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精选7篇）

1.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一

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

这一时期的音乐对雅颂旧乐与审美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认为音乐的特征是“和”，音乐之美在于和谐。史伯认为“和”是异物相杂，不同的事物相辅相成。春秋末年的晏婴则认为这些相异的事物的结合必须“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达到“德音不瑕”的平和状态。这些就大大发展、丰富了音乐美构成的思想。同时，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音乐必须“以礼以奉之”、“修礼以节之”，强调音乐要受制于礼及礼所规定的德;而且音乐可以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能平人心，节制百事。这是萌芽状态的礼乐思想。

从公元前5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末，社会制度大变动，政治经济有了大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各家各派的学说大大发展，先后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礼乐思想的代表——儒家学说提出“尽善尽美”的思想，肯定美的独立意义;又提出“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准则，规定了音乐中的情绪表现必须有一定的节制，适度而不过分。《老子》提出“音声相和”，“大音希声”，认为“大音”是理想的无声之乐，是自然的，淡而无味的，用之不尽的，其美是绝对的。

二、两汉时期

直至两汉时期，古代中国出现了四百多年的全国大一统的时代。汉武帝继位后，谏百家之言，推出并长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的思想处于最高的地位，其儒家阴阳五行化的思想发展迅速，其中以《乐记》为甚。《乐记》中提出“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的命题，认为音乐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的;对音乐的特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形态较为成熟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高峰。但值得提出的是，《乐记》为了突出儒家思想的精髓，过分强调音乐与伦理的关系，而忽视了音乐作为审美对象的意义，且把音乐也作为教化的手段，使“心”与“声”束缚于“德”，使“真”、“美”屈从于“善”，这也使得音乐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得不到更广阔的、长足的发展。

公元3世纪时，汉朝衰落，进入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儒学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人们思想活跃。再者，南方、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外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了起来，历史上呈现了南北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各门艺术及其美学发展并繁荣了起来。

正是这样一种趋势，嵇康著的《声无哀乐论》就认为，音乐是天地的元气所产生，它是客观的存在，与人的感情无关，既不能表现感情，也不能唤起人相应的感情，但它有和谐与平和的特性，所以也能感染人、引导人。《声无哀乐抡》实际上涉及了音乐的本体与本质、音乐鉴赏中的声情关系、音乐的功能等重大问题。笔者认为他强调音乐的功用这一问题上，已经贴合了现在我们所说的音乐的功能，特别是美感作用上，已经符合了现代的音乐美学上对于音乐本质的理解，即音乐的本质在于审美。

三、唐代之后

唐以后，儒、佛、道三教鼎立，它们的审美准则却趋于一致。道家汲取并改造“道”的学说、佛教也将儒学发展成为新儒学，要人们“复尽天理，革尽人欲”。自觉遵从封建的伦理纲常。而在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市民队伍壮大，出现了反封建追求民主的启蒙思潮。此外，明清时期市民音乐中出现了如民歌小曲、戏曲音乐、说唱等俗乐，态势空前发展。这些社会思潮中，北宋哲学家周敦颐提树了“淡和”的审美观，强调音乐必须“淡而不伤，和而不淫”，他把儒家的“中和”与道家的“恬淡”揉合在一起，提出“淡和”准则，用“淡和”之乐去消除人们的欲求，平息躁动，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极大的影响着音乐及其美学的发展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起初受礼的制约，成为礼乐;同时以平和恬淡为美，并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随后，中国社会又长期处于小农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状态，其间儒、佛、道三教鼎立，它们的审美准则趋同的趋势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发展的最后方向。

摘要：中国音乐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一样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同步发展。社会生活中的音乐实践使人们思考关于音乐的问题并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 便出现了音乐美学思想。在本文中, 笔者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美学思想,社会文化发展,中国古代音乐

参考文献

[1]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2.

[2]刘东梅.浅谈音乐的美感享受.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6—11.

2.西方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程 篇二

1奴隶社会政治。

古希腊、罗马文明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主政治保证公民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古希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财富。罗马人在扩张征服过程中，发展出宏大而内容缜密的法律体系。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作为西方奴隶社会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2资本主义政体。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诸强逐渐探索出符合其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的政治制度。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政体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资本主义政体下，封建专制主义遭到否定，代议制得以贯彻和发展，人民相对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3社会主义运动。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巴黎公社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

4当代政治格局。

二战后，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冲突，美苏从盟友变为对手，并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两极格局形成。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当前世界，美国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西欧、日本实力日益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迅速崛起，俄罗斯不断复兴，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二、归纳整合

1古希腊城邦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比较。

①古希腊城邦始终以独立的政治单位，分立于希腊古典世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则逐渐走向统一，最终形成一个大帝国。②古希腊城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农工商并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重农抑商。③古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共和政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王权日益强大，最后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

2西方内阁制度与明朝内阁的区别。

明朝内阁：宰相制度废除后，由于行政量巨大，事务繁忙，各种奏章的批阅、施政方略的出台、大事小事的处理皆需皇帝裁决。为减轻工作压力，明太祖设殿阁大学士，帮助他处理繁多的政务——这些大学士很少能参决政事，一切大事仍由明太祖亲自主持。明成祖以后，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开始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成为国家政权中枢机构。但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决策或行政机构，只是皇帝的顾问机构。

西方内阁制：始于英国，是由英王的咨询机构——枢密院外交委员会演变而来的。由于内阁制政府具有对议会全权负责的特征，又被称为责任内阁制、议会内阁制。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并对议会负责。内阁首相(或总理)是内阁政府首脑，主持内阁会议，总揽政务，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重大方针政策。

认识：明朝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帝起到制约作用。而西方内阁制是权力与民主的象征，它总揽国家的行政权力，并代表国家元首对议会负责。

三、难点解析

1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

①重视和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责任感；②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小国寡民体制的产物；③否定血缘关系，以财产和地域等取代；④真正享受民主的只是少数男性公民。

2罗马法发展的两大趋势。

①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其标志是《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原因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和斗争。结果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保护了平民的利益，缓和了社会矛盾。②由公民法向万民法过渡。原因是罗马帝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外邦人迅速增加。

3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是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者融为一体的混合物。国王是国家元首，但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主要作为国家的象征存在。国家的权力中心在议会，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内阁是最高行政机关，主要对议会负责。

4美国1787年宪法中的“分权与制衡”原则。

①含义：即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以达到权力的平衡，防止独裁和专制的出现。②实质：政府结构必须使各部门之间有适当的控制和平衡，使权力为公众福利和正义的目的而有效行使其管理职能，同时又保持对权力的优良控制的动态平衡，是分权与制衡的归宿。通过分权和制约最终达到平衡，是宪政的最终目的。③结果：调节平衡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规范和约束资产阶级政党竞争的最高原则和政治平衡器，强有力地防止个人专制和独裁的出现。

5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主要特点。

英国：以君主立宪为主要特征，国王(君主)“统而不治”，只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议会拥有立法权，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内阁是中央行政机关，内阁首相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

美国：美国代议制实行典型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联邦法院执掌，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的平衡。

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进行了长期反复斗争，直到1875年才确立了共和政体。总统执掌行政权，议会掌握立法权。

德意志：1871年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君主是实，立憲是虚，是一种不彻底和不完善的代议制。

6俄国的十月革命的特点。

①十月革命走的是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②十月革命采用的是暴力夺取政权形式，并最终取得胜利。③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取得了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④十月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紧密相连、急剧发展的不同性质的阶段。

7对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认识。

①社会主义国家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深化改革。以解放生产力。同时，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④必须重视国内民族问题，正确处理民族关系。⑤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搞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⑥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保障经济建设；要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党的群众路线。⑦必须不断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的形势。

8对两极格局的正确认识。

积极作用：①有利于缓解世界紧张局势，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②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进行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③“冷战”局面下的两极对抗与妥协，为各种力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长期共存中，都不同程度地从对方身上借鉴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并用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推动了世界的整体发展和世界形势走向缓和。

消极作用：①打上了浓厚的大国强权政治色彩，无视弱小国家利益，导致战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②擅划国界、分裂国家的做法，种下了不稳定的祸根，导致日后世界的纷争和不安宁。③战后两大集团日益演变成美苏超级大国的工具。为谋求霸权，两强展开长期的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导致世界局势长期紧张动荡。④两极对峙的格局下，国际经济秩序长期得不到改善，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9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基本态势。

“一超多强”的多极化发展趋势。美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力图领导未来的国际秩序，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但美国自身正面临欧盟国家、日本等国的激烈竞争。欧盟：欧盟由于其经济实力强大而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一个因素，正力图以整体形象出现于国际舞台，与美国竞争。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提出了走向政治大国的对外战略。俄罗斯：目前仍处于经济困难中，但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重工业、军工企业实力雄厚，正力图重振大国雄风。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外交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3.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三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党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始不久，党就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条件特殊而复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实践，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把走苏联的道路看成是探索新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当时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总体上采纳了具有如下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在分配中强调公平,而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第四,在工业化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的重点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当然刚完成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大规模建设的经验，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乃至照抄照搬是必须的，但一味地照搬经验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则是行不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况且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这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根本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全面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内容主要有:第一,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第二,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第三,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第四,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第五,提出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分步骤进行,作长期奋斗的初步设想。

这些探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贡献，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日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形成了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错误地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然探索中出现了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结束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社会主义道路应怎么走?这一重大课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明显的四大弊端: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经济体制僵化,束缚生产力发展。邓小平大声疾呼“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主观主义盛行,唯意志论泛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第四,平均主义盛行,人民普遍贫穷。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据此,邓小平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二,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在仔细分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艰辛探索的优秀成果,密切结合时代特征,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对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于198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思路。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认识主要有: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第二,经济停滞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第三,纯粹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第四,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义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五,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实行市场经济；第六,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对外开放；第七,仅有物质文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要有精神文明；第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以苏为鉴到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飞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和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了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打开工作局面，邓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严峻考验面前，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一,首次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第二,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论上大胆探索,认识上不断深化的总结。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第三,大胆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不但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而且把它上升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贡献。

第四,全面阐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一新的伟大实践中,一定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概括为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必须“贯彻一个总的思想,就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这种新的概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在认识上的深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科学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中共的十四大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强调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描述展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行动纲领。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起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展开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进程，打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大门，开创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效显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外交工作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给我国发展带来的严重困难，党中央科学判断，正确决断，从容应对，使我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党和人民取得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伟大胜利，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问题和矛盾不断地凸现出来，包括贫富差距、生态问题等，如何认识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又应当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好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并且要处理、处理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第一、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阐明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不断推进改革和发展。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而，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最近几年，在我国又兴起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推行主体私有制；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转变成全民党。面对这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零二零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第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包含的各方面目标和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局面。10年间，我国经济总量实现由世界第六位到第二位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光明美好的发展前景。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4.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四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

5.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五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

来源：顺德区统计局

改革开放30年来，顺德全区上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开放，以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壮丽篇章，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日新月异，整个顺德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国民经济实现腾飞，综合实力令人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经济社会迅速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78~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4%，远远高于1949~1978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同期全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与1978年相比，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28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80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8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0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7倍，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1524倍，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618倍。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综合实力空前增强。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4.7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8年的1562.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倍、475倍和594倍。从1978年开始，生产总值上升到1984年的超10亿元用了6年时间，上升到1988年的近30亿元用了3年时间，此后至1999年的11年间增长了近10倍，平均每年上升23.4亿元，1994年突破100亿元大关，1996年突破200亿元大关。进入新世纪，顺德经济发展迈入高速增长期，2006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2008年突破15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成百倍增加，由1978年的612元上升到2007年的107991元，增长了176倍。

经济规模的扩大，带来了财力的增加。1978年顺德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0.98亿元，1986年翻了一番，达到2.06亿元；1998年跨上10亿元台阶，达到11.18亿元；2000年跨上20亿元台阶，达到21.60亿元；2002年突破30亿元大关；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又分别突破50亿元、60亿元大关；2008年达到79.3亿元，1978~2008年年均增长15.8%。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经济实力在县域经济中的排位迅速提升，2000年至2003年连续四年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之首。

二、产业结构发生巨变，经济质量稳步提升

30年来，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增长，顺德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36.83：44.93：18.24调整为2008年的2.16：64.87：32.97。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34.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19.9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4.73个百分点。

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加速形成。2008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66.7亿元，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23倍，年均增长11.2%。其中,水产业产值占39.65亿元，比1978年增长77.9倍，年均增长15.6%；种植业产值13.76亿元，增长9.9倍，年均增长8%；畜牧业产值10.03亿元，增长18倍，年均增长10.1%。农民人均纯收入11179元，增长48倍，年均增长13.8%。

工业经济创造辉煌。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结构深刻变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实现了从以农业经济增长为主向以工业经济增长为主的历史性转变，进而实现了工业化由初期阶段向中后期阶段迈进的历史性跨越。经过30年的发展，顺德成为国内著名的制造业基地，家用电器、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纺织服装、精细化工、医药保健、包装印刷、家具等支柱产业蓬勃发展，汽车配件、金属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龙头企业不断壮大，中小企业加快成长。2008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981.4亿元，比1978年增长375倍，年均增长21.9%。2007年底，累计申请专利45541件，授权31107件，专利申请和授权连续12年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位。大中型工业企业从1978年的2家增至2008年的227家，总产值从1.18亿元增至2324.66亿元，拥有美的、科龙、万家乐、科达、德美化工、碧桂园6家上市公司，美的、格兰仕集团进入2007年中国企业500强。目前，全区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1个、中国名牌产品32个，广东省著名商标69个、广东省名牌产品79个。同时，顺德还被授予“中国家电之都”、“中国燃气具之都”、“中国涂料之乡”、“中国鳗鱼之乡”等20多项国家级区域品牌。

商贸服务日益繁荣。改革开放给顺德的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宏观政策作用下，区域内市场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2.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00.2亿元，增长170倍，年均增长18.7%。零售业态从单一走向多种多样，百货店、超市、专业店、购物中心等遍地开花，电视购物、网上购物等逐渐兴起。现代商品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大良商圈、容桂商圈和乐从、龙江三大城市商圈初步形成。流通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先进流通经营管理手段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30年来顺德服务业不断实现跨越，1978年服务业增加值仅0.86亿元，2007年达到439.74亿元，增长507倍。

三、体制改革引领先风，对外开放成绩斐然

30年来，顺德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变革同促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坚持自主创新同参与对外经济结合起来，破除不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发展模式，焕发了顺德大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生机。体制改革领先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顺德人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改革的“顺德模式”，令全国瞩目。进入九十年代，顺德紧紧抓住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机遇，实施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包括机构改革、农村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的综合改革，一举成为全省全国的改革先锋。正是以石破天惊的改革创新气魄，顺德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行政管理体制、资产营运监督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全新的经济社会体系，创造了全国少有的自主资本、自主品牌、自由市场的优势条件，从而使经济社会快速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对外开放硕果累累。30年来顺德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外经外贸加速发展，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形成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呈现了从数量小到数量大、从质量低到质量高的开放新趋势。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1993年跃上20亿台阶，达到20.45亿美元；1998年跃上30亿台阶，达到31.84亿美元；此后速度不断加快，2001年突破50亿大关，发展到54.94亿美元；2004年突破100亿大关，增加到114.13亿美元；2008年达到159.15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7倍。从1999年以来，进出口总体保持高速增长，在2001年超过50亿美元后，仅用六年时间就实现了从50亿到150亿的突破，其中2003年、2004年增速分别达到30.1%和35.0%。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提高。

对外经济质量稳步提高。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逐步上升，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上升最快。在2007年的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出口87.23亿美元，服装及纺织品出口7.63亿美元，家具产品出口5.34亿美元。在出口市场上，美国市场出口26.26亿美元，欧盟市场出口26.06亿美元，港澳地区市场出口21.15亿美元。全年对美国、欧盟、港澳地区的出口额达73.47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额的61.4%。同时，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以来，为了弥补区域内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顺德利用外资迅速进入扩张时期，而且外资进入领域不断拓展，贡献也不断提高。1978~2007年，全区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2.6亿美元，平均每年1.8亿美元。

四、基础建设全面加强，城乡面貌根本改观

改革开放30年来，全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增长，一大批项目建成投产，农业、能源、原材料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形成了纵横交错覆盖全区的网络体系，水利环境、科教文卫体设施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环境和城乡面貌得到根本改善。1978~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0.16亿元发展到301.7亿元，增长1885倍，年均递增28.6%。

交通运输能力明显增强。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全区公路、水运、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各镇街均贯通了高等级公路，实现了“村村通公交”，形成了水陆交通畅顺的交通运输网络。1995年，顺德就已经成为全国第二个“村村通公路”的县区，全区每百平方公里拥有公路里程居全国县区之冠。到2007年，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045公里，公路密度达到253.7公里/百平方公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029万吨，年均增长8.7%。2007年，顺德货运量为4539万吨，比1978年增加15倍，年均增长10.08%；客运量为6127万人，比1978年增长31倍，年均增长12.74%；货物周转量为618254万吨/公里，比1978年增长87.8倍，年均增长16.73%；旅客周转量为113219万人/公里，比1978年增长44倍，年均增长14.05%。

邮电通信事业蓬勃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不断催生对通信基础网络的需求，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遍及千家万户。2007年，全区年末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80.63万门，比1978年增长287倍，累计增加80.35万门。邮电业务总量（2000年可比价）为69.57亿元，比1978年增长6956倍，年均增长35.67%。本地电话年末用户110.82万户，比1978年增长553倍，累计增长110.8万户；移动电话271.81万户，比90年代初增加271.67万户。信息和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运用，直接带动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2007年互联网已达207631户，其中宽带用户205131户。

城乡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要求，顺德不断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全区建设工作，极大地提升了城镇品位和功能，改善了农村环境。特别是近年来，顺德以“一山、二路、四河”为建设轴线，大力推进中心城区建设，建成德胜广场、行政服务中心、演艺中心等一大批市政标志性建筑，由大良、容桂、伦教和新城区组成的城区面积达219平方公里，百万人口中心城区加速成型。在建设中始终注重环境治理，着力实施“青山、碧水、蓝天”城市综合环保工程，目前生活污水、垃圾日均处理能力分别达到13.3万吨和1300吨。与此同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电网、文化卫生教育等关系农业和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五、社会事业和谐进步，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事业逐步加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顺德社会事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明显增强。可以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顺德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是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富裕安康历史性跨越的30年。

科教文卫事业成效卓著。2007年全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1所，在校学生8217人。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65.0%，高中毕业升学率90.0%，初中毕业升学率98.3%，小学毕业升学率100%。在校中小学生人数28.37万人，比1978年增加13.9万人。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网络体系基本建成，2007年末全区拥有卫生医疗机构468个、病床5796张、卫生技术人员8928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形成了可以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7年全区共有文化事业机构14个、从事文化事业工作人员382人，公共图书馆11间、总藏书量193.5万册，发行《珠江商报》8251万印张、《顺德广播电视报》272万印张，电视台和电台各1个、有线传输网络站10个。体育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竞技体育取得连续跨越，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显著增强。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构筑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居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是党和政府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30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覆盖面不断扩大。2007年末，全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4.14万人，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61.89万人、53.83万人和59.44万人。200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每月320元／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30年来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0.5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150.10亿元，增长2212倍，年平均增长达2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456.50元增加到2008年的26442元，增长了57倍；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444.87元增加到2008年的25165.5元，增长了49倍。富裕起来的居民，吃讲究营养、穿讲究时尚、用讲究高档、住讲究宽敞，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从1985年的59.5%下降到2007年的28.0%。到2007年底，顺德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91台、电冰箱104台、洗衣机104台、家用电脑99台、空调器237台、家用轿车44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85年的20.99㎡增长到2007年的42.66㎡；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由2000年的742.25元增长到2007的1274.03元，增长71.7%。

30年改革开放，谱写了顺德激荡人心的雄浑乐章，成就了今日顺德的光荣与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只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万众一心，开拓奋进，就一定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再创新的辉煌。

6.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六

残疾人体育作为特殊体育, 它的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体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 应充分发挥体育对残疾人的功能和效益, 应对残疾人体育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1]。

1 . 1 雏形起步期 ( 建国初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 时局相对稳定, 全国范围内各行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当时国家的工作重心是一切为发展经济建设服务, 经济的增长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而我国残疾人体育是伴随着新中国残疾人相关的社会福利事业共同发展的。

1957年, 第一届全国聋哑人体育赛事在北京举行, 共有来自16个不同省市的60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1959年, 北京又举办了首届全国聋哑人篮球赛, 这些赛事的成功举办, 反映了在新的政治、经济发展体制下, 为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他们正在试图打破原有的封建思想对残疾人群体的错误认识和偏见。由于经济水平的落后, 国家并没有对于残疾人体育事业进行资金的投入, 残疾人体育相关法规政策也没有出台实施, 更没有相关配套的科学研究做技术支持, 这些都使得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水平较低, 并且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1 . 2 停滞期 (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前)

1966年5月, 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社会动乱、经济衰退, 体育事业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摧残, 各类体育活动被全面禁止, 这一时期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状况趋于停滞。

1 . 3 形成、飞速发展期 (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作为我国近代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扭转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错误的方针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核心理念, 主张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价值观, 打破长期以来的就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禁锢和束缚时代的发展、人权得到重视和保护, 残疾人观成为社会文明的晴雨表, 残疾人的体育参与权利也逐渐得到保障, 残疾人体育参与程度成为了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标志[2]。

1.3.1 残疾人体育赛事蓬勃发展

我国是在1988年3月11号正式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简称中国残联, 而在此前的1983年10月, 建国以来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残疾人运动会在天津举行, 结合这次比赛的契机, 我国成立了中国伤残人士体育协会。1984年10月, 第一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安徽合肥举行, 1992年3月, 在广州举行了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同时,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被正式列为国务院审批的大型的运动会系列, 行程为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制度[3]。从此我国残疾人体育逐渐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4]。

我国残疾人体育步入国际舞台是从1982年的第三届远南运动会, 这届运动会我国共派出了15名运动员参赛, 从第四届开始, 中国代表团连续6次夺得该赛事金牌总数第一名, 中国从1984年6月首次组团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七届残奥会, 之后参加了1988年、1992年和1996年、2000年的残奥会, 在这五届残奥会上共派出了215名运动会, 共夺得金牌80枚, 银牌72枚, 铜牌52枚, 59人次破79项世界纪录, 25人次破残奥会记录。2008年北京残奥会, 中国代表团更是派出了332人参赛队伍, 是我国多次参加残奥会以来规模最大, 也是北京残奥会上参赛人数最多的代表团[5] (见表1) 。

1.3.2 法律政策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各类残疾人体育赛事的日益增多, 我国残疾人体育相关立法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1982年12月, 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其中首次明确了有关对于残疾人公民的帮助细则, 之后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有又相继通过了一些涉及残疾人权利保障的法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颁布实施,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 2008年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关于促进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意见》, 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相继实施, 我国残疾人立法配合各项赛事发展从无到有, 逐步得到完善, 正是由于残疾人立法作为保障基础, 我国各地区残疾人体育得到蓬勃发展。

1 . 4 平稳发展期 ( 奥运会周期之后)

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把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台阶, 随着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战略转型以及各方资金、科研、媒介宣传力度的扩大, 国家资金投入的力度不断提高、相关科学研究的支持以及大众媒体宣传力度的扩大, 它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于残疾人的偏见与不公, 使得残疾人体育深入人心, 残疾人体育迎来了大步发展的新契机, 但也面临着残奥会后如何继续、更好地发展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等相关问题[6]。

2 残疾人体育发展的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为残疾人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残疾人体育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并逐渐走向了规模化、制度化的快速发展阶段[8]。结合我国各时期社会环境, 回顾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的历程, 尽管近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使我国残疾人体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

2 . 1 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福利水平较低

我国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生活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诟病, 由于缺乏对运动员必要的社会保障条款及职业规划, 大批的运动员在退役后与社会脱节, 既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 同时又没有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支持, 使得运动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2 . 2 缺乏针对残疾人体育的专项法律条文

尽管近几年出台了很多有关我国残疾人体育的法律法规, 但多见于一些体育相关法律的附属条文, 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 也没有对于残疾人体育做出专业性的规范和指导。

2 . 3 残疾人体育群众开展薄弱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残疾人体育尤其是残疾人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参与人数、奖牌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但在残疾人的群众体育开展上, 仍然属于薄弱环节, 各地的残疾人群众体育活动屈指可数, 随着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由竞技体育向群众体育逐步过渡的转型大潮, 残疾人群众体育发展所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2 . 4 硬件设施, 科学研究滞后

科学技术是发展的第一保证, 残疾人体育的发展同样需要科学研究做保证, 技术的诊断革新、假肢等部件的研发、场地设施的规范化都是制约残疾人体育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我国在此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 滞后的科研水平严重影响了发展的脚步。

3 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的未来走向

两种奥运, 同样精彩。为了使我国残疾人体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 针对残疾人体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足, 认为我们应当在以后的发展中注重以下几方面。

3 . 1 更重视、更平等

首先, 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未来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发展应进一步结合大众媒体, 加大有关残疾人体育的宣传报道, 提高全社会对残疾人体育的认识。其次, 政府组织应设立残疾人体育专项资金, 加大投入力度, 提高残疾人运动员社会福利水平。

3 . 2 制度化、规模化

应制定实施有关残疾人体育的相关法律法规, 真正使残疾人体育做到有法可依, 切实保障残疾人的自身权益, 规范残疾人体育赛事的发展, 加强对残疾人群众体育的宣传与组织。

3 . 3 科学管理、以人为本

科学划分残疾人体育相关机构的设置, 目的任务要明确, 以人为本, 突出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使残疾人体育得以有条不紊的发展。

3 . 4 技术支持、引领未来

加大科研力度, 进一步针对残疾人体育器材、假肢、康复训练等方面开展科研攻关, 扭转我国科研落后的局面, 使技术能完美的配合各项训练、比赛要求, 取得更好的成绩。

4 结语

我国社会环境的变迁见证了残疾人体育的发展进程, 尽管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发展取得了一些傲人的成就, 但在科研、法规制度、群众体育等方面仍有诸多的不足之处, 新时期体育发展的转型阶段, 希望结合我国社会环境发展, 借助于政府支持, 结合各方努力, 将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带向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张军献, 谈卿.近二十年来我国残疾人体育研究述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 (2) :104-108.

[2]张军献, 虞重干.残疾人观的嬗变与残疾人体育的历史回顾[J].体育科学, 2007 (3) :17-21, 31.

[3]家长帮.2011年第八届残运会杭州举行—记录残运会点滴 (进行中) [EB/OL].http://jzb.com/bbs/thread-1070595-1-1.html, 2011-10-11.

[4]历届残奥会回顾[J].中国报道, 2008 (9) :42-43.

[5]史春东.从零起步到领跑第一集团——中国之师残奥征程[EB/OL].http://sports.sohu.com/20120823/n351330053.shtml, 2012-08-23.

[6]魏晓梅.中美残疾人体育现状比较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 2013.

[7]王占坤.残疾人体育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 2008 (1) :42-46, 76.

7.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七

关键词：人口拐卖；社会意志；发展变迁；问题和漏洞

一、内容的发展变迁

本文选择的社会组织和运动，主要指民间社会团体以及新媒体上的全民打拐运动。

近几年社会打拐的发展特点主要有更多的打拐群众参与性，以及更强的拐卖事件多媒体渠道渗透性。曾几何时，社会打拐的主要参与者仅仅为妇联、福利院等政府主导的社会机构，在普及度、能力范围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互联网受众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也在社会打拐上渐露头角。2007年，张宝艳和丈夫建立了 “宝贝回家”网站，依托网络优势呼吁志愿者加入打击儿童拐卖行动中。这些志愿者，有的发挥一己之力，时刻留意拐卖信息和身边情况，成为一个个游走的社会监督者；有的凭借自己的知识能力，积极与犯罪分子对抗，奋斗在打拐的第一线。这种依托互联网，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截止2016年7月27日，宝贝回家已经有注册爱心志愿者210025名，成功找回1630人。[1]创始人张宝艳也获得了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称号，这是社会大众对民间打拐团体意义重大的一次肯定与嘉奖。除“宝贝回家”之外，也有类似民间寻人平台如“大众寻人网”、“中国寻亲网”等，他们都为打击人口贩卖，维护社会秩序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打拐方向为新媒体打拐。而微博打拐的第一人，是《凤凰周刊》记者邓飞。2010年9月27日，邓飞在微博上发布了寻找失踪儿童彭文乐的消息。他更是公安部的中国警察网官方微博联合建立“打拐志愿团”的群组织，呼吁整合媒体和民间资源，支持和帮助公安系统打击儿童拐卖[2]，第一个构造了微博打拐的蓝图。2010年12月12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开通实名新浪微博，面向社会发布拐卖信息、普及反拐知识。截止2016年7月27日，陈士渠新浪微博已发布微博2万余条（多数与打击拐卖有关），拥有粉丝700余万人[3]。陈警监结合了自己的身份和互联网新媒体的特点，极大地加大了社会对于打击拐卖的关注度。2011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微博上开始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呼吁全社会禁止儿童乞讨行为。随着大量的乞讨儿童照片被上传，不少被拐儿童获得解救，更是进一步激起了社会对打拐行动的关注。时间来到2015年夏，网友在微信微博上提出了“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尽管其存在诸多不合理性，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社会打拐行动已经从停留在专业人士的呼吁转向全民努力。社会上打拐的积极性已经被有效地调动起来了。2016年5月15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通过微博向大众推送被拐人口信息，标志着民间打拐力量进一步受到官方的重视。

二、现工作内容面临的短板与问题

在肯定社会打拐的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人们也关注到现今社会公益打拐的短板与问题。

1.打拐平台的局限性。如上文中所述，当今民间打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社会团体进行有组织线下打拐，二是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传播拐卖走失信息，呼吁全民关注。而事实上，社会的集体能量在上述两种途径中并没有全部释放。对于第一种途径，能全身心投入有组织打拐的志愿者毕竟在少数，这种打拐途径终归没有第二种发动全社会力量效率高。至于第二种途径，现今也存在着两根重大问题。首先，第二种方法在传播途径上有着天生的短板。当今微博、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分别为2.82亿（2016第二季度）[4]和7.62亿（2016年第一季度）[5]，与12.93亿移动用户人数（2015年4月）[6]还有很大差距。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表示着距离社会全覆盖的路途还很远；没有官方的介入，一个庞大的全社会反拐覆盖网是不可能出现的。再者，微博微信打拐的受众面也很狭窄。第一，由于这些打拐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这就限制了其在农村、城乡结合部等经济欠发达、网络覆盖率不足地区的能量，而这些地区正是拐卖案件的多发区；第二，虽然发布的打拐信息潜在的点击阅读量超过亿万，可有多少用户会专门浏览相关信息呢？而真正处在拐卖案件发生地附近，能够提供潜在帮助的用户又有多少呢？这些问题与矛盾，只有通过覆盖面广而科学的全民数据推送系统才能解决。

2.社会意志的单一性和情绪化趋势。当今社会对打击人口拐卖的关注度和热情当然是解决问题的催化剂，可是由于传统观念和缺乏法律意识等客观因素，群众反对拐卖的意志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近几年出现的社会打拐趋势出现了单一性的特征。细数近几年的出现的各种社会打拐活动和组织，无一例外的是以打击儿童拐卖为中心。儿童拐卖情况确实非常严峻，但是群众却渐渐忽视了拐卖妇女和成年男性的事件。从一些报道来看，拐卖卖淫和拐卖劳工的现象也很严重，急需社会的关注，但却被社会对儿童拐卖的关注压制了。再者，群众意志中出现的情绪化思想萌芽也同样令人深思。在学界，2011年于建嵘教授的全民打拐行动出现了很多的反对声音。第一，将儿童照片上传网络的行为，侵害了儿童的隐私权，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不利；第二，由于流乞儿童中只有少部分是被拐儿童，这样的打拐不仅走错了方向，“禁止儿童乞讨”的呼声更是剥夺了不少儿童赖以为生的方式。有学者甚至表示，这一场全民打拐行动是“莫名其妙”的，更像是为了“借此宣泄一种复杂的情绪”[7]。而2015年微信上突然出现 “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更是被学者专家们批评为不可取，理由综合下来有三点：死刑威慑力有限、会激发犯罪分子铤而走险、有违公平原则。在学者们看来，“人贩子一律死刑”治标不治本，倒是这次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暴露出了社会缺乏法律意识、容易情绪化的特点。

注释：

[1]数据来源：宝贝回家官方网站，http：//www.baobeihuijia.com/Index.aspx.

[2]资料综合自：百度百科：邓飞，http：//baike.baidu.com/item/%E9%82%93%E9%A3%9E/1525913.

[3]数据来源：新浪微博陈士渠主页，http：//weibo.com/chenshiqu？refer_flag=1001030101_&is_hot=1.

[4]《微博月活跃用户达2.82亿》，搜狐财经，2016年8月9日.

[5]《微信月活跃用户破7.6亿 快赶上 QQ了》，搜狐财经，2016年5月20日.

[6]《工信部：我国移动用户12.93亿 宽带用户占近50%》，搜狐科技，2015年5月19日.

[7]姚建龙：《儿童乞讨法律问题研究：微博打拐与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反思》.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9-hQg4BC6hA9O3y8XPMFXF2F7ZuN5bR0WRyfcRKQsf_Yatf8Mg_BvK1FiX4CfTw6JPjgSZ7cPP9T7Eqdq_k260FzyEXNdqGDAPxsSw-nQoeXD18C0-D-fgU2pHdxT9pPuBKH3sfOYNJAEka1wYXRvd6n-ipLvge1LEM4157Zr1KzC-u-MbAltk-jEJeN7wwq-VptdJ02qBVcFZe8fADp48XE_rCNaKdJZoK-lT9uqO

[2]百度百科. 打拐DNA数据库.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teaMqr4729xY7G4MlYBLppFNfBZN9mQL6aZuGPZtIyVMYXp0FiJ_A0wvF121HT0H4UrlkQMQZvYPwxaKSbhlq

[3]中国日报网.公安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已经帮助3555名被拐儿童找到亲生父母.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4-12/07/content_19038368.htm

[4]安徽省公安网. 安徽召开反拐工作联席会议 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2.3万余名.http：//www.ahga.gov.cn/jzqk/201412/301131385wep.html

[5]百度百科.宝贝回家.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YZPLU54Xsxo_DquVlBVz9DQg57zL5QsOCjLzFWYl7-AmkSoQcJ7bU9t489TtRMJ3hLEBsugbt5YqP86per6esN7wpcpDB7cnWvnDph-beO

[6]百度百科.陈士渠.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81888/5817163.htm#viewPageContent

[7]新华网.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今日上线（组图）.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6-05/15/c_1289835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