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选择题及答

经济法选择题及答（共3篇）

1.经济法选择题及答 篇一

“循环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 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 在全世界推行清洁生产。之后的绿色消费、绿色GDP、节约型社会等概念都是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上发展起来的。

1 传统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起着关键, 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研究企业的行为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 由于自然资源的廉价性甚至无偿性, 生态成本的外部性, 以及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 企业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需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等, 要支付工人工资, 要进行污染治理等等, 所以这时企业的成本核算主要是:

C0=I+D+V+G+W其中:I:固定资产投资;D:除工资以外的企业经营费用;V:工人工资;G:由政府征收的外部不经济补偿费;W:企业支出的生态环境治理费。

而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销售商品而获得的, 假设企业除了主营业务以外没有进行其他业务和投资活动, 那么, 企业的收益为:I0=P×Q;利润R0=I0-C0=P×Q- (I+D+V+G+W)

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企业会想尽办法提高P或增加Q, 但是处于“红海”中的企业往往很难做成功到这一点;另一途径就是降低C0, 这是红海战略中企业普遍采用的成本化战略。其中, I与生产规模密切联系, 不能随意缩减;D主要包括原材料、燃料、动力等, 倘若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变, 通过提高效率、采用节能措施等, 大幅降D的可能性不大, 换句话说, 改变D的主动权不在于企业本身;V是激励员工和获取员工忠诚度的有效途径, 也不得随意缩减;而理论上G和W则是相关度为-1的负相关关系, 即企业对污染治理投入减少X, 政府就因此向企业多征收补偿费X, 反之亦然。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不够, 实际多征收为Y, Y

2 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

循环经济要求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 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

2.1 减量化原则, 就是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 进而到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减量化有几种不同的表现, 在生产中常常表现为产品小型化和轻型化, 从而在产量不变时, 仍能较少原材料的投入, 降低生产成本△C11。此外, 减量化原则要求产品的包装应该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 从而达到减少废物排放的目的, 降低污染治理成本△C21。

2.2 再使用原则, 要求制造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再使用原则要求抵制当今世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 生产者应该将制品及其包装当作一种日常生活器具来设计, 使其像餐具和背包一样可以再三被使用, 同时应避免过分包装, 从而减少废物排放, 降低污染治理成本△C22。再使用原则还要求制造商应该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期, 而不是非常快的更新换代。这样, 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社会需求总量不变的条件下, 产品的销售量会减少△Q。

2.3 再循环原则, 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 而不是不可恢复的垃圾。按照循环经济的思想, 再循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原级再循环, 即废品被循环用来生产同种类型的新产品;另一种是次级再循环, 即将废品资源转化成其它产品的原料。不管何种形式的再循环, 都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C12。

另一方面, 要贯彻循环经济的原则, 必须首先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条件, 这就要求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 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成本△C3。

综上所述,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的成本核算主要是:

C*=I+D+V+G+W-△C1-△C2+△C3

仍然假设企业除了主营业务以外没有进行其他业务和投资活动, 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收益为:I*=P× (Q-△Q)

利润R*=I*-C*=P× (Q-△Q) - (I+D+V+G+W-△C1-△C2+△C3) =R0+△C1+△C2-△C3-P×△Q

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以自身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或者增加R0、△C1或△C2, 或者减少△C3或△Q。 (1) 增加△C1或△C2, 就必须加强循环经济的理念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运用; (2) 由第三部分可知, 要增加R0就必然放弃污染治理;减少△C3或△Q同样意味着放弃循环经济而回归到传统经济。这是一组矛盾的决策组合, 企业又很难在事前衡量各要素的量, 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循环经济面前望而却步。

3 两种经济模式下企业的行为选择分析

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在竞争的环境中, 其最终目标是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但许多企业仍然是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作为目的。当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 假如不存在任何惩罚机制, 那么企业必会放弃社会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如在资源利用方面会酿成“公地的悲剧”。因此, 企业在进行经济模式选择时, 既不会遵循传统经济, 也不会遵循循环经济, 它选择的唯一准则是:maxR。所以,

当:R0>R*时, 即△C1+△C2-△C3-P×△Q<0时, 企业宁愿污染环境, 损害社会利益, 也还坚持传统经济模式。

当:R*>R0时, 即△C1+△C2-△C3-P×△Q>0时, 企业会选择循环经济模式, 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自觉地增进了社会福利。

4 相应的对策分析

在资源日渐枯竭, 环境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已经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怎样引导企业选择循环经济模式, 是当前宏观经济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在推进循环经济过程中发挥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4.1 完善污染收费政策。虽然我国以实行了“谁污染谁付费”的政策, 但收费标准一般很低, 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很小。因此, 增加惩罚力度, 直至上述第二部分中的Y≥X, 使得企业污染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全部内部化, 甚至支付额外的代价, 从而增加传统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成本C0进而较少利润R0。

4.2 采用生态税政策。生态税是对那些使用了对环境有害的材料和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的产品而增加的一个税种。它增加了传统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成本C0, 促使生产厂商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技术。

4.3制定补贴政策。对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进行的技术研发活动给予适当补贴, 从而减少研发成本△C3进而增加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利润R*。

2.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分析 篇二

一、市场经济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的、非集中的经济, 它鼓励企业或个人的自主决策, 从而为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宽松的观念背景;同时, 现代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法制的、规范的经济, 它强调效率和公平, 要求为信息的流动提供规范的框架。会计政策选择正是这种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对立统一。市场经济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会计主体观念

两权高度分离, 投资主体极端多元化, 资本一经投入企业则终极所有权极模糊, 这种情形下只有主体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利益。要求会计政策选择立足企业本体立场, 讲求整体优化。

(二) 实质重于形式

企业多元化的组织格局, 纵向、横向上的扩展联合使得会计报表不再拘泥于法律形式, 而应重在反映“经济实质”。同时, 市场经济要求信息对决策有用, 而只有真正传达了经济实质的信息才是高质量的、有用的信息。会计方法的取舍也应看其能否提供反映经济实质的信息。

(三) 中立性原则

市场经济强调公开、公平和公正, 只有“中立”才符合上述要求。同时, 现代企业是作为多元契约的联结点而存在, 只有中立的信息才能维系不同契约的订立和履行, “厚此薄彼”将导致解约或重新签约成本。因此, 中立性原则将成为会计政策选择时评价备选方法的一条重要原则。

(四) 谨慎性原则

竞争性的经营环境时刻提醒企业风险与回报并存, 要求会计-计量应采取必要的安全及保守态度, 这将直接成为会计政策选择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会计政策选择对相关利益者的影响

按照会计政策选择与信息披露的后果可以把会计政策选择分为两类:一类是会计政策选择所产生的最终信息后果将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 可以称这类会计政策选择是技术性的。管理当局交易特别性的地位体现了对技术性会计政策选择的主导地位。由于改变公司内在价值会给企业契约的各订约人带来较大程度的风险, 管理当局进行机会主义的行为选择的可能性比较小。再加上逐渐规范的会计政策框架使得这部分以技术性为特征的会计政策选择只具有了很有限的可塑性, 这说明了管理当局对于这部分会计政策选择操纵空间越来越小。另一类是最终信息后果不会影响公司内在价值的会计政策选择, 这部分会计政策选择的目的在于通过形成信息屏障而让某些利益集团从信息交易中获利, 可以称其为交易性的会计政策选择。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的可塑性, 也就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导致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 会计政策选择对管理当局的影响

在现代企业中, 为了降低代理成本, 企业的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都签有一定的奖酬计划, 主要包括管理报酬计划、分红计划和业绩计划。这些计划都是根据会计信息制定的, 管理人员的报酬是随着报告盈利的增加而增加, 提高报告收益的现值可提高管理人员报酬的现值。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 如果收益低于需要支付红利的最低水平, 则管理层存在减少当年收益的动机, 即尽可能提前确认“收益损失”, 以增加本来的期望利润和分红;如果管理者的分红计划中包括了认股权, 那么管理当局则选择能平滑收益的会计方法, 以保持其股票价格的稳定增长。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是维护个人收益最大化的企业立场。

(二) 会计政策选择对投资者的影响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不可避免。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中的一方不能观察另一方行动的情况, 而造成的一方对另一方有关行为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的另一种类型, 是指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信息优势来获取超额利润的现象。“逆向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隐瞒不利信息, 因为不利信息会损害他们的名誉, 继而降低他们在经理人市场的价值。这将产生两种逆向选择效果:

1、由于投资者不了解管理当局隐瞒

信息的具体性质, 在缺乏充分披露的情况下, 投资者无法区分各证券间的质量差异, 因而证券的市场价格就只能反映其平均质量水平。

2、由于管理当局对投资者隐瞒了不

利的会计信息, 投资者不能客观地评价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 经理市场对经营者的监管能力降低了, 经理人员的平均质量水平也相应下降。

这两种逆向选择效果均可采用不合理的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 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业绩不佳的经营者, 这种“柠檬现象”必然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三) 会计政策选择对债权人的影响

为了降低风险, 债权人通常要求在债务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的条款, 比如规定最低限度的流动比率、限制对资产的清理和转移、规定利息保障倍数、限制企业发行新债等。这些限制性条款一般都是依据会计信息订立的, 对条款的监督也通过会计信息进行, 这样就使会计程序方法与违约的可能性大小直接相关, 从而为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可能。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 企业管理当局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前的会计政策;如果企业在某种情况下将发生违约行为, 管理当局总是会通过变更会计程序或者改变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信息的限制性条款联系紧密, 管理当局越是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逃避违约的惩罚。会计政策的选择增加了债权人的契约成本。

(四) 会计政策选择对政府的影响

政府本身是一个利益集团, 通过制定各种管制性的规章, 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中。由于会计信息是政府制定政策或法规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些法规或政策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图, 在特定的环境中代表的是特定集团的利益, 目的是在全社会达到资源配置最优。

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管理当局为避免引起政治机构的注意, 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保护企业的利益。比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减到下期的会计方法;高风险的企业有可能选择可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具有较高的政治成本, 更有可能减少报告收益。管理当局的这些选择行为会影响政府的宏观决策, 从而增加了政治成本。

三、会计政策选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可以使市场的资金使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变得更有效率。即能够使资金由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 使整个社会的收益水平提高, 收益的不确定性降低。而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问题是, 股票价格必须反映出上市公司效益的高低。然而, 在我国证券市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股价指数的上涨率与分红利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率是负相关的;股市指数的上涨率也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下降率呈正相关, 即指数越来越高, 而上市公司的业绩却越来越差;市场平均市盈率越来越高, 投资者获利机会却越来越少。

我国上市公司滥用会计政策选择, 任意操控会计数据的是造成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一基本功能被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市场对信息反应能力已经严重缺失, 市场融资处于低效率的均衡状态, 股票价格无法有效反应市场信息。会计信息的失真和各方信息的不对称, 使投资者不得不为之付出很多额外的成本, 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也被迫演化为投机行为, 从而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扭曲。虽然上市公司的融资便利程度和经营环境大大高于非上市公司, 但上市公司并没有比非上市公司体现明显的效率优势, 有时业绩增长情况甚至还远远低于国有企业。

市场价值依赖于投资者对未来股利的信任和对其他投资者信念的信任, 会计信息能够影响这两种信任。首先, 当会计政策改变了观察的数据, 它可能影响股票价格。其次, 管理者的报酬可能依赖于股票价格, 而股票价格则依赖于管理者的行为。管理者可能拥有企业股票、股票期权或购股证, 这种所有权使管理者获利于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除此之外, 对管理者自身业绩的评价也可能部分地依赖于这些股票的价格。管理者可能感兴趣的不仅是企业股票的目前价格, 还有它的长期价格, 因为契约可能不允许在特定日期前卖出股票或行使股票期权。实证研究的结果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 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 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由于证券市场对管理当局利益的直接影响, 管理当局可能会用会计政策选择这种特殊的方式操纵收益, 目的是通过影响证券市场以实现管理当局的愿望。

摘要：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是现有的会计理论水平与制度框架下的必然产物, 它是一种决策, 它以一定的方式影响 (形式上或实质地影响) 会计系统产出的信息。这种决策既可以从战略角度考虑, 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运用, 也可以从战术角度出发, 作为一种短期的策略而对收益产生影响, 控制会计信息的生成。上市公司运用这种选择权在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同时, 也会对各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经济后果,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1]、常茂松.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及后果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6) .

[2]、傅贵勤.基于会计政策选择视角的会计信息质量分析[J].财会通讯, 2008 (9) .

[3]、刘东山, 刘全山.基于相关者利益均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规范[J].财会月刊, 2008 (3) .

[4]、石廷安.论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影响[J].消费导刊, 2008 (4) .

[5]、宋在科, 王柱.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J].会计研究, 2008 (6) .

[6]、王婷婷.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基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J].齐鲁珠坛, 2008 (2) .

[7]、温琳, 陈作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J].财会通讯, 2007 (7) .

3.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 篇三

(一) 中国经济失衡的两大突出表现

中国经济失衡的一个突出表现, 是经常项目顺差过多和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所表现的外部经济失衡;具体表现就是经常项目顺差过多, 外汇储备规模过大。2001年12月,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仅为1.31%;从2002年起,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逐年扩大, 2007年6月达到历史高点10.71%;其后开始下降, 到2010年12月, 仍然有5.10%。目前,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另一表现, 是以劳动者工资水平过低、消费占GDP比例过低、国民储蓄率过高为特征的内部经济失衡。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3%,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9%, 而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9.4%, 农民收入年均增长6.0%。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

目前, 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消费在GDP中的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 2010年只有35%, 大约为美国消费占GDP比例的1/2。中国消费比例过低反映两个问题:第一, 中国居民没有分享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成果;第二, 投入产出效率较低, 实物资源消耗较大, 具有明显的粗放式经营特征。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二) 中美经济失衡的原因

中国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美国而言的, 也就是中美贸易失衡, 中国对美顺差过多, 美国对华逆差过多。造成中美经济失衡有以下四个原因:

1. 外部原因。

2002年以来, 美国资产证券化和住房信贷增长率井喷, 美国房价井喷, 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也出现井喷。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自2002年以后出现快速增长, 是和这场全球虚拟经济泡沫膨胀密切相关的。从需求角度看, 2002年以来美国需求和美国造成全球非理性繁荣带来的需求, 带动了中国出口。

2. 内部原因。

从供给角度看,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全球资本大量增加对中国投资, 带来加工贸易顺差快速增加。与此同时, 中国为了应对加入WTO,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提升了供给的效率。归根到底,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来自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978年以来, 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超过了美国。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 国内物价长期低迷且低于贸易伙伴物价, 都增强了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3. 顺差结构。

近年来,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从结构分析中发现, 中国加工贸易是顺差, 一般贸易是逆差。如果不考虑加工贸易, 实际上是逆差。在中国贸易结构里, 加工贸易占50%左右, 进口产品通过加工再出口, 必然产生顺差。在此过程中, 留在中国本土的仅为有限的“加工费”, 大多数利润都流入了跨国公司。

中国发展加工贸易, 主要是因为在特定历史阶段里, 中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这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所在。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充分发挥这种比较优势, 让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广大消费者享受到从中国进口的价廉物美商品, 同时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 降低了通货膨胀率, 并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这是中国做出的贡献, 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褒奖和认可。

4. 中美经济结构。

从中国方面看, 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对美顺差;进一步, 则是牺牲中国工人工资收入造成对美顺差。中国为了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长期执行“价廉物美”的政策。为此, 一方面大力改造旧设备, 引进新工艺、新设备;另一方面, 则是牺牲工人工资收入。近年来, 中国仍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 同时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尽管有大量劳动供给, 工资也在不断上升, 但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快于工资上升。

与中国情况不同, 美国贸易逆差是储蓄太少、过度消费引起的。美国政府花费巨额支出用于战争和发展尖端武器, 而且, 美国人不知节俭, 浪费极为严重, 必然引发贸易逆差。因此, 美国必须增加储蓄、减少政府支出;中国则要从收入分配入手, 扩大社会需求, 改善社会福利, 同时注重保护环境, 从而根本解决中美经济失衡问题。

总之, 中国贸易顺差过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进行全球贸易, 推动了中国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是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长期低下和扭曲造成的, 是以牺牲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和福利水平为代价的。

(三) 巨额顺差让中国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

中国为了取得巨额贸易顺差, 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首先, 金融成本。一是货币对经济增长驱动力减弱。20世纪90年代中期, 每驱动1个单位GDP增长, 中国大约需要投放1个单位的广义货币M2;进入21世纪, 上升到需要1.8个单位的M2;2009年, 进一步上升到需要3.0个单位的M2。从国际比较看, 2010年中国M2/GDP为1.9倍, 美国为0.60倍, 欧盟为0.61倍。换言之, 中国用了11万亿美元的M2驱动着6万亿美元的GDP, 美国用了8万多亿美元的M2驱动着15万多亿美元的GDP, 欧盟用了近11万亿美元的M2驱动着超过18万亿美元的GDP。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差距可见一斑。二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失衡。这不仅表现在货币错配上, 更表现在价值亏损上。2010年12月, 中国外汇储备资产2.84万亿美元, 相对于1美元兑6.6元人民币汇率, 实际价值为18.74万亿元人民币;但是, 中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里的外汇资产价值记载为21.13万亿元人民币 (按照历史成本计价) , 账面亏损2.4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最终将由政府财政买单。三是因外汇占款过多引起通货膨胀压力。四是因外汇储备增加引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五是因顾忌国际热钱流入导致人民币升值而长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导致资金价格扭曲、投资膨胀和产能过剩。

其次, 资源成本。一是煤炭消耗。2009年, 中国总共开采了30.5亿吨煤, 发电36506亿千瓦时, 但是, 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居民却仍然经常面临拉闸限电。二是原油消耗。2009年, 中国原油产量1.89亿吨, 进口原油2.038亿吨, 净进口原油1.99亿吨。三是稀土消耗。2010年1—11月, 中国共出口稀土3.5万吨, 中国现在占全球稀土的储量只有36%左右, 但是提供了全球90%的稀土供应。有专家估计, 世界最大稀土矿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将在30年内消失;有“世界钨都”之称的江西赣州稀土资源矿将在20年内开采殆尽。

再次, 环境成本。一是全国地表水污染严重。河流: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海域:四大海区近岸海域中, 渤海为轻度污染, 东海为重度污染。淡水湖泊:只有作为中俄界湖的兴凯湖没有富营养化, 其他包括镜泊湖、博斯腾湖、洪泽湖、南四湖轻度富营养, 达赉湖、洞庭湖、鄱阳湖、洱海、中度富营养, 白洋淀处于重度富营养状态。大型水库:只有位于台湾省桃源县的石门水库水质没有富营养化, 其他包括于桥水库、丹江口水库、崂山水库、松花湖、董铺水库、门楼水库、密云水库、千岛湖都属于中度富营养, 只有位于辽宁抚顺的大伙房水库属于轻度富营养。二是酸雨。在监测的500个城市 (县) 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281个, 占56.2%。三是二氧化硫排放量。2009年, 二氧化硫排放2214.4万吨。四是固体废物。2009年,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03943.4万吨, 危险废物产生量1429.9万吨, 排放量710.7吨, 进口5981万吨。五是农村环境。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 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 新、老污染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 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六是气候异常。七是水电和核电潜在的生态危害。

最后, 劳动力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 在长期通货膨胀条件下, 实际购买力是下降的。农民工忍受着糟糕的劳动条件, 拿着微薄的工资, 几乎没有社会保障, 工会组织形同虚设。在激烈竞争之下, 很多企业不是依靠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而是依赖加大劳动强度、降低工资待遇等手段;于是劳动环境越恶劣, 工人就越少有机会接受培训学习, 增加工资收入就越不可能, 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窄,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为什么选择渐进式汇率升值的策略

(一) 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的含义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从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格角度看,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三重经济含义。

第一, 中国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 也快于本部门工资提高, 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工资提高, 超过了本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 导致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

第二,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 中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 而且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其工资水平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 而且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工资水平。中国出口部门“工资生产率弹性”, 即工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比, 在全球是最低的。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美国, 而中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美国, 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原创技术较少, 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 可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中国可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 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 出口和贸易顺差就必然会增加, 从而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第三, 如果中国和美国具有相同的通胀率, 由于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变化不同, 那么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由于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 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 历史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土地等价格很低, 必然造成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 而不像发达国家价格体系已经较为均衡。因此, 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 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 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 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 正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 可贸易品价格下降意味着货币面临升值压力。

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三重经济含义的核心, 就是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 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 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 从而产生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二) 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负面影响

汇率升值是任何快速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历史阶段, 中国经济面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 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方法, 不仅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高顺差问题, 而且还将给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三大负面影响。

一是增加失业,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人民币升值后, 相应提高了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 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农产品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会使本已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遭受打击, 特别是降低农民收入, 使农民入不敷出, 造成农村市场萧条,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被迫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目前中国新增就业机会主要是出口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 人民币升值会使国内生产成本加大, 对上述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城市就业压力空前加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里更难找到工作, 使中国二元经济转变陷于停滞。

二是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 中国经济刚刚走出金融危机阴影, 经济恢复的基础不牢, 外贸依存度超过了60%, 一旦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将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出口产品竞争力受挫。中国外贸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 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一般利润很微薄, 一次不大幅度的汇率升值就会使企业由盈利变成亏损。出口急剧下降还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和失业, 导致居民收入降低, 国内消费需求下降, 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三是不能解决中国顺差问题。从长期看, 即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中国出口水平会逐步恢复。进口产品主要是生产原料、能源、先进设备和奢侈品, 具有较低的价格弹性, 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可能恶化, 进口规模甚至会绝对下降。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个可能结果, 就是在经历一段“痛苦”调整之后, 中国进出口金额可能都下降, 但仍然保持较高顺差水平, 这对中国经济将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 人民币汇率升值应考虑的经济因素

人民币升值到底应该保持多大幅度和怎样的节奏?有人主张, “一步到位”, 一次性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显然, 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状况是难以承受这种冲击的。目前, 中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 不具备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的现实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中国普通工人工资只有美日工人工资水平的1/20, 中国工人劳动生产率是美日工人劳动生产率的1/4, 因此, 中国商品竞争力会以5倍差距高于美日;同时又假设原材料等商品能够充分流动, 其国内价格可以随着汇率变动而调整, 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币汇率能够承受500%的升值。一个基本事实是, 中国大约2/3的出口加工企业是中小民营企业, 它们用了近1/2的总资产购买原材料, 只赚取5%~6%的微薄利润;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 很多中小企业将会关门倒闭, 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和大量农民工失业。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升值, 主要是考虑到以下经济因素:

首先, 经济发展动力。目前, 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人民币快速升值将会显著提高生产成本, 直接对中国出口产生消极影响, 进而直接减少就业机会。特别是,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为明显。同时, 人民币名义汇率大幅度上升, 不仅导致中国可贸易品价格上升, 出口竞争力减弱, 而且还会导致中国非外贸品价格上升, 从而致使国内需求整体下降,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连锁效应, 使中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其次, 人民币稳定性。一般而言, 经济快速增长通常蕴含着货币贬值预期:一是由于经济增长需要进口大量物资和技术, 从而对外汇需求增强;二是由于国内投资对货币需求过旺, 从而引起国内货币供给增大。如果人民币稍有升值压力就上调, 一旦人民币需求不足就下调, 必然造成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 使得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 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外贸出口顺差和外商投资大量流入, 两个方面都具有暂时性。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外汇管制放松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 很可能导致形势发生逆转。

第三, 应付突发事件。目前, 国际金融体系由美元主导, 美国可以利用本币渡过金融危机甚至转嫁危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 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而且,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还很不健全, 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因此, 如果频繁调整汇率, 可能引发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 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 吸引外资, 防止内资外逃。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减弱。人民币汇率偏低有利于吸引直接投资, 人民币汇率偏高有利于吸引间接投资。例如, 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汇率偏高, 外资以贷款形式间接投资为主;而在20世纪90年代, 人民币汇率开始偏低, 直接投资开始占主导地位。而且, 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强化内资外逃的激励。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 国人往往具有强烈持有“硬通货”的偏好, 这表现为大量的合法和非法资金外逃。一旦人民币汇率高估,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民币转换为外币, 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也就是维持人民币强势地位, 将促使那些准备外逃的资金慎重行事。

三、为什么选择渐进式增加工资的策略

(一) 中国工人工资现状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 在2000—2005年间, 中国人均产出增长了63.4%, 远高于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但是, 印度平均工资增长为11.5%, 而中国只有7.5%, 低了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更严重的是,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严重不公, 被淹没在“平均工资上涨”之中。在分配不公结构中, 既得利益集团占工资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 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总数833万人, 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 但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中国工资收入结构有三个特点: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低于GDP增幅, 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二是工资向垄断企业职工倾斜,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平均工资增长”掩盖了大多数人相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三是企业薪酬大部分向管理者倾斜, 且距离越来越大。在央企27个主要行业中, 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 由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与此同时, 很多地方最低工资和最低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提高幅度, 远低于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可见, 中国贸易顺差是以牺牲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增长换来的。因此, 要改变中国贸易顺差状况, 必须改革中国工人收入结构。

(二) 汇率升值与工资上涨将产生不同效果

工资上涨产生诸多正面效应。根据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 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国家, 其实际汇率将出现同步升值。但是, 本世纪以来, 中国工资、物价和人民币实际汇率都保持相对稳定。与此同时,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逐年下滑, 造成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如果工资能够获得足够上涨, 将部分抵消“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工资上涨可改善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 提升居民消费, 降低储蓄率。

汇率调整和工资上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国二元经济造成大量廉价劳动力, 中国出口竞争力不应长期建立在这种低成本优势上。长期看, 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要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特别是缩小二元结构差距。继续维持低工资, 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 升值预期将鼓励热钱涌入, 会扩大外汇占款及被动货币供应, 进而增加通胀压力, 使富者更富。在国内投资缺少机会的情况下, 增加了国际资本外逃的可能性。涨工资惠及低收入群体, 是一种结构性政策;升汇率则更多惠及富人, 是总量政策。基于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考虑, 特别是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当前中国更应该采取提高工人工资, 而非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这一措施有利于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防止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但是, 工资由市场决定, 政府不能直接决定工资水平。因此, 必须推进工资形成机制改革。

汇率升值和工资上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名义汇率上调和工资上涨都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 除了这种替代关系, 汇率和工资之间还存在互补关系, 过分强调其中之一, 都有失偏颇。汇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国内整体通胀水平, 从而为工资增长提供空间, 且能提升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此外, 工资上涨不仅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 而且会增加非出口企业成本;而升值则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门生产成本, 从而能较好地调节中国经济内外失衡。

美国敦促人民币升值, 而不愿中国工资增长, 还有其自身的原因。中国工人工资提高对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社会经济中心地位是不利的。首先, 中国工人工资上升, 直接提升了中国内需;其次, 中国工人工资提高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得廉价劳动力;再次, 中国工人工资提高还可能影响发达国家移民等社会政策。

(三) 增加工资促进经济再平衡考虑的因素

通过增加工资来促使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主要是考虑到以下经济因素。第一, 财富分配效应。人民币升值对高收入阶层有利, 因为他们不但持有大量存款, 而且有很强的进口商品需求倾向。人民币升值后, 他们原先存款对进口商品购买力提高了, 从而变相增加了他们的财富。相反, 对低收入阶层而言, 他们不但没有多少存款, 而且本身也不消费什么进口产品, 因而人民币升值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与此不同, 工资上涨对象是低收入工薪阶层, 从而直接提高这一阶层的财富, 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 需求转移效应。人民币升值以后, 进口商品将更加便宜, 结果需求替代效应使得高收入阶层将其需求转向这些进口商品, 而且, 出国需求诸如旅游、子女求学以及其他消费将不断增加, 从而导致国内产品和国内市场需求下降。近年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20%多, 大量中国人到欧美旅游、留学, 这些人大都来自高收入阶层。同时, 原来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价格由于外来竞争而下跌, 而为这些产品提供生产要素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 从而导致这部分人收入下降;而且, 低收入阶层自身所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却难以发生相应下降, 进一步导致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相反, 针对低收入阶层工资上涨不仅会提高低收入者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而且会刺激原先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需求, 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 技术改造效应。小幅货币升值不会对那些出口行业造成很大冲击, 因为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太低, 因而出口行业不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产生较大的技术改造压力;相反, 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上涨为借口而在工资不提高的情况下, 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劳动强度, 把负担转移到工人身上。相反, 如果工人工资上涨, 主要竞争压力就会直接作用在企业主身上, 从而刺激他们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快技术进步。对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国外竞争的企业而言, 币值上升固然可以促使企业主更加关心技术改造问题, 但他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负担转移到工人身上,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潜在劳动力, 而工人工资上涨同样会对这些企业技术改造起到相似的效果。

第四, 社会就业效应。有些人担心工资上涨会引发失业问题, 因为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而降低投资, 但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事实上, 根据一些上市公司财务统计, 工资总额平均只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以下, 因而即使工资翻番, 企业成本上升也不是很高, 而且, 工资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 反而刺激投资, 增加就业。相反, 币值上升对宏观经济具有强大的紧缩效应, 引发大量失业现象。

总之, 缓和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两个途径——提高工资和提高汇率产生的利益分配效应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低收入阶层, 后者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与其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不如提高老百姓工资, 这不仅能够缓解贸易顺差压力,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从而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

(四) 中国工资过快上涨缺乏现实性

工资过快上涨将带来诸多弊端。如前所述, 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快速升值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危害。同样, 工资过快上涨也会带来诸多弊端。一是工资成本上升超过企业承受能力, 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生存困境;二是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完全依赖涨工资调整实际汇率, 会对国内通胀造成较大压力。其中,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尤其值得关注。如果物价上涨很快、赶上工资上升, 实际工资水平则得不到提升。

中国工资大幅度上涨并不现实。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限制了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出口部门扩张只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长期以来未能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统计显示, 2000年以来中国工资水平有一定上涨, 但上涨幅度总体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0年以来, 用工荒问题变得严重, 劳资摩擦有所加剧, 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明显上升。但是, 这些变化并不是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期, 或者“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前瞻性表现, 而是对过去工资长期低增长的滞后纠正。眼下中国遭遇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 决定了工资只能保持适度增长。

总之, 一个现实的选择, 就是采取“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的政策组合。

四、选择“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政策组合需要采取配套措施

(一) 正确处理与要素价格调整的关系

选择“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的政策组合, 还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增加工资之间的关系。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 既相互替代, 又有互补性, 可并行不悖。同时, 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 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 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提高相匹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中国已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源税费改革, 提高环境污染成本, 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未来中国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人民币汇率变动和要素价格调整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和影响范围是不同的。首先, 生产要素价格在向市场化方向推进过程中, 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 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 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 通常为阶段性调整。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 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 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其次, 二者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 人民币汇率弹性较强, 可涨可跌, 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的刚性。第三, 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不同。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 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将使资源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 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素价格调整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 侧重于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外, 二者对企业影响范围不同, 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同。

总体来看,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生产要素价格调整都必须符合宏观经济调控方向, 应该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企业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 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 需要采取六大对冲措施

无论是汇率升值, 还是工资上涨, 虽然都有助于目前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但是, 二者也都会增加中国企业生产成本, 进而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为此, 必须采取六大对冲措施, 以抵消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 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动态平衡, 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

第一个对冲措施: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高工资带来更多的需求、更大的市场规模, 从而有利于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有利于实现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利润, 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然而, 提高工资必然会推高企业生产成本, 降低企业利润, 从而削弱企业竞争力。因此, 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通过技术创新, 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 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 人力成本上升会倒逼出“节约劳动”型的技术创新, 从而形成“涨工资”和“促创新”的良性互动局面。目前, 中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通过自主创新, 带动产业升级,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 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第二个对冲措施:加工贸易模式转型。中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 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渐进式增加工资和渐进式汇率升值相结合, 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现实选择。但是, 工资上涨和汇率升值都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加工贸易主要原料和零部件来自境外, 以美元计价, 产品也以美元计价, 出口收汇结汇后取得人民币收入用以支付工资和其他费用等, 因此其原料进口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较少, 但其成本却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较大。同样, 加工贸易利润水平较低, 工资上涨带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对企业负面影响更大。因此, 中国只能采取“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的策略, 这就必须把成本上涨幅度控制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 同时加快加工贸易模式转型, 以对冲工资上升和汇率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对冲措施:劳动密集型模式转型。未来10年, 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将不断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 同时对就业带来严重影响。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 劳动密集型企业应采取积极对策。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固有优势, 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抓住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机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发挥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多的优势以及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等多种措施, 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型。

第四个对冲措施:资源密集型模式转型。中国经历了由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 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主导的转变, 但是单位出口贸易额的资源消耗始终居高不下, 以“高能耗”为特征的资源密集型贸易模式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贸易增长模式显然不可持续。从长远看, 人民币升值趋势已经形成, 工资上涨也是势在必行。中国实现资源密集型贸易模式转型, 关键是提高资源利用率, 显著降低单位贸易额的资源消耗水平。这是对冲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五个对冲措施:要素价格市场化。中国的生产要素, 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廉, 人为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增加了出口产品的短期竞争力, 但实际是“补贴”了跨国公司, 有悖于中国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 让中国出口商品具有真实成本, 既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更准确地接近真实均衡水平, 也减少了升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汇率是资金对外价格, 利率是资金对内价格, 资金是经济的血液。一旦价格信号失灵和血液流通不畅, 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下降, 经济秩序必然紊乱。与汇率相比, 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要小得多。近年来,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迟缓, 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利率缺乏敏感性,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作用, 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目前, 实际利率是负值, 大量廉价资金供给助推了资产泡沫。相对于中国GDP年增长9%, 中国无风险实际利率应该保持在3%左右的合理水平, 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大约30万亿元, 相当于居民一年给银行提供了9000亿元人民币利息补贴。如果居民每年增加9000亿元利息收入, 在乘数效应作用下, 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经济结构。

第六个对冲措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目前, 中国是经济大国, 但还不是经济强国, 更不是金融大国和金融强国。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就是人民币仍然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货币, 中国就无需保持巨额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出口企业也就无需面对巨大的汇率风险, 金融市场更不必畏惧国际热钱流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必将助推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未来10年,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并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1]C.Fred Bergsten.We Can Fight Fire with Fire on the Renminbi[N].Financial Times, 2010-10-4.

[2]连平.推动工资合理增长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OL].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3168.

[3]敬云川.贸易顺差的巨大代价[OL].http://blog.legaldaily.com.cn/blog/html/69/2441169-1984.html.

[4]徐洪才.高度关注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失衡问题[J].中国金融, 2010 (6) .

[5]徐洪才.应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中长期对策.中国金融[J], 201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