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药代表的一天

一个医药代表的一天（共6篇）

1.一个医药代表的一天 篇一

一个医药代表的一天

上海市市东医院的护士工作台上，放有拒收红包“回扣”和禁止医药代表入内的告示牌。资料照片/CFP供图

编者按 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擅长用各种利益接近医生，充当医生“乱开药”、“多开药”和“高价药”的幕后推手。你为一些不必要或疗效不显著的高价药“埋单”的同时，他们从中赚取暴利。虽然很少直接面对他们，但你一定曾经在某个医院里与他们擦肩而过，你的健康和金钱，都与这群“神秘的人”息息相关。他们中的部分人，还被贬称为“黑心药代”。

这是一群被称为医药代表的人，他们的职业至今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人数也没有统计，但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保守估计这一数字不会少于100万。

一个医药代表的一天

张磊是一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负责推介一种肿瘤病人化疗期间使用的特种药。这天早上没到7点，张磊就起床了。8点多，他赶到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三甲医院，在外科病房外等候，在医生巡查完病房、上手术台之前的间隙里，与他们说上几句话。“外科的医生每天上午只在这个时段有空，关键医生都在，都能见上。”张磊说，“所以我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段。”

张磊负责的药，本月已经被这个科室处方了十几次。8点10分，张磊找到了科室的一位主治医师，开始询问他对这个药的使用感受和总体评价，顺便关注一下上周用药的几个化疗病人，各自效果如何，副作用在哪儿。“药品信息沟通，是我们工作的主体。”他告诉笔者，询问医生用药感受的过程，其实也是让医生对你的药加深印象的过程，“从医生的反馈看，情况还不错，药效在病人身上基本发挥稳定，可以继续观察。”

随后，张磊找到了正在准备手术的科室主任，这位主任已经受邀出席张磊的公司当晚将要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并且要作主题报告。张磊用几句话的功夫，与主任最后敲定了报告主题。

大约8点半，张磊敲开了科室一线医生办公室的门。在10分钟时间里，他记下了这些医生在临床用药过程中的几个疑问，答应下周给出回复；然后，给他们留下了两份公司印刷的用药贴士和医学挂图。离开前，张磊也不忘把公司市场部制作的小礼品——印有药品LOGO的即时贴10本、处方笔1盒，放在科室里供医生们取用。“用国际行业术语说，这些叫‘品牌提示物’，但是一定要限于医生的工作需要，不能天南海北地给。”

差不多接近9点，张磊上午最忙乱的时候结束了，医生也该上手术台了，他终于可以喘口气，开始“转战”另一个科室。

“内科医生我们也要拜访，但不用像外科那么‘抢时间’。”张磊告诉笔者，因为内科一般没有手术，赶上医生不出门诊、又有兴趣谈的话，可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上很长时间。

根据张磊的经验，这天内科主任应该在办公室里“闲赋”。于是，他给主任带去了一份公司印发的论文汇编和内部医学刊物，顺便与主任聊了40分钟。“很多时候，医生会跟你像朋友一样聊聊家常，但是你不能一直被医生带着走，你得有意识地在谈话里，穿插进去你想传递的信息。”张磊介绍说，“比如我会在聊天当中，提到国外对这个药品的最新试验，提示医生这种药的优势又被证明了，或者它在某一人群身上可以使用了。总之，要带给医生一些新的东西。”

快到中午11点，张磊离开病房区，踱到门诊部，等着与快要结束门诊的内科副主任见上一面，给他送去一份肿瘤领域研讨会的邀请函。“因为临近午饭，这段拜访时间一般不会很长，有时候我会邀请医生一起吃饭，医生有时接受，有时婉拒。”张磊说，大体上看，还是他自己吃饭的情形比较多，“一般是找个饭馆吃一顿20～30元的商务餐。”

有时，张磊会在午餐时间预约一个“科室会议”。“这时候就是医生吃，我看”。张磊告诉笔者，科室会议一般是把某个科室的医生全部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召开药品宣讲会，“但是，平时每个医生都太忙了，很难凑齐，所以科室会议多数会安排在吃饭时间。”每当此时，张磊会提前一天在医院附近的肯德基或吉野家，预定整个科室的盒饭，会议开始前，还要跟同事一起安装投影仪、散发PPT材料。当医生用餐的时候，张磊就站在台上，用10～20分钟时间，讲解公司在全球批准的一套药品宣传片，通过分析试验数据来介绍药品各方面的特性。

“讲完之后，医生如果有问题也会当场提问，比如‘我上次开会时听到的内容跟你这次说的不一样’，或者‘为什么两个临床试验的结果不同，能不能解释一下’，各种问题都会有。”张磊表示，“这个场合，医药代表是主角。如果说不同代表间的水平有差异，往往就体现在这里。面对医生的提问，能回答得让医生信服的，说明你的专业素养还可以。”张磊说，科室会议的正常时间是半个小时，他通常会在医生用餐结束前“撤离”会议室，然后考虑自己的午饭问题。

下午，张磊赶到了另一家医院，把上午的流程“复制”一遍。期间，他还偶尔帮医生影印文件，去邮局取包裹之类的私事，也归他负责。

到了傍晚5点半，张磊坐上为参加当晚研讨会的外科主任预约的出租车，回到了上午的医院，接上主任一起驶往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主任作主题报告的时候，下面的张磊就负责照顾其他医生，顺便也给自己充个电。“研讨会一般是关于肿瘤治疗领域的进展讨论，我们的药品跟它密切相关，但不能直接打广告。”张磊说，“医生其实更看重研讨会的平台作用，因为可以跟同行交流交流，更新一下知识，甚至可以在餐桌上叙叙旧。”晚8点散会后，张磊再安排车辆把主任送到家。自己进家门时，指向晚9点的时针，结束了他的一天。

张磊并不是每天都那么忙，但平均下来，他一天里要拜访十几位医生，“转战”1～2家医院。虽然他尽量摸规律，但要见到“忙得脚不着地”的医生，有时依然要碰运气。运气好的话，一星期内可以把他分管的6家医院的相关医生，轮流见上一次。张磊入行不到两年，作为基层医药代表，他每月的工资加福利大概1万余元。每季度根据指标完成的情况，会有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季度奖。年终如果成绩特别突出，可能有出国交流的机会。

“大部分同行不像我这么工作”

张磊的一天，似乎与公众心中低端、暴利、隐秘的医药代表形象相去甚远，张磊自己也坦言：“大部分同行不像我这么工作。”

张磊的朋友刘薇供职于一家大中型国有制药公司。同样是医药代表，她的一天，明显没有张磊那么繁忙。刘薇负责的是一种零售价几十元的肠胃药，性质上属于普药，大多不走病房，而是通过门诊医生开处方销给病人。所以，刘薇每天最忙的有两个时段：医生出门诊前换白大褂的短暂间隙，和医生门诊结束后的半个小时。“医生出诊前，能给你的时间也就5分钟，我们一般是打个照面，有事说事，没事也得混个脸熟。”刘薇告诉笔者。这之后的门诊时间里，她基本上回避，但会在各门诊结束后，通过她的“渠道”，从医院电脑上查出每个医生开出的处方量，然后按件计费，一盒药返给医生10元。

此外，刘薇所在的公司也会举办肠胃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有时候还会赞助医生举行面向大众的肠胃健康普及讲座。“每到这种场合，我的工作跟张磊差不多，也挺忙的。”她说。在刘薇看来，她工作的核心是打数量战，但“对病人的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医院规定，同一分子和疗效的药可以进两种货，所以我的任务主要是PK掉对手，至于病人用谁的药，说实话其实差别不大。”她说，“而且，我做的是普药，价格（指病人从医院拿到的零售价——笔者注）不高，每个医生每天能处方的量也有限，所以我接触的医生必须比做特种药的医药代表多很多，广泛撒网，才能以数量取胜嘛。”

刘薇的收入比张磊高，她每月的工资加福利在1.5万元以上，算上季度奖和年终奖，每年收入约20万上下。

张磊的另一个同行小王，在一家中型私营制药企业当代表，负责卖公司生产的一种抗生素。小王在电话里告诉笔者，他的一天中没有“研讨会”这种字眼儿，事实上，他的工作是按月计量的：月初“谈价”，月末打款。医生不同，给的“回扣价”也不同。“遇到有名气、门诊量大的医生，‘处方费’会高一些，遇到给点儿就行的小医生，我也压价。”小王向笔者透露，他也有同事月初就预付几千块现金给医生，月末根据实际销量补差额，“这样更干脆，医生也欢迎。”

关于收入，小王讳莫如深，只笼统地说“不少，但每个代表不一样”。在笔者追问下，小王说“平均一年下来20～30万元是能赚的，做得好的一年100万吧。”

张磊、刘薇和小王的一天，提示了医药代笔这个行业不仅“水很深”，而且“水质”各异。张磊用“泥沙俱下”来形容他眼中的行业生态，无论代表素质、药品领域、推广手段还是收入水平，他认为都称得上五花八门。

张磊告诉笔者，在他认识的同行中，从跨国制药巨头到县城小药厂，既有医学博士，也有初中毕业生，负责的药品，既有肿瘤、骨科等领域的特种药，也有感冒药、抗生素等普通药。推广手段也差异显著，有承诺遵守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在IFPMA（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全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基础上制订的《药品推广行为准则》，保证不触犯“不能向医生提供任何形式的现金，请医生吃饭必须依附于医学推广，每人每餐不能超过300元，如果在法定节假日给医生送少量风俗礼品，每件不能超过200元”等自律红线的“保守派”，也有90%的工作是陪医生吃饭、唱歌，给医生打款的“豪放派”。

“大体来说，技术含量越高的药，对厂家的规模和研发能力就要求越高，这些企业也会希望它的代表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不然没资格给医生‘宣讲’。”他说，“而越往下，厂家招收代表的门槛一般越低，代表的素质越容易鱼龙混杂，手段也越不正规。”

而在当前中国，用“不正当的物质利益”影响医生开药的医药代表，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于明德会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估计，“不说占绝大多数，至少也很普遍”。

但是，由于医药代表至今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身份还属于“黑户”，因此这支深深影响着老百姓身体健康的队伍，总人数却扑朔迷离。但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和RDPAC都表示，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有100万。

而像张磊这样，公司属于RDPAC成员，需要接受协会内部的“医药代表资格认证”培训、取得《专业培训证书》，还要承诺遵守《药品推广行为准则》的代表，据RDPAC提供的数据，截止2010年底，全国只有2.7万余人。也就是说，张磊这样的药代顶多占全行业的3%。

“本该是药品信息沟通员，现在成了营销公关”

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在国外已有40多年历史，总体来说是一份高尚而体面的职业。因为它的核心任务是“传递药品信息、收集临床反馈”，被业界看作制药厂家与医院、医生之间的桥梁。这个舶来品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被外资制药企业引进中国后，被国内制药企业纷纷效仿，20年里便在中国扎了根，成了百姓耳熟能详的概念。同时，“医药代表”这个字眼却也在中国慢慢变了味，少了学术性，多了铜臭气，甚至成了大众眼中人人喊打的“奸商形象代言人”。

“一个理想的医药代表应该是药品信息的沟通员，帮医生更好更安全地用药。”于明德表示。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蔡忠军曾形象地比喻说：“医生是战士，药品是武器，医药代表就是解释、说明、宣传、推广甚至协助你使用武器的人。” 张磊对这个比喻很有认同感，他认为医药代表给医生介绍“武器”，不仅正当，而且对病人非常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医药代表并不神秘，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推销员”：只是它推广的东西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而且医生的意见，是最终“埋单”的病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参考。“但是医生很忙，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医生，虽然是专业人士，也没有时间深入了解每一款新上市的药，特别是在肿瘤、心血管等领域，一种在国际范围内被普遍证明“疗效更好”的新药，如果医生本人都不知道，那么病人就几乎没有用它的可能。“从理论上说，医药代表应该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医生的用药知识能跟药品市场的最新进展‘同步’。这样，医生不光能‘诊断’你，也知道哪种武器可以‘治愈’你，而不是面对你的病情束手无策，空着急。”

“现在，药品信息沟通员的角色似乎被营销公关取代了。”张磊有时会怀念公司前辈口中“过去的好日子”。他告诉笔者，上世纪90年代，全公司在中国的医药代表不足20人，在各自领域里都称得上“半个专家”，很受医生的尊重。在全国人民的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时候，薪酬水平就跟现在差不多，绝对是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业。“但是现在，一旦女朋友向外人介绍起我是医药代表时，对方往往会先打量我一番，先对我不是猥琐大叔表示惊讶，然后问我给没给医生送过钱。”张磊说。

对于医药代表的角色“蜕变”，于明德用“生产能力过剩、创新能力不足”来概括其中原因。他告诉笔者，中国境内纯粹生产药品的企业，大小共有4693家，但除去少数跨国制药企业外，“绝大部分”本土药厂生产的是普通仿制药，而能够自主研发“独家产品”的，微乎其微。“当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生产的几乎都是同一种药的时候，医生和医院的作用就非常大，医生的那支笔写谁的药，就是谁的药。‘买谁的都行，为什么要买你的？’”他指出，在此背景下，厂家对医药代表的需求往往就是“营销”，很少有学术推广。“白猫黑猫，有业绩就是好猫”，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正是发生在追求业绩的过程中。

张磊告诉笔者，在中国式的医药“商战”中，每个代表都要设法突破两道关卡：先想办法让自己的药进入医院的药库，再“促使”医生开方子用掉它，以此带动总销量。小王向笔者证实，除了月初和月末，他每年就属医院决定进药的时候最忙。从科室主任“提单”、药剂科主任复核、主管业务的院长审核，到提交到药事委员会讨论、投票，每个环节他都得交流沟通。“必要的时候也得疏通，一个环节怎么也得花出去万八千，有时候更多。”他说，“这进医院，就算一盒也没卖出去，已经花了不少了。”至于学术推广，小王表示就是把说明书给医生一份，“医生清楚得很，不需要我推广，我也没空去整那些虚的东西。”

于明德表示，医药代表的本意应该是给医生用药带来新知识，如果没有新东西，就没必要和医生频繁见面。“但是，中国药品市场的同质化太严重，创新能力又不足，有的药甚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所以中国的医药代表大多把工作做在了商务环节上，如果拿‘药品信息沟通员’的标准衡量的话，大部分代表都不符合这个要求。”他说。而且，由于目前中国没有一套针对医药代表的强制性规则，当大多数代表都在残酷的商战中不择手段的时候，“守规矩”的制药企业最可能的结局就是消失。竞争择优，往往演变成了“竞争择钱”。

张磊做的药属于“独家产品”，基本上靠药品的质量和研发的科技含量说话，不用“做工作”多数医院也会进货，所以竞争压力相对小很多。但是张磊向笔者透露，他的身份也不纯粹。“由于国内对专利保护的力度不够，国产仿制品不仅能堂而皇之地卖，而且售价不到原研药的一半，营销手段也比我们‘灵活’得多，对我们冲击特别大。”他表示，在这个大环境下，即使手握原研药的外企医药代表，也很难“独善其身”，而必须充当学术员和促销员的结合体。“有时候，我们也会‘趟浑水’，包括直接给医生回扣。”

跟国内仿制品相比，张磊的特种药虽然零售价1万多元一支，却依然难称“暴利”，因为其中的研发成本占了很大一块。据RDPAC主席庄祥兴介绍，今天研发一个药品平均需要10～15年，筛选数万个可能的化合物，花费约12亿美元。即使如此，最后真正能批准使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但是，如果我是一支仿制药，研发成本基本可以省略，生产和运营成本往往也很低，所以即使拿出很大一部分利润与中间商、医院和医生‘分成’，还是可以赚得满盆钵。”张磊说，“虽然原研药的绝对价格一般比较高，但单从投入产出比来看，仿制药显然更一本万利。”

“一张处方上承载的干扰因素太多了”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医药代表这种“特殊的推销员”毕竟卖的是药品，而且是通过医院和医生进行的，病人多数情况下没有质疑的余地，“医生说啥就是啥”。如果医药代表全都不择手段地向业绩看齐，病人的金钱甚至健康都会沦为牺牲品。张磊也承认，在干扰医生开处方、推高药价等方面，不少医药代表的确“功不可没”。

“按道理讲，医生的处方应该全部出乎临床的需要，主要考虑病人的病情、意愿和承受力，而不掺杂个人利益的因素。”张磊坦言，“但是现在，医药代表让一张处方上的干扰因素太多了。医生开药前往往会想想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怎么对病人最好。”

他告诉笔者，据他所知，一个医药代表不只可以通过“回扣”直接拉医生下水，名声，交情，好感度，都可能成为医生开处方时的考虑因子。“其实，现在的医药代表，几乎需要揣测和满足医生的各种需求。”张磊透露，“至于医生受到多少影响，因人而异。”

他举例说，一些大医院的专家级医生，相对看重自己在圈内的名节，也不缺钱，有的会刻意与“回扣型”医药代表保持距离。“他们更看重医药本身的疗效、厂家的声誉和医药代表的专业素养。”张磊说，如果他们觉得代表讲得“有水平、有说服力”，就会愿意向病人推荐你的药。

有的医生回避露骨的金钱交易，但希望提高自己在圈内外的名声。“这个时候，学术会议或者专家讲座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说，医药企业通过赞助会议，顺便帮医生培养了一批“粉丝”，也相当于给了医生一笔无形的财富。

“还有的医药代表善于投其所好，或者单纯地人缘好，能和医生相处得很愉快，甚至能跨过‘代表-客户’间的鸿沟成为‘哥们儿’，那么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自然会优先照顾朋友。”在业内，这被认为是“医药代表的最高境界”。

在张磊看来，这些影响因素尽管形形色色，但是它们最终都会“回馈”在医生开出的一张薄薄的处方笺上，由病人“埋单”。“其实，有的影响因素本来就是医药代表的分内工作，比如给医生作宣讲，交情也是工作中的副产品，很难界定是否‘正当’，关键是代表自己要有基本的职业底线。”他说，“现在的问题在于，有的代表会为了业绩，跟一些医生结成利益联盟，不顾病人的身体，给他们用一些来路不明的、疗效没被充分证实的药，或者超量用药，利欲熏心，非常令人鄙视。”

张磊认为，把这部分医药代表称作“黑心药代”并不为过。而有的代表负责的药本身虽然不错，但在同质药“成堆”的环境下竞争，也必须为回扣、请客、送礼付出大量的营销成本，这些成本最终都会算在病人头上，医药代表也就有意无意间充当了高价药的“帮凶”。

“很多药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到了病人手里，‘身价’往往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涨。”张磊告诉笔者，其中除去中间环节的利润外，“进院费”和“处方费”的贡献也不少，不同领域的药回扣率差别很大。“低的能占零售价的3%～5%，高的一般有20%～30%。”他说，“我认识一个做了5年代表的人，她目前见过的最高回扣率，能达到零售价的40%。”

尽管干扰因素多，但据张磊了解，在开处方过程中“既非天使也非恶魔”的医生，还是占了绝大多数。“我接触过的大部分医生，开药时其实都会综合考虑。”他说，在考虑病人病情、意愿和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再把物质利益、名声和交情，作为“加分因子”。而且哪部分药是为“提成”，哪部分药是看交情的，很难分清。“一点儿都不平衡良心和利益，单纯只认钱的医生也有，不过但凡在正规一点的医院里，其实都不多见。”

张磊还提醒笔者，医生开处方也没有大众想象得那么简单。“比如我做的特种药每一支都要从美国进口，疗效稳定，但也比较贵。病人如果医保不报销，本身经济条件又比较困难的话，医生有时会建议他们用一些成分相近、但相对低廉的仿制药。”他表示，这个可以理解，不一定开了国产仿制药，就都是收了“好处”。

医药代表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 对未来，无论张磊、刘薇还是小王，都有些迷茫。张磊担心，由于医药代表不守规则的成本低、收益大，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刘薇在北京工作，“收入不算太高，内心还老是纠结”；小王虽然有房有车，但不知道好日子能持续多久，“只有活在当下吧”。

于明德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因为我国长期缺乏医药代表的管理和约束机制。“医药代表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在中国市场经济框架形成的过程中，对这部分人的规范却慢了一步。”他说，我国对医药代表不仅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一部公认的行为规范。与老百姓那么切身相关的领域，现实中却是一群素质不齐、手段灰色的“营销公关”的竞技场。

“有专业知识，遵守《药品推广行为准则》的代表，目前虽然比例很低，但应该是未来的方向。”于明德告诉笔者。目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正在与RDPAC合作，希望把RDPAC内部的认证制度和《药品推广行为准则》，推广到全国4000多家内资制药企业中。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据于明德透露，已经在协会内部收到了“不错的回应”，卫生部等也表示支持，“希望在未来5年内把它变成整个行业的强制性规则。”

RDPAC中负责医药代表资格认证项目的温晓春总监也向笔者表示，他很看好这一合作的前景。因为“引入门槛和规则”将给医生、病人和制药企业创造多赢，虽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从长远看是值得的。“尤其国内制药企业，可以摆脱无序竞争造成的过度负担、潜在风险和不良形象。最重要的是，病人也有望用合理的钱，得到更恰当的治疗。”他说。

温晓春用开车作了一个比喻：“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肯定比规规矩矩开车的人跑得快，但也容易大家一起‘堵车’。但是，如果大家都守规则，不但整个交通会更顺畅，也能降低行人遇到交通事故的几率。”

张磊担心，这种由行业协会自发推广的门槛和规则，约束力毕竟有限，“防君子不防小人”。即使成了国家的强制性规范，也会面临监管难、取证难的问题：“其实，只要进了医生的办公室，把门一锁，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取消了‘回扣’，别的隐性促销手段一样会冒出来。” 但有规则总比没规则强，“如果你每次的‘推广费’都有上限，你在日常推广药的过程中，心里就会时刻绷着一根弦，不会肆无忌惮地‘砸钱’。一旦花钱上‘合规’了，很多医药代表的无序行为都可以得到遏制，慢慢地结束掉目前的恶性循环。”张磊说。

此外，于明德认为，当前医药代表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其实是“以药养医”体制的折射。“在以药养医背景下，医生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收入过低，而医药企业往往能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利益共同体。”他指出，医药代表的规范化，也要随着医改的深入逐步实现，让医院不能靠卖药来创收，医生也不能靠开处方来赚钱。“医药企业不是学雷锋，鼓励权力寻租的以药养医体制不改，指望哪个医药代表‘出淤泥而不染’，是不可能的。”他说。

张磊也认为，有些时候，医生和医药代表是互相“带坏”的：“如果医生坚决不要，哪个会给呢？”但是在他看来，医生收入的增加，只会让医生收钱的借口少一些，但能否从根本上改变医药市场的不规范局面，仍值得怀疑。

在张磊眼里，中国药品研发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该是终结医药代表低端、暴利、隐秘形象的根本之计。于明德和RDPAC也都明确表示，中国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不仅是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更应该是未来医药市场的方向。

RDPAC主席庄祥兴表示，每个药品的创新过程，都非常复杂、昂贵和耗时，平均需要在不同国家寻找5000名～1万名患者进行临床试验，仅一项试验就可能耗费1亿美元，而当今的研发，都是为了10～12年后的潜在市场准备的。“但是，国内的多数制药企业不仅没有研发的条件，有时也没有研发的意识，中国医药业发展60年了，还是在普通仿制药的圈子里打转。”于明德坦言。

张磊认为，创新能力低可能会在短期内，给病人带来“小便宜”，但长期靠仿制挣钱，却在无形中屏蔽了一个国家的制药行业对病人的长远承诺。“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永远希望一个药又便宜又好，但往往容易忽略掉‘研发’这个最贵、最隐形的成本。”他承认，所有的制药企业都要逐利，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会把利润的一部分投入到新一轮药物的研发。“比如对肿瘤病人来说，这意味着你多活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见到一种新药来延长甚至挽救你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所有制药企业的创新能力都枯竭了，就永远关闭了这扇门。”

因此，提到未来，张磊心中最有力的举措就是制药企业放弃当前短期逐利的行为，尝试着用原研药来提升核心竞争力，让医药代表的竞争进入良性循环，也让病人能够以尽可能小的经济负担，用到有效的药。

“政府在这当中也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说，除了发展经济、提高医保的覆盖面之外，政府对创新能力也应该积极引导。“政府不要再看本土制药企业，单纯地像看一个纳税大户，为了扶植纳税大户，就给它一个襁褓，让它永远长不大。”他建议，“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把它也看成中华民族药业的一个希望，认为它也有责任把事情做好呢？”

到了那个时候，张磊认为，医药代表才有可能一步步回归它信息传递的本色。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医药代表均使用化名）

2.一个民工子弟小学的一天 篇二

这所小学就是育英学校。

学校的地理位置实在太偏，在深处上海市宝山和杨浦两区城乡接合处的一条并不繁华的路上，偏偏还又躲在了一个汽车修理厂的背后。虽然学校的正门是在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但是更多的人还是从修理厂的铁栅栏里看到了它。

小，实在是太小。四百多人的学校，只能被夹居在中间。左面是条小巷子，右面是个整天轰隆隆的印刷厂。挨着马路又是汽车修理厂。还有小饭馆、小卖部什么的把它围了个严实。只能从小小的正门里喘口气。

这里有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班级。如很多农村的小学一样，这里是一个教室一个年级。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教室有多大。只有二十多平方米。这些个二十多平方米，每个都要容纳五、六十个学生。生源多的时候，学生们要两个人一个桌子，甚至三个人、四个人一个桌子。即使在写字的时候，孩子们都不能“放肆”地放开双臂，而是要把两臂夹紧，最好不撞到旁边同学的胳膊，让人家写错字。

从左边数，教室分别是一至五年级、老师办公室、学前班。学前班的楼上，有一个略显突兀的阁楼，像是岗亭，高高在上。这就是六年级的教室。这里要爬上一个简易的铁皮台阶才能到。但是孩子们已经习惯。在平常人要手扶把手、颤颤巍巍上楼的台阶上，孩子们却又蹦又跳地穿过了楼梯。

夹居中的院子只有不到六十平方米。与其他正规的学校相比，大概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高高矗立在学校中央的国旗、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这也是唯一能透露出这个地方就是一所学校的特征。

凌晨

每天的凌晨4点多（双休日除外），李老板和食堂的两位师傅就已经在买菜的路上了。

李老板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胖，有点谢顶，留着上唇的胡须，戴着黑框的大眼镜，穿着皮大衣，微凸的肚子把皮大衣顶出一块，手里总是拿着一支烟。

李老板是安徽颍上人。

近几年，安徽到上海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当地的县委为了解决打工人员子弟的上学问题，安排了很多老师跟踪打工者办学。李老板也是县里的教委委托“跟踪办学”的老师之一。

1995年，李老板用自己的积蓄创立了这个学校。当时还不叫育英中学，叫：安徽驻沪子弟简易学校。当时李老板也不只拥有这么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在上海，他个人拥有5所学校。后来五所学校只剩下了一所，就是这所育英学校。

育英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辗转了四个地方，才算安定下来。

现在，李老板已经不大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主要还是做外联。学校除教学外的大事小情，他都要过问。这也不难理解。学校的房子每年租金8万多，接送孩子的校车每学期3万，还有11个老师每月600块左右的工资，还有水、电费。虽说学生们每年都要缴学费，但是常常是因为家里困难，缴不齐。

因此，李老板精打细算的过着学校里的日子。也正是由于李老板的精细，育英学校才能存在到今天。

离学校不远，有一个卖菜的集贸市场。每天早点来买，菜贩刚刚把菜批来，菜新鲜又便宜。买菜是个学问。不但菜要新鲜、要有营养，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全校四百多号学生都吃这个菜。要是出了事，那可是大问题。

五点半，老师们就要起床了。

杜校长住得离学校比较远，骑车大概要半个多小时。除了洗漱、吃早饭的时间，七点之前必须到校。时间比较紧张。

尽管如此，杜校长还是要腾出点时间考虑儿子的午饭是自己做给他吃还是让他自己买着吃？今天的时间到底来不来得及送儿子上学？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急急忙忙先赶到学校再说。

教语文的刘老师也急急忙忙起床。想着今天还有6节课，也赶紧加快速度。一大堆作业昨天还没有批完呢。

早晨

老师们一赶到学校，离上课还早，大家急忙的赶着批作业。

因为学校要节省开支，所以现在每个老师都干着两个人干的活。一个老师一周平均都要有25节以上的课，多的时候一天全天都有课。

在办公室，记者看到，每个老师的桌子上堆了小山似的练习本。本子的边缘已经被翻得黑黑的，本子卷卷的、皱巴巴的。每个桌子上都有一支教鞭。颜色各异。这是老师们治理淘气学生的法宝。

作业刚刚批完，一天的课程就开始了。七点钟，学生们的早餐和早操时间。八点钟开始早读，二十分钟。

正式上课要到八点半。电铃一“嘀呤呤”大声响，学生们都奔往自己的教室。刚才还人声鼎沸的院子立时安静下来。

学前班的小朋友还在田字格里学字。“一、二、人、目……”。他们的老师刚刚幼师毕业不久，自己都还像个孩子，就已经要板起面孔教课了。

四五年级的学生们已经学到了记者当年学过的课文：《荔枝蜜》等，还有X、Y未知数。

老师刚走，一条黄色的小狗就跑了进来，在桌子下嗅了嗅，又跑了出去。

每到课间，学生们就冲出教室。一院子的孩子，个子高高低低、衣服花花绿绿。

一群男孩子围着一个斑驳的、有点摇晃的乒乓球台争吵着打球。你挤一下、我碰一下，直让人担心桌子会忽然塌倒。其中一个男孩子的球拍上面不是胶皮，而是粘着旁边印刷厂废弃的条形码纸。记者去试着打了几下，几乎没有什么弹性。他还是打得很起劲。

有的时候，校医牛老师和教导主任胡老师也会加入到学生的队伍中去。只有这个时候，学生们才能战胜老师。

还有的男孩子在玩现在城市里已经见不到的游戏：拿着用纸叠成的厚厚的四方形使劲在地上甩别人的，只要能把别人的翻过来，就算赢。溅起的土弄花了衣服、脸也不管。女孩子们大部分在玩跳皮筋。其难度之大在城市里的女孩子也不多见了。一个人的高度居然还是有人能跳进去。那个跳进去的女孩子个子不高，弹跳极好。像只纷飞的蝴蝶自由的在四处飞舞。

几次课间，学生们都玩着同样的游戏，但都乐此不疲，很投入。

中午

三节课后，到了11点。一部分离家近的学生回家吃午饭。离家远的在学校里吃饭。中午饭一个月50块钱。

做饭的师傅把饭和菜拿到教室去，由老师们盛给学生。这天中午吃韭菜豆芽、菜花肉片和紫菜汤。

孩子们一个个站在院子里晃悠晃悠的吃饭。有的靠在墙边，有的蹲在那里，吃得都很香。还有的没有吃完就打闹起来了。等学生们差不多吃好，老师们才开始吃。这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安徽人。

杜校长很年轻，个子不高，白白净净。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在老家当了十几年的数学老师，后来到上海来打工，被李老板相中，当了这里的校长。

杜校长说，管理孩子是件很累人的事情。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成绩好坏倒在其次，关键是要保证他们在学校的安全。每次课间活动，他都要站在旁边监督他们，不敢有闪失。有的时候也觉得学生很烦，老是捣乱。有的时候又觉得他们单纯、可爱。

杜校长的儿子今年上五年级，在一所公立学校读书。每次考试都在班里的前五名。儿子的外语很好，这让杜校长很欣慰。虽然自己当年因为外语成绩不好而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儿子外语好，也算弥补了自己的遗憾。

因为孩子不是上海户口，杜校长每个学期要花3000到5000的赞助费。依靠他的能力是不能完全负担得起的。爱人在老家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杜校长说，现在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脱离农村。每次儿子稍有懈怠，他就吓唬儿子：“你要考不上大学，就得上农村挑大粪去！”

教导主任胡老师五十多岁，安徽六安人。平时喜欢抽烟、喝点小酒，喜欢和学生打乒乓球。学生打不过他，说他赖皮他也不介意。甚至有的时候他真的耍赖皮。明明是输了三个球，他非说是只有一个。惹得学生们围着他嚷嚷，他却大笑不止。

吃完中午饭，有的孩子又跑到学校的小卖部买零食吃。吃完的糖纸、包装纸就随手扔在地上。

小卖部是李老板开的。有的学生每天花在零食上要有2、3块钱。这也为学校增添了不少收入。

下午

下午一点十分，又开始上课。

老师们用粉笔都比较节省，彩色的用得比较少。很多老师的粉笔盒都是用罐头盒等代替，里面只有三根左右的粉笔。还有好多笔头没有舍得扔掉。教室里的黑板还是木板式的，也不大。挂在窗户的位置。因为教室只有这么一个窗户，挂上黑板屋子里就有点黑。即使开两个日光灯，光线还是暗。

记者在老师们的办公室翻看学生的作业。他们的字都很整齐。一个学生在作文中描写了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情形：

“（小的时候）那时我还……不知道上海是什么样的，总想去上海。机会终于来了。我爸爸和妈妈终于在上海落脚。爸爸……告诉我上海有很多摩天大楼，有轮船、飞机、地铁等。我糊涂了，我问爸爸地铁是什么东西啊！爸爸说地铁在地下行驶所以叫地铁。……爸爸还告诉我明天带我去上海游玩。这时不能用一个高兴来形容。我蹦起来，跳起来。……在火车上，我胡思乱想上海是什么样的，我人还没到上海，心已经到了。……”

这时一个家长进来找杜校长。她的儿子在这里读二年级。“李云波这几天咋没有回家吃饭哩？”“那他可能在外面买了吃吧。”“什么哩，他是不是在学校里和别人打牌着？”“那不可能！我不会让他们在学校里打牌的！”“那他咋不回家吃饭哩？”“谁让你给他那么多零花钱。以后不给他，他不就回家吃饭嘛。”

正好杜校长看到经常和那孩子一起玩的一个高年级同学，连忙把他叫住：“你看到李云波呗？”那个孩子也不说话，只是摇摇头。

家长又问：“那他是不是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他回家不写作业嘛，就知道玩。”“他们想在这里写作业的就早在老师的辅导下写完了。不会把作业再拿到家里了。”“那他成绩咋样？”“还好，中上等吧。”

家长走后，杜校长无奈地说：“这些家长，平时就知道赚钱，也不管孩子。还有的家里，都没有一张给孩子们写作业的桌子，学生谁愿意把作业带到家里写。不过他们也没有办法，没有钱，在城市里呆不下去。”

这些孩子的家庭普遍比较贫困。他们的爸爸妈妈多是卖菜、泥水匠、油漆工、钟点工、清洁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在几百块钱。去掉房租、吃饭、水电等日常开销也没有太多结余。如果家里不止一个孩子的，生活就更加艰难。因为他们没有上海户口，又交不起公立学校的赞助费，这才在这里上学。

两点半，学前班的小朋友放学了。一个当泥水匠的爸爸来接孩子，他对记者说，这个学校还是不错的。不好我能把孩子送到这儿来吗？

三点四十分，放学了。学校租来的中巴车把学生分两次送走。

又一个家长找杜校长，说孩子今天偷偷拿了五块钱，在学校买零食吃。还埋怨学校开的小卖部都把孩子带坏了。丈夫赚钱养活四口人不容易，都让小孩子花了。看样子，家长很为今天这5块钱心疼。杜校长嘱咐家长把钱放好，不要让孩子随便能拿到。

校长又坐了一会儿，看了看区里下达的通知。通知批评了几个校车严重超载的学校。杜校长很得意，自己的学校没有这样的问题。

老师们还在批作业。将近5点的时候，最后一个老师也回家做饭去了。

明天，又是一个重复的今天。

学校的未来

与育英学校相隔不远，有一片房屋已经被拆了，估计是有新的规划。拆迁的事也在李老板和老师们的考虑之内。他们不想再搬家。好在他们已经打听到这里三五年之内是不会拆的。

可是三五年之后呢？

李老板雄心勃勃，他想不久最好能把前面这个汽车修理厂的地方也租下来，到时候盖个新的教学楼，也是和公立学校一样的高大、明亮的楼房。有学生们上课的教室，还要有老师们的宿舍、食堂、清洁的厕所……

3.医药代表,一个可以高尚的职业 篇三

医药代表,一个可以高尚的职业

作者：

来源：《职业》2011年第10期

这是一份堪称奇迹的职业：

在国外存在多年，管理有序，地位高尚；

在中国存活了近三十年，至今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保守估计从业人数不少于100万人……

这是一个无比特殊的群体：

他们在医和药之间游走，改写了医和药的流通方式；

他们需要通晓多种药学理论；

他们负责向医生递送医药研究发现；

他们负责监督药品不良信息反应；

……

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名不入册，多遭非议，竞争无序、形象扭曲、职能变味，与“号贩子”同类……

4.难忘的一天优秀校园代表作文 篇四

星期六，我照常来到美术课堂学习画画，但是教室里却传来同学们唠叨的声音：“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真难!”事情是这样的……

美术班的黄老师说：“现在我们来画圆和方!”“圆和方?小菜一碟啦。”同学们信心十足地说。一开始话，每个同学都画得有模有样，就像是印上去的。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画好了圆和方。

黄老师见我们画得那么好，又说：“现在加大难度，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我们还是说简单，谁知我画的时候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左手画圆时，右手也跟着画圆了起来。我一看不对经，又把注意力放到右手，方是画好了，可左手的圆又成了方，我反反复复几次都尝试过，但是都没有成功。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真是比登天还难啊!

就在最后一次，我竟然把圆画成了鸡蛋，还是个凹凸不平的鸡蛋。简直是圆不像圆方不像方啊。我旁边的同学画得也不怎么样，别提有多难看了。黄老师又叫了三位同学上来画，即使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成功。

“铃铃铃……”我们伴着铃声依依不舍的结束了这节美术课。

5.一个女孩的一天作文 篇五

清晨、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折射了进来，照在女孩的脸上，显得格外恬静。不一会儿，女孩揉了揉眼睛，懒洋洋的钻出被窝。望着窗外的美景，甜甜地笑了。

走出房间，看着乱乱的客厅，显得有些无奈。自从妈妈走后，就很少整理。洗漱完后，便卷起袖子，把客厅收拾了一番。看着整洁、温馨的客厅，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女孩独自一人坐在空荡的`房间，心头不禁的泛起一丝忧伤。妈妈去了外地打工，爸爸工作很忙。经常只能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可即使是这样，女孩并没有为此而颓废，因为他知道爸妈是为了她好。

走进房间，打开电脑，等了QQ，看见妈妈在线，很高兴的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然后问“妈，干嘛呢？”“上班呢！宝贝”“老妈辛苦啦！”“不辛苦，要给你挣上大学的钱嘛！你要学会独立”女孩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嗯”女孩很懂事，她知道妈妈也很想她，所以从来不告诉妈妈她哭了。“乖，妈妈要干活了，再见”“再见！”就这样结束了对话。她关掉电脑，热了点饭，自己一个人吃了起来。

6.一个肿瘤科大夫的一天 篇六

这位身材魁梧挺拔，头发斑白，但眉毛却乌黑浓密的老人，嗓门洪亮，走路带风，充沛的精力让人很难猜出他已经63岁。除了肿瘤医院腹部外科主任这个身份，赵平还担任了中国癌症基金会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亚洲癌症中心联盟秘书长，各类兼职头衔洋洋洒洒能列出几十项。

每周四上午赵平都会准时出现在特需门诊，这也是他每周唯一一天来医院出诊的日子。推开专属于他的3号诊室，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布置得干净、简洁。赵平披上白大褂，从上衣兜里掏出眼镜，打开电脑里的电子病例档案库，点亮办公桌正对着的观片灯，没顾得上倒水，就马上打开门探出头喊：“一号在吗？没在就二号先来！”

在特需门诊，赵平的号是220元，远高于其他科室普通号5元的挂号费。尽管如此，腹部外科全国排名第一的名声还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来看病的患者。

这天，赵平的第一个病人是来自温州的商人陈鹤，49岁，在年前的体检中发现自己肝部长了两个结节，因为害怕是肝癌，三个月前他特意到北京找过赵平，根据赵平的嘱咐，这回他是来复查的。

“真准时呀！在你眼里市长说话都没有我管用吧，也不管钱和生意了吧？什么叫珍爱生命，这就是呀！”赵平打趣道。诊室本来压抑紧张的气氛一下被打破了。

陈鹤一边掏出7月31日最新拍的CT片一边说：“我老想弄清楚那个0.3厘米结节有没有变化？”陈鹤在CT片上细心地用不同的贴纸标记出不同的日期。

“把四月份那回的片子也拿出来，对比着看。”赵平把片子插在观片灯上，指着肝部黑白色切片图上的一个小黑点说：“这是7月31日的，那个是4月26日，相比之下大小没有明显变化，目前的证据不能说明是癌症。”

“我看这个黑点还小了？”

“也不是，是因为每一次切片的位置有所差异，片子很难切在同一个层面。放心吧，动态观察占位没有明显增大就可以继续观察，时间越长，癌症的几率就越小。”赵平翻着病例报告耐心地解答。

“我觉得我早晚要得这个病，我妈妈和两个哥哥都是得这个病死的！”陈鹤忐忑不安地说。

“肝癌确实有遗传的因素，有家族史可能使你比一般人群发生率高，但是并不等于你必得无疑。与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如认真对待，我建议你每个月查一次甲胎蛋白，半年做一次CT。万一得了肝癌，在早期诊断同样可以治愈。活着不能老想着生病，活的太累也是患病的诱因之一。”

赵平打保票的肯定语气让陈鹤安心了不少，对比进门时的忧心忡忡，出门时陈鹤轻松了不少。赵平常对他的学生说，医生不仅要会看片子，还要了解病人的心态，特别是肿瘤医院的大夫。

“美国有研究说癌症病人一大半都是被吓死的，是这样吗？”我问。

“这个无从考证。”赵平想了想又说，“但癌症会带来很严重的心理创伤，这是一个能郁闷致死的病。”

就在接受我的采访之前，有位记者朋友拜托赵平给自己的姑姑看病，当时赵平正在农村调研，一周后回北京再询问那位病人的情况，朋友告诉他，姑姑怕拖累子女已经自杀了。这件事让赵平反思了好久。

“这本不应该发生，作为医务工作者，我没有给大家足够信心去抗击癌症。”

癌症离我们不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肿瘤圈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十个癌症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那时的老百姓谈癌色变，认为得了癌症就得死。从70年代至今，我国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我国每年有将近四百万的新发病人。2008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大约在每年万分之29，未来二十年癌症发病率可能会上升至在每年万分之40的水平。

而目前日本癌症发病率为万分之47，丹麦癌症发病率为万分之58，即便是在医疗水平相对发达的美国，每三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将在一生中罹患癌症。美国亡故者中有四分之一死于癌症，每年全世界有超过700万人死于癌症，占全球亡故者中的百分之十五。癌症甚至超过心脏病成为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疾病。

尽管患病率如此惊人，但在做这个报道之前，我从来没觉得癌症离我很近。

赵平任职的这家中国医科院附属肿瘤医院在二环路左安门桥附近，因为位于北京城的东边，所以常被称为东肿瘤医院。相应的，在这个城市的西部，还有一家北大肿瘤医院，被称为“西肿瘤”。东肿瘤是中国第一家由政府建立的肿瘤医院，目前是亚洲最大的肿瘤防控中心医院，很多外地病人会拖着行李箱千里迢迢来这里就诊，他们总是格外信任首都的大夫。

我第一次来肿瘤医院是在8月初的一个上午，天气燥热，当我打车告知司机要去肿瘤医院时，司机从后视镜里深深瞥了我一眼。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我总觉得那眼神中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我甚至能想象出司机的潜台词：“小姑娘年纪轻轻怎么就得了这个病？真惨！”

肿瘤医院门前喧闹又嘈杂。不到9点，院门外等停车位的汽车就沿着二环辅路远远地排起了长队，喇叭声、保安的指挥声、司机烦躁的争吵声不绝于耳。行人便道上也挤满了人，乞讨、买假发票、提供便宜住宿、卖水果盒饭、收礼品购物卡、开黑车、护工中介等等—医院庞大的病人和家属数量催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小生意，形成特有的“围医院经济圈”。

但是门诊楼的大门把那些市井的喧嚣隔绝在外。走进门诊楼，灰色的瓷砖地，暖色的墙面和柱子，阳光从高高的玻璃天花板透出，一切显得严谨又有条理。赵平说，医院的装修也是为了照顾病人就诊的心情，原来房檐太低让人感觉很压抑，现在他们把一层二层打通，层高变大，并做成玻璃的天花板，显得亮堂多了。原来几千个病人集中在一个大厅里挂号，队排得没头没尾让病人心情烦躁，现在把挂号区分散到各个诊区，不仅缩短了挂号时间，也能减少挂错科的情况出现。

肿瘤医院的腹部外科是个大科，用赵平的话说，“肚子里除了泌尿系统和女性生殖器官以外，其余的脏器都归我们管”。来门诊看病的人五花八门：有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后发现自己有类似症状，疑心自己有病的；也有陪家人复查，害怕自己会遗传，顺道检查一下的；更多的是拖着行李箱来北京解决疑难杂症的外地面孔。

他们中不少人聊天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聚在一起讨论哪个医生更有耐心。有人忧心忡忡地坐在角落里握着病历本苦苦沉思，也有人和家人抱在一起害怕得不敢进屋见医生。更大一部分是由亲朋好友代替来看大夫，或者家人进诊室与医生交流，自己在门口等候的。

在中国，大部分有癌症病人的家庭还是更倾向于向病人隐瞒病情，用些肝炎、胃炎等小毛病来宽慰病人，病人往往也默契地不会追问到底。

一位病患家属告诉我，他一直对得了十二指肠癌的母亲谎称是胆结石，甚至不敢带母亲来肿瘤医院门口。“回头老太太一看肿瘤医院几个大字肯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一不小心再背过气去可怎么办呀！”

这回他带了母亲的全部病理报告和片子来找赵平，希望能得到一个好的建议。

“要给他们希望”

我与赵平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他位于广渠家园中国癌症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办公室足有三个诊室大小，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肿瘤相关文献资料和赵平获得的各项奖杯和奖章，窗户正对着的一整面墙上悬挂着赵平与各种大人物的合影，还有他出国考察、去农村调研的照片。2011年，赵平离开院长的岗位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癌症基金会的工作中，将基金会的年募款能力从几千万元发展到了十几个亿的规模。

“你等一下，我看完这个项目书咱们再说。”赵平从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抬起头，扶了扶眼镜，更像一个企业老板。说实话，赵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有点令人迷惑，在采访中他总是用各种比喻模糊地回答我的问题，这让我一度以为他是一个擅长打太极的人。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的职业习惯。在与病人交流的时候，赵平很擅长用生活化的比喻向患者讲述一个个专业的医学概念，比如在形容肿瘤大小的时候他常常使用米粒、鹌鹑蛋和拳头，在形容手术难易程度时常用爬小土坡和爬喜马拉雅山来打比方。

赵平本来没打算当医生，走上从医这条道路也纯属巧合，只因为20世纪70年代在山西插队时，只有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这一个回北京念书的名额。身为北京人的赵平为了能回家拼命念书，在同乡2000多名考生中得了第二名，取得了回北京的资格。

赵平说，打从进医院的第一天起，他就爱上了这个工作，不过原因并不像很多媒体报道的“出于救死扶伤的使命感、责任感”，而是好胜心和同情心—赵平觉得自己人生中就不该出现失败这两个字，“我这人不管把我放在哪儿都会成为最棒的，让我当工会主席我也会当得有声有色。更重要的是，当我面对第一个死亡的病人时，我的泪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我发誓用我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挽救每一个病人”。

这话说得狂妄却也是事实。赵平聪明而且目标明确，在研究生考试时，在200名报外科的学生中，赵平得了第二名，顺利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成为外科曾宪九教授的硕士研究生。38岁时他又考入全球排名第17的比利时鲁汶大学读博士，成为少有的拿到鲁汶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

留学结束后，赵平没有选择留在国外，立即携妻带子返回祖国。赵平回国的原因有三条：第一，在国外，当病人推开门一看是个黄种人大夫，本能地就会产生不信任感；第二，有本事的人到哪儿都能活得很好，赵平对自己很有信心；第三，以同样的能力，留在国外他可能只能成为实验室里喂小白鼠的助理，但回国，成为主任、教授都是有可能的。

现在看来，赵平的选择很明智。凭借个人努力，2001年，赵平被调到肿瘤医院成为第七任院长，这十年里他几乎拿遍了中国医院管理领域的最高奖，离任后还得到中国医院院长大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去年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校长来我们医院考察就是我接待的，原来我是他的学生，但现在我们平起平坐了”。

谈到在比利时留学最宝贵的收获，赵平觉得不是医术，而是“幽默”。“幽默是西方人评价素质的最重要一部分，特别是对医生来说。”在幽默这一点上，赵平的看诊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常常一句话就抹去了病人脸上的愁云。

“肿瘤病人尤其敏感和脆弱，往往一句话会给他们带来很重的心理负担。”赵平始终记得有一次跟着老师出诊，老师对病人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别着急”，病人马上恶狠狠地回了一句：“病的不是你，你当然不着急了！”

“癌症病人一般都有怨社会、怨医生、怨家人、怨命运的心态，凭什么就我得了这个病？作为医生，首先要理解他们，要给他们希望，把病人当人看，他们不是赚钱的机器。”“理解”是赵平最常挂在嘴边的词，赵平的病人对他最普遍的评价是医术好、没架子、让人愿意信任。

“病人不放弃，医生就不放弃”

赵平每周四上午在特需门诊出诊，下午在腹部外科的专家门诊出诊，平均算下来，一天能看30多个病人，如果说说情，加个号，最多能看40个。他知道，很多病人从很远的地方来，花很多钱，等了一星期就只为见他一面，所以常常是其他诊室的大夫都下班了，赵平的身边还围着很多病人咨询。

除了复杂的病情，患者的各地方言也是一种障碍。周艳在她丈夫、兄弟的陪同下从湖南娄底来北京求医。娄底方言在湖南本地人听来都很不好懂，赵平却能对答如流。

周艳1996年曾经做过肾结石手术，现在感觉膀胱也似乎出现了问题，近三个月内出现小便带血的症状，8月1日血开始增多，8月2日连大便也出现了血块，8月3日住进当地市人民医院，但一直不能确诊。

“CT上显示肝上长东西了，左肾有石头。”赵平指着片子说，“肾里的石头还挺多，而且带刺是鹿角状的，肾上的问题得看泌尿科，但别在我们医院看，去综合医院，我们只管瘤子，肝里的东西归我们管。你得过肝炎吗？”

“1994年查过两对半，当时是阴性。”周艳的丈夫代为回答。

“我不会长癌吧？”周艳的话被丈夫打断了：“别胡说！”

“为什么这么问？紧张吗？”赵平问。

周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妈就这病。”

“不用紧张，又没确诊，甲胎蛋白查过吗？你们来北京是顺道还是专门来看病？”

“验过，但没带化验单。我们去县医院不放心，我想找最高级的专家复查才专门来北京的。”丈夫回答。

“别担心，先去查肝肾功能、甲胎蛋白CA199、CEA和两对半，我给你写纸上了。”赵平打字慢，用不惯医院的电子病例系统，病人有什么不懂的，他习惯于手写在纸上。他的字体辨识度很高，即使不签名，也常被其他医生认出来。“介入就是在肝上打点药，把血管堵死了，让坏东西没饭吃，饿死它。明天早上来抽血，别吃早餐，等结果出来去介入治疗科看一看。”

下一个推门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儿。“我爸不想进来。”女儿说。她的父亲在2007年做了食道的原位癌切除手术，20天前感觉大便不太舒服，于是去医院复查做了肠镜和胃镜检查。

“肠子上长了一个肿物。”赵平在纸上画了一个简笔画，指出了异物的位置。“那个肿物基本确定了是癌，如果是癌无论多大都一定要切。”

“您建议是用腹腔镜做，还是开肚子？”女儿问。

“我建议开肚子，你回河南做手术吧，在这儿要等一个多月。这不是高难度的手术，咱们家属得态度积极，严肃认真，不能姑息。不能想做手术是不是有坏处，有多大坏处都要做，这是生死之间的抉择，”赵平严肃地说，“你把他叫进来我跟他说两句，放心，我知道怎么说。”

父亲是个体态偏胖的60多岁老人，很不爱说话，只是不住地点头。

“您不敢进来是因为我太凶吗？”赵平笑眯眯地问。

“您是领导。”

“瞎说，我就是一个医生。现在镜子完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您的病。如果长的东西不是恶性的，就不需要动手术；如果是坏的，必须动手术；还有一种可能是肿瘤正在变坏，就像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态度积极一点的治疗，免得犯更大的罪，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赵平说。

“能不能做腹腔镜？”老人问。

“你这把年龄了，也不会再露肚皮跳舞了，怕什么呀？打开肚子做看得多清楚，这是很简单的手术，这就像爬珠峰和爬你们云台山，你爬过云台山吧，没难度吧？”老爷子一下笑了。

事后赵平说，来这儿的病人压力都挺大的，有些不是恶性的，只是一个指标不对都要问大夫100遍，医生首先要让病人放松心态，给他们积极的态度才能安心治病。

面对癌症晚期的病人和家属，赵平大多会采取安慰性的引导和治疗。

王远的父亲现在住在北京某医院的内科病房。父亲发病的速度快得让他始料不及，三个月前还能每天骑自行车跟老伴出去玩，还能下地侍弄菜园，最近一个月却迅速消瘦了40斤。从送入医院到最终确诊是癌症晚期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家人还在向父亲隐瞒病情，王远拿着片子和病理结果问赵平：“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

“从目前的结果说，他是结肠癌、肝癌同时存在。肝上是原发性肝癌，证据是甲胎蛋白那么高，4万多，只要是超过250就能确诊了，肠子上的瘤子已经长了一周了。”赵平扶着眼镜仔细看了看肝部的CT和肠子的彩超。我偷偷瞄了一眼，照片上是密密麻麻的黑点和突起。

“病人现在还能排便吗？”

“现在主要打营养液，最多是喝粥。那边说是晚期，估计要不行了，想治就只能化疗，但化疗也不能保证有效果。”

“我们的诊断是原发性肝癌和直肠癌。我建议，病理的片子借过来，送去找肿瘤内科看看，让他们用药治疗一下，不管有效没有，化疗都要做，不试就彻底没希望了，一旦治疗有效瘤子就能缩小。肝里的瘤子去咱们这儿的介入科，把肝供流的血管堵住，不给它饭吃，有可能慢慢就缩小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晚期了，但咱们还是要争取机会，如果治疗有效就能延长生命，要无效就谁也没办法了，你听明白了吗？有疑问吗？”赵平把一系列的建议抄写在纸上递给王远。

“明白了，”犹豫了一下，王远问，“还有多长时间？”

赵平想了想说：“这与治疗效果有关。”

王远走后我问：“能活命的概率是不是很小？”赵平的回答是：“只要10%能有好结果，病人不放弃，医生就不能放弃。”

医生的内心挣扎

下午4点半，赵平迎来了他这天的最后一个病人。刘宝华和他的两个姐姐带着一脸愤怒的表情推开诊室的房门，气呼呼地坐了下来，大声说：“难道老人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吗？”

刘宝华的母亲在今年4月份开始出现呕吐的现象，拉到区医院诊断是胆囊管结石，小医院的医疗设备一般，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起色，就被推荐来到了北京的一所市级医院诊治。

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市医院确诊是十二指肠癌的原位癌，但出于病人80岁的高龄，医生以病人身体素质不能支撑这种大手术为理由，拒绝了家属希望手术切除肿瘤的要求。之后，家人又辗转联系了解放军医院，那里的肿瘤科大夫一开始同意接收入院，但在病人等了一个多月之后又反悔了。就这样，从最开始的误诊到现在，4个月的时间老人从原来的120斤瘦到了现在的皮包骨头，病情也没有丝毫起色，家属愤怒极了。

“市医院现在是给我妈的胃里插了管子，往里灌营养液，姑息疗法，不治癌，维持生命。解放军医院更可恨，最后索性说这病人我们收不了，让我们白等了一个月。”刘宝华气鼓鼓地谴责医院不负责任，接着问：“我们都说了一切风险我们自己承担，医生还是不肯做手术，您说这手术到底能不能做？”

“片子呢？怎么只有病理报告没有片子？那肿瘤究竟有多大？病人为什么最开始会吐？是因为瘤子太大导致梗阻吗？如果瘤子大到都发生梗阻了，为什么还会诊断出是原位癌？原位癌一般都很小，只有一两公分，这自相矛盾了。”

面对赵平的一系列询问，家属们面面相觑。“我们哪儿懂这个，医生也没给我们讲，就说把这些资料拿给您就成了。”刘宝华说。

“他们应该就这个结果向你们交代清楚的，我现在看不到片子不能下结论。”赵平接着解释，能否进行手术要看三方面：瘤子的大小能不能切，是否转移该不该切，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耐得住手术，这需要内科做个客观的评价。“病人是高龄，风险比一般人大，医生怕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你们家属找他拼命所以不敢做，这种关系很复杂。”赵平说。

“你们先让医生解释清楚了我刚才的问题再说能不能手术，另外我对原位癌的诊断也有疑问，最好拿片子过来会下诊。如果确定要做手术也最好在综合医院，他们有心脏外科的大夫，万一有问题能及时抢救，我们这边是做肿瘤一流，保护措施就不行了。”赵平建议。

“好，那我们回去问清楚再来找您。”刘宝华说。

送走了刘宝华，赵平回头对我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医患关系这么紧张。越来越多的医生害怕担风险，所以不愿意承担复杂的手术。医生和病人之间互不信任导致了医疗工作不能正常开展，病人得不到有效的到位的救助。”

“作为医生，为病人着想是我们的天职。可是一旦出现了问题，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或者术后出现并发症，真的有可能被病人讹上。事实上，真正疑难的病不可能用很普通的方法治好。现在很多医生宁愿承认自己无能，说自己治不好。”赵平说，对医生而言，做不做手术有时就像在马路上扶不扶跌倒的老太太一样内心挣扎。

“但这也不能全怪医生，医生的责任和工作量与他们的待遇和社会认可常常是扭曲的。残酷的现实往往使更多的人选择保护自己，其实这个职业应该是救助别人。如果这样的现象成为中国医疗的特色，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谁应该为那些苦苦求助的病人负责？”

赵平很喜欢一句关于医者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这是美国一位名医特鲁多医生（E.L.Trudeau）位于纽约撒拉纳克湖畔墓碑上的墓志铭，也是很多医生的座右铭。

“我们不仅仅是要治疗、治愈疾病，更多的是要去帮助和去安慰病人。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多向西方的医生学习。我当院长的时候，要求我们院的医生们都去出国留学感受一下，但现在愿意出去的人太少，因为钱少。”说到这里赵平有些无奈。

赵平家里挂着一幅油画，油画上是一艘船沉了之后，七八个人漂浮在海面上，伸着手绝望地等待拯救。赵平经常用这幅画鞭策自己，“我们就是病人唯一的希望”。

每次看到这幅油画，赵平总会想起他的一个病人。在出国之前，赵平给一个得了结肠癌的妇女做了手术，之后就出国留学了。在他回国后第一次回家时，看见自家门口坐着一个人，原来就是四年前的那个女病人，她带着全家人来求医。她的女儿的乳腺上长了一个囊肿，丈夫的肝上长了肝脓肿。幸运的是，一家三口都在赵平手术后得到了痊愈。

“这家人也太倒霉了，全得了肿瘤，您是他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呀！”我很惊讶。

“是的，但我想给你讲的是另一个故事。在我出国后不到一年，这个病人的妹妹也查出了结肠癌，妹妹偏执地不信任除我以外的任何大夫，不让其他人开刀，一定要我做手术，等了很久，最后跳楼自杀了”。

这个故事让我沉默良久，我没有想到它的后半部分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