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移民知识

墨西哥移民知识（共5篇）

1.墨西哥移民知识 篇一

太空移民科普知识

一、太空移民话题再引关注

曾几何时，在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成功实施的那些年里，太空移民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甚至很多人，包括业内人士都相信，人类将会在之内，实现把人送上火星。然而50年过去了，人类仍然只是停留在运行于400公里高的近地轨道空间站上，没有向更远的深空迈出半步。

究其原因，就是当时实施阿波罗计划的政治需求没有了。没有了需求就没有人投钱，没有钱，就不会有后续的计划了。那为什么现在太空移民的愿望又回来了，而且似乎好像也有钱了呢?这是因为以后，国际上商业航天出现了大发展，如SpaceX、蓝色起源、维珍银河，以及我们国家也开始出现大量的商业航天公司。进入近地轨道的成本，已经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到了数千美元，而且还将会继续下降。人类走出地球摇篮，甚至太空移民的话题就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二、人类真的需要到太空移民吗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真的需要移民到太空中去吗?

先说说月球。月球是地球的近邻，也是我们的天然卫星，从地球飞往月球只需几天的时间。但月球是一个数亿年、甚至十数亿年都没有地质活动、沉寂荒凉的天体。在月球上没有大气，白天在日光下温度可高达150℃，夜间温度又会下降到—170℃。而且其自旋极其缓慢，月球上白天和黑夜都会长达14个地球日。由于没有大气，月面上有极高的.真空度。人在上面必须穿着具有生命维持系统的宇航服，或者待在充满一个地球大气压的密封舱内。如果人类移民到月球上，则要生活在充满一个大气压的密封室内环境中，活动空间必然受到限制。灰色的月壤看上去很细腻，但都是由非常微小的像碎玻璃一样坚硬的岩石颗粒组成的，里面没有水、没有有机物，即使在密封舱内，如果不进行改造，也无法种植植物。因此，移民月球的人，无法就地生产、自给自足地维持生命延续的生活必需品，必须从地球持续地运送上去，直到它们足够在月面上循环利用为止。

火星上的自然条件要比月球好得多。但是飞往火星最短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且大约每26个月才有一次飞往火星的窗口。火星的昼夜时长与地球非常相似，但需每2个地球年，才围绕太阳转一圈。火星表面上有1/3的地球重力，但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左右，且成分主要为二氧化碳，几乎没有氧气。在比较低洼的山谷里，到正午时温度也许可以到达0℃上，但是夜里的温度要下降到零下70℃。因此人类在火星表面也需要穿保持内部压力的保温宇航服，带氧气罩。火星上的土壤要更接近地球，但干燥无水，如果想种植植物，也要在密封舱内，至少开始时是必须的。总之，火星上的人类移民虽然比在月球上生活稍容易一些，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建设密封舱作为生活设施，也无法从一开始就能自给自足地就地生产食物和基本生活物资，所有需求都要从地球上带去，那谁来支付这些巨额费用呢?

三、从太空旅游到太空移民

看来，即使不讨论动机问题，成本和可持续的运行费用问题，仍然是太空移民最主要的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太空移民之前首先要把太空旅游搞起来。因为这是介于政府载人航天探索计划与人类真正实现太空移民之间一个跳不过去的阶段。

有人可能会问从到不是已经有7个太空旅游者到国际空间站去过了吗?今年马上也将会有另外3个太空旅游者访问国际空间站。这不就是太空旅游吗?应该说，这些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自费航天员的太空旅游，仅仅是人类实现太空旅游的前奏，目前这些活动还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费用远没有做到一般游客可以支付得起的程度。20，第一个太空游客丹尼斯·蒂托向国际空间站支付了万美元的费用，而现在这个费用已经涨到了5700万美元。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际空间站仍然是由政府航天经费建造和运行的。如果从火箭、飞船、到轨道太空旅馆，都是商业航天公司开发、建造和运行的，其成本将会下降很多。因此，真正的太空旅游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是伴随着商业航天或叫新航天的快速发展，新一轮的真正的太空旅游将会很快就会出现在大家面前。从仅仅在太空停留几分钟的临近空间太空旅游开始，到近地轨道的太空旅游和太空旅馆，再到月球环绕旅游，直到能够到达月面的旅游，以及月球旅店。

《太空旅游》就是一本全面阐述太空旅游目的意义、技术方案、成本和市场分析、风险及其规避措施，以及旅游的内容设计的科学普及和讨论其发展的专著。从中大家可以看出，在目前阶段，让大量的人不断地来往于地球和太空之间，特别是地、月之间，比直接将人类殖民到外星球天体上要重要的多也可行的多，而且是必须先于太空移民的人类发展阶段。这不但是因为人类的观念需要通过大量的人来往于地球和太空之间而产生变化，还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太空旅游经济，可以为未来的太空移民奠定基础。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可持续的，不是有去无回，而是不断地往返，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推动地球到太空的运输成本不断地下降。因此，只有在实现了如此大规模的人类来往于地球和太空之间以后，才能够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市场规模来支持真正的太空移民。

2.墨西哥移民知识 篇二

关键词：知识新移民,非知识新移民,快乐源,苦恼源

知识新移民指从农村、小城镇或其他城市来到目前定居城市且具有中专 (高中) 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 包括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人和尚未取得该市户籍的人[1]。在民办高校师资队伍中, 知识新移民所占比重并不低, 从实证角度调查他们与非知识新移民在工作上和生活是否存在快乐源和苦恼源的差异, 将有助于民办高校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管理, 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工作幸福感, 又有助于民办高校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其中快乐源指的是让人感觉快乐的事情或者因素, 苦恼源是指让人感觉到不快乐 (苦恼) 的事情或者因素[2]。

1. 研究方法

在生活快乐源和苦恼源上, 首先对分层抽样出来的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和非知识新移民进行了关键事件访谈, 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设计了《广州市民办高校教师生活快乐源和苦恼源的问卷调查》。调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为年龄、学历、职称、户口所在地、教育背景等基本情况的调查;其次是对生活的整体评估 (其中1为很不满意、5为很满意) ;再次用10分制对生活中10件让人快乐的事情进行赋分;最后用10分制对生活中10件让人苦恼的事情进行赋分。

对于非知识新移民 (原户口地和现户口地都在广州) , 本文沿用了《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的工作快乐源和苦恼源研究》中的调查问卷[3], 对其增加了工作快乐源和苦恼源的调查。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方式通过网络、现场派发等渠道随机派发问卷, 共派发了225份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了216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96.00%。其中知识新移民158份, 非知识新移民62份, 从这可以看出, 在广州市民办高校中, 知识新移民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最后问卷结果用SPSS17.0分析。

表1是回收问卷的基本情况统计, 无论是知识新移民还是非知识新移民, 都可以看到他们男女人数相当, 以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 大部分人已婚且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和讲师的职称。这与之前研究中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的特点一致[4]。

(知识新移民158人, 非知识新移民62人)

2.工作快乐源和苦恼源的对比研究

在《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的工作快乐源和苦恼源研究》的研究中, 对于知识新移民而言, 排在前三位的快乐源是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得到学生的喜爱和关心、得到学校的认可;排在前三位的苦恼源为职称很难评、总收入不高、科研不好做。同时, 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在部分快乐源上有显著差异, 不同的婚姻状态在部分苦恼源上有显著差异[5]。

采用相同的问卷对广州市民办高校中非知识新移民的工作快乐源和苦恼源进行调查, 经过检验, 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克隆巴赫) 0.915, 问卷有效。

在整体工作满意度方面, 广州市民办高校中非知识新移民的平均分为3.71分, 标准差为1.38,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满意度并不高, 个体之间差异性比较大。

在10种工作快乐源中, 通过表2可以看到, 对于非知识新移民来说排在前三位的是: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得到学生的喜爱和关心、学生的表现好。排在第一、第二位的工作快乐源和之前研究中知识新移民的排序一致, 但排在第三位的工作快乐源发生变化, 知识新移民更看重得到学校的认可。

工作快乐源描述统计 (N=62)

结合上次研究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 通过T检验显示, 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在“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工作环境”上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这与前面的排序分析一致。知识新移民从外地来到广州, 获得认同感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尤其是获得所在组织的认同更是如此。一般而言, 工作时间占据一个人大部分时间, 知识新移民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一座新的城市, 让他们获得认同感或者说存在感的环境并不多, 工作环境是否宜人, 能不能喜欢这样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考虑的关键因素。

在15种工作苦恼源中, 通过表4可以看到对于非知识新移民来说, 排在前三位的是:职称很难评、工作的开展空间受限、工作琐事多。除了第一位的“职称很难评”之外, 后两位的排序与知识新移民的排序相异, 知识新移民在经济方面的苦恼更多。知识新移民来到广州定居, 一个很重大的苦恼就是住房问题, 广州的高房价使得他们感受到更大的经济压力。但使用T检验对这些苦恼源按照是否是知识新移民进行差异性分析, 并没发现显著性差异。

工作苦恼源描述统计 (N=62)

3. 生活快乐源和苦恼源的对比研究

在信度方面, 经检验生活快乐源和苦恼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克隆巴赫) 为0.869, 问卷有效。

从整体看, 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对生活满意情况的整体评估平均分为3.77分, 非知识新移民的平均分为3.87分, 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不是很高。

在生活的快乐源上 (具体见表5) , 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和非知识新移民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家人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和自己身体健康。这与他们的婚姻状况相一致, 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已婚,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而且多数已经育有子女, 需要跟父母合住, 家庭是否和睦便占据首要的位置。另外, 从马斯洛需要层次来说, 排在前面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而面对目前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医疗费用高等问题, 家人和自身的身体健康因此排在了前面。通过对知识新移民和非知识新移民的生活快乐源进行T检验, 结果显示他们只在宗教信仰上有显著差异, 广州市民办高校非知识新移民从宗教信仰上获得快乐比知识新移民更多。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否是知识新移民, 宗教信仰带来的快乐感都是得分最低、排在末尾的。

在生活的苦恼源上 (见表6) , 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和非知识新移民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家人生病了、我生病了和跟家人相处时间不多。这个排序跟前面生活快乐源的排序很接近, “家人和我的健康”能带来最多的快乐, “家人和我生病了”带来了最多的苦恼。从这里可以看出, 家庭占据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用T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 这些生活苦恼源给他们带来的苦恼没有显著性差异。

4. 结论与对策

经统计分析, 对于广州市民办高校非知识新移民来说, 在工作上带给他们快乐的前三位快乐源为: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得到学生的喜爱和关心和学生的表现好;带给他们苦恼的前三位苦恼源为:职称很难评、工作发展空间受限、工作琐事多。通过T检验显示, 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在“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工作环境”上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在生活方面, 无论是否是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 能给他们快乐的前三位快乐源是:家人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和自己身体健康;给他们带来苦恼的前三位苦恼源是:家人生病了、我生病了和跟家人相处时间不多。

鉴于以上结论, 对于广州市民办高校的管理来说, 有以下建议:

(1) 正确看待知识新移民和非知识新移民之间的差异, 在管理方式和激励方式上可以采取差异化手段。同时, 应该看到他们之间的共性, 在职称评定、工作发展空间上给予更多的支持。

(2) 在管理上重视家庭对知识新移民和非知识新移民的影响, 帮助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 可以集中调查他们在家庭生活方面的诉求, 并尝试提供一些扶助, 如提供子女的医疗补助;也可以开展一些家庭活动, 如“家庭日”这样的方式增强他们的快乐感。

(3) 注重维护知识新移民和非知识新移民的身心健康。对于高校来说, 本身适合锻炼的场地是足够的, 也都设有心理咨询室, 从硬件设施来说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要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引导甚至鼓励他们进行相应的锻炼, 同时注重他们的心理健康。另外, 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财务情况, 为其购买除了社会保险之外的医疗保险, 降低因为生病而带来的经济压力。

参考文献

[1][3][4][5]谭伟.广州市民办高校知识新移民的工作快乐源和苦恼源研究.沿海企业与科技, 2016 (4) .

3.墨西哥与墨西哥的华人移民 篇三

墨西哥的贫民窟是什么样

墨西哥是美洲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之一，我很担心两位外甥在那里的生活现状。外甥告诉我，墨西哥人谈起执政党的腐败，都会提到1988～1994年任职的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因为长期独霸政坛，缺乏必要监督，腐败就成了墨西哥执政党的伴生物。在实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过程中，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在墨西哥拉开了帷幕。那时，大量国有企业被贱卖，大小官员大肆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财资，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世界首富斯利姆就是在这一浪潮中起家的。外甥女的先生小周在墨西哥经商19年，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只要肯花钱，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为商人，他说墨政府税收政策多变，几乎年年变，不顾生意人的承受力，将矛盾拼命转嫁给中产阶级，人们牢骚满腹。在卡洛斯因贪污被反对党赶下台后，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起了变化。好在民选制度能让党派轮流执政，在清算过程中人民逐渐醒悟，不过那位因腐败被指控、面临官司与牢狱之灾的总统至今躲逃在国外。

因为知道我一贯想看真实面，小周特地带我去看了贫民窟。在墨西哥城四周的山坡上，到处有贫民区，据说几年前外省流民在此疯狂抢占地皮，穷人用铁皮、木头、硬纸板在山头上到处搭建违章房屋。政府无奈，不敢赶也不敢拆，怕制造社会矛盾。政客为了选票讨好穷人，许诺为穷人改善环境，提供公共福利设施。现在政府用水泥砖头在此盖廉价房，按25～30年分期付款卖给穷人，为贫民窟铺路、接下水道、架电线、提供公共设施。

在墨西哥城，我发觉地方政府好像没有能力规划动迁，城内建筑与马路杂乱无章。市内商业街区乱糟糟，街面店铺几乎连成片，到处是人流。看来，在墨西哥人权高于一切，市政改造因此难上加难。在市政府广场上，我看到一大群示威者在静坐抗议动迁。

墨西哥城治安不好，每个十字街头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站岗维持治安。小周说：这里的警察口碑不好，常欺辱外地人。在墨西哥看到与听到的仿佛告诉我，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众没有自救或他救的有效手段，没有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机会。好在墨西哥今天已走上民主化，有反对党与强大的社会团体组织及媒体监督，能揭露真相，能追查法办贪官污吏，对政治人物压力很大。墨西哥人民的民主和人权意识很强，不高兴就上街，可示威游行有度，不赞成暴力行为，所以社会还比较和谐稳定。

宗教是墨西哥社会和谐的根基

在墨西哥印欧混血人种占90%，印第安人约1000万，一般不存在种族歧视。墨西哥富人开好车、住豪宅，一般穷人买二手车、住低价房，最穷的人乘公交车，群居在贫民区，但大家心安理得和平相处，不会有仇富情绪产生。我心里好奇：墨西哥贫富差距大，问题不断，执政也腐败，为什么却能保持社会的和谐太平？

小周风趣地说：上帝给了墨西哥良好的自然环境，这里有温暖的天气、丰富的资源，海里有大量的鱼类与石油，树上到处有果子……穷人饿不死、冻不坏、不愁吃与穿，灾害又少。所以造成墨西哥人依赖政府，不想打拼和奋斗的习惯，培养了大批懒汉，而穷人更不想流血造反。我经过仔细观察，觉得除了自然环境及民主制度的政治原因，宗教也起到净化和规范墨西哥人道德品质的作用，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墨西哥人中92.6%信奉天主教，3.3%信奉基督教新教，教堂无处不在。宗教活动普遍进入学校，孩子从小接受宗教教育，甚至幼儿园毕业都由神甫主持活动。

墨西哥人的道德品质受到宗教全方位的影响。公共场所再拥挤，人们都会自觉排队；他们开车也急，但路上发生车的碰撞不会争吵，更不会打架，下车互相打声招呼，握下手，记一下保险号码，便友善分手。墨西哥的许多公共场所没有纠察，照顾残疾人与老人小孩是自觉行为，停车场不会有人抢占有残疾人标记的车位。

我在参观墨西哥教堂时，看到一位枢机主教在传道时宣读一份公告，出于好奇问懂西班牙文的外甥什么内容。他告诉我，这是墨西哥主教们向全国人民发表公告，批评政府施政的一些错误，并要求教徒们监督立法者。这让我眼界大开。外甥告诉我，墨西哥政党之间和政府与群众间经常会发生激烈冲突，每当国家命运处在危急动荡的关口，墨西哥天主教会都会出面安抚调解，为国家的修好与和谐祈祷，并邀请国内各个教区的教会举行“为国家和平祈祷周”。教会呼吁政府要有所行动，回应道德规则的要求，并劝说冲突双方求得和解。

墨西哥近几年移进上万中国大陆人，基本上混得不错。即便是初来打工，依靠勤奋也很快能成为小老板。外甥们带我会见了一些大陆新移民，闲聊中知道，他们都入了教。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宗教规范了人民的道德标准，又给社会带来和谐的保障。在他们漫长的移民生活中，当碰到家庭、婚姻、失业、求学的困难时，最先伸出帮助之手的，往往是教会与教徒们。

移民和偷渡：墨西哥民众的自我救赎

在墨西哥还有一个奇特现象：许多墨西哥人，以及绝大多数初到墨西哥的移民，仅仅把墨当作跳板，最终目标是想偷渡去美国。

墨美两国有很长的边疆与海岸线相接，特别在提华那，偷渡者成群结伙地等在那里。在美墨边界有个小镇艾尔塔，每年数以10万计的偷渡者从这里出发，高峰期每天取道此镇的偷渡客高达一两千人。墨西哥从1985年开始向美国大量移民，向美国输出的人力是最多的。仅在福克斯执政期间（2000～2006年），平均每年就有45万人走出国界。目前包括合法与非法，在美的墨西哥移民有1200万人，其中非法移民超过600万。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偷渡移民早已扎根美国，将他们从美国驱逐出境是“不明智”也是“不现实”的。在墨西哥2200万个家庭中，约有350万个家庭得到自己亲戚寄自美国的钱款。2005年，墨西哥移民为本国带来约200亿美元收入，成为该国仅次于石油出口的第二大外汇来源。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是墨西哥民众为摆脱贫困进行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墨西哥年轻一代受美国影响大，因为离美太近，也对这个国家失去了神秘感。墨西哥人去美的目的就是打工赚钱，大多数移民在美国底层生活。外甥告诉我，墨西哥不少东西比美国还贵，如电器、服装等——所以华人与墨西哥人，经常趁圣诞节前后的大减价，驾车去美国疯狂购物。

华人移民在海外的生存境况

这次到墨西哥，我另有一个任务——探望在墨的亲人。

我二姐的二女儿，20年前与丈夫移民到墨西哥北部的蒙德雷城，小儿子9年前在姐姐的帮助下也去了那里。他们像所有华人新移民一样，在异国他乡发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刻苦。开始时真是含辛茹苦，语言与文化习惯都是巨大障碍，更何况他们没有潮州人与温州人抱团式的群体相助，在几乎没有大陆华人的环境中，两个孤独的上海人年复一年坚持奋斗。

外甥女婿小周从小独立、聪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很有胆略地抛弃吃“大锅饭”的国有单位下海经商。他去墨西哥本是为了等待机会移民美国，谁知凭着上海人特有的商业头脑，不久就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开始，他利用专长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铺，后受台湾商人聘请，去帮忙管理工厂和推销产品。由于营销上有悟性，在国内又积累了一些经验，几年后他就独立出来自己开公司，从做一家台资企业代理商，到后来成为被制鞋行业厂商争抢的大经销商。外甥女是传统的中国女性，俗话说有“旺夫相”，出国20年夫唱妻随，一直帮丈夫艰苦创业，在公司从财务到管理，靠自学成才，由外行变成内行。

他们从白手起家到今天打造出丰厚的家产，在富人区买了豪宅，置下几处地产包括公司办公楼与大仓库，夫妻子女都开着名车，这一切来之不易。按传统中国人互帮互拉的民族习惯，2002年姐姐把弟弟弄到墨西哥去，又安排去姐夫处打工。适应墨西哥的语言和生活后，还帮他开了家小饭店，从此让兄弟自己磨练壮大。目前外甥在大学周围开了三家饭店，我仔细观察了这些店面，相当于中国的快餐店，中饭从11点开始一直做到下午5点，每节下课都有学生与老师进来就餐。一年四季12道菜，当地人百吃不厌，每顿45比索左右（相当于30元人民币）。当地人喜欢辣酱、酱油，几乎每个人都要点一只大春卷，10比索（相当于7元人民币），成本不超过3块，一周内每个饭店要卖掉700只春卷。

我发现外甥的变化很大，除了华人天生勤奋的本质外，还发挥了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他与这些常客的关系非常融洽，熟悉他们的家庭、朋友、口味。在饭菜数量与价格上非常人情化，从不斤斤计较，像对待朋友一样客气。我惊讶他的小饭店利润如此高，更想不到他经营以来，从未被地方官员敲诈过一次。

外甥和外甥女的成功经历告诉我：刻苦勤俭的华人在海外新移民中是生存的强者。

华人最大的特点是适应能力强与肯动脑学习，加上天生的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是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他们不像当地人“认天命”，永远做打工仔。华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休息，目的就是为了当老板。他们通过打工来完成最初的原始积累，往往挑外国人最不愿意干的行业起家，如饭店、旅馆、超市、洗衣坊、小商品批发等，随后逐渐由弱变强打出一片天。当然不可否认，在竞争、拼搏中，华人有时也沾了道德层面上不那么守规矩的光：外国人碰到问题想法单纯、不会转弯、没心计甚至于天真；而华人精明、活络、会“钻空子”，当然成功率高。部分华人的某些道德行为也常受老外非议，造成某些负面影响。

我问外甥们，墨西哥有否明显的排华事件，他们说没有。其实中国与墨西哥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冲突，在世贸谈判中，墨西哥是拖到最后一个与中国签约的国家，在两国经贸交易与投资移民政策上也设有不少壁垒。墨西哥一直害怕与不满中国抢去它在美洲的市场，原来美国许多低端、低价值的制造业产品都是墨西哥供应，现在几乎被中国抢光，包括南美巴西等国的市场。

这10年我在游历世界各国的过程中，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移民生活在基督教国家，与生活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命运？历史教训告诉华人：凡华人出国移民，一定要选择宗教较为普及的国家，特别要选基督教与天主教国家——凡是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一定有普世博爱精神作保证，有安全保障，是和谐文明的居住地。相反，华人千万不能选择政教合一、宣扬民族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国家移民，否则灾难和排华浪潮会时刻危及你的生命，使你倾家荡产。曾经发生在亚非拉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排华事件，让全世界的华侨记忆犹新，即使我们曾极力支持过的革命“兄弟”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等，都曾用排华事件来“报答”我们，当时华侨们孤立无援、受尽折磨。我的心得是：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水火不容，是一对冤家。一个宽容，一个狭隘；一个开放，一个封闭；一个讲一体，一个讲对立。有浓厚良好宗教信仰与基础的国家和社会，是华人最理想的移民之地。

4.墨西哥,仙人掌的王国 篇四

“哪里有仙人掌,哪里就能生存。”这是仙人掌王国——墨西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墨西哥人对仙人掌怀有特殊的感情——仙人掌是墨西哥国花,亦是精神象征。墨西哥从不乏仙人掌元素,国旗、国徽中随处可见,国旗的图案是雄鹰叼着蛇站于仙人掌上的景象,据说创建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人曾过着游牧生活,得到神的指点后发现,那样景象的地方就是理想的定居之地,当他们走遍四方,终于在特诺奇蒂特兰见到这种情景,便定居下来。墨西哥人每年8月中旬左右都要在著名的仙人掌产地——米尔帕阿尔塔地区欢度仙人掌节。节日期间展出用仙人掌制作的各种食品,设在路旁的摊点当场烹炒仙人掌菜肴,供游人品尝。墨西哥人食用仙人掌,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仙人掌果富含植物纤维和维生素A、B6、C、K、核黄素以及钙、锰、钾、铁、铜等矿物质,清香微甜可口。

据统计,全世界约有2500多种仙人掌类植物,其中约一半生长在墨西哥。驱车在墨西哥的公路上,两旁成片相连的仙人掌“海洋”一眼望不到头。身临其境,你会发现“仙人掌之国”的美称绝非浪得虚名可以看到球拍形、圆球形、木桩形等形状千奇百怪的仙人掌,其中近10米高的巨人柱仙人掌成为墨西哥的标志性风景。愈加恶劣的环境,它们生长的就越是旺盛。那些“刺”让它们看起来充满了攻击性,其实它是为适应自然环境“自我选择”的一种独特外形,处于干旱地区要避免水分的蒸发,叶子就退化成针状,茎、根承担了储存水分的任务,变得多汁肥大。有些专家指出,很多种类的仙人掌,刺座下面的状突起相当于正常叶子的叶基。刺从刺座中长出,刺的排列依品种的不同有不同的特色。

因仙人掌的叶退化成刺,所以仙人掌的球体就是它的茎。叶退化成刺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所以改由茎的表皮来进行光合作用和制造养分。茎依外形大致分成五类:叶片形、手指形、团扇形、长柱形、球形。仙人掌的花大多单并由刺座开出,虽然同时拥有雄蕊和雌蕊,有些仙人掌为了保护幼嫩的花朵,会在开花前先长出绵毛,或是在成株时在顶部有花座的构造。仙人掌的花非常的艳丽,常被误认为是假花,那是为了在荒凉的野地里吸引昆虫、鸟类等动物来授粉。果实大多是浆果,果肉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多糖类、黄酮类和果胶等。有些可以食用,如火龙果等。

5.墨西哥移民知识 篇五

1 墨中两国经济社会人口和卫生状况比较

墨西哥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且具有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和发展任务繁重等相似的国情,两国在卫生发展方面也面临着更多相似的挑战。

1.1 经济社会与人口状况

墨西哥国土面积197万Km2,位居拉美第三位。墨西哥有31个州和1个联邦区(墨西哥城),其州政府下设市(镇)和村两级政府。全国共有2 000余个市镇。

2004年,墨西哥人口达到1.06亿人,是拉美第二人口大国,其中农村人口占31%,低于我国57%的农业人口比例。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我国,仅首都墨西哥城就聚居了2200多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1994-2004年,墨西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远远快于我国9‰的速度。2004年,墨西哥60岁以上人口仅为7.6%,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我国的10.8%,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

墨西哥是拉美经济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居拉美第一位。2003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 260亿美元,在总量上相当于我国的三分之一强;人均GDP达到6 121美元,约4倍于我国的人均水平,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墨西哥人均GDP达到9 168美元,而我国达到5 003美元(GDP未校正前),两国差距明显缩小。1990年以来,墨西哥经济增速不高,人均GDP年均增长1.4%,而中国则高达8.5%,我国经济在发展势头的强劲性方面明显优于墨西哥。

墨西哥于1810年独立,并于182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形成了联邦制国体。

1.2 卫生资源与健康状况

在卫生资源方面,墨西哥每千人口拥有医生1.98人,护士0.9人,牙医0.79人,医院床位1张。从总体配置水平来讲,与我国相比,医生较多,护士接近,而床位资源较少。2003年每百万人口拥有CT1.5台,远远低于我国4台的配置水平。

在卫生筹资方面,2003年墨西哥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达到6.2%,稍高于我国4.9%的水平。墨西哥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46.4%、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1.7%,这两项指标明显高于我国17%和4%的水平。药品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21.4%,约相当于我国的一半。由于近年来墨政府大幅度增加卫生投入,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提高。

在健康产出方面,墨西哥婴儿死亡率为20.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8‰,孕产妇死亡率为51/10万,2004年墨期望寿命为74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报告,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墨西哥卫生系统的整体绩效排第61位,但公平性较差,排第144位,整体绩效好于我国。

2 墨西哥卫生体系的发展与演进

在过去180多年历史中,墨西哥卫生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墨西哥卫生体系的演进和改革,是对卫生改革的目标、政策和策略不断调整和完整的过程,也是该国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变迁的结果。

2.1 初步创建阶段

1824-1942年是墨西哥现代卫生体制初步形成时期,出现了收治穷人的慈善医院、面向中产阶级的私人医院、面向普通居民的公立医院。191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府将卫生服务等社会服务作为政府的职责,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只能提供有限的公共卫生的资金和服务。因此,于1917年建立了公共卫生部(Public Health Department),整合了松散的卫生服务机构,如教会医院和慈善机构,并初步建立了一些近代化的医疗机构。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公共卫生部只负责对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的管理,工作重点是改善农民的一般卫生条件,防治传染病等。

1937年,墨西哥公众救助部(Ministry of Public Assistance)成立,与公共卫生部一起,协调不同卫生服务机构的政策,卫生工作重点是对特殊人群的保护,比如儿童、国家公务员和军人等。政府与农村的民间组织合作提供医疗服务,政府还在城市以及部分重点农村地区建立了公立医疗机构。

2.2 全面发展阶段

1943年至20世纪70年代,是墨西哥卫生体制初步建立和全面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卫生部、私人保险和医疗机构组成的复杂而彼此分割的卫生服务体系。政府整合了原公共卫生部和公众救助部的职能,成立了卫生与救济部(Ministry of Heal th and Assistance),扩大了对贫困人群的卫生服务职能,制定了全面的公共卫生政策,与州政府共同负责医疗服务的提供,对卫生机构以集中管理为特征。卫生部还成立了墨西哥儿童医院,作为第一家国立卫生研究机构,承担复杂的三级医疗服务、专科培训和科研工作。但是,这一时期医疗机构建设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贫困人群很难得到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许多家庭只能依靠自己财力,利用质量低下并缺乏管制的私人机构提供的服务。

同在1943年,墨西哥成立了社会保障部(IMSS),负责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政策与管理,主要是不同的工会和行业建立的保险计划。社会保障部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是私人部门正式就业的职工及其家属。后又建立了石油工人医疗保险(PEMEX)、军人保险(Army,Navy)等其他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石油工人、军人及其家属。社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雇主和雇员的工薪税,分别占保费的1/3。

1959年,建立了公务员保障制度(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Social Services for State Workers,ISSSTE),其覆盖范围包括政府雇员及其家庭。社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和雇员的工薪税,分别占2/3和1/3。

1960年,墨西哥政府根据《社会保障法》进行了一些扩大社会医疗保险收益面的尝试,希望将临时工和农村的工人也纳入医疗保险体制内,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社会医疗保险的扩面工作陷于停滞。

2.3 局部调整阶段

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末,是墨西哥卫生服务体系局部调整阶段。墨西哥政府针对卫生体系在筹资公平性方面逐步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将初级卫生保健扩大到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针对具体问题推进了一些改革方案,但成效不明显。

20世纪70年代,各州利用IMSS等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对穷人的社会保护,给农村居民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提供部分社会保证待遇,使贫困人群可以利用卫生部门以外的资源获得医疗服务,即由社会保险部门实施的医疗救助项目(IMSS-CO-PLAMAR,后来称为IMSS-SOLIDARIDADE和OPORTU-NIDADES)。该项目由IMSS农村事务部负责协调管理,由政府和IMSS签订协议,利用IMSS的医疗机构为城乡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经费由联邦政府拨付,覆盖了1400万人口。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政府为了扩大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高整个卫生体系的服务质量,建立了更加统一的全国卫生改革的政策框架,协调社会医疗保险部门与卫生部门所属服务提供者间的关系,墨西哥政府第一次试图将卫生服务提供的责任转移到州政府。于是,在1984-1988年出现了第一波“权力下放”改革,联邦政府的医疗救助项目和医疗服务均由州政府直接负责提供。但只将一部分职能下放给州政府,而不是卫生行政管理权限的全面下放,而且,只有经济发达的14个州进行了这项改革。总统同时也成立了一个自任主席的“健康内阁”,支持在不同部门间达成改革共识。

1983年,墨西哥还通过“宪法修正案”和“卫生基本法”,赋予每个人获得健康保护的基本权利。“公共卫生与救助部”更名为“卫生部”。1986年,墨西哥成立了全国健康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Council)主要职责是协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卫生政策。但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联邦财力陷入历史最低点,加上利益集团的压力,使卫生改革再次陷入停滞。

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又重新启动了第二波权利下放改革,剩余的18个州参加改革行动,完成了权利下放改革计划,将更多的卫生管理职能和责任以及相应的筹资责任下放给州政府,以进一步强化州政府卫生服务体系(State Health Services,SHS)。卫生部制定了“1995-2000年卫生改革计划”,将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几项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了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特别项目“保险扩大计划(Coverage Extension Programme,PAC)”,同时,在1990年早期开展了针对贫困人口的减贫项目,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原来成为Solidaridad,后来改为Progreas和Oportunidades的救济项目)。但是,截止到2000年,在墨西哥1亿人口中,大约52%没有医疗保险。

由于墨西哥不同的医疗保险计划都有一套独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独立的管理机构和组织以及独立的医疗服务机构,形成复杂的管理系统,增加了不同部门之间政策的协调难度,影响了墨西哥卫生改革的总体绩效。

2.4 整体改革阶段

2000年以后,墨西哥进行了结构性和制度性卫生改革,即在医疗保障、服务提供和管理体制方面整体推进,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健康保险的全民覆盖,保护全体居民免受疾病风险的威胁。改革推进的策略是先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入手,针对收入最低的脆弱人群建立新的保险项目,而不急于对现有的社会保险IMSS和ISSSTE等进行改革,使改革容易起步和实施。卫生部制定了“2001-2006年全国卫生规划”,提出了全面卫生改革的思路,其中以建立“社会健康保障制度”为整体方案,以建立“大众健康保险(Public Health Insurance,PHI)”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逐步实现健康保障制度全面覆盖的目标。2003年4月,通过《社会健康保障制度(System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Health,SSPH)》法案,于2004年1月1日生效,其目的是到2010年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

根据SSPH方案设计,墨西哥不仅将健康保险覆盖全国居民,而且将对纵向分割的卫生管理、筹资和服务功能进行改革和整合。但是,由于整合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实质进展。

在着手进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新一届墨西哥政府对药品与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进出口检验检疫等涉及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工作进行了整合,成立了卫生部领导的“健康保护与监督局”,对其组织结构、目标和功能进行了全面调整,改变了过去仅仅加强卫生过程监管职能的传统,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威胁人民健康的危险因素的预防上。同时,对原来分散在联邦政府不同的部门的监管职能进行了整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卫生执法”,降低了协调成本,提高了执法效率。

健康保护与监督局的职能大幅度扩展,形成了9大项目、涵盖248个行业的健康危险因素的保护与监督工作,包括传统的药品监督局的审批工作,如医疗器械、药品、血液制品、组织、器官移植监管;工业产品的毒性、危险性审查,如农药、化肥、化学制品和基本化学品;各种民用产品的卫生,如食品、烟草、饮料、化妆品、生物制品等监督审查;职业卫生,如职业危害暴露检测和预防;环境卫生:如水、土壤和空气和污染检测。

3 卫生体系面临的挑战与改革的动因

墨西哥政府推行面向全体未参保人群的“社会健康保障制度”,背后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3.1 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自1982年开始,墨西哥改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行了以自由化、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该政策导致的经济社会后果对卫生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第一,面对失业人口和不正规就业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的现实,以正规就业为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难以为全民提供相应的健康保障;相反,由于正规就业人口通过其政治影响力占据了大量的公共卫生支出,使其他人群的卫生保障状况恶化。第二,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危机不断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不得不削减公共支出,减少包括卫生在内的公共服务提供。例如,1982年公共卫生支出占政府支出的6.2%,到1988年则下降到2.5%。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卫生系统为贫困人口提供卫生服务的能力。第三,由于贫困的加剧,未被正规社会保障覆盖的人群的支付能力下降,卫生服务的可得性随之下降,陷入贫困与疾病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

因此,尽管在1983年,执政的制度革命党已经意识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可能产生的弊端,修改了宪法,提出享有卫生保障是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并据此制定了《卫生基本法》,提出要将卫生保障扩展到全民,解决卫生保障的不公平问题。但是,在上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这一政治承诺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3.2 以正规就业为基础的卫生保障体制造成体系和社会的割裂

自1929年开始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政府,依赖高度组织化的正规就业人员的支持以维持统治地位,陆续建成面向正规部门的IMSS,ISSSTE、PEMEX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正规就业的人群及其家属加入保险时有政府财政的大量补贴,健康保障也没有范围限制,得到服务时几乎免费。获得医疗保障事实上成了这个人群的特权。

墨西哥社会医疗保险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建立了直接隶属于本部门的医疗服务机构,并且只服务于特定的参保人群。也就是说,墨西哥的IMSS和ISSSTE不仅负责被保障人群的医疗保险筹资,还负责卫生服务提供及其管理,因此,形成了纵向整合的、以特定职业人群为目标的医疗保障和服务提供体系,造成了墨西哥卫生体系的割裂。

没有纳入上述医疗保险制度的“剩余人群”主要是脆弱人群,包括在其他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如城市的个体户、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失业者和农民。他们虽然理论上可通过卫生部举办的公立医疗服务系统获得免费医疗服务,但是,应该享有哪些服务却没有明确界定。而且,由于公立医院所需资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卫生服务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患者就医必须排队等待,还要自己付费。在患者不满意公立诊所和医院服务质量时,不得已必须自己花钱利用私立医疗机构的服务,因此,没有医疗保险人群获得的基本卫生服务的权利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结果是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不仅获得了政府的保险补贴,还通过利用更多的卫生服务获得了更多补贴,形成所谓“双重保障”。保险覆盖范围外的人群由于利用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少,事实上很少获得政府对公立医院财政补贴的好处,成为“没有保障”的人群,造成了墨西哥“有保障人群”和没有保障人群”的社会割裂。

3.3 权力下放导致地区健康差距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为了改变原来高度中央化、官僚化的政策决策和执行机制,使服务提供者能够灵活对地区和患者和需求作出灵活反应,同时为了缓解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地方增加卫生投入的积极性,改善资源的配置,墨西哥卫生部先后实行两轮权力下放,把提供卫生服务(主要是初级保健诊所和二级综合医院,第三层的专科服务继续由联邦卫生部负责提供)的功能和责任下放给州政府,由各州卫生部组建各自的卫生服务署向没有社会保障的人群提供卫生服务。在那些富裕和管理能力高的州,权力下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其他州则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出现了卫生投入和服务下降的情况。各州之间在卫生投入和卫生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方面差距扩大。部分富裕的州,卫生支出超过政府预算的20%;而在部分贫穷的州,州政府的卫生支出不足其政府预算的5%。最富裕的市区婴儿死亡率仅为9‰,最贫困的地区高达103‰;贫困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8%,而期望寿命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岁,低于墨西哥城10岁。贫困妇女的缺铁性贫血发病率高达40%,而全国平均水平为26%。在Guerrero州的贫困社区孕产妇死亡率高达283/10万,而全国平均水平为51/10万。

尽管在1986年成立了国家卫生理事会(由联邦卫生部部长主持,各州卫生部部长参加)负责协调联邦与州以及州之间的政策制定,但是卫生政策协调还是变得困难了。

3.4 卫生投入不足以及筹资不公平

由于以上的各种原因,导致了墨西哥的卫生投入不足和卫生筹资不公平的状况。卫生投入不足的主要表现是墨西哥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以及人均卫生费用、卫生资源的人口比率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拉美国家。例如,在2003年墨西哥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6.2%,远低于OECD国家8.6%的平均水平;人均卫生费用583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2 307美元;2003年,墨西哥每千人口的执业医生、护士和急诊医院床位数分别只有1.5、2.1和1,分别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2、1/4、和1/4。

卫生筹资及资金分配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公共支出在社会保障覆盖和非覆盖人群之间的分配差异很大,占全国人口约50%的没有保障人口获得公共支出只有33%;而占全国人口47%的享有社会保障的人群占有公共支出的66%。在改革前的2002年,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机构服务的人口每个家庭从联邦政府获得平均约2076墨西哥比索的补助;而卫生部服务的人口平均每个家庭仅获得922墨西哥比索。2002年,社会保障组织获得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66%,而卫生部系统仅获得34%左右。(2)联邦政府对各州的财政补助差异很大,按人头计算,补助最高的州相当于最低州的5倍。(3)各州政府的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差异更大,达到89～100:1。(4)超过50%的家庭没有健康保险,缺乏财务保护;而且收入越低的人群,享有医疗保险的比例越低。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中的60%有保险而最低的20%人口中仅有10%有保险。(5)卫生总费用中,公共支出只占46%(OECD国家平均是72%),私人保险占2%,私人自费则占到52%。(6)每年有2～3百万家庭面临灾难性卫生支出(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0%)或因病致贫,其中没有保险的人群占到85%。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把墨西哥的卫生筹资公平性排到了第144位。这一排序在墨西哥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成为推动墨西哥改革卫生保障体制的重要外部力量。

3.5 2000年墨西哥的政府更迭促成了改革

在2000年7月大选中,连续执政长达71年的墨西哥制度革命党丧失了执政地位。国家行动党的福克斯以明显优势当选为新一届总统。福克斯当选总统后,一方面继续坚持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强调要公平分配收入、扶贫和关注人的发展,走“第三条道路”。卫生领域作为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和扶贫的重要策略,列入新上台的国家行动党的重要议事议程。2001年,在充分研究并吸收超过22000件公民的建议书的基础上,刚刚上任半年多的福克斯政府制定了《国家卫生规划2001～2006—墨西哥卫生民主化:迈向全民覆盖的卫生体系》。该规划强调了卫生民主化对于墨西哥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不可或缺的意义。所谓的卫生民主化,核心是把卫生保障当作一项公民的社会权利,而不是一种商品、一种恩赐或特权,国家有责任创造条件,确保全体公民不论其支付能力和居住地点都能获得必需的卫生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该规划指出墨西哥卫生体系面临公平、质量和财务保护三大挑战,提出了包括确保公平筹资在内的五大发展目标。作为促进公平筹资、向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口提供财务保护的基本策略,该规划提出要建立卫生社会保障制度(SSPH),主要是大众健康保险制度(Popular Health insurance/PHI)的计划。

参考文献

[1]Gonzalez-Blocka.Miguel,Sandifonfb.Peter,Ruizc.Jose' Arturo,Rovirad Joan.Beyond health gain:the range of health system benefits expressed by social groups in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1,52:1537-1550.

[2]Gakidou.E mmanuela,Lozano.Rafael,Gonzalex-pier.Eduardo,etc. Assessing the eff ect of the 2001-06 Mexican healthe reform:an interim report card[J].Lancet,2006,368:1920-1935.

[3]Lozano.Rafael,Soliz.Patricia,Gakidou.Emmanuela,etc.Beenchmarking of performanfce of Mexican states with effectve coverage [J].Lancet,2006,368:1729-1741.

[4]Frenk Julio.Bridging the divide:global lessons from 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 in Mexico[J].Lacet,2006,368:954-961.

[5]Marie Knaul.Felicia,etc.Evidence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system: policy reform to remedy catastrophic and impoverishing health spending in Mexico[J].Lancet,2006,368:1828-1841.

[6]Fernk Julio.Evidence-based policy:Three Generations of Rrform in Mexico[J].Lancet,2003,362:166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