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精选4篇）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篇一

启蒙运动的兴起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2、识记启蒙运动相关的基础知识

3、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及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 过程与方法

1、指导学生用表格法掌握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2、运用比较法加深对启蒙思想家观点共性和个性的认识

3、运用比较法对比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异同，说明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 重点和难点

1、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及启蒙运动的影响。

2、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区别与联系。教学方法：材料分析法、对比法等 教学过程 导入：

本课的引言是由文字和图画两部分组成的。文字内容着重指出了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开始摆脱政府和教会的禁令，对现实社会一切现象表示质疑，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见解，开始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问题。图画则形象地补充了文字内容。引导学生浏览图画，配合阅读文字内容，解决两个问题：1.从图画中可以提取哪些信息？2.说明什么问题？由此进入新课的学习。

一、“理性时代的到来”——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 从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发展、法国社会的现状四个方面分析了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1.理性时代的到来不是偶然的。

从17世纪的欧洲发生的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的变化来分析理性时代到来的条件。首先，它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时代要求。

17、18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国王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这一变化引起了欧洲国家的广泛注意。为了推翻封建“旧制度”，资产阶级必须制造舆论。启蒙运动便是在这个要求下产生的。其次，启蒙运动之发生，也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启蒙思想提供了锐利武器，因为启蒙思想家在许多方面是从新兴的自然科学中寻找理论根据和思想方法的。如笛卡尔认为认识世界和取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是数学推理，培根则提出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这二人的观点打破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枷锁，提倡科学实验，提倡研究自然界客观事物之风随之盛行起来；牛顿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则是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最伟大的发现，它一下子揭开了宇宙的面纱，把它的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牛顿发现了一个基本的、宇宙的法则，这个法则既支配了整个宇宙，也支配了最微小的物体。这样一来，自然界就成为一架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庞大的机械装置，这一架机械装置可以靠观察、实验、测量及计算被人们所认识。由此类推，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依靠人的理性也可以为人们所发现。在牛顿的启发下，启蒙思想家们力图发现支配人事和社会的永恒法则。到18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研究在物理学、植物学、地理学等领域内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就，使得很多人相信人类是可以征服自然，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才出现了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是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又向前深入发展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它的内容和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发生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2.启蒙运动的核心、主要内容、性质。

核心：理性主义。阐释理性主义的含义：所谓理性即人的思考和判断。它强调凡事要以人的思维去判断，而不依赖天意或神的旨意，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然权利。这里涉及了一个思考什么（人的权利）、怎样思考（科学的方法）的问题。说到底是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他们把理性主义变成了一面反封建的旗帜,主张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凡是违背理性的，都应予以打倒。引导学生阅读教材，概括启蒙运动的内容。“启蒙”在法文中即为光明、智慧之意。启蒙思想家认为：过去的时代在天主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统治下是迷信和无知的黑暗时代，而启蒙运动就是要从黑暗进入到智慧和光明的时代。他们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可见，这种思想完全是针对“中世纪只知道的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而提出的，而“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所以启蒙思想家用人的思考和判断去剥封建制度身上的“神圣”外衣，去批判教权主义、专制主义，以此达到资产阶级所号召的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实现所追求的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

3.性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4.启蒙运动的概况。

补充说明：启蒙运动于17世纪兴起于英国，18世纪在法国达到高潮。

二、“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法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另外还有百科全书派。他们的思想主张对法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目以学生阅读为主。教师提出问题：法国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包括哪些人？他们各自的主张是什么？有何异同点？ 教学建议：教师可以采编一些有关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影响、文字资料作为教材内容的补充，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家主张的进步性所在。学习他们为追求真理而不畏艰难的精神。列表归纳：

关于“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引导学生在阅读教材的基础上，完成该表格内容： 时期 国家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兴起时期 英国 霍布斯

人们按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教师补充）洛克

提出分权思想，赞成君主立宪制（补充）高潮时期 法国 伏尔泰 希望通过“开明”君主的改革过渡到君主立宪制 孟德斯鸠

发展了洛克分权学说，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卢梭

提倡“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 扩展时期 德意志 康德

主张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反对暴力革命

三、“启蒙运动的扩展”。

启蒙运动从法国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启蒙运动的发展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议教师用师生讨论、学生主讲的方法，完成本目的教学。1.启蒙思想的扩展：在法国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都兴起了启蒙运动。康德是德意志著名的哲学家。他继承和弘扬了法国的启蒙思想，主张主权在民，相信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反对贵族世袭制度，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但又认为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是“永世莫赎之罪”。

2.启蒙运动的影响。教材主要写了四个方面：第一，从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影响来看，启蒙运动所批判和主张的内容，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第二，启蒙运动的实际指导意义：首先，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其次，启蒙运动对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的影响，启蒙运动所宣传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推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改革，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国之本；同时，启蒙思想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鼓舞人民拿起武器，争取独立。第三，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启蒙思想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武器，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知识联系：采用教材插图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册教材插图《严复和他的主要译著》一图制成幻灯片，指出译著中的《法意》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此加深学生对启蒙思想影响的认识。

小结：

比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异同。每位思想家的主张及特点： 思想家 主

张 相似点 伏尔泰

由开明君主制过渡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都反对君主专制，否定教权主义，提倡民主政治、自由平等

孟德斯鸠

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 卢梭

倡导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制

习题反馈： 见和评价手册 教学后记：

2.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 教案 篇二

生：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总结一下内容：

《时务报》 上海 梁启超

《国闻报》 天津 严 复

时务学堂 长沙 谭嗣同

师：维新派在各地办学会、学堂、报刊，积极宣传变法思想，他们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推动维新变法运动高潮的到来。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下节课中学习。

小结：利用多媒体课件中的第三张幻灯片。

板书设计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二、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三、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北京： 强学会成立

《万国公报》 《中外纪闻》

全国：《时务报》 上海 梁启超

《国闻报》 天津 严 复

3.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篇三

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 页。

所取除1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 1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了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 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 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 所，在学堂的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22—124 页。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页。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页。

① 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435 页。

②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467 页。

③ 《万国公报》第361 卷。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 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 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留学的错误思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0万两，每年6 万两，分20 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岁至14 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为15 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年。

④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 页。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168 页。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①。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名②。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③。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④。守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高潮，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 的预备班——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如此”①。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0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内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 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③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0，第5 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193 页。

④ 《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

① 《洋务运动》第5 册，第249 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129 页。

③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政学堂30 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 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20 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蟾、严宗光（严复）等30 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0 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 名留学生学驾驶，魏瀚等15 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庆升等8 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 名，第三届派34 名（其中10 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 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 名学生全部撤回国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第二节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同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种，收学生100 人，年龄以25 岁为度①。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共设学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维新运动已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部向存华俄银行500 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① 《戊戌变法》第1 册，第180 页。

②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92—293 页。

③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页。

① 《光绪政要》卷22。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 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 月 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16 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10 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9 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90 页。

所有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令王文韶、张萌桓筹议办理。五月十六日（7 月4 日），诏兴农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地方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七月二十四日（9 月9 日），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兼辖。七月二十六日（9 月11 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七月十日（8 月26 日），准梁启超设立翻译学堂于上海，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在戊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在遵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也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如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折》，黄槐森的《奏广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荣禄的《奏直隶筹办学堂情形折》，刘坤一的《奏江南筹办学堂情形折》，张汝梅的《奏山东筹办学堂情形折》等。

变法失败后，清廷“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①。可见百日维新中，新式学堂的开办具有重大影响与历史作用。

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官员也开始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北洋大学堂）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 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科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0 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 班，每班30 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发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 年5 月31 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 页。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超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①。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 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 年、大学6 年为期，先派40 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 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 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 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 名留学生有6 人中途辍学，7 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①。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 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1—302 页。

①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 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②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④。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 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学习文科者5 人（1 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学。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综计此时派遣赴日留学生共有64 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 名，浙江4 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东京成立成城学校和日华学堂，分别接受以陆军为志愿和以文科为志愿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以后，同类学校在日本和中国不断增加。戊戌政变后，清廷下令废除维新之法，但百日维新中确立的留学政策并未废除。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 年9 月1 日），光绪帝秉承懿意，诏谕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制定“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校专门肄业，以备回国传授”的详细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六条，即：“一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一请饬选拔农工商矿务书，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一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一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一俟学生业成回华，分派各省农工等艺学堂以开风气；一请将业成回华得有文凭之学生，甄别优劣，分发委用，量予官职以资鼓励。”①但因义和团运动，使这一章程未能实行，所以，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仍以军事为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学日本的64 名留学生中，有45 名学生 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成为这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

① 《劝学篇·外篇》，第5—6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 页。

③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22—225 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422。

① 《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乙篇卷32 上，第24 页。

这时期留学生派遣与洋务时期留学生派遣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留学西洋转为留学东洋。此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政治流亡学生的出现。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其门人弟子亦纷纷到日本。次年，梁启超与横滨华侨商议后，在东京牛噫东五轩町筹设东京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 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包括蔡锷和范源濂等原长沙时务学堂学生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离日本赴美之后，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章炳麟后亦来相会，政治流亡学生与自费留日学生也随即增多。

①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 上，第21—28 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8 页。

第三节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

科举制度的废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 年8 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01 年1 月），慈禧太后指示，光绪帝在西安发布上谕，宣称：中国过去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向上奏报，以备朝廷实行新政时采纳①。次年，政务处创立，成为实行新政的指挥部。

办理新政，首先需要人才。当时积极赞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认为：“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学校决无大兴之望”②。于是，这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末科举取士制度。从这点而论，新政学堂的开办是维新学堂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对科举取士内容的改革。戊戌变法中，曾一度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士，因戊戌政变而被取消。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同时下旨废除武举。为了破格选拔人才，这年还仿博学鸿词科例，诏开经济特科，定于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后正式举行③。

其次，对科举中及第人数的递减。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认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然而，学堂毕业难于取得功名，这样聪颖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上《奏递减科举折》，把递减办法具体化，建议“从下届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②，奏定9 年内分三科减尽。

最后，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全部废除。时代洪流难以阻挡，不待9 年，仅仅两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 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所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③。这样，从隋朝开创的在中国实行了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157。

② 《光绪政要》卷30，第57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180。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新式学校的兴办和新学制的颁布废科举的同时，清廷通令全国兴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帝诏谕各省督抚将本省所存书院于省城改为大学堂，各省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除教读四书五经外，主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一时新式学堂越办越多，但各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差别甚大，弊端不少。为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进呈学堂章程折》，主张“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以无负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①。张百熙还拟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学制——“壬寅学制”。该学制分学校为七级：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六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计二十年，还不包括大学院的年限。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曾于当年颁布，但因学制本身的不够完备和清廷对学制的拟订人张百熙存有猜忌而没有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感到有统一学校标准的必要，于是发出上谕：“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②十一月，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模式，拟订《奏定学堂章程》，经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新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它的颁行，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与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为据。“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长达29 到30 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4 年，初等小学5 年（七岁入小学），高等小学4 年，共三级13 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 年，分科大学堂3 到4 年，通儒院5 年，共三级11 到12 年。与上述体系的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及优级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两等，修学年限共8 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高等小学）、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三等，修业年限合计15 年。学制规定：通儒院或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保证了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取得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

清廷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了学部，作为朝廷的教育行政机构，并将旧有的国子监并入，学部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则为左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在尚书、侍郎之下，设各项事务官分管五司十二科。此外，还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事项，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权没有授权礼部管理。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事实上，京师大学堂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太快，京师大学堂已不可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交出了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权，被定为当时最高学府。

③ 《光绪政要》第27 册卷31，第57—59 页。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6 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7 页。

关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改设和新建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文献记载已可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通都大邑确已粗具规模。如武昌，原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此外，还办有普通中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农学堂、工艺学堂、方言学堂、仕学堂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湖北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所以各类学堂“粗有基址”，超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发展较快，有各类学堂99 所，仅苏州就设有高等学堂、优级初级师范学堂、武备学堂，以及40 所初级小学堂。同一期间，四川省各类学堂150 余所。①长沙城内有各类新式学校共34 所，“官立者..十五所，民立者..十九所”②。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兴学之风更为盛行。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统计为例，京师有学堂127 所，直隶4591所，吉林1526 所，湖北1298 所，河南2692 所③，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育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④的繁盛局面。光绪三十年（1904），学堂总数为4222 所，学生总数为9.2169 万人；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校总数达3.7888 万所，学生总数为102.4988万人⑤。

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与女子学堂的开办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及女子学堂的开办，是新政学堂开办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是维新人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学”（吴怀疚）和“经正女学”（经元善）等（不包括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基督教学校）。戊戌政变后，这些学校被勒令停办。新政之初，妇女仍被规定不许受新式教育。然而，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是得到了承认，并于是年制订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6 章36 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4 章26 条。章程规定：女子比男子修业期限各缩短一年。这是中国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学堂教育制度的开始。次年六月六日（7 月4 日），学部奏准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派傅增湘为总理；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府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①，女子学堂由此在全国兴办。

① 《东方杂志》第1 年第10、11 号。

② 《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 年第5 号。

③ 《东方杂志》第4 年第4、11、7 号；第5 年第3 号。

④ 《论教育》，《时报》甲辰七月初四日。

⑤ 《学部官报·奏章》第4 册，第122 期。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217。

新政时期，是我国近代新式学堂开办的完善时期。这不仅仅表现在学制的制定、科举的废除、学部的设立和女子教育的厘定等制度与机构上，同时也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开办和各级教育结构的形成上。以高等学堂开办为例，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901 年8 月2 日）清帝诏谕的推动下，中国官立大学开始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设山西大学堂，将筹 备中的中西大学堂并入，这是省立大学的开始。到宣统元年（1909），全国官立高等学校开办，情况如下：学部制宣统元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校别校数学生数大学3 749省立高等学堂23 3963高等农科学校5 530高等工科学校7 1136高等商科学校1 24特种法政学校47 12282高等文科学校19 2546高等理科学校3 211高等医科学校8 336高等工艺学校7 485总数123 22262 人此外，依据宣统二年（1910）的统计数字，清廷共设立各类师范学校415所，学生共2.8572 万人。

留学高潮的出现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学制取代了传统的教育，一时学校供不应求；即使清廷加紧开办各级新式学校，然而，具有新知识的师资力量不足，于是留学教育骤然进入高潮。戊戌时期，清廷虽已确定了留学生的派遣制度，但没有完整的计划与章程。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一套完整的留学生派遣制度逐步制定。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 年8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复议新政折》（江楚会奏第三折），大力主张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并论述积极与消极的奖励办法。在积极方面，给予优秀的自费留学生进士、举人等资格；在消极方面，即使具有进士、举人等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①。同年八月初四日（9 月16 日），清廷批准张、刘二人的《复议新政折》，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责成各省订立奖励及限制办法以督促之。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 年2 月1 日），复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02 年10 月5 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京不久，又急忙督促各省督抚筹款派学生赴西洋游学。十月一日（10 月31 日），派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 日），清廷批准外务部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章程规定：派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4。

遣出洋游学的留学生，“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学，将派出洋之时，务毕普通之学，既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派遣出洋的学生分为三类：“一曰贵胄学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此项学生，应仿照日本、暹罗王子办法，送入高等学堂，如英国伊敦夏鲁学堂之类，恪守堂规，随班受课，不得有挟贵挟贤之意，一切稽察调考，仍归出使大臣办理。如不安分闹事过犯者，责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实注劣咨送回华”。“一曰官派学生，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督抚学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应于各学堂中择其已毕普通学之业，而又中学优长，器宇纯粹，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经过考查后再派遣。这类留学生“功课行为，由该监督（使馆参赞一人为之）随时稽察切实禀报，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亲自考校。其季考三次，即委令该监督代考（核）”。学成获文凭毕业后，还须回国通过复试。以上两类留学生严令“不准剪薙发辫”。“一曰游学学生，如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皆是。该生等既系自筹经费，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学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核。欲附民间何学，听其自择”。章程还规定：“各项学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忧事故”，“酌予奏恤，所有用费作正开销”。留学生在“肄业期内，一概不准充当使馆差使”，以免影响学业。该章程与以往清朝留学生派遣的制度比较有个最大的改进，就是取消了中文教习的随派，没有规定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还要从中文教习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章程认为：留学生都是“未出洋之前，中学精通，而普通学又已毕业者”，所以出洋后，应“更习专门”，否则，“即使来洋肄业，亦仅得其皮毛”。对考得外国学位的留学生，“应由使臣随时咨明外务部立案，以便将来从优奖励”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留日学生运动兴起。这年四月初三日（4 月29 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 余人集会于锦辉馆，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激昂奋发，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次日，京师大学堂师范、化学馆学生“鸣钟上堂”，也发起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拒俄爱国学生运动由此兴起。鉴于这一情况，八月十六日（10 月6 日），张之洞应慈禧太后懿旨“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筹防范之法”，上《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附《出洋学生约束章程》十款、《奖励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约束章程》十款，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后续往日本 游学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学”；其二，“妄发议论”、“干预政治”、“品行不端”、“不安分之事者”，一律退学，“严加裁制”。《奖励章程》十款，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一、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一、..高等学堂即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一、在大学堂未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此外，获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升阶的优待。《立案章程》七款，主要内容为：

一、“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之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其中“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

二、“凡各省选派官费学生出洋游学，俟毕业回国后，无论得何奖励，均须在本省当差五年以尽义务。

① 《约章成案汇览》2 篇，卷32 上，第28—34 页。

五年期内，概不准另就他省差使，他省亦不得遽请调往差委”。张之洞上奏的章程由外务部补充《咨文》而颁行。《咨文》给章程作了如下三点补充：

一、“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所定奖励”；

二、留学生毕业后，由“该官私学堂自行收留者，将来毕业后概不给以奖励”；

三、对品行不端之留学生，如日本官私学堂仍听其留学者，“毕业后亦概不给以奖励”①。光绪三十年（1904），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十六条，章程规定：

一、“选派学生，须分年派往，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

二、“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京旗、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六名；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江宁、杭州、福州、荆州、西安、宁夏、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密云、青州十三处驻防各一名。计共一百名，为第一班；以后三年均照第一年办理。如各省旗有愿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于原派之数”。十六条规定：“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见习士官期满，除考入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外，其余回国，由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者奏请授职守备，次者授千总，再次者授把总”①。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907 年12 月5 日），学部和外务部奏准了《贵胄游学章程》十二条。学部成立后，除增订了一些留学生的派遣等项章程外，还拟定了对留学生的考验奖励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906 年5 月15 日），学部奏定《考试游学毕业生期限片》，规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举行考验游学毕业生一次。八月十五日（10 月2 日），学部复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规定：凡在东西各国正式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回国后须接受政府按照留学生所习学科，分门考试。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②。同月，学部第一次举行留学生考试制度，有53 名留学生参加考试，共考了两天，结果考取的有32 名，其中9 人被赐予进士出身，23 人给予举人出身。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这种考试。

随着清廷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人数就达到一万三四千人①。在这期间，出现了女子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东京有女留学生10 余名。这些女留学生都是跟随其父兄或夫婿一齐留学日本的。光绪三十一年，湖南省首次官派20 名女学生赴日读速成师范科，此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日本之始。紧接着奉天省遣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与东京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同时也是实践女子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约定每年遣派15 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 名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年底，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组成了留日女生会组织②。江苏省举行留学生考试，共取13 人，其中女生3 人，赴美国威尔士利女学就读，是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③。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页。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 册。

② 《学部奏咨辑要》卷2；《光绪朝东华录》卷202。

①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 页。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因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一部分，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肆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 月4 日、5 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八月初三日（9 月16 日）发榜，录取程义法等47 名学生⑤。十五日（28 日），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当时规定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①。次年三月，学部特制订《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五章，并专设驻美留学监督。同月，学部又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三十一条和《游美学务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十六条，加紧了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末民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就这点而论，晚清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4—56 页。

③ 《东方杂志》第2 卷第9 期。

④ 《东方杂志》第6 卷第8 期。

⑤ 《教育杂志》第1 卷第8、9 期。

4.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篇四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教学目标

在教师启发下，学生通过对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进行评价，从而培养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正确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教师讲述太平军胜利进军和定都天京的经过，学生总结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原因，从而培养分析概括问题的能力。

通过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分析，使学生感受其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从而培养学生符合社会价值和道德行为标准而产生的情感体验。通过对北伐军征战过程的讲述，使学生感受到北伐军将士不畏强敌直至全部牺牲的惨烈悲壮，从而对学生进行正确的爱憎观、道德观、英雄观的教育。

教学建议

1．教材分析：

知识分析：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的中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决定了太平天国在承担反封建任务的同时，必须担负起反侵略的历史重任，这是过去的农民战争所没有的。

地位分析：本节课讲授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了中国，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这对太平天国运动从发动形式到整个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因其明确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把中国农民战争推到了最高峰。

重点分析：⑴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的过程是重点。作为初中历史教学，对于高中学生必须分析的类似太平天国兴起的原因这样的问题，并不适合初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特点。而像金田起义、定都天京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同时可以描摹出鲜活的历史人物的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而且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历史上早期的几件大事，都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奠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础。⑵《天朝田亩制度》是重点。因为它不仅涉及了土地制度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司法等各方面的社会改革措施，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必须重点掌握。

难点分析：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主要侧重《天朝田亩制度》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太平天国运动早期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它提出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任务，规定了土地分配的方法，体现了农民的要求，是农民反封建思想的结晶，但另一方面还应正确认识《天朝田亩制度》具有空想与落后的一面。初中学生全面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

对学生发展的影响：⑴通过对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这一过程的教学，培养学生识图和用图的能力。（2）通过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正确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2．教法分析：

关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建议教师指导学生依据《太平天国运动形势示意图》讲解太平军进军路线，教会学生信息压缩记忆方法。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指导学生阅读《天朝田亩制度》的节选资料，帮助学生掌握分析史料的方法。

关于“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引导学生对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及对产品的分配制度进行分析，得出《天朝田亩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从而培养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的过程、《天朝田亩制度》

教学难点：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

教法设计：教师结合地图、图表讲解，学生就部分问题进行讨论。

板书设计：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一、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

1．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2．“拜上帝教”和洪秀全、冯云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3．金田起义（1851.1.11）

4．永安建制

二、定都天京和《天朝田亩制度》（1853）

1．胜利进军与定都天京

2．《天朝田亩制度》

三、北伐和西征

１．北伐军的失败

2．西征军的胜利与太平天国军事全盛时期的到来

教学过程（www.3edu.net）：

导入新课：

教师可进行复习提问如：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影响。也可指导学生阅读引言。

讲授新课：

一、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

1．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教师指出，第一，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其次，五口通商后洋货输入量也大大增加。中国的财政金融受到严重威胁。

通过对“银贵钱贱”现象的分析，理解农民和手工业者纳税负担增加，致使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破产，天灾人祸使得人民陷入饥饿死亡的困境，广大农民被迫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

2．“拜上帝教”和洪秀全、冯云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可以请一位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洪秀全的身世及创立“拜上帝教”的简要经过。引导学生分析教材引用的洪秀全诗作，理解洪秀全的远大革命志向；已融入“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督教义，说明鸦片战争先进中国人开始在政治上从西方寻找救国方案。

指出洪秀全和冯云山深入到广西贫苦群众中传教，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他们和冯云山一起，后来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骨干。

3．金田起义（1851.1.11）

1851年1月11日，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洪秀全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这表达了起义农民决心推翻清政府的罪恶统治，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受太平”的愿望。教师指出直接原因：19世纪中期广西连年灾荒。

4．永安建制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向西攻入武宣东乡。3月，洪秀全在东乡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在那里，洪秀全颁布军律、历法，制定官制，分封诸王，太平天国初步建立了政权，这是是永安建制。太平天国已初步具备了立国的规模。介绍官制、分封诸王的情况。让学生搞清永安封王都分封了哪些王？所封诸王都受哪个王的节制？这样的分封可能带来的隐患是什么？注意强调太平天国初步建立政权的标志就是1851年秋天的永安建制；太平军正式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是在1853年春天占领南京，并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以后。

二、定都天京和《天朝田亩制度》（1853）

1．胜利进军与定都天京

1851年9月—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时间，此时，清军已包围了永安。洪秀全为了摆脱清军的围困，于1852年4月开始突围北上。5月，在进攻全州的战役里，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牺牲。这对太平天国来说，无疑是巨大损失。接着，太平军攻入湖南。在这一带，有四、五万农民和大批挖煤工人参加太平军，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9月，在攻打长沙的战役中，西王萧朝贵又不幸中炮牺牲。萧朝贵是贫苦农民出身。他忠实坦诚，勇敢刚强，每临战阵，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是太平军的一员猛将。他的牺牲，是太平军的又一重大损失。

1853年1月，太平攻克武汉三镇，声威大振。队伍迅速发展到50万人。他们沿途诛杀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焚烧官府衙门、田契、债券，把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2月，50万大军分水陆两支出发，沿江而下，向南京挺进。太平军的官兵绝大多数过去没有打过仗，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把他们带到了战场。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次打败了多于自己几倍的敌国。清政府派出镇压太天国的大臣赛尚阿、徐广缙以“日久无功”的罪名被革职拿问了。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南京，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从此，在南方出现了一个与北方的清政府遥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引导学生思考，分析概括一下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洪秀全等制订的斗争纲领经较明确，太平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诛杀贪官污吏，焚毁田契债券，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另外，清军的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也是太平军节节胜利的一个原因。

2．《天朝田亩制度》

在教师启发下，学生做简短讨论，评价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它有什么进步性？还有哪些不足？封建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其核心是地主占有土地。这也是农民受剥削的根源。摆脱封建剥削，获得土地，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最好迫切的要求。他们为此也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天朝田亩制度》就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土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它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口号的总结和发展，把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这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是，这个制度本身又带有空想性。太平天国所描绘的这种“无处不均匀”的理想社会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所规定的平均土地的办法和它为广大农民所设计的图景，都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一制度本身是小农思想的产物，是想以小农经济来改造社会，把消灭剥削，消灭贫困的理想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成功。由于《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和连年战争形势，它的分田方案没有实行。

结合教材提供的太平天国的妇女服饰和结婚证书的图片，单独强调一下其制定的一些尊重妇女的政策。

三、北伐和西征

1．北伐军的失败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革命政权，推翻清朝统治，又进行了北伐和西征。有学者认为欲以区区2万人的北伐军去推翻清朝统治是不可能的。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失去了夺天下之志，而是偏安一隅，北伐只不过是以攻为守罢了。

引导学生分析北伐失败的原因，得出其主要原因是北伐军人数少，又孤军深入，后援不继。但北伐军震憾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大大鼓舞了北方人民的斗争的功绩不可没。

2．西征军的胜利与太平天国军事全盛时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