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精选7篇）

1.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篇一

内地与香港会计准则在CEPA下的差异比较

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今年1月1日,CEPA正式开始实施,其中对于会计行业放宽的限制有两项.这样对于拟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及其投资者来说,了解一下内地与香港会计准则的差异就显得很有必要.

作 者：陈先丹 王琼 作者单位：陈先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琼(长江大学)

刊 名：当代经济英文刊名：CONTEMPORARY ECONOMICS年，卷(期)：“”(5)分类号：关键词：

2.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篇二

关键词：“一国两制”,内地,香港,跨文化冲突

为了实现中国的完整统一, 且兼顾长期以来台、港、澳的实际情况, 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重大方针和制度。中国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 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制度。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 其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方面与内地进一步加强了联系, 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基于两地之间实行的社会制度差异, 双方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之间有重合点, 有交集, 但也有诸多差异。正是这些差异, 导致两地民众在相互交流中有碰撞、有冲突、有不满、有误解, 即所谓的跨文化冲突。关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民间冲突时见报端, 如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车厢进食事件, “蝗虫歌”事件、孕妇冲关及被遣返事件等。这些民间冲突会产生怎样的深层影响?政府、媒体、民众该应对这样的局面?本文结合案例对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存在的跨文化冲突进行分析, 以期为减少跨文化冲突、增进跨文化融合、实现两地之间的和谐共存提出一些建议。

一、文化圈、跨文化冲突概念界定

文化圈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在1911年出版的《民族学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他认为, 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 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 文化丛就是文化圈。中国内地和香港同属于大中华区, 具有大中华区文化圈的共同本质属性, 如使用汉字、崇尚儒学、信仰佛教等。但是, 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内地和香港在社会制度、语言交流、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民俗风情等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而内地和香港又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次文化圈。

跨文化冲突, 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上文提到中国内地和香港两个次文化圈存在诸多差异, 这就必然使得两地之间的团体、组织以及民众个人之间在科技、经济、文化交流中存在诸多矛盾。

二、中国内地与香港跨文化冲突日渐凸显的媒体推手:网络媒体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关于两地民间发生冲突的领域表现广泛, 例如旅游交通、语言行为、教育就业、孕妇产子以及商品销售等领域。这些领域中的民间冲突行为长期存在。世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 这些冲突更加凸显, 在网络媒体的推动下成为全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例如, 前段时间内地游客因在香港地铁车厢进食与当地人爆发冲突的事件即是明证。这场香港地铁车厢关于进食展开的骂战, 成为引发整个口水战的导火索。该事件由公民个人借助网络媒体及时发布出来, 事情中涉及的“香港”、“地铁冲突”等信息具备了时新性、显著性和冲突性等新闻价值, 引来少量民众围观。接下来北大教授孔庆东借助网络平台发表的香港人“狗”论以及香港知名人士如梁振英、唐英年等的反驳性言论, 使骂战进一步升级。名人效应拉动了内地和香港的两地民众的地域情绪, 产生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 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性言论, 引发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围观, 成为舆论的焦点。接下来的香港年轻人在内地游客面前唱“蝗虫歌”这个事件中的子事件被网民发布出来。歌词中出现侮辱内地民众、伤害内地民众感情之处, 歌词虽反映了一些事实但有些语句太具有挑衅性, 且在大陆游客面前演唱, 更使双方的冲突被充分激化, 产生又一波的网络舆论战。

还有孕妇冲关产子事件、内地抢购奶粉惹怒当地消费者事件等, 之所以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均和上述事件一样存在相同的传播模式:心存地域隔阂或警惕意识强或本土意识强的公民受到冲突事件的刺激——借助媒介终端——以个人名义发布——以发布在网络社交渠道为主——来自各方包括精英与草根的跟帖、发言——发言立场观点倾向于支持发言者所属的文化圈的主流价值、社会观念、法律制度——双方或一方意见领袖或当事人的介入推动事件的舆论交战升级——舆论交战持续——媒体终端上其他的冲突型事件出现, 民众持续关注产生的疲惫、厌烦与麻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冲突舆论交战逐渐平息。

三、中国内地与香港跨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为什么在香港回归祖国多年之后, 两地人在接触交流中仍然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一国两制”背景下多种文化差异形成的跨文化冲突。

首先, 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在法律体系上有诸多不同。如在香港地铁车厢进食会面临高额罚款, 在内地有些地方的地铁车厢可以进食则不会受到惩罚。

其次, 香港与内地的公民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存在一定差异, 前者较重法, 后者较重情。面对香港地铁车厢进食事件, 双方各执一词。内地不少人认为香港人过于小题大做, 小孩子饿了吃点东西情有可原;香港不少人认为法律如果不去遵守就形同虚设, 大人小孩都应遵守, 大人应该教育小孩从小遵守法律。

再次,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文化圈的成员对另一个文化圈成员的认同感削弱。内地经济高速发展, 这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民众面对其他文化圈时自我肯定意识明显增强, 甚至某种情况下还有一定的优越感。网上论坛中出现的“没有内地游客送钱香港经济就垮掉”或“香港由内地养着”等观点即是上述心理优越感的表现。香港民众基于媒体报道的内地公民道德伦理意识的淡漠, 加之部分内地游客在香港的某些不端行为以及大量“双非”孕妇去港产子, 使得港人对内地人的不满增加。

四、解决两地跨文化冲突的对策

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跨文化冲突会影响两地之间的民众情感, 加深双方的心理隔阂, 不利于“一国两制”下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府、媒体以及民众均应对解决此问题肩负起责任, 努力促成两地之间的跨文化融合, 相互接触、交流沟通, 相互吸收、渗透适应。

1. 相互尊重对方文化。

民众走出自己熟悉的环境, 去另外一个地方, 无论是居住、旅游还是工作, 一定要让自己适应当地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当地法律、法规、民俗习惯等。事件中的地铁进食骂战实质是一种跨文化冲突, 一个文化圈的人到了另一个文化圈中, 他的某些行为得不到认可, 被质疑, 被打击。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做的是改变自己, 尊重对方的文化。

作为香港的一部分成员, 也要反思自己的某些不当行为。如挑衅性地在内地游客面前唱“蝗虫歌”。在要求对方遵守本地规则的同时也要尊重对方, 而不是采取过激的小孩打仗似的报复性行为。既然中国政府针对香港和澳门实行自由行和团体游, 内地游客去香港旅游合情合理, 受到政策和法律的保护, 任何人无权反对。香港个别人用带有歧视性的歌曲在内地游客面前泄愤并不是明智之举。当然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 有部分香港人有积极的表现, 如香港岭南大学学生游行烧“蝗虫广告”反对歧视内地人事件, 引发香港大学生对歧视内地人事件的反思。

2. 意见领袖也应积极发挥自己的名人效应。

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意见领袖在公开场合对新闻事件的评论应尽量客观中肯, 辩证地去分析, 避免过于极端的言论, 因为名人有带动和示范效应。名人的言论会号召很多响应者。这种效应如果去促动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可能结果会很完美;如果将这种效应用在具有冲突性的事件上, 结果可能会火上浇油。

3. 网络媒体应注意舆论引导和控制, 提升媒介使用者的媒介素养。

网络媒体带给我们发表言论的相对自由, 但是网络内容某种情况下存在断章取义的片面失实的弊端。更有一些新闻网站为了商业利益的需求而过分追逐冲突性很强的事件, 引导过激非理性的声音见诸于受众。因此, 使用网络媒体的新闻人的职业道德素养以及使用网络发表言论的公民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4.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管理者, 应充分发挥管理者的角色。

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 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 更要注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维持社会秩序, 增强社会发展的向心力。这就要求政府务必进行科学的社会管理, 进行资源的有机调配, 充分满足两地民众的合理需求。

五、结语

3.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篇三

一、从教学设计看课堂文化异同

可以看出内地教师设计了“创设情境，激发兴趣——主动探索，体会领悟——巩固深化，应用拓展——总结评价，分享收获”四个主要教学环节，在课堂中按照设计好的教学流程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完成对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和分析的统计过程，老师表现得游刃有余，层层递进，学生也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了整节课的学习。

香港教师整节课的教学设计看起来没有很规范的教学流程，目标性不强，感觉整节课是流动性的，教师会随着教学活动的进展和学生的生成随时调整教学进程和节奏，课堂教学则是因时间的终止而终止。

二、从师生关系看课堂文化异同

内地教师在课堂上占据着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课堂上表现出来的是师生角色分明。教师注重如何教学生最有效的去学，如何最优化课堂的教学以达到最高的整体效果，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需要设计一系列规范、严肃和指向性明确的问题。学生按照老师设计的问题，通过一问一答或分组讨论后交流得出结论，有条不紊的推进学习过程，达到教师预设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效果。

香港教师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是朋友式的，相处之间体现亲切随意，虽然上课的老师是第一次和这个班级的同学见面授课，但老师对学生意见的尊重、及时的鼓励，拉近了师生距离，感觉就像是一个大朋友带着一帮小朋友在做游戏，寓教于乐，随着学生给出的不同反应可以应变出多种不一样的教学进程，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三、从课堂评价看课堂文化异同

内地教师对于学生的评价显得沉稳、严肃、持重，与学生保持应有的距离，对于学生的表现，教师也会赞美、表扬，但常会给人感觉流于形式，教师力求通过评价把学生引导到预先设计好的教学过程中，以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

香港教师对学生会做换位思考评价，以学生为主，对学生公平，也很重视生生之间的交流和互相评价，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互学者，大家一起学习，分析问题。他们是通过对学生的尊重和鼓励来达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从心里真正的尊重学生，对学生的鼓励、赞美和评价有感而发，但往往缺少必要的针对性评价。

内地课堂评价偏重“理”，香港课堂评价偏重“情”，如果既能站在学生的角度来看待他们提出的想法，又能比较有针对性地给出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的评价，情理相结合，就能通过评价得到的信息，更好了解学生数学学习达到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师进行教学总结和反思，从而有效的调整和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

四、启示

两地的小学数学课堂文化各有优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好坏，不同的体制形成了不同的课堂文化，不同的课堂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学生综合素质。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 关注动态生成。既要发扬教学设计严谨、针对性强的优点，更要关注课堂上学生的生成，用动态生成完善预设，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 创设民主氛围。既要保持教师在课堂上的“导向”地位，也需要教师“蹲下来”，从心出发，创设更为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在课堂上敢于说自己的话、真实的话和有创见的话。

4.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篇四

一、香港与内地反贪污贿赂的背景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由来 本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高速 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贪污、贿赂大量发生，并且成为一种公开的交易手段。当时，香港负责反贪污工作的是英国皇家香港警察的反贪污部。但是由于警务部门正是贪污受贿问题最为严重的部门之一，所以反贪污部的工作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令广大香港市民深为不满，也备受社会舆论的抨击。恰在此时，警方办理了一个名叫葛柏的总警司涉嫌贪污的案件，并宣布逮捕葛柏，但随后又将其保释。不料在保释期间，葛柏竟凭借自己的关系和经验，避开重重关卡，安然逃离香港，回到英国。此事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招来市民的各种抗议活动，要求拘捕葛柏归案。为此，港督麦里浩爵士委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研究案件事实真相，并检讨现行反贪污法则之效用，做出修订之建议。该委员会经过调查以后，在其调查报告之中建议成立一个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已成为严重社会公害的贪污问题。总督采纳了这项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来处理贪污问题。1974 年2 月15日，《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正式制定，廉政公署于同日宣布成立。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演变 最早在人民检察院中担当反贪任务的是各级检察机关中的经济检察厅（处、科），专门负责调查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偷税抗税瑕冒商标等犯罪案件。随着形势的发展，经济检察部门在功能、规格、人力、设备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反贪斗争发展的需要。为此，检察机关审时度势，根据国情，决定把经济检察部门的侦查、预防功能和控告申诉部门中的受理举报功能结合起来，成立了集举报、侦查、预防功能于一身的、权威的反贪机构，即反贪污贿赂局简称反贪局。1989 年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率先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1989 年8 月18 日，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宣布成立。随后，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成立了这一专门机构。1995 年11 月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指导全国范围内反贪工作的反贪污贿赂总局，使内地整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步入了更加专门化、正规化的轨道，强化了职能，对全国的反贪污贿赂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两者的异同 由以上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人文环境不同，但香港和内地的反贪机构都是在曲折进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都是基于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已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导致人民的强烈不满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而在原有反贪职能部门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的。可以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民众压力是内地和香港反贪机构成立的共同原因。但是，政治制度差异下带来的司法体制和法学理念的区别，使得香港和内地反贪机构的成立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独立性不同。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与其他司法机关并列的直接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的完全独立的和唯一的反贪机构，内地反贪局则是隶属于检察系统、与 中国 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内的监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贪职能部门之一。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历史背景不同。

二、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的职责与权力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职责与权力 廉政公署作为香港政府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肃贪倡廉”是其活动宗旨。根据原《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廉政公署具有以下职责：(l）接受及考虑指控贪污行为之举报，并在其认为可行之范围内，予以调查；(2）调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触犯《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的罪行；(3）如廉政专员认为某政府雇员的行为与贪污有关者导致贪污，即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向总督报告；(4）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惯例程序，以便揭发贪污行为和设法将认为可能导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进行修改；(5）接受任何人士要求，就消除贪污方法给予指导建议和协助；(6）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首长建议，在配合这些部门或机构有效地执行其职责的情况下，向他们提出更改不良的工作惯例或程序的建议，以尽量减少贪污的可能；(7）教育 市民认识贪污行为的严重危害；(8）宣传和鼓励市民参加和支持反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的职责非常专一，任务也很明确，一切工作都围绕反贪污这个中心进行。有时廉政公署也对其他一些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进行调查工作，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案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贻赂问题。在香港，人们普遍认为贪污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较，贪污案件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复杂性。因此，要真正有效地开展反贪污工作，不仅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机构，而且应当赋予这个机构广泛的权力，以保证其能够真正有效地与贪污行为作斗争。于是，香港政府制定了《廉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授予廉政公署如下权力：(l）凡政府公务员拥有的财富及生活消费水平与官职收入不相称，又不能合理解释来源的，廉署即可认定该公务员犯法，并通过律政司将其交付法庭审判；(2）在廉政专员的书面授权下，廉署的任何人员可以对任何政府部门或社会私营机构及人员进行各项查询或调查，有权查阅由政府雇员保存的与政府任何部门工作有关的一切记录手册及文件；(3）廉署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触犯法例涉嫌贪污受贿，或身为政府雇员因滥用职权而犯勒索罪者，可无需拘捕令而将其拘捕，必要时可使用武力；(4）搜查、检查及扣押任何认为作为物证的物品；(5）有权检查任何涉嫌贪污者的银行账户和保险箱，并限制其对财产的处理；(6）在裁判司的书面授权下扣留任何嫌疑犯的护照及私人文件；(7）有权进入任何政府楼宇及要求其出示任何与职责有关的内部通令才旨示、工作手册或训令等文件；(8）廉署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包括要求涉嫌人提供宣誓书和书面证词，列举其私人财产数额种类、开支、负债数字及调离香港的任何款项和财物；(9）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有贪污行为时，廉署人员有权对该涉嫌者进行搜查等等。另根据1994 年香港政府委派的廉政公署权责检讨委员会的建议，自1997 年6 月开始，获取资料搜查和检取证物、扣留旅行证件以及限制交卖财产等权转交法院。[1] 廉署权力如此之大、之重，自然 要受到广泛监督。为确保廉署的工作能符合社会的要求，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均由不同的咨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一些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由总督委任，主要有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等。这些咨询委员会参与廉政公署对一切重大问题所做的决策，监督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支持、帮助廉署解决在反贪污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职责与权力 内地反贪污局的建立，是检察机关体制的自我完善。此处着重论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内的反贪总局的职责，以为例证。反贪总局的主要职责是：(l）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对贪污贻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不报、私分国有财产、私分罚没财产等案件的侦查、预审和预防犯罪工作；(2）查办或参办、督办全国有影响的重大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组织协调指挥跨省、市、自治区的重大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3）负责查办中央国家机关厅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4）会同有关部门承办涉外贪污贿赂等大案要案的个案协查及缉捕工作；(5）研究、分析全国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情况、趋势和对策；(6）承办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贪污贿赂等犯罪疑难案件和有关工作问题；(7）研究制定贪污贿赂检察业务工作细则、规定；(8）研究犯罪预防的对策和综合治理工作方针、方案；（9）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两者的异同 作为反贪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反贪局与廉署的职责和权力具有相似点：(l）都是依法办案，行使职权。内地反贪局的职权 法律 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廉署所获得的权力则来源于《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二者须在这些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反贪工作；(2）倘若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或僭越权限范围，则都视为违法行为而予以严惩。由于反贪局和廉署代表社会正义，是公正廉洁的形象代表，为大众所敬仰，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更严，不允许出现差错，更不容忍执法犯法，故廉政公署和反贪局在运用职权时都必须严格按规定办事，对违法乱纪者决不姑息。廉署是由多个委员会予以监督，反贪局则受检察机关内部监察部门和其他监督部门的制约；(3）廉署和反贪局作为反贪专业机关，都享有完全和独立的侦查权。要对付狡猾的贪污犯罪分子，没有专门手段和专业技术是不行的，所以无论是廉署还是反贪局，当地法律都赋予他们侦查权，包括搜查捡查讯问等内容，以便更好地肃贪倡廉；(4）廉署和反贪局在打击贪污犯罪同时都还担负有一项重要职能，即预防贪污犯罪，通过教育宜传以震慑贪污犯罪倾向者，防止贪污，力争达到消除贪污犯罪的终极目的。

当然，廉署与反贪局的职责与权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l）侦查权中的内容不同。廉署在采用公开手段侦查同时非常注重秘密侦查，法律也明确规定它可以在认为需要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以推动案件侦破；内地反贪局尽管也享有秘密侦查权，但因历史原因，没有自己的秘密侦查手段和力量，还需依赖警方，并经审批方可使用。有诸多不便。如香港廉署拥有长期为其提供情况的“线人”，反贪局则绝不允许存在这种长期耳目；(2）香港只是一个地区，廉署是唯一的反贪部门，且与其他司法机关地位平等，因而职权范围较广，而内地反贪局只是三大反贪力量（纪检委、监察部、反贪局）之一，且是在检察机关属下，不仅要受外界其它部门牵制，而且检察院内其他部门的制约，譬如举报工作现已不属反贪局管辖，而由控申部门里的举报中心承担，一切贪污案件线索都要汇总于举报中心后再由其决定是否移交反贪局办理；(3）在预防犯罪职能方面，虽然双方都享有这一职权，但廉署较之反贪局更为明确广泛，执行时也更有效力，而反贪局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是依靠内部文件开展此项工作，且因此而受到重重阻力，难以真正达到预防贪污犯罪目的。

三、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5.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篇五

一、两地贸易

2014年1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2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8.4%，占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7.1%。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为262.9亿美元，同比下降18.3%；自香港进口为9.8亿美元，同比下降21%。香港是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

二、吸收港资

2014年1月，内地共批准港商投资项目860个，同比下降7.6%，实际使用港资金74.9亿美元，同比上升41.8%。

截至2014年1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361758个，实际使用港资6731.6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47.8%。

三、对外经济合作

6.台湾语言的特点及其与内地的差异 篇六

目前，大陆与台湾语言差异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已经有不少成果问世，由此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比较明显而又普遍的不足，这就是主要局限在词汇方面，其他方面涉及得不多，而能见到的成果当然也就很少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对当今台湾语言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它的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进而比较其与大陆汉语（普通话）的异同。

当今台湾语言中比较明显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古旧色彩浓厚

现在，台湾社会仍然沿袭1949年以前的社会制度，在文化等方面也与过去一脉相承，所有这些，都对台湾的语言产生了巨大而又多方面的影响，并使之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台湾语言的古旧色彩大致是由对以前的语言形式的继承和沿用而表现出来的，这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古代汉语（也包括近代汉语）中沿袭的形式，二是现代汉语初期（“五四”前后到四十年代）某些形式的沿用，以下我们分别举例来谈。

1）继承古代用法

这一点，在词汇方面最为突出，随手翻开台湾的报刊杂志，就会发现有许多古代的词语仍在使用，而这些词语在大陆的现实语言中，差不多是绝迹了的，例如：

（１）（许载）且比赛不认真被判三个月“球监”，甫于最近获释。（《中央日报》1996．11．26）

（２）其中或褒或贬率皆有之，……而舆论的责难，国军官兵委是戒慎恐惧，有则改之，无则惕厉。（《青年日报》1996．12．2）

（３）近年国剧新书，几个手指头就可以算光了，更遑论其他剧种。（《中国时报》1996．11．28）

（４）还有被逼到拿公卖局房产去抵押，以迎付国库需钱孔急的情形。（《光华》1996．11）

例（１）的“甫”义同“刚刚”，成语有“惊魂甫定”义同；例（２）的“率（shuài)”与“皆”同义，“惕厉”义为“警惕戒惧”；例（３）的“遑论 ”就是“别（不用）说”，“遑”本为“闲暇、空闲”义；例（４）中“孔”义同“很、非常”。

如上引的古词比比皆是，而以下的古语也为数不少：

（５）他鉴于学校这几年来包括升学的各方面都有出色表现，以及社会接连发生宋七力等怪力乱神事件，认为有必要在教育方面多用点心力。（《中国时报》1996．11．28）

（６）（通缉犯）并跳下涵洞抢夺另辆机车逃逸，警方扼腕不已。（同上）

按，《论语》中即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而“扼腕”义为“惋惜”，也是由古而来的。

古代汉语中以单音节词为主，其中许多后来变成了双音节词，而在台湾，却仍时常取其单音节形式，这也反映了古旧的特色，例如：

（７）林老师只好采折衷办法来帮助他。（《中央日报》1996．11．26）

（８）兴建一座具国际水准的观光温泉俱乐部。（同上）

同样的句子中，在大陆就只能用“采取”和“具有”。

以上是词汇，下边我们再来看句子形式。使动用法是古代汉语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词语活用形式，而这样的用法，在当今的台湾语言中也比较多见，例如：

（９）但常吃萋蒿，肯定能涤浊气，荡襟怀，爽精神，轻身体……一个女子若常吃萋蒿，必会吐气如兰，美颜瘦身，改变风韵。（《中央日报》1996．11．26）

（10）况且如果草屋的存在，只满足了可以付出高昂代价的少数人，那也窄化了草屋的运用，薄浅了草屋的精神内含。（《光华》1996．11）

近代汉语中，某些补语经常放在宾语的后边，类似的用例在台湾语言中也时能看到，例如：

（11）……决定提高悬赏缉凶的破案奖金到新台币二千万元。（《中央日报》1996．11．26）

（12）长庚医院……首先应用逆行性脑灌注术于剥离性主动脉手术。（《青年日报》1996．12．2）

2）沿用现代汉语初期用法

1945年台湾光复后，开始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大力推广“国语”。所谓“国语”，就是当时的全国通用语，我们称之为初期现代汉语。“国语”运动的成功，使得初期现代汉语中的许多形式、用法得以存留、沿用下来，并成为今天台湾语言中的常用形式。比如，初期的用法中，数量定语与中心语之间，经常要加一个结构助词“的”，而这样的形式今天在台湾仍十分普遍，在大陆则只限于某些习惯用法，例如：

（13）日本也向美国采购了二十二套的爱国者防空飞弹。（《青年日报》1996．12．2）

（14）回台湾后，我第一件的工作是……赚钱还债。（《中国时报》1996．11．28）

“五四”后，人称代词前边加修饰语的用法日益多见，今日台湾这样的形式也十分常见，而大陆头几年很少，近几年才多了起来，例如：

（15）（《奥赛美术馆典藏集》）是喜爱艺术欣赏的你不容错过的典藏集。（《中央日报》1996．11．26）

（16）内心充满寂寞和喜悦交加的我，常有深沉的感动在心中沸腾。（《联合报》1996．11．28）

2.语言形式缺乏统一性

这个问题，在当今的台湾语言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用字不统一

这里有繁简字的并存，如“台湾”的“台”，各种书报上就繁简不一；也有同音替代，如“启程”和“起程”；而更多见的，是某些常用虚词的混用。比如，结构助词“的、得、地”，三者的使用在台湾也有大致的区分，且与大陆基本相同，但在使用中却相当混乱，例如；

（17）快，好好的享受一番。（《立报》1996．12．2）

（18）自民国廿四年以来中山堂的古朴典雅，简单流畅，蕴蓄着柔和之美，更是活生生地无言教材。（《中国时报》1996．11．28）

（19）（姚高桥）语带玄机的表示，专案小组已掌握重要线索，相信离破案不远。（《中央日报》1996．11．26）

2）表数不统一

台湾的表数方式比大陆复杂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形式的汉语数字与阿拉伯数字等并用，而它们之间又有混杂，且有不同的混杂方式。

分数的表达最为混乱，比如以百分之二十二为例，我们见到的就有以下八种书写（排印）方式：a）百分之二十二；b）百分之廿二； c）２２％； d）二十二％； e）廿二％； f）２２％； g）； h）。其中f）~h）用于竖写（排）。

基数表达的不统一主要是同一篇文章中经常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国时报》1996年11月28日第18版有一篇文章，前边有“七千五百万”，后边又有“一０五六位中国人”；《民众日报》1996年12月２日26版有一文，是竖排的，前边出现了横式的“114（毫克）”，隔几行又有“一百四十毫克”，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

3）译名不统一

外来词语的音译，1949年以前出现的，现在海峡两岸大都共同沿用，如“卢梭”、“沙龙”等，1949年以后出现的，则两岸多有不同，如奔驰－宾士、索尼－新力等。大陆的音译通常以新华社的译法为准，大家有所因依，因此比较统一，而台湾的情况相对要复杂一些，因而译名不统一的情况时有所见。比如，《中央日报》1996年11日第１版中有“泰国总理班韩”，而到了第２版，则成了“泰国总理挽限”相差太远，至于“乔丹”（美国篮球明星）又作“乔登”之类的就更多了。

4）标点符号不统一

这方面，主要有引号与书名号的混用，句号与逗号的混用，以及某些标点符号用与不用的随意性等，以下仅举两个有关逗号的用例：

（20）为侦办方便检察长指示，专案小组将不定时、不定点随需要随时召开。（《青年日报》1996．12．２）

（21）县警局保安队是于前天，在嘉义县漉草乡查获，名为黄喜美的印尼三十二岁女子。（《中国时报》1996．11．28）按，按一般的用法，前一例中的“方便”后应加一逗号，后一例中的两个逗号则不用。

5）书写（排印）不统一

这方面也是相当混乱的，如横排的，有的从右往左，有的则从左往右；竖排的，虽然大都是从右往左，但也有从左往右的。此外，在竖排时，对于阿拉伯数字、外文形式等，有时竖排，有时又横排，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会前后不一，随意性很强。

3.日语形式的存留

1945年光复前，台湾有长达50年的时间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据时期，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影响所及，至于今日，使得台湾语言中保存了为数众多的日语词以及结构形式等，而这些在大陆是没有的。在词汇方面，主要是直接取自日语或译自日语的词语的使用，从电视台的“星星物语”（故事、传奇）节目，到报纸上的“浮世绘”（描绘世俗风情的）短文，从手上的“便当”（盒饭）到邻居的“欧巴桑”（大妈），类似的词语虽非触目即是，但确实为数不少。

以下是“日化”的句子：

（22）警方对张某的说词极重视，已经请他全力协助警方指证歹徒中。（《中央日报》1996．11．26）

（23）各种案件包办，欢迎洽询。（同上）

（24）象征“北师情，教育爱”的钟楼（《青年日报》1996．12．２）

按，例（22）的“……中”在台湾用得十分普遍，这是典型的日语翻版，表示正在进行（详后）；后两例中都有述宾倒序，而述后宾前正是日语的一般语序。

4.方言成分的吸收

台湾主要属于闽南方言区，因此台湾语言受闽南话的影响很大，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吸收了不少闽南话的成分。词汇方面的例子如：牵手（配偶）、头路（职业）、三八（女人疯疯颠颠，不太正常）、呷酷（吃醋）等。

语法方面，最典型的是“有”的使用。闽南话中，肯定式的动词前边常带一个“有”字，现在台湾人的口语中，这样的用法十分普遍，如“这三门课程都有成立学会”（某大学教授语），而在书面语中，这样的形式也不乏其例：

（25）警方怀疑对方有涉及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血案。（《中央日报》1996．11．26）

（26）不播有拍到明星住家地址的节目带。（《中国时报》1996．11．28）

闽南话中“无”可以做否定副词，义同普通话中的“没有”，而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也看到了这样的用例：

（27）目前只是广泛的汇证，并无锁定谁。（《青年日报》1996．12．2）

受闽南话的影响，台湾语言中表领属的结构助词“的”可以不用，例如：

（28）已经代民伸张正义的邵子都，和台湾知府（）女儿远走高飞。（《联合报》1996．11．28）

此外，在台湾人的口语中，句尾经常带一个“而已”，如“参观他们的办公室一下而已”（一位出版商语）。“……的样子”、“这样子的”也常说，如“尽管我本人对这个问题有点兴趣这样子的”（一位中学教师语），这都是闽南话影响的产物。

5.其他差异

除前述几个方面外，台湾与大陆语言的差异还有很多，但大都属于某些具体的形式、表达方式以及表达习惯等的不同，由此，也造成大量的在我们看来比较陌生的语句，以下略举几例：

（29）属于天蝎座的李其芳，在外形上完全不符合天蝎座的长相，反而像极了处女座的美女。（《青年日报》1996．12．2）

（30）用“联想法”或“数字编”等各种绝招，硬是将考试重点塞进去学生的脑袋中。（《光华》1996．11）

（31）这样为了自已的小自然，而破坏了大自然，以现代的眼光看来，是相当不环保的。（同上）

（32）热能消耗相等走路６－10公里。（《中国时报》1996．11．28）

（33）整个“时光球”封箱仪式，在上午十时举行，以极为复古的方式展开。（《中央日报》1996．11．26）

（34）对于有人批评这几年的秋斗，以一种嘉年华会的氛围作呈现，似乎可能因为……（《立报》1996．12．2）

（35）他曾经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所以阅读、收听、收看是生活中的最爱。（《青年日报》1996．12．2）

（36）美国上周末的票房一开出，立刻跌破不少人的眼镜。（《中国时报》1996．11．28）

中華民國國語通常簡稱國語，是指中華民國於1912年立國後由政府規定的國家語言，在全國普及通用，以北京話為基礎。1940年代國共內戰爆發，中華民國政府失利而退守台灣地區，使中華民國國語的通行範圍僅至於台灣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的中國大陸則以同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取代。由於中華民國國語已經在台灣地區獨立發展了50年以上，而逐漸與在中國大陸所使用的普通話出現差異，有語言學家因此將其稱之為台灣國語（或台灣華語）。

因为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要求使用国语，台湾人讲的是国语，但不是我们所讲的普通话。因为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大部分是一样的。区别如下：

A、语音特征

因受方言的影响发音不规范

1、无翘舌音声母，一般都念平舌音声母Z、C、S。

2、鼻音声母N和边音声母L分不大清，一般多念成L声母。

3、把齿唇音声母F发成喉声母H，“农夫”读成了“NONG HU”。

4、如韵母把不圆唇元音发成圆唇元音。“知道”读“ZU DAO”，“吃饭”读“CU HAN”。

5、极少儿化韵。

6、少轻声。

7、声调比较短促（受某些方音的入声影响）。

8、个别字音与普通话不同（有些受古汉语影响）。如连词“和”念“HAN”，学说“我HAN你”

然而，台湾“国语”语音特点固然是很突出的方面，但决定系统对立的因素，主要还是词汇和语法这两方面。这是因为国语的语音规范比较明确，历来的“识字”教育又有“正音”的传统，说话人在语音上的规范意识比较强。而在词汇和语法上，规范模糊，人们的规范意识也比较弱，异变发展在这方面要快一些。

B、词汇特征

在语言变化过程中，词汇是最活跃的部分。两岸由于政治制度，语言环境、社会文化都相差很大，加上长期隔绝不相往为，词汇上表现出很明显的“词语差”。比较两岸词汇现象，显示出台湾“国语”特色的大致有6种情况。

1、可感觉到不是大陆普通话词语，但理解上不形成任何障碍。

如“速食面、录影带、计程车、脚踏车、冷气机、易开罐、人造皮、服务生、存款薄、影评人、店员、邮差等。

2、字面义似乎很清楚，实际不然，往往引起误解。

如：张老师（泛指心理学老师或可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人）、街口（义为BLACK）、机车（摩托车）、公车（公共汽车、非公家车）、本科（学校的主要学科，对选科而言），先进（在”各位先进“一语中指在座的听众）。

3、借助于上下文或词素、词义组合上都难理解的。

如：清汤（指女子直而齐耳的短发，有”清汤挂面“一语）。E型女性（一切都追求Excellent的女性）；K书（用功读书）。天妇罗（一种外头裹有淀粉一类东西的油炸食品）。寡占（垄断），出缺（主管人有事有病不在职），组织人（忠于职守但缺乏主见和创造性的职员）等等。

这部分还可包括一些国语口语中常用来讲闽南话和客家话的方言调。如：查博人（男人），查某人（女人），才调（本领），三八（神经质、不正经），伴手（礼物），也有借用日语、英语的词。如便当、看护妇，派对，秀等等。

4、台湾和大陆都有、都用的词语，但使用习惯和频率不同。如：a、民众、杯葛、国乐、幼稚园；b、提升、检讨、爱人、高姿态、高工、贩卖、成长、品质。这两组词，在两岸出版的词书里都可以找到。区别在于：第一组在普通话中都有了代替词，现在基本不用了；第二组在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中都是常用词，但词义、使用范围和习惯都有所不同。如：”提升“在台湾“国语”里可以有”知识水平的提升“、”国民素质的提升“等说法，相当于普通话的”提高“。再如”检讨“台湾指总结经验之义。”爱人“台湾指情人。还有”高姿态“指姿态甚高，颇难与人合作。”高工“台湾多指高级工业学校的简称，不指职称。”贩卖“在台湾“国语”中甚至流行”贩卖……生活“这样的用法。有些只是属于中性词，没有贬义色彩。

5、保留古汉语词较多。

6、吸收大陆普通话、闽南话、上海话、广东话的一些词。词语变化同社会变化紧密联系，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词语也相互渗透。如”泡妞、套牢、老公、爱心、作秀、观光、动作、知名度、连锁店、单身贵族“等已在大陆流行开来。”策划“原是贬义的，现在普通话中也有了中性色彩的用法。而台湾国语也吸收了一批普通话词语。如：抓、摘、反思、水平、对口（台湾“国语”地区只用于”对口相声“）等等。”紧张"一词，除共有义项，普通话还用于货物、商品的供应不足，这个义项台湾“国语”原来没有，现在也见于口语和书面语了。

2，关于拼音，台湾原先一直使用注音符号，2000前后改用通用拼音

注音符号：旧称为“注音字母”，为汉字注音而设定的符号，1913年由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共计39个字母，排列以“ㄍㄎ”开头；1920年改订字母顺序，增加一个字母“ㄜ”共计达40个。注音初期以读音统一会所定字音为标准，故有“万v、兀Ng、广Gn”三个字母，后以北京音为标准，“万、兀、广”只作注方言之用，目前仍使用的有37个(声母21个，韵母16个)。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正式的称呼是国语注音符号第一式。相对于汉语拼音来说，注音符号有时简称注音。

中国1950年代以后，汉语拼音被广泛推广，一般人使用拼音拼读汉字，但是在常用语言工具书中标注汉字读音仍旧拼音和注音同时使用。目前在台湾，小学生在学会汉字书写之前，必须先进行十周左右的注音符号教学，以做为认识汉字字音的工具；在生活实用上，注音符号是标注生字的拼音，也是普遍的汉字输入法。注音符号在台湾推行相当成功，小学生皆被要求熟练使用。

故在台湾闽南语、客家语的教学上，教育部另外增添新符号以能拼读这些“乡土语言”，称之为“台湾方言音符号”，目前这些新符号已收录至Unicode编码中的“Bopomofo Extended”区。在2000年前后，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一套通用拼音规则。尝试以之为台湾国语字音拉丁化译音的标准方案，并取代注音符号第二式(MPS II)，目前除了台北市以外，已经逐渐落实在地名拼写上。

在台湾，把普通话叫做“国语”。细细探究起来，其实“国语”一词早已有之。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总教习吴汝伦前往日本考察，见到日本正在推广“国语”，又称“共同语”。吴汝伦回国之后，提出中国也应该推广国语。他以为，中国的国语以北京话为基准。台湾一直沿用国语一词至今。

现在台湾会说国语的人，将近百分之九十。五十岁以下不会说国语的人很少。

在台湾是怎么学普通话的？台湾中小学都实行“国语教育”，老师用国语讲课，学生要用国语回答问题，所以从小就学习讲国语。

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在台湾会讲国语的人并不多。那时候，台湾人主要讲方言——闽南话和客家话。此外，那就是日语。

从明朝以来，大批福建人移民台湾。他们讲闽南话。如今，台湾最多的是闽南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闽南话成了台湾最主要的方言，称为“台语”或者“台湾话”。

后来，来自广东（主要是广东梅州一带）的移民也大批移居台湾，他们讲客家话。如今在台湾，客家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台湾的原住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原住民讲南岛语言。

除了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之外，还有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外省人。外省人来自中国大陆各省，大部分都会讲国语。

就语言的“沟通度”（最大指数是1.000）而言，据调查, 在台北，国语的沟通度为0.985, 接近于1.000，差不多是全民共通语；闽南语的沟通度是0.495，近一半，是次要交际语；客家语则为0.001, 仅是纯粹的族群内用语。

在台湾，大部分人既会讲国语，又会讲闽南语。这样的“双语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不过，在我“听”来，这些“双语族”所讲的国语，往往带有明显的“台湾腔”。

也有的只会讲国语，不会讲闽南语（主要是外省人），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之十一。这些人的国语，则带有原省籍的口音。

大约正是因为台湾的国语“沟通度”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所以我来到台湾，与台湾朋友沟通无语言障碍，讲普通话可以走遍台湾，深感方便。同样，大批台胞来到大陆经商、旅游，也无语言障碍，非常方便。追根溯源，国语在台湾如此普及，要感谢国民党政府当年大力推行的“国语运动”。

在台湾，虽然由于彼此都讲国语，交流无碍，但是毕竟两岸隔阂多年，诸多用语习惯不同，有时要想一下，才明白对方的意思。也有时需要连蒙带猜。还有的时候，蒙也蒙不明白，猜也猜不出来！

大陆普通话与台湾普通话的区别

半个多世纪的隔离,使大陆的普通话和台湾的“国语”产生了不少差异。

1996年,国家旅游协会组团访台。由于我来自两年前发生“千岛湖事件”的浙江省,赴台当日便被台湾记者团团围住,争相提问。我则逐一作了回答。当某电视台记者问到“对‘千岛湖惨案’,大陆方面该如何检讨?”时,我们的何团长忽地站起身来,接过我手中的话筒说道:“这种事件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和地区都不愿见到,但也难以避免的。就总体而言,大陆的治安要比台湾好得多。千岛湖事件发生没几天,3名凶手就全部落网。而台湾桃园县的刘邦友县长,被杀害了那么多天,昨天报上刚说有了点线索,今天又说线索断了,不知你们有何感想?”台湾记者面面相觑,不再提问。

晚宴时,台湾“观光局”的张局长对我说:“可能有点误会了,台湾人讲的‘检讨’是中性词,相当于你们所说的‘探讨’。”

两天后,台湾方面提出晚上与大陆访问团搞个“同乐会”。我们不明白“同乐会”是啥名堂,无人回应。经台方一再解释,方明白所谓“同乐会”,就是我们说的“联欢会”!结束访台的前一晚,台湾方面举行了隆重的告别宴会。“观光局”张局长的致辞很动情,也很得体。只是他讲到“恳切希望大陆的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能成为台湾游客的保护伞”时,访问团无人鼓掌,因为“保护伞”在大陆完全是个贬义词,听上去很是别扭。回到大陆后,与一位台胞谈及此事,他笑着说,“保护伞”在台湾人的口中,是“护佑神”的意思。

以后我留意了一下,发现两岸用语的差异还真的不少。

譬如“质量”这个词,在大陆是评价商品时用的词汇,而台湾人则用作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假若你在台湾人面前谈论“这件衣服质量太差”,他会满脸错愕:一件衣服怎么会有道德问题呢? 大陆人动辄喜欢用一个“搞”字,搞运动、搞活动、搞卫生、搞对象等等。而在台湾,“搞”完全是个贬义词,只用作“搞女人”、“搞见不得人的事”之类。倘若问台湾人“你搞什么工作”,人家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工作也能“搞”吗? 大陆人讲的“秋裤”,在台湾人的口中成了“卫生裤”。大陆人指的“秋裤”顾名思义就是秋凉时御寒穿的裤子,不知台湾人的“卫生裤”是否有清洁身体的功能? 大陆把已婚妇女称为“女士”,而台湾称作“女生”,即使年过半百,也女生长女生短的,我们听了觉得怪怪的。两岸用语的差异,俯拾即是。大陆称“出租车”,台湾叫“计程车”;大陆称“激光”,台湾叫“镭射”;大陆称“网络”,台湾叫“网路”;大陆把“窝心”作为“非常闹心”的意思,而台湾恰恰相反,认为“窝心”就是“非常舒心”„„

近年来,随着两岸的扩大交往,习惯用语也你吸引我,我渗透你,互相影响。特别是大陆的网络用语,大大拉近了两岸网友的距离。“山寨”、“雷人”、“打酱油”、“躲猫猫”、“俯卧撑”、“土法炼钢”、“人肉搜索”等都很快成了台湾的流行语。连刚被大陆发现的“犀利哥”,台湾人也同步关注,同步讨论,并活学活用。短短个把月,便出现了好几个以“犀利哥”为艺术造型的台湾版活报剧。

同样,台湾的习惯用语鸭霸、便当、达人、宅男、杯葛、造势、诉求、飙涨、民调、票决、脱口秀、追星族、狗仔队、老神在在„„也蜂拥而来,连一些台湾人已经丢弃的,也被人捡起来当成了时髦货。

7.香港与内地大学之不同 篇七

香港高校师仿英美大学，实行正宗学分制。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被内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香港大学中的“问责机制”，每年6万港币的学费不是白交的。

“学分制”这种说法，内地高校与香港高校皆有，区别在于，对于内地高校来说，这真的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课程表会在开学的时候发到个人手中，选修课纯属点缀。课程仍然在主旋律下进行，想弄个副修或者转个专业，难如登天。

而香港高校师仿英美大学，实行正宗学分制。简单说来，只要上课时间不冲突，你一个学期上多少门课都没有问题，腾出一整年来实习或者旅游都可以。选课的自由度和课程的可选范围也大得多。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中，你的专业生涯可能随时发生变奏，转专业易如反掌。所以常听说有人从生物转去学法律，或者学金融的辅修了艺术。

这样的客观后果就是，“班级”这样的建制彻底不存在了，而专业与年级的概念也被大大淡化。你会经常与不同专业(甚至跨文理)不同年级(甚至研究生)的人一起上同一门课。课堂里、宿舍中、考场上，举目四望皆是陌生人，与内地相比，少了一点轰轰烈烈，多了一丝鱼龙混杂的感受。

伴随变奏的自由而生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痛苦。香港高校学费昂贵，折合到每一次课(通常一次课为三小时)的费用大约是600元～800元，打个小盹的代价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当然，这钱绝不仅仅是花在那三个小时的课堂上的。香港高校的学习过程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绝对会“痛苦”得让所有人都备感“物超所值”。在内地大多数高校里，一门课通常就由一两次考试或者一两篇论文决定，一咬牙一闭眼，再难熬都过去了。但是香港高校考核制度设计之细密(见TIPS-1)，就像一架庞大得你看不懂操作规则的机器，进了学校就像被看不见的扳手当成了齿轮拧在了传动链上，一切都只能随着这机器轰轰隆隆学海无涯苦作舟了。

小组作业永远是香港无涯学海的主旋律。三五个同学要共同完成一个通常包括主题甄选、数据收集、问卷设计、调查采访、数据分析、图像和视频的采集与编辑、幻灯制作、现场演示、报告整合等环节的庞杂项目(该流程通常为商科学生作业所采用)，工作量匪夷所思，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分工与合作更是巨大难题。于是香港大学生的一天通常就由上课与“倾Pro”(倾=粤语的讨论，Pro=“Project”=小组作业)组成。

香港高校的另一变奏曲，是源源不断的实习与交换。香港部分高校的暑假实在长得变态——四个月的暑假，怎么打发？学校不仅会安排大量暑期课程供学生选择(通常是各类小语种的学习班)，还有大量的在公司实习、去海外游学以及领袖训练计划的机会提供——几乎没有人会闲着，几乎没有一天能闲着。

如果这还不够补充你的大学生活，别着急，还有交换生。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欧美学习生活，这种在内地需要挤破头才能争得的机会，在香港高校里俯拾皆是。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每年有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其中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香港大学、科技大学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也都不少于400个名额。

调查显示，这正是内地学子选择香港的最重要原因——81.7%的人看重香港的大学更为全球化的背景。国际化背景带来了多元文化，各种不同肤色、国籍的老师、同学频繁地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于是，全英文教学成为这里的必然。

在香港，除了香港中文大学使用“两文三语”进行教学(两文=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普通话)，其余高校都施行全英文教学。教材、讲课、作业、论文以及与老师私底下的交流都要求全部使用英语。对于老师来说这没什么难度——香港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具备欧美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大学生毕业之前也必须通过雅思考试。于是香港大学生花在玩抒情、装忧郁、上甲课干乙事等事上的时间自然也少了许多。这样学下来，扎实是扎实，却也少了几分大学校园应有的惬意与诗意。

TIPS-1：

20% 某指定书目的书评报告(15页，全英文写作)

20% 随堂测验 (共三次，考试内容从厚达800页的全英阅读材料中选取)50% 小组作业 (每组5个人)； 其中20% 堂上演示 (演讲与幻灯片演示，其中20分钟演示，10分钟答问)； 另外30% 学期论文 (25页，全英文写作)10% 课堂参与及出勤 (网上论坛的讨论和课堂上的发言)

注：最后得分若采取“Live

Curve”(动态曲线)方式，总分再高，也只有前10%的人能拿A。若采取静态方式，那就是90分以上才能拿A，考89分哪怕是第一名也无济于事。

——摘自香港中文大学某门研究生课程的课程提纲

文化：象牙塔VS试炼厂

大学男生趿着拖鞋、拎着破包往图书馆神游而去，大学女生在清晨的湖边默默朗读的情景，直到今天，还依然是中国内地高校的代表性风景。无论商业浪潮怎样席卷象牙塔，象牙塔始终是象牙塔；无论毕业就失业的命题多么严峻，内地的大学生，仍然愿意带着理想主义的自尊和高傲，和社会保持矜持的距离，尽管所剩不多。

香港的大学则不然。在香港的校园里，随处可以看见西装革履、鞋跟尖尖的白领男女们，他们不是师兄师姐，他们很可能只是大一大二的小朋友，为了一次“上庄”、一个presentation、或者一个High-table Dinner，把自己装点得和社会零距离——抱歉使用了这么多洋文，在香港的大学文化里，这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住Hall几啊？我在Hall六”、“我在读French的Course”、“这是我们的friend”、“今天我们Lab的人集体出去relax”、“你book了房间没”。

相比内地大学高尚封闭的象牙塔形象，香港的大学，一切都是为你走进社会作准备，这里的校园文化，更像是务实开放的试炼厂。

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这首先表现在地理上。沿袭了英美传统的香港校园，通常都没有围墙。例如香港大学，走在薄扶林山道上，你基本上很难辨清，依山而建的房子，哪些是居民楼，哪些是港大的校舍。

而在心理概念上，由于大学里没有班级的概念，大家为选了同一门课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课毕猢狲散；宿舍也不是安排的，而是自己根据价钱、条件申请，就像住宾馆一样，尽管舍堂(宿舍楼)会有各种活动，但半年一租的房子会让你不断变换室友。没有哪种牢固的集体关系会持续三年(香港现有学制是本科三年，不过即将改为四年学制)。

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社团。不比从属于各种党团委的残疾社团，香港的大学社团、俱乐部绝大部分从属于学生会，而学生会，则是直接在香港特区政府注册的社团组织，财政、管理、运营均独立于学校，并且可以对学校管理层形成制衡。

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这个学生会自从1945年开始，就是一个只对香港政府负责的独立社团。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每个会员每年缴纳的100元港币会费，以及日常的经营投资。学生会有2000万资产用于投资，每年投资回报大约有200万。他们有自己的大楼，并用这些资金开设自己的复印中心、合作社、雇佣8个全职员工，交付独立的电费，以及支持下属104个社团。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惊心动魄？这些大学生，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的社团。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学生会主席和两个副主席，都可以申请休学一年，专门料理学生会事务，并拿一定的工资。

如果你知道，2000年香港大学的校长曾因为学生会的抗议和弹劾下台；如果你知道，研究生每年多了十几天的假期、校园里的便宜巴士、新的咖啡馆可以因为学生会的提议增加，而一个让人讨厌的舍监(相当于宿舍主管)、学中医学生的英文考试可以在学生会的要求中消失——你可能会明白，自由民主的香港，在大学试炼厂里，就已经诞生了。

来自南京大学、现在港大就读计算机博士的陆恒是香港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他领导的这个社团与学生会拥有一样的权力，就是在学校的决策委员会里，占有一个至两个席位，对各类决策拥有支持权和否决权。作为来自内地的学生，陆恒说能深入参与香港的大学社团是一件幸事：“你会很快了解这个社会的体系、规则”，他最喜欢的，则是这里社团的“独立性”。

试炼厂文化的另一典型特点，就是社团的“上庄”。“庄”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政治上所说的“内阁”，“上庄”即是“内阁竞选”。香港的大学社团选举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一个领导组阁，以内阁整体参与竞选，每次换届，就是从会长到各部长的全部阁员大换血。前文所提到的白领男女们，就是当学生变身阁员、外出拉票的典型装扮。如果你能在九月十月来到香港的大学校园，可能经常会遇见课室门口、餐厅门口、教学楼门口乱蹦乱跳冲你说“Morning!”“A Happy Day!”的一群职业装男女，这就是“庄”在拉票了。课间，你甚至可以看见一些“庄”别出心裁地在教学楼道里大跳“小新舞”，或者上演超短话剧，穿正式的衣服化奇怪的妆，吸引你的注意和选票。

竞选的真意可能在孩子的搞怪里给掩埋了，但搞怪也需要管理能力，吸引眼球也是为了依赖民主，这样一想，香港的大学试炼厂，还真让人跃跃欲试。

服务：你是上帝VS我是上帝

从内地来香港城市大学交换的学生Connie告诉我们，初到香港校园，印象最深的，不是英文教学、不是学生社团，而是问路！

“我晚来了一天，没有赶上新生会，那天是周六，学生事务处关门了。我站在校园里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找谁，因为没有班级，宿舍也是自己定的，离校园很远，据说要坐车。”Connie说她提着箱子很无奈地向一个负责车辆进出闸门的保安问路，没想到，这个保安立刻放下手头一切，四处帮她打电话。电话打到学生事务处，没人接，然后打到宿舍楼，又没人接。Connie说，就惊讶地看着这个毫不熟悉学校事务的保安一通电话，居然找到了她未来宿舍的舍监，舍监在电话里详细地给她指路，又在她到达的时候在楼下迎接，还给了她一个“warm hug”。

Connie讲起半年前的事情依然感慨万千。许多在香港的内地学生，都有同样的感慨。“这里的学生简直是上帝，太幸福了！”浸会大学三年级的内地生Vincent说。

很不厚道地设想另一个情景：办某事，找A，A说不归我们管，你找B；找到B，B很不耐烦：我们不知道，你找C；汗流浃背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C处，C笑眯眯地说，这事儿我们不管，还得A管——有没有崩溃但却似曾相识的感觉？

香港的大学，被内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他们的“问责机制”，姑且这样叫，意思就是在学校管理部门中，只要学生有事儿找你，你不能不管，即使不归你管，你也得帮他找一个具体的负责人出来，交到他手里，你的任务才算完成。而香港的大学行政机构设置之严密，权责之明晰，本身也规避了学生站立校园、茫然四顾却心下凄凉的可能性。尽管没有固定的集体制度，每个本科学生却都有配备导师，实在茫然四顾了，哪怕失恋了，打电话给导师吧，他会管你的。

香港的服务是公认的出色，大学里的教育服务也是一脉相承。在香港大学，国际标准泳池全天免费向学生开放，体育场馆只需要一张准入证，也随时对所有校友开放。学生的医疗保险很健全，基本上全部报销。但是，态度良好归良好，服务毕竟不是白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