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并重新编制了经济增长率，发现该增长率的不对称性与宏观经济总量是相似的。Valderramat提出一个新方法对周期的波动特征进行研究。他发现美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循环成份有明显的非线性，但是一般均衡商业周期模型并不能拟合非线性的数据，由于参数空间能够很好地反映数据的

所有统计特性，于是他们运用有效的力矩方法，提出了研究模型参数空间的运算方法。结果表明，在这些参数条件下，模型能够体现投资的非线性，但却不能解释已观测到的消费的非线性。不过他们的研究依旧是对传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有力挑战。

理论界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从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略见一斑。近年来，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研究，以分析各种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在传统经济周期领域的研究中成果最丰硕的一块。我们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大体分为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与经济体系外部因素。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主要是指金融、价格、产出等领域的因素，而经济体系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技术进步、人们预期以及信息等外部冲击的因素。

Kose研究世界资产、中间产品以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小规模开放性国家经济周期产生与传播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价格的冲击对他们的经济周期变异产生了很大影响。Duourt运用标准随机增长模型对产出分解的理论约束，研究产出冲击是否在经济周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美国数据为样本，他得到以下结论：(1)生产力冲击可以导致经济出现波动，并且生产力冲击也可用于解释美国战后的经济衰退，但是只有20％的波动可以被这些冲击所解释。(2)大部分的波动似乎反而是因为“名义需求”的冲击导致的，但其对产出的影响最终都是暂时性的。Khan&Thomas(2007)对当前几种关于存货投资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包括被广泛认同的存货将放大总量波动的说法。他们根据企业依据非凸交易成本实施存货策略这一现象，建立了一组均衡经济周期模型，通过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存货投资与最终销售之间存在波动一致性，但是GDP波动实质上还是没有受存货积累的影响，而这其中原因就在于基于非凸交易成本的策略使得最终销售的风险有了一部分转移，从而抚平了销售中的波动因素。Cerda＆Vergara研究了智利的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所能起到的稳定性作用。他们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校准了智利1960～2000年的经济数据，并假定经济受到外生技术冲击且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尤其是对消费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对商业周期的稳定作用并不是第一位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弱，福利越有可能得到改进。

Rotemberg(2003)研究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他采用了自己创造的趋势平滑方法对GDP序列进行趋势项去除，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要优于HP滤波法。在对基于缓慢传播的随机技术进步模型的检验中，他发现去除了趋势项的GDP序列与技术进步没有联系。Francis＆Ramey也研究了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近段时间提出的“正的技术冲击会导致短期波动的平缓”重新进行了检验。通过在DGE模型中引人多种可能的冲击，他们发现除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技术冲击不能导致短期波动平缓外，其余结论均说明技术冲击可以导致短期波动平缓。Beaudry＆Pottier对预期可以导致商业周期波动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对新古典模型中预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允许对生产技术进行很多假定之后，在新古典模型中，预期才能够引起商业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模型几乎是不切实际的。Vddkamp＆Wofers研究了信息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同步的扩张与收缩产生了质疑，因为各部门的生产力联系其实十分微弱。根据其研究结果，他们认为部门间的同步性并不是源于生产的协动性，而是在于所获信息的一致性，整体的信息使得他们做出高度一致的生产决策，因此信息放大了经济周期的共性。

四、经济周期的成本与影响

卢卡斯认为，由于总体消费波动而导致的福利减少是可以忽略的，根据这样一个理念，他认为经济周期并不会给社会福利带来影响(Lucas，1987)。但是Gadi(2004)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波动因素会通过影响消费增长率来影响福利。他的实证结果表明波动对福利效应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估算出的福利损失比卢卡斯估计的要大两倍。Krebs分析了当工人面临无保障的工作转换风险时商业周期的福利成本。他用一个简单的宏观模型证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工人下岗现象可以创造无限大的周期成本。通过对工人长期收入损失的实证研究，他定量地分析了经济周期的成本，结果显示工作转换的风险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周期成本，即使这是被二阶矩阵理论认同的可忽略的成本。Mukoyama＆Sahin(2006)从就业角度衡量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工人收入与失业风险的测算，他们发现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期时，没有技术的工人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比技术工人要大，这种冲击不仅使他们面临失业的风险加大，而且还会使非技术工人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其自我保护的能力。Massi-miliano(2007)在消费波动模型中引入了不完全消费保障因素，测算了在消除消费总量波动中获得的福利。研究结果表明，总量波动每减少10％，我们就可从中获得大量的福利收益。

五、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的商品、服务乃至资本的流动均在逐步加强，贸易与金融领域的密切联系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开放的经济体系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就会通过全球化的途径向其他国家传播，因此，国家间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就越来越强，并逐步形成国际范围的周期性波动。当前对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学者们在经济周期领域研究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相信随着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会使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更加关注。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与测定、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等方面的研究上。

1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及影响因素

Clark＆Wincoopb(2001)将美国区域经济周期与欧盟经济周期进行对比研究。他们发现，美国地区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要远远大于欧盟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各国国内的边界效应要远远大于国家之间的边界效应。当他们加入一些外生变量(如国家距离、国家大小)进行研究时，这个结论依然成立，而欧洲国家间较低的贸易水平是造成边界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Duartea＆Holden(2003)使用HP滤波法对G-7各国的真实GDP进行分解，对分解出的循环序列进行分析以研究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他们使用相关系数与图表分析其静态关系，用自回归分布的滞后模型分析其长期关系，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其短期关系。他们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价格冲击以

后，周期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1980年后，因为G-7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降低，周期波动幅度也开始减小；1990年以后，G-7内部似乎出现了两组不同的周期，一组是德国、意大利与法国，另一组是美国、英国与加拿大。根据GDP波动数据，每组国家内部之间均存在长期与短期的联系。Ambler et al(2004)使用广义矩估计法，以20个工业化国家的季度数据，探讨国家间两两宏观经济总量相关的假说。他们对当前的主流BKK模型认定的国家间经济总量是高度相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结论表明，国家间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虽然大多数是正面的，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只是非常相似。实证与理论最大的差异是国家间在消费上的相关程度很低。

最近的实证检验表明那些有较高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有着高度相似的经济周期，Kose＆yi对标准经济周期模型是否能够解释这一结论进行讨论。他们运用一个包含运输费用的三国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模型中有较多贸易往来的国家，它们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但是这种联系与实证结果比起来要低得多。尽管他们尽量控制这些国家经济总量的大小，使其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是很小的，但是模型结果依旧不理想。他们的估算填补了在该领域理论与实证之间的空白。Calder6n et al(2007)也就贸易强度对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只是他们侧重的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周期同步性。通过对147个国家1960--199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强度的增长对它们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增强也能产生正面的显著影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影响相对而言要小一些，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间双边贸易与专业化的模式不同。Faia(2007)的研究表明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经济周期也更相关。他指出，当两国实施盯住一个可信任汇率并开放贸易时，产出的协同性增强，而当它们的金融开放度提高时，产出的协同性降低。Chou et al(2007)用两国模型对台湾与美国rr行业的国际经济周期联系进行分析。通过使用面板拉格朗日乘法单位根检验与面板协整检验，他们发现台湾IT行业的产出主要由供应方面的因素决定，如来自美国的rr供应。他们的发现为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在产业方面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2国际经济周期形成及影响因素

对于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这一领域侧重的是由各国间同步调的经济周期波动而形成的区域范围的同一经济周期。在国家间经济周期的趋同性被广泛认同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周期的测定与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影响因素上。

Heathcote＆Peri研究了国际金融市场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并证明了国际借款和借贷机会对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性。Kose et al(2003)也重点关注了贸易与金融在国际经济周期形成中的影响。他们对一组发达国家与一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极大地强化了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且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而他们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间的消费联系并不紧密，而金融一体化是更好的分担风险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同年，在Kose et al的另一篇文章里，他们研究了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周期的共同的动态属性。他们选用世界7个地区中60多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估计宏观经济中主要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同步波动成份。结果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因素是造成大多数国家经济周期波动趋同的主要因素，也是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证据。他们发现地区内特殊的因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是，世界与区域因素对于各国产出波动的影响大于对消费波动的影响，而一国自身的因素对于解释投资波动效果明显。

Baxter＆Fair(2005)研究了变动资本利用率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变动资本利用率的两国国际经济周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变动资本利用率显著减少了20％～40％的生产波动规模。通过这个模型，他们发现国家间的工资、工作时间与投资均呈现出同步波动的特征。Kose et al(2008)对世界经济周期在1960--2003年以来的变化加以研究。他们运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对G-7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共同组成因素与特殊组成因素进行估算，并对这些经济变量的共性与特性在3个不同时期对宏观经济总量同步性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分别是布雷顿森林时代、共同冲击时代、全球化时代，结果显示G-7的产出、消费与投资波动在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冲击比布雷顿森林时代大得多。

3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

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研究对于研究国际经济周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研究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还是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形成都离不开传导机制。鉴于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理论界对于传统的两种传导途径——金融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早已有了共识，如今这个领域则主要侧重于国家间其他的联系导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研究。

Cook(2002)认为市场准入行为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他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竞争动态均衡模型中，开放经济体系的扩大可以通过需求外溢效应导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出现额外的商业体系，而该商业体系会引起涨价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体系中就业、产出、投资的扩张。在该模型中，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据此，他提出市场准入规则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重要途径。Iaeoviello＆Minet-ti研究经济周期在两个不强制执行信贷合同的国家间的国际传导。因为国外贷款者与国内贷款者相比，处于明显弱势，毕竟他们不能很好地了解借款人的信用与资产水平，因此也就不能在面临非强制执行的契约时很好地保护自己。他们指出，这种国内与国外的信用冲突关系改变了经济周期波动，因为这种冲突使得企业家可以通过调整其在国内和国外放款人之间的债务分配和抵押品分配战略，抵御外生生产力的冲击。他们证明了这种理论可以解释跨国间产出波动的协同性。Eiekmeier对美国经济冲击如何影响德国经济进行了研究。他对美国经济波动的多个传导渠道进行探讨，包括一些新的传导渠道，如股票市场、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信心渠道，研究发现，美国的经济冲击对美国经济与德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对称。贸易渠道是其中最重要的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由于可以对价格变动产生影响，因此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金融市场与信心渠道可以对经济冲击进行传导。Onozaki et al(2007)提出了一个新说法：即使没有实际的贸易，区域经济周期也可以通过生产者的期望变得同步，因此生产者期望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

六、简评

通过以上对国外前沿文献的综述，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展，不论是在传统的经济周期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均主要集中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构建新的数理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上，此外还有一部分成果来源于从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问题。目前我国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外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学者进行经济周期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经济模型的数理论证上，更是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国学者在经济周期研究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数学论证却不多，一些见解虽然独到，但却缺少自然科学的论证，这极大地削弱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而今我们正面临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新的一轮经济收缩，相信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前经济周期问题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