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就业的研究

国外对就业的研究（共8篇）

1.国外对就业的研究 篇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对腐败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同时还有影响腐败的方面，以及探究如何进行反腐更为有效。研究更多体现在廉政建设上，类似于政权选举，立法呼吁、草根公民的努力、新闻媒体的作用等。而对于网络反腐这块的研究甚少，只基于网络作为其工具可采纳使用为反腐服务。

（一）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

Diana Schmidt（2007）认为反腐有四个至关重要的时期:(1)学术争论早其对腐败的争论(pre-1990年代);(2)初始反腐败辩论(1990年代);(3)一段时间的重新定位(2000年代早

1期);(4)最新的反腐败辩论(2000年代)。Mccoy J.L.（2001）则分析了全球反腐败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对其反贿赂元素的分析,自19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阶段:(1)提高认识,(2)制度化

2发展而来的法律和政策工具,和(3)全球采纳、内化和依从性。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提供证据表明，腐败已经发生在以下这些领域的改革等，如私有化(Tangri & Mwenda 2001),公共采购、政府收入收集(Fjeldstad et

3al.2003),议会和总统选举。

（二）对抑制反腐的措施的研究

Klaus Abbink（2004）提到在德国联邦政府正式职工旋转是一种在公共管理下反对腐败的预防措施。反对腐败的措施之一是让正式的职工进行职位调换，而旋转的作用是能显著降低贿赂的频率及因贿赂而产生的低效4。Anne Marie Goetz（2007）则通过研究发现，妇女成为反腐的新力量之一，因统计证据表明那些在政治上和劳动力上拥有更多数量为妇女的国家存在更低的腐败程度5。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2006）则提出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是防治腐败的有力举措之一。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家的14个国家与专用的透明的法律是三倍的可能回应，信息请求,缺乏透明度的国家法律则承认不到一半的信息公开请求6。同时他也指出，更高的透明度和声音降低腐败甚至发生在高度层次和不平等的社会。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认为媒体和协会的自由,可以宣传和阻止7政府的腐败。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2003）一项在整个亚太地区公司的大型调查显示，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行政腐败更有可能采用强化反腐败计划比国家与高水平的行政腐8败。

（三）对反腐中的网络所起作用的研究

Diana Schmidt，Anti-corruption: What Do We Know?Research on Preventing Corrup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7 VOL 5, 202–232 2 Mccoy J.L.：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nti-corruption Norm，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38, Number 1, March 2001 , pp.65-90(26)3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4 Klaus Abbink，Staff rotation as an anti-corruption policy:an experimental stud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20, Issue 4, November 2004, Pages 887–906 5 Anne Marie Goetz，Political Cleaners:Women as the New Anti-Corruption For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ume 38, Issue 1, pages 87–105, January 2007 6 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Is transparency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rego_1081，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0)4, 261–280 7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8 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 Anti-corruption programm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1999-2002，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3）Roberts(2006)指出互联网已经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收集、分发和访问政府信息更为方便。由于这些特点,政府已趋向于使用电子政务，以求获得更多信息和促进透明度、问责制及反腐目标的实现。而提供给公民信息和让具备一定素质的公民去监察政府的活动，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电子政务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可以用来打击腐败。Anderson(2009)通过对比分析1996年之间变化和2006年腐败数据，基于一项研究即通过ICT推动电子政务的举措,得出结论说,“实施电子政务可显著减少腐败,甚至那些控制了所有的倾向腐败的政府或多或少是基于积极地采用电子政务倡议。而Shim & Eom,(2008)也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减少腐败,促进良好的治理,加强倾向的举措,减少潜在的腐败行为,提高政府雇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允许公民跟踪活动,并通过监测和控制政府员工的行为。Brown & Cloke(2004)提到反腐不仅有关所有的努力促进、信息的开放等,减少腐败还严重受到文化、一个国家的环境、对社会态度的价值观认识、信息级别的识别与政府的公民有关，也应从一个独立新闻媒体的可行性信息政策及制定的政府考虑。9

9John C.Bertot,Paul T.Jaeger,Justin M.Grimes ,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ume 27, Issue 3, July 2010, Pages 264–271

2.国外对就业的研究 篇二

一、美国:高度发达的职业生涯服务体系

美国高校经过多年就业指导实践, 不断整合资源, 积累经验, 建立完善了一系列针对大学生就业服务的长效机制, 在有效帮助大学生成功就业和减少人为失业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美国, 所有的就业指导人员要有培训资格证书, 有明确的岗位分工;配备足量的专职和兼职人员。以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理论为基础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指导和服务。就业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全校学生, 也有已经毕业的校友。服务体系硬件设施完备, 就业指导机构规模也比较大。就业指导中心建有就业图书馆, 全部开架阅览。随着社会的发展, 美国高校就业服务的体系也不断完善, 包括大学生在校全过程, 以及大学生就业前和就业后的不同时期, 形成了一体化全过程的模式。对于已经毕业的大学生, 需要时仍可以回到其曾经所在的大学, 继续接受各种职业指导和培训, 获得学校延续不断的服务和帮助。另外, 美国高校还特别重视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状况跟踪分析, 以此作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就业的参考依据。美国高校的就业服务是集服务、管理、教学和研究为一体的多元化活动, 重视就业指导理论的研究和相关课程的开设, 注重大学生潜能开发与培养。就业服务方式多种多样, 入学初期, 就业中心通过专业测评手段帮助学生对自身状况、特质、兴趣、潜能等作出评价, 从而为大学生个体选择专业和职业定向提供参考。在大学生就业阶段, 通过多种方式与大学生交流, 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服务, 帮助大学生结合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实际选择有发展可能的职业。同时通过训练, 帮助大学生掌握求职技巧、就业技能等。美国高校可以依据社会和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美国大学在行政管理、专业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享有充分自主权, 学院的专业完全根据当地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实际需要确定, 设置哪些专业和开设哪些课程, 事先要多次调查, 反复征询有关企事业单位的意见, 然后进行评价。如发现劳动力市场某类技术人员过剩, 即采取隔年或停止招生。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1]。

二、德国:政府积极立法、组织企业培训为就业服务

德国通过立法等有效手段, 为大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就业环境。德国政府以信息统计、网络服务、职业培训等运作方式服务就业。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劳动市场上劳动数量与质量的平衡, 政府在“各级高校”和“就业体系”之间积极协调起到沟通和桥梁作用, 专门成立针对各级高校的就业服务机构, 以及各级大学的就业协调中心。这些服务机构各尽其责, 从职业咨询到职业培训和学徒培训的安排以及职业培训的安排等, 都详尽明确应有尽有, 其中包括明确的就业促进政策和失业保险机制等。在这些服务机构中信息中心的设置受到高度重视和完善。信息中心有一个全国通行的网络平台, 用人单位和大学生免费共享资源, 从而有效解决高校毕业生能力和劳动市场的需求不相吻合以及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对劳动市场了解不够等问题。另外, 德国拥有独特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 具有十分发达的职业高等教育体制。企业有责任同高校、政府共同开发学生培训机构, 共同制订学生培训计划。德国企业承担大学毕业生的实习和培训, 并保证发放一定的薪金。接受实习的企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培训, 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2]。德国企业还负责定期和政府主管部门或有关信息机构沟通, 申报现实岗位缺员情况和新增岗位情况, 委托相关政府部门或高校就业协调中心为其挑选适合的毕业生。

三、新加坡:科学调控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适应就业市场

新加坡大学的招生人数随着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增减。新加坡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职业学院学习实用职业技能。这样不但降低了企业和社会的用人成本, 又降低了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 有效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在新加坡, 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职业教育学院, 在调整学科或确定各学科招生人数时, 都要充分采用人力市场的调查结果和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在新加坡, 四年制本科生到大二年级时, 会结合自己的个人特点爱好和社会需求最终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同时, 新加坡政府提出让大学生掌握现代最前沿的科技知识, 适应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需求, 尽量拓宽大学生的知识面, 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另外, 新加坡高校非常重视创业教育。新加坡国立大学很重视创新成果的市场化, 积极鼓励广大师生依据创新成果设立公司, 举办多种创业活动。各级高校还建有创业中心, 具有创新创业研究、创业教育、创业发展和风险支持等功能[3]。

四、国外大学生就业经验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启示

1.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继续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作, 并扩大其内涵和外延。

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应为大学生提供帮助, 引导他们树立职业志向, 帮助他们合理选择职业, 教育他们正确处理个人发展、社会需要和兴趣、事业等问题的关系。职业适应性越高, 择业焦虑水平越低。另外, 人际适应性对就业竞争压力的预测作用较大。人际适应性差的大学生往往社交能力、沟通能力不强, 面对就业过程中的激烈竞争, 他们常常表现为自信心不足, 感到很大的压力, 产生焦虑情绪等。

2. 加强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实现全程化的就业服务。

与国外高校相比, 我国高校的就业服务过程通常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季节性特点, 缺乏系统的过程和全面内容安排。随着社会的发展, 高校就业服务已经不仅仅是针对毕业生的工作, 更是一个全面、持续、系统的工程。根据我国当前实际, 各级高校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联系与沟通, 及时掌握和了解行业发展状况和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情况, 建立全社会信息共享的资料库, 帮助大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实现就业信息的沟通与交流。通过实现就业信息网络化, 实现全社会的就业信息资源共享, 是实现大学生就业服务创新的重要途径。从大学生入学就开始提供职业生涯和规划的教育服务, 贯穿于其大学的全过程。另外, 要重视加强收集动态的毕业生就业跟踪和企业用人单位的回馈信息, 为高校今后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的改进提供依据。高校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 发展各地的校友联合组织, 方便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和进行就业指导帮助。

3. 培养创新意识, 开展创业教育引领大学生转变就业观

念, 鼓励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是当今高校就业工作新的切入点。目前, 就业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高等教育也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的教育, 然而, 部分大学生受对自己角色的转变缺少认识, 对社会需求状况缺乏了解, 找工作时缺乏主动性和竞争意识, 就出现了被动就业难的现象。另外, 在当今学业投入和高等教育成本提高的状况影响下, 大学生普遍期望毕业后拥有一份体面的高收入的工作, 因此, 宁愿待业也不愿降低标准就业, 从而出现大学生主动失业的现象。要解决这两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在高校中开展创业型就业教育。对大学生的就业观开展全新的教育和理念更新, 从大学新生进校起就开始进行全程性的、系统化的自主创业教育。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建立与时俱进的择业就业观念, 引导大学生建立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理念, 最终实现自我创业。开展创业教育需要高校和全社会给予积极的投入和重视, 各级高校可以统一组织聘请指导教师或企业高管组成师资队伍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大学生创业大赛和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是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活动方式, 也是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 通过开展立足专业特点的科技活动、创新知识普及教育, 激发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和文化素养,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大学生顺利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怀祥.美国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研究及对我国就业指导工作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0, (1) .

[2]段丽华, 储克森.德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保障体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7, (33) :21.

3.国外就业指导对我国的启示 篇三

摘 要：介绍了就业指导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分析了较为主流的三个就业指导发展理论，结果表明职业发展理论是较为成熟的就业指导理论。结合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就业指导理论模式分析了国外就业指导中的可借鉴之处，并通过对比分析提出了我国就业指导存在的若干问题。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指导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提出良性的就业指导需要政府和高校共同重视，并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充分协调各个就业指导部门之间的合作分工，才能使我国的就业指导工作顺利开展。

关键词：就业指导；理论模式；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310-02

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政府、高校、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话题。大学毕业生作为人力资源中较高层次的一类，其就业过程是国家高层次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最初始、最重要的一环。国外发达国家较早就认识到了就业指导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因此，面对学生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是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然而，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就业形势越发严峻，因此借鉴国外就业指导的成功经验，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对我国是大有裨益的。

一、国外就业指导发展形势

就业指导学是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融合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形成自己的理论，最早起源于美国，帕森斯（Parsons）提出了就业指导理论和实践[1]。就业指导的出现和发展要归功于心理学，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众多的就业指导理论派别，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个人取向论、社会取向论和综合取向论。个人取向论。重在从个人角度来探讨职业行为，重视个人的需求、能力、人格等内在因素对职业的选择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个人取向论又分为三个模式：以强调个人与职业相匹配的特殊论，以强调个人内在动机的动力论，以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个体职业行为的发展论。社会取向论。重点研究个人职业选择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强调个人所处的家庭状态与社会环境因素等外在因素在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中的作用。比如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综合取向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单方面的决定职业的选择和发展，职业的选择和发展既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又受个人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个人的职业行为。

以上理论中，职业选择发展理论被广泛重视，它是一种纵向就业指导理论，重在对个人的职业倾向和职业选择过程本身进行研究。发展论认为人的职业意识并非面临就业时才有，而是与生俱来的，只是随着年龄、资历和教育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职业倾向形成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与自身成熟有关，也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体现。这一理论的提出打破了人们把职业选择看作是个人生活特定出现的单一事件的观点，明确提出了人的职业选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2]。因此，通过日常有意识的教育引导，能够将职业选择发展理论与大学生就业指导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就业理念。

二、国外就业指导体系

就业指导源于西方，因此相关研究更加细致、系统化。针对就业指导工作的实践也更加规范。接下来以美国、德国、日本三国为主要研究分析其就业指导体系。

（一）美国

以高校为主导的成熟就业指导体系。第一，各个高校开设“就业行动中心”和“安置办公室”等各种各样的机构，规模宏大，有直属的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管理。下设各个岗位，各个岗位都有明确的岗位职责。第二，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与其学校的发展声誉关系密切，因此，学校管理非常注重就业指导工作的开展，配备了专门的就业指导队伍，其工作人员须具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并经过专业培训，考试达标才能上岗。第三，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指导，职业选择指导课程等。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包括其学生的职业道德，成才及择业准则等方面进行教育。职业选择指导包含个人、专业、技能、职业特点、发展前景、收入环境等方面，这些课程针对学生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一一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就业力。第四，政府积极出台大学生就业政策。构建全国联网的就业指导服务一体化网络平台，中介机构在高校、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对大学生获取信息、双方交流提供了媒介，保障了就业指导体系的构建[3]。

（二）德国

全员服务的就业指导体系。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校纷纷成立了就业指导机构，该机构成功地变成了连接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纽带，为大学生就业指导提供着相关的服务，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就业指导机构也引进了职业生涯辅导，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以保障就业指导部门的有效运转。第二，在德国，对从事职业生涯指导人员的筛选工作更是严苛，不单是取得具有高校心理学教育学硕士学历，还要具备不同行业3～5年的从业经验，最后入选者还需要接受严格、规范的学习与培训才能登上岗位。第三，德国政府、企业及其他行业机构的参与，除高校的就业指导机构外，政府、企业及其他行业机构在德国就业指导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德国政府在各个地区都没有就业指导协调组，负责提供各种信息，介绍用人单位的情况需求，社会上的各种咨询机构为大学生提供有偿职业测评，帮助其找到适合的职业道路，形成正规的职业报告表，以供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决策选择。企业界也是常年为大学生提供实习与实践基地，选派有经验的专家进行培训指导，对表现优秀者作为企业员工聘用，真正地坐到选聘与指导相结合，扩大大学生就业。

（三）日本

全民参与就业指导体系。日本的就业指导体系受到了日本政府、高校、企业及社会大众的全员重视。第一，文部科学省即教育部门颁布了相关职责。首先，在日本的高等教育局内设学生科，负责管理毕业生就业问题，负责规划学生的奖助学金问题。其次，开展辅导、保障等相关的援助工作和资讯工作。第二，厚生劳动省即人力资源厅，是日本政府办事机构，负责详细的职业介绍，通过就业服务及整理研究调整劳动供需。大学生可以选择用人单位的信息进行测试，参加面试讲话或模拟面试。第三，日本的就职部。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是选择高校的重要依据。高校也特别关注，日本的高校均设有就职部，对学生进行就业职业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自我，帮助其设计合理的职业规划，提供各种职位的讲究，例如教师资格、会计师等，根据学生个人情况推荐用人单位，建立了和谐的网络中心。第四，高校开展针对性强的就业指导讲话，内容各异，形式多样，包括专家就业讲话，女大学生就业讲座、留学讲座、职业资格讲座及各种产业讲座等。第五，改革后的日本高校就业指导。首先，由文部科学省为主力，在全国性的就业指导协会和其他机构共同交流探讨就业指导制度运行措施的改进，形成文件制度，并督促执行。其次，厚生劳动省完善在各大城市设立的服务中心，无偿为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同时提供更加可信真实的资讯与指导。最后，建立高校就业联盟，加强交流，共同探讨应对社会发展需求培养优秀的人才，提升就业指导的工作效果[4]。

三、我国就业指导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对就业指导的重视不够，学校教育与就业定向脱节

学校认为就业指导工作就是为了帮助学生找工作，只重视就业问题，忽视对学生的就业教育和就业指导，一味地追求就业率。实际上忽视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同时在就业指导上学校教育与生产实践、劳动就业相脱离的现象仍然存在。只管学生培养，不管市场需求，只管分配，不管学生去向的学校还很普遍。许多高校成立了就业指导，就业咨询、就业介绍等机构，但缺乏系统的、一体化的就业知识教育和正确的指导工作。

（二）对就业指导的认识不够，认为就业指导是毕业前的指导

目前，许多人在就业指导工作的时间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就业指导只应在学生毕业前进行。其实，这不仅是对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而且本身对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宗旨都没有弄清楚。事实上，随着毕业生就业难度不断加大，学校在学生毕业前才开始进行就业指导已显得“为时晚矣”。

（三）缺乏专职指导人员和系统的就业指导课程

大多数学生对就业指导缺乏正确的认识，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基本上并在学生处和人事部门。它们在为毕业生获得社会就业需求信息，沟通学校与人才市场联系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机构设置、专职人员配备、各种心理测量及信息反馈的手段方面还欠缺，因此就业指导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缺乏专职的就业指导人员。因此在授课上也比较机械，形式上缺乏多样性和趣味性，任课老师的配备上缺乏专业性，课程的设置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四）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不通畅

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成立了学生就业部门，但积极主动与社会上用人单位、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联系，及时进行信息交流，科学合理地分析、预测社会人才需求趋势仍不到位。

（五）就业指导拘泥于形式，起不到真正作用

大学生劳动就业机制逐年转变，大部分毕业生的就业渠道都要经过毕业季的“双选会”。这样会使一些学校产生错误的观念：大学毕业生择业是全社会的大事，是大学毕业生分内的事，毕业生的顺利就业与否与学校关系不大。所以在开展日常就业指导工作时，许多学校仅仅是做了表面文章，并没有深入工作。

四、借鉴国外就业指导经验共性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要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与配套服务建立有效地监督机制

为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我国各级政府颁布了许多政策，但是如何将已经颁布的政策落实到位，普遍是高校和大学毕业生最为关注的问题。光是强调这些措施的可操作性不行，还要经得起毕业生就业过程的检验；这些措施要有可持续性，要有大的普及面，要对目前教育形势下的大学毕业生具有吸引力。

（二）高校应把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提高应有的高度

把它作为学校一项长期重要的工作来抓，其他部门也应明确职责，协助和配合就业指导办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对广大教职工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就业指导工作的认识，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全校营造出人人关心和参与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良好氛围，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

（三）加强各校就业指导部门间的横向沟通，构建全程一体化就业指导体系

众所周知，影响毕业生就业的因素很多，有外部的、内部的；有用人单位方面的，也有学生自身的；有素质方面的原因，也有观念、认识上的问题。上述多方面的问题都等到学生毕业前才想起来去解决是不可能的。有些问题需要在平时，或者是学生在几年的学习期间逐渐提高认识，并加以解决。因此，学校应该在大一新生入学时，就要把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提上日程，把它纳入学校几年的教学计划之中，是学生能提前全面系统地对各个行业有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强化就业指导部门与院系、高校、政府部门的联系，避免各自闭门造车，脱离实际，阻碍就业指导的发展。

（四）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建设专业化、系统化指导队伍[5]

政府要从教育经费中划拨或从社会保障中提取专项费用，用于大学生就业指导、就业咨询、培训服务，用于硬件设施建设，且形成鼓励投入和重点建设的机制。及时对就业政策加以调整，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毕业生创造公平、合理、鼓励竞争的就业环境。为了高校就业工作的发展，更好地为高校的就业工作以及实现高等教育长远办学目标提供有力保障，改变高校目前普遍存在的经验指导、粗放指导的现状，要加强对就业指导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培训，使其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测量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还必须对不同学科行业、领域有较多的了解。努力提高就业指导人员的交际能力，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使高校就业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促进就业指导向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开展我国的就业指导工作。

参考文献：

[1]John M.Brewer. History of vocational guidance， origin sand early development[M]. New York，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42： 57-61.

[2]胡宇长.中美部分著名大学的就业指导及比较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5.

[3]姚俗群等. 美国劳动市场[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4]娜琳. 日本高校就业指导给我国的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3）：18-21.

4.国外对就业的研究 篇四

1 表征、空间表征、地图表征的含义

心理学界对representation一词有两种不同译法。认知心理学、普通心理学领域将它译为表征，这种译法为多数心理学家认可。朱智贤等人将它译为表象。同意这种译法的学者也有一些。表征是一个意义更加广泛的术语，一般认为，表象是知识表征的一种形式。表征是知识和信息在人们头脑中的存储形式。空间表征在不同的文献中意义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空间表征表示个人对空间的心理表征[2];空间表征表示个人对空间信息思考、推理和操作的内部过程[3];空间表征指对空间的任何一种物理表征方式[4]，比如，地图和模型，这种观点和Bruner的表征概念类似。Bruner认为，表征是人们藉以储存其所经历事件的一套规则，媒介。地图表征指用一些类似物或者符号来表示真实环境。本文将回顾儿童怎样认识一个物理对象，如，地图或者模型能够代表一个特定的环境，以及他们如何将表征中的知识运用到环境中的行为。

2 地图表征认知能力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

Landau认为：地图是现实世界的缩微或者模型。使用和理解地图的某些基本能力不需要特别的经验，也不需要视觉经验的积累就会自动产生[4]。2岁儿童就能利用原始的地图。研究发现：6岁儿童就能阅读、绘制地图[4]。儿童对地图或者地图类似物的理解能力似乎早到我们无法精确确定它的发生日期。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主要研究视觉缺陷儿童，研究对象有天生的盲童和后天的盲童以及残留有微弱视力的儿童，试验材料为触觉地图。常用的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他们认为空间知识源于儿童天生的素质，幼儿已经理解触觉地图中蕴含的代表关系，其主要证据是:盲童能够根据触觉地图提供的线索在房间里自如地进行路线跟踪。她否认空间知识的发展观。有人详细研究了学前儿童运用触觉地图适应环境的能力[6]，

有人研究了5岁到青少年阶段的被试使用触觉地图的情况，发现使用触觉地图的认知成绩并没有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7-8]，这些结果似乎也支持Landau的观点。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地图表征认知能力的天然生成说。

以Liben和Down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理解地图表征的能力取决于儿童的认知技能，地图认知技能会随着儿童从童年早期向青少年过渡发生重要的变化[9]。原因如下:第一，理解和使用地图的核心能力是理解事物A可以代表事物B，对代表关系的认知能力是理解和使用地图的基本条件。这种能力在整个儿童期间逐渐发展、成熟。地图不是镜子也不是物体的缩微，地图是客观世界的类比模型，对地图的理解受制于类比推理能力的发展。第二，地图的理解和儿童逻辑思维，尤其是和抽象符号系统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三，地图的理解和使用依赖于儿童对几何关系的理解，依赖于儿童空间认知的发展。地图作为现实世界中空间的表征，它反映了物体之间、地点之间、或者物体和地点之间内在的几何关系，如比例、方向和方位。空间、几何关系的理解是使用地图来认识、适应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地图表征能力的认知发展说。

天然生成说和认知发展说之所以绝然相反，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前者以视觉缺陷儿童为研究对象，后者以视力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第二，研究材料不同。前者使用触觉地图，构成触觉地图的材料和它代表的实际环境中的客体相似程度高。从性质上看，触觉地图主要是类似物或者缩微表征，是具体形象化的表征。后者采用视觉地图，表征物既有具体形象化的类似物，也有抽象程度很高的符号表征。也许，两种观点并没有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天然生成说能够说明一些现象，但它并没有说明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视觉缺陷儿童之所以能够根据触觉地图顺利完成某些路线跟踪任务，一方面可能和他们的感觉补偿现象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和触觉地图使用的表征符号和真实环境的物体相似程度高有关。天然生成说能够说明儿童，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儿童对具体形象化的表征物的认知。认知发展说不仅能够解释儿童对具体形象化表征物的认知，而且较好地解释了儿童对抽象程度较高的地图表征的认知发展。我们认为，认知发展说比较符合儿童思维发展的规律，是比较科学的观点。众多研究已经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儿童抽象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符号功能的提高，儿童对抽象的地图表征的能力逐渐提高。天然生成说也以其独到的视角和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

5.国外留学就业前景解析 篇五

把握大局，忽略不提

绝大多数公司在招聘广告上无一例外地要求你在求职信上注明你当前职位的薪水以及申请职位的期望薪水。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轻易的向用人单位说出你的薪资水平。尤其是在你对于总体的薪资水平还并不是非常清楚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其实挺冒险的。也就是说，当你还并不是非常清楚对方的底牌，但是却把自己完全的暴露，这对于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薪资水平还是可以协商的。

避实就虚，乾坤转移

如果在面试的时候，用人单位问你，你觉得你的薪资水平是多少。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要谨慎回答。不妨可以这样回答：你过去的薪资水平是多少并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你的工作水平和我的专业知识是否能够符合你们单位的需要。这样一来，就能够把薪资水平转移到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专业背景。

事先调查，控制比例

当老板终于开始和你谈具体工资数目时，你该怎么开口呢?还是那句老话，让老板先说个数。每个老板在和员工谈工资的时候，必然自己心里都是有一个数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限度之内还是能够调整的。所以，服诺建议大家，在提出自己的薪水要求之前，最好想要搞清楚，这个工作岗位的价值是多少。但是要记住，千万不要用具体的数字，这样的话会容易让谈话变成僵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对方提出工资的幅度，这样你也不用太尴尬。

6.国外对就业的研究 篇六

打造一流的教育服务+人才服务

全程跟踪新加坡留学+人才就业-------荣恩公司

我们如何看待“人”才这个概念？ 人需要2条腿走路，一条腿代表专业教育，另一条腿是代表综合素质，那么我们对照中国教育的理念是一条腿走路，只求专业的应试教育，另一条腿的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很缺乏，那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如何容易寻找到合适的工作？教育与用人单位的接轨问题谁来重视？ 现在不如8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学少，现在大学开办很多，要读书或拿个大学或大专问题还是容易的事，但是教育质量如何？我们用什么来评估读书后的文凭价值？ 如果一个名牌大学毕业后的学生，找不到工作，那么名牌大学的文凭值多少钱？ 那么如果一个普通文凭毕业出来后，可以容易找到一个好工作，那么这个时候文凭的价值才体现出来，我们看结果，学习再高的知识，那么如何体现这个价值性，需要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问题。

看看国外的教育：

中国教育是父母压制孩子读书，在国外孩子自己知道未来他们要做什么，不是父母压力，是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的问题，读书的自觉性强与中国的学生。

荣恩公司是一家专业做新加坡教育服务+人才服务的综合性服务企业,荣恩公司拥有自己在海外的服务人员帮助辅导监管海外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是个与众不同的教育服务企业。荣恩公司伴随同学们的成长，毕业前进行就业辅导培训，协助国内外就业。更高层的服务是同学们未来将可能被荣恩公司猎进国内外各大企业，成为各行业的优秀精英人才。荣恩公司将是同学们的职业终身伴侣。

荣恩公司是一家将教育服务融入国内外人才就业服务的综合性企业，从选择专业→选择学校→奖学金申请→国内外学习监管→毕业前职场培训→国内外就业服务→人才猎头服务，一条龙全方位的职业发展规划服务，“留学→工作→移民”服务。应新加坡多所优秀学校的邀请，荣恩公司将举办多所新加坡校方说明会，准备去新加坡留学的同学，请提前预约座位。根据学生所选专业不同，安排学生参加不同院校的说明会。欢迎有计划留学的学生及家长前来咨询预约。24小时服务热线: *** QQ 598072208

7.对国外体育赞助发展现状的研究 篇七

一、体育赞助的概念

何谓体育赞助, 在豪厄尔的报告中, 体育赞助被定义为一个外部实体或个人为获取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对某一运动、某一运动项目、某一体育组织或某一体育赛事提供的支持。西姆金斯指出了体育赞助的三个特点:赞助人以金钱或实物的方式对体育作出贡献;被赞助的活动不是赞助公司的主体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赞助人期待的回报是一种无损于赞助人的公众宣传效果。

二、体育赞助形式的发展

1.“有形”赞助和“无形”赞助

英国体育娱乐委员会认为, 体育赞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且体育极度依赖体育赞助, 有必要进行一次正式的调查为体育体育赞助的指明方向。调查组发现体育赞助规模从1971年的250万英镑增加到1983年的1亿英镑, 同时发现这一评估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因为, 体育赞助过程中存在着有“有形”赞助和“无形”赞助, 而之前的评估数据仅包括了“有形”支出。“有形”赞助是指赞助人公布承认的金钱支持。英国体育娱乐中央委员会的体育赞助调查委员会认为很多的赞助永远也不会以统计数据的形式公开, 因为它们大多发生在较小区域范围内的较小规模的公司和体育组织之间。“有形”支出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赞助公司投入赞助的资源远比公开的以货币形式显示的金额要多。通常地, 在一项赞助实施的过程中, 公司的市场开发部都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进行宣传。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体育赞助总额中的“无形”部分已迅速发展, 已是“有形”部分的两倍。

2. 体育赞助全球化发展

新的电视技术发展, 使得在全世界范围销售现场广告成为可能。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讨论某一国家体育赞助的状况似乎无关紧要, 在全球范围内审视体育赞助更为精准。各国体育赞助的较小增加实则构成了全球性的体育赞助增长。在一场国际足球赛的现场广告可同时在100多个国家市场展示。转播技术的发展使得现场电视画面更清晰, 也可从多角度、多方位及多次展示, 这样大大提高了赞助商对体育赛事的兴趣。在1996年的欧锦赛上的赞助商达到了11个, 每家提供350万英镑。有趣的是, 尽管这届欧锦赛在英格兰举行, 但在11家赞助商中只有一家的总部设在英国, 另有三家总部设在欧洲大陆, 四家总部设在美国, 另外三家设在日本。正是这些跨国巨头在体育赞助方面投入的不断升级, 使得体育赞助在全球呈增长之势。

3. 埋伏式市场推广

公司专项资金与体育赛事之间新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滋生了新的赞助方式, “埋伏式市场推广”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埋伏式市场推广”是指这样一个公司行为:公司将自己同一项被赞助的事件联系起来, 便事实上并没有支付必要的费用, 此种“埋伏”给消费者这样一种印象:“埋伏”的公司和品牌事实上是赞助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与被赞助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而比恩认为, 埋伏推广者的动机更多地是针对作为某一事件官方赞助商的竞争对手, 而不是将自己同该事件联系起来。

“埋伏式市场推广”的流行导致了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赞助增长的减缓。比如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都曾不得不重新进行赞助合同谈判或者终止合同。因为“埋伏式市场推广”减少了他们通过赞助本应获得的收益。苏顿将“埋伏式市场推广”视为体育组织通过赞助收入获得资金的严重威胁, 并总结出“埋伏式市场推广”的五大类型。竞赛或中奖、转播赞助、电视广告、赞助运动队或运动员、伴生营销广告或推广。很多公司在某一赛事期间会使用上述几种“埋伏式市场推广”手段。1998年法国杯期间, 耐克并非官方赞助商, 但他们与夺标大热门的巴西队之间有赞助合同。耐克在世界范围内购买了比赛中场休息时的广告时段, 而且在其广告中使用巴西队的形象。结果耐克在世界杯期间获得了比其主要竞争对手 (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 还要高的知名度。

“埋伏式市场推广”对于赛事组织者来说, 毫无疑问意味着威胁。尽管使用“埋伏式市场推广”手段的公司围绕着赛事的举办也投入了巨资, 但赛事组织者却不能从中分一杯羹。使用“埋伏式市场推广”的公司越多, 意味着真正的体育赞助就获得的越少。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 体育组织才意识到“埋伏式市场推广”的威胁, 并开始反击。

三、总结

体育赞助已成为体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 体育赞助的“无形”支出已远远超过“有形”支出。体育赞助的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阻档, “埋伏式市场推广”正考验着体育赛事组织者。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格拉顿:体育休闲经济学[M].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9年5月.

8.国外对就业的研究 篇八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美、俄、日三国以及英、法、德、澳、加、韩、印、越等国，从1990-1999年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百余种，论文数百篇，其中有些是资料性质的，其数量与80年代比，没有显著的增多，但质量比过去均有所提高。因国外的学术信息和书刊评论"姗姗来迟"，以费正清的《中国新史》（China：ANewHistory）一书为例，199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刊登书评，1995年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始编入新书目录，至于见到外文原始资料，往往更需时日；即使完全通过国际互联网掌握快捷信息，对90年代的研究状况作出全面评价也要在该年代结束后一两年。仅就已见到的国外论著来说，大多数属客观论述，也有少数歪曲史实或违背历史真实。现将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在研究的目的方面。往往受到中国情况的变化和研究者所在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和考验，美国的研究者就1989年政治风波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日本研究者则研究当时中国会否步苏联后尘的问题。近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加之党史资料大量发布，吸引不少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有的研究者从所在国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所在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同样，国外的华裔学者和在外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亦多选择较易获得国外资助的中外关系、冷战、教会在中国等课题。当然也有个别比较远离政治的研究者能够继续坚持研究自己固有的课题或进行有关的考证。

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大致涉及以下范围：（1）研究重点多数国家转移到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涉及的课题有：对"八九"风波和苏联解体后中国依然屹立的原因，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效果，改革开放时期和改革开放前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等，其成果如美国出版的齐希圣（译音）著《觉醒的政治---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北卡罗来纳，1991）与R．麦克法夸尔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三）》（夏普出版公司，1996），俄国出版的Б．T．库利克等著《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莫斯科，1991）、В．Я．波尔加科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莫斯科，1995），日本出版的近藤邦康等著《中苏改革比较研究》（东京大学，1993）、毛里和子编《市场经济化的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5）等。（2）对于整个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以及对该国有关的重要对外关系问题仍为研究者重视的课题。比如美国出版的张纯如著《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哈波·柯林斯基础图书公司，1997）、哈里·哈丁著《1972年以来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布鲁斯学院，1992），俄国出版的К．В．舍维廖夫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4）、Ю．М．连诺维奇著《苏中关系中的"空白点"和"疼痛点"》（莫斯科，1991），日本出版的北村稔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研究》（岩波书店，1998）、《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东方学报68，1996）等，法、德学者合著的《20世纪的中国》（法国，1989）等等。（3）对有些重要史料、档案的整理和出版乃至史料学亦予以重视。这方面美国翻译出版了S．R．施拉姆编《毛泽东革命理论文献（1912-1949）》（夏普出版公司，1992），以及郑超麟的回忆录（乔治·本顿译，纽约，1997）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夏普出版公司，1990），俄国出版了内容丰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俄、德合作编选，莫斯科1994开始出版，已出至3卷，拟出5卷）和齐赫文斯基的在华回忆录，日本利用档案搞清了建党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等。对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建立后10多年历史和成就，《中国季刊》于2000年3月亦以17页篇幅详细介绍《北京抗战馆的民族主义、历史和记忆》。（4）还有的刊物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央情报局顾问黎安友等策划、衍生、编修的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兰德出版公司，1994）为根据，不顾其违背历史真实，开展国际性笔谈，曲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国虽另有专书如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据实批驳，但仅有中文而无外文版，且印数有限，无法走向世界，国内外学者和读者很少知道。

在研究的方法方面。总的来说，国外研究中很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诸如数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法等，都在不断地使用和综合使用，而且各国也略有不同。90年代开始以来，美国学者强调从跨空间、跨行业和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角度，来系统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各种关系和变化。为此，美国学者着力追求和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俄国重视利用新的档案等原始材料，来说明和校正中共党史和中俄关系史中的重要问题和疏漏，并把重视史料利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日本学者大多重视实证的方法，力图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共党史研究架构。其他国家多分散、个别地进行研究，难以形成自己方法论的主体特征。

在研究的趋势方面。大体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普遍地重视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研究占有颇大的分量。这种倾向比80年代更为突出。至于一般的党史问题包括分期问题、事件和人物评价，亦在注意之列。（2）国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改革开放后来华进修过的国外青年学者和中国在外攻读博士的留学生的论著，占有相当的比重，比80年代有大幅度地增加：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作为第一作者或与外国学者合作作为第二作者的论著，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3）综合性的亚洲史、中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分量比过去略有增加，而专门发表中共党史论文和信息的《中共研究通讯》（CCPResearchNewsletter，美国出版）在创办４年（1989～1992）后却因资助中断而被迫停刊。美国的《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China）刊物仍在继续出版，部分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文章。（4）国外讨论中共党史问题的会议和活动极少举行，而与之有关的民国史、抗战史、中外关系史会议经常召开，也邀请中共党史研究者与会。有的国家如意大利等研究力量较少的国家也努力争取筹备和参加这类会议，以提高该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研究的不足方面。从国外学者的感受和国内学者见闻所及，国外研究似存在以下缺陷：（1）研究容易受到本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形势和本国国内形势的左右。两国处于敌对情况下往往提供的研究经费多，正常的情况下反而减少（如美国）。这使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时张时弛，仅能停留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附属学科地位，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独立的专门学科。（2）中国的目前情况，使国外研究者不易受到80年代所提供的基层调查和利用材料的方便，以致他们慨叹"访问者收费太高"；且因以前与之合作的国内研究者不少出国或下海，有的国外学者感到难以找到"能干的中国搭档"（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D．香博编《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夏普出版公司，1993），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扎实地进行，作出高质量的成果。（3）研究者对中共党史的阐释，多从其价值观出发，强调一定的模式，诸如从集权主义、多元化或从制度结构模式来考察。90年代强调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形成完整地说明中共党史的新的模式。但若拒绝运用马克思主义（极少数学者这样做了），这种模式方法往往导致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至于心态史学法倘不从实际出发，也有的成为主观臆测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均有损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科学性。（4）国外研究者还缺乏不同形式的、有效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９０年代国外专门的中共党史国际研究会议，甚至没有召开过。就是中国召开的中共党史会议，也几乎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国外学者参加。中国与外国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和隔膜本来就影响他们学术的进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或削弱交流与合作，就难以克服制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不利因素。

通过上述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的初步分析，围绕确定有关的研究选题，似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一）90年代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确实有了颇大的进展。国外学者吸取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和资料进行他们的撰述，而我们评述他们的撰述并取其所长丰富我们的研究，已经形成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们应该看到，国外撰述中"金玉"与"败絮"同在，特别是他们插手泡制违背中共党史真实的所谓"著述"并广为传播尤应引起我们重视。国外政治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而中共党史研究亦影响国外政治。据去年５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意测验，美民众将中国视为对手的人有所增加，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固然由于美国新闻媒介的负面报道所致，但与某些歪曲当代中共历史状况的读物占领国外文化市场和误导作用不无关系。

（二）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９０年代初开始重视。后因某种原因，原有刊物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等却又先后停刊。尽管学界掌握外语者日多，而能十分熟谙用之于对外交流者仍属寥寥。已出版的有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的专书或文章内容均较粗略，以致人们难以准确认识国外研究的实际，造成有的歪曲中共党史真实的国外著作及其中译本竟在国内长期流行，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此建议，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应当加强。可以确定适当的选题鼓励学界了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者进行评析。比如说，《剑桥中国史》有关中共党史部分的评析，《中国季刊》（1960～2000）与中共党史研究，《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与中共党史研究，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与成果评价，都应该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写出有质量的论文或专著。

21世纪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将继续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将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和繁重任务。我们在进行中共党史研究时如能重视对国外研究情况的了解和成果评析，无疑会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会带来益处。